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古代文学与制度文化、民俗文化研究同时并兴。古人云：“在上为礼，在下为俗。”西方则有“小传统”和“大传统”之论。“礼”为制度文化之本源，“俗”为民间文化之渊薮，彼此上下互动而又常常相互转化，皆与古代文学关系密切。

古代文学与制度文化研究自80年代兴起后，90年代走向深入，21世纪持续发展。主要涉及文学与政治、文化制度的研究，其中集政治文化制度于一体的科举制度与古代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所以首先单独予以讨论。

一 古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研究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前后经历了1300年的漫长历程，对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新时期的古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研究，首先聚焦于唐代，然后持续于宋代，延展于元明清。进入21世纪后，在科举文献与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陈文新主编《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辑书目收录了17种22册相关图书，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七史选举志校注、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游戏八股文集成、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四书大全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20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将对古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理论方面，刘海峰《科举文学与“科举学”》（《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率先提出了“科举文学”的概念，认为科举是一种文官考试，但从考试内容和考试文体来看，科举却是一种文学考试或经学考试，近代不少西方人便将科举称为“文学考试”或“文士考试”，获得的是“文学学位”。1300年间，不仅多数文学家是科第出身，而且科举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该文由界定“科举文学”概念切入，分析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探讨科举与文学各方面的关系，并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作了简要论述。

就有关科举制度的研究力量来看，主要由史学界与文学界两大阵营所组成，前者重在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后者则重在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关于科举制度本身研究方面，通代之作如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但更多的是断代研究著作，包括路莉莉《隋代科举制度考论》（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侯力《科举制度与唐代社会》（岳麓书社1998年版），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傅璇琮主编、龚延明和祖慧编撰《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薛瑞兆《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注]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这些论著或涉及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或为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奠定文献基础，有助于推动科举制度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不仅发端而且聚焦于唐代，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要论著。早期的代表作是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作者从科举行卷之风入手，检省旧说，发掘新的文献材料，对唐代进士行卷的由来、内容、具体情状、行卷态度一一加以探讨，总结性论述了科举制度对文学发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此后，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趋于对唐代科举文化与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作者“序言”称本书的著述宗旨是：“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做综合的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和前资。”全书既有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全面论述，也有对科举所有相关活动及举子本身的细致考察，凡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风气、唐人对科举的评价、学校、吏部铨试制度等，皆有涉猎，其内容之丰富详赡前所未有。程、傅两位学者的研究激起了此后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勃兴。究其学术路径，大致从以下两个层面作纵深拓展。一是如陈飞《唐诗与科举》（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旨在从文体的视角深化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研究。前三书侧重于科举制度与唐诗的关系研究；俞著则侧重于科举制度与唐代文言小说的关系研究。二是如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旨在从科举环节的视角深化唐代文学与科举制度研究。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从试策文体切入，涉及制举、明经、进士考试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对以往学术成果多有补益。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将科举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起来探讨，对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多重关系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傅璇琮“序言”称赞该书全面论述了“唐代仕人如何通过吏部铨试而进入仕途以及在职官吏如何进行铨选”,“把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和唐代官制史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王佺《唐代干谒与文学》从干谒的独特视角探讨了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对干谒活动与唐代文学传播、唐代文学发展以及干谒诗文本身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宋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大体能承续唐代之势，成果较为显著，先后出现了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岳麓书社2009年版），李占奇《论科举制度对宋人小说创作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业大学，2008年）等重要论著。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是一部论文集，作者以扎实的文献钩稽梳理为基础，全面探讨了宋代科举沿革变迁的来龙去脉，以及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傅璇琮在序言中评价道：“这部著作虽然看起来是论文集，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对北宋科举考试的变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则对整个宋代的科举制度变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重在对两宋进士试论和制科试论的研究，以此探讨宋代科举试论文体与文学的关系。李占奇《论科举制度对宋人小说创作的影响》则将科举制度对宋代文学的影响研究延伸于小说领域。

元代尽管科举制度实施时间不长，研究成果也并不显著，但在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仍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包括黄仁生《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许慈晖《元代科举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4年）、吴志坚《元代科举与士人文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9年）、董晨《文人的精神失落——浅析元代的科举与文学》（《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等。其中许文属于整体研究，系统考察了元代科举制度对戏剧、小说集诗文的影响，力图勾勒出元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的全貌。吴文旨在考论元代科举及其与士人文风之间的关系。而黄、董两文则分别论述了元代科举与辞赋和杂剧的关系。

