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期间，由于极“左”思想的严重干预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最终被简单化、庸俗化和异化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被严重绝对化和扩大化，于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古代文学社会学研究逐步异化为泛政治化的学术批判，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至十年“文革”时期更是走向极致，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已基本终止，几乎没有任何学术文章和论著发表。然而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除了“学术—政治”泛政治化批判的主流之外，还有一些“另类”学者的避世之作。这些“另类”学者往往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主流之外，以科学研究的学术态度和独立自由的人文精神坚守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仅是同时期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学术地位。他们孜孜矻矻的学术追求，不仅承传了传统学脉和学术精神，也潜在地对“文革”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对于“文革”结束后古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学术导向意义。

一 避世而作的学者典范

置身于“学术—政治”批判运动而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另类”学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受到政治运动冲击而转向学术研究，二是因淡漠政治运动而投身于学术研究。而且在“文革”之前，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两类学者群体已具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他们的学术精神与贡献，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意。比如章培恒受批判胡风运动的牵连后，即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于1957—1962年完成了《洪昇年谱》。作者力图通过个人年谱“反映出清初政治局势的严酷与动荡，以及东南士大夫的节义风概，从中能概见整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与文化氛围”[※注]。此书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对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到了“文革”期间，鉴于“学术—政治”批判运动对于学术的重创和扭曲，便有更多的学者主动“避世”于主流的泛政治化批判运动之外，以一种迥异于时代的人生态度，默默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中，以钱钟书、钱仲联、傅璇琮、袁行霈等学者为典型代表。

钱钟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享有盛誉，先后出版过《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等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1949年后，他先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后入文学研究所。50年代完成了《宋诗选注》工作，选宋代诗人81位，宋诗297首。“文革”发生后，钱钟书也同样受到了冲击，1969年11月与妻子杨绛一起被派到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3月回到北京，开始《管锥编》写作，至1977年初稿基本完成。《管锥编》[※注]初版由中华书局于1979年8月出版，共四册；1982年9月，中华书局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一册；198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第2版；1994年12月第4次印刷该版时，将《管锥编增订》《管锥编增订之二》《管锥编增订之三》合为第五册。这样，五册本《管锥编》是最后的定本。《管锥编》是用文言写成的读书札记，对10部古籍进行笺注，形成文字篇幅共781则。《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注]《管锥编》征引的资料涉及古今中外，从先秦到近代两三千年，征引的中国作家达3000人左右，典籍六七千种；征引到英、法、德、西、拉丁语的作者达千人，著作近两千种。[※注]可以说，《管锥编》是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近代以来我国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

钱仲联于1949年前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1936），新中国成立后又著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1957）、《鲍参军集补注》（1957）、《剑南诗稿校注》（1965）等。“文革”十年，钱仲联仍然孜孜以求于学术研究，勤于著述，完成了《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两部著作。《李贺年谱会笺》在朱自清《李贺年谱》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略依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之法，对李贺的世系、家居、歌诗旨意和《李贺歌诗集》的版本源流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历来李贺研究中的失误、异说多有辨正。《后村词笺注》采用朱孝臧编《彊村丛书》五卷本《后村长短句》为底本，全录朱孝臧所作校记，并参用汲古阁《宋六十家词》本《后村别调》、《四部丛刊》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赐砚堂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以及陶氏涉园《影宋金元明本词》本《后村居士诗余》作校，增加校记，全书收词共计134首，“具有增补空白的意义”。[※注]其中，《李贺年谱会笺》一书与《吴梅村诗补笺》合在一起取名《梦苕庵专著二种》于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村词笺注》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袁行霈在“文革”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于1973年回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大学集体编纂的《中国小说史》中文言小说部分编写工作，并开始研究《山海经》，撰写了《〈山海经〉初探》等文章，该文于1979年在《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发表。

二 避世而作的学术特点

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完全迥异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不仅抛弃了“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而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以及西方外来的学术理论，充分吸纳、借鉴和融通古今中外优秀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这些学者十分注重以文献考辨探寻文学精神本原、以个案研究展现作家群体或时代整体的精神风貌、以西方外来理论运用拓展学术视野，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特点。

