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古代城市文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分体研究以及空间形态研究以及四个方面。

1.古代城市文学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单篇专题论文与城市文学总论以及散见于诸多相关著作的绪论之中，总体成果不够丰富。其中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有关古代城市文学的宏观理论研究。这里拟重点介绍一下周晓琳《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系统建构刍议》[※注]两篇论文。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一文中，周晓琳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此同时，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注]那么，如何建构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或学术框架呢？周晓琳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系统建构刍议》中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必须厘定城市文学概念，明确城市文学特质。城市文学是指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现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以及刻画各类市民形象等。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大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二是必须对城市文学的存在形态给予其时态观照，根据对象的构成状况确立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参照古代乡土文学研究的模式，可以按照文本体裁的不同，对历代散文、辞赋、诗歌、小说、戏曲进行分体研究，深入考察作为“外形式”的体裁是如何规定与影响作家的观照角度和言说方式的，其中京都大赋、都市赞歌、市井小说、地方戏曲无疑应为研究重点。[※注]同时，也可以针对文本表现对象的不同，进行诸如“商贾文学”、“妓女文学”、“仕宦文学”、“都市游侠文学”等中观层面的专题研究，着眼于对象的社会身份，探讨不同阶层市民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现及其意义，突出城市文学独特的文化风貌。此外，还可以根据文学接受对象与传播范围的不同，建立士大夫文学与市民文学的二元研究模式，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城市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方面所存在的内部差异，揭示城市文学内在构成的异质性。三是对城市文学发展状况作历时性把握，展开文学史写作。就本质而言，文学史写作是对相关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叙事和阐释，既具还原历史的史学价值，同时又带有明显的阐释学性质。写作者一方面必须对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进行甄别筛选，分门别类之后进行纵向的排列组合，通过客观细致的描述清晰地凸现城市文学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还需要在认真解读文本、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提炼，作出具有学理性的阐释，充分揭示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对城市文学的创作成就与历史地位给予准确的评价，从而完成意义指认与价值评判任务。同样，城市文学史的写作也离不开创作主体心路历程的展示，而作家审美意识的嬗变往往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史的勾勒实质上就是将人在历史中的不断显现联结起来，如果不了解作家队伍的发展演变情况，就难以写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史。

就古代城市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则有若干亚理论问题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

一是古代城市文学的地位与性质问题，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中心和主导地位的是乡土文学（包括田园文学以及部分山水隐逸文学），城市更多地充当着‘他者’的角色，以乡村为本位反观城市的视角与方式，既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也赋予了城市文学不在‘中心’的历史地位。正因如此，城市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成为抒情和叙事的‘背景’，相关材料比较杂散，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特色缺乏总结提炼，被推崇为精品的文本不多，故难以在文坛上与乡土文学争辉。”[※注]有的学者由此断定“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算不上纯然的城市文学”。[※注]也有学者将此中的原因归结为：农业社会不具有孕育都市诗歌的温床；儒道禅文化心态，成为诗人审美视野背离都市生活的内驱力；传统诗歌审美机制，难与都市生活有机地契合。[※注]

二是古代城市文学发生重大转折的问题。参照西方学者所谓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唐宋之际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曾对中国城市文化与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城市更为发达，城市文化更为繁荣，而最为重要的是从中原到江南的市民文学与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对此，梅新林《江南市镇文学论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蔡燕《唐诗宋词中城市功能的演变与文化转换》（《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都从不同的视角作了详略不等的分析。蔡燕《唐诗宋词中城市功能的演变与文化转换》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城市功能的变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影响着文体的转换。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唐宋文学是一个转型时期，从城市功能来说，从政治化的内涵转向世俗性内涵；从文体角度来说，从诗转向了词。而南宋词的雅化则促使更为多元斑斓的城市生活、更为多样的城市功能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文体形式，并最终促成了新的文体转换。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从宋代城市革命这一视角，系统探讨了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繁荣的诸多领域的特质及其成因，同时由都市文化来推绎都市文学，以近代意义的文学生产三环节为结构线索，分别从江南都市文化繁荣与潜在新型文学消费群体的诞生，江南都市文化繁荣与坊刻业发展、文学传播现代传媒的物质基础的奠定和江南都市文化与新型文学生产者群体的聚集三个方面，揭示了新型文学生产这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现象在临安都市中的诞生。

