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在学理上不如历史、哲学、宗教、艺术与文学关系密切，其边界也不如这四个学科清晰。但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政治对文学以及文学的创作主体——文人的影响无处不在。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研究泛政治化的沉痛教训，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即是在有意矫正和惯性延续的矛盾冲突中呈现新旧混合由旧趋新的转型特点。问世于80年代的诸多相关论文，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矫正与转型的学术取向。90年代之后，基于对西方文学政治学理论的借鉴与应用，文艺理论界率先开始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反思，[※注]至本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对古代文学界逐步摆脱长期以来庸俗政治学的牢笼而回归于学术研究本身，以及通过借鉴西方文学政治学理论而实现学术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鉴于有关政治制度——包括门阀制度、迁谪制度、幕府制度、谏议制度等已见于上文论述，这里拟归纳为古代文学政治观研究、古代文学的政治释义研究、古代文人政治命运与文学效应研究三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评述。

1.古代文学政治观研究。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首先集中体现在源远流长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政治观。

一是儒家“诗教”政治内涵研究。1987年，王启兴发表《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提出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的观点，于是引发了学界的争议，毛毓松《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历史地看，学界对于儒家诗教的探讨与争论一直未曾停止，[※注]或侧重于对儒家诗教多重内涵的分析，或侧重于对儒家诗教历史演变的梳理，或侧重于对儒家诗教深远影响的辨析。也许李世桥《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南都学坛》1998年第1期）与彭亚非《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分别以历史和系统的眼光所提出的意见较为可取，李文认为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彭著则将文治文化之“文”、文治文学理念、斯文为道等统一纳入于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性文化话语系统之中，使其自身的理论含义与内在的文化逻辑真实可信地呈现出来，不仅以此展现了为西方和现代文学理念所忽略的许多独特理论义域，而且依然可以作为解释现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现象的一种理论资源。

二是“诗教”—“文统”时代嬗变研究。在儒家“诗教”—“政教”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点是儒家“道统”—“文统”说的建构与衍变。学界对此作出的反应，一方面是关注儒家“诗教”—“政教”观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杨兴华、马婧《汉代政治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嬗变》（《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梁锡锋《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关系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等文重在论述汉代文学观与政治的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到颜廷亮《维新变法运动和我国小说理论近代化的正式开端》（《社科纵横》1993年第1期），郭长保《论近代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等关注近代文学观与政治关系的时代嬗变，借此可以将历代儒家“诗教”—“政教”观的时代内涵及其承变流程链接起来。另一方面则是对儒家“道统”—“文统”说的建构与衍变的研究，罗立刚《史统·道统·文统：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祝尚书《论宋代理学家的“新文统”》（《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等论著从不同的维度对此作出了新的阐释。祝文认为在中唐古文运动中，韩愈初步构建起被后人称作“道统”与“文统”的体系，显出了他“文”、“道”分离、各有其统的思想。宋代理学家主张“文”、“道”一元，否定韩愈独立于“道统”之外的“文统”。朱熹在构建“新道统”的同时，又力图在“道之文”的框架中，构建起符合理学文学观的诗文统绪，明代学者也称之为“文统”，可以称之为“新文统”。

三是文禁政策及相关问题研究。历代统治者在倡导儒家“诗教”—“政教”观与“道统”—“文统”说的同时，几乎都会采取另外一手的“文禁政策”。所谓“文禁”，意即文化禁令，也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和法律手段，对部分文化产品予以强行禁毁的活动。历代统治者所禁毁者，其一是以为在政治上有异端思想或违碍语而危及王朝统治者；其二是以为有淫秽色情内容及过分荒诞者。中国文禁的历史很长，从秦代到清代乃至民国，历朝皆有（甚至包括最为开明的唐朝），时间跨度达两千余年。其中尤以清朝文禁最为酷烈。[※注]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从文禁政策、文字狱与禁书三个层面展开，其中禁书研究与文学作品关系最为密切，也最能集中地反映一代文学观。关于禁书的整体研究，由蔡国良编著《中外禁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率先开启了禁毁小说研究之门。随后，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平夫、黎之编著《中国古代的禁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的出版，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禁书的热切关注和全面研究。与此相关的重要论著还有：陈正宏、谈蓓芳《中国禁书简史》，曹之《唐代禁书考略》（《图书情报知识》2004年第5期），林平《宋代禁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璇《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刘孝平《明代禁书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5期），师曾志《清代乾隆时期之禁书研究》（《编辑之友》1993年第4期），等等。再就禁毁小说研究而言[※注]，除了敖堃《清代禁毁小说述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石昌渝《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之外，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时人主编《中国禁毁小说大全》（黄山书社1992年），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李时人、魏崇新等《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版）等多为关于禁毁小说内容的简介性书籍，在以散论或漫话形式的介绍中也不乏新见。禁毁戏剧研究方面，则以《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为代表。作者从戏剧史学的角度，全面发掘清理禁毁戏剧史料，具体考察了禁毁戏剧的历史过程、特质规律及其对中国古代戏剧发生发展、形态衍变的作用和影响。

