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集的整理方面，成绩甚为显著，可以说各朝代名家名作基本上都已经得到整理，有的甚至出现了多种校订文本，为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明的例证。中华书局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对历代别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校注，其中也有少数属于总集或者诗文评，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献学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至2009年已出版一百种。其他出版社也各有整理成果问世，使得古典文学的文献整理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限于见闻与篇幅，下面仅对相关整理状况作一粗略介绍。

唐前文献，已出版多种，如《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屈原集校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楚辞补注》（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诗经今注》（高亨注）、《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说苑校证》（向宗鲁）、《扬雄集校注》（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张震泽）、《阮籍集》（李志钧、季昌华、柴玉英、彭大华校点）、《阮籍集校注》（陈伯君）、《王粲集》（俞绍初校点）、《建安七子集》（俞绍初辑校）、《陆云集》（黄葵点校）、《陆机集》（金涛声点校）、《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江文通集汇注》（李长路、赵威点校）、《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何逊集、庾子山集注》（许逸民点校）、《玉台新咏笺注》（穆克宏点校）、《文心雕龙义证》（詹锳）、《诗品集注》（曹旭）。

唐代文献整理，如《王子安集注》（汪贤度校订）、《骆宾王诗译注》（骆祥发）、《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杨炯集·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校注》（李云逸）、《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李太白全集》（李长路、赵威点校）、《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王维集校注》（陈铁民）、《王右丞集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储仲君）、《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元稹集》（冀勤点校）、《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孙望）、《韦应物集校注》（陶敏、王友胜）、《权德舆诗文集》（郭广伟校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柳宗元集》（尚永亮、洪迎华）、《柳宗元诗笺释》（王国安）、《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长江集新校》（李嘉言新校）、《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校点）、《樊南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温飞卿诗集笺注》（王国安校点）、《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罗隐集》（雍文华校辑）、《韦庄集笺注》（聂安福）。

宋代别集整理亦颇为可观，如《二晏词笺注》（张草纫）、《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乐章集校注》（薛瑞生）、《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欧阳修诗文集笺校》（洪本健）、《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东坡乐府校笺》（龙榆生）、《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淮海集笺注》（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徐培均）、《张耒集》（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后山诗注补笺》（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清真集》（吴则虞校点）、《清真集笺注》（罗忼烈）、《清真集校注》（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陈与义集》（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校笺》（白敦仁）、《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于湖居士文集》（徐鹏校点）、《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范石湖集》（富寿荪标校）、《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放翁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吴熊和）、《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山中白云词》（吴则虞校辑）。

元明文学典籍方面，如《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雁门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高青丘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沧溟先生集》（包敬第点校）、《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海浮山堂词稿》（凌景埏、谢伯阳标校）、《徐渭集》、《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汤显祖戏曲集》（钱南扬校点）、《白苏斋类集》（钱伯城校点）、《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沈璟集》（徐朔方辑校）、《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陈子龙诗集》（施蛰存、马祖熙标校）、《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

清代文学虽然近年来方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整理成果颇多，如《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笺释》（王冀民）、《王船山诗文集》、《戴名世集》（王树民编校）、《魏叔子文集》（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洪亮吉集》（刘德权点校）、《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船山诗草》、《牧斋杂著》（钱仲联校标）、《牧斋初学集》（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钱仲联标校）、《安雅堂全集》（李学颖集评校注）、《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顾亭林诗集汇注》（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吴嘉纪诗笺校》（杨积庆）、《秋笳集》（麻守忠校点）、《敬业堂诗集》（周劭标点）、《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张友鹤辑校）、《方苞集》（刘季高校点）、《刘大櫆集》（吴孟复标点）、《茗柯文编》（黄立新校点）、《纳兰词笺注》（张草纫）、《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樊榭山房集》（陈九思标校）、《忠雅堂集校笺》（邵海清校、李梦生笺）、《李玉戏曲集》（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两当轩集》（李国章校点）、《瓯北集》（李学颖、曹光甫校点）、《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岭云海日楼诗钞》（丘铸昌标点）、《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

