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连续性的“美学热”“新方法热”“文化热”的“三热”中，“美学热”成为率先兴起的第一波学术主潮。美学研究的率先兴起，始于1978年美学研究文章在报刊上的重新刊布。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美学论丛》创刊，是为新时期“美学热”的开端。1980—1981年，“美学热”渐入高潮，集中表现在第一届全国美学大会的召开、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成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的举行以及许多美学研究专著的相继出版。尤其是李泽厚《美的历程》前三章先于1980年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美学》第2期上发表，次年全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同时迅速带动了古代文学美学研究热潮的兴起，使人们在长期习惯于教条化、庸俗化的社会学和泛政治化研究的封闭状态中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景观，这是对以往美学逐渐被扭曲和妖魔化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理论的反拨以及对“美”的遮蔽的重新发现。在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界的美学研究两大阵营之间，明显存在着以美学为本位和以文学为本位的差异，但彼此的互动与交融显然有助于古代文学研究美学范式的探索与建构。新时期美学研究热潮的兴盛，不仅打破了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社会学范式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承担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范式首次转型的重要使命，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先锋意义。

第一节 “美学热”与美的发现

中国现代美学吸纳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萌生于20世纪初期，兴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转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由于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主导和盛行，美学逐渐被扭曲和妖魔化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理论，特别是“文革”发生后，美学研究在政治高压下被迫停止了。“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展开，曾经失落和被禁锢的“美”再次激发了人们潜在的渴望，美学研究又重新恢复了固有的学术活力。到1980年后，终于兴起一股席卷大江南北的“美学热”。在这股美学热潮下，古代文学研究也由社会学范式转型为美学范式。

在20世纪初期美学由西方传入中国之际，王国维、梁启超和蔡元培三位学者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王国维“确立了美学这门学科在体制内的地位”,“一是使‘美学’成为定译；二是以其《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在理论上使美学成为中国新型的教育体制中诸多人文学科中的必要课程；三是以自己的一系列论著呈出了美学是什么，显示了美学独特的学术品格”。梁启超以《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在一种“革命”营造中，“显示了美学巨大的政治/社会功用”。蔡元培“在王、梁于清末开出的美学局面基础上，于民国初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突显了美学在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他们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三种路向：“王是超越的美学，即美和艺术让人从现实的功利中超越出来，得到一种心灵的净化；蔡是育人的美学，即用美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梁是功利的美学，即用美学去促成全社会进步。”[※注]

1919—1949年，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兴盛阶段，许多研究者力图把西方现代美学范畴与中国传统艺术完美结合起来，构建中国自己的美学学术理念和体系。其中，朱光潜和宗白华是两位极为杰出的美学学者。朱光潜将大量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来，同时重构了中国的美学话语。其重要著作有《谈美》（开明书店1932年版）、《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36年版）、《诗论》（1931年写成，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等。朱光潜接受了西方学术的思辨分析方法，又以中国传统学术的直觉体验相补充，让传统之树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激发下绽开适应时代要求的花朵。他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对艺术作品和审美现象进行分析，又以中国古代的理论印证西方理论。同时，他特别注意从感性生活经验和艺术实践中去探讨审美问题，使理论体系与感性体验融为一体，并使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生观相联系，从中实现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融合。[※注]宗白华是此期另一位著名的美学学者，《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1935）、《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1943）等系列文章集中呈现了他的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与著译甚丰的朱光潜的大师风貌不一样，宗白华始终以一个“美学的散步”者的闲逸身姿徜徉在美与艺术的原野。[※注]他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李泽厚对朱、宗两位学者进行了比较：“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学贯中西，造诣极高。但……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却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注]因此，朱、宗两位学者奠基了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两种不同理路，虽然两人都注重中西贯通，但朱光潜更重西方学术的逻辑性，宗白华更重中国传统艺术的直接感悟性。

综上所述，美学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观念和学科在1949年前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理路、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学术的核心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美学研究同样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当中。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1956—1964）的美学论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一场持久的美学争鸣。在这场争鸣中，形成了四种不同思想观念的美学学派。（1）以蔡仪为代表的绝对客观论美学。认为美是典型的，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美只存在于客观事物，本身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2）以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论美学。主张“美即观念”，认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即美感。（3）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美学。这是朱光潜在对其自己以往的“美是心灵的创造”观点的反省过程中提出的，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4）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实践论美学。这是以“自然人化”立论的，认为实践就是自然人化，自然人化是美的本源，也是美的实践基础。因此，美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注]

这场美学争鸣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型美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主导和盛行，“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唯心与唯物、主观与客观，这两对哲学范畴，刹时升温、变调而为区别‘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根本标志，于是中国思想界及其知识分子们，便匆匆地进行那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二极性选择。因为谁都不愿意戴上‘主观’‘唯心’的‘反动’（‘反革命’）帽子，而乐于抢扛‘客观’‘唯物’的大旗”[※注]。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美学争鸣遭到了误解和扭曲，由百家争鸣的多元化走向了一家独放的单一化；主张主观论美学论与主客观统一论美学者遭到了批判和斗争，朱光潜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典型靶子而进行了自我批判和批判，如发表于1956年6月《文艺报》第12期上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是朱光潜对自己美学思想中的“反动方面”进行的一次自我批判。同时，“美学研究仅局限在讨论‘美的本质’及相关问题上，而许多美学研究中必须讨论的问题都成为禁区无人敢逾越，不少美学基本理论成为雷区无人敢问津”[※注]。因此，正常的美学研究中的“美”的学术性逐渐被遮蔽了，而庸俗化的政治批判却被无限放大了。

“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是政治生活的现实写照，也是泛政治化学术批判的理论根源。“美学研究完全停止，美学与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两个毫不相同的概念几乎成为同义语。”[※注]这样，“美”最终被至高无上的政治所完全遮蔽。

“文革”结束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思想界和学术界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人们反省了过去，展望着未来。因为曾经的失落和禁锢，更加激发了人们对“美”的深深渴望和迫切需求。197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派人先后到广州（包括佛山市）、湘潭、长沙、武汉、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1979年1月17日又请在京的部分美学工作者座谈，通过对美学界的老专家、中年教师、美学爱好者和老艺人的调查和座谈，了解到“美”和美学正在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

不少同志提出“要来一个美学复兴”,“来一个美学启蒙”。要加强美学教育，现在大学开美学课，中学也应开美学课。有的同志说，自然科学有个“科普”教育，美学也要来个“美普”教育。报刊杂志要介绍美学知识，刊登美学方面的文章，要宣传开展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论述美学和现实生活，和四个现代化的密切关系。[※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学研究开始得到了恢复，美学热不断升温，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大江南北不可阻挡的学术新潮。

1978年，美学研究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重新刊布。如丘明正的《试论共同美》（《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克地等人的《美、美感和艺术美、不同阶级也有共同的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朱光潜的《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4期）、程代熙的《试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化的自然”的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研究内容延续着“文革”前美学研究的话题，如“共同美”“人化自然”等。这是新时期“美学热”的前奏。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美学》创刊，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美学专业刊物；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的《美学论丛》也首次面世。两本美学刊物的创刊使美学研究有了自己的阵地，可视为新时期“美学热”的开端。

1980—1981年，“美学热”进入高潮。首先，第一届全国美学大会于1980年6月在昆明召开。会议不仅得到了周扬等领导的大力支持，而且邀请到了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市近百人的美学研究专家学者参会，其中40—55岁的中年学者占到了85%以上，极大地补充了美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会议收到论文33篇，举行了3次全体学术报告会、11次分组专题座谈会；同时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下辖全国高等院校美学研究会。会议的召开引起热烈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国内哲学动态》《美学》等著名刊物发表了长篇纪要和侧记，许多报刊纷纷因此而组织刊发美学论文。其次，1980年10月，教育部委托全国高校美学研究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以适应高等院校开设美学课的急需。进修班由朱光潜、王朝闻、蔡仪、李泽厚等人授课，培养了大批师资。从此，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了美学课程，丰富了美学研究的群众基础。最后，作为“美学热”的重要标志是出版了许多美学研究专著。如朱光潜的《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泽厚的《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施昌东的《“美”的探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等。此时，美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即由过去对美的本源的探讨转向了对美的本体的追问”。[※注]这种“本体”的追问体现了对曾经被禁锢的人性的回归，以及对人的尊重，具有导引时代思潮的先锋意义和作用。

