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影响巨大。其作用于中国文学，一方面是古代史官文化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全面影响，或者说成为古代文学体裁、理论与创作的重要渊源，此即相当于白寿彝等提出的“历史文学”概念的第一重含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历代史书由“史”而“文”的艺术转化而成为中国文学大家族的重要支脉。此即相当于“历史文学”概念的第二重含义，亦即狭义上的“历史文学”之义。

关于历代史书的文学性问题，不仅受到文学界而且也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册专列“历史文学”一节，除了重申上述观点之外，还重点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史学和文学”问题，扼要论述了“文”与“史”二者从合到分的关系和历程，并对刘知几、章学诚有关文史关系的理论作了简要总结和高度评价；其二，“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历史文学的悠久传统和杰出成就的前提下，对历代历史文学的经典之作——《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三，“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问题，提出历史表述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尽管“历史文学”的概念晚出于20世纪80年代，但文史两界许多学者频频借用这一概念对以往“历史—文学”文本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回溯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唐代刘知几《史通》与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两部史学经典之作，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要研究论文。汪杰《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认为，刘知几、章学诚是我国古代两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们在总结、评论中国封建史学时，对于历史著作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文学理论。王庆《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论刘知几与章学诚》以更具超越性的眼光分析比较了刘知几与章学诚有关历史文学理论之于建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丰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史书虽然浩繁，史家虽然众多，但有意识、有目的对史学进行整理的，创建史学理论的，只有唐代的刘知几和清代的章学诚。刘言史法，章谈史意。刘知几就史论史，侧重于历史文学方法论；章学诚从史推广开去，包揽文史，甚至囊括整个学术，侧重于历史文学性质论。通过对他们两人的文学思想理论研究，我们发现两人虽然同为史学家，但研究侧重点不一样，所处的层次不一样，两人正好互补。把他们的文学理论思想综合起来，正好可以建立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注]

若以上述“历史文学”理论加以衡量，则由历代史书构成的经典名著系列可谓代表了“历史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学界有关“历史”文学性研究的重点所在。大致以《尚书》为始点，而聚焦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其中《史记》最盛，《左传》居其次。对于围绕这些经典名著而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需要加以重新梳理和论述。

1.《尚书》文学性研究。《尚书》又称《书》、《书经》，堪称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的文学性研究大致有两个重点：一是文学特性与价值研究。尹砥廷《试论〈尚书〉语言的文学性》（《吉首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郝明朝《论〈尚书〉的文学价值》（《齐鲁学刊》1998年第4期）、卢一飞《今文〈尚书〉文学性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文都径直提出了《尚书》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问题。二是文体学与文本结构研究，以陈赟《〈尚书〉“十体”的文体学价值》（《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朱岩《〈尚书〉文体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王媛《〈今文尚书〉文本结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等为代表。陈文旨在通过考察《尚书》“十体”——“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的形成及其基本内涵，探索这些体例对富有民族传统的古代文体学的影响，揭示《尚书》的文体学价值，借此丰富对《尚书》文学史地位的认识。王文认为《尚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母体性质的经典，《尚书》的文学性与其史书性质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地构建了《尚书》的典型结构模式，而这正是《尚书》文学成就的集中体现。此外，徐柏青《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论〈尚书〉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不仅率先从记言叙事艺术的视角对《尚书》与《春秋》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从文学史的维度肯定了《尚书》作为我国最早历史散文集的文学成就、地位与贡献。

2.《春秋》文学性研究。《春秋》原为鲁国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记事语言极为简练而寓褒贬，遂有“春秋笔法”之称。所以，有关《春秋》的文学性研究，首先是与“春秋笔法”这一焦点问题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注]大致以钱钟书《管锥编》（1979年2月陆续开始出版）中所论“春秋笔法”为发端，以敏泽遵钱老之嘱撰成《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为承转，文学界对“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春秋笔法”本然意涵的重新阐释。以张毅《论“〈春秋〉笔法”》（《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为代表。李文认为，《春秋》“五例”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其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委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方法。经法、史法与文法是“春秋笔法”的外延。从“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归结于“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就是尚简用晦，这是《春秋》对“诗三百”比兴寄托手法的借用和发挥，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贬”的美刺效果。二是“春秋笔法”与古代文论关系研究。曹顺庆《“〈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春秋》“微言大义”、“借事明义”的解读及表述方式，给古代文人学者们提供了“六经注我”的绝妙武器，为他们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基础，为他们的学术曲解和偷梁换柱式的意义建构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同样，这种“依经立义”的“微言大义”话语模式，也必然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深刻的影响。张金梅《“〈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则力图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探析“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渗透、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以及彼此的会通化成，从文化探源中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揭示其在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普适性。徐柏青《论〈春秋〉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通过渊源追溯与比较分析，为《春秋》确立了这样的地位：既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叙事散文之祖。

