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间故事与民俗关系密切，民间故事的演变往往与民俗嫁接在一起，如牛郎织女故事与七夕民俗的结合，因此民间故事研究是民俗研究绕不过去的环节，同时由于文字记载的缺失，民间故事研究也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探讨以帮助其还原推断故事的本来面目。自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开展孟姜女故事研究后，50年代古代民间故事陆续得到研究，但真正大批量研究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后。受顾颉刚层累造史观的影响，古代民间故事研究的主体都是对故事的源流演变进行考辨梳理。

1.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古代民间故事研究中起步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顾颉刚开创。顾氏写作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等许多文章，又编辑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顾颉刚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孟姜女故事（刘复语），“把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民间传说、文学、艺术材料，整理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作出了杰出的成绩”。[※注]顾颉刚选择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孟姜女故事研究整体来说，后世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顾氏研究。但还是有不少有新意的研究论文论著。如康群《试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河北学刊》1984年第2期），黄震云、袁长江《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和误解》（《文艺研究》1993年第4期），高思嘉《孟姜女故事探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等论文，这些文章也是着眼于孟姜女故事的源流演变的考辨，对顾氏研究有所裨益。最为人称道的是黄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注]专著。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孟姜女故事作了系统完整的研究，一方面从纵向上考察了孟姜女故事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先秦到六朝的杞梁妻传说时期、隋唐五代的孟仲姿传奇时期、宋元明清的各种文艺创作时期；另一方面又从横向上考察了民间口传孟姜女故事在各地的分布及其结构与情节单元。全书最突出特点一是以民俗为重心来探讨故事情节的演变，特别是唐前的演变考辨；二是注重孟姜女故事的文字记载与民间口传的联系与区别。

2.牛郎织女故事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钟敬文、茅盾、欧阳飞云等学者即涉足了牛郎织女故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1955年）、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1957年）等少数论文对其作了进一步研究。其中，范文对牛女故事的文献资料进行较为完备的梳理，罗文对牛女故事的文化意蕴和民间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牛女故事研究的重新兴起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牛女故事的源流和演变考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多样化；[※注]90年代以后，源流考证没有突破性进展，但牛女故事的文化意蕴及相关诗歌研究有了拓展。[※注]牛女故事研究的主体是其源流演变的考证。如孙续恩《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姚宝瑄《“牛郎织女”传说源于昆仑神话考》（《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4期），赵逵夫《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牛女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分化》（《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王雅清《论〈牛郎织女〉故事主题的演变》（《玉溪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杜汉华《“牛郎织女”流变考》（《中州学刊》2005年第4期），王帝《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及其演变》（《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各个角度对“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作了不同的考察。其次，从民俗文化对其文化意蕴进行探讨。以徐磊的博士论文《面向民间与主流的文化内在整合——论“牛郎织女”的历史文化隐喻》[※注]为代表。该论文指出，天汉、牵牛、织女三个故事要素是牛女故事成型的基础，牵牛、织女自命名之初起就植下农业文明的文化基因，为后来“牛郎织女”故事的“男耕女织”定下了基调。因此，牛女故事不仅随着时代变迁其叙事性不断地再次生成，而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层影响。再次，随着研究深入，以“牛郎织女”故事为典故的文学得到了研究。如张喜贵《牵牛织女遥相望——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牛女七夕”原型》（《蒲峪学刊》1996年第1期）、洪树华《从“牛郎织女”等意象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特性》（《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樊林《论牵牛织女爱情题材诗歌的形成与流变——兼议宋代“七夕”诗的创新》（《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卢小燕《牛郎织女恨，〈鹊桥仙〉中情——宋代〈鹊桥仙〉七夕相会词的情感内涵及审美效应》（《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等。

3.白蛇传故事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钱静方《白蛇弹词考》、霭庭《白蛇传故事起源之推测》、任访秋《白蛇传故事的演变》等文章展开了白蛇传故事的研究。50年代，傅惜华编纂《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对白蛇传故事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搜集；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文艺报》1953年第11号）、胡士莹《〈白蛇传〉故事的发展——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谈起》（《浙江日报》1956年12月16日）等文章以阶级分析法对白蛇传故事进行了研究。[※注]80年代开始重新兴起白蛇传故事研究高潮，1984年4月“全国首届白蛇传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其会议论文集《白蛇传论文集》于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白蛇传故事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故事探源和演变上。罗永麟《论白蛇传》（《民间文艺集刊》第1辑，1981年）以《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成培传奇《雷峰塔》为标志来阐述分析白蛇传故事演变过程。王骧《白蛇传说故事探源》、[※注]陈勤建《白蛇形象结构中的民俗渊源与美学意义》[※注]等，从图腾崇拜等远古民俗视角探源了故事的起点。同类文章还有方梅《“白蛇传”故事流变的文化心理分析》（《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陈泳超《〈白蛇传〉故事的形成过程》（《艺术百家》1997年第3期），龙永干《白蛇传故事流变及近作刍议》（《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刘守华《宋代“蛇妻”故事与〈白蛇传〉的构成》（《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9期），陈毅勤《从〈西湖三塔记〉到〈白蛇传〉》（《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王立、刘莹莹《试论白蛇传故事的嬗变》（《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等。王轶冰《白蛇传故事的文化意蕴》（《廊坊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唐霞《试析白蛇传故事的民俗文化内涵》（《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探析了白蛇传故事的文化意蕴，但论述欠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董上德《“白蛇故事”与重释性叙述》[※注]一文，该文从叙事视角探讨白蛇传故事不断被复述和重叙所体现出来的民间文化“小传统”与主流文化“大传统”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4.梁祝故事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钱南扬、容肇祖等学者首先对梁祝故事展开研究。1930年《民俗》周刊第93至95期合刊出版了钱南扬主编《祝英台故事专号》，共收录16篇论文。其中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是最早涉及梁祝故事的源流演变研究。50—60年代，梁祝故事研究主要是对其反封建婚姻主题研究。此期，路工编辑的《梁祝故事说唱集》、钱南扬编辑的《梁祝戏剧辑存》等文献辑录较有价值。80年代开始，梁祝故事研究迎来新的高潮。1986年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向全国征集“梁祝”资料，1987年江浙沪民协联手在宁波举办全国性梁祝学术讨论会。新时期以来的梁祝研究也主要集中故事的源流演变研究，如罗永麟《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注]、杨莉馨《论梁祝故事主题的演变轨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赵山林《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演变》（《戏曲艺术》1999年第6期）、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对梁祝故事的起源、梁祝的籍贯、梁祝化蝶的情节等内容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探讨和争鸣。梁祝研究的另一个内容则是对梁祝故事的文化意蕴进行探析，如罗永麟《梁祝故事构成的文化因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周静书《梁祝“化蝶”成因及其文化意义》（《宁波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季学原《梁祝故事的文化内蕴》（《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向云驹《“梁祝”传说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等。