1982年以后，“美学热”继续保持鼎盛的热头，如陆续有《美的研究与欣赏丛刊》《美学述林》《外国美学》《美学评林》《美学新潮》《美学与艺术评论》等美学研究刊物创刊。但美学研究内容大多是重复此前的美学话题而较少有新的开拓。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学研究开始反省和重新调整，“美学热”也随之消歇。第一，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成为美学研究的集中话题。有关文章相继涌现，如蒋冰海《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凌继尧《美学和系统方法刍议》、曹俊峰《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李丕显《关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朱立元《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等。“方法论”取代“美的哲学”而成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表明美学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导向力量和作用已经明显乏力，“美学热”随之而消歇也是情理之中。第二，在“新三论”“老三论”的“新方法论”学术大氛围中，美学研究也借助于“新方法论”来开拓研究视野。如《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1984）、《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1985）、《信息论美学初探》（1985）等文章都是借助于“新方法论”来探讨美学问题。美学借助“新方法论”推进学术研究，显示了美学从意识形态性向学术性转型的尝试，因而自然也就失去了那些渴望从中得到精神滋养的众多平民阶层的支撑而走上了精英化的道路。所以“美学热”也就失去了其群众基础。第三，美学研究经过反思和调整后，不再作为一种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因而回归到了一门学科研究的常态，“美学热”最终消歇。[※注]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学热”的出现迅速影响到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即以美学范式来研究古代文学。由于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审美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美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必然要把古代文学纳入其研究视野与对象当中，作为美学范畴、美学体系、审美思想和审美观念等研究的重要例证，因此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学范式首先是由美学家们发起的。此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受此触发，也纷纷借鉴美学理论来对古代文学进行全新的观照和阐释，由此促发了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型。所以，新时期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是由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界的美学研究两部分组成的。前者是以美学为本位，侧重于美学理论和体系的研究和建构，古代文学研究只是其作为美学理论阐释和美学体系建构的重要佐证，因而美学家有关古代文学的美学思想和价值的研究只是其美学研究的中介和链条，但由于美学思想观念具有引领时代思潮的导向和作用，所以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开拓新视野和建构新范式的作用与意义。后者是以文学为本位，借助美学理论和范畴对古代文学的审美思想、审美价值、审美艺术等方面进行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虽然其研究也是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美学思想和观念进行阐释和发明，但立足点和终极目标却是古代文学研究自身。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推进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美学范式的建构和演进，对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转型具有重要的先锋意义。

第二节 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

文学以文字形式记录人类思想、情感、意志等审美精神活动，是美学研究的重要考察对象。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产生了不计其数的作家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美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考察对象。因此，新时期美学家的美学研究，几乎都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是其美学研究的中介和链条，是以美学为本位，但因率先开辟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型范式，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初期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与文体的美学研究，呈现为从个案到整体的研究趋势，同时呈现出交叉并存的状态。

一 古代文学作家的美学研究

1980—1981年“美学热”高潮时期的大批美学研究著作，几乎都把古代文学作为美学理论及美学史研究的案例或材料，因此这些美学著作中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是属于此种事例佐证式的古代文学研究。其中古代文学重要作家的美学思想作为美学研究的典型个案，更成为美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与内容。综观现有研究成果，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启动时间早。伴随着美学热的兴起，这类研究就普遍展开，如施昌东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充论“美”》（《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栾勋、王大鹏《曹丕曹植文学思想异同论》（《美学论丛》1980年第2辑），刘长久《苏轼美学思想管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0年第6辑），叶朗《不要轻易否定脂砚斋的美学——就脂砚斋的评价问题与郝延霖、徐迟等同志商榷》（《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王夫之美学二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叶燮的美学体系》（《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等等。这些研究贯穿了美学热的始终，成为美学大潮中的组成部分。

二是以先秦为重点。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中，先秦诸子散文是最重要的部分，具有哲学及美学思想的源头地位和典型意义，因而受到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继1979年施昌东《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年版）一书出版之后，至80年代初期，即有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中华书局1984年版）、周来祥《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奠基石—论公孙尼子的〈乐记〉》（《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樊公裁《庄子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蒋孔阳《评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思想》（《复旦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和《评老子“大音希声”和庄周的“至乐无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刘长林《浅谈韩非的美学思想》（《西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等论文作先声，其后90年代至21世纪，出现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佳作，如李炳海《周代文艺思想概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龚道运《先秦儒家美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潘显一《道教美学思想渊源与形成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李春青、李山、过常宝、刘绍瑾等编著的《先秦文艺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三是个案研究更为深入。20世纪80年代，古代作家的美学思想研究大多较为随意，往往是学者的学术关注点，比如刘长久《石涛美学思想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施昌东《扬雄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韩湖初《试论王充的“真美”思想》（《华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白贵《司空图美学思想概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3、4期）、韩林德《班固美学观初探》（《思想战线》1982年第4期）、肖驰《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美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等。其中肖文试图从整体上解剖这位古代大思想家的艺术哲学，认为王夫之诗学的中心是探讨艺术构思，他把“景”和“情”两个范畴提高和充实了，以此强调诗创作的知觉契机和审美直觉，规定了审美感情的必要伦理范畴度和形态特征。王夫之既发挥了“兴”这个古老理论，将民族诗歌的规律概括为拟物主义的抒情方式，又以“势”作为意象整合的结构，实际是诗情涌动之际于意象间突然建立的有机逻辑，充满时空的空白而能趋于无限。他从个体情感和封建伦理、审美主体和客体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中完成了古典美学的体系，成为我们研究民族诗歌艺术传统的理论标本。肖文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他在两年后出版的《中国诗歌美学》的构想，所以作者将此书称为“王夫之诗歌美学研究的辐射性拓展”[※注]。由此可见，在美学家以古代作家为个案的研究实践中，也有一个逐步趋于系统深入的过程。

古代文学作家美学思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早期成果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如叶朗《叶燮的美学体系》一文，从艺术的本源、艺术的创造、艺术的形象思维特性、艺术的发展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等方面对叶燮的美学体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并指出了叶燮美学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但研究思路仍未能摆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范式，如作者在论述叶燮关于艺术的本源时，认为：“叶燮的理事情说，在审美领域内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这就决定了他的整个美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决定了他的美学，是一种同严羽——王士祯一派所谓‘诗道唯在妙悟’的唯心主义美学水火不相容的美学，也是一种同后来的乾隆、沈德潜、翁方纲一派所谓‘诗得忠孝而已耳’的唯心主义美学水火不相容的美学。”这种带有时代特点的二元论视角及观点具有普遍性，在美学热初期的美学论著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反映了二元论哲学在文艺界的深远影响。而新的思想萌动也孕育着新的研究方法及视角，将与时代的大潮一起，对已有的观点与理论形成冲击。

二 古代文学作品的美学研究

古代文学作品既是古代文学创作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古代文学美学思想的渊源和宝藏所在，所以同样受到美学家的高度重视，成为美学家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与领域，而且不仅仅是起到事例佐证的作用，更是作为美学家展开美学阐释的典型范本。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是此期最有代表性的美学著作，它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部书中，作者对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各个时代、各种形态作品都进行了审美批评，不仅从哲学的高度勾勒出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更揭示出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演变轨迹。书中涉及了众多古典文学作家作品，并以此作为时代审美精神的概括，诸如先秦古籍中记载的歌舞、《山海经》、《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魏晋诗歌、盛唐诗歌，乃至明清时期的戏剧、小说、诗词，各个时代、各种体式的文学作品及文学创作本身都是作者考察、剖析的重要对象。在对这些文学作品的考察中，李泽厚以审美精神来观照古典文学，梳理了民族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以及转变的轨迹，揭示出中华民族充满生机与活力、激情与意味并重、侧重现实而不乏浪漫的审美特点。与以往的古典文学研究相比，充分显示出美学家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对一些古典文学领域内的热点问题，比如盛唐诗歌的成因、盛唐气象等问题，李泽厚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时，《美的历程》的一些学术观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儒道互补”这一命题的提出。林语堂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把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中国人有之，而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注]但真正把这一观点加以理论化的高度概括并用于对古代士人心态研究的，乃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一观点在此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屡被采用。另外，“市民文艺”“感伤文学”等观点，都为20世纪8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李泽厚的古典文学研究，其出发点是将古典文学作为美学形式，最终目的是阐释作品中的美学精神，与古典文学对作品全面而深入的专业研究不同，因而难免会有自己的局限。这表现在对于一些具体文学问题的论述存有偏差。比如“汉文化即楚文化”“文的自觉时代”等论断，就有待进一步严格区分和界定。但瑕不掩瑜，在80年代初期，李泽厚美学理论中的古典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它对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仅次于《美的历程》而在学界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一部美学著作。全书总共22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美学和文艺一般原理；第二部分，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论；第三部分，西方美学史和西方艺术的论述；第四部分，诗论。作者同时兼具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良好素养，既从德国康德形式美学关于审美规定性的观点出发，对审美和艺术的本质从知情意的三分法角度作了揭示，同时从庄禅融合的维度意境这一中国传统美学范畴进行意义重释，强调中国意境论的哲学依据离不开庄子，但又是在禅宗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是禅宗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升华，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艺术意境论的独特意蕴与结构。其中所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问题，意境与禅境的关系，“道”“舞”“空白”三个层次以及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等等，都给读者带来了精神震撼，同时以中西贯通的比较的眼光，渗透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取向，并以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着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艺术家的心灵，为美学界的美学研究开启了崭新的路径与境界。