第一，避世而作的学者们都十分自觉地疏离于狂热的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以冷静的态度和独立的精神从事着古代文学研究。无论是钱钟书的《管锥篇》、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还是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这些研究著作较少沾有阶级斗争和政治批判等扭曲的时代特征。袁行霈在自述其研究《山海经》时就说：“选了一部和政治根本不沾边的《山海经》来浏览。浏览中发现了问题，于是进一步研究，便写了《山海经初探》。”[※注]这种自述很有典型性和概括性，表明“文革”期间这些“另类”学者群体都是自我“弃用”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主流之外，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事学术研究，以求得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研究的人文品味。也正因为如此，当政治狂风刮过之后，这些学术成果就显示出其超然卓绝的智慧和成就，成为“文革”期间十分珍贵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第二，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考据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方法，自汉代经学到清代朴学无不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改造了考据学方法，从而使之成为风靡一时的具有“科学性”的学术方法，其影响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严厉批判和打倒，考据学方法也一同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方法而被打倒。“文革”期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正是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高涨的特殊环境中运用这种曾经和正在被批判的学术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不仅学术眼光敏锐，而且学术勇气可嘉。如钱钟书《管锥编》的考据学特色就十分突出，是一部古籍笺注形式的著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钱钟书自己的《管锥编》虽然不是某一著作的集释，但是同样聚集了许多‘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注]“《管锥编》真正做到了‘博征其材’，每一类材料尽量一网打尽，以至不惜过后进行‘补’、‘订’”;“其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解等等散布其中”。[※注]钱仲联的《李贺年谱会笺》和《后村词笺注》从书名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来是以传统的笺注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著。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也指出该著作“主要是考证诗人的事迹，间也论述其创作……对于作家的事迹，凡能接触的，择其可资参考者尽可能加以引用”,“偏重于资料的辑集和考证”。[※注]因此其研究方法“最大特点也就是实证研究”。[※注]这些学术特点体现了“文革”期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于传统考据学方法的继承，对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的发扬。正是这种扎实的文献考据和求是的学术精神，使得这些著作能够历经时代的考验而愈显其学术价值。

第三，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外来理论也进行了有益的借鉴与运用。傅璇琮直言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受了西方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从丹纳的书我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注]他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说：“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象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注]这正是丹纳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研究检讨的实践。钱钟书《管锥编》更是直接采用西方的文献和理论来进行比较研究。据研究者统计，《管锥编》所涉及的文字除了古典中文外，西文有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六种；[※注]“征引西文作家近千人，西文典籍一千几百种”[※注];“不计正文中一些字词的外文注解和增订内容中的外文引文，《管锥编》的外文引文和注释共有1498条”[※注]。“文革”时期大胆借鉴和运用西方外来理论和方法，不仅摒弃了固步自封的陋习，拓展了学术视野，深化了学术研究，而且充分展示了学者们的学术魂力。

第四，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善于古今中西文献的打通，善于个案与整体的贯通，形成有机的学术整体研究。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注]又说：“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注]所以钱钟书强调“打通”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之间的疆域，他在谈及《管锥编》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以此词通常意义说）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以求打通拈出新意。”[※注]“全书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打通’，即在古今中西的文献间建立联系。‘打通’的基础，在于不同文献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书中将这些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献进行现象学的处理，即在相互映现中表现共同性，使共同性显现出来，从而达到创造性阐释的效果。在中西文献的对比中，全书融通历史与现实，模糊学科门类间的界限，用现实的眼光，作阐释性的对话，‘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注]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则是个案研究与整体考察贯通的典范。罗宗强认为《唐代诗人丛考》主要功绩“不仅在诗人事迹的清理上，而且在于它通过诗人事迹的清现所展示出来的诗人诗坛风貌。考其生活之播迁，而往往察其诗风；考其交游而往往触及诗人群落。它从具体的事实出发，提出了许多超出以往研究模式之外的全新问题。……它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注]

三 避世而作的学术意义

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另类”学者在全民狂热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暴中对于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追求和践行，体现了“另类”学者在泛政治化学术批判运动中对于学术研究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拒绝和纠偏，体现了“另类”学者在学术研究的时代荒漠中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坚守和传承，具有十分独特的学术意义。

