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IP是216.73.216.120,欢迎访问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 !

当前位置: 首页 >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0 > 文献详情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古代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

来 源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0 \ -
作 者
-
浏览次数
3
摘 要
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古代文学与制度文化、民俗文化研究同时并兴。主要涉及文学与政治、文化制度的研究,其中集政治文化制度于一体的科举制度与古代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所以首先单独予以讨论。如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从制度的整体上探讨了唐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涉及科举与文学、教育与文学、迁谪与文学、谏议与文学、礼制与文学、文馆与文学等不同方面。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四类最活跃的文人社会角色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这种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文学

科举制度

制度

科举

文人

门阀

幕府

学报

硕士论文

歌妓

制度文化

注释
收藏

在线阅读

二 古代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

字体:

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得以开展,应归因于自70年代末期以来历史学科的政治制度研究成果。自70年代以来,一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论著发表,成为文化研究的基础。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洗礼,90年代始至21世纪初期,古代文学文化研究者以宏阔的视野,在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领域推出了一批内容广泛、角度新颖的论著。就关注的时段来看,以唐代制度与文学的研究为主体。

1.古代文学与门阀制度研究。门阀制度开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终结于唐代。学界对于门阀制度及其文学影响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史学界的参与和推动,如李锡厚《试论姓氏之学与门阀制度的关系》(《齐鲁学刊》1982年第1期)、刘汉东《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与传统政治文化》(《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2期)、邱少平《东汉门阀士族的形成》(《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举人《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陈大志《东汉豪族婚姻与门阀制度的形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陈志伟《北朝门阀制度之影响》(《北华大学学报》 2009年第2期)、李济沧《六朝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等论著,在门阀制度研究方面为其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启示。而就古代文学与门阀制度研究的研究成果观之,则以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洪伟《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玄言诗》(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李晓红《论两晋世族宗族观念与文学创作》(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等为代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门阀制度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以北朝门第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况,乃至生活方式、思想心态为中介,考察北朝文学的特征、发展和变化。作者通过北朝士族与南朝士族的翔实对比,以此审视南北文化交流的发展,揭示北朝士族的特殊处境与心态、情感、精神面貌,进而论述北朝文学发展的线索、精神特质及内在生机,探索北朝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最终勾勒出北朝文学的整体图景。该书与刘跃进著作相互补充,恰好形成了对南北朝士族文学的整体观照。洪文认为东晋玄言诗与东晋门阀政治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它与门阀政治相伴始终,更为门阀政治决定自身特色。该文从东晋政治现实和东晋玄言诗的创作实践出发,本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力图客观、全面地揭示出东晋特殊的政治现实(门阀政治)对东晋玄言诗的形成和衰落所造成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在门阀政治影响下的玄言诗的风貌特征。李晓红《论两晋世族宗族观念与文学创作》(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认为两晋时期是门阀制度逐渐确立并趋于鼎盛的时期。门阀世族为巩固其社会地位或提高其家族声誉,普遍重视对其族内子弟进行家学和家风方面的教育。在这种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下,两晋世族子弟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表现宗族观念的内容,以各种形式表达温馨亲情,比如对亲情的歌颂、对先祖的追述和对后辈的教诲,以此促进世族内同辈之间或长辈与晚辈之间感情的深沉敦厚。

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之后,门阀制度逐步走向消亡,而门阀士族也因此进入一个急剧分化和转型时期。顾乃武《唐代门阀士族文化追求的转变及影响》(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对此作了专题研究,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察举选官形式的制约下,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而在唐代科举的引导下,门阀士族的文化追求逐渐发生转变:一是前期经学、文学并立的二元化阶段;二是后期以文学为重的尚文阶段。唐代门阀士族文化追求的变迁,一方面使其逐渐形成家门文学化及群体文学化的时代发展特点;另一方面则使其文化优势日趋衰落,在客观上引导门阀士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古代文学与贬谪制度研究。贬谪或称流贬、贬流,广义上包括贬谪和流放,而狭义则仅指流贬中的贬谪。贬谪制度是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历代统治者用以钳制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至明清趋于极致。由于文臣与文人群体的高度趋同性,所以在诸多研究贬谪制度的论著中,往往包含着贬谪制度与文人或文学的关系研究,比如李兴盛《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有关中国通代流人历史的拓荒之作,涉及历代贬谪制度、流人命运及文学效应等重要问题,其中古代著名文人的贬谪,以唐、宋、明、清四代为盛,相继形成四个高峰。就断代而言,同样以唐代为盛,主要有:齐涛《论唐代流放制度》(《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李中华、唐磊《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3期),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年第4期),康粟丰《唐代流贬文人研究》(《浙江师范大学》 2004年),韩鹤进《唐代流人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梁作福《唐玄宗朝京官外贬流放问题初探》(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等。其他如张其凡、金强《宋代“谪宦”类型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杨旸《明代流人在东北》(《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贾晓川《清代东北流放文人情感世界探析》(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孟颖《清初的东北流人及对东北文化发展的贡献》(《北华大学学报》 2000年第3期)等文,也多不同程度的涉及贬谪制度与文人或文学的关系研究。