三是古代城市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城市文学的发生问题，也可以称为城市文学古今演变问题。许多学者以近代上海文学为范本，着眼于从古代向现代城市文学转型的临界点，探索和分析现代城市文学产生的初期形态。这一方面的研究思路首先来自海外。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于2005年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该书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也曾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题于2003年收入作者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强烈冲击，也开始促使学界对于晚清文学进行重新认识，其中即包括城市小说的发生问题。美国韩南的《〈风月梦〉与青楼小说》[※注]将上述命题直接落实在城市小说的研究上，指出：“青楼小说《风月梦》堪称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它植根于特定地域，以描写城市生活为内容，通过人物的活动和视角，展现了扬州的城市风貌，对之后的《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产生深刻影响。”这一论断对于晚清小说城市属性的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后的国内研究者大多循此思路，并有所发展。如袁进《韩邦庆的小说叙述理论与实践》提出韩邦庆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开风气者，他是近代最早描写中国现代都市的小说家；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位为了探索这一描写且提出了相应叙述理论的小说家。这一叙述理论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常常被作家们所运用。韩邦庆最大的贡献在于运用了“穿插藏闪”的叙述方法，用以表现现代都市的时空，拓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注]再如施晔《晚清小说城市书写的现代新变——以〈风月梦〉、〈海上花列传〉为中心》[※注]认为，《风月梦》及《海上花列传》作为晚清较早的城市小说，不仅初步勾勒出扬州、上海的城市轮廓及空间，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城漂”一族的兴起以及城市“恶之花”的盛开，更透露出异质混融的城市欲望地图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焦虑，从而具有传统小说中少见的城市意象及新旧杂陈的文化特质，折射出晚清小说城市书写的现代新变。她同年发表的《时代焦虑与都市憧憬——陆士谔小说的上海书写与想象》[※注]也延续了这一思路，认为陆士谔的上海书写与想象因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揭露都市阴暗的犀利以及憧憬理想城邦的热烈而具有一定代表性。近代上海之所以成为新时期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当然重点，实则与此转型问题密不可分。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注]指出：“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上，所谓‘城市文学’，更大程度上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地域展开文学叙事的都市小说。”“现代性商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渊薮此后通，从19世纪90年代前期韩邦庆在《申报》代售的半月刊《海上奇书》专刊连载《海上花列传》开始，现代城市文学出现了生成的萌芽，此后通俗文学刊物难以计数、花样翻新，通俗文学写作行列涌现了从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到张恨水、程小青、颐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孙了红、千小逸等作家，这些专供市民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大都作为上海特产畅销于市。”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注]认为上海开埠以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在上海文化的制约下，上海文学更多了消费特色、现代手法、人性内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使中国文学明显具有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质素。上海文学的消费特色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市场运作形式，并建立起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传统。现代手法的运用，构成了上海文学的先锋性，也使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显然，这些都代表了以现代城市文学发生为本位立场的由“今”溯“古”学理路径，与古代文学界的理解和判断有所不同。

2.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化研究。从文化视野研究古代城市文学，重点落在古代城市文学文化的关系研究，这也是当下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主体内容。直接亮出文化研究宗旨的著作有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认为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古代小说所描写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乃是古代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该书侧重于后者的研究，主要以古代小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其中以各种形态存在的城市文化。其总体思路是将唐代至晚清的历代小说中的城市文化作一纵向、历时性的描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对历代小说中反映的典型城市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在方法论上，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文献价值的层面来论证小说中城市描写的史料价值，同时指出这些城市描写所具有的小说个性和艺术价值；尽可能将研究的重点深入到城市的精神文化层面，从小说的角度揭示古代城市文化的特质和内涵。