一是具有彰显研究者主体精神的典范意义。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中研究者是没有独立性和自由性的，一切学术批判和阐释唯政治旨意是瞻，根本不允许有研究者的主体声音。避世而作的研究者则于政治风暴之外另寻学术避风港，坚守着学术主体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不但抛弃了“学术—政治”批判模式，而且在遵循实事求是精神的前提下，把人生感悟、生命体验和情感抒发贯注于学术研究当中，使学术研究有着鲜明的主体精神和独特个性。何明星指出，钱钟书《管锥编》“将诠释人生、探究人心人情人性当作中心原则，它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就是对人生的诠释，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内容的方方面面来解读人生之谜”。因此，《管锥编》典籍诠释是“以‘我’为主，有感而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是在还原历史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作出属于钱钟书自己的、富有新意的诠释”[※注]。李洪岩也认为：“钱钟书以古书为引子，梭穿轮转，慎择精研，最终目的并不是古籍之疏解，而在全部人类本性与观念的探究、抉发”,“钱钟书的最终目的是探讨人，‘钱学’是‘人学’”。[※注]又如吴怀东指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等学术研究“在学术理性之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诗意、诗情、诗学精神，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文字表达上的斐然文采，潜在却强烈的情感倾注，对诗人文化环境、生存状态及其‘诗心’、‘诗意’的追索、阐发”[※注]。人生诠释、人情探究，以及诗意、诗情和诗学精神的分析，都体现了“另类”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价值性的追求和张显，这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中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教条化和庸俗化阐释有着天壤之别。

二是具有抗拒和否定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时代意义。泛政治化学术批判强调政治的主导性与功利性，学术研究附庸于政治斗争，并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不但摆脱了学术批判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而且顾及学术研究中文学中心地位。如钱钟书《管锥编》就是一部以古籍笺注的著述形式呈现的以文学为核心的观念史著作。“从‘文学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是该书最重要的特点。这一立场，是对学术史中以史学为学术中心的立场的扬弃，也是对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学术立场的修正，因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化、文学化乃至诗化的特征。”[※注]王水照也指出，钱钟书虽然“不屑于脱离具体文学事实去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但他通过对具体文学事实的‘鉴赏和评判’，已经多方面的揭示出实实在在的、牢确不移的艺术规律，理在事中，体大精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注]。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虽然是一部以诗人生活事迹考辨为主体的文献考辨之作，但也顾及文学的研究，是“将文献研究、文学研究与学术思想的建立有机地融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故而所提出的思想是建立在扎实文献基础上的思想，而所从事的考据，是在宏观文化视野下的考据”[※注]。他自己也指出：“资料的考证往往与作家作品的整个思想发展，与某一时期文艺观念的演变，有着密切不可分的交叉联系。”[※注]学术研究中学术本位和文学中心的重视，对于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学术沦丧具有间接批判和否定的时代意义。

三是具有对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先导意义。“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思想界的拨乱反正，古代文学研究也开始了矫正与转型的艰难历程，而这种矫正与转型的最初表现就是重新恢复和肯定考据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正可谓新时期古代研究拨乱反正的“先知先觉”者，因为这些学术研究正是十分重视考据学方法的运用。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到了学术转型的先导和示范作用。因为避世而作的学术成果直到新时期之初才出版，对于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正如郁贤皓所指出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第一部深入研究唐代中小作家生平事迹和创作倾向的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转变当时的学术风气起了示范作用”[※注]。而傅璇琮自己也对这种示范作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新时期的学术是在十年劫难后的荒漠上起步的，在这之前，不少老专家和中年学者被迫停笔，多年积累的资料散失殆尽，研究者学术上的探讨精神遭到长时期的和严重的打击，而新一代的学术工作者还未能得到培养，我们形成整整一代的空白。”“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存有一种假、大、空的学风，再加上后来‘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强使学术研究为他们的篡权阴谋服务，使人们对一些空论产生反感，对某些所谓实学感兴趣。《唐代诗人丛考》是一部考辨性的著作，虽然所用的方法还是旧的，却使人产生某种新鲜感，就因为正是在那一时代出版的缘故。”[※注]此外，一些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还十分注意吸收西方外来的理论和方法，这又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以西方理论思潮来开拓多元化研究路径具有某种暗合性。这些都显示了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先导意义。

总之，避世而作的学术研究是“文革”十年学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不仅在同时代的学术研究中显示出难得一见的生机和希望，而且在“文革”结束后的学术矫正和转型过程中也同样显示出其难能可贵的学术先导和示范作用，新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正是在这些“另类”学者所取得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矫正与转型，从而走向新的起点，翻开新的篇章，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学术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