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避世而作的学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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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学术—政治”泛政治化批判的主流之外，还有一些“另类”学者的避世之作。这些“另类”学者往往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主流之外，以科学研究的学术态度和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坚守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是同时期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学术地位。他们孜孜矻矻的学术追求，不仅承传了传统学脉和学术精神，也潜在的对“文化大革命”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古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导向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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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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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学术 避世 政治化 学者 诗人 文学 管锥编 笺注 学术批判 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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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避世而作的学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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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完全迥异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不仅抛弃了“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而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以及西方外来的学术理论，充分吸纳、借鉴和融通古今中外优秀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他们十分注重以文献考辨探寻文学精神本原、以个案研究展现作家群体或时代整体的精神风貌、以西方外来理论运用拓展学术视野，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特点。
第一，避世而作的学者们都十分自觉地疏离于狂热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以冷静的态度和独立的精神从事着古代文学研究。无论是钱钟书的《管锥篇》、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还是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这些研究著作都较少沾有阶级斗争和政治批判等扭曲的时代特征。袁行霈在自述其研究《山海经》时就说：“选了一部和政治根本不沾边的《山海经》来浏览。浏览中发现了问题，于是进一步研究，便写了《〈山海经〉初探》。”[※注]这种自述很有典型性和概括性，表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另类”学者群体都是自我“弃用”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主流之外，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事学术研究，以求得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研究的人文品味。也正因为如此，当政治狂风刮过之后，这些学术成果就显示出其超然卓绝的智慧和成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珍贵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第二，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考据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方法，自汉代经学到清代朴学无不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改造了考据学方法，从而使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具有“科学性”的学术方法，其影响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打倒，考据学方法也一同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方法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期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正是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高涨的特殊环境中运用这种曾经和正在被批判的学术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不仅学术眼光敏锐，而且学术勇气可嘉。如钱钟书《管锥编》的考据学特色就十分突出，是一部古籍笺注形式的著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钱钟书自己的《管锥编》虽然不是某一著作的集释，但是同样聚集了许多‘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注]“《管锥编》真正做到了‘博征其材’，每一类材料尽量一网打尽，以至不惜过后进行‘补’、‘订’”；“其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解等等散布其中。”[※注]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从书名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是以传统的笺注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著。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也指出该著作“主要是考证诗人的事迹，间也论述其创作……对于作家的事迹，凡能接触的，择其可资参考者尽可能加以引用”，“偏重于资料的辑集和考证”。[※注]因此其研究方法“最大特点也就是实证研究”。[※注]这些学术特点都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于传统考据学方法的继承，对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的发扬。正是这种扎实的文献考据和求是的学术精神，使得这些著作能够历经时代的考验而愈显其学术价值。
第三，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外来理论也进行了有益的借鉴与运用。傅璇琮直言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受了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从丹纳的书我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注]他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说：“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注]这正是丹纳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研究检讨的实践。钱钟书《管锥编》更是直接采用西方的文献和理论来进行比较研究。据研究者统计，《管锥编》所涉及的文字除了古典中文外，西文有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六种；[※注]“征引西文作家近千人，西文典籍一千几百种”；[※注]“不计正文中一些字词的外文注解和增订内容中的外文引文，《管维编》的外文引文和注释共有1498条”。[※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胆借鉴和运用西方外来理论和方法，不仅摒弃了故步自封的陋习，拓展了学术视野，深化了学术研究，而且充分展示了学者们的学术魄力。
第四，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善于古今中西文献的打通，善于个案与整体的贯通，形成有机的学术整体研究。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注]又说：“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注]所以钱钟书强调“打通”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之间的疆域，他在谈及《管维编》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以此词通常意义说）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以求打通拈出新意。”[※注]“全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打通’，即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联系。‘打通’的基础，在于不同文献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书中将这些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献进行现象学的处理，即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同性，使共同性显现出来，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在中西文献的对比中，全书融通历史与现实，模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用现实的眼光，作阐释性的对话，‘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注]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则是个案研究与整体考察贯通的典范。罗宗强认为《唐代诗人丛考》主要功绩“不仅在诗人事迹的清理上，而且在于它通过诗人事迹的清理所展示出来的诗人诗坛风貌。考其生活之搬迁，而往往察其诗风；考其交游而往往触及诗人群落。它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提出了许多超出以往研究模式之外的全新问题……它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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