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实在《书法与文学》（《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书法与文学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和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但二者之间，又是密不可分，不即不离、相融相渗的完美艺术整体。中国历来有“文墨”、“先文而后墨”，以至“文人墨客”的说法，可见，文与墨，这是构筑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支撑。姚诚曾在《试论诗书画的同一性及其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诗书画同一性”的命题，认为其核心问题是意境。正因为诗书画三者具有同一性，所以文人们往往以诗题画，以画描诗，同时又十分重视书法，以诗题书，以书写诗，使诗书画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这样，又在诗歌领域中，逐步形成了题画诗与题书诗两个分支。文学与书法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即是姚文所称的“题书诗”研究，然后再拓展至文学与书法互渗研究。

1.古代“论书文学”研究。正与“题画诗”与“题画文学”的关系相似，“论书文学”的主体是“论书诗”[※注]（或称“题书诗”、“书诗”），但又涵盖了论书附赋、文等其他文体形式。故以“论书文学”统称之。“论书诗”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书”与“诗”各自的高度发育然后趋于高度融合。在时间节点上看，这是在唐代完成的，由此形成了论书诗的第一个高峰，宋代继之成为第二个高峰。所以有关论书诗的研究重点同样也是在唐宋两代，但学界对此的认识却相对滞后于题画诗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姚诚《试论诗书画的同一性及其他》（《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在提出“题画诗”与“题书诗”两个分支之说的同时，对“题书诗”作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梳理书法臻于“意境”的发展趋势；二是揭示“题书诗”的起源和演变历程；三是总结“题书诗”的主要类型和创作方法。此后，论书诗的研究已逐步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沈培方、洪丕谟编《历代论书诗选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裘成源编《历代论书诗注评》（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相继出版，周本淳《杜甫与苏轼论书诗之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尹天相《论书诗赋初探》（《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王万岭《唐代诗人的书法观及其对后人的影响》（《书法之友》1995年第5期）等文的相继发表。其中尹天相《论书诗赋初探》从中国历代各个不同时期论书诗的文本出发，重点论述了汉魏六朝及初唐时期的书体论赞和论书赋、唐宋时期论书诗蓬勃发展的概况以及元、明、清论书诗发展的新成就等三大问题，相当于一篇简要的论书诗发展史纲，由此将论书文学往上追溯至汉魏六朝，且扩展至书体论赞和论书赋等不同文体。

由于唐宋时期论书诗本身的成就和影响，学界有关论书诗的研究重心毫无疑问地落在了唐宋两代。其中有关唐代论书诗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蔡显良《唐代论书诗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04年），李静月《唐代书诗的书法史料价值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张学鹏《杜甫论书诗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蔡显良《唐代论书诗研究》为首次对唐代论书诗进行系统研究，富有开拓性意义。该文提出唐前咏书论书多为辞赋，唐代肇始多为诗歌。唐代论书诗暨书论，与文论、诗论、画论等一起共同构筑唐代美学大厦，又浇漓后学，良可称善。自唐代开创并形成第一个高峰之后，论书诗旋成为宋及宋后各朝文人歌咏书法的主要文学手段。李静月《唐代书诗的书法史料价值研究》也以唐代论书诗（该文称为“书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集中探讨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也包含了对唐代书诗的系统梳理和全面阐述，对唐代的初、盛、中、晚四个不同时期的论书诗的发展演变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勾勒，对唐代的狂草书风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揭示和阐释。[※注]张学鹏《杜甫论书诗研究》作为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这是首次对杜甫论书诗的系统研究。

宋代论书诗研究是另一个重点所在。代表性成果是蔡显良《宋代论书诗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7年）与凌丽萍《宋代论书诗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两文于同年完成，都是对宋代论书诗的首次系统研究。蔡文认为代论书诗于宋代书法独具崇高地位，尤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为最。宋代论书诗的突出价值与地位，尤其凸现在以崇古尚晋为主旨的书法美学思想方面，其以人论书、以禅喻书、觅韵反俗、遗貌取神、借古开新等审美思想均能在论书诗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与升华，并对后世论书诗产生了深远影响。凌文指出在宋代庞大的诗歌体系中，253位诗人留下的近900首论书诗在数量上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该文将宋代论书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从历史分期、思想内蕴、艺术理论价值等方面对宋代论书诗进行分析。认为宋代论书诗不仅为书法史、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而且具有文学、审美方面的价值，为我们了解宋代书坛打开了另一扇门。