与《美的历程》《美学散步》有所不同，蒋孔阳《美和美的创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更多地论述了美学理论问题，古典文学研究作为论说的例证，只是偶尔出现在行文当中。比如论证美的社会属性：“《诗经》中的‘杲杲出日’等句子，主要的也还是把自然现象当作的手法，用来描写人们社会的思想和情感。屈原、宋玉的辞赋，由于他们开始以独立的个性面对自然的景物，因此他们也能开始描绘出自然景物本身的某些独特的性格特征，如象‘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等。然而，到了汉代，又由于谶纬神学和经学的影响，自然景物又被掩盖在神学的烟雾之中了。直到魏晋南北朝，山水诗和风景画兴起，自然的美才大量地得到了艺术的反映。但是，即使是这样，山水诗和风景画的中心，也仍然是人，而不是山水和风景本身。因此，无论怎样说，美都离不开人，美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注]尽管在此类美学论述中，所及古代文学实例不多，论述也不可能具有系统性，却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及文论数量极大，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自身能够形成独立的体系，所以在古典文艺美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古代文艺美学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古代文学作品及文论，虽然仍处于美学的学术视域下，但已经呈现向古代文学批评转向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代表性成果，如皮朝纲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注]、张少康的《古典文艺美学论稿》[※注]、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注]、成复旺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注]等数部专著。《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上编介绍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范畴，如味、悟、兴会、意象等，下编则梳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书中古代文学作品及文论的运用极其广泛，可作为古代文学及文论的理论研究及发展史研究成果。《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则选取了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意与境、体与性等美学概念，依据大量古典文学理论，作深入的剖析与探讨。《古典文艺美学论稿》中收载了三十篇论文，包含古代文论、古代文艺美学及古代美学三方面，古代文艺美学是主要内容，其中一些内容、观点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注]一书有内在的联系，这两部著作反映了张少康先生的学术研究轨迹，也体现了古代文论与古典文艺美学天然的内在联系。以上古代文艺美学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虽然仍旧处于文艺美学的统领之下，但已经基本确定了大致的理论范畴，梳理出了主要的发展脉络。

这种统一在美学论说之下对文学概说式的总结，与古典文学专门研究并无不同，其中主观感受式的论断未必尽合文学的真实，但能启迪思路，开阔视野。随着美学热的升温，这些古典文学的论述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极大关注。因此，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新领域。

三 古代文学文体的美学研究

由于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目的在于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建构，因此只对单个作家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虽然有助于事例佐证的论述作用，但无法从整体上探讨美学理论，而以某种文体为考察对象则可以完善和补正这种个案研究的缺憾。正如叶朗所论：“如果对中国小说美学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重视对刘勰、严羽等人的研究，而根本不重视对金圣叹、张竹坡等人的研究，我们就很难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很难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也很难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小说史（以及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关古代文学文体的美学研究引起了美学家的高度重视。其中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一书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中国小说美学》是在讲义基础上加以修订而成的，其原稿写作时间是在1981年，此时正是“美学热”高潮时期。作者认为：“明清的小说评点，特别是叶昼、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几位大评点家的小说评点，里面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涉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以及美感心理的广泛领域，提出了很多合理的、深刻的见解。其中不少问题，是古典诗论和文论中所根本不可能涉及的。”[※注]在这本书中，作者集中考察和分析了明清以来的小说评点著作。《中国小说美学》以《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评点为专题，对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小说批评与理论详加分析、阐述，并对梁启超的小说美学加以剖析、评价。全书既有个案的细致分析，又有高屋建瓴式的理论总结，通过对前代诸多小说批评家的理论梳理，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体系性，并在第八章结语中概括了中国小说美学的整体特点。

《中国小说美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特点，突出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其结论具有创新性和启示性，比如对于中国小说美学对读者的重视作了深入的分析：

中国小说美学强调，小说在创作时要考虑如何引起读者最大的兴趣，要考虑如何能为广泛的群众所喜闻乐见。……小说既然要“谐于里耳”，那就不仅要通俗，语文文字要口语化，使群众听得懂、看得懂，而且小说的叙事还要能引起读者的最大兴趣，要能始终抓住读者的心。这就需要研究读者心理学，要把握和适应读者的美感心理和美感要求。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正是从这个角度，从适应读者的美感心理和美感要求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叙事方法和叙事技巧。

与案例佐证研究对古典文学零星的、片断式的论述不同，这种深入的、专题式的研究更接近于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因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以至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都有启发与促进作用。

古代文学文体美学研究的另一重要代表著作是肖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诗歌理论史与诗歌艺术史两方面对中国诗歌美学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古代三大诗论家钟嵘、司空图、王夫之为中心，总结中国诗歌理论的发展逻辑；第二部分以不同诗歌题材为中心，对叙事诗、咏史诗、山水诗、游仙诗进行历时性考察，梳理中国诗歌的美学精神及艺术发展脉络；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三个问题，即中国诗画创作比较观、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中国诗人的时间意识及其他。

与《中国小说美学》类似，肖驰《中国诗歌美学》侧重在中西文化对比的视野中，探讨中国诗歌理论及其美学的独特之处。比如对中国诗歌的神韵探讨，即从中西诗学对物质的不同认知开始：

北欧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论及德国浪漫主义诗歌时写道：“在这种文学中，万物都有它的音乐——月光也罢，香气也罢，图画也罢；……看来，浪漫主义者对于物质的现实真是不屑一顾。明显的实体，固定的造型，甚至情感状态的具体表现，都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从不追求这些东西。在他们心目中，有形的一切都俗不可耐。”以之对照倡导乐意的中国诗学，你会发现：古代诗论家们对“物质的现实”并不那么冷漠，相反，他们倒是非常注重即目即景的直接感知和形象的空间造型。它构成中国诗学的古典主义特征。[※注]

作者擅长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彰显中国诗学特质，并能够通过作品剖析与理论阐释使著作具有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的品格。特别是对于不同主题的诗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这部论著更近于专业研究，比如对游仙诗的研究，从先秦两汉时期屈原、庄子、抱朴子的思想精义比较中追溯游仙精神的来源及其在诗歌中的反映；针对游仙诗所构建的神仙世界“更其恍惚，更难辨析”的特点，通过对作家创作心理和作品的剖析，勾画了游仙诗思想及艺术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了明确的研究思路，即从历史和心理、内容和形式、思想史和艺术史的统一中去把握游仙诗的发展，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常用的研究路径。研究视野、对象、方法上的重合，使这部美学著作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共通性，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然而美学研究毕竟与古典文学研究不同，该书是“王夫之诗歌美学研究的辐射性拓展”[※注]，诗歌作品中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主，曲、词都未纳入研究范围，《诗经》《楚辞》也只是略有涉及。这种以“点”概“面”的理论概括和规律总结，对部分作家作品及诗论的研究确有推进作用，但从整体而言，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启示意义更为重要。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美的遮蔽之后，美学家所引领的美学思潮为古典文学带来了自由的研究思路与开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具有理论性、宏观性，对于新时期初期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新领域、启发新思维和建构新范式的作用和意义，使新时期初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发展。但因为美学家的立足点是美学而不是文学，古代文学往往是美学研究的基础材料、事例佐证，所以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尚缺乏古代文学学科研究所需的文献根基和学术深度，有些也未达到应有的学术高度。与此同时，古代文学研究界对美学的审视与探讨也在勃然兴起，这是古代文学研究对美学思潮的呼应，也是深化与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第三节 古代文学界的美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美学热”涌现大江南北之际，古代文学研究界敏锐地感受到时代思潮的召唤，热情地投入新的研究中。学者们依据美学理论、美学范畴，立足于文学，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新的阐释和研究。从总体上来看，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美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古代文论的美学研究；作家作品的美学研究；不同文体的美学研究。

一 古代文论的美学研究

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形而上的哲学理论，这一根本特点使它与古代文论有着先天的联系，无论是形态还是性质，都有高度的同一性。甚至可以说，不少古代文论作品是美学与文学理论的统一体。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之初出版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注]中，第一篇便是郭绍虞、王文生的《审美理论的历史发展》，将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文艺美学紧密联系。古代文论的美学研究较易引起古代文学界研究者的注意和研究。其中，古代文论专著《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古代作家作品文艺思想美学的研究发展轨迹。

