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与文学研究论著中，经济往往是作为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加以描述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古代文学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逐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最初始于古代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商业文化的研究，然后逐步走向古代文学与经济多重关系的纵深拓展，以及相关问题的学理思考与讨论。这里重点围绕“商业文学”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古代“商业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古代商人文学形象研究、古代士商互动及与文学关系研究、古代文学与商业文化研究五个方面的学术成果作一简要梳理和评述。

1.“商业文学”及相关概念的讨论。学界对于古代反映商业经济的文学作品的概括五花八门，没有通行或相近的名称。大致而言,一是着眼于“商业”，集中体现在提出“商业文学”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学理阐释；二是着眼于“经济”，旨在重新思考和定位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一是“商业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炯在《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格局——论近年我国文学发展态势》（《当代文坛》1989年第1期）即已提出和使用“商业文学”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商业文学”仅是一种比喻性说法，意指文学的商业化或商业化的文学。据萧湘《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中国商业文学研究评述》（《光明日报》2007年7月6日）所述，以陈书良为代表的湖南商学院学者于2001年首倡“商业文学”研究，以此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拓展新领域，催生新成果。此后，湖南商学院相继于2005年4月、2007年6月召开了第一、二届中国商业文学研讨会，就“商业文学”的义界、中国商业文学发展的规律及走向、各个不同时期的商业文学作家及作品以及中西商业文学比较研究、商业文学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呼应。据陈金刚《“商业文学”范畴之批评》（《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一文归纳，目前学界有关“商业文学”的界定大致有八种观点。其中陈书良认为一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文学作品或典籍都可称为“商业文学”，主要包括描写商业都市、贸易活动、商人形象的诗文作品；反映文人与商界交往，相互影响的有关篇章；渗入商品经营，为商业经济服务的各种载体的文学表现形式；记载文人商业经济思想的典籍等四个方面，[※注]概括较为全面。徐良、郭茂楠提出广义和狭义的“商业文学”说，认为广义的“商业文学”意指一切跟商业活动和商业经济有关的文学创作；狭义的“商业文学”应该是以商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活动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对商业经济和商业市场本质规律的审美反映，是特定历史阶段与历史环境中社会本质特征的审美表达[※注]，显得比较中肯。此外，还有邱绍雄采用“商贾小说”[※注]，潘沅汶采用“商界小说”概念[※注]，也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二是文学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就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论，“经济”大于“商业”，“经济”可以涵盖“商业”。然而，许多学者转而以“经济与文学关系”为论题，则不仅意味着“商业文学”概念还存在着某种接受与通行障碍，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映了他们对文学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注]其中李桂奎《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一文所使用的“经济叙述”概念，尚有进一步加以阐发和建构的可能和必要。

学界关于文学与经济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正式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沈端民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此书旨在突破文学研究的传统而别开蹊径，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研究文学，深入揭示了文学、经济、历史三者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由此重新确定了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富有启示意义。[※注]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更加自觉地臻于文学与经济的学理思考。2005年10月29日至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于上海—浙江南北湖联合举办全国“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学术研讨会”[※注]，会后出版了由许建平、祁志祥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与此相呼应，《学术月刊》则于同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以“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为题的重要论文，包括章培恒《经济与文学之关系》，胡明《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董乃斌《经济视角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许建平《文学生成与传播的经济动因》等。章文认为文学的形态和发展都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对人性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内容，通过推动人的生活方式及需求的演化而影响文学的发展。胡明进而提出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四条途径：其一是体现在文学作品与作家头脑里的经济意识与经济理念；其二是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其三是经济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学生存发展的促进与制约；其四是文学史人物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与其文学活动的关系。这些都具有超越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的学理建构之意义。次年，《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另行组织了一次以《世俗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为题的专题讨论，刊载了黄霖《作为文学研究新起点的经济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王兆鹏《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王毅《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张兵《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李桂奎《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等文。此外，祁志祥《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考量》（《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认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文学与经济的关系重新加以探讨，可望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许建平《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基本方法和视角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寻找经济与文学在人的欲求层面的共生关系；其二，寻求经济利益与文学表现在情感层面的共振关系；其三，寻找利益情感与精神情感在美感层面的交融转换关系；其四，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生活在生活层面的共源性、契合性的关系。此与胡明《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提出的四条研究途径相参看。

