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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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趋势， 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也影响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争鸣和讨论，既有肯定者，也有批评者。但作为一种学术新趋势，比较文化介入到比较文学当中，产生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既有结合文化批评进行文学比较研究的，也有完全溢出文学研究而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结合文化比较来研究文学比较，一种是完全溢出比较文学而成为比较文化研究。但同时，基于文学的学科立场，应该坚持文学本位，适度吸收借鉴文化比较研究成果，而不要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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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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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 文化 文学 中西文化 西方诗学 本体论 诗话 文学文本 学术 道家 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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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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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结合文化比较来研究文学比较，一种是完全溢出比较文学而成为比较文化研究。下面拟对前一种学术批评作重点介绍。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该书首具比较文化研究色彩，讨论了中西不同文化精神或者说宗教哲学精神，指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注]，比较了西方基督教精神和中国儒道精神，论述了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该书内容庞杂，不仅涉及了中西美学的比较，还广泛论及文化、宗教、哲学、思想各个领域比较，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国内较早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注]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注]一书以文化精神的比较贯穿整个中西方美学，以文化范式、美学的整体结构、美学的具体问题这三者为切入点来讨论问题。该书谈到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法是实体与空虚，而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思维是气、有无相生，并概括为西方宇宙模式为“形式”的追求，表现出“明晰”的特征；而中国的宇宙模式则是“整体功能”的追求，呈现出“模糊”的特点，通过对“和谐”、“悲剧”、“崇高”、“荒诞”与“逍遥”等概念的探讨，指出中国文化的自由佳境是退隐、逍遥、梦幻，而西方文化则是由抗争到自由，再到荒诞发展历程。其比较文化研究色彩极为浓厚。
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注]一书从本体论和语言论的高度对东西方诗学作了体系上的比较。作者认为东方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的哲学本体为“经”和“道”，以别于西方哲学本体的“逻各斯”；儒家诗学意在“立言”，追求不朽，而道家诗学旨在“立意”，追求“言外之意”和“得意妄言”，详细剖析了两者的对立和互补。作者在论述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时，时刻与西方诗学的语言论作出比较，指出西方诗学栖居的拼音语境是写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而东方儒道诗学所用的汉语是写意语言，是书写使意义出场。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注]一书通过“现代语言论”和“现代生存论”为基点，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进行了比较，指出：
中西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儒家文论和柏拉图主义诗学，它们两者都以“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且其正统样式都持理性主义立场，其异端样式持感性（情性）主义立场。而中西传统的非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道家文论和前柏拉图诗思。道家文论入思的模式是“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关系，前柏拉图诗思的入思模式是“神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注]
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叙事论、抒情论、形而上论、审美论等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异同性。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注]一书以寻找东西文化的共同规律为主题，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文学阐释学传统、语言反讽、阐释多元主义等独特的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作者认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字，就含有思与言的双重含意，结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说法，将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作了对比，明确提出：“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上等级制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仅仅主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是构成了思维方式本身。”[※注]这一观点是直接针对德里达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言论而得出的。
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注]一书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曾有一股无视文化差异的生搬硬套：屈原、李白为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为现实主义之类，作者认为生搬硬套的“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注]。因此该书意在穿越异质文化差异的鸿沟，建立一个系统的中西比较文学架构，寻找中西方之间的共同话语，以之为研究的契合点，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其收录的《从史传与史诗概念的沟通看中西文学的共通点》、《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中国文学的世俗自然与西方文学的宗教澄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模式》等论文，都是这一学理思想的体现。
蔡镇楚、龙宿莽《比较诗话学》[※注]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作者认为所谓比较诗话学，就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诗话进行文化分析与阐释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诗话学与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互相整合的一种新的交叉学科”。该书将诗话、诗学与文化学研究融为一体，特别有新意的是把“诗话之崛起与繁荣发展乃至长盛不衰当作一种历史存在的诗学文化现象来考察”[※注]。全书对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国的诗话进行了比较，并深入探讨了诗话中的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子，还以整体的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印度梵语诗学作了比较，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和方法论自觉，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汪涛《中西诗学源头辨》[※注]全书共四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探讨了西方和中国诗学的源头，第四章比较了两者诗学的源头，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对中西诗学源头及其各自的影响、衍变作了比较。作者指出在本体论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而西方则是主客（神人）二分思维，停留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思辨；在方法论上中国重感悟直觉，而西方重逻辑认识。
近年来，比较文化研究的范围更为宽广，已经远超出比较文学的范围。如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义《中西文化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祥云《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新柳《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范明生和陈超南主编《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都属于比较文化研究，而与比较文学研究相涉不深。
总之，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比较研究的新态势和新趋向，体现了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融合和贯通，这种融通显然是有利于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化和延展，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基于文学的学科立场，应该坚持文学本位，适度吸收借鉴文化比较研究成果，而不要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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