2.古代文学的政治意涵研究。覃召文、刘晟《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曾径直提出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的问题，并从中国文学政治观的发生和发展、中国文学政治观的思想学说、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链发展的规律与路径、中国文学政治的感性显现、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评估等方面作了探讨。姚雪亮《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界》2011年第3期）则进而强调中国古代文学有一种与他国不同的特殊之处，那便是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政治性。无论是覃、刘所说的政治情结，还是姚文所说的政治性，都是旨在凸显古代文学政治意涵的普遍性、强烈性和持续性，此即后人持续不断、孜孜以求地进行政治解读的内在动因和文本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古代文学政治解读的范围所及，上自先秦时代富有政治蕴含的《诗经》、《楚辞》，下至承担政治变革使命的晚清小说，主要以朝政、文人、文体的三位一体尝试建构政治解读模式。

先秦时代文学的政治解读，重点仍落在《诗经》，同时兼及《楚辞》。总的来看，《诗经》的政治解读具有相当的典范性，不妨略略解剖一下：一是赵宗来《〈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提出《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三种：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强调政治解读应与文学解读结合起来，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该文具有探讨《诗经》政治解读路径的方法论意义；二是雒三桂《〈诗经〉祭祀诗与周代贵族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朱宏胜、金普《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对文学的影响——以〈诗经〉的创作和接受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等重在从贵族政治模式解读《诗经》的政治意涵，与三大要素中的“朝政”相对应；三是徐柏青《从〈诗经〉中政治讽喻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重在从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解读《诗经》的政治意涵，与三大要素中的“文人”相对应；四是何春雷《〈诗经〉政治怨刺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舒大清《政治民谣与〈诗经〉的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郭翠《〈诗经〉祭祀诗及其政治内涵》（《剑南文学》2009年第7期）等重在从怨刺诗、祭祀诗、民谣等解读《诗经》的政治意涵，与三大要素中的“文体”相对应。有关《楚辞》的政治解读，则以张元生《〈离骚〉是我国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曹庆鸿《论〈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与屈原政治理想的意象追求》（《中国楚辞学（第六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2000年）两文为代表，后文的“曲线”解读也同样富有启示意义。

汉代以降，直至唐代，以朝政、文人、文体三位一体的政治解读模式的运用不仅一以贯之，而且也都相当成功。一是关于“朝政”的要素。从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卫绍生、闵虹《魏晋文学与政治的文化观照》（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俊《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硏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萧瑞峰、方坚铭、彭万隆《晚唐政治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重要著作，到谢思炜《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唐代文学研究》，2002年），傅绍良《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意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陈冠明《论唐代文学创作的政治环境》（《唐代文学研究》，2006年）等重要论文，都具有致力于综合研究的总论性质，也都涉及了各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及其演变历程。此即与三大要素中的“朝政”相对应。二是关于“文人”的要素。从涉及汉代文人的王凤霞《创作主体的自励与现实政治的批判——汉代诗人用世之志的文学阐释》（《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于迎春《汉代文人的政治退守与文学私人性的增强》（《先秦两汉文学论集》，2004年），王洪军《“颂述功德”：汉代博士文人诗心蕴藉的时代歌唱》（《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到涉及六朝的苏利嫦《六朝政治变化与世族家学家风的关系——对清河崔氏、阳翟褚氏的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7年），郭英蕾《魏晋南北朝政治背景下文人心态在诗歌中的反映——以阮籍、左思、陶渊明诗歌为例》（《剑南文学》2011年第6期），曹道衡《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等，再到涉及唐代的谭冠著《唐代文人的政治苦旅带给我们的两点启示》（《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8期），林宜青《论十八学士对初唐政治、文学和文化所起的作用》（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康震《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都突出强调了历代文人群体的政治意识及其表现形态与嬗变轨迹，比如汉文人的博士身份与“天下”意识，六朝文人的世族背景与乱世境遇，唐朝文人的文馆经历与盛世理想，皆见各代文人的政治命运与政治意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此即与三大要素中的“文人”相对应。三是关于“文体”的要素。其中汉代聚焦于汉赋文体，诸如刘泽华、胡学常《汉赋的政治神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郑明璋《论汉代道家的政治观在汉赋中的表现》（《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王继训《从汉赋的历史层面看知识分子与皇朝政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刘利侠、霍有明《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等；魏晋南北朝聚焦于诗歌文体，诸如郭英蕾《魏晋南北朝政治背景下文人心态在诗歌中的反映——以阮籍、左思、陶渊明诗歌为例》（《剑南文学》2011年第6期），洪伟《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玄言诗》（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骆玉明《色情与阴谋——关于“宫体诗”事件，兼谈古代文学与政治》（《书城》2007年第6期）等；唐代聚焦于诗歌和小说文体，诸如汤贵仁《唐代的政治生活和唐代诗歌》（《文史哲》1979年第2期），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夏旭颉《唐代政治诗研究》（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等。由上述对汉—唐文学政治解读的分析可见，以朝政、文人、文体三位一体的政治解读模式是一以贯之的，其中的研究重心同样是在唐代。