2.古代“商业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无论是“商业文学”概念的提出和讨论，还是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学理思考，一方面需要前沿性的理论引领，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唯此，才能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总体而言，学界有关“商业文学”（或文学与经济关系）的历时性研究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尤其需要加强整体设计和推进力度。从既有的学术成果来看，主要体现在通代和断代研究两个方面。前者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杨子怡《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学考察》（《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周柳燕等《中国商业文学发展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潘沅汶、陈书良《中国商业文学发展历史初论》（《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晓云《古代市井文学的发展演变》（《作家》2009年第2期），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等。潘沅汶、陈书良《中国商业文学发展历史初论》在对“商业文学”作出自己的界说（详见上文）之后，提出研究中国商业文学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商业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然后将中国商业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与西汉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的迟滞期、隋唐至宋元的初步发展期、明清的成熟期、近现代的稳定发展期与新时期的空前繁荣期。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旨在探录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探索中国商贾小说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探讨中国商贾小说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郑晓云《古代市井文学的发展演变》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井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独特线索，认为随着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需要有不同的文学作品来反映他们的精神生活。就中国古代市井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而言，主要经历了从汉乐府、南朝民歌、唐宋传奇、元杂剧到明清小说的变迁，由此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强。王水照《作品、产品与商品——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商品化作了历时性考察，认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中唐以后，文学作品逐步变成特殊商品，进入由买卖双方构成的交易市场，使得作品的传播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宋时已形成初步成熟的图书市场，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经济转型的表征之一。

断代研究方面，六朝以降至于清代，重心是在唐代。卢华语《六朝商人诗及所反映的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朱艳艳《试从“吴声”和“西曲”看六朝城市商业的繁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文集中体现了六朝“商业文学”的研究成果。唐代作为“商业文学”以及文学与经济关系研究的重心所在，出现了徐勇《论唐代商业题材诗歌》（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张卫婷《唐代商贾诗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蔡燕《唐宋城市商业功能的发展与诗词爱情抒写新变》（《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徐文从唐代商业题材诗歌即唐诗中一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作品切入，在肯定唐代商业题材诗歌的独特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表现商业活动和塑造商人形象上的局限。张文重点对唐代商贾诗产生的原因、背景，诗歌本体以及唐代商贾诗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由此说明唐代商贾诗承上启下的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塑造商贾形象的影响。蔡文指出中晚唐以后，随着城市商业功能的逐渐强化，古典爱情理想光辉在商业化的酒宴歌楼觥筹交错的声色调笑中逐渐暗淡，审美趣味以富艳为美，文学中女性形象非伦理化，脱离了现实人伦的束缚，成为“被看”对象，爱情抒写的托喻色彩渐趋淡化。有关宋代“商业文学”的研究，除了陈书良《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易静《从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看笔记小说的繁荣》（《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5期）等论著外，2007年第2期《河北大学学报》还曾专门组织了一次以“宋代文学与经济”为题的笔谈，刊发了韩田鹿《宋代文学与经济——宋代文人与文化娱乐市场》，孙彩霞《宋代城市经济与城市中的瓦子勾栏》，李占稳《梨园经济两不分——宋代戏曲及其商业特征》，赵秋棉《宋代的绘画市场——对年画的考察》等文。明清时段“商业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当首推周柳燕《明清文学与商品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一部贯通明清两代、致力于综合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其他如刘铁峰《论商业题材的参与对明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金孝真《从明清话本小说考察江南的商业活动》（《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徐明《晚清商业小说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陈大康《论晚清小说的书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文则都重在小说与商业关系的专题研究。

