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的分体研究主要侧重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体研究，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传奇戏曲等文体的研究。其中以诗歌、散文文体研究最早，以小说成果最丰富，戏曲最薄弱。

1.诗歌文体研究。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是较早的诗歌文体研究著作，此书1989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不绝如缕的歌声”，1992年中华书局推出简体字本时改为今名。全书共分十个小节。引言部分“什么是诗”强调了诗歌的体式特点，认为讨论诗首先只能在形式上加以规范，因而诗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分别地研究了各个时代的诗体，才能综合研究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和民族传统问题，可能也有助于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主体部分则从国风、楚歌与楚辞、五言诗、七言诗、近体诗、古体诗、词、曲等不同时期的诗歌样式出发，对诗体特征、诗体发展、源流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余话部分则突出了诗歌民族形式的基本特征，认为诗与歌具有密切的关系，押韵是诗歌的基本条件，诗歌的语言是最精练的艺术语言，要进行熔裁与锤炼。全书清晰地勾勒了诗歌体式的演变过程，并对各时期的诗歌体式特征作出了精要的概括，语言浅易，是具有很高学术性的“大家小书”。如书中对楚辞体式的揭橥，认为它更接近于散文；提出楚歌中大量出现的七言句，为七言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三字节奏的出现等，都甚具启发性。《中国古代诗体简论》[※注]是另一部诗歌文体研究著作。此书分为总论、流变论与读解论三个部分。总论从激情、韵律、词采、语序、修辞与意境方面对诗体特征进行剖析；流变论关注诗体的演变过程；读解论则倾向于提供不同诗体的阅读方法。吴晟《中国古代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浙江社会科学》 2009年第7期）在梳理古代学者对诗歌体用的几种主要认识之基础上，重点考察了诗歌在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的体用现象，深入探讨了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分析了诗歌为用对于构成一种新文体的独特功能和优势，即可歌可诵的韵文性质、丰富多样的体式及其自由灵活的配置方式、多重并用的表现手法、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

至于各代诗歌文体研究方面，以葛晓音成果最著，主要有：《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从诗骚辨体看“风雅”和“风骚”的示范意义——兼论历代诗骚体式研究的思路和得失》（《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中古七言体式的转型——兼论“杂古”归入“七古”类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先唐杂言诗的节奏特征和发展趋向——兼论六言和杂言的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从江鲍与沈谢看宋齐五言诗的沿革》（《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南朝五言诗体调的“古”“近”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晋阳学刊》2010年第4期），等等。大体沿着唐诗文体往前追溯，至于先秦，然后贯而通之，对古代诗歌尤其是唐代及此前诗歌文体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他陆续问世的重要论著还有：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对《诗经》进行分类辨体，立足分类，重在辨体。张海鸥《先秦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认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72题先秦古歌，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发生意义。考察这些古歌的叙事性和文体形态，有助于考镜诗歌之原初样相。朱光宝《魏晋南北朝诗歌变迁：诗体之变与诗人之变》（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上编“诗体流变”主要探讨了诗饰之论、乐府璀璨、三言之衰、四言中兴、五言腾踊、七言勃兴、格律肇始等论题。张国星《永明体“新变”说》（《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提出永明体的声律讲求乃至整个“新变”，与佛教发展构成双方互动关系。“委自天机，参之史传”之说，体现着佛教中观新说促成的、诗歌审美意识和艺术时空建构的内在深层“新变”。这正是它在社会、文化历史演进中，从美学精神和审美理想上收结中古波澜、滥觞唐代的重要转关意义所在。钱志熙《论绝句体的发生历史和盛唐绝句艺术》（《中国诗歌研究》，2008年）系统论述从汉魏到盛唐绝句体及绝句艺术的发展历史，着重阐述六朝时期乐府体绝句与徒诗体绝句两大系统的关系，并指出这种传统的绝句体类分野对盛唐绝句作者的深刻影响。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2012年版）选取了文体互动这一独特角度，考察唐代文学繁荣的成因，依次探讨了赋、文、传奇小说、词等各体文学与诗歌之间的互动情况。对于一系列前人留意不多的唐代文学现象，加以描述与解释，以进一步探讨“尊体”与“变体”、继承与创新，对于文体本身及整个时代之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性。合而观之，则又可见诸体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对成就一代文学繁荣所起的巨大作用。曹辛华《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文体学为视角，对古典诗词作家、作品、文体等进行多维观照，对唐宋诗词进行多维观照，探讨了诗词自身体式、创作以及与其他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问题。王兆鹏《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提出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演进史,常常是彼此分离与融合的历史。