3.《左传》文学性研究。《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3年），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实质上已是一部独立撰写的编年体史书。无论是史书的文学性程度还是学界的研究成果，[※注]《左传》较之《春秋》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许多学者相继聚焦于《左传》的文学性、文学成就、历史文学、传记文学等关键问题。张卫中《试论〈左传〉的文学性》谓：“《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真实地再现了春秋两百多年的政治风云、社会生活；《左传》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它有作者的想象和创造。因为在那个时代文学和史学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密，那样的难解难分。尽管历史与文学分属不同的范畴，尽管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如实地记录史实，但历史学家同样可以有合乎逻辑的想象和创造。他们的创作和文学创作不尽相同而可相通。”[※注]这是对《左传》文学性的整体定位和确认。徐柏青《〈左传〉文学成就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李永祥《〈左传〉文学论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等文重在探讨《左传》的文学成就与价值问题；汪受宽《〈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两大特色》（《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张晓松《试论〈左传〉历史文学之成就》（《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周军《〈左传〉历史文学论略》（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成佳妮《春秋晋国历史文学研究——以〈左传〉为中心》（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文借用“历史文学”重新审视《左传》的特色与成就；易平《论〈左传〉中的传记体雏形》（《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万金存《试论〈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两文则从传记文学的视角确立了《左传》的重要地位。与以上“宏大叙述”相呼应，诸多专题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大致形成了人物形象研究、叙事艺术研究、赋诗活动与行文辞令研究四大重点，[※注]出现了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刘振华《左传赋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学术著作和博士论文。尤其是叙事——包括战争叙事与梦占叙事研究，业已成为《左传》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其中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确认《左传》为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篇，从而为《左传》在中国叙事文学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

4.《国语》文学性研究。《国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著作，记录了自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至周贞定王十六年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八国的历史。就史学和文学总体成就而言，《国语》不如《左传》，然《国语》长于记言，富有自己的特色。陈鹏程、刘生良《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认为新时期30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尤其在叙事艺术、人物塑造艺术、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注]这里需再强调两点：一是《国语》的文学性研究，重心还是体现在整体研究方面，诸如谭家健《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李书安《〈国语·晋语〉文学成就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毛丽《试论〈国语〉的历史文学成就》（《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等文，都是侧重于对《国语》文学性之特色、成就和地位作出整体定位和确认，只是彼此的论述角度有所不同，谭家健《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张居三《〈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相关论文主要从史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肯定《国语》的文学价值。毛丽《试论〈国语〉的历史文学成就》、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则主要从历史文学的发展环节肯定《国语》的文学价值。此外，张鹤《〈国语〉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在对《国语》的综合性研究中，从语言运用、谋篇布局、人物形象、情节结构、风格特征五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国语》的文学成就，认为《国语》记录了早期散文的发展轨迹，展现了春秋各国文风的差异。二是由于《国语》和《左传》同样记载春秋时期的史实，彼此互相参考，相为表里，素有《内传》、《外传》之称，故而有关两书的比较研究因缘而兴，成果丰富，需要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5.《史记》文学性研究。《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一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的新体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也是一部成就卓然的文学名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此相对应，有关《史记》研究——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研究成果，都绝对居于首要地位，远为其他史书所不及。[※注]就其中有关《史记》文学性研究而言，核心内容是围绕《史记》的文学性以及文学成就、价值与影响等问题而展开的。一是有关《史记》文学性意涵的阐发。可永雪《〈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语文学刊》1994年第2期）、《〈史记〉文学性界说——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卢红霞《司马迁的经历与〈史记〉的文学性》（《文学界》2011年第7期）等文皆就《史记》文学性问题作了理论辨析。诸多对于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丰富意涵以及诗性特点的阐释性论著，都从不同方面进一步阐发了《史记》由“史”而“文”并最终升华为“诗”的诗史性特征，实际上也是对《史记》的文学性特点与成就的确认和评价。二是《史记》文学成就与价值的整体研究与评价。以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书为代表。三部书均为全面系统阐述《史记》文学成就与价值的学术专著。俞著重点就《史记》在人物传记方面的艺术成就、《史记》的艺术结构、《史记》的语言艺术和文学影响等问题作了专题阐述，同时还分析了后代的史书为什么在艺术成就上一直没有超过《史记》的原因。张著以《史记》文本为依据，不仅从文学的特定角度透视和探究其内在价值，而且将其放诸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溯源观流，以充分展现其与中国文学的诸种传承关系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是对《史记》开创传记文学之功的研究与评价。以吴汝煜《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光明日报》1977年10月22日）为发端，经由朱东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中学到什么》（《人物》1983年第1期）一文的倡导，至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两书的出版，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其中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是第一部从文学方面系统详述《史记》的专门性著作，作者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对《史记》人物传记进行了新的探讨评价。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则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艺术特征和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在诸多有关《史记》传记文学研究的论文中，陈兰村《浅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北华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俞樟华《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特别注意到了司马迁传记文学思想与理论问题，提出司马迁不仅是我国传记文学创作也是传记文学思想的凝练者和理论的开创者。