就古代文学与贬谪制度研究专题研究而论,早在80年代,即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贬谪文学的研究论文,如尚永亮《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陕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刘勰对屈原及其辞赋的态度》(《陕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余荣盛《试论柳宗元贬谪时期的文学创作》(《惠州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金五德《试论王维贬谪济州期间的诗歌》(《长沙理工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多以单个作家的经历与文学创作为题,讨论贬谪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影响。至90年代,尚永亮率先专注于贬谪文化与文学研究,在其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中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作为贬谪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尚永亮以诗人为中心,侧重于诗人贬谪后的经历及心态研究,论述贬谪的文化背景,剖析贬谪文学作品,考察元和时期的文化精神特质,剖析诗人的人生苦难。从诗人的文学创作中,总结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内在特质和艺术精神。后来,尚永亮又对此书作了全面修订,并增列了第四章“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演进轨迹”和几篇附录,书名改题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尚永亮还推出专著《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创作的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通过这些论述,揭示不同时期逐臣文人的社会生活、思想状况、心态情感的演变,还原唐代贬谪文学的发展,剖析其中的人文精神。这部著作采用了大量交叉学科的知识来分析贬谪文学的多层次问题。

世纪之交,对古代文学与贬谪制度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自1998年起先后于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三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其中前两次会议研究成果《贬谪文学论集》结集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这一研究领域。就贬谪文学的学术取向观之,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旨在从传播学的视角探索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而江立中《〈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中国楚辞学(第一辑)——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2002年)确认由屈原《离骚》奠定了古代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则显见作者探源观流的学术宗旨。但就整体而言,贬谪文学的研究重心依然在唐宋两代。其中涉及唐代的主要有:蔡阿聪《论盛唐文人的贬谪心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李德辉《唐代流人制度与李白的流放》(《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刘铁峰《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赵成林、刘磊《骚赋复兴与中唐政治——以贬谪文化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涉及宋代的主要有:周尚义《北宋贬谪诗文论略》(《西华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宋先红《“苏门四学士”的贬谪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张英《唐宋贬谪词研》(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吴增辉《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等;而刘丽《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则以唐宋贬谪极地海南为中心,致力于两代贬谪文人心态的比较研究,认为唐代贬谪文人往往表现出悲观、凄怆、愤激的情绪,而宋代文人则更多地表现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唐宋文人的这种心态差异不仅是个人性格、学养、处事方式的差异,也与时代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3.古代文学与幕府制度研究。古代文学与幕府制度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唐代方镇幕府上。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相当普遍,《白居易集》卷四九《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庭。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云:“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可见唐代幕府,主要还是指方镇幕府。对于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明胡震亨的《诗薮》已注意从文学角度去认识文人入幕的问题,他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如何,然后同调萃,唱和广。”这就构成了幕府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据戴伟华《唐代文学与幕府关系的研究》[※注]一文的梳理,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幕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在盛唐边塞诗研究中被提出来的,大凡是讨论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与其经历的关系,都会提及他们的入幕经历,但研究并不深入。事实上,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不仅仅和边塞诗相关,它和文学、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广泛的联系。而将幕府与文学结合起来并作整体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4年,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注]1993 年傅璇琮为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身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注]

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用传统的文史结合的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文学史,以探求文学生成的环境、作家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文人群体行为对作品风格的制约等文学问题。[※注]研究范围包括幕府制度与文人、幕府文人分布和意义、幕府文人类型和心态、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等,这些探讨为唐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

在古代文学与幕府制度关系研究中,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著作。作者梳理了唐代幕府制度及其演变,通过文人入幕经过及命运遭际,分析入幕文人的心态,揭示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考察了幕府制度与唐代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间的复杂联系。此后,戴伟华又出版了《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在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地考辨了唐代方镇文人,并编写了创作编年。戴伟华的另一著作《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则全面地论述了唐代方镇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全书先从整体上全面揭示使府文士生活的文化背景以及因使府文人分布引起的文学变化,并从地域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讨论了使府制度对文学的影响;然后从文体上分别论述唐代诗歌、散文、小说与使府的关系,阐述使府文人的生活对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新风貌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

