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了历史的文学性研究之后，将重点进入文学的历史性研究，相当于白寿彝等提出“历史文学”概念的第一重含义。孕育和诞生于历史母体的文学作品研究，即是文学的史学渊源、或者说史学之于文学影响研究。所以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注重于历代史书本身的文学特性与成就研究，而后者则注重于历代史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里将依据既有学术成果，重点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两个方面论述文学的史学渊源或者说史学对文学的影响研究。

（一）史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围绕史学影响于古代文学理论这一问题，学界讨论最为热烈、成果最为显著的是“春秋笔法”、“发愤著书”、实录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理论四个方面。

一是“春秋笔法”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前文在论述《春秋》文学性研究时，重点阐述了“春秋笔法”的文学性内涵，这里则重点转向对后代文论的影响。据敏泽回忆，他曾于1982年9月6日接钱钟书函，谓“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书法’，自史而推及于文。兄书下论刘知几主‘简’，实即从‘春秋书法’来。此学人未道，有待于兄补阙者也。杜预提出‘志而晦’约言示例，即拈出作史之须‘简’矣”。敏泽认为西汉以降的两千年来，众口一词地认为从文论方面说，影响后世最大的是《诗大序》和《礼记·乐记》，钱钟书却在《管锥编》中转而推重“春秋书法”，的确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定论。[※注]后即遵钱老之嘱撰成《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一文，作者从“诗与史的关系问题”、“尚简用晦”、“修辞与风格”三方面对“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这是一篇全面探讨“春秋笔法”和古代文论关系的文章，开启了“春秋笔法”对古代文论的影响研究，具有标示新的学术路径与范式的意义。实际上，上文所举有关“春秋笔法”几乎都同时涉及“春秋笔法”对后代文论的影响。曹顺庆《“〈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就曾强调“春秋笔法”这种“依经立义”的“微言大义”话语模式，必然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其弟子张金梅则以博士论文《“〈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为基础，连续发表了《“简言达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兰州学刊》2011年第10期）、《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江汉论坛》2011年第11期）、《论〈春秋〉笔法对古典戏曲小说“惩劝”论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1期）等文，诸文的核心论题即是“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以及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概而言之，即是“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二是“发愤著书”说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司马迁之于中国文人、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发愤著书”说是其文艺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观点，[※注]对中国文人与文论影响也最大。“发愤著书”说的思想远源为孔子的“诗可以怨”，近源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它所具有的反抗性、批判性则来自道家思想中批判传统、向往自由的精神，可谓融会了先秦儒家、道家、屈原这三大思想的精华。后经南北朝刘勰、钟嵘，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以及明代李贽等人的不断重释，从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体系。仅就“发愤著书”说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方面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两种路径：其一，论述“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及其理论意义。林天钧《论“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尝试将“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萌芽期、孤愤期、群愤期、高度群愤期四个发展阶段。四者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独具阶段特征的有序发展系列。韦俊梅《“发愤著书”说源流探析及文学理论意义》不仅注重于“发愤著书”说源流演变的系统梳理，认为“发愤著书”自司马迁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系统提出后，由刘勰、钟嵘、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归庄、刘鹗等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充实，因而不断赋予了“发愤著书”说新的内容，而且更加深化了对“发愤著书”说文学理论意义的总结归纳：其一是“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发愤著书”说表现了艺术创作的心理动力；其三是“发愤著书”说强调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四是“发愤著书”说明了艺术生命力——真实感的源泉。此外，马雅琴、王麦巧《“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渭南师专报》1999年第1期），马雅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范道济《小说“发愤”论对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等文则重在阐述特定时代、特定文体对“发愤著书”说的接受和发展。其二，论述“发愤著书”说对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袁伯诚《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讽喻文学理论的影响》（《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分别探讨了“发愤著书”说对讽喻文学理论、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汉以后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情况：一是正宗的儒学文学批评家，竭力把它引入讽喻文学理论的范畴；一是带有叛逆色彩的文学批评家，从激进的方面去发展它，强化它“谬于儒术”的异端性，使它成为叛逆文学理论的不祧之宗。

