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盛而兴盛的，同时与神话—原型批评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历史地看，早在20世纪前期，闻一多、茅盾、顾颉刚、孙作云等学者就注重从民俗文化来研究古代文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陷入整体停滞状态，尽管仍有一些零星研究成果问世。直到80年代在“文化热”的有力激发和推动下才得以衰而复盛，主要集中于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古代民间故事研究两个方面。

一 古代文学的民俗文化研究视角

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上溯于20世纪前期，如顾颉刚、孙作云对《诗经》的研究、闻一多对《楚辞》的研究，即以民俗学观点来解读。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后，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重新受到重视，但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毕竟有限，直到21世纪才得到广泛关注。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首先发生且主要集中在诗歌、小说研究当中，并由此拓展到戏剧、散文以及其他文体，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断代和区域的研究论著。比如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红《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和昝风华《汉代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分别研究汉代、唐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程、董之文通过对唐代的岁时风俗、都市风俗、各类妇女和文人士子习俗、民间崇拜与禁忌，以及种种民俗文化产品物化形式的描述和分析，勾勒出唐代精神文明的大致轮廓和某些细部，加深了对唐代文化的理解。朱文就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关系作了专题研究，其中第四章从节日民俗与文学相互关系的角度，对此前为学界忽视的唐代节日诗会作了较为系统、详尽的考述，从而清晰地勾勒出唐代节日诗会与文学的发展脉络。昝文通过对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诗、汉赋、汉代散文、汉代小说的关系研究，在汉代风俗文化影响及汉代文学的宏观视野下，既宏观地揭示了风俗文化影响及汉代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发生这种影响的阶段性变化，又详细具体地论述了这种影响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具体影响的，[※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柯玲《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则是致力于区域性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从清代扬州地域民俗文化出发，以俗文学“活动”理念统摄，对清代扬州俗文学文化地理条件、历史传承脉络、都市风俗内容、生产消费特征等各方面作了全方位的探讨。现按不同文体对古代文学的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1.诗歌与民俗文化研究。先行启动于《诗经》《楚辞》民俗的比较研究，然后拓展至其他领域。萧兵《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可谓开新时期诗歌与民俗文化研究之先河。该文指出，万舞是我国上古史上最重要的乐舞，它或它的分支普及于我国原始时代狄人、夏人、夷人、苗人四大部落集群的民俗并贯串在夏、商、周三代文化之中。揭示万舞的文化内涵及其展延，有助于了解中华各族远古文化的交流和联系，有助于解释古代神话传说民俗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例如《诗经》《楚辞》）里的某些疑难问题。承此而同样致力于比较研究的还有：柯伦《〈诗经〉〈楚辞〉中若干婚俗的起源与性质——中国古代民俗探源之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沈士军《从〈诗经〉、〈楚辞〉看泛神论的民俗基础》（《神州民俗》2007年第10期）等；各自独立的研究成果则有：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杨雯《〈楚辞〉风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9年）、黄永林《〈楚辞〉中恋爱习俗描写及其文化阐释》（《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等。

同样，在诗歌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研究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重在整体、专题、区域和断代的研究成果。李勤西《古代风俗诗歌初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对古代诗歌中多式多样的风俗诗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白松强《民俗与古代诗歌、戏曲的关系》（《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综合论述了古代诗歌、戏曲与民俗的关系。韩广泽、李岩龄《中国古代诗歌与节日习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孙玉冰《古代诗歌中的节日风情》（《青海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刘贵生《端午节诗歌中的民俗文化》（《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文都侧重于古代诗歌中的节日风俗研究。李传军《试论中国古代歌谣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风俗的关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侧重于古代歌谣与社会风俗的关系研究。潘莉《宁波古代竹枝词与宁波民俗》（《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则侧重于古代特定区域竹枝词与民俗关系研究。