20世纪初期，《文心雕龙》即吸引了大量杰出学者的注意，如黄侃、范文澜、陆侃如、王利器、詹锳、杨明照、张光年、王元化、饶宗颐等，皆有论著。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龙学最新的一个变化，就是对《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很多学者认识到《文心雕龙》的美学价值，总结美学思想，如缪俊杰《深入探讨刘勰的美学思想》（《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赵盛德《〈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初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王达津《〈文心雕龙〉中的美学观点》（《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易中天《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等，即可看作《文心雕龙》美学研究的先声。缪俊杰《深入探讨刘勰的美学思想》一文认为，刘勰的美学思想是古代美学理论的主要奠基石，是世界文艺理论和美学的重要成果，理应受到重视，文章敏锐地意识到从美学角度研究《文心雕龙》的价值和意义，引发学界对《文心雕龙》美学研究的关注。赵盛德《〈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初探》以马克思文艺理论为依据，从“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的角度入手，认为《文心雕龙》重视自然美，但忽略了美的“社会素性”，其“人文美”中包含了“艺术美”，这种“艺术美”是由朴素唯物主义观所主导的。王达津《〈文心雕龙〉中的美学观点》也持类似观点，指出刘勰之所以用审美的观点来看待文学，是受王充唯物论以及魏晋时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作者梳理、阐发了《文心雕龙》中的主要观点，如自然美和艺术美是自然规律的产物、美是质与文的统一、美是客观存在等。1983年，周扬在《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周扬同志答〈社会科学战线〉记者问》（《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一文中，将《文心雕龙》归入美学论著：“《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

20世纪80年代龙学中的美学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缪俊杰《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胡子远和赵伯英《“心哉美矣”——〈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谌兆麟《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美学体系》（《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郭晋稀《从刘勰的世界观看他的美学观、经学观和文学观》（《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等论文，都是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和观念进行研究的文章。胡子远和赵伯英《“心哉美矣”——〈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文心雕龙》中“心哉美矣”的观点出发，指出刘勰以自然美、文章美为文章的内核，反对单纯追求形式美，并总结美的创作活动过程中的精神活动规律，强调审美活动的规律性，提出了审美的标准，要求文章内在美与形式美的统一。郭晋稀《从刘勰的世界观看他的美学观、经学观和文学观》则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刘勰所论之美，不仅存在于天地万物，也存在于作为宇宙本体的灵魂——“道心”“神理”以及人的形体、五性之中。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大多作宏观概论性的研究，但其对《文心雕龙》与美学关系的讨论和美学研究的个案，是后来相关研究的坚实基础。

80年代中后期，经过数年的积淀和努力，《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重要的专著如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专列“刘勰的《文心雕龙》”一章，后来的《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也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理论结构”一章。至于独立的学术专著，则有缪俊杰《〈文心雕龙〉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赵盛德《〈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易中天《〈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等。这些成果都与美学热初期的研究相关联而又更为深入。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范畴研究在美学范畴研究中占据着的重要地位，因而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美学阐释与研究也就成为古代文论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成果极为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有刘土兴《诗的美学理论——“境界说”——读〈人间词话〉札记》（《湖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潘世秀《略论意境说的美学意义》（《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蔡育曙《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气”及其美学意义》（《思想战线》1981年第3期）、郁沅《桐城派美学理论中的“神气”说》（《江淮论坛》1982年第6期）、钟子翱《论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王延才《我国古代对错综变化的结构形式美的提倡和总结》（《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和《我国古代美学中的艺术结构观》（《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陆晓光《关于文学作品“滋味”的品尝——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准》（《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漆绪邦《自然之道与“以自然为美”——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讨之一》（《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等。这些论文对“气”“神气”“意境”“比德”“自然”“滋味”等古代文论中常见的概念与范畴进行了美学视角的重新审视和剖析，阐述了其美学意义与价值。

对古代文论美学范畴的归纳总结及阐释，实际上正是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体系构建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论范畴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如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和《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这两部论著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重要美学范畴为核心，如情和理、形和神、虚和实、言和意、体和性等，从文艺作品美学、文艺创作美学和文艺欣赏美学三个角度来考察它们，分析各范畴的美学内涵及其系统，并且对这些美学概念的发展源流作了细致的梳理，总结出不同时期的美学特点。

二 古代作家作品的美学研究

古代作家作品的美学思想研究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基础，是古代文学界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对象与领域，因而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所涉作家作品极为广泛。由于屈原与《楚辞》、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因而率先成为古代文学界美学研究的两大重心，然后向其他作家作品辐射与拓展。

《红楼梦》因为代表着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水平，也因为研究者的偏好，成为美学研究的先行者与重镇。《红楼梦》的美学研究最早可追溯至王国维、陈铨、李辰东、李长之、牟宗三等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主流，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兴起之际，植根于小说文本的美学研究才得以重新接续。就在美学研究初兴的1980年，首先有苏鸿昌《论〈红楼梦〉中的“真”“假”观念——曹雪芹美学思想初探》这一红楼美学论文问世，该文从辩证法出发，认为《红楼梦》中的“真”，是曹雪芹用以熔铸艺术形象和艺术情节的生活原型，是符合逻辑发展的本质的真实，“假”是艺术创作的幻想和虚构，并以此达到艺术的真实，“真”与“假”是对立统一的美学关系。[※注]此后，苏鸿昌又有《论〈红楼梦〉中的神话描写所展示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构思》（《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期）以及学术专著《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相继问世，有力推动了《红楼梦》美学研究的兴盛。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有关红楼美学研究的论文日渐增多，主要有韩进廉《关于曹雪芹的美学观》（《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期）、林彤《略谈〈红楼梦〉自然环境描写的美学特征》（《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增刊）、段启明《〈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观》（《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期）和《再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观》（《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4期）、何永康《笔写狂澜，诗融雅俗——曹雪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期）、梁归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1期）、吴功正《论曹雪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1期）等，这些论著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美学思想和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由于这一时期《红楼梦》美学研究仍处在起步期，带有之前学术研究的痕迹，但原来狭窄的研究视野逐渐开拓，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角度。例如段启明《〈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观》和《再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观》两文，前者从虚实结合、味外之味、自然清新的人物塑造、传统的创新审美观等几个方面入手，认为《红楼梦》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特色；后者对《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传统美学风格，如“初发芙蓉，错彩镂金”、“行云流水，姿态横生”、“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和“自然成对，玉润双流”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梁归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认为《红楼梦》的美学观是对传统审美观的背离与革命，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一反传统小说中“脸谱化”的倾向，表现出“真”的审美原则。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与李传龙《曹雪芹美学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两书都重在分析曹雪芹的美学思想及其与传统美学思想的关联性，后者重在探讨曹雪芹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美学思想和审美结构等问题；而前者则侧重特殊美学范畴的梳理与分析，以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为学术背景和视野，对《红楼梦》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真”“假”“情”“理”“色”“空”等观念进行总结和剖析，并由其中的神话描写入手分析其美学思想和艺术构思，探讨作者关于“美”“审美”“审美主体”的观念。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红楼梦》美学研究的发展期，表现在学术成果数量迅速增长，研究内容日渐丰富，视野与领域也更为开阔。既有宏观的对《红楼梦》的美学系统、美学风格、美学意义、小说美学等问题的探讨，也有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前者如李传龙《曹雪芹美学思想》，从更为宏观的哲学层面来分析作家的美学思想，对其美学体系、性质、特征和结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后者如吴功正《红楼梦艺术节奏的美学探索》（《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3期），对《红楼梦》艺术创造的节奏与欣赏节奏的分析；潘宝明《红楼梦园林艺术的美学意义》[《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一文对《红楼梦》园林文化的审美讨论；等等。

古代作家作品的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心是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的美学思想研究。早期重要成果有：王钢《屈原的美学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袁行霈《论屈原的人格美》（《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张啸虎《屈原生死观的美学探讨》（《求索》1983年第2期）、穆小兰《屈原的美学思想》（《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等。王文认为屈原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人民诗人，他赞美崇高的人格，歌颂祖国美丽的山川草木、优美的音乐舞蹈，渴望实现“美政”的理想，因而他是一个热烈的美的追求者，也就必然有他的审美观点，有他的美学思想。所以我们要全面地了解屈原，就必须对他的美学思想作一番研究和探讨。袁文认为，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融入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所以要通过此文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屈原美学思想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相继问世的论文有：王弘度《屈原美学思想初探》（《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刘海生《论屈原对人格美的追求》（《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张崇琛《屈原美学思想试析》（《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卫民《对屈原的审美评价》（《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张道葵《屈原与自然美》（《江汉论坛》1986年第3期）、郭维森《屈原与庄周美学理想异同辨》（《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徐志啸《论楚骚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年第3期）等。郭文就屈原与庄周美学理想异同作了比较分析，徐文阐发了楚辞情感美、形象美、自然美、悲剧美、形式美的特点。这些论文以新的美学维度分析屈原及其作品，运用传统的史论结合研究方法，总结屈原的美学思想、美学特征。