三是实录精神对古代文论的影响研究。《史记》的实录精神，出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的总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颜师古注云：“实录，言其录事实。”王克韶《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延边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张少康《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关于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齐鲁学刊》1983年第2期），梅新林、俞樟华《〈红楼梦〉与〈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变奏》（《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俞樟华、詹漪君《论传记文学的“不虚美，不隐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文从不同角度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作了诠释。石天飞《试论刘勰的史学观——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则特意提取《文心雕龙·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从深层次上分析论述了刘勰对于撰史的“得事序”基本要求和“实录无隐”原则。综合这些论文，大致有这么几层含义：一是实录精神源于古代良史太史伯、董狐等的秉笔直书精神，由他们奠定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然后到了司马迁这里才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实录,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博采精选，翔实可靠。二是善恶必书，纪实征信。三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之所以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的根本原因。四是《史记》的实录精神是与托愤精神呈现为二重组合的关系，具有为一般史书所缺少的哲理意味与美感张力。五是至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巨著刘勰《文心雕龙》总结归纳为“实录无隐”之后，在历代文论系统中便成定论。唐代刘知几《史通》在《直书》、《曲笔》两篇中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事实上也是对《文心雕龙·史传》主张“实录无隐”的继承和弘扬。六是实录精神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源头，对后代文学理论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实录精神对古代文论影响，还表现在通过向小说和诗歌理论辐射和推衍而分别产生“补史”说与“诗史”说。[※注]此外，王国健《略论“实录”理论对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在深入分析“实录”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劝诫说”对古代小说创作和批评的消极影响。

四是史传叙事理论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史传叙事理论首先来自于史学实践，许多学者曾对此作了回溯性叙事学解读和阐释。上文已举石天飞《试论刘勰的史学观——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从《文心雕龙·史传》总结其对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仅就“得事序”而论，刘勰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得事序”，实际上也就是史传叙事的问题。同样，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得事序”的史传叙事理论也被刘知几《史通》所接受和重述。《史通》专列《叙事》之篇，提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序、叙，都有“次第”和“排列次第”之义。《史通·叙事》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成功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繁词、雕饰辞藻的缺陷，主张叙事“用晦”，借此“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以期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之目的，则可以视为对《文心雕龙·史传》“得事序”宗旨的继承和弘扬。实际上，《史通》所述，不仅对历代史学理论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唐代及后来的文学发展，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庆《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论刘知几与章学诚》（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指出，《史通》基于史书叙事需要而发展为先进的叙事理论，这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由于鉴别史料的需要，刘知几对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分类，成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中国传统古代文论大致可以分为诗论和文论两个方面。由于小说等叙事文学长期被人们所轻视，古代的文论也是侧重于抒情文、议论文的文论，很少对叙事文做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明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由史学理论发展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有益补充。周征《刘知几〈史通〉叙事理论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强调在当今叙事学的研究中，文学与史学原本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体现得更为明显。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关于史书著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些叙事理论不但对于修史有着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叙事文学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对《史通》叙事理论的研究，以期发现其中包含的叙事学思想，探讨和确认《史通》叙事理论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影响。

（二）史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

关于史学影响于古代文学创作这一问题，这里拟从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出发，根据文史之间的亲缘度的不同文体序列展开论述。在重在整体研究的同时，也适当兼顾名家名著的个案研究。

1.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研究。历代史书——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到“二十四史”，均为散文文体而非韵文文体，所以与散文文体的渊源关系至为密切。程新炜《中国古代文体论渊源与〈文心雕龙〉》（《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提出中国文学的起源有两个源头：一是由原始神话、宗教所孕育出来的富有强烈感染力的原始诗歌，一是应用于各种社会生活场合中的种种文字。殷商甲骨卜辞是中国最初的定型文字，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散文雏形。从春秋到秦统一之前，除了记叙、说明等文体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完善外，语录式的纪言体、论说体亦相继出现，形成了“至战国而著述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局面。南宋陈骙在《文则》中指出了《左传》中保存的八种文体：“命、誓、盟、祷、谏、让、书、对”，这是文体发展的一大跃进。可见早期散文的主要文体即是史书。唐代孔颖达曾先后提出《尚书》“六体”、“十体”之说。陈赟《〈尚书〉“十体”的文体学价值》（《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曾从文体学的角度重点论述了《尚书》中的“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等十种文体的类型、特点、价值及其后续影响。胡念贻《〈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徐柏青《论〈尚书〉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文在从文学史的视角肯定《尚书》的文学成就、地位与贡献之际，也都充分肯定了《尚书》对后代散文的深远影响。继《尚书》之后的《春秋》、《左传》、《国语》等其他先秦史书也都对古代散文创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到了战国时代诸子散文勃兴之际，历史散文仍与其并驾齐驱，也足见历史散文的地位与成就。秦汉以降，对后代散文影响最著者莫过于《史记》。俞樟华《唐宋八大家与史记》（《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专题分析了唐宋八大家对《史记》的继承与创新。吴汝煜在《史记论稿》中的《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一章中强调指出司马迁是古文家心目中的千秋宗匠，《史记》为唐宋散文的典范，不仅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而且其审美观也受其启示。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二章“《史记》与中国古典散文”也就《史记》如何集先秦散文之大成以及如何成为千秋宗匠与不朽典范的问题作了专题论述。