断代诗歌与民俗关系研究方面，集中于唐宋两代。赵睿才《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是在其《时代精神与风俗画卷——唐诗与民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基础上广泛扩充而成的。该书立足于民俗学理论前沿，从服饰、饮食、居行、婚姻、丧葬、祭祀、节令等七个方面对唐诗所涉及的民俗风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分析，认为唐诗犹如一幅幅民俗画卷，不仅表述着唐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艺术，而且反映与深化着唐代特有的“时代精神”，通过唐诗与民俗关系的研究，可以将唐代的“风俗画卷”与“时代精神”都揭示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唐诗内涵和文化精神。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以“互证法”为主导，即以唐诗印证唐代的风俗，以唐代的风俗诠释唐诗。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对中唐风俗诗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探讨了中唐风俗诗与中唐社会新风气的关系，从而展示了中唐社会风俗对于中唐风俗诗产生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探讨了风俗诗的兴盛与中唐诗歌新变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中唐诗歌新变的内在理路和原因，对于唐宋思想—文学转型提供了特定的个案探索。吴邦江《宋代民俗诗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选取了宋代具有代表性的五类民俗诗：建筑民俗诗、婚恋民俗诗、饮食民俗诗、农事民俗诗、节令民俗诗，探讨了民俗诗的源流演变、民俗事象及其缘起，民俗诗的民俗学、史学价值，民俗诗的民俗审美价值，并以此揭示了宋代社会时代特征对民俗诗的影响，民俗活动对民俗诗创作和繁荣的促进，民俗诗所赋予民俗事象的内蕴、情感对其固有内涵的超越，等等。此外，赵宗福《论清代西部旅行诗歌及其民俗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则是时代、区域与类型研究的结合。

另一重点是宋词与民俗文化研究。黄世民《宋代七夕诗词的发展与流变》（《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兼顾诗词两个方面，认为七夕文化一直是文学史上吟咏不衰的主题之一，汉唐以来，有关七夕的诗歌作品一直繁荣不衰。降及宋代，由于时代风会更替，诗歌尚理，词体新变，使得七夕诗词不断变换视角、开拓意境，从而推陈出新，汇成宋代七夕文学独特的景观。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张瑞华《中国古代节日民俗与宋词创作》[《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11年第3期]皆重在宋词与民俗关系研究。黄著在爬梳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民俗角度切入，通过以俗说词、以词证俗的方法，论述了宋词与节序民俗、宋词与礼仪民俗、宋词与宴饮民俗等的关系，发掘了不少在宋词中鲜为人注意的民俗资料。此外，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篇“风俗行为的表征——唐宋词的社会文化功能”专门讨论了宋词中涉及的民俗词，包括“应歌词”“酒词”“茶词”“节序词”“寿词”等。

2.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小说由于特殊的篇幅容量，能容纳更多的民俗文化内涵，因而成为受学界关注的另一研究重点。其中的整体研究成果以李稚田《古代小说与民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启忠《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典小说》（《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为代表。李著虽是一本小册子，但按照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脉络，选取了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宋元话本、《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几个关键点，“勾画出它反映中国民俗的大致轮廓”。[※注]2005年，李稚田另一本同名小册子《古代小说与民俗》[※注]作为“古代小说文化简论丛书”得到出版。该书对前一部书中没有涉及的古代笔记小说、《聊斋志异》《西游记》、八仙故事等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作了探讨，并对《水浒传》的民俗文化作了新的分析。