唐代之后，以朝政、文人、文体三位一体的政治解读模式虽然还在延续，但已缺少唐代的密度与强势。然后至明清时段尤其是到了近代时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相关研究论文，诸如：王晓光《文人角色的变化与近代文学的转变》（《东方论坛》2003年第3期），杜松柏《中国近代文人生存状态与小说研究》（金版电子出版社2010年版），赵宇华《文学与政治的交融：晚清政治小说论》（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李文倩《论晚清政治小说》（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赵连昌、戴激光《清末政治小说中民族国家想象的迷失》（《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谢兆树《论晚清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差异》（《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李亚娟《从介入到关怀：晚清小说政治功用性的演变（1902—1911）》（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刘莹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的官员形象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鲁毅《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汕头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等，颇见衰而复兴之势。[※注]

3.古代文人政治命运与文学效应研究。在政治制度安排（详见上文）之外，最需关注的是易代、党争、避世等与古代文人政治命运的密切关系，三者分别催生了遗民、流人和隐士群体，且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被动型、被动兼主动型、主动型的差异。

一是易代中的文人命运与文学效应研究。王朝兴替，或长或短，无法为文人所左右，但都会改变文人群体的命运：或为新朝文臣，或为旧朝遗民，这两种结果都会对文人群体心里产生重大冲击，因而也都会对文人群体创作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从魏晋六朝之际到宋元之际，再到明清之际的易代，研究成果呈依次上升之势。其中涉及魏晋六朝的主要有：陈赓平《论阮籍〈咏怀诗〉是魏晋易代的史诗》（《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向彪《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马晓坤《晋宋易代之际士人心态探析》（《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总体成果不够丰厚。宋元之际，少数民族首次入主中原，由此带给文人群体的是易代之叹和华夷之辨的双重冲击和痛苦。史伟《宋元之际的“诗史”与“崇雅”》（《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李成文《宋元之际诗歌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杨亮《从拒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等文都涉及了这一核心问题。史文强调宋元易代之际社会、历史、文化的亟变，引发了诗歌内容、风格，以至诗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极大变化。杨文指出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群体在夷夏观念的摇摆之中历经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诗歌中所表达的遗民色彩、故国情结的虚幻性。明清易代之际，亦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同时交织着华夷之辨，但无论是广度、深度还是强度皆非宋元易代之可比，可以说是三个易代之际的重中之重，相关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其中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晖《试论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薙发令”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薛娟《清初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政治选择与义利取舍》（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陈宝良《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3期）等皆从文人主体方面切入，旨在探讨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群体的政治命运与心理巨变；还有更多的论文则主要是从文学作品切入，涵盖了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类文体[※注]。其中彭利芝《试论易代小说与易代时局之关系》（《温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中国古代易代小说类型论略》（《学术交流》2007年第11期）、《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易代小说“分合论”发微》（《学术交流》2009年第7期）、《试论易代小说中的“英雄史观”》（《求是学刊》2010年第4期）等系列论文的重心也落在明清易代之际。

易代之际的重要结果是产生诸多旧朝遗民及其文学作品，因而学界对于易代之际文人命运与文学效应的研究，主要也是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易代”与“遗民”两个关键词入手，关于前者，上文已作简要论述；再就后者而言，尽管中国古代易代频繁，出于易代之际的遗民代不乏人，但因元初与清初的宋、明遗民都是面对异族统治，易代之叹与华夷之辨的两相结合，一同塑造了中国遗民史上前后呼应的两大高潮。所以，在有关遗民研究的诸多论著中，即以明清、宋元易代为两大重点，同时也囊括了诗人群体与词人群体研究。[※注]