5.董永故事研究。董永故事研究是从敦煌变文研究开始，20世纪20年代由王国维最早关注，他撰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一文，提及“孝子董永传”，认为是“当时所作劝善诗之一种”。此后有王重民《敦煌本〈董永变文〉跋》、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邢庆兰《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彝所传》等研究文章。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较少，直至80年代始，董永故事再次得到研究。如王兆乾《董永遇仙故事的演变》（《黄梅戏艺术》1981年第1期）、何昌林《两千年来的董永故事》（《黄梅戏艺术》1984年第3期）、张乘健《敦煌发见的董永变文浅探》（《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高国藩《敦煌董永故事与俗文化》[※注]等。这些文章或继续从敦煌变文角度探讨，或对董永故事演变考辩。真正对董永故事展开深入研究的是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注]和纪永贵《董永遇仙传说研究》[※注]两部著作。前者侧重于董永故事的源流演变研究，把董永故事演变分为雏形期（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渐变期（唐代至清末）、转型期（清末至民国时期）和重铸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时期，并且从地域上考察了董永故事的传播情况。后者也梳理了董永故事的演变过程，指出董永故事经历了汉魏晋的旧传说时期（“教”与“仙”）、唐宋的新传说时期（“佛”与“道”）和明清以来的后传说时期（“戏”与“情”），在此基础上还从横向上考察了人物缘起、传播方式、民俗意蕴、现实处境等诸多方面。

6.王昭君故事研究。相比其他几个民间故事，王昭君故事更具文人性和政治性，有着更多的文字记载。20世纪20—30年代，王昭君故事开始得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例如，刘万章《关于王昭君传说》、霍世林《王昭君故事在中国文学上的演变》、黄鸿祥《昭君故事及关于昭君之文学》、黄启琇《王昭君故事的演变》、郭云奇《王昭君在中国文学中的演变》、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等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多是就诗词而谈昭君故事演变，对小说戏曲材料涉及不多。60年代前后围绕着爱国主义思想对杂剧《汉宫秋》展开过大讨论，发表过不少研究文章。自80年代起至90年代，王昭君故事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一是对杂剧《汉宫秋》和敦煌遗书《王昭君变文》作了新的探讨，前者有几十篇文章，后者以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注]为代表；二是咏昭君诗得到重新关注，如鲁歌等人辑注《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阎采平《论六朝咏昭君诗之踵事增华》（《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朱杰人《宋代的昭君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王翚《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像化的王昭君形象》（《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吴河清《论唐宋诗人的昭君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21世纪，王昭君故事研究得到系统深化，以闵泽平《文化视野中的昭君形象与意义生成》（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和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两部专著为典型。前者侧重于从文化视野来探讨不同时代昭君故事对昭君形象塑造及其悲剧意义生成的不同，其突出特点就是重点关注文人创作系统，并且贯通古今文学作品。后者则对王昭君故事的源流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其突出特点就是对王昭君故事演变不作单线平面梳理，而是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将王昭君故事划分为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两大系统，进行立体交叉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昭君故事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不同系统中的区别性与关联性。

从民俗文化视角探讨古代文学无疑为古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就。但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值得反思：一是考察民俗文化时往往没有对其时空的差异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民俗文化的阐释更多的是趋同性而不是独特性；二是从民俗文化视角关注的文学对象还非常有限，主体是几部明清小说名著，再加上部分唐诗宋词，因此研究对象还值得大大拓展；三是忽略了研究中的文学本位，往往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文化的资料加以梳理，而没有从民俗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审美和文学现象加以阐释和研究，像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昝风华《汉代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那种能够立足文学本位，注重从民俗文化视野来阐释文学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尚不多见。至于民间故事研究，则需在学理创新与田野调查的双重突破和相互融合中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