论文方面则主要有：张宝林《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李炳海《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侯立兵《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都邑赋：传统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韩晖《〈文选〉京都赋置首的文化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戴健《明下叶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蔡燕《唐诗宋词中城市功能的演变与文化转换》（《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王筱芸《“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胡海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文化精神》（《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谢遂联《都市文化与唐代诗人心态》（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葛永海《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涂敏华《古代都邑赋的城市文化观念》（《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朱维娣《汉代京都赋与长安地域文化的交融刍见——以〈西都赋〉和〈西京赋〉为例》（《怀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彭琼英《唐代都市娱乐文化与都市文体的发展》（《湖南省城市文化研究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等等。张宝林《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以先秦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为轴心来论证古代城市文化的形成原因，以《诗经》为材料阐述古代城市文化的精神历程和时代特征,解说了古代城市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谢遂联《都市文化与唐代诗人心态》重点探讨了唐代都市文化与诗人心态的关系，包括政治都市本质与诗人心态，商业文化与诗人心态，都市节庆民俗与诗人心态，都市生存与焦虑，山水田园与都市焦虑抒解，宗教与都市焦虑抒解等。彭琼英《唐代都市娱乐文化与都市文体的发展》认为唐代是中国古代都市文体发展和成形的关键时期，唐代都市的娱乐文化则是推动都市文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唐代都市娱乐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乐舞歌唱经历了从宫廷走向民间，从集体走向个人的转变,使得乐舞歌辞逐渐普及并深入人心。唐代都市娱乐文化对都市文体的确立，对晚唐词风的形成，对唐传奇的繁荣，对词与传奇创作的推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王筱芸《“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以柳永为个案，指出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浪子词人、才子词人和游宦词人的多元角色话语实践，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话语分流趋势，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话语到世俗大众话语的转型，建构了一套宋代都市文化以艳情享乐为尚的言说方式和“才子艳情羁旅行役”的话语模式，对宋代新都市文化建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还有大量论著虽无文化研究之名却有文化研究之实，尤其在唐宋之际“中世纪城市革命”发生之后，城市文化更为繁荣，市井文化与市民文学同步竞盛。许多学者重点关注于此，并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比如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注]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宋词与都市、节日、歌伎、市民等方面的相互联系，认为产生于都市生活的宋词作为市民文学的一部分，其艺术精神与市民艺术趣味之间有着种种联系。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前者细致分析了明代市民文学的生存条件——城市与市民的特征和构成，揭示了明代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进程和影响这一进程的社会诸因素，进而探讨“明代市民文学的主要品种以及不同品种的创作、传播、接受方式和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的社会身份及地域分布”，对市民文学在明代市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明代社会的干预和影响予以较为准确的定位。许建平《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一文选择从特定角度（城市商业文化）和特定时期（明后期）出发讨论城市文化对于古代小说的深刻影响。与此相关的是，“三言二拍”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研究，这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此方面的论文较多，粗略统计即有百篇之多，讨论范围基本集中在较为表面的层次，或为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或为士商关系研究，总体上思路多落入窠臼，探讨不够深入。

3.古代城市文学的分体研究。在古代城市文学研究中，曾先后出现了一些融合各种文体的综合性研究论著，诸如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梅新林《江南市镇文学论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刘方《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杨为刚的博士论文《唐代“长安—洛阳”文学地理与文学空间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王柳芳《城市与文学》（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等等。但从总体上看，学者的文体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大体而言，以小说最盛，诗歌次之，辞赋又次之。

一是古代城市小说研究。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中，小说所受的影响最为明显，因此相关古代小说的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通论性的重要论著除了上文所论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外，还有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周笑添、周建江《中国古代城市笔记小说的源、流、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等，前文认为城市的多重空间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作为故事场景而出现的城市空间展示和城市地标聚焦，到政治斗争、权力象征、人才选拔和节日狂欢等都市政治文化的书写，再到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司法公正的内在渴望所构成的市民日常生活描绘，古代小说的城市书写展示了远比地理空间丰富得多的政治文化表征和日常生活内涵。这些城市书写塑造了鲜明而各具特征的城市意象，同时这些意象又成为城市市民共享的生活体验和文化想象，并使生活于同一城市的市民获得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立场。后文提出发源期的中国古代城市笔记小说，多托故国风物以抒个人情怀，发出今不如昔之慨叹；而在王朝更替、社会大变革之后，借描写故都繁华以寄托亡国之思的大量遗民作品，更是城市笔记小说的主流；至于专以歌颂帝都之盛、夸耀作者渊博学识为主的作品，则是城市笔记小说发展的变种。因此，使城市笔记小说具有活力的年代是变革的年代，使城市笔记小说具有活力的作者是具有遗民思想的士人。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体现在“西湖小说”系列与“东京小说”系列。前者有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张慧禾《古代杭州小说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胡海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与西湖文化精神》（《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等。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一文从叙事学的独特视角解析西湖小说，第一次将“西湖小说”作为地域性特征的小说类型加以命名和研究，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古代小说研究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特殊意义。后者则主要体现在上文所述有关“双城记”的系列论文中。代表作有宋莉华《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双城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2002年），《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何世群《文史视野下的南宋临安研究——以城市笔记、话本小说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李会芹《宋元话本中东京、临安故事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等。