3.古代商人文学形象研究。这是古代文学商业经济视角研究的重中之重。大致以小说为主体，兼及戏剧、散文和诗歌。

一是经典名著的商人形象研究。大致在1987年卢兴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后迅速升温。毫无疑问，卢文关于《金瓶梅》旨在表现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这一论点的重新提起，对后来《金瓶梅》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商人文学形象研究之先河。随后相继发表的系列论文[※注]，或承续卢兴基的基本观点作进一步发挥，或对其提出商榷意见，充分显示了学界对于这一论题的持续关注度，同时也由此带动其他名著乃至整个商人文学形象研究，所以具有学术标界的意义。此后，有关经典名著的商人形象研究同时向前后延展。往前延展的重要论文有：谢季祥《论〈史记〉中的商贾形象》（《福建论坛》1994年第1期），张雯《简论〈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形象》（《安徽文学》2011年第12期），昌庆志《论柳文商人形象塑造》（《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4期），陈建华《〈东堂老〉与古典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等；往后延展的主要成果有：廖云前《聊斋志异中的商人世界》（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王清溪《论〈儒林外史〉中的商贾形象》（《时代文学》2012年第2期），袁细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商人形象的新变》（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等。但整个研究重心则是在“三言”、“二拍”，大致以“三言”、“二拍”合论者为主体，[※注]同时兼有“三言”、[※注]“二拍”[※注]各自商人形象的独立研究。

二是历代商人形象的贯通性研究。关注通代及早期商人形象研究的仅有杨子怡《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说的历史学考察》（《嘉应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郑瑞侠《取舍得失见美丑，商贩店主风貌异——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对商贾形象的塑造》（《天府新论》2004年第1期）等少数论文，总体成果不著。重点是在唐代与明代。在有关唐代的重要论著中，除了李菁《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李中华《唐代文学中的商贾形象》（《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贯通文体之外，李菁《论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的转变》（《唐代文学研究》，2004年），姜革文《商人·商业·唐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颖、徐勇《唐诗中的商贾形象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侧重于唐诗商人形象的研究；杨雅芳《论唐代小说中的商贾新形象》（《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高志忠《“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阴山学刊》2009年第3期），陈洪英《唐五代商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时代文学》2010年第6期）等则侧重于唐代小说商人形象的研究。而在明代的研究重点中，已明显向小说领域倾斜，主要见于：高昂《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刘艳琴《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李小荣《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与徽商》（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周柳燕《论明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湖南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王裕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马晓玲《明代拟话本中北方商人形象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等。[※注]此外，作为对商人形象的补充，也有一些论文拓展至“商人妇”研究，比如宋军风《唐代商人妇家庭生活探微》（《齐鲁学刊》2006年第1期），陈书录《唐宋小说与诗歌中商人妇形象的异同及其演变》（《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查清华《唐诗中江南商人与商人妇的抒写》（《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田欣《养家与守家：宋代商人妇的家庭生活及解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苗侠《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妇研究》（《科学大众》2007年第3期），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的丰富了商人形象研究的内涵。田欣《宋代商人家庭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进而延伸至则商人家庭，旨在从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这一视角出发，努力探究趋于真实的宋代商人家庭生活状态。

三是各类商人形象的专题研究。以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文学与商人：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学术著作为代表。前书是一部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文学专题史著作，作者尝试运用形象学、母题学等研究方法，在一个悠久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阐述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商人形象的演变史，并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商人的理念，以回应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启示与冲击。后书依次从“历来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士商关系”、“商人、女人和士人”、“商人的社会处境”、“商人的危险”、“商人的理念和实践”、“商人的拜金主义”、“理想的商业原则”、“商人之爱”、“商人的女人们”、“商人的幻想”、“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等十二个侧面，勾勒出中国文学中的商人形象的全貌。论文方面，昌庆志《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韩晓莉《晋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杨虹《论传统商人文学形象中竞争精神的缺失》（《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陈金刚《中国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形象刍议》（《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等文的论题都富有特色和意义。其中陈金刚《中国商贾文学中的女商人形象刍议》饶有意味地揭示了女商人作为一般商人之一的共性特征，以及作为一般商人中特殊的女商人群体的个性特征。

4.古代士商互动及与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古代士商互动及其与文学的关系逐渐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明代。

一是士商互动研究。即重在士商两大群体的彼此互动关系而未尝对其具体影响于文学的效应展开研究，但士商互动本身同样会对文学产生间接的影响，所以依然比较重要。就既有研究成果与趋势来看，由通代直贯于明清，重心仍在明代。卢昌德《“士”“商”观念变迁论》（《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提出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士”“商”观念的变迁，是一篇带有宏观的历时性研究性质的论文。然后由陈秀宏《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程民生、白连仲《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兼谈宋代商业观念的变化》（《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王朝阳《宋代士人经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等文贯通唐宋元代的士商互动研究，使之连为一线。在明代这一研究重心中，以陈大康《明代商贾与士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两书为代表，同时兼有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徐林、杨琦《士商相混，蝇聚一膻——明代中后期江南商人与士人社会交往活动》（《江苏商论》2005年第3期），原祖杰《奢侈性消费与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史林》2009年第5期）等重要论文。而王振忠《袁枚与淮、扬盐商——十八世纪士、商关系的一个考察》（《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4期），毛名勇《浅论明清士商关系之变化》（《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高建立《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等文，则明清并重，或重在清代，涵盖了“士”“商”观念变迁、明清士商渗透现象、士商关系变化以及特定区域、阶层的士商互动等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视野和深度都有了新的拓展。