以屈原及其楚辞为重心，古代作家作品的美学思想研究迅速延伸至先秦及其后各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中，举其要者有：董国尧《庄子论自然美》（《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4期），王增范《“大音希声”及老子的评价问题——中国古代美学札记》（《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皮朝纲《庄子美学思想管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桓谭美学思想发微》（《固原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葛洪美学思想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王弼美学思想蠡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肖华荣《陆云“省”的美学观》（《文史哲》1982年第1期），袁济喜《关于“声无哀乐论”评价问题——兼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学术月刊》1981年第12期），蹇长春《白居易诗论的美学意义》（《西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4期），刘世忠、朱企泰《白居易美学思想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1年第3期]，吴调公《李商隐的审美观》（《文史哲》1981年第2期），蓝凡《汤显祖的戏曲美学思想》[《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蒋志雄《临川剧作的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2年第6期），杜书瀛《李渔论戏剧的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程麟辉《叶燮美学思想之我见》[《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郭瑞《我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一个突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说》（《文艺研究》1982年第2期），庄严《略论郑板桥的美学思想》（《求索》1982年第6期），杨世洪《试论〈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叶肇增《论〈聊斋志异〉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兼谈蒲松龄的美学理想》（《温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等等。虽然当时还处在“美学热”初期，但这些研究成果于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段均有涉猎，并涉及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不同文体，广泛性和丰富性的特点非常明显。

三 古代文体的美学研究

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文体始终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魏晋时期的《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中已经开始了对文体美学特点的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初期至今，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多种文体的美学研究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诗歌美学研究。在“美学热”初期，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研究即已启动，1981年钟文的《发展中的“诗美”内涵》（《诗探索》1981年第4期）一文从黑格尔的诗歌理论谈起，认为诗美是空间、时间的混合艺术，优于图画的空间美、音乐的时间美，以意境说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论只是指向了图画美，因而是不完整的，诗歌美应包括以比拟、象征为主的音乐美。次年，陈大正《中国古代诗论中的美学思想》（《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和江柳《诗歌美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意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两文分别对古代诗论的美学思想和美学基本范畴进行了探讨，这是诗歌美学基本问题的展开。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或针对作家的诗歌美学观念进行研究，如陶文鹏《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或对某类诗歌的美学特征加以论述，如蓝华增《黑格尔的抒情诗美学与中国古代抒情诗美学的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4期）、梅新林《中国古典咏物诗歌的美学性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分别对山水诗、抒情诗和山水诗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

20世纪80年代后期，诗歌美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专著，代表了诗歌美学研究的更高水准，如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李元洛《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麻守中《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总体美学特点多有论述，下编则以作家作品美学研究为主，探讨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等诗人的作品美学特质。李元洛《诗美学》从诗歌文体出发，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古今中外诗歌美学价值加以评价，同时以宏观的视野探讨诗歌的文体特点，研究诗歌的审美心理、审美情感以及创作规律等问题。麻守中《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概论》主要介绍中国古代诗歌的各类体裁特点，开篇即探讨中国古代诗歌体裁形式的美学特征，认为其具有音乐美、排列美、和谐美三个方面，更多呈现出文学艺术形式的研究倾向。

2.散文美学研究。散文美学研究相对于其他文体稍显滞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兴盛起来，主要论著有：皇甫修文《哲理和艺术的融合——先秦散文的美学分析（一）》（《名作欣赏》1984年第1期），万陆的系列文章《对桐城派散文之美学述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宋代散文之美学观照》（《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试论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美学歧异及其影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明清散文之美学观照》（《学术界》1987年第3期）、《三苏散文之美学观照》（《抚州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吴文《晚明审美思潮和散文美学》（《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等等。这些文章或以时段、或以流派、或以家族，对不同的散文的美学内容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万陆在前期学术研究的积累后，出版了专著《中国散文美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标志着散文美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该书首先以历史的眼光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特征、分类、发展及流变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其次运用西方现代理论对古代散文的美学特质作了多侧面、多层次的透视，认为中国古代散文与绘画异迹同趣，与诗歌相汇通，与小说有密切的关系；最后对散文进行了分类，把古代散文分为记叙性散文、论说性散文和实用性散文三类，并阐释了各类散文的美学。

3.小说美学研究。此为古代文体的美学研究的重点所在。1981年，孙逊《我国古典小说评点派的传统美学观》从艺术视角对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作品中所体现的美学加以总结，[※注]首开小说美学研究之先声。继之者有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提出要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结合来研究《儒林外史》。[※注]但更为重要的是1982年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一书的出版，直接推动了古代文学界关于古代小说的美学研究。此后，相关研究成果便日益繁多，诸如陈年希《试论明清小说评点派对我国古典小说美学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李燃青《明清小说美学中的典型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1期）和《明清小说美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刘健芬《明清小说美学中的真实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等。其中李文重对明清小说中典型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涉及小说人物性格中心论、典型性格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典型形象创造的现实基础问题与艺术虚构问题等内容，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典型塑造的艺术手法加以精辟的概括和系统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小说美学研究走向纵深层次，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红楼梦》等少数几部明清章回小说名著，而是广纳古代小说的各种文体，包括志人小说、传奇小说等文言小说。如潘知常《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美学风貌——明清文艺思潮札记》（《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6期）、张宝坤《志人小说美学导源》（《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6期）、《唐代传奇的美学成就论略》（《人文杂志》1988年第4期）、商韬《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美学观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等。综观20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东方文艺美学丛书”中吴功正撰写的《小说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小说为研究主体，与80年代的美学及社会思潮联系紧密，对小说美学和“人学”的关系、生活和小说美学的关系、审美感受、形态美学等问题的探讨，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其中对小说的美学特征、审美感知、美学形态等基本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与启发性。

4.戏曲美学研究。中国古代文体中成熟最晚的是戏曲，又因其通俗性，相比于诗文，一直不为文人所重。但在“美学热”中，戏曲美学研究成果却毫不逊色，早在“美学热”初期，杜书瀛即出版了专著《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部专著总结并阐释了李渔关于戏剧真实、戏剧审美特性、戏剧结构、语言及创作实践等方面的理论，剖析其缺陷，持论客观平正。虽是个案研究，却能从古典戏剧美学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李渔戏剧美学的承传及影响，甚至与世界戏剧美学思想作对比，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戏剧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是戏剧美学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既节选了李泽厚、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戏剧美学论著，也有学者近期的学术论文和报告，颇有新见，如秋文的《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问题》、沈尧《戏曲结构的美学特征》、余秋雨《戏剧的美学生命》等。《戏曲结构的美学特征》指出，经过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戏曲艺术独特的结构方法有着明显的美学特征，即利用中心事件将点与线有机组合成疏密相间、隐显结合的戏曲结构美学。另一部论文集《戏剧美学思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选录了王朝闻《戏曲美学与艺术美学》、兰纪先《戏剧美学思维的强化》等20篇重要文章，在观点、内容、方法上都有较大的进步，反映了戏剧美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此外，学术期刊论文也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蓝凡《王骥德论戏曲结构的美学特征》一文探讨了明代王骥德戏曲结构美学理论，认为王骥德论述了戏曲结构的几个基本美学特征，即结构必须服从主题的需要、结构的完整美、高度的集中和简洁。[※注]王宏伟《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美学特征》从表演、时空、舞美三个角度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传统戏曲具有程式性、流动性和装饰性三个基本特征。[※注]黄仁生《中国戏曲美学中的本色说》对本色说戏曲理论的美学特色进行阐发和论述。[※注]

除了上述各文体美学研究外，古代神话的美学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李致钦《论原始神话的美学价值》[《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2期]和苏鸿昌《论〈红楼梦〉中的神话描写所展示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构思》（《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期）分别对原始神话和《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神话的美学进行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神话的美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强化。汤晓青、赵晓笛《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美学观念初探》[《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张宝坤《神话传说的美学特征》（《人文杂志》1986年第4期）、李璐《神话美学观的逻辑进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耿占春《人体式的大地——创世神话的美学含义》[《商丘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吴功正《文艺美学与神话》（《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黄雅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神话与美学》（《南都学坛》1989年第3期）等，都是这类研究的重要成果。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界以文学为本位的美学研究成果异常丰硕，与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不仅论文论著的数量要多得多，而且研究所涉及的古代文学研究对象要广泛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摆脱了作为美学研究素材使用的思维定势，而是从文学研究自身出发来总结古代文学的美学思想、美学特点和美学价值，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新时期初期的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界的美学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研究时效上相对滞后，一些高质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文体美学的重要成果，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甚至90年代才陆续推出，而此时“美学热”作为时代学术思潮已趋消歇。但总体来说，古代文学界的美学研究与美学家的古代文学研究相辅相成，两者共同完成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使古代文学研究从单一化的社会学范式开始向多元化的新型学术范式拓进，具有引领时代的先锋意义。