二是党争中的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研究。追溯党争源流，始于东汉党锢，但因与文学关系较远，故而学界多偏于史学研究，文学研究方面仅有杜建锋《党锢之祸与汉末文学》（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少量论文问世。就党争与文学本身关联度以及研究成果而言，则相继形成了的唐代牛李党之争、宋代新旧党之争、明代东林党之争三大研究重点。关于唐代牛李党之争及其文学效应研究，方坚铭《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政治与文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围绕牛李党争、文士、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重点阐述了牛李党争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历程；牛李党争对文士的政治命运、生存境遇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嬗变与中晚唐文学的演变，代表了有关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注]宋代新旧党之争及其文学效应研究方面，以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萧庆伟《北宋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沈著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北宋党争的时代背景、起因、过程及其对北宋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影响，着重剖析了在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朋党交讦中集官僚、学者、文人三重社会属性于一身的北宋士大夫们的心灵历程，从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了他们性格深层所蕴涵的文化底蕴，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发展与流变的内在脉络及深层动力。[※注]论文方面，较早问世的有程千帆、周勋初、巩本栋《北宋党争与文学》（《文献》1991年第4期），王水照《论洛蜀党争的性质和意义》（《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等，而刘成国《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之命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尊经卑史——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与北宋后期史学命运》（《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则从学术和文学的多元视角探讨了其与北宋党争的关系。明代东林党之争及其文学效应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是张永刚《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在逐层观照东林党议对晚明文学活动（诸如流派更迭、社团演变、思潮沿革）全方位影响的同时，兼及地域空间的关涉，面对复杂多变的晚明文学，提出了富有新意的“两期说”：即以天启四年为界，前期的性灵文学与后期的社团文学形成递嬗的局面。[※注]

党争对于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大批流放文人群体及相关文学作品的出现。诚然，流贬不只出于党争，但党争多伴随着流贬。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导论》中重点阐述了贬谪的概念、性质、渊源、成因、类型、文学表现、贬谪士人的心态变化等，认为中国古代的负向贬谪大致可分四种类型，即志大才高，因小人谗毁而被贬（如屈原、贾谊）；革除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如柳宗元、刘禹锡）；直言强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如阳城、韩愈）；党争激烈，因政敌打击而被贬（如李德裕、苏轼）。其中因党争而贬谪者成为四大类型之一。因此，在文人群体处于党争—流贬的政治命运链条中，党争是因，流贬是果，而由此引发的文学效应，又是以上因、果之果，需要将此三者一并加以考察和研究。[※注]

三是避世中的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研究。避世而隐是文人的一种基于现实和理想的主观选择，充分体现了人文的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对于古代士人或广义的文人来说，或仕或隐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出仕则显，不仕则隐，两者必居其一，别无其他选择。历史地看，在从先秦到清末的漫长岁月中，隐士群体代代相续，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又相当独特的社会群体，是致力于文化创造与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而且，每当易代之乱世或失政之衰世，往往会出现周期性的兴替之势。[※注]学界对此的研究已有丰厚的积累。其中重要的学术著作有：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生龙《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卢晓河《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霍建波《宋前隐逸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杨清之《唐前隐逸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前三书是对中国隐逸文化与文学的整体研究。蒋著中有对中国历代隐士地域分布的统计，庐山居首，嵩山次之，武夷山又次之，天台、青城再次之，余则依次为衡山、华山、太白……以鹿门山、大滌山居后。由此可见中国历代隐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趋势之大致轮廓。后两书则分别论述了唐前、宋前隐逸文学的起源、发展历程与成就。此外，还有诸多论文尤其是硕博士论文在研究时空上作了新的拓展，诸如肖玉峰《先秦隐逸思想及先秦两汉隐逸文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许晓晴《中古隐逸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周银凤《东晋隐逸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王圣《六朝隐士与政治、学术文化之关系》（安徽师范大硕士论文，2007年），李红霞《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谭钒《南唐诗歌隐逸情怀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鲁冰《宋代隐逸审美文化》（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徐拥军《唐宋隐逸词史论》（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郝凤彩《元代文人之隐逸思想及其在元散曲创作中的表现》（《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张德建《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这些论文的相互衔接和配合，便使中国隐逸文学的研究更为丰满和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