与元代相比，明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显见回升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要论著，包括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黄明光《论明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何玉军《明代科举与诗歌》（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4年），柴志明《试论科举文化熏陶下的明代文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林红《明代八股时文对文学的背离与融通》（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陈文新、何坤翁、赵伯陶《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齐鲁书社2010年版），陈文新、余来明《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其中《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以编年的方式系统展示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其收录内容主要包括：明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及登科情形；明代各类学校的设置及运作状况；明代伪各类考试及考试风气的演变；明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明代科场人物及其相关创作；与明代的考试文体相兴的重要作品、重要论著；对明代社会产生显著影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件。郭皓政《明代状元与文学》对明代状元与文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上编“科名与文章”介绍了明代状元的选拔过程、仕途路线、文学概况。下编“个性与时代”对状元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考察。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明代荐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如司马周《金陵来取贤良士，岭表诸贤尽选抡——洪武荐举制度与诗文研究》（上）（《云梦学刊》2002年第5期）、《论洪武荐举制度与文学》（下）（《云梦学刊》2004年第2期），探讨了朱元璋时期的荐举制度与明初诗文创作的关系。指出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文人聚会京师提供了契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文创作的提高，并造成了文人“组诗”的出现，影响了这一阶段的诗文理论，最终造成台阁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山林文学的沉寂与衰败。但同时有着极大的负面效应，即造就了一批御用文学创作，最终导致了洪武文学的衰落、顿寂。

至于清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成果相对比较薄弱，相关论文有：赵伯陶《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阴山学刊》1991年第4期），李树林《清代科举与文学家》（《内蒙古电大学刊》1991年第7期），陆杰《科举、文人与青楼：晚清狭邪小说的类型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于执立《〈儒林外史〉与八股取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

此外，如赵善嘉《明清科举与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玉芳《科举取士与明清士人命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王晓靖《论古典戏曲里的科举社会》（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2年）、赵永强《八股文与明清古文和诗歌》（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5年）等，在跨代际研究上有所突破，所憾尚未出现贯通历代的集成之作。

二 古代文学与政治制度研究

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得以开展，应归因于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历史学科的政治制度研究成果。自70年代以来，一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论著发表，成为文化研究的基础。经历了80年代“文化热”的洗礼，90年代始至21世纪初期，古代文学文化研究者以宏阔的视野，在政治制度与文学研究领域推出了一批内容广泛、角度新颖的论著。就关注的时段来看，以唐代制度与文学的研究为主体。

1.古代文学与门阀制度研究。门阀制度开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终结于唐代。学界对于门阀制度及其文学影响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史学界的参与和推动，比如李锡厚《试论姓氏之学与门阀制度的关系》（《齐鲁学刊》1982年第1期）、刘汉东《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与传统政治文化》（《探索与争鸣》1990年第2期）、邱少平《东汉门阀士族的形成》（《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举人《士族门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陈大志《东汉豪族婚姻与门阀制度的形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陈志伟《北朝门阀制度之影响》[《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李济沧《六朝门阀贵族制度与地方政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等论著，在门阀制度研究方面为其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启示。而就古代文学与门阀制度研究的研究成果观之，则以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洪伟《东晋门阀政治与东晋玄言诗》（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2年）、李晓红《论两晋世族宗族观念与文学创作》（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9年）等为代表。刘著从门阀士族角度考察永明文学产生的渊源、文化背景及“永明体”的确切内涵，梳理南北士族从隔阂到融合的过程，剖析门阀士族与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目录学的联系，审视这一群体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门阀制度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吴著以北朝门第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况，乃至生活方式、思想心态为中介，考察北朝文学的特征、发展和变化。作者通过北朝士族与南朝士族的翔实对比，以此审视南北文化交流的发展，揭示北朝士族的特殊处境与心态、情感、精神面貌，进而论述北朝文学发展的线索、精神特质及内在生机，探索北朝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最终勾勒出北朝文学的整体图景。该书与刘著相互补充，恰好形成了对南北朝士族文学的整体观照。洪文认为东晋玄言诗与东晋门阀政治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掉的关系，它与门阀政治相始终，更为门阀政治决定自身特色。该文从东晋政治现实和东晋玄言诗的创作实践出发，本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力图客观、全面地揭示出东晋特殊的政治现实（门阀政治）对东晋玄言诗的形成和衰落所造成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在门阀政治影响下的玄言诗的风貌特征。李晓红《论两晋世族宗族观念与文学创作》（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9年）认为两晋时期是门阀制度逐渐确立并趋于鼎盛的时期。门阀世族为巩固其社会地位或提高其家族声誉，普遍重视对其族内子弟进行家学和家风方面的教育。在这种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下，两晋世族子弟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表现宗族观念的内容，以各种形式表达温馨亲情，比如对亲情的歌颂、对先祖的追述和对后辈的教诲，以此促进世族内同辈之间或上下辈之间感情的深沉敦厚。