关于小说与民俗文化专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分类与分体的不同取向。其中分类者如纪德君《古代小说中元宵灯节描写的文学意义及民俗价值》（《学术研究》1998年第12期）、王立《宗教民俗与中国古代小说若干母题的文化省察》（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0年）、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颜湘君《古代小说视野中的中国爱情信物民俗》（《第二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郑艳《古代小说中的器物精怪及其民俗文化分析》（《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等；分体者如崔乃新《论宋代白话小说中的市井民俗》（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年）、马晓坤《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黄宜凤《明代笔记小说俗语词与民俗文化》（《第二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等；分代者如李鑫《唐代小说与世风民俗文化》（《小说评论》2011年第2期）等。其中纪文指出日常生活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但元宵灯节大不相同，它灯火辉煌，百戏竞陈，惊奇刺激，热闹非凡。所以，自唐代开设灯节以来，人们一直对之满怀热情和喜爱，并用多姿多彩的笔墨为它留下了生动的剪影。该文以被通俗小说描写最多的民俗——元宵灯节为研究起点，以各种题材类型的通俗小说作品为案例，深入分析了元宵灯节描写的文学意义与民俗价值。李著重在对古小说与古代岁时民俗的关系展开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岁时民俗的起源及相关故事研究”主要通过包括古小说在内的原始文献梳理考辨寒食、上巳、端午、七夕和重九等民俗节日；下篇“从岁时民俗生发的古小说母题研究”以岁时民俗文化为背景对“天鹅处女”型故事的成型与变型、同异境女子遇合的故事、龙类故事等几种文学母题进行探源溯流式分析和阐释。崔文力图运用民俗学理论对宋代白话小说中的市井民俗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对小说中市井民俗的分析，了解真实可感的宋代市井生活和新兴市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群体心理，总结宋代话本小说中市井民俗展呈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的当属陈文新和汪玢玲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该丛书2003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包括何良昊《世情儿女：〈金瓶梅〉与民俗文化》，汪玢玲、陶路《俚韵惊尘：“三言”与民俗文化》，刘良明、刘方《市井民风：“二拍”与民俗文化》，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王同舟《地煞天罡：〈水浒传〉与民俗文化》，王齐洲、余兰兰、李晓晖《绛珠还泪：〈红楼梦〉与民俗文化》，鲁小俊《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陈文新、阎东平《佛门俗影：〈西游记〉与民俗文化》,2005年还推出李婷《京旗人家：〈儿女英雄传〉与民俗文化》。体现了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的结合。该丛书从两方面来研究小说与民俗文化：“其一，丛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如《三国演义》的关羽崇拜、《水浒传》的江湖习尚、《西游记》的民间信仰世界、《金瓶梅》的市井民俗、《聊斋志异》的狐鬼故事、《红楼梦》的人生礼仪，等等”;“其二，丛书致力于借鉴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有必要了解民间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有必要了解民俗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有必要借助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注]该丛书对中国古典小说一些重要名著的民俗文化作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对于探讨小说与民俗文化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其他的个案研究也多以经典名著为对象，比如邓云乡《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娓娓道来，“叙岁时，记年事，说礼仪，谈服饰，讲骨董，言官制，道园林，论工艺，兼及顽童课读，学究讲章，‘太上感应’、‘八股’陈腔，道士弄鬼、红袖熏香，茄鲞鹿肉、荷包槟榔，至琐至细，无不包藏”[※注]。对《红楼梦》中所涉及的风俗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是一部随笔式的《红楼梦》民俗文化研究著作；徐文军《聊斋风俗文化论》（齐鲁书社2008年版）从衣饰、饮食、居住、行走、节日、仪礼、信仰和游艺等几方面对《聊斋志异》中出现的一些风俗文化事象进行考释，并且在每类风俗文化考释之后对其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刘畅《〈歧路灯〉与中原民俗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重点围绕着《歧路灯》“与中原地区人生礼俗” “与中原地区宗教信仰”“与中原地区妇女生活习俗”“与中原地区博戏风尚”“与中原地区语言习俗”等几个专题，对《歧路灯》所反映的河南地域内的民俗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3.戏剧与民俗文化研究。大致从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两个方向展开，前者主要有：鲍文锋《古代戏曲民俗与中国戏剧的渊源——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发生的民俗思考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刘曼《中国古代戏剧与民俗——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喜剧”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2005年）、白松强《民俗与古代诗歌、戏曲的关系》（《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翁敏华《古剧民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总体成果不著。后者略微丰富一些，其中刘兴武《传统节日民俗与戏曲文化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4年）、郑传寅《节日民俗与古代戏曲文化的传播》（《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等侧重于节日民俗与戏曲文化的传播。刘文认为节日民俗作为人民群众生活中一种约定俗成的民间传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生命力。传统节日民俗在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联结戏曲消费和生产、传播戏曲文化的重要媒介。这一传播媒介反过来对戏曲的艺术面貌发生影响，制约着戏曲文化形态的生成、发展。加强传统节日民俗与戏曲文化传播的研究，挖掘其中的内涵，势必促进戏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李玲珑《论元代四大爱情剧情节程式的民俗文化特点》（《艺术百家》2006年第7期）、张连举《论元杂剧唱曲及戏台动作中的民俗事象》（《求索》2005年第11期）、罗斯宁《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侧重于元杂剧与民俗文化研究。李文指出元代四大爱情剧故事情节的展开分为四步曲：相遇、阻隔、分飞、团圆。在“四步曲”中，作者采用典型的民俗意象、民俗故事，反映了人们的民俗文化特点，并且在作品中将民俗生活的矛盾斗争贯穿于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的全过程，把其间人物与风尚习俗的纠葛作为矛盾冲突发展和交流的主轴，这样的情节结构，可以更深刻地反映人们的民俗心理特点。张文旨在从元剧唱曲及舞台动作来观照民俗文化遗存的表现存在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游戏节令等，以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元杂剧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的文化底蕴。罗著依次从传播、审美、文体、市井文化、语言等方面论述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的关系，显示了较之论文更为厚重的学术含量。李瑛《晋南民俗风情与古代戏剧活动——试论锣鼓杂戏衍生的民俗环境》（《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申小红《明清佛山庙会的酬神戏——以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为考察中心》（《岭南文史》2011年第1期）等则侧重于地方戏剧与民俗文化关系研究。李文以晋南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锣鼓杂戏为个案，分析研究了中国初级戏剧形态衍生的历史原因与民俗文化背景，进而对戏剧与民俗、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佐证。