以上罗列当然只能是整理成果很有限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未能介绍。如《诗经》一书，过去列入经学，各家传注极多，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出的各类整理本，也不胜缕述。再如楚辞，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和《楚辞集校》等，集中体现了楚辞文献研究的高水准。至于历代大家别集之整理本，近来出版纷夥，尤难一一论列。但这有限的列举已能反映出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整理形式而言，校点本为最多，推动了古籍的通行，摆脱了古书难觅的局面，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笺注、编年、集解诸类型，在校点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加工，为具体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尤属研究津梁。

附带可以谈及选本，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值得注意，该系列中很多名家选本由于学术质量高，已经成为经典。常见者如《中国历代文选》（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先秦散文选》（戚法仁）、《诗经选》（余冠英注译）、《楚辞选》（马茂元）、《孟子文选》（李炳英）、《史记选》（王伯祥）、《三曹诗选》（余冠英）、《乐府诗选》（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文选》（高文、何法周）、《高适岑参诗选》（孙钦善、陈铁民、何双生、武青山）、《李白诗选》（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杜甫诗选注》（萧涤非）、《韩愈文选》（童第德）、《韩愈诗选》（陈迩冬）、《白居易诗选》（顾学颉）、《杜牧诗选》（缪钺）、《宋诗选注》（钱钟书）、《宋文选》（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欧阳修文选》（杜维沫、陈新）、《梅尧臣诗选》（朱东润）、《苏轼诗选》（陈迩冬）、《苏轼词选》（陈迩冬）、《范成大诗选》（周汝昌）、《辛弃疾词选》（朱德才）、《唐宋传奇选》（张友鹤）、《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元人杂剧选》（顾学颉）、《陆游诗选》（游国恩、李易）、《中国戏曲选》（苏寰中、王起、黄天骥、吴国钦）、《元好问诗选》（郝树侯）、《金元诗选》（邓绍基）、《金元明清词选》（夏承焘、张璋编选，吴无闻注释）、《元明清散曲选》（王起主编；洪柏昭、谢伯阳选注）、《清诗选》（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聊斋志异选》（张友鹤）、《龚自珍诗文选》（孙钦善）。其他一些选本，像《唐诗选》（马茂元）、《苏轼选集》（王水照）、《杨万里选集》（周汝昌）等，都在选注当中体现出很高的学术追求。由于选本的普及作用，其社会影响往往比专集要广泛，因而高质量的选本更能体现学者在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之间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书籍的匮乏使得大家对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当时《唐诗选》所引起的阅读风潮至今使人倾心回想。

在对总集、别集编纂方面成果进行回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约略归结其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典文学领域的文献整理较明显地以时代为界，区划为三个阶段。至50年代中期，为初步兴起时期，整理工作开始全面铺开。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为变异时期。一些前期整理的著作开始出版，但政治形势日渐转变，有不少著作的整理者只能以化名的形式出现或者甚至以集体著述的形式出版。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整理工作几乎停顿，只有一些作家因为政治上的特殊注意，其作品方才得到整理。如所谓“法家”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作品，在此时限内皆有整理本问世。“文化大革命”后，则迎来全面繁荣阶段。大规模的总集开始陆续编纂，各家别集也逐一得到整理，出现了全面性的繁荣局面。

在这一进程当中，围绕文献整理工作，学术界也渐渐形成一些特色。首先，以大型总集的整理为标志，出现了多个区域性学术中心。如复旦大学之于汉唐文献、明代文献；北京师范大学之于元代文献；四川大学之于宋代文献；南京大学之于清代词学，都出现了一系列领军人物，影响了学术界的格局。其次，出版界与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其中中华书局因为国家出版规范的原因，发挥了引领古籍整理方向的重要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曲、小说直至相关诗文别集的整理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值得推介。再次，地域文献的整理形成热潮。如浙江方面，“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即属于对阳明心学文献的整理；《吕祖谦全集》、“新编金华丛书”属于对婺学的一次全面梳理。伴随着这一趋势，众多地方性古籍出版社开始展露身手。像凤凰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山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都有代表性的整理成果问世。其中吉林文史出版社推出的“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对戴表元、吴师道等诸多元人文集进行校点出版，填补了元代文献整理的空白。可以说，文献整理的进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术的进路，为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学术研究也会不断对文献整理提出新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构筑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辉煌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