与以上三大重点研究相呼应，在有关《史记》文学性的诸多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进一步支撑和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研究。前者包括文学思想、人物形象、叙事艺术（包括战争叙事）、文学语言、美学风格、渊源影响研究等内容，先后出现了毛金霞《〈史记〉叙事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易国杰《〈史记〉语言艺术探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志明等《〈史记〉的文学语言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何世华《史记美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桐生《史记与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梁晓云《〈史记〉与〈左传〉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等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后者包括《史记》与司马迁研究，诸如陆永品《司马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俞樟华《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聂石樵《司马迁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以及一些评传之作，也多于综合性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史记》的文学性以及文学成就与价值的定位和评价。

在《史记》文学性研究中，同样绕不开“史”“汉”比较研究这一古老论题。自苏渊雷《马班史汉异同论》（《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79年）重新启动这一论题之后，至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沙志利《〈史〉〈汉〉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等论著的相继问世，无论在专题性还是综合性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史”“汉”各自的文学特色与价值。

6.《汉书》文学性研究。《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所撰，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就历代史书的文学性而言，大抵在《史记》巅峰之后，呈逐步下降之势，《汉书》则是仅次于《史记》的一部，学界的研究热度与成果也正与此趋势相对应。纵观《汉书》文学性研究的进程与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书》的文学价值研究。自陈梓权《〈汉书〉的文学价值》（《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发其端后，直到21世纪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先后出现了潘定武《〈汉书〉文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成林《〈汉书〉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孙亭玉《班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重要论著。其中潘著为学界第一部《汉书》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力图以通史和比较的眼光，对《汉书》的文学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以弥补目前对《汉书》文学全面研究的不足。二是《汉书》传记文学研究。《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体例，在人物传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所以在有关《汉书》的专题研究中，依然居于重要地位，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马春香《〈汉书〉人物传记的文章风格》（《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江俐蓉《论班固的传记家主体精神与〈汉书〉的人物传记》（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朱家亮《班固美学思想及汉书人物传记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论著上。三是《汉书·艺文志》与文学关系研究。《汉书》首创《艺文志》，多为后代所仿效，也因此拓展了史书的文学研究的界域。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汉书·艺文志》部类序与解题目录的文学观研究。诸如伏俊琏《〈汉书·艺文志〉的文学思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张朝富《〈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罗宁《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天津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或总论或分论，可与上文所引有关班固文学思想研究诸文相参看。其二是《汉书·艺文志》文学分类和著录中的文学性研究。主要是小说和辞赋两大类型，涉及小说文体的主要有：蔡铁鹰《〈汉志〉“小说家”试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卢世华《〈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叶岗《〈汉志〉“小说”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等；涉及诗赋文体的主要有：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黄丽媛《〈汉书·艺文志〉“歌诗”考论》（《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王晓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文献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等。此外，尹海江《〈汉书·艺文志〉体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郭洪涛《〈汉书·艺文志〉专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文在有关《汉书》著述体例以及其他的综合性研究中，也多涉及上述论题。[※注]

7.《后汉书》文学性研究。《后汉书》由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所撰，记录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范晔出自南阳世族，笃持儒学，甚重文采，曾自诩其书为“自古体大而思精”。《后汉书》亦因文辞优美，简洁流畅而臻于史学名著兼文学名作，向为后人所称道。学界对《后汉书》的文学性研究，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后汉书》文学成就研究。以钟书林《〈后汉书〉文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涛《从〈后汉书〉的文学成就看范晔的思想及撰文取向》（《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等为代表。钟著由作者完成于2007年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为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后汉书》文学的学术专著，对于《后汉书》文学的整体研究，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可与作者另一重要著作《范晔之人格与风格》相参看。二是《后汉书》传记文学研究。裘汉康《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段法雷《范晔〈后汉书〉传记艺术特质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程方勇《范晔及其史传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3年）等文，皆从传记文学视角深化了《后汉书》的文学性研究。三是《后汉书·文苑传》与文学关系研究。《后汉书》因率先设立《文苑传》而再次拓展了史书的文学研究界域。其中径直标之以《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的重要论文有：刘石《〈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意义》（《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4期），吴漪容《〈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孙良山《〈后汉书·文苑列传〉传主及其作品流传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赵庆然《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等等。其中吴漪容《〈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赵庆然《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皆为综合性研究的论文。前文重在横向关系研究。后者重在纵向比较研究。[※注]

