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是后世文学发达的基石，“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由于先秦时期文学尚未完全独立，历史、哲学文献中多有文学内容，因而文学史呈现出泛文学化倾向。特别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史部、子部被纳入文学史叙述也成为一种操作上的必然。而此期文学史料在真伪、文字方面多有歧见，相应考辨成为论述的前提。另外考古所见新文献，往往能提供重新认识先秦文学史的内容，因而对考古史料的重视也是此期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其他时段的一大特点。

徐北文《先秦文学史》（齐鲁书社1981年版）是一部论述平稳而时有新见的著作。作者根据此期文化发展的特点，即由王官文化—孔子私学—稷下争鸣—《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渗透综合这一走向，从文体嬗变角度把握此期文学发展，将全书划分为神话、诗歌、散文、辞赋四个部分，既呼应了历时演变轨迹，又基本切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路径。在论述方法上，虽然沿袭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评述这一模式，但能注意将之分散打入具体问题的论述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肤廓的弊病。内容方面，为谐隐、寓言、故事单设章节；注重新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对文学的促进，揭示巫觋、乐师、倡优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都颇具新意。另外，书中还重点介绍了汲冢书，并通过对其中《穆天子传》韵散结合的语言形式的解读，提出“这种说唱相间的叙说方式，证明是自我国土生土长的，有的学者论证唐代《变文》的说唱是受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是错误的”，也可备一说。

张志岳《先秦文学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强调了“史识”对于驾驭文学史材料的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作者将文学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归结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认为中国文学存在有讽喻文学与叛逆文学两个传统，分别以孟子与庄子为奠基者，这两个传统并行发展但并不对立；而重要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及衰替，则与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全书基本上围绕这一线索展开论述，体现了作者概括文学史规律并付诸实践的努力。刘毓庆《古朴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论述了太古至秦的文学发展情况，因此期文学与学术不分，故称为“古朴的文学”。此书以神话、诗歌、散文三段分论文学历程，辞赋纳入“散文的时代”章节中，但指出它已“跨出诗文的边界”。蔡守湘主编的《先秦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注重突出各时代不同文化特点与文学的联系，从原始社会文化与上古歌谣神话传说、巫史文化与散文兴起、史官文化与历史散文、士人文化与诸子散文等角度展开论述，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诗经、楚辞的特点与价值。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大文学史既是对先秦时代文史哲混融的文化生态的尊重，又包含了对深厚文化内容的重视。论述中结合时代文化来阐释文学发展，更使得此书的文化批评意味浓郁。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是其早先《战国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修订本，为第一部专门研究战国时代文学的断代文学史。此书结合战国时代巨变分析文人文化环境，论述其时著述风气，阐释此期文学思想，从论说体、叙事体、抒情体与赋体入手论述战国文学特征。论述时注意宏观提炼与细部精研相结合，将文化分析与文学释读相对照，突出了战国文学的独特面貌与文学史价值。

亦有将先秦与两汉合论的文学史著作。刘持生《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与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两书皆以论述深入细致见长，而不追求体例上的创新。刘著分为先秦、两汉两部分，大略以文体划分层次，对神话、诗歌、史传散文、诸子散文、辞赋、五言诗等进行论述，所论简明扼要。在描述他人见解之后，往往加以按断，如对五言诗的产生、对诗经的成书、编排等问题，都有精辟的识见，是述论结合的文学史著述。其结尾尚附录有魏晋文学部分。聂著则在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诸背景的映衬之下，对文学发展进行勾勒。

