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外国文学思潮输入的资源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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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走向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同时面临着矫正与转型的双重使命，如果说“矫正”是面向历史的扬弃，那么“转型”则是面向未来的重建。在此进程中，需要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文艺思想解放和外国文学思潮输入双重资源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可知，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所以必须纠正，因为它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成唯一的、全部的关系，这样的文艺观，将导致文艺与政治的等同，因而是一种取消文艺的文艺观，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因此，对于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思潮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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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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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外国文学 结构主义 思潮 政治 文学 文学艺术 文艺作品 工具论 解放思想 文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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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国文学思潮输入的资源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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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是外国文学思潮的输入，此与文艺思想大解放常常发生交互作用和影响。
九叶诗人、翻译家袁可嘉是较早把外国文学思潮引入本土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撰文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几个主要流派作了重点介绍，分别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象征派诗歌、三四十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和50—7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对这些文学流派的介绍，主要是出于思潮性和艺术性的考量，已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至上的惯性思维。如他介绍象征派诗歌时指出：“无论在思想倾向或艺术手法上，象征主义都是划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象征派诗歌值得我们注意的既在它有曲折地反映艺术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矛盾的思想内容，更在它开拓了一些新的艺术方法。这种艺术方法……就是十分重视形象思维，用一个诗篇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形象地构造作者所想创造的意境，极力避免泛泛的一般的陈述或描写，力求表现方法上的浓缩和精练，力求体现‘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闻一多：《诗的格律》）”。关于意识派小说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意识流小说家力图打破现实主义小说只注重对外界环境、人物行为的描写和故事情节的安排旧框框，“深入到人物意识的奥秘中去”；“在写法上，他们主张作者应当避免直接出面评头论足或说教宣传，放手让人物意识自动地、自由联想和种种象征手段来真实地显示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而荒诞派戏剧是以“二战”后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存在主义哲学把“自我”看作存在的核心，把世界万物看成是“自我”的表现、补充或阻碍，人的存在只能是“荒诞的存在”，所以荒诞派戏剧“也只能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这种荒诞的存在”，其舞台出现的就是“非理性的世界和非人化的人物”。[※注]这几种文学流派不仅有欧美文学思潮的时间上的承前启后的传承性，而且分别体现了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种不同文学体裁，因而具有典型性。此后，袁可嘉又从总体上概括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主张，即重主观表现、重艺术想象和重形式创新；其艺术手法是采用表现法，而非描写法。[※注]
1978年，《哲学译丛》第4期上刊有郑项林摘译的《结构主义与哲学》和王炳文摘译的《结构主义》两文，简要介绍了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但未引起反响。1979年，袁可嘉又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一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幼蒸对比利时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译著，极大地促进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1983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上从第8期到第11期，连续发表4篇专论结构主义的文章，包括《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语言的牢房——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人类学》、《诗的解剖——结构主义诗论》、《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促进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1980年，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由曹庸翻译刊载在《外国文艺》第3期，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介绍英美新批评的文章。1981年，杨周翰于《国外文学》第1期上发表了《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从新批评理论反思了我国此前的文学研究。1982年，赵毅衡撰文《“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新批评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新批评派是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主义，其突出特点是能够对文学作品结构作辩证的理解，强调绝对的文本中心主义，把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者心理原因，把读者反映问题，文学社会效果问题，文学作品群体特征及文类演变等等全部推到文学研究的门外，十分注重文学语言特征的研究，甚至以文学语言特征作为文学区别于科学的特异性。[※注]1984年，韦勒克和沃伦所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学界对新批判理论的关注和重视。
1981年，朱虹《〈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发表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作者站在女性主义价值立场上，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编选出版了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系统地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的译介。序言中不仅简介了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还简介了《女性之谜》、《性权术》等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弗吉尼亚·伍夫的《自己的房间》及苏珊·格芭等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由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和文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
1983年，张黎《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对接受美学进行了介绍，指出接受美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变革的直接产物，把读者提到了文学考察的主要地位，“强调了为文学史家们历来所忽视（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读者’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个重要因素”。[※注]
此外，还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高行健出版于1981年《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小册子。该书虽然是探讨小说写作技巧之书，却对西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流派作了大量的介绍，几乎涉及西方现代文学种种流派及其相关的艺术技巧，如叙述语言、叙述人物、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象征、结构、艺术抽象、时间与空间、距离感等。[※注]
80年代初期，一些学术刊物纷纷开辟专栏来介绍和讨论西方的文学流派和思潮，在外国文学思潮输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外国文学研究》从1980年底开始率先推出“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专栏，对西方种种现代派文学进行了介绍并讨论。《当代文艺思潮》于1982年4月创刊，其宗旨之一就是“开拓文艺研究领域，革新文艺研究方法”。从1982年至1984年先后开辟出“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文艺学与现代科学”等专栏，介绍讨论外国文学新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艺研究的新走向。
一些西方哲学理论的输入也对外国文学思潮输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如1981年在北京先后隆重举行了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大会和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大会，推动了西方古典哲学理论的输入；此后有“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等。这些都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西方文学思潮的输入。
外国文学思潮的输入，不仅拓展了固有的学术视野，而且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武器，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另一种重要资源。当诸多学者从“从属论”、“工具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逐渐清除了“阶级性”、“人民性”等批评话语后，他们关注的视角就不再停留于作者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而是由此延伸到作品的文本本身、作品的接受者——读者。同样，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而是开始借鉴美学的方法、心理学方法、宏观研究方法以及民俗学、考古学、神话学、宗教学等文化学思维来进行新的文学解读和研究。因此，对于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思潮促进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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