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古代文学与“空间艺术”Ⅲ:园林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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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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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之间具有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尤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文学与艺术几乎是天然的融合为一体,彼此混而不分,所以文学与艺术关系研究也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谦之即在其《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径直提出“音乐文学”的概念,并以此为视角初步梳理了先秦至明清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其中对《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论述尤为深细,占全书篇幅的大半。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与艺术关系研究依然以音乐为重心,然后逐步向其他艺术门类拓展,同时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注重古代文学与艺术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标志着相关研究论题的日益丰富和深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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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园林 学报 戏曲 音乐 小说 硕士论文 诗歌 戏剧 书法 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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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古代文学与“空间艺术”Ⅲ:园林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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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如果从殷、周时代囿的出现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皇家园林、文人园林、寺庙园林、邑郊风景园林四大类型,追求“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宗旨,以及融文学、书画、雕刻、工艺、建筑于一体的审美特性,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其中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同样源远流长,而且积淀着丰富的审美文化蕴含。陶思炎《浅谈扬州园林与文学》(《南京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率先以扬州园林为案例,重点就文学与造园艺术的密切联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陈从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扬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强调指出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研究中国园林,似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梁敦睦在《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广东园林》1987年第4期)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园林文学”的概念,所憾未能展开进一步的阐述。李春峰则在《园林与文学》(《现代农业科技》2005年第4期)中尝试对“园林文学”加以概括和阐述:其一是与园林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二是文学对园林发展的影响;其三是文学在园林中的运用;其四是园林的理论著作。对于以上这些总结和阐述,学界难免见仁见智,甚至存有很大的争议和歧见,但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就古代文学与园林关系研究的既有成果来看,大致有三种路向:一是古代文学与园林关系的理论研究;二是以园林本位的古代园林—文学关系研究,也可以说是园林中的文学研究;三是以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园林关系研究,也可以说是文学中的园林研究。
1.古代文学与园林关系的理论研究。即基于从文学、园林不同视角展开园林与文学内在关系研究,其重心在于园林与文学之间互动、互渗、互融的历史逻辑与学理依据。
早在20世纪80年代,陶思炎、陈从周、梁敦睦等学者即开始关注这一学理层面的问题,学界对此的后续呼应和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大问题:一是园林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特性问题。许多学者尝试从文化、哲学、美学等不同角度对古代园林的文化观念和审美特性作了新的探讨。吴功正《六朝园林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六朝皇家、佛家、私家三大园林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及对南北朝园林的比较分析,论述了六朝园林的内部结构及其美学特征,从而确定了它在六朝文化史和整个中国园林史上的地位。余开亮《六朝园林美学》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园林艺术的发展流变和审美特征以及六朝人士寄托在园林上的美学追求,以园林之镜来窥视六朝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心态,并以此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到六朝时期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注]这些论述显然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中国园林的文化根基和审美特性问题研究的哲理蕴含。二是园林与文学融合的发生机制与历史进程问题。马晓京《略论魏晋南北朝隐逸与士人园林》(《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刘海燕、吕文明《魏晋隐逸文学与中国古典园林》(《湖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于源溟、张兆林《士人园林与隐逸精神的同步渐变》(《艺术百家》2009年第2期)等文都充分认同魏晋隐逸文学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在关联,认为隐逸文学精神不仅为古代园林与文学融合的发生提供了重要契机与机制,而且彼此在相互影响中经历了一个基本同节奏的发展过程。至于其后乃至通代的发展历程,则在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中作了历时性的整体揭示和描述,[※注]可见隐逸文化与文学同时兼具“源”和“流”的双重的持续影响力。三是园林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契合点问题。关键即在于“意境”。陈从周(《中国诗文与中国园林艺术》(《扬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称文人园林的主导思想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亦即是追求意境。