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文化制度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科举制度当中，此外还有文馆制度、驿馆制度、礼乐制度、歌妓制度等。就研究所涉及的时段来看，也是以唐代的文化制度与文学研究最受关注，学术成果最为突出。

1.古代文学与文馆制度研究。古代文学与文馆制度关系研究是新近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题，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翰林学士制度为核心，在分时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对从唐朝中叶到清朝末年的翰林院机构的演变及其政治运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21世纪以来，古代文学与文馆制度研究同样以唐代为重心。罗时进在《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中，论述了初唐诗坛上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的重要现象，梳理以文馆学士为主的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指出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重要影响。其后，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也对初唐时期的文馆设置、学士身份、等级、职能、文学活动进行全面而简要的论述，指出初唐时期诗歌以文馆学士的创作为主导，促成了初唐时期诗体的发展及诗风的形成，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专著有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和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两部著作各有特色，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全面研究。李德辉偏重于唐代文馆制度沿革的观照，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在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上，一方面在制度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历时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对文馆与文学进行了共时性探讨。吴复平偏重于文馆制度下的文人和文学研究，在文馆制度背景下，探讨了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文馆制度与诗歌、小说、行状、墓碑文等诸种文体的关系，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此外，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了10篇翰林学士研究的论文，论文以唐代文人中的高层士人群体为例，剖析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翰林学士的官职、政治地位、职责等问题一一考证，并透过这些问题探讨唐代文学的发展问题。

唐代以外，其余各代有关研究成果有：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系统地研究了北宋时期三馆秘阁与翰林学士院制度的设与发展，探讨其政治与文化职能，并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考察了在馆阁翰苑的文化背景下，北宋知识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状态及其群体性的创作趋向。邱江宁《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唐朝辉《虞集出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分别从文人群体和个案探讨了元代奎章阁与当时文坛的密切关系。诚如邱文所论，在现有的元代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整体地关注过“奎章阁”文人及其对于元代文坛的巨大影响。元代的奎章阁学士院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设立，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罢，1341年改为宣文阁，后又改为端本堂。奎章阁存在的时间虽然不足12年，但由于它汇聚了元中叶以来最优秀的文人群体，在元代文坛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于元代文学的鼎盛和文风确立居功至伟，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要把握元代文学鼎盛时期的文风和发展方向，无法绕越奎章阁文人圈与元代文坛的关系。唐文的核心论点是：1329年，虞集进入奎章阁，成为元代诗坛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典雅平和之诗取代了前朝的故国旧君之叹。1333年，虞集离开奎章阁，随即失去了文坛的宗主地位，以其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走向衰落，他所倡导的典雅平和之诗也逐步被衰世动荡、纵情任性的元末诗风取代。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下主流文学话语，尤其着力于从与明代新的中枢辅政体制——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它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来考察其中的文学行为之于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及所面临的挑战。

2.古代文学与礼乐制度研究。礼乐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朱建明《元代的礼乐制度与戏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是较早的一篇论述礼乐制度与文学的论文，对元代礼乐制度与戏曲进行了论介。此后，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推进。一是礼乐制度文化的合一研究。集中于先秦时段，诸如赵沛霖《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许志刚《礼的规定性与现实生活感受——〈诗经〉大小雅的创作成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年版），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如此。其中姚著以先秦礼乐文化为背景，对礼乐故实多加考证，分析《诗经》三颂中所反映的三代礼乐及其发展轨迹，考定“三颂”的文学史地位。二是乐制度文化的独立研究。已贯通先秦至宋代乐府制度的研究，按时代为序依次为：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陈猛《宋前乐府制度对乐府诗分类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在以上所列著作中，《秦汉乐府制度研究》率先问世，并着力从源头开始研究。作者旨在通过追溯秦汉礼乐建设的历史，采用立体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了秦汉乐府制度的内部结构，着重探讨了乐员、乐器、乐类的来源、结构及形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揭示秦汉时期乐府制度建设的历史面貌，因而具有开拓性意义。赵敏俐将艺术生产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合汉代乐府制度的变革，系统探讨了汉代“歌诗”这一特殊的艺术形态的发生演变过程，揭示其复杂的生成机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和生成发展规律。其他诸书也以各自的创将先秦至宋代的乐府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有序整体。此外，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先秦诗歌史的文化巡礼》（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较早论述礼乐制度与文学的论著，对先秦诗歌发展与礼乐制度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地探讨。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诗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典乐制度与周代礼乐活动入手，阐述了典乐制度与周代乐官体系及周代诗学理论之关系，并结合中国上古文化特征，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两书都属于广义的乐制度文化研究。三是礼制度文化的独立研究。比如丁进《周礼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考察了周礼与先秦文学关系。

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汉赋入手，考察汉代的礼仪制度变迁，但其文学研究内容较少，多偏重于制度文化研究。于俊利《唐代礼官与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系统研究了唐代礼官的官职设置与制度沿革，分析了礼官与唐代文人、文学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考察在制度文化背景下，唐代礼官文人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状态及其创作趋向，认为礼官经历对文人的仕途人生与诗文创作都有着重要意义和特殊影响。

3.古代文学与驿馆、歌妓制度研究。驿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先是梳理了先秦至唐宋时期的驿馆制度的发展、流变，从馆驿的总量、种类、兴建、设置、管理、功能、使用，到其建筑特点、内部设施等，丰富详赡，无所不包。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馆驿与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文学创作与馆驿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横向的综合研究基础上，选取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诗人及干越亭作为个案，剖析了馆驿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性。

歌妓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词与歌妓制度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著梳理了大量文献材料，从制度层面到社会现实，对词人与歌妓交往的形式、内容、性质、作用及复杂心态，进行了由现象到本质的全面考察。对歌妓与词的创作、传播的关系也作了颇有见地研究。论著所提出的歌妓在词乐结合中的中介作用、歌妓对词的传播的影响、歌妓自身的创作活动特点及歌妓对唐宋词的负面影响等问题，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从新的角度加以解析。此外，还有诸多研究唐宋歌妓的论著也往往涉及歌妓制度，如李克硕士论文《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2006年）第一章就是“宋代歌妓制度与宋词的发展”，以此作为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的基础。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编中也探讨了歌妓制度对唐宋词的影响，指出唐宋词的兴盛和“花间范式”的词体特质，与歌妓制度及士大夫的歌妓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除了以上所述古代文学与制度关系研究成果之外，还有一些论著属于综合性研究。如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从制度的整体上探讨了唐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涉及科举与文学、教育与文学、迁谪与文学、谏议与文学、礼制与文学、文馆与文学等不同方面。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四类最活跃的文人社会角色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这种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