词与诗始终是有合有离，从诗词的离合过程可以考察唐宋词的演进轨迹。唐宋词与诗的离合，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初唐至中唐，词变于诗，诗词混合；二是晚唐五代，词体独立，词别于诗；三是北宋，词体转型，诗词初步融合；四是南宋，词的诗化，诗词深度融合。李树军《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认为明代的文体批评是古代文体研究的“集大成”时代，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古代文体批评的内容和方法，对建立现代的文体学有重要意义。该文依次探讨了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文献形态，文体批评文献的选本形态，诗歌文体批评的理论形态，诗歌文体批评的概念与要素，前后七子文体论与其文学复古运动的关系，明末复古派诗论家的文体批评等重要问题。尤其是重点研究了胡应麟和许学夷的文体批评和理论，认为他们的文体观念与理想是建立在对诗歌文体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们的文体理论可以说是格调说文体理论的最终完善。同时，他们对诗歌文体源流变化、发展谱系的描述和研究对我们认识古代诗歌文体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2.散文文体研究。主要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姜涛《古代散文文体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湘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中山大学博士后论文，2007年）等。陈著分为绪论、分论与附论三个部分，对古代散文的体式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作了梳理。在概念的界定方面，此书突出了文学性与散体性，认为“古代散文，应该指那些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散体文章。它不包括那些虽用散体写成，却毫无文学性的文章”。又因为辞赋与骈文的文体特殊性，“辞赋和骈文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文体。从文学性上论，它们可归入散文，从散体性说，它们也可归入韵文”，故将其纳入附论。在绪论中，作者还对散文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概述，并总结出散文的文体特色：题材特别广泛、语言朴素简洁、具有音乐性、形式与风格多样、重视章法技巧。作者对历代散文的分类进行了回顾，指出这些分类有文学与非文学不分、多标准、时代局限、由简到繁及由繁到简等特点，难免互有得失。其分论部分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散文分类的思考，他将古代散文分为叙事体、传记体、游记体、笔记体、论辩体、讽喻体、书信体、序跋体、赠序体、箴铭体、碑志体、哀祭体、奏议体、诏令体、檄移体，可以看出在姚鼐的分类基础之上作出了较大的调整，大致依据记叙、议论、实用排列。各类之中又对其产生、发展及艺术特征加以介绍。文类论述时突出略古详今的原则，“对于那些仅在古代流行，今天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文体（如奏议、诏令、檄移等），只作简要叙述；对于今天阅读、鉴赏和进行散文习作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文体（如叙事、传记、游记、论辩、讽喻等），则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和剖析”。附论则对辞赋、骈文的产生、特点、演变、类别等进行阐述。作为专门对古代散文进行的文体研究，此书有一定贡献。但将叙事、讽喻等表现手法也列为文体，似仍有待商榷。刘湘兰《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概论》为其在中山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的工作计划《中国古代文体史料集释》的核心内容，作者在对古代散文文体史料进行全面收集、整理、校勘、注释的基础上，以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为依托，将纷繁复杂的古代散文文体分为十一大类，大类之下各系若干小类，一一探讨其分类、释名、体例、语体、风格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结构、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古代文体的基本理论及发展演变等，从而使史料整理和研究具有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层学术意义。此外，张峰屹《古代散文文体研究的两个问题》（《励耘学刊》2010年第2期）认为散文文体的研究，学界多用力于某些文类的文体特征及其流变的探讨，并且更多集中于六朝以后的时段。而对于散文文体的来源、发生，散文文体的分类（类属），以及散文文体在文学之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研究似乎还很不够。该文重点就古代散文文体的来源及其义类之研究提出自己思考，认为关于古代散文文体来源的研究，不可忽视其与儒家经典之源流关系的思想维度；关于古代散文的义类（名义和体式类别），则应该抛弃当下流行的大散文观念，坚决把辞赋和骈文剥离出去。谌东飙《传播决定文体论——以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则以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为例探讨了文学传播与文体的密切关系。

关于散文文体研究，还广泛涉及各代以及各种亚文体的研究，前者如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旨在对先秦散文文献作文体探源、文体功能及文体演变研究，力求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在宗教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不同层次文化的社会功能、表达方式、实现途径等作细致的研究，揭示它和文献之间的关系；二是对文献创造者的职事、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三是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文体的文化功能，并对其文化地位及其对后世文学观念的影响等做出基本的判断；四是描述各种主要散文文体的形式特征、文学意义和相互间的继承影响关系。后者如徐公持《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所谓“制式文章”，是指主要被制度所决定的、体现制度精神的格式化文章。制式文章本质上是皇权话语权力的外化形式，它随着皇权体制的绵延而生长了两千余年，成为中国古代文章和文学领域一种主流形态和特色景观，直到清末民初，帝制消亡，朝政制式文章才随之结束其历史使命。制式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学形成多方面的巨大影响；文章制式的存在,也对文学的自由创造本性构成限制。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制式文章中也产生过一些突破制式限制和束缚的文学精品，呈现出“创作就是克服困难”的魅力。由于散文文体各种亚文体的研究广泛涉及叙事体、传记体、游记体、笔记体、论辩体、讽喻体、书信体、序跋体、赠序体、箴铭体、碑志体、哀祭体、奏议体、诏令体、檄移体等各种散文文体，以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辞赋与骈文两种文体，恕不一一赘述。