第四节 美学研究的先锋意义

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美学热”是新时期初期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有研究者对此回顾道：“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美学译文丛书’成为新时期西学东渐的先锋，是当年最畅销的丛书。”[※注]不仅如此，“8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美学热’使美学从高雅的殿堂大步迈入民众之中。中国人对美学的欢迎与热衷使世界震惊。史无前例的美学普及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注]“‘美’对于刚刚从‘不爱红装爱武装’、谈‘美’色变、‘美’就等于资产阶级情调、就等于颓废堕落色情、就等于反动派的时代中走出来的人们，对于刚刚从禁欲主义的蒸笼里解脱出来的人们，成了最富想像力、最有刺激性、最能感性地表达时代将要发生巨变的字眼、符号。”[※注]而美学也因此成为独行天下的显学，受到文化精英和普通大众的普遍热捧与追逐。

然而另一方面，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又具有超越特定时代的持续性意义，尽管在80年代的“美学热”之后再也无法回归当初，但古代文学的美学研究却一直由此持续至90年代，直至今日依然有诸多相关成果陆续问世。

一 美学先锋的重要意义

“美”的重新发现，美学热潮的盛行天下，无疑是对过去“美”的失落和禁锢的一种矫正与补偿。正是基于这种矫正与补偿而盛行的美学研究，进一步开启了新时期政治、学术与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先声。

首先，美学研究具有深化思想解放的先锋意义。可以说，新时期重新兴起的“美学热”自始至终都承担着一种非官方化的思想解放的政治先锋角色，这种政治先锋角色就表现在美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曾经被政治异化的人进行审美启蒙的主线，使人性得到恢复，人的尊严得到尊重。

早在1978年，伴随着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同时，美学研究就以“共同美”讨论的另一种方式展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历程。“共同美问题从横向的世界学术坐标来看，实在是太初级的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从纵向的中国学术坐标来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的时候，共同美问题的讨论实在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肯认共同美，其实就是肯认超越阶级性的共同人性。这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愈演愈烈的只能讲‘阶级性’不能讲‘人性’的意识形态要求，无疑是离经叛道。它以看似超越的问题形态揭开了时代巨变的序幕。”[※注]

紧接着又由共同美导向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等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和理论的问题的反思。1979年，朱光潜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揭开了重新反思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序幕。朱光潜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人类自然本性”。“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特殊性或全体性与部分的关系。部分并不能代表或取消全体，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因此，“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凭阶级观点围起来的这种“人性论”禁区是建筑在空虚中的，没有结实基础的。“人道主义事实上是存在的。有人性，就有人的道德。”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所以理论界和思想界不应该对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等问题设禁区，这种设禁区的做法是错误的。[※注]这种石破天惊之论引导着新时期人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等曾经被极“左”政治异化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并通过反思更加正视人的觉醒、人的尊严。

此后，“美学热”一直延续着觉醒人、尊重人和恢复人性的主线，并且使之成为解剖艺术、研究美学的重要标准。如李泽厚在论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时就指出：“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注]同时，李泽厚把恢复过来的“人性”具化为“美”的“审美心理”:“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可以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觉”;“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注]“依照这种理论，所谓‘人性’无非就是‘审美心理结构’各因素的充分活跃与谐调的愉悦状态。”[※注]尽管这种阐释存在很大的偏颇性，但它毕竟为刚刚恢复的“人性”寻找到了具体的依附体，使新时期的“人”在这种“审美”中走向觉醒，走向解放！这比起那种以阶级性作为政治标签、把人简单粗暴地划分进步与反动来说，要进步和高明得多。

正是新时期初期美学研究这股热潮，使人从政治异化中觉醒过来，使人性从阶级性的扭曲中恢复过来，从而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人的尊严得到尊重。基于此，新时期美学研究的先锋意义之内涵也包括了深化思想解放的政治先锋意义。

其次，美学研究具有回归学术本位的先锋意义。所谓回归学术本位，就是指美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批评不再从属和附庸于政治的终极目的，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和生存空间，从而开创了新时期学术与政治两者之间全新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大解放，文艺界也进行了一场“为文艺正名”的思想解放活动，文艺“从属论”和“工具论”受到批判和纠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同样得到了重新定位，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学术研究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和存在意义，与政治批判终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还只是来之于理论上的反思，在学术实践中真正践行这种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的学术研究却非易事。“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虽然对学术政治化的“左倾”观念，特别是泛政治化的极“左”错误进行了自我反思和修正，然而由于学术实践的思维惯性，在新时期之初依然难以彻底摆脱学术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依然没有完全从阶级斗争的政治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抽象的政治图解中解放出来。这样，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理论反思与批评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美学研究的学术先锋意义就在于它首次以学术实践的方式践行了新时期学术研究对于政治依附的疏离和摆脱。美学研究的学术实践既不以政治为终极目的，也不以政治为评价标准，而是以审美思想和美学观念为评判标准和学术追求。如李泽厚《美的历程》开篇就明示要寻找一段“美的历程”：

你去过北京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这里，作者摒弃了政治的观念、政治的标准，而代之是“美”的激情、“美”的观念，来追寻“美”的历程。学术实践已经开始有意地疏离了政治，学术批评不再唯政治是瞻了。

正是美学研究的学术实践开辟了新时期学术批评摆脱政治依附的实践先锋，此后的学术范式实践都对政治依附作了有意的梳理与纠正，使学术批评有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和生存空间。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美学研究对于新时期学术批评来讲，便具有了学术的先锋意义。

最后，美学研究具有建构新型范式的先锋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核心地位的学术新传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与此相适应，社会学范式逐渐成为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范式。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对胡适所谓资产阶学术旧权威的批判和打倒，以及鲁迅作为学术新权威的树立，社会学范式便取得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独尊地位。尽管社会学范式的学术实践在“左倾”意识形态主导下有着浓厚的政治化倾向，以至于“文革”期间走上了泛政治化道路，但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进入新时期初期，社会学范式通过自我修正后仍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范式。考据学研究方法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方法而被禁锢，“文革”结束后经过学术的拨乱反正，其学术“名誉”得到了恢复，学术地位也重新获得了肯定，在新时期初期的学术实践中取得了十分突出的研究成果，但作为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没有也不可能动摇社会学范式的主导地位。“美学热”的兴起与盛行，美学家首先以美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作全新的审美探讨，开辟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紧接着古代文学界也纷纷采用美学思想与理论对古代文学进行文学本位研究，与美学家们两线作战，一同促进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美学研究的兴盛与发展。因此，美学研究作为新时期一种新型学术范式，首先打破了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范式一统天下的学术格局，并且首次真正实现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不断如潮水般涌入，多元化的学术范式不断地快速更替，曾经长期居于独尊地位的社会学范式渐行渐远而告别了昔日的学术辉煌。所以从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的作用和地位来说，美学研究范式的先锋意义应予充分肯定。

二 美学研究的后续发展

自“美学热”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走向分化，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文章明显是浅俗化的归纳和总结，缺乏新见，而有些个案研究也存在只见局部、不见宏观研究的缺憾。但这并不能遮蔽美学思想研究的光芒，却应该成为后来研究者注意规避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古代文学家美学思想研究始终是一个重要领域，并且呈现逐渐递增的态势。比如在中国知网中以“美学思想”作标题索引，“中国哲学”学科论文共有318篇，20世纪90年代仅有38篇，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有97篇论文，2010—2018年则多达184篇，其中2009—2014年是成果最多的阶段；“美学”学科共有1318篇论文，数量的升降趋势与以上基本重合。这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美学思想研究正处在繁荣发展的时期。如果说80年代主要由美学家率先开启了“美学热”之先锋，那么自90年代直至当今的后续美学研究则主要由古代文学研究界来承担。其中成果最为集中的是古代文论的美学研究，并由此带动不同文体的美学研究；另一方面则是美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的结合而形成审美文化研究这一新的增长点。

