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出版标志着在学科层面上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此书198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1990年出版增订本，首次对古典文学领域中文体的类别、起源与特点系统地展开梳理与研究。相对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薛凤昌《文体学》，此书在统系、深度诸方面皆体现了学术的进益。褚斌杰的贡献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此书在文体的包容面上进行了极大扩充，努力将文学史上的文体皆纳入论述范畴，从而在研究域度上使得“文体概述”具有了学科层面的意义。从章节划分上来看，论述了二言诗与四言诗、楚辞、赋、乐府体诗、古体诗、骈文、近体律诗、词、曲、文章。可以看出，大致是依据文学史的脉络对各体裁进行概述。而不大为人关注的文体，如三言、六言、杂言体诗、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笔记文、语录体、八股文、联珠体等，都分别加以阐述，突出了其文体意义。二是对文体渊源、体制特点、风格规范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丰富了文体学的内涵。如对赋体的起源，即否定了赋源于诗的传统说法，提出“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大约正取上述的两种意思。即在表现手法上铺陈写物，在体制上与诗不同，不属于歌唱文学”；并就文体关系作出综合论断，认为“汉赋，就是在荀赋、主要是宋赋基础上，广泛吸收、综合了‘楚辞’、《诗经》、先秦散文的一些文体特点和创作手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这已然表现出作者在相关问题上的独立判断。接下来作者还对赋体的流变进行了具体剖析，论述了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的体制特点与演变历程，从而使赋体的历史面貌与样类特征获得了立体表述。三是在文体名目方面提出新见解。如笔记与语录，前此辨体类文体著述鲜见将之列为文体，而作者则表现出理论方面的新创性。另如八股文，由于对其价值的否定，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作者却独立一节，论述其名称来由、体制特点，表现出文体本位的观点，值得重视。另外，书末所附“古代文体分类”，将重要典籍之中的类目详尽罗列，颇便于检阅。就规模与理论性而言，此书可称为文体学研究展开阶段的典范作品。

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提出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之前，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在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在他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已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一大中心。其本人所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注]皆为文体学研究的力作。前书强调立足于古典文学现实来考察文体，重点考述了多种“非文学”的文体，如盟誓、谣谶、诗谶、策问、对策、判文、八股等，既拓展了学术视野，又以其实绩丰富了文体研究。作者对文体的体制、渊源、流变与相互影响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材料翔实，考述精当。所论文体学源流、评点源流、辨体与破体、破体的通例等，则对重要的文体现象作出了阐释，见解深刻，其观点已多为学界接受。后书进而从学科论纲、文体学考察、文体功能、人品与文品、地域对文体的影响、文体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各时期学者对文体学的研究著作等方面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文体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宏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作用。此外，吴承学、何诗海《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是一部论文集，内容包括《两汉的“歌诗”与“诗”——再论五言诗的起源》，《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南朝的文体分类与“文笔之辨”》，《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唐前七体讽谏功能发微》，《敦煌诗赞体讲唱文学探论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北宋“话”体诗学论辨》，《歌行之“行”考——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行”的本义》，《“长律”、“排律”名称之文献辑考——以唐宋元明时期作为考察范围》，《道教文献中的颂及其文体学意义》，《八股文的源流》，《关于兴起时章回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批评》，《中国古代历险记小说论纲——以〈西游记〉为中心》，《从咏剧诗看诗歌与戏曲文体表现的宽度与限度》，《贺复徵与〈文章辨体汇选〉》，《清人忆语体的来源与定位》，《集成与开新——清末民初文体论著述评》等。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注]和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注]是另两部重要的文体学研究著作。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对文体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文体分类的考察，尤为细致。而在所论及的诸多问题上，也都体现了独到的见解，比如认为文体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体制、语体、体式与体性；文类的生成方式包括：行为方式、文本方式以及文章体系内的分类；文体的命名方式主要有功能命名法、篇章命名法、类同命名法与形态命名法。作者还以《文选》类总集为主要观照对象，考察其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分体归类、体类排序以及分类的体式与原则。马建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对古代文体分类进行了历时梳理，将汉前、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分别定位为形成、成熟、发展与总结时期；对文类的命名方式、分类方面以及分类所体现出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综述；并以两部重要的文体学专书《文心雕龙》与《文选》为例，详细考察了其分类特点及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变化。

