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二 文学史学研究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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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见文学史撰述的难度与吸引力。自20世纪文学史以著作形态进入学术领域以来，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两千余部文学史。丰富的文学史实践必然要求对撰述过程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研讨，这既可以对书写发挥指导作用，又能提升文学史研究的理性品格。顺理成章，文学史理论的探讨趋向深入，并最终引发了“文学史学”的建构和发展。”全书共六章，第一章讨论文学史概念，第二章讨论文学史时空结构，第三章对传统的反映论、进化论、人本主义文学史观进行批判，第四章论述文学史方法，第五章从社会、读者、作者、文本角度探讨文学史模式，第六章关注文学史家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史学对文学史学科发展的建设性价值是值得期待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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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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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 文学 史学 学科 理论问题 中国文学 撰述 文学史学 学术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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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史学研究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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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学的理论探讨首先要对学科层面的文学史学建立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和分析。葛红兵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学科一直处于一种未开化的学科地位。其典型的表现是，我们的文学史观念还停留于朴素的未经反思的阶段，我们在这一本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史学方面的思考基本没有脱离古人的‘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范围”，由于缺乏对学科本身任务、目的、性质、方法等的反思，这一学科的理论层次有所欠缺，而文学史学正是在哲学层面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的思考，其任务与内容就是“思考我们的文学史家使用的概念本身以及文学史家又是如何使用概念来实现文学史操作的”，“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思维的更高一级的反思”，它的建立与更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研究得以长足发展的一个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注]郑家建则认为文学史学的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一）已有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多是借助于一般历史学（比如社会史、思想史甚至革命史）的观念、框架和理论模式，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学史作为‘文学’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性，即其研究和写作的独特性。（二）与此相制约的另一个更深层的困境，就是缺少对‘文学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对象和学术行为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建构。”[※注]
文学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是文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对此存在争议，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学就是文学史研究之研究，它包含文学史科学、文学史观、文学史编纂、文学史范式等四大层面。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对文学史本身的界定，即由文本、作家、世本（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现象（文学思潮、流派、风格等）几大因素综合而构成文学史；其次是文学史形态学，文学史形态主要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断代分体史、地域史、语种和族别史以及文学传播史、文学主题史等；此外，文学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文学史发展变化的动力、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都应当包括在文学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学史学不应简单地等同于文学史研究之研究，而是有关文学史观念、方法的理论学科，它对文学史的认知包括事实认知和价值认知两个层面。文学史学的理论框架应当包含三大层面：一是功能论，二是本体论，三是方法论。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学史学属于文学理论范畴。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应改变以往将文学史学归入文学史研究范围的现象，文学史学应当属于文学研究学范畴。文学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文学流派，流派之上是文学潮流，潮流之上是文学体系，体系之上是文学规律，其中向来被忽视的也是最核心的一环是文学体系。文学史学的范畴则应当包括：一是文学史研究之研究，二是文学的基本理论，三是文学史编纂问题。[※注]
具体到各研究者，其表述各不相同。姚楠认为：“文学史学是文学史研究及其理论的概括和系统化，使之由零散的见解，集中、探化为专门的学问，再由特定的探求、术语、概念、方法使学科上升为科学。”“文学史学”名称的凝定实际上反映了学界观察问题的不同角度，或称之为“文学史哲学”、“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学学”。作者指出：“文学史哲学和文学史方法论，是文学史学的组成部分，即文学史学包括了文学史哲学和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学学有其具体的指向，只有与‘文学史编纂’、‘文学史评论’相并提时，才比较易于说明所包含的内涵。‘文学史学学’不如‘文学史学’的范围广泛，同时也未与大多数学者的称呼一致。”他指出：“文学史学以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研究理论（文学史理论和文学史评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理论性、应用性等方面的特性”。作者还将文学史学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文学史学包括文学史哲学、文学史著述、文学史理论、文学史研究理论、文学史著作评论、文学史研究史及所有与文学史研究直接相关的理论问题。狭义的文学史学则是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探讨”。[※注]这篇文章从学科建制角度讨论了文学史学的内容与性质，并试图对学界的不同理解进行融合，具有理论探索精神。
董乃斌认为：“文学史学的注视对象并不是文学史本身，而是文学史家的工作，文学史学是要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学史论著，即书写出来的文学史，展开对文学史研究的学理性考察，它是一种研究之研究，是对文学史研究活动和成品的反思和检验。”他还提示，“文学史学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文学史的含义，那就是把文学史看做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一种实践，文学史学是在这种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问”。这实际上抓住了分科教育对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彰显了文学史学的实践性品格。就性质而言，“文学史学是关于文学史这门学科的知识和学问，它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实践的理论升华，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实践感知的总结和反思，又是对科学、理想的文学史的展望和设计。文学史学以中国百年文学史著作和教学史为依据，努力把实践经验、知性体会上升为理性思维，用理论形态加以表述，向原理的方向探索，希望能够提出一套关于文学史的基本概念、观点和理论，以有助于文学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决定了它的方法必然是“从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出发，就是历史和逻辑的妥善结合。它既是一门属于研究之研究，即再研究性质的学问，也是一种反思性、理论性的学科”。就其学科定位而言，“文学史学所要提炼和表述的理论，与通行的一般文学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因为文学史理论有其独特的来源和归宿，它来自文学史实践，又指向文学史实践。它与文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并不直接以文学为涵盖对象，它的侧重点是在文学的‘史’即发展演变和历史地生成这些方面，而不像文学理论，主要是关注文学的‘美’或‘审美’方面”。以此而论，文学史学具有学科意义上的独立性。[※注]这篇文章回应了文学史学的诸多问题，表现学界对其学科建构的思考已趋向成熟。
为了推动文学史学的谈论和争鸣，《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以“文学史研究前沿性问题思考”为主题，刊发了赵敏俐《20世纪赋体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建设》，钱志熙《对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周裕锴《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刘勇强《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吴承学、何诗海《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五篇笔谈。编者在“内容提要”中指出：“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这里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代表了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思考问题的状态，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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