二是士商互动与文学关系研究。一方面，是文学中的士商互动研究，即从文学作品透视士商关系，其中如王德明《中国古典文学中士商关系透视》（《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5期）具有贯通历代的通论性质，但多数论文集中于明清小说领域，除了唐林轩《明清时期小说弃儒从商现象》（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高娟《论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对士商关系的整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等文通观明代或明清之外，李桂奎《论“三言”“二拍”角色设计的士商互渗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王桂清《士商联姻背后折射的求官心理——析“三言”“二拍”关于士商联姻的小说》（《学术交流》2004年第7期），王永《“士商合流”与“贾而好儒”——从“三言”、“二拍”看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邹壮云《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求索》2011年第8期）等皆聚焦于“三言”“二拍”。此外，如陈大康《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邱江宁《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等文，则分别以笔记和传记为范本而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是士商互动的文学效应研究，重在探索和论述士商互动关系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有：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陈书录《俚俗与性灵：王世贞的文学创作在士商契合中的转向》（《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士商契合与文学思想的演变——以中唐至明清为考察重点》（《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韩实《中国古代士商关系与文学演变浅论》（《考试周刊》2011年第6期）等。郑文指出到了明中期，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这必然导致政治思想上的嬗变,士改变了轻商思想,商对士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政治、家族伦理观念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世俗以纵欲为高、人情以放荡为快,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韩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士商关系的梳理,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士人阶层文学观与商业文明交互影响、两相砥砺的进程。陈书录三文则都从士商互动及其文学效应的崭新视角提出了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新见，由此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

5.古代文学与商业文化研究。实际上，上述所论各个方面，比如高志忠《“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阴山学刊》2009年第3期），李菁《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韩田鹿《宋代文人与文化娱乐市场》（《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裴香玉《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发家故事及其文化意蕴》（湘潭大学文学硕士论文，2006年），王瑞雪《“三言”商人形象的文化解读》（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等等，都已至为明显的蕴含着文化意涵研究。而在古代文学与商业文化的专题研究中，也大体从文学作品与文学形态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上自《诗经》[※注]，下至《聊斋志异》[※注]，但重心则落在明代，而且同样聚焦于“三言”、“二拍”[※注]。后者则以陈书录《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昌庆志《唐代商业文明与文学》（黄山书社2010年版），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三书为代表。陈、昌两书涵盖各体文学，陈著注重考察儒士与商贾心灵的契合处，致力于儒商精神及文化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在贴近历史真实中更新研究视角，从深层次上发掘古代文学演变的动因，探究其历史价值（真）、道德价值（善）、美学价值（美）、经济价值（利）。王著侧重于唐宋词之文体，旨在考察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论文方面则主要有：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伍光辉《元杂剧与商业文化》（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昌庆志《从文学对商业的反映看唐代岭南文化》（《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高志忠《唐人小说商业文化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崔晓莉《唐诗与商业文化》（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全贤淑《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诚信观念的多重文化价值取向》（《福建论坛》2006年第5期），陈金刚《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结构·解构·重构——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学关系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等等。陈金刚《结构·解构·重构——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学关系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对商贾文学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对商贾文学发展的衍射，对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历史结构以及对文学作品中商人个人行为的影响等方面；商贾文学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商贾文学中对商业及商人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商贾文学中大肆渲染了“利”的地位和作用，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思想构建的传统义利观，商贾文学中对商人集团色欲膨胀的正面描写具有反抗和解构封建理学的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商贾文学与儒家思想互动视野中的理论重构，是建立在扬弃基础上的重构，而非一种对儒家思想的重述。以上成果显示了有关文学与商业文化的专题研究向纵深拓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