周苏宁《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对苏州文人写意山水园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十一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周红卫《诗画·意境——论网师园的园林艺术》(《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两文皆以文人园林经典之作申说意境于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和契合度。总之,意境是文人园林的灵魂,也是园林与文学之间内在契合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四是园林与文学的相互作用以及文学的角色与功能问题。在四大园林系统中,占据主流地位且最精髓的是文人园林。王玲娟《从“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中国文人园林的美学表述》(《东南文化》2005年第1期),吴玉红《精神的集体幻象——艺术情怀下的文人园林》(《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都强调指出文人园林之名,不仅在于诸多文人直接参与了文人园林的设计和建设,而且更重要的是集中体现了文人的美学追求和审美情趣,代表了古代文人对诗意生活、人生境遇和艺术情怀的物质话语和构想,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人生至高精神境界的感性诠释。故而体现在文人园林中,园林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彼此的相互作用最为显著。围绕这一论题的诸多论文,主要是从文学对园林的影响、园林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园林与文学的相互作用三向视点展开的。相关论文为数众多,恕不一一赘述。
2.古代园林中的文学研究。意指以园林为主体、以园林为本位的园林—文学关系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和态势来看,有关唐前的园林—文学关系研究成果相当有限,略可注意的是李源《论东晋园林与诗歌》(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该文认为作为诗歌创作主流群体——士人群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生活空间,东晋园林作为一种新的因素开始契入东晋诗歌,并对之产生重要影响。而就唐代重心本身而言,以倾力于此的李浩成果最为显著,先后发表了《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论唐代园林别业与文学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唐代园林别业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唐代园林别业与文人隐逸的关系(上、下)》(《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1、2期)、《唐代园林别业研究述略——兼谈唐园史料与唐代文史研究》(李浩、贾三强主编《古代文献的考证与诠释——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等。其《唐代园林别业研究述略——兼谈唐园史料与唐代文史研究》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园林别业之于文人群体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由此确立了唐代园林别业研究的重要意义;《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就海外学者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注]中反复论及的“微型自然”、“微型园林”、“私人视角”、“私人天地”、“私人空间”等核心概念,回溯其论题提出的语境及含义,抉发其论题的学术史意义,并进一步引申到其所未及之处,即审视唐代文人园林,对其中盈余的审美价值作更为细致的文学诠释,为唐代文学的进一步诠释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及范式,颇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此外,专注于唐代研究的还有:吴思增《盛唐士流园林和山水田园诗》(《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朱玉麒《唐代长安的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马玉《唐代长安园林与唐诗》(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陈冠良《唐代洛阳园林与文学》(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等等。这些论文相通或相近的学术旨趣就是以园林为主体,重点研究其如何为文人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空间,并通过文学旨趣、行为与要素的审美熔铸,使园林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建筑,而且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灵魂。
与上文所述题画文学、论书文学有所不同,古代园林—文学关系研究继唐代高峰之后依然在持续发展,相继出现了张淑娴《明代文人园林画与明代市隐心态》(《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姚旭峰《“忙处”与“闲处”——晚明官场形态与江南“园林声伎”风习之兴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王树良《“诗情”与“画意”——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环境设计的审美观念》(《文艺争鸣》2010年第14期),刘新静《晚明松江园林的诗性阐释与士林风尚的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由亚萍《园林文化对清代女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武夷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等论文。张、姚、刘三人学术视角不同,但所论对象相近,彼此一同归结于园林之栖,颇有殊途同归之感。由亚萍《园林文化对清代女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的论题富有特色和意义,该文认为清朝女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和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其山水景观、题咏诗创作数量众多。诗歌的创作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理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江南优美的园林景观对女诗人在艺术熏陶、意象选择、语言的表达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优美的园林环境也局限了她们的创作内容。
3.古代文学中的园林研究。意指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为主体的文学与园林关系研究,研究的重心由园林中的文学转向文学中的园林,由园林中的文学旨趣、行为和要素的熔铸,转向文学如何记忆和叙述园林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其中文学被作为园林记忆、园林叙事的主要载体,而园林则是经文学家重构的审美化、诗意化了的园林,与上述“园林—文学研究”中的实有园林不同,这是一种虚拟园林。