8.《三国志》文学性研究。《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撰，记录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历史，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南朝宋文帝时，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所以，有关《三国志》的研究即由此形成《三国志》及裴注研究两大重点。[※注]先看《三国志》本身的文学性研究。周国林《文质辨洽：〈三国志〉的史文特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认为陈寿以文质辨洽为《三国志》编纂中的追求目标，在文体形式上显出了自己的特色。许菁频《论〈三国志〉的传记文学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孙鸿博《〈三国志·方技传〉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等文分别就《三国志》的传记文学价值与《三国志·方技传》的类传文学意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彼此从不同方面推进了《三国志》人物传记研究。另一重点是《三国志》裴注的文学性研究。其中王义梅《〈三国志〉裴注文学性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郑建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文学研究》（《长安学刊》2010年第2期）等文侧重于裴注文学性的整体研究。王文主要从裴注所引史传、所引杂传和裴注自注三方面入手进行裴注的文学性探究；郑文旨在探究裴注突出文学特点的原因，认为既和裴松之本人在选材过程中重视文采，追求史注的文学审美特征有关，同时又与魏晋史学创作思想转变以及文史合流的独特时代背景有关。而如李伯勋《审视〈三国志〉裴注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胡艳娜《〈三国志〉裴注引别传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文则专注于裴注的史传文学研究。另如吴鹏霄《〈三国志〉裴注文学文献考论》（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主要从裴注所引史传、所引杂传和裴注自注三方面入手，进行裴注的文学性探究，也同样可以归为裴注的史传文学研究。

9.其他诸史的文学性研究。这里的诸史包括正史中除“前四史”之外的其余二十史以及正史之外的其他史书。

一是正史系统的文学性研究。其中又有群史与专史之别。在群史的文学性研究中，陈曦《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北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董乃斌《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屈玲《正史文苑传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等文具有通论性质。陈文以古代“文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李少雍《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张亚军《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郭晋《融文心入史心》（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上接范晔《后汉书》而关注于六朝诸史的文学性研究。而在两《唐书》的文学性研究中，相继出现了一批硕士论文，比如田恩铭《两〈唐书〉中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谭琼《两〈唐书〉文学批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柳卓霞《〈新唐书〉列传叙事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王吉清《两〈唐书〉诗人传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等，由此一同凸显了两《唐书》文学性研究成果的丰硕。

专史的文学性研究方面，《晋书》是一个重点所在，除了李培栋《〈晋书〉的文学性》（《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之外，还出现了五篇硕士论文：吴娱《〈晋书〉的文学价值》（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张晓明《从〈晋书〉看〈世说新语〉对史传文学的贡献》（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陈勤斯《唐修〈晋书〉中的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高慧玲《〈晋书〉人物传记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贾晶晶《〈晋书·文苑传〉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其他如丁福林《〈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李敏《〈宋书〉的文学价值》（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钱忠平《〈新唐书〉文学批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张明华《论〈新五代史〉的文学艺术功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杭爱《论〈蒙古秘史〉文学性结构——与〈史集〉、〈圣武亲征录〉、〈元史〉之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那木吉拉《〈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吉里吉思传说考述》（《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等，由此亦可见前重后轻的不平衡性。

二是非正史系统的文学性研究。非正史系统的史书是一个大杂烩，包括杂史、别史、野史、稗史等。其中有的已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边界模糊不清，但文学成就参差不齐，学界的关注度也各不同相同，重点是《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资治通鉴》三书。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吴越春秋》的研究。[※注]《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自《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杂史类”后，传统上一直视为史学著作。就《吴越春秋》文学性研究既有成果来看，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文史之别，有的径直认定其为小说，梁宗华《一部值得重视的汉代历史小说——〈吴越春秋〉文学价值初探》（《浙江学刊》1989年第5期），黄仁生《论〈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言长篇历史小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均持这一观点；但更多的是从史书的文学性角度加以研究。其中致力于整体研究的主要有：曹林娣《〈吴越春秋〉文学成就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罗俊华《〈吴越春秋〉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吕华亮《〈吴越春秋〉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付玉贞《〈吴越春秋〉试论》（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刘晓臻《〈吴越春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商光锋《〈吴越春秋〉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等，多为整体或综合性研究中的文学性研究。至于《越绝书》与《资治通鉴》的文学性研究，总体成果不及《吴越春秋》。前者的代表性论著有：李步嘉《〈越绝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剑《〈越绝书〉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韩秀丽《〈越绝书〉内外篇新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张佳论《〈越绝书〉的叙事艺术》（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王敬坡《〈越绝书〉〈吴越春秋〉比较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后者主要见之于：宋馥香《〈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涂秀虹《历史叙事的编码与布局——〈资治通鉴〉对三国历史的叙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彭知辉《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两书尤其是后者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聚焦，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