3.小说文体研究。最早进行小说文体研究的是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结合古典文学中小说发展的实际，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抓住小说文体的根本特征——叙事，通过对小说前史、正史与旁史的综观考察，抉发文学创作思维的规律，为唐传奇在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立定了坐标。作者指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也具有基本规范，而这一规范在唐传奇中正式形成与确立，因而唐传奇实际上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独立。此书视野通达，论述畅达，作者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以下概括：“一、小国古典小说的文体，有一个从曲并、孕育到诞生的过程，因而也就必然有一个脱离母胎走向独立的过程；二、小说文体的形成，固然与一系列社会的、文化的原因有关，但其深刻的根源足在于人的心理和思维活动之中。小说走向文体独立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艺术思维和表达能力生长发育的过程；三、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是在唐传奇中实现的。唐传奇具备并充分显示了小说文体的基本规范。唐以后，无论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甚至戏剧之中，都可以看到唐传奇叙事方式的影响。”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则从中国小说源流的崭新视角与开阔视野，拓展了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新路径。事实上，传统的中国小说史论著，主要是小说的题材史，亦即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这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却非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史。小说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有着独特的结构形态和表现方法。只有以文体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揭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才能揭示小说作为特定审美形态其生成、发展和演化变易的规律。此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以古代小说的文本结构和语体形式为研究对象，从而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的新体系。[※注]此外，石昌渝还发表了《“小说”界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等小说文体研究论文。在石、董二书之后，相继有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纪德君《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章回体制形成原因及过程新探》（《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潘建国《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以及一批分体小说史专著，如《笔记小说史》，《传奇小说史》，《话本小说史》，《章回小说史》等。其中宋常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论》属于对由先秦至近代的小说体制演变、规律及特征的整体研究。作者将唐前小说分为杂史小说与笔记小说，前者又区划为传奇体与演义体；后者则析为杂记体与世说体。唐传奇之后的小说则以话本为重点分析对象，考述了话本的体制渊源、入话的体式特点、正话的类别与发展等。同时又结合《三国》、《水浒》、《金瓶梅》与《红楼梦》，探讨了章回体小说的体制特点。此书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阐述，对小说文体的历时演变之迹进行了宏观的勾勒。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小说起源与文体形成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即：故事—史书—小说。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而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也可以说小说起源于史书。从早期小说的类型、题材来分析，作为小说叙事源头的故事大体可以概括为五大类，即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宗教迷信故事、历史遗闻。人物逸事。从故事到小说，中间存在着史书这一过渡环节，这是和史书的分化密切相关的。故事向小说独立文体的过渡，存在于史书的分流过程中，当史书分离出一种合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本时，那便意味着小说的诞生。潘建国《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从古代小说边缘人物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其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认为古代小说文本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和记录，不仅大大扩增了作品的社会文化含量，也是其作为通俗叙事文学之文体特征及文体优势的重要体现；古代小说对“文学边缘人物”的艺术处理，丰富了小说家在结构设置、形象塑造等领域的创作技巧和经验；而“社会边缘人物”、“文学边缘人物”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动态变化，又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小说史演进的若干轨迹。事实上，该文所探讨的话题，亦可转化为对“社会空间”与“文学空间”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所谓“社会边缘人物”，关注的是古代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及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变化；所谓“文学边缘人物”，关注的则是古代小说人物的文本面貌及其在文学空间中的位置变化。