此外,咸晓婷《元稹浙东幕府文学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吴玲玲《唐末农民起义期间的幕府文人与诗歌创作》(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张仲裁《简论唐代西川幕府兴盛之由》(《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翟景运《晚唐政局与幕府公文的演变》(《文学遗产》2011年第 2 期)、徐璐《杜佑淮南幕府及其文学活动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等,也都重在中晚唐幕府制度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咸文在元稹浙东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规模、成员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分析、总结了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特征与时代特色。吴文以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至中和四年(884)为取材范围研究唐末幕府文人的诗歌创作。最后为唐末文人在幕府期间诗歌创作的个案分析,以司空图、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张文根据统计数据:剑南西川入幕文人为254人次,高居唐代各方镇之首,超过位列第二的淮南幕府(167人次)近90人次。认为唐代剑南西川幕府之盛,入幕文人之多,这是巴蜀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因而拓展于剑南西川幕府研究,对于巴蜀文学史及整个唐代文学研究都富有学术价值。翟文则从一个比较独特视角探讨了晚唐政局与幕府之于公文演变的影响,认为晚唐时代,军阀割据,兵连祸结,藩镇势力空前扩张,表、状、笺、启等幕府公文在各种复杂关系中,周旋权变的功能急剧提高,骈文创作高度繁荣,在数量、流传方式、命名方式、作者身份等方面显示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在得到普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晚唐时代特有的章奏之学。这些变化对当时的骈文表达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的表现就是程式化的加深,由此进一步强化了骈文通过组合、堆砌典故来表达意义的特征。

唐代以外的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且比较分散,主要有刘磊《北宋洛阳钱幕文人集团与诗文革新》(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马茂军、谢资娅《西京幕府作家群的散文创作》(《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吕靖波《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齐鲁学刊》 2011年第1期),倪惠颖《清代中期游幕背景下文人的戏剧活动和小说创作初探——以毕沅幕府为个案》(《明清小说研究》 2011年第3期),龚斌《东晋桓温幕府文士及文学活动考略》(《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等。刘磊试从文人集团的角度出发,结合北宋初到中叶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来探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复杂性,认为钱幕文人集团摒除了晚唐五代文风的卑弱浅俗、西昆体文风的浮靡雕琢,纠正了“太学体”古文的晦涩奇诡,有摧古的意义;他们同时又以古文压倒 骄文,开启了宋诗新貌,所以又有创新的意义,摧古与创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钱幕文人集团在北宋诗文革新中具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马、谢之文从研究西京幕府的外部环境入手,然后进而探讨西京幕府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及他们的相互影响,从而确立西京幕府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吕、倪两文延展至明清两代的幕府,吕文认为明嘉靖间,众多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世宗对青词的异常热衷又使得大臣们纷纷延纳幕客代笔,从而掀起一股空前的游幕之风。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由于政治体制与幕府性质的变化,文人的游幕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明洪武至正德年间,游幕之士寥寥无几。嘉靖年间,文人游幕之风却突然兴起,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影响深远。解读这一现象对于更好地理解明代文人的整体生存处境和文学创作生态有着重要的意义。倪文则认为毕沅幕府是清乾隆时期最大的艺文幕府,颇具典型意义,毕沅蓄养梨园家班,幕内大半宾客有断袖之癖,演剧、观剧、评剧活动频繁,南方宾客由南入北,融通南北之音,对一代曲风的转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毕沅幕内的集体文艺活动往往兼融诗歌、戏剧等多个门类,兼备审美、智识和娱乐的气氛,雅俗相济。陕西幕府所刻传记体小说《秦云撷英小谱》为故事传记体,记乾隆中叶秦中优人轶事,兼论戏剧,是幕府内小说创作和戏剧活动融合的集中体现。游幕之于小说家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其对于创作主体人生经验和智识的培育,毕沅幕宾钱泳的《履园丛话》即是这样一部兼具丰富人生体验和智识的笔记小说。因此,以其为个案,可从文学生态的角度多方面探究这一时期游幕背景下文人的戏剧活动和小说创作。与唐代相比,此中的幕府都已发生了由武而文的转变。

最后,稍稍谈及一下出版于2005年的“晚清四大幕府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包括《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张之洞幕府》,对于了解晚清四大幕府中的文人活动及其与当时政坛、文坛的关系颇有参考价值。

4.古代文学与谏议制度等的研究。涉及古代文学与其他政治制度关系研究的,还有谏议制度、休沐制度等。

谏议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唐代谏议制度与文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了唐代谏官制度下的文人政治地位,剖析了文学家谏官思想特征及其谏诤活动、谏臣意识,及其对文学思想与文学发展的影响。马自力《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认为谏官是中唐和文化舞台上活跃的社会角色之一。中唐文人具有强烈的泛谏诤意识,从谏诤精神在中唐谏官诗文中的消长,即谏诤传统在中唐的继承与变奏的轨迹中,可以清理出中唐谏官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特色,还可以发掘出谏官的这种身份以及基于这种身份的观念和言行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休沐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如李立《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注]论及了汉代六朝及唐宋时期官员的休沐制度与其赏花惜花的文学创作,但仅是涉及而已。查正贤《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注]一文,指出初唐士人在公余休沐宴赏中所创作的酬唱应制诗中,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赵玲玲《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注]一文,论述了汉至唐间休沐制度的变革及不同时代官员休沐所崇尚的活动内容和文学创作,其观点多沿袭查文而较少创见。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与政治制度关系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就研究时段来看,主要是对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最多,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其他时段的研究则相对较弱,有的朝代甚至没有研究者涉足。

显示更多

相似文献

引用

引用格式: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备案号:京ICP备05032912号-3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8号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售前咨询:010-84050797

售后服务:010-84050797

  •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微信公众号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