4.文赋与民俗文化研究。学界较为关注的，一是诸子散文，主要有：曹晋《老子思想与中国民俗风情》（《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聂凤峻、刘俊杰《荀子的唯物主义民俗思想》（《民俗研究》1992年第3期），聂凤峻《论荀子重视民俗文化的思想》（《石油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马启俊《〈庄子〉的民俗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冯淑静《透过〈论语〉看孔子时代的民情风俗》（《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冯文通过条梳《论语》，发现其中涉及了许多民俗风情方面的内容，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到对祖先之神的祭祀，再到卜、兆、梦等方面的信仰，透过这些著录，我们更发现其中潜藏着一股变动的暗流：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风俗的混乱与变革之中，正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时代。马文从《庄子》的民俗视野、《庄子》的民俗观及其与《庄子》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探索了《庄子》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与重要价值。二是历史散文，主要有：黄鸣《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肖振宇《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韦爱萍《论〈史记〉中的秦东民俗及其审美意义》（《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史记〉所见秦地民俗的道德化倾向及其双重影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丁晓龙、吴云鹏《〈史记〉熟语的民俗文化》（《语文学刊》2011年第13期），郭必恒《〈史记〉民俗学探索与发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吴澍《〈汉书·地理志〉风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3年），等等。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黄鸣《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兼论春秋列国民族风俗》、郭必恒《〈史记〉民俗学探索与发现》两书。前书旨在通过《左传》对春秋时代文学及文学活动状况进行研究，包括其形成、特点、活动、分期、流派等重要问题，力求达成对春秋时代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全景式描写。其中的重点是研究春秋时代文学与列国民族的民风民俗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作为对春秋时代文学分域分派的基础；后书致力于《史记》中的民俗学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对其中的人物传说深入分析，从而得出司马迁的民俗学思想，进一步凸显了民俗学史料在《史记》成书的重要意义。此外，章沧授《汉赋与民俗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李炳海《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两文分别从整体和专题研究的不同视角论述了汉赋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二 古代民间故事研究

古代民间故事与民俗关系密切，民间故事的演变往往与民俗嫁接在一起，如牛郎织女故事与七夕民俗的结合，因此民间故事研究是民俗研究绕不过去的环节，同时由于文字记载的缺失，民间故事研究也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探讨以帮助其还原推断故事的本来面目。自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开展孟姜女故事研究后，50年代古代民间故事陆续得到研究，但真正大批量研究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后。受顾颉刚层累造史观的影响，古代民间故事研究的主体都是对故事的源流演变进行考辨梳理。

1.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古代民间故事研究中起步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顾颉刚开创。顾氏写作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等许多文章，又编辑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顾颉刚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孟姜女故事（刘复语）,“把二千多年来的文献记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民间传说、文学、艺术材料，整理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作出了杰出的成绩”。[※注]顾颉刚选择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民间故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孟姜女故事研究整体来说，后世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越顾氏研究。但还是有不少有新意的研究论文论著。如康群《试论孟姜女故事的演变》（《河北学刊》1984年第2期）、黄震云和袁长江《孟姜女故事的演变和误解》（《文艺研究》1993年第4期）、高思嘉《孟姜女故事探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等论文，这些文章也是着眼于孟姜女故事的源流演变的考辨，对顾氏研究有所补益。最为称道的是黄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注]专著。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孟姜女故事作了系统完整的研究，一方面从纵向上考察了孟姜女故事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先秦到六朝的杞梁妻传说时期、隋唐五代的孟仲姿传奇时期、宋元明清的各种文艺创作时期；另一方面又从横向上考察了民间口传孟姜女故事在各地的分布及其结构与情节单元。全书最突出特点：一是以民俗为重心来探讨故事情节的演变，特别是唐前的演变考辨；二是注重孟姜女故事的文字记载与民间口传的联系与区别。