此外，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注]提出中国古代文体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与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序列，众多文体因自身不同的社会功用而分列于不同的位置，乃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尊卑高下的价值等级。这个价值序列从属于正统文化，其中所渗透和包含的价值评判对文人及文体具有超乎寻常的控制力和威慑力，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人心态和文体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三年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注]再就中国古代文体功能作了系统的探讨。此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从功能角度对中国古代文体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有关文体价值序列的讨论，与上文内容向衔接。下编的内容主要是对汉代部分文体进行实证性研究，包括隐语与赋体、赋与颂、人物像赞、俳谐文、告地书、买地券、镇墓文等。各种文体的讨论，既遵循了从功能着手进入文体的基本精神，又充分利用了既有的文物考古成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由先秦延续至明清的各代文体学研究，以处于文学自觉时代和转型时代的魏晋与宋代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其中涉及唐代以前的主要有：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以先秦两汉时期《周易》《尚书》两部经典本身及相关散文文体现象及文体观念为研究范围，力图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纵向观照某些文体的产生和发展，横向考察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深入追索促使文体产生及嬗变的复杂因素，包括时代风尚、文艺思潮、学术氛围、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与审美偏好、题材内容及读者对文体的心理期待等。吕逸新《汉代文体问题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版）依据汉代文体问题的整体性和有机性，顺理成章地逐次深入论析了汉代文体的内涵，汉代主要文体的体制特征，汉代精神文化对文体发展的影响，汉代拟作与文体惯例的生成、定型及与文体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汉代文体创作和理论的地位和价值。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在文体与文化的互动中，截取若干独特视角来考察汉魏六朝文学，如从两汉文学观念的觉醒与文吏制度的发达探讨汉代文体的繁荣及文体学的兴起，从汉魏之际儒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探讨建安体的形成，从六朝清谈活动中的审美意趣分析六朝体和文学创作唯美之风的盛行，从文学集团的活跃考量公宴、咏物、赠答和边塞诗的繁兴，从南朝统治阶层的出身考论民间俗乐在上层社会的接受传播及其与永明新体诗的关系，从察举考试的复兴揭示齐梁之际隶事活动对文学创作中用典之风和文体新变的影响。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作了深入的研讨，全书分为体裁、篇体、风格三部分。体裁部分主要考述体裁观念的发展过程与特点，揭示不同体裁的发展特点，对体裁分类的方法与原则、体裁规范、流变有详细分析，并对此期文体论的中心问题“文笔之辨”进行了专门论述。篇体部分主要着眼于篇章体式，论述了词法、句法、用典等问题，并就篇法瑕疵进行专门探讨。风格部分考察了此期的文学风格审美观念，对风格流派的区划方法加以详细探析。全书材料丰富，论述精密，在系统的建构与文体分析方面皆有可观。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注]则对趋于成熟的六朝文体批评进行研究。全书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在文体批评史上六朝的地位与意义，重点强调了此期文体批评中的规范意识，介绍了创作论、鉴赏论与风格论的范式。第二部分为专题论述，就体类与体貌、文的含义、小说文体以及古今文体之争等具体问题加以探讨。第三部分为文体批评的文化学研究，考察了文体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文源五经”的文体意义及拟作、名实之辨、才性之辨与文体的关系。可以看出，其论述既有对此期文体批评的总体把握，又有对关注焦点的释读，同时其阐释能结合文化场域加以深化，在理论构架上颇有建设性。

涉及唐代之后的文体研究著作则主要有：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重点选取唐宋文学中最重要的五种文体——诗、词、文、小说、批评进行讨论。作者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唐宋文学的繁荣和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是各种文体专史研究的简单综合，而是融入了近几十年文学史和文体史研究的新材料与新成果力求对光辉灿烂的唐宋文学史作出新的更趋科学、公允、全面的理解和评价。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认为文体问题在宋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被提到一个显著的突出地位。其时诗、词、文、小说、戏曲这五种主要文学样式，具有互不相同而又彼此融贯的发展样态。确定各文体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考察其具体特点、价值、功能及其变异、换位诸问题，当能从一个侧面对宋代文学获得新的把握。该文首先从辨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流行说法入手，在与宋诗、宋文的比较中，重新估定宋词适当的历史地位；其次从雅俗之辨着眼，指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以及宋人忌俗尚雅、雅俗互摄的审美趋向；最后论述尊体与破体之间相反相成的矛盾机制，破体为文是宋代一大文学景观，参与造就宋代文学的时代新貌。朱迎平《宋文文体演变论略》（《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认为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谷、杨两文都涉及宋代文体研究的学术路径和方法问题。谷曙光《论宋代文体学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空间》（《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以文体为关注核心，注意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一些问题，思考了两宋文体学的研究路径，探讨了断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杨旭《“文体”的含义和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研究宋代的文体及文体学，首先要确定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该文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范畴内“文体”一词含义的探讨，来分析断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指出进行宋代文体学研究不仅要从文类划分角度对宋代的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学样式进行分体研究，还要对宋人留下的丰富的文体学著作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宋人文体观念的演进，掌握各文体的发展脉络并因之窥见宋代文学发展的面貌。任竞泽《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提出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次年，任竞泽《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专著出版。此书力图从宋代文体理论批评、文体分类、文体文献、文体形态个案等不同视角出发，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题进行研究，由此透视和揭示宋代文体学的全貌和总体特征。此外，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则从文章学的视角确立了宋代在中国文章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文”的内涵与名称渐趋稳定，文章创作成果丰硕，论“文”之作在目录学上也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宋代崇儒右文的文化政策、科举制度的深入开展以及文章评点的日益风行都有力促进了文话这一重要文章批评体裁的兴起，而时文的发展尤为个中重要契机。宋代文话奠定了这一著作体裁的体制基础，在诸多理论领域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它的肇兴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