唐宋之后论书诗为数更多，而且向其他文体拓展，但整体研究成果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萧启庆《元代多族士人的书画题跋》（《文史》2011年第2期），此文的价值在于翔实稽考了元代汉族之外的多族士人的书画题跋，其中题书跋即为论书之文，颇为珍贵。

2.古代文学与书法互渗研究。即由论书诗或“论书文学”拓展至书法—文学内在关联研究。其中致力于整体研究主要有：闵军《书法与文学浅论》（《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金学智《论书法与文学的亲缘美学关系》（《艺术百家》1993年第2期），雷万春《浅论书法与文学的关系》（《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黄秋实《书法与文学》（《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赵胜利《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试中国古代诗文理对书法创作的影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黄秋实《书法与文学》主要从四个方面即中国书法史看书法与文学的相伴相生关系、从审美情感看书法与文学的异质同构效应、从艺术抒情看书法与文学的相类相通、从书法内容看书法与文学的兼容依存，论述了书法与文学的内在亲缘关系。赵胜利《略论中国书法与文学趣味之关系》则以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以中国书法史为经略，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趣味对同期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影响，并以魏晋风度、盛唐气象为个案，着重剖析二者之间的相互浸濡与融汇。

古代文学与书法互渗研究的重点是在唐宋两代，可以由其向前上溯于魏晋、向后延展于明清而将历时性研究连为一线。但魏晋和明清时期的相关研究都过于薄弱。前者以张克锋《从书写内容看魏晋南北朝书法与文学的交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为代表，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该文同时兼具一定的溯源性意义。关于唐代文学与书法互渗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张学忠《唐代诗歌与书法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唐代诗歌书法共同繁荣原因探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武原《权力和唐代书法文化》（《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张颖炜《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王海华《放浪思想，取璧生辉——谈唐代诗歌与书法艺术的相互彰显》（《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唐代诗书辉映的浪漫主义意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4期），兰翠《唐诗与书画的文化精神》（齐鲁书社2009年版），王元军《唐代书法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陈琪《敦煌遗书书法浅探》（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等等。张学忠从政治、经济、宗教及帝王倡导、科举考试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唐代诗歌与书法共同繁荣的深层原因，从而揭示出唐代诗人与书法家的共同艺术精神。张颖炜《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重点就唐代书法与唐诗相互关系问题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唐代书法艺术与唐代诗歌之联系；二是唐代诗人以书法为创作内容的许多篇什；三是书法艺术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以及唐诗对书法艺术的促进；四是唐代诸多诗人皆以书艺以及诗人书诗幅互赠，增进了情谊又致使书、诗并进。兰翠《唐诗与书画的文化精神》第七章“唐代诗人与书法家的交往”论述了唐代善书的诗人、唐代诗人与书法家的交往等问题。第八章“唐代论书诗”论述了初盛唐论书诗、中晚唐论书诗、唐代书法兴盛原因等问题。此外，陈琪《敦煌遗书书法浅探》（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就“敦煌遗书书法”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以期使人们在认识敦煌文书的“历史价值”、敦煌壁画的“美术价值”之外，进而认识其“书法价值”。文中研究对象的时段以唐宋为主体，但跨度较大。关于宋代文学与书法互渗研究的主要成果有：王德军《宋人“尚意”书风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沈丽源《北宋书学思想的人文精神》（《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由兴波《诗法与书法——宋代“书法四大家”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王水照、由兴波《论黄庭坚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南昌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等。由文指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他们的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诗歌以语言为工具创造意境，书法则用线条为手段营造笔墨意趣，二者虽是不同文艺部类，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所谓“异质同构”，都是同一创作主体精神的外在展示。该文重在对四家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的一致性与矛盾性作以论述，以求得对他们整体文艺思想的把握。王、由之文重点就黄庭坚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的互通与互补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黄庭坚注重诗学思想与书法理论的精神互通，“免俗”是其文学、艺术观中一贯的主张和核心思想。山谷以重“韵”作为品评文艺作品的标准，在形式上则求“拙”。其诗论同书论中有通过诗、书外在现象来达到本质的观念，通过字句推敲、点画模拟来实现精神上相似，“自成一家”是他一生中对诗、书的不倦追求。山谷晚年的诗、书创作形成了互补,成为其情感表达的双重载体。宋代之后成果不继，孙建《从士人心理变化看明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旨在通过对明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文人士大夫审美心理的分析，充分肯定文人士大夫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作用，并揭示研究明代书法风格的发展脉络特征——初期沉郁保守，继承元代书风为明代书法的低潮期；中期书法开始活跃，成为明代浪漫主义书风的开创期；明代晚期,典型的浪漫主义书风发展并最终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