2.牛郎织女故事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钟敬文、茅盾、欧阳飞云等学者就涉足牛郎织女故事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1955）、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1957）等少数论文对其作了进一步研究。其中，范文对牛女故事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较为完备的梳理，罗文对牛女故事的文化意蕴和民间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牛女故事研究的重新兴起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牛女故事的源流和演变考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多样化；[※注]90年代以后，源流考证没有突破性进展，但牛女故事的文化意蕴及相关诗歌研究有了拓展。[※注]牛女故事研究的主体是其源流演变的考证。如孙续恩《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姚宝瑄《“牛郎织女”传说源于昆仑神话考》（《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4期），赵逵夫《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牛女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与分化》（《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王雅清《论〈牛郎织女〉故事主题的演变》（《玉溪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杜汉华《“牛郎织女”流变考》（《中州学刊》2005年第7期），王帝《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及其演变》（《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各个角度对牛女故事的演变作了不同的考察。然后是从民俗文化对其文化意蕴进行探讨。以徐磊《面向民间与主流的文化内在整合——论“牛郎织女”的历史文化隐喻》（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为代表。该论文指出，天汉、牵牛、织女三个故事要素是牛女故事成型的基础，牵牛、织女自命名之初起就植下农业文明的文化基因，为后来牛女故事的“男耕女织”定下了基调。因此，牛女故事不仅随着时代变迁其叙事性不断地再次生成，而且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层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以牛女故事为典故的文学得到了研究。如张喜贵《牵牛织女遥相望——谈中国古典诗歌中“牛女七夕”原型》（《蒲峪学刊》1996年第1期）、洪树华《从“牛郎织女”等意象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特性》（《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樊林《论牵牛织女爱情题材诗歌的形成与流变——兼议宋代“七夕”诗的创新》（《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卢小燕《牛郎织女恨，〈鹊桥仙〉中情——宋代〈鹊桥仙〉七夕相会词的情感内涵及审美效应》（《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等。

3.白蛇传故事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钱静方《白蛇弹词考》、霭庭《白蛇传故事起源之推测》、任访秋《白蛇传故事的演变》等文章展开了白蛇传故事的研究。50年代，傅惜华编纂《白蛇传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对白蛇传故事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搜集；戴不凡《试论〈白蛇传〉故事》（《文艺报》1953年第11号）、胡士莹《〈白蛇传〉故事的发展——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谈起》（《浙江日报》1956年12月16日）等文章以阶级分析法对白蛇传故事进行了研究。[※注]80年代开始重新兴起白蛇传故事研究高潮，1984年4月“全国首届白蛇传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其会议论文集《白蛇传论文集》于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白蛇传故事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故事探源和演变上。罗永麟《论白蛇传》（《民间文艺集刊》1981年第1辑）以《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成培传奇《雷峰塔》为标志来阐述分析白蛇传故事演变过程。王骧《白蛇传说故事探源》[※注]、陈勤建《白蛇形象结构中的民俗渊源与美学意义》[※注]等，从图腾崇拜等远古民俗视角探源了故事的起点。同类文章还有方梅《“白蛇传”故事流变的文化心理分析》（《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陈泳超《〈白蛇传〉故事的形成过程》（《艺术百家》1997年第3期）、龙永干《白蛇传故事流变及近作刍议》（《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刘守华《宋代“蛇妻”故事与〈白蛇传〉的构成》（《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9期）、陈毅勤《从〈西湖三塔记〉到〈白蛇传〉》（《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王立和刘莹莹《试论白蛇传故事的嬗变》（《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等。王轶冰《白蛇传故事的文化意蕴》（《廊坊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唐霞《试析白蛇传故事的民俗文化内涵》（《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探析了白蛇传故事的文化意蕴，但论述欠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董上德《“白蛇故事”与重释性叙述》[※注]一文，该文从叙事视角探讨白蛇传故事不断被复述和重叙所体现出来的民间文化“小传统”与主流文化“大传统”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4.梁祝故事研究。20世纪20—30年代钱南扬、容肇祖等学者首先对梁祝故事展开研究。1930年《民俗》周刊第93—95期合刊出版了钱南扬主编《祝英台故事专号》，共收录16篇论文。其中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是最早涉及梁祝故事的源流演变研究。50—60年代，梁祝故事研究主要是对其反封建婚姻主题研究。此期，路工编辑的《梁祝故事说唱集》、钱南扬编辑的《梁祝戏剧辑存》等文献辑录较有价值。80年代开始，梁祝故事研究迎来新的高潮。1986年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向全国征集“梁祝”资料，1987年江浙沪民协联手在宁波举办全国性梁祝学术讨论会。新时期以来的梁祝研究也主要集中故事的源流演变研究，如罗永麟《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注]、杨莉馨《论梁祝故事主题的演变轨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赵山林《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演变》（《戏曲艺术》1999年第6期）、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对梁祝故事的起源、梁祝的籍贯、梁祝化蝶的情节等内容进行各自不同的探讨和争鸣。梁祝研究的另一个内容则是对梁祝故事的文化意蕴进行探析，如罗永麟《梁祝故事构成的文化因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周静书《梁祝“化蝶”成因及其文化意义》（《宁波师院学报》1996年第2期）、季学原《梁祝故事的文化内蕴》（《宁波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向云驹《“梁祝”传说与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等。