一是古代文论美学研究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古代文论美学成为重中之重，并经历了从重在《文心雕龙》美学研究走向美学范畴研究以及美学理论宏观研究的拓展，90年代之后古代文论美学研究后续发展路径大体与此相似，但又有新的变化。关于《文心雕龙》美学研究，一方面是个案研究成果的继续问世，主要有韩湖初《〈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金民那《〈文心雕龙〉的美学——文学的心灵及其艺术的表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寇效信《〈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戚良德《〈文心雕龙〉文学美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等；另一方面，在美学理论的宏观研究著作中，《文心雕龙》也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之一，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学的中国话语：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三大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有对《文心雕龙》美学研究的专论。龙学美学的发展历程反映出古代文论研究与美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密切关联：传统的文论研究与美学潮相结合，激发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与维度；文学研究者与美学研究者共同参与，在文学、美学领域内都呈现出深化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至今，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经历了90年代的发展期和21世纪最初十年的繁荣期。90年代出现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涂光社《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夏昭炎《意境——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成果与80年代相比，更为深入、宏观，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古代文论界对这一领域的日益重视。

21世纪以来的19年，是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繁荣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美学范畴丛书”。这部丛书由蔡钟翔、邓光东主编，第一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在2001年推出，共十部专著，分别是蔡钟翔《美在自然》、陈良运《文质彬彬》、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涂光社《原创在气》《因动成势》、汪涌豪《风骨的意味》、古风《意境探微》、胡雪冈《意象范畴的流变》、曹顺庆和王南《雄浑与沉郁》。这十部专著的作者多为文论界著名的学者，探讨了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中的不同范畴，是文艺理论美学研究本土化的范例。200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第二辑十本专论：陈良运《美的考索》、胡家祥《志情理：艺术的基元》、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郁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张晶《神思：艺术的精灵》《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张方《虚实掩映之间》、韩经太《清淡美论辨析》、曹顺庆和李天道《雅论与雅俗之辨》、陶礼天《艺味说》。第二辑拓展了研究领域，内容更见丰富，并且进入中国美学与文论的深层肌理。丛书之外，一些独立出版的专著共同构成了文论美学范畴研究的繁荣局面，如夏昭炎《意境概说：中国文艺美学范畴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佴荣本《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学春《真：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邓国军《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表现”范畴及命题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等。

古代文论美学范畴研究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具体的范畴研究中，也有趋向宏观整体研究的成果，如王振复主编《中国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赵建军《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齐鲁书社2011年版）、王耘《唐代美学范畴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断代美学范畴史的研究成果。这标志着学科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也体现出研究的日益完善。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学热”的退潮，古代文论美学研究有了明显的研究转向，在经历了早期的学习、接受的过程后，文艺理论界意识到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化先天的不同，反思如何立足本土，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体系与特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文艺理论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局1992年版）、陶东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则是这一转向的实际学术成果，真正做到了文论研究的本土论与现代化。文艺理论界的转向也影响到古代文论的美学研究，以西方理论生搬硬套地曲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现象得到了遏制，理性的反思更有助于古代文论美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21世纪的18年中，这一研究态势仍在继续，也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如张法的《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学的中国话语：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三大主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书既呈现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气质的脉络，令人感受到世界史意识中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风貌，又体现了当代学人在学术上的高度和气魄；后书选取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比较美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力图凸显汉语美学的精神，故名之为“美学的中国话语”。2005年，蒋述卓、刘绍瑾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历经数年推出了一系列古典美学研究成果，其中有大量的文论内容，如蒋述卓和刘绍瑾《古今对话中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凤亮《移动的诗学——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佀同壮《庄子的“古典新义”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自我诠释的完成，出现了两维双向的局面：一是古代文论研究者的阐释与总结，一是美学研究者的梳理与概括。

二是诗歌美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诗歌美学研究呈现出理论化与系统化的趋势，这体现在多部诗体美学专著当中。主要论著如覃召文《中国诗歌美学概论》（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庄严与章铸《中国诗歌美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良运《诗学·诗观·诗美》（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章楚藩《中国古典诗歌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长俊《诗歌美学》（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禹克坤《中国诗歌的审美境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王小刚《文学与审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探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等。覃召文《中国诗歌美学概论》是一部力图创建中国诗歌美学体系的专著，对中国诗歌美学的地位与性质、诗歌审美对象、诗美创造、诗美的定性、诗美的类型、诗美的形态以及诗歌审美意识等众多问题加以讨论。庄严和章铸《中国诗歌美学史》通过对古代诗论和诗歌创作考察，从美学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史的梳理和研究。

2000—2018年间，是中国诗歌美学研究的繁荣期，学术专著主要有陈允锋《唐诗美学意味：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莹《宋代哲理诗的美学内涵》（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5年）、张晶《美学的延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田晓鹰《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巴蜀书社2008年版）、李天道《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等。总体来看，这期间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并且在研究广度及深度上也有进步，宏观研究与断代、分类研究成果各有千秋。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昧》以文学作品为本位，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分析古典诗词的美学意境——中和之美、民族风俗之美、虚静实动交融之美。张晶《美学的延展》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审美感兴、审美观照、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感物”说等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问题。李天道《中国古代诗歌美学思想研究》对美学命题、美学范畴以及山水诗歌美学、刘勰美学思想、《河岳英灵集》美学思想、唐至清美学思想等诸多问题加以探讨。断代与分类研究如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探讨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诗歌的美学特点。全书结构上虽以美学为主，但其研究思路、方法更近似于传统的古典文学，少部分对于唐代诗歌理论的探讨如“司空图《诗品》的美学理想”则更具美学色彩。再如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是针对唐宋诗歌的美学及艺术理论的阐释。田晓鹰《隋唐五代道教诗歌的审美管窥》对隋唐五代道教审美文化勃兴的背景及文化内涵以及道教诗歌的审美特征作具体深入的探讨。李鹏飞《中古诗歌用典美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梳理了中古诗歌律化运动中文人徒诗用典技术的现象、发展及其独特审美经验。学术理论的日渐完善、学术视野得以开拓之后，诗体美学研究的细致与深化是一种趋势，它是学术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现象，在可见的未来，这一领域或许将朝这一方向继续发展。

词作为古代诗歌的一种，其美学研究略微滞后，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杨海明《唐宋词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从审美感受、美感特色及审美变化入手，分析唐宋词的美学特征；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从词境、词心、词情、词乐及唐宋词的流变、风格等论述唐宋词的美学概念及其特征。两部论著作品分析细致入微，理论分析严密明晰，以数量统计与个案分析作为研究的支撑，体现出古代文学学者美学研究的特点。进入21世纪，词的美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唐宋词是词美学的研究重点，学术专著主要有谭德晶《唐诗宋词的艺术》（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邓乔彬《唐宋词美学》（齐鲁书社2004年版）、吴小英《唐宋词抒情美探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福庆《唐宋词审美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邓嗣明《中国词美学》（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金军华与韩霄《中国词体美学与多维视野流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这些论著大多探讨唐宋词作为诗体的审美特质及其审美价值。词体美学研究出现了较重要的成果，如邓嗣明的《中国词美学》以总览通史的宏观视野，考论了词体的审美文化源流、审美特征、艺术表现，对代表词人的美学风格、词论的美学主张等皆有评价。张延龙的《词学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也对词体的美学特质及变革有所探讨。

三是散文美学研究的发展。散文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繁盛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徐治平《散文美学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梳理了中国散文美的发展嬗变，对散文的美学本质、特点、类型、风格、形式、鉴赏等作了分析和总结。杜福磊《散文美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通览古今，既有对散文文体的总体美学探讨，也有对古代散文审美规范发展与形成的专论。另如吴小林《中国散文美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冠群《游记美学》（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洪珉《文章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陈胜乐《散文美学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贾祥伦《中国散文美学发凡》（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等，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散文美学进行全方位研究，使散文的美学意义和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揭示，是对中国散文美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21世纪以来，散文美学研究成果相对寥落，论题多逐渐趋于细化与深化，各时代、各类散文的美学研究占主流。张智辉《散文美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综观古今中外散文，探讨了散文的创造美、表述美、鉴赏美三个层面的理论问题。雷群州《竟陵派散文美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年）、帅志圆《宋代记体文美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8年）皆仅就一派、一类文体作深入研究。

骈体文是中国古代文体中美学特征最为明显的文体，研究骈文文体及发展史的专著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出现，从美学角度研究骈文的专著，则至90年代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于景祥《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总结了六朝时期骈文形式、声韵及风格的美学特征及其演变发展，并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撰著了《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骈文发展中的代表作家及作品的美学特征、美学价值多有论述。尹恭弘《骈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中国古代文体丛书”的一种，专著第一章即从美学功能的角度探讨骈体文的文体特征。此外，如莫道才《骈文通论》（齐鲁书社2010年版）中对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的论述，于欧洋《六朝骈文的兴盛与形式美学的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中对六朝骈文形式美特征的产生背景、形式构成及审美风格的分析，都体现了近年来骈文美学研究的进展。