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园林关系研究,在文体上以诗歌为主体,兼及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而在时代上,则以唐宋为主体,然后延续于元明清各代。园林和园林诗都在唐代进入全盛时期,帝王在园林中宴饮群臣,文人之间的诗酒唱和,创作出了大量的园林诗歌,总计达6000首之多。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有的学者偶有论及,也多作为建筑园林学之佐证,或混迹于山水诗、田园诗的论述研究之中,成为“被遮蔽的幽境”[※注]。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引起了学界应有的重视,先后涌现出了大批论著。其中属于整体性研究的主要有:杨晓山等《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阎峰《唐代士人园林诗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李浩、王书艳《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园林诗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张丽丽《唐代园林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徐志华《唐代园林诗述略》(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袁丁《浅谈唐代园林诗的审美变迁》(《剑南文学》2011年第11期),等等。杨著通过仔细品鉴精彩纷呈的中国园林诗歌,别出心裁地考察了中唐至北宋期间文学传统中的私人领域的发展,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可居可游的审美空间,同时也揭示出了其中鲜为人知的一面。阎峰《唐代士人园林诗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园林诗所体现的唐代士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世界,以及唐代士人园林诗这一特殊诗歌类型的总体艺术风貌,从而揭示唐代士人园林诗的独特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并为唐代诗歌,以至于唐代文学和文化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李浩、王书艳、张丽丽等也都在唐代园林诗整体研究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李浩、王书艳《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园林诗初探》进而从学理上对此加以反思,提出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山水诗与田园诗两分法及其至唐合流的说法使诗歌分类陷入困境,忽略了唐代造园产业兴盛的事实,遮蔽了以描写园林生活为内容的大量作品,因而有必要引入“园林诗”概念。唐代园林诗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人生活与心态、有助于认识唐代园林文化,并对后代园林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张丽丽《唐代园林诗研究》则按照初盛唐、中唐、晚唐的顺序,系统梳理了唐代园林诗发展的轨迹以及在不同时期的特点,深入阐析了唐代园林诗歌审美趣味的变迁及其诗史价值。至于唐代园林散文方面的成果,可以赵卫斌《唐代园记和园林散文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为代表。该文在研究视野上试图打破唐代散文研究为韩、柳古文运动所囿的局面,并突破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从园林与散文关系入手,揭示唐代园林散文的独特价值。
宋代的文学—园林关系研究,以宋词为主体,可以罗燕萍《宋词与园林》(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注]徐海梅《南宋园林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两文为代表。罗文提出了饶有意味的宋词“园林情调”之说,然后据此对宋代园林的思想、艺术和美感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和定位。宋代之后,再由词体拓展至戏剧小说领域,李源《满园春色关不住》(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从文学文本出发,力图对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园林现象作相对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整理与分析,借以揭示出园林在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探讨园林文化对小说曲家创作的影响,寻绎出小说戏曲作品中园林文化的深邃底蕴。
在文学本位的文学—园林关系研究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成果。滕云《初唐公主庄园宅第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李娜《唐代文学中的公主园林別墅》(《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共同关注唐诗以及唐代文学中的公主园林的问题;韦臻《唐代园林诗意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杜丹妮《宋代园林诗画情趣特色探析》(《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等文侧重于唐宋园林诗意象、诗画情趣等诗学要素的研究;贾鸿雁《宋词园林意境美探微》(《东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王春《园林诗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观照》(《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袁丁《浅谈唐代园林诗的审美变迁》(《剑南文学》2011年第11期)等文从审美视角对古典园林的美学意义作了新的探析;而李金宇、徐亮《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情色之境——园林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另类解读》(《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王书艳《唐代园林诗中的“窗”》(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两文则分别对所提出的有趣论题作了专题研究。前文指出中国园林传递在外的是它“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独特建构,特别是艺术水准最高的私家园林,追慕陶渊明诗中恬淡、宁静的隐逸之风是它的基本格调。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古代的小说、戏剧里中国园林却常常是一个“是非之地”,它总是和美酒艳妓、珍玩器乐、放荡纵情相联系,有悖伦理的男女私情,邂逅、相许以至云雨更是选择了园林作为背景。这使得中国园林在文本的解读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赏景之地,而是成了一个极易产生风化问题的敏感之所。究其原因,因为中国园林在历史和自身营构中体现出的暧昧氛围,特别适合男女的传情放欲、幽会偷情,反映在文学中就成了诱情、诱欲的强烈符号。后文认为唐代园林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负载了丰富的园林审美意象,其中对于窗的描写可谓丰富多彩。诗人们以善感的心灵,捕捉住了窗这一普通的建筑构件,对其进行细腻描绘,从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窗世界。该文借鉴建筑学、园林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对窗的功能和文化进行透视,并选取“北窗”和“开窗”两个个案进行管窥蠡测。通过对窗的细部解读不仅细致呈现了唐代窗的型制、装饰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而且进一步展现了窗在唐代园林方面的纳景、造境功用,并借此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园林情趣、观物方式以及退隐心理等相关内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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