谭帆在“小说学”建构中的有关古典小说文体研究的系列成果，显然更具理论思辨色彩，其《“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在深入把握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小说学研究的三个层面，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在与王庆华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中，进而提出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及文体观念为出发点，对“小说”、“文体”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了古代小说文体理论研究、小说文体流变的本体梳理与描述、小说文体流变综合融通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力图从文体的角度重新审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谭帆主持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研究项目的成果也已陆续推出，比如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皆以具体小说体式为研究对象。李著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全面梳理了“传奇小说文体渊源”、“唐五代传奇小说文体”、“宋代传奇小说文体”和“元明清传奇小说文体”的发展演变轨迹，并以唐宋传奇小说为中心，揭示了传奇小说文体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同时，力求将文体研究与理论观念研究相结合，把传奇小说与相关文体观念、范畴的发生、演进相结合，揭示出传奇小说相关的文体理论观念，探求其对小说文体发生、演变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将传奇小说文体流变与雅俗文学、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把传奇小说文体的发生、发展中考索其流变轨迹。（谭帆：《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序二》）王著通过对话本文体源流的追溯，从名称演变、概念确立的层面对这一文体进行了详尽的考述。结合具体时段，对话本文体的演变史进行了阐述。在进行形式研究的同时，抓住雅俗、传播、接受等外部因素，将话本与章回、笔记、传奇体小说加以对照，梳理它们在文体类型方面的区别，同时就话本对其他样式小说的影响加以分析。研究中既重视以文体形式的研究为中心，又强调形式的文化背景，从而使文体研究具有纵深感，有别于单一的体式研究。刘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了章回小说文体的流变史，下编论述了“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题材类型与章回小说的叙事模式、图文互补对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诗词在章回小说文体中的功能、“递入”和“互见”与《儒林外史》结构的生成、报刊连载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嬗变等专题。

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小说文体研究的特别关注，还可从2005年8月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得到印证。此次会议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理论内涵及其学术史，以推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进展。作为会议组织者之一的潘建国表示：“目前国内在这个领域的总体研究状况还比较薄弱。通过自由交流，讨论的重点渐渐集中到了文体的古今演变和小说的界定上。我们意识到，这是整个古代小说研究的未来走向和趋势。”与会学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中的文体问题。诸如常森《先秦寓言的虚假想象》，董乃斌《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程毅中《唐人小说中的“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马振方《论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潘建国《白话小说对明代中篇传奇的文体渗透》等文，重在对小说的若干历史形态重新加以审视，辨析了文体认识中的一些误解，力图还原小说史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二是对于特定的小说文体与具体作品文体特征的研究。主要有谭帆、刘晓军《说“章回体”》，杨绪容、黄霖《“公案”辨略》，侯会《试论水浒传的小说类型定位》，钱志熙《论说岳全传的通俗小说性质及其在文体上的表现》，李简《从“看钱奴”故事的改编看小说、戏曲两种文体的异同》等文，重点就中国古代众多小说体式展开讨论。三是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理论问题的反思。以石昌渝《胡适“传统小说两种体裁”论之反思》，沈伯俊《“世代累积型集创作”说商兑》，张国风《雅俗对立之文化意义的确立》，陈文新《加强中国文言小说的辨体研究》，刘勇强《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等文为代表，或对过去的一些富有影响的观点进行理论澄清和辨析，或就今后的研究方向与理路提出意见和建议。前者如石昌渝《胡适“传统小说两种体裁”论之反思》指出胡适的两种体裁论忽略了文学名著在演变过程中质的飞跃。