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关键词是“古今演变”，因此其研究的核心是“从‘古’观‘今’或从‘今’溯‘古’的内在关系的研究上，并非打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而以整个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观念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上，从‘古’观‘今’”；“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上，以‘今’溯‘古’”；“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上，‘古’‘今’连通”；此外还有“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注]据此，古今文学演变的学术范式有以下几种：

1.以古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以古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中“下趋”的文学现代流向意识，知道古代文学发展的流向所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由于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不仅与现代文学被分割成两个“断裂”的阵地，而且由于古代文学史所涉及的时间长，往往以朝代为界，其内部也被分割成为以朝代为时间段的文学史研究，不同朝代文学史之间也通常缺乏有效的学术沟通，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往往造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弊端。以古代文学为本位的演变研究则纠正了这种封闭的孤立的学术研究机制，使古代文学研究本身不仅在其内部能够前后照应，而且更能树立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流向意识。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把文学史划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和近世文学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又分为发轫期、拓展期和分化期，第三个阶段又分为萌生期、受挫期、复兴期、徘徊期和嬗变期，这不仅使古代文学史内部有机的构成一体，探索了古代文学本身的嬗变规律，而且勾勒出了“从中国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历程”。[※注]陈文新、甘宏伟《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重点探讨了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关系，认为“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一是‘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二是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撰写；三是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四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2.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演变研究的对象虽然还是现代文学，但现代文学研究的“溯源”意识得到了强化，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史的传承特点，从而扭转了现代文学研究割裂古代而过分以西方文化和文学作为参照物而凸显其“现代性”和“新质”的片面性。黄曼君《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针对古今文学怎样贯通、演变，中国现当代文学何以进入古代文学资源的问题，提出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当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倡导和探索多元化的学术路径，比如王洪岳《当代文学对传统文本或文类的戏仿》[※注]是就整体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如何“戏仿”传统文本或文类问题展开研究，提出“戏仿”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已经由一种创作方法转变成了一种创作原则。特别是现代派文学，更是将创作转向了对文本的戏仿。当代文学创作不单对经典小说，而且试图对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经典文本、文体或文类进行戏仿，戏仿成为一种颇具颠覆性和创造性的审美类型甚或美学创作原则。洪本健《从朱自清的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看我国古代散文的现代影响》[※注]则从朱自清的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的个案研究切入，以古今文学演变的视角探索朱自清文学观念和美文创作的古典传承和现代新变，体现了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文学演变研究的范式。这对过去研究者往往从西方文学理论出发谈论朱自清如何创作出与传统文学不一样的散文，可谓是一种具有某种纠偏意义的学术矫正。谈蓓芳《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的学术理路更为独特，作者首先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征——“自我的发现”入手，探讨龚自珍思想与其相通之处；接着由《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比较，揭示二者在反对个性束缚上的近似性；然后辨析龚自珍与鲁迅悲壮而执著追求独立人格方面的异同；最后则对龚自珍爱情诗中的新因素进行剖析。由以上所论归结全文的主旨，即在于证明龚自珍作品中已含有五四新文学的若干萌芽。

3.以近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者之间，往往“被看做是古代文学的‘黄昏’和现代文学的‘前夜’”[※注]，或者说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和现代文学的“前奏”或“序曲”[※注]，因而缺乏其学科的独立性和研究应有的重要性。然而从古今演变的维度视之，则别有一种独特而独立的意义和价值。高玉、梅新林《论中国近代文学本位观》重点强调了树立以近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就是确立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观，这种本位观是“打通中国文学史，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衔接起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注]关爱和则力图将原先所从事的近代文学领域与古今研究结合起来，推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诸如《探寻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前景瞩望》（《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等等。其中《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一文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这是由学术新视角得出的新结论。

因为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既具有同质的特性，又具有异质的特征，所以集中体现了近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连通作用。例如《海上花列传》过去被认为是古代狭邪小说的“溢恶”之作，而栾梅健《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文汇报》2006年5月2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等文则以《海上花列传》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并以其问世的1892年为标示现代文学出发的起点的界碑。这些观点后经《新华文摘》等报刊的摘要转载，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同时也引来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不同的评价，是因为过去看到的是与古代文学同质的地方，如今看到的是与现代文学同质的地方。而事实上，它既有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同质的地方，还有不同质的地方，这就是近代文学作为连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特性和作用，由此亦可见树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和以近代文学为本位的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

4.超越古今观念的通观研究范式。章培恒《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贯通古今，寻索真知》（《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认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既是一个鲜活的科学命题，也是一个严谨的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正是学术界迫在眉睫的时代要求。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李桂奎《“互文性”与中国古今小说演变中的文本仿拟》（《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借鉴西方“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有可能成为其后文本的范本，后期文本总会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效仿先期文本，从而在相互参照、彼此牵连中形成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古今互动的演变过程。然后以此为独特视角，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今小说“互文性”演变的立体图景。概而言之，所谓通观研究范式就是要超越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不同本位的文学研究范式，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观察和研究，因此特别需要研究者应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当然，在具体研究中，可以尝试从一些母题、形象演变之类的较小专题切入，相对容易把握，也往往能出新意，如黄仕忠《负心婚变母题在古今文学中的演变》[※注]，张勇《悍妻与弱夫：从一种经久不息的婚姻模式看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注]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