刘毓庆《朦胧的文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两汉文学的专门研讨。作者将汉代文化的特点概括为文化复古、传统综合、思维回归，从辞赋、散文、诗歌三个方面来把握两汉文学。作者认为汉代文化特点促进了纯文学体裁汉赋的出现，并唤起了文学的复古与回归。汉人对文学的特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却未能在理论形态上加以确认，因而他们的文学观、文学表现形态是“朦胧”的。赵明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从文化的宏观背景对汉代的文学进行论述，分赋体、诗歌、历史著作、小说戏剧、散文、文学思想等六大板块。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是较早论述中古时段的断代文学史。作者结合社会情况、政治局势、思想风貌，对此期文学的变化进行论述，对文学形式的变化颇为关注，如对南朝中后期诗歌对形式的追求以及七古、律绝的发展，即专门加以阐述。对骈文、文论、小说的编排，使文学史在内容上更为丰满。而专设一章谈论中古时期赋的发展演变，则是别具匠心的有得之论。聂石樵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注]强调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脉络，以文体为纲，通过对诗歌、乐府、赋、骈文、散文各体产生、发展、衍化的描述来勾勒此期文学面貌，在体裁之下又析论作家作品，发掘其文学史地位与意义，从而使宏观与微观得到较好结合。作者强调对文献的考辨分析，重视社会文化场域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以史证诗，从而使文学生态得到丰富与还原。

在先秦至唐前的文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系列断代文学编年史著作。问世于21世纪之前的有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等。而按研究对象时序排列，则依次为：赵逵夫《先秦文学史编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赵逵夫《先秦文学史编年》在编年体的基本架构中，以中国传统的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编排、考订了自夏代至秦朝两千年间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著作年代及相关史实等，建构了富于民族特色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体系，对先秦时代包括佚诗和歌、诵、谣、谚、箴、铭、颂、赞以及有文学性的散文作品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分析、比较，确定或大体上推断先秦文学作品的真伪、时代、作者等问题，使得先秦时期大量繁杂纷乱的文学史料有了一个清楚的线索与条理，为先秦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及理论研究上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从时间的“纵轴”与空间的“横轴”上了解、把握某个特定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及整体风貌。[※注]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分为三编：上编为秦代文学编年，始于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年），终于秦二世胡亥三年（前207年），主要收录秦王嬴政元年至秦二世四十余年间的文学。中编为西汉文学编年，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淮阳王刘玄更始三年（25年）。下编为东汉文学编年，始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终于汉献帝刘协建安时期二十五年（220年）。通过逐年排比相关文学史料，力图立体的展现两汉四百余年间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以上二书可以说是赵、刘本人以及学界同仁诸多先秦文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汇聚。傅璇琮在为《先秦文学编年史》所作《序言》中称《先秦文学编年史》是“百余年来先秦文学研究从未做过的第一部编年史著述，体现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难能可贵的创新意识与探究学术新知的开拓精神”，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也可作如是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完成于1937—1947年的10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又经作者反复修改、补充，直到1978年12月1日逝世为止，因而可以说是作者生前的一部力作。此书上自公元前53年扬雄生，下迄公元351年卢谌死，对历时351年间152位文人事迹及其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致详核的考订和编年，是研究中古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著作。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对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活动进行了编年，考虑到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在时限上下各有适当延伸。通过对文学活动的编排，指出建安文学的繁荣是文学遗产积累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并非曹操个人之功，它与时代的刺激和作家个人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对东晋百余年内文艺家的生平、作品、文坛活动、文艺交流等进行考辨编次，研考范围除文学外还涉及书画与民间文艺。在体制上与陆著大致相同，且具有断代的完整性，可以看作是陆著的续作。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分为前编、正编和后编三个部分。前编为南北分裂时期的十六国文学编年（279—419年），正编为南北朝时期文学编年（420—589年），后编为南北融合时期的隋代文学编年（590—618年）。正编为全书骨干，由五卷组成，依次为：晋宋文学的转变；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南朝文学的分化·北朝文学的复苏；南北文学的分庭抗礼；南衰北盛格局的形成。这一著述体例的设计，充分印证了作者旨在文学编年的时间轴线上突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整体面貌。以上诸书的依次排列，即可在整体上大致将先秦至南北朝的文学编年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