胡适所说的两种题材实际上是长篇小说文体发展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后者如刘勇强《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指出以往的文体研究，较多集中在特定文体外在形式的研究即所谓“辨体”上，比如何为小说、传奇与志怪的区别、话本的体制、小说叙述方式的韵散结合，等等。这些问题当然都很重要，需要探讨；但文体研究如果仅局限于单纯的外在形式而不更充分地考虑其生成过程及呈现方式，恐怕是无法实现上面预期的目的的。为此，需要重新确认文体研究的内涵与指向。有关古代小说文体的研究涉及了小说的功能、发展、背景乃至本体等问题，可以从小说的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同时，这四个层面不是孤立的，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应重视文体构成方式形成的动态过程与运用的实践特性，而文体研究也并非是没有边界的，只有从不同角度审视古代小说的文体，才能使文体研究成为统领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平台。总之，本次会议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理论进行了探讨。与会的专家学者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尽管古代小说文体非常复杂，但正因其复杂而具有不断深入研究的可能，并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一个极具价值的生长点。[※注]

4.戏曲文体研究。有关古代戏曲文体的整体研究成果相对比较薄弱，代表性论著有：幺书仪《中国古代文体——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英德《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术之声》第6辑，1989年），王建科《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等。幺书仪《中国古代文体——戏曲》主要从“文体”的角度考察戏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质，并较系统全面介绍了古代戏曲在体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概况及其不同戏曲形式的不同特点和有代表性的作品。郭英德《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提出综合性、抒情性、叙事性是中国古代戏曲的文体特征。王建科《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则提出代言体、叙事体和抒情性是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根本特征，它们三者的有机融合，使得中国戏曲既有别于小说、诗歌，又有别于西方戏剧，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戏剧。

在分体研究方面，以传奇文体研究成果为著，代表作是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注]为代表。此书以六章的篇幅对传奇戏曲文体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第一章以文化权利下移为切入点，论述了传奇戏曲兴起发展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考察传奇戏曲剧本体制逐渐规范化（明）与解构化（清）的过程。第三章关注传奇戏曲的语言风格由俗变雅、由雅趋俗、由俗返雅、变雅为俗的演化历程。第四章通过与诗词、散曲、剧曲、杂剧等其他文体的比较，揭示传奇戏曲的抒情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第五章探讨其叙事方式所导致的务虚、尚实、寓言三种审美倾向。第六章阐述叙事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在对文体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同时，注重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联系，左右勾连；同时以文化分析为切入方向，在形式分析中蕴涵了文化意味，加深了分析的理论深度。汪超《尊体与辨体》（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在郭著的基础上，通过尊体与辨体的特殊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演变历程。即不仅在于展现尊体与辨体命题的主旨特征，而且更重要在于揭示二者如何影响和推动明清文人传奇戏曲的发展，以期审视解读明清文人传奇戏曲发展的整体风貌。杂剧文体研究方面，则主要有董上德《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戏剧艺术》1998年第3期），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吕效平《试论元杂剧的抒情诗本质》（《戏剧艺术》1998年第6期），宋若云《宋元话本与杂剧的文体共性探因》（《求是学刊》1999年第5期），易勤华《略论元杂剧文体的诗化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文。其中黄天骥《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认为中国戏曲作为文学与唱念做打结合的综合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元杂剧之所以被视为“杂”，恰好是戏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留下的充满特色的烙印。董上德《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重点强调了元杂剧相对于诗词及散曲而言所具有的叙事性特点；相对于汉魏小说、唐人传奇、宋元话本而言所具有的抒情色彩，认为它是一种融合了叙事艺术与抒情艺术的文学体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总体而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分体研究成果极不平衡，尤其是诗歌、散文、戏曲的分体研究亟待加强。与此同时，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的四分法所依据的是西方的文体分类，亦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体分类的结果，其中往往在“名”与“实”上存在着古今中西的差异，如何在共性下把握异性，或者在异性上总结出共性，也就成为分体研究的一个普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