二是古代城市诗歌研究。总论方面，吴晟《我国古代都市诗歌不发达原因初探》[※注]从古代城市起源角度探讨城市诗歌不发达原因。卢桢、吴聪聪 《中国古代城市诗歌综论》[※注]认为诗歌与城市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文学兴起之初,从早期的《诗经》乃至汉乐府、大赋,进而到唐诗、宋词,其间都留下城市生活的斑驳投影。伴随着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诗歌所表现出的情境也愈加充实:建筑风光、世态万象以及民俗风情皆可入诗,诗歌成为古代城市文化的记录者。同时,它又是诗人心理空间在城市中的投射,蕴涵着诗人的城市观念和文学理想。这些都是具有总论性质的研究成果。

再以通代观之，古代城市诗歌研究成果的代际分布极不均衡。先秦两汉时段，仅有张宝林《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左鹏《社会空间的文化意象——以乐府诗〈长安道〉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等少量论文。先秦以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唐宋时段，重要论文有：都晓梅《唐人咏扬州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谢遂联《都市文化与唐代诗人心态》（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汪枫《唐诗中的长安意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杨颖《晚唐诗歌中的长安意象》（《宜春学院学报》2010 年第9期），蔡燕《唐诗宋词中城市功能的演变与文体转换》（《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2期），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方《都市日常生活的诗化与宋代城市诗歌的转型——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文学史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张文利《宋词中的双城叙事》（《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诸葛忆兵《唐宋都市风情词论略》（《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王筱芸《“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余敏芳《宋代扬州词城市意象符号解读》（《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12期），等等。唐宋时段的另一聚焦点是承金陵怀古研究而来的城市文学研究，主要有耿波《金陵怀古诗中都市空间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葛永海《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和《金陵守望与长安放歌：唐代都城诗的审美歧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程章灿、成林 《从〈金陵五题〉到“金陵四十八景”——兼论古代文学对南京历史文化地标的形塑作用》（《南京社会科学》 2009年第10期）等。葛永海两文皆以比较研究为视角，分别比较了金陵与广陵、金陵与长安的不同文学意味与文化意义。程、成之文提出从刘禹锡《金陵五题》、孙玄晏《六朝咏史诗》、曾极《金陵百咏诗》,到明清时代的“金陵二十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古代作家的吟咏品题为古都南京建立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体系。南京历史文化地标代有更新,其历史文化内涵亦不断丰富。古典文学创作不但形塑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对后代的城市想象亦有化育、衍生、润饰之功。

1997年，雷梦水等编撰的六巨册《中华竹枝词》出版，这为竹枝词尤其是城市竹枝词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21世纪以来城市竹枝词得到学术界不少关注，成为古代城市文学研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分支，比如上海、广州、武汉、苏州等城市竹枝词受到了较多关注，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三是古代城市辞赋研究。上文所述古代城市文学的文化研究成果，已论及李炳海《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韩晖《〈文选〉京都赋置首的文化分析》，侯立兵《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都邑赋：传统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涂敏华《古代都邑赋的城市文化观念》，朱维娣《汉代京都赋与长安地域文化的交融刍见——以〈西都赋〉和〈西京赋〉为例》等文。而在其他有关古代城市辞赋研究的论著中，刘海霞《京都赋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王树森、余恕诚《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学术界》2009年第1期）等大体属于通论或通代研究；属于断代研究的则有：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冯莉《汉魏京都赋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王紫微《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船山学刊》2011年第4期）；还有一些专题或个案性研究，比如许结《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长顺《由“长安事象”叙写的变化看京都赋之嬗变》（《时代文学》2009年第3期），冯方《从〈金陵赋〉审视京都赋的嬗变》（《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等。其中侯立兵的研究成果比较显著。