四是小说美学研究的发展。小说美学研究经历了80年代的兴盛，加之欧美小说美学理论的引介，如美国学者阿米斯所著《小说美学》（傅志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英国学者卢伯克等《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田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的翻译出版，为90年代小说美学研究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的问世，作者兼及古今，对中国小说的思维意识中的多种文化因素作细致的剖析，梳理小说叙事传统中的艺术美，在对比中探讨小说审美意识的承传与发展。宁宗一《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单列“小说美学”一编，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首先梳理并阐释了中国小说美学由古至今的不同发展阶段，涉及小说美学的产生、发展、主要特点及学术焦点等问题；其次则针对小说美学的审美范畴、审美创作方法、审美观点等问题，对中国小说理论作了概要的总结与阐释。偏重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小说美学著作还有唐跃、谭学纯的《小说语言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对古今小说语言的修辞美学专题研究，理论色彩浓厚，探讨也较为深入。

进入21世纪以来，小说美学研究的热潮虽已消退，但仍有一些研究者专注于这一领域，如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勾勒了中国小说审美理论由先秦至现代的发展轨迹，总结并阐释了不同时期的小说理论；蔡梅娟《中国小说审美与人的生存理想》（新时代出版社2007年版）则是从中国小说在各个时期的审美特征及其与人的思维特点、审美取向、精神特质之间的关系；骆冬青《心有天游：明清小说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探讨了前者综论明清小说的美学精神与美学形态。至此，小说文体的历史总结与美学特质、理论研究都已经屡见不鲜，未来学术发展的新突破仍未形成。

五是小说戏剧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是戏剧美学研究的繁盛期，研究论著精彩纷呈。曹其敏《戏剧美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中，探讨戏剧形式及种类时容纳了古今中外，但主体部分则集中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形成，总结中国戏曲的艺术特征。吴毓华《古代戏曲美学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戏曲美学作了全景式的历史研究。彭修银《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中国戏剧1994年版）都是中西戏剧美学研究专著，前书旨在探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两种文艺理论形态在戏剧美学范畴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异同以及相通的可能性，理论性和体系性都较强。后书则以中国戏剧为中心，重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戏剧体系的性质、特征、表现形态等问题，揭示了中国戏曲美学的完善和成熟。孟昭毅《东方戏剧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总结东方戏剧的历史、美学品格和本体美，论述戏剧中诸如面具、角色、观众、剧本、演员、色彩等的美学特点，辨析东方戏剧在喜剧、悲剧和现实主义戏剧中的独到之处。姚文放《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梳理了中国戏剧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派别，剖析这些理论深层的儒、道、释、易学、理学等思想背景和思维方式。这一时期戏剧美学研究丰富多样，既有宏观的理论概论，也有个案的作品剖析，既有东方文化的考察，也有中西戏剧的对比，既有艺术形式的辨析，也有文化精神的探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戏剧美学研究在平稳中行进，研究成果体现出多视角、多维度的特点。梁晓萍《中国戏曲美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是中国戏曲美学的历史研究与总结，选取元、明、清三代重要的戏曲美学理论家，探讨了戏曲美学思想的特点与发展，运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手法，通过文本的阐释，研究戏曲美学范畴，总结发展规律。陈刚《素朴与华丽：中国戏曲审美风格嬗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素朴美与华丽美两种基本美学范畴为线索，探讨诸如“本色”“文采”等传统命题，从而揭示中国戏曲审美理论的历史发展轨迹。汪莹《艺术哲学视角下的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观之比较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年版）则是中西方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个案研究，通过对两位戏剧大师的美学观及作品的比较，揭示中西方戏曲在审美倾向、美学观念上的共通与差异。

六是审美文化研究的兴盛。《美的历程》之后，美学研究中的这类研究层出不穷，然后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而形成了审美文化研究，并在90年代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学术思潮。据张法统计：中国知网“审美文化”的主题索引，从1990年的26种，基本年年上升，到1999年为141种。把这一学术思潮运用到中国古代，出版了许明主编的十一卷本《华夏审美风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吴中杰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周来祥主编的六卷本《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注]这些审美文化研究成果与美学研究重视理论、概念的阐释不同，而是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特点加以总结，探讨不同文艺作品背后的时代审美共性。研究者们有意建立独立于美学的审美文化学，经过20世纪最后十年与21世纪最初十年的努力，审美文化史的总结与梳理已经完成。2000—2018年间，审美文化学向更深入、具体的方向发展，表现之一是研究对象往往是某方面甚至某个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关内容，如李裴《隋唐五代道教美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和《道教与隋唐五代美学思想及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骆兵《李渔文学思想的审美文化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查庆与雷晓鹏《宋代道教审美文化研究——两宋道教文学与艺术》（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徐定辉《中国古典诗词审美文化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都表现出向特定领域或个案研究倾向的趋势。有些特定的文化价值较高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多个研究成果，如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重要部分，2016年有三部专著：张义宾《中国礼乐审美文化史纲》、高迎刚《礼乐文化与中国审美范畴》、周怡《礼乐文化与中国审美形态》，由齐鲁书社出版。2017年至今，审美文化研究成果减少，与古代文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审美文化研究涉及的古代文学及文论研究较多，有些章节以纯粹的文学或文论研究为主，与古代文学界一直以来的文化研究相近相通，而在专门与深入方面，又有着天然的缺陷，这或许是近两年来古代文学审美文化研究成果减少的主要原因。

最后拟简要讨论一下“个案—整体”研究问题，由此体现了古代文学美学研究同时走向分化与综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依然是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其中的屈原与曹雪芹亦继续成为两大热点。关于屈原美学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一度有所削弱，然后至世纪之交而走向复兴，研究成果在数量及质量上都有提高，研究的广度及深度都有明显进展。除了李诚《诗骚异同简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郭杰《屈原的诗学》（《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论文之外，还出现了萧兵《楚辞与美学》（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颜翔林《楚辞美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何国治《屈原诗歌的美学探索》（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学术专著。萧著认为屈原及其作品是中国潜美学的典型，并对屈骚美学的产生、现象、内涵及美学特征作深入探讨。此外，学界对屈原的音乐美学、历史美学、生态美学、死亡美学、文化美学等都有探讨，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美学对比研究，不仅与庄子、司马迁、陶渊明的美学思想作对比，甚至有与西方文学家但丁的对比研究。这些成果显示了研究视角的多维度与研究领域的空前开阔，也代表了屈原美学思想研究的新高度。关于红学美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延续了原有的学术盛势，主要成果有何永康《红楼美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阎承利《红楼梦爱情美学》（黄河出版社1991年版）、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进入21世纪之后，《红楼梦》美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研究，重要论著如丁维忠《红楼梦：历史与美学的沉思》（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孙伟科《红楼梦美学阐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庆杰《宿孽总因情：红楼梦生命美学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等。在读秀数据库中，以《红楼梦》、美学作为篇名检索的论文，2000—2009年共计59篇，2010—2018年则猛增为158篇。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之一，是以西方文艺理论如西方古典美学、叙事学、接受美学、身体美学等，阐释《红楼梦》的美学体系、特征及思想。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研究的本土化趋势很不相同，也表现出红学美学研究的独特性。除了以上两大热点问题之外，古代美学思想研究领域有了极大的扩展，比如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天道《司马相如赋的美学思想与地域文化心态》（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袁宏《周敦颐理学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洲《元四家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文化价值》（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既有对文学家的专论，也有对兼具理学家或画家身份的文学家美学思想的研究。这表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美学思想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极大地丰富了美学思想成果。

另一方面，是文学美学研究整体的发展，其中的集成之作是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与祁志祥《中国文学美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两书都超越了具体的文体与时段之分，而致力于对中国文学美学演变轨迹与发展规律的整体还原与总结。其中吴著分为上中下三卷，分别为理论建构篇、历史逻辑篇、总体结构篇。这是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美学”研究专著，作者提出了“建构中国文学美学”的学术愿望，并且在此书中作了积极的尝试。尤其是中卷历史逻辑篇，共12章，对中国文学史作全面简要的美学研究，体现了文学研究者的美学研究特点：以各个时代的重要文体及代表作品为主线，总结不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美学特点。下卷的“门类篇”又以文学体裁为依据，探讨文、赋、诗、小说、戏剧等不同文体的美学特征。全书以文学为本位的美学研究，与美学家通常的以美学为主线的研究思路与旨趣有明显的差异。而祁著则更注重对上起先秦、下迄现代的中国文学美学发展演变历史轨迹的考察、梳理和研究，同样具有学术集成之价值，彼此可以相互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