5.董永故事研究。董永故事研究是从敦煌变文研究开始，20世纪20年代由王国维最早关注，他撰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一文，提及“孝子董永传”，认为是“当时所作劝善诗之一种”。此后有王重民《敦煌本〈董永变文〉跋》、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邢庆兰《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彝所传》等研究文章。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较少，直至80年代始，董永故事再次得到研究。如王兆乾《董永遇仙故事的演变》（《黄梅戏艺术》1981年第1期）、何昌林《两千年来的董永故事》（《黄梅戏艺术》1984年第3期）、张乘健《敦煌发见的董永变文浅探》（《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高国藩《敦煌董永故事与俗文化》[※注]等。这些文章或继续从敦煌变文角度探讨，或对董永故事演变考辨。真正对董永故事展开深入研究的是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注]和纪永贵《董永遇仙传说研究》[※注]两部著作。前者侧重于董永故事的源流演变研究，把董永故事演变分为雏形期（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渐变期（唐代至清末）、转型期（清末至民国时期）和重铸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时期，并且从地域上考察了董永故事的传播情况。后者也梳理了董永故事的演变过程，指出董永故事经历了汉魏晋的旧传说时期（“教”与“仙”）、唐宋的新传说时期（“佛”与“道”）和明清以来的后传说时期（“戏”与“情”），在此基础上还从横向上考察了人物缘起、传播方式、民俗意蕴、现实处境等诸多方面。

6.王昭君故事研究。相比其他几个民间故事，王昭君故事更具文人性和政治性，有着更多的文字记载。20世纪20—30年代，王昭君故事开始得到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例如，刘万章《关于王昭君传说》、霍世林《王昭君故事在中国文学上的演变》、黄鸿祥《昭君故事及关于昭君之文学》、黄启琇《王昭君故事的演变》、郭云奇《王昭君在中国文学中的演变》、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等文章。不过这些文章多是就诗词而谈昭君故事演变，对小说戏曲材料涉及不多。60年代前后围绕着爱国主义思想对杂剧《汉宫秋》展开过大讨论，发表过不少研究文章。自80年代起至90年代，王昭君故事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一是对杂剧《汉宫秋》和敦煌遗书《王昭君变文》作了新的探讨，前者有几十篇文章，后者以高国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注]为代表；二是咏昭君诗得到重新关注，如鲁歌等人辑注《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阎采平《论六朝咏昭君诗之踵事增华》（《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朱杰人《宋代的昭君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王翚《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像化的王昭君形象》（《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吴河清《论唐宋诗人的昭君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21世纪，王昭君故事研究得到系统深化，以闵泽平《文化视野中的昭君形象与意义生成》（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和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两部专著为典型。前者侧重于从文化视野来探讨不同时代昭君故事对昭君形象塑造及其悲剧意义生成的不同，其突出特点就是重点关注文人创作系统，并且贯通古今文学作品。后者则对王昭君故事的源流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其突出特点就是对王昭君故事演变不作单线平面梳理，而是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将王昭君故事划分为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两大系统，进行立体交叉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昭君故事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不同系统中的区别性与联系性。

从民俗文化视角探讨古代文学无疑为古代文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野，也取得了不俗的学术成就。但同时有一些地方值得反思：一是考察民俗文化时往往没有对其时空的差异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民俗文化的阐释更多的是趋同性而不是独特性；二是从民俗文化视角关注的文学对象还非常有限，主体是几部明清小说名著，再加上部分唐诗宋词，因此研究对象还值得大大拓展；三是忽略了研究中的文学本位，往往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文化的资料加以梳理，而没有从民俗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审美和文学现象加以阐释和研究，像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昝风华《汉代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那种能够立足文学本位，注重从民俗文化视野来阐释文学发展演变的学术著作尚不多见。至于民间故事研究，则需在学理创新与田野调查的双重突破和相互融合中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