4.城市文学空间形态的研究。此与文学地理研究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为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彼此的研究视角与重心有所不同。就城市文学空间形态本身研究而论，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与路径，一是重在研究城市文学空间形态中的文学，二是重在研究文学中的城市文学空间形态。由于京都具有超越其他城市的优先地位，自然最受学界的重点关注，其中一个创新点是宋莉华提出的“双城记”[※注]与梅新林提出的“双都轴心”[※注]概念。梅新林认为，自西周开创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邑的东西双都并列制度之后，一直延续到清代，历3000余年而不绝。由此形成独特的政治生态、文化传统与文学精神。由首都与陪都一同确立文学中心并驱动文学地理的变迁，所以称之为“双都轴心”。对于文学版图而言，“双都轴心”就如一个哑铃，首都、陪都，分处哑铃两端，在周围分别构成首都圈与陪都圈，双都之间的王畿通道即是连接两铃的铃杆，由此将首都圈与陪都圈连为一体，彼此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一同构成范围更大、力量更强的都城圈，并一同在全国文学版图中发挥轴心作用。其中首都与陪都分别发挥着主轴心与副轴心的作用。而后，梅新林、王晓均又在《陪都文学精神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集中对古代陪都的城市文学生态和特性展开了专题探讨，重点选取东汉长安、唐代洛阳、北宋洛阳、明代南京等四大陪都文学作重点分析，在梳理其前后承继的文学脉络中，进行各自多重色彩的具体辨析，依次表现为：东汉陪都长安夸饰中的自豪、怀恋与失落，唐代陪都洛阳闲适中的忧惧、苦闷与解脱，北宋陪都洛阳韬晦中的内敛、执著与理趣和明代陪都南京凄艳中的风情、诤骨与感伤。[※注]近年来，基于文学地理与城市文学研究的双重激励，以首都—陪都“双都轴心”或京都及其以下城市的文学空间形态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点所在，也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重要选题。比如杨为刚的博士论文《唐代“长安—洛阳”文学地理与文学空间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以“京—洛”区域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区域与地理空间，对其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情况展开研究，同样兼有文学地理与城市文学研究的双重特点。

“双城记”由宋莉华在其《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双城记》（2002年）一文中率先提出，指的是北宋首都汴州与南宋首都杭州，这是以小说为范本对两个首都文学形态与精神所进行的富有创意的有趣对比。后来又有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双城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意象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7日），何世群《文史视野下的南宋临安研究——以城市笔记、话本小说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李会芹《宋元话本中东京、临安故事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等文相继问世。而且由小说而推及词，代表作是张文利《宋词中的双城叙事》（《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该文重点关注宋词中的汴京和杭州，认为两都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投射出不同的文化映象，透露出国运的盛衰兴亡和词客的感喟叹息。从社会文化学和都城地理学的角度解读宋词中的双城映象，可以看出政治气运与文化轴心的移动如何造成城市映象与文化记忆的潜转暗换。

此外，也有一些论文则重在城市与文学空间形态的互观性研究，如左鹏《社会空间的文化意象——以乐府诗〈长安道〉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杨秋生、秦楠、程号《唐宋元时期城市建设特点的文学体现》（《山西建筑》2009年第1期），陈燕妮《居住的诗篇：论唐诗中的洛阳城市建筑景观》（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田永英《从词源透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特征》（《建筑师》2011年第5期）等。左鹏《社会空间的文化意象——以乐府诗〈长安道〉为例》以乐府诗《长安道》的解读来阐释长安的空间文化含义，文章通过《长安道》主题与内容之变化的分析，指出它们最初主要描绘了长安的地方意象，后来则多反映生活于长安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而这样的状态折射出人与特定社会空间的四种关系：家园—内部者、家园—外部者、他乡—内部者、他乡—外部者，其中只有家园—内部者才是长安意象的真正代言人。陈著从唐代洛阳城的公共建筑景观和私家建筑景观来论述洛阳城与唐诗的关系，采用了“文学表现城市形态”和“文学对城市性的表达”两种考察城市建筑景观与文学的方式，而城市建筑景观之于城市的种种意义就在这些文学的不同表达中生成。全书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从城市的标志建筑景观“洛阳道”、“洛阳宫”、“洛阳楼”来分析洛阳与唐诗的关系。下篇主要以唐代洛阳分司官员的私家园林为切入点，以他们在这些“场所”之中的文学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来研究城市与文学、城市建筑景观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认为杭州在宋初就已经呈现出较为繁盛的景象,为词人所关注,并形诸歌咏,反映了伴随着宋代城市革命之后,不断成长和繁荣的杭州都市文化之美。在北宋的杭州,自然景观与都市文化景观,已经成为互为依存的风景,于都市文化之中,体验山水之美,两者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一体的,这无疑开始了一种观念革命的历程,也预示了一种生存方式的重大转折。在杭州都市文化的文学书写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变化与发展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