2.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小说文体与史书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有的作品甚至可以混为一体。所以研究内容最为丰富，成果也最为显著。一是史书对历代小说创作的整体影响研究。韩云波《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李建东《叙事文学的先声——论“野史杂传”向小说之过渡》（《学术论坛》2003年第1期）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小说发生学的问题。何悦玲《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进路，旨在梳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提供新的观照视角。刘云春《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以叙事学为理论支点，借鉴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以历史叙事对古典小说的影响为论述中心，全面考察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演变的各个重要阶段。全书收束归纳的中心是：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立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不断从历史叙事中借鉴叙事技巧、依傍史传提升自己、并最终扬弃历史叙事范式的过程。二是特定时代小说与史书的渊源关系研究。重点落在唐代小说，出现了诸多论文，其中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初唐八史”与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2年）、《论唐代“史化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文论题比较集中。三是特定史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关于《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研究，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都是有着相当厚重的学术含量的论著。孙著首次将《左传》人物分为“累积型”和“闪现型”两大类，富有新意。当然，论题最为集中的还是《史记》，除了陈磊《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赖祥亮《由明清小说评点话语探〈史记〉对明清长篇小说叙事的影响》（《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张海锋《管窥〈史记〉纪传体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现代语文》2008年第10期），陈莹《唐前小说对〈史记〉题材的接受与超越》（《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等论文外，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也都设立专章重点分析了《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四是史书对特定小说名著创作的影响研究。其中的聚焦点是四大名著，既有如葛鑫《〈史记〉对四大名著的叙事影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的总论性论文，但更多的是对各经典名著的专题讨论。其中以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影响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其他还广泛涉及《搜神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

3.对戏剧创作的影响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有关戏剧文体的历史渊源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比较缺乏。重点还在于《史记》对元杂剧的影响研究。俞樟华的《史记与戏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是第一篇研究《史记》与元杂剧等戏曲关系的文章，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论韩信戏》（《史记论丛》第3辑《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论现代舞台上的项羽形象》（收入《乌江论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文。丁合林《元杂剧史记戏对〈史记〉的继承与重构》（《开封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较早提出了继承与重构的辩证关系问题，指出元杂剧作家深知《史记》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自觉地继承了《史记》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的特点，创作出了数量众多的史记戏。然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剧作家无疑要用自身的观念审视历史，同时还要顾及观众的心理，应对严酷的法律，因此又不可避免地对《史记》进行了重构。其他如高益荣《论〈史记〉对元杂剧的沾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许菁频《论元杂剧中的〈史记〉戏》（《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苏琦、马静《论〈史记〉对元杂剧的影响》（《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赵洪梅《〈史记〉在元杂剧中的接受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文，也都注重于《史记》影响于元杂剧，或者说元杂剧对《史记》接受的整体研究。至于三国戏研究因重点在于《三国演义》与三国戏的比较，而三国戏与《三国志》的研究反而被淡化，可略略关注一下顾宇倩《元杂剧中三国戏题材探源》（《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大圣《试论元杂剧“三国戏”对三国人物定型的意义》（《文学界》2011年第7期）等文，其中都涉及与《三国志》的渊源承传关系。

4.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相对而言，诗歌文体受史书的影响度较散文、诗歌、戏剧为低。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借用西方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全面考察了唐前《史记》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其中第三章唐前诗歌对《史记》的接受，主要通过考察唐前诗歌对《史记》所载人物的选择和吟咏情况，探索唐前诗歌对《史记》的接受特点、接受方式及诗歌对《史记》题材内容的突破与拓展，展现审美客体的时代气息和个体特色，进而揭示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俞樟华《论〈史记〉与古代诗歌》（《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在总结前人有关《史记》对古代诗歌贡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史记》在思想、题材、表现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对后代诗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外，诸如吴怀东《在诗人和读者之间——“诗史”、“诗圣”说源流考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郝润华《宋代史学意识与“诗史”观念的产生》（《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等文有关“诗史”说的讨论，若转换一下视角来看，也可以视为史书之于诗歌创作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