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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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首先体现在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学术反省与扬弃。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一般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两个阶段。张白山指出：“回顾前十七年，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杨公骥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的文学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他认为江青的“政治统率文学”，林彪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强有力的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 “和封建主义的文学观是全然一致的”。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所致，一些反思还不够彻底，认识还不够深刻，还有一些论题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但反思毕竟是矫正与转型的前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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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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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艺术性 文学史 儒法斗争 作家 红热 作品 学术研究 篡党夺权 民族特点 文学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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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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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四人帮”阴谋政治和极“左”思想的主导，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正常的学术活动已基本停止，学术研究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研究者对于此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杨公骥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的文学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他认为江青的“政治统率文学”，林彪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强有力的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和封建主义的文学观是全然一致的”。因为他们认为文学不是由社会现实生活产生的，而是由“道”、“道德”、“义理”产生的；他们认为文学不是被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所派生的具有自己特性的意识形态，相反，而说它是另一意识形态（“道”或“政治思想”）的附庸和表现工具。这与马克思文艺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马克思文艺观“从来反对把观念当做意识形态的始因，从来反对把意识形态看做是表现观念或宣扬‘道’的一种工具”。因此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新“文以载道”论，究其实质只不过是继承了封建主义的“宗教”或“神学”传统。而古典文学研究也受到这“理论”的影响，使古典文学的研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出发，不是从文学史的既定事实出发，而是从“道”出发，文学史也变成了“载道”工具。[※注]
除了从整体上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古代文学观念进行批判否定外，研究者还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极一时的“儒法斗争”、“评红”运动和评《水浒》等所谓的文学批判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
“儒法斗争”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而展开的一场学术批判活动。他们臆造儒家和法家的对立，歪曲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儒家是落后和反动势力的代表，法家则是进步和革命势力的代表，而中国文学自始至终贯穿这一斗争史。因此他们自我标榜为革命进步的“法家”，而把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污蔑成是落后保守的儒家。其御用写作组“江天”之流炮制了《研究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等文章，企图高唱文学史上的“儒法斗争”论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对此章培恒、胡念贻等分别撰文《对文艺发展历史的卑鄙篡改——评〈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及其他》、《驳所谓“儒法斗争是贯串中国文学史的主线”论》，[※注]对中国文学史中的“儒法斗争”主线谬论作了批驳和剖析。章培恒指出，所谓“儒法斗争史”，“实际上是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胡念贻则认为“儒法斗争”论实际上是“四人帮”出于政治阴谋而捏造的荒谬公式，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章、胡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四人帮”捏造的“儒法斗争”论的政治目的和荒谬实质。
“评红”运动发生于1973—1974年，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场“评红热”，刘梦溪率先作出了反思，但他对这场“评红热”基本上是持“应予肯定的”态度，他认为这场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是广大群众试图运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阐释观点来研究该书，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只不过缺点就是“‘四人帮’乘机插手了评红运动”，散布了一些极其荒谬的观点。[※注]对于刘梦溪的这种反思，很多研究者都作了有力的反驳，并且提出了更为客观的反思意见。如丁振海认为这场评红运动“是‘四人帮’操纵和控制下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运动，并非仅仅是‘乘机插手’的问题”，所谓“空前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并不值得称道，况且“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待《红楼梦》研究”本身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注]傅继馥也认为这场“评红热”是“四人帮”垄断操纵的一场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评红运动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注]王志良、方延曦则指出“评红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该给予彻底否定。[※注]
“评《水浒》”发生在1975年，紧接着“评红热”之后，也被纳入到“儒法斗争”的荒谬思维逻辑当中，特别是制造了“宋江架空晁盖”这样主观臆断的荒谬论题以鼓吹“篡权”、“夺权”之类的伪命题，从而达到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政治目的。对此，丁振海认为“四人帮”的“评《水浒》”运动是“对《水浒》进行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歪曲”，这样歪曲的表象下是为了他们的政治阴谋。[※注]
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界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完全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全盘否定了文化遗产，对古典文学来了一个大扫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十七年中“左”的错误的恶性发展。当然，十七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虽有一定的“左”倾观念，但正常的学术研究还占据着主流，并且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后者则完全颠覆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推向泛政治化，学术研究完全成了政治批判的工具和手段，学术成果几乎一无是处。
概而言之，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古代文学研究进行深刻反思，是文艺思想解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主要成果的具体体现，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矫正与转型的关键一步。因为只有深刻认识到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左”的思想观念长期盛行的深层原因，认识到了马列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的严重危害，认识到了基于“从属论”、“工具论”而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才能自觉纠正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偏差，改进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实践缺陷，因而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矫正与转型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时代局限所致，一些反思还不够彻底，认识还不够深刻，还有一些论题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但反思毕竟是矫正与转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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