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之后，门阀制度逐步走向消亡，而门阀士族也因此进入一个急剧分化和转型时期。顾乃武《唐代门阀士族文化追求的转变及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4年）对此作了专题研究，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察举选官形式的制约下，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而在唐代科举的引导下，门阀士族的文化追求逐渐发生转变：一是前期经学、文学并立的二元化阶段；二是后期以文学为重的尚文阶段。唐代门阀士族文化追求的变迁，一方面使其逐渐形成家门文学化以及群体文学化的时代发展特点，另一方面则使其文化优势日趋衰落，在客观上引导门阀士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古代文学与贬谪制度研究。贬谪或称流贬、贬流，广义上包括贬谪和流放，而其狭义则仅指流贬中的贬谪。贬谪制度是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历代统治者用以钳制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至明清趋于极致。由于文臣与文人群体的高度趋同性，所以在诸多研究贬谪制度的论著中，往往包含着贬谪制度与文人或文学的关系研究，比如李兴盛《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有关中国通代流人历史的拓荒之作，涉及历代贬谪制度、流人命运以及文学效应等重要问题，其中古代著名文人的贬谪，以唐宋明清四代为盛，相继形成四个高峰。就断代而言，同样以唐代为盛，主要有：齐涛《论唐代流放制度》（《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李中华、唐磊《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康粟丰《唐代流贬文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4年），韩鹤进《唐代流人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梁作福《唐玄宗朝京官外贬流放问题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7年），等等。其他如张其凡、金强《宋代“谪宦”类型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杨旸《明代流人在东北》（《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贾晓川《清代东北流放文人情感世界探析》（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孟颖《清初的东北流人及对东北文化发展的贡献》[《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等文，也不同程度地涉及贬谪制度与文人或文学的关系研究。

就古代文学与贬谪制度研究专题研究而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贬谪文学的研究论文，如尚永亮《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和《刘勰对屈原及其辞赋的态度》[《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余荣盛《试论柳宗元贬谪时期的文学创作》[《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金五德《试论王维贬谪济州期间的诗歌》[《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多以单个作家的经历与文学创作为题，讨论贬谪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影响。至90年代，尚永亮率先专注于贬谪文化与文学研究，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中正式提出了“贬谪文学”概念，并以元和时期五大诗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为个案，研究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关系。作为贬谪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尚著以诗人为中心，侧重于诗人贬谪后的经历及心态研究，论述贬谪的文化背景，剖析贬谪文学作品，考察元和时期的文化精神特质，剖析诗人的人生苦难。从诗人的文学创作中，总结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内在特质和艺术精神。后来，尚永亮又对此书作了全面修订，并增列了第四章“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的演进轨迹”和几篇附录，书名改题为《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尚永亮还推出专著《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整个唐代，对唐代各时期的贬谪文学分段研究，以“逐臣和贬谪”这一制度与事件的结合为切入点，探讨唐代贬谪诗人创作的情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加以新的阐释。通过这些论述，揭示不同时期逐臣文人的社会生活、思想状况、心态情感的演变，还原唐代贬谪文学的发展，剖析其中的人文精神。这部著作采用了大量交叉学科的知识来分析贬谪文学的多层次问题。

世纪之交，对古代文学与贬谪制度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自1998年起先后于湖南怀化、衡阳、常德召开的3次全国性贬谪文学学术会议。其中前两次会议研究成果名为《贬谪文学论集》结集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共收录30篇论文，或讨论迁谪文学理论，或研究贬谪作家作品。这些学术活动扩大了贬谪文学研究的影响，使学界逐渐熟悉并接受这一研究领域。就贬谪文学的学术取向观之，王运涛《中国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旨在从传播学的视角探索古代贬谪文化与经典文学传播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而江立中《〈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中国楚辞学（第一辑）——2002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2002年]确认由屈原《离骚》奠定了古代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则显见作者探源观流的学术宗旨。但就整体而言，贬谪文学的研究重心依然在唐宋两代。其中涉及唐代的主要有：蔡阿聪《论盛唐文人的沦谪心态》（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李德辉《唐代流人制度与李白的流放》[《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刘铁峰《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6年）、赵成林和刘磊《骚赋复兴与中唐政治——以贬谪文化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涉及宋代的主要有：周尚义《北宋贬谪诗文论略》[《西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宋先红《“苏门四学士”的贬谪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张英《唐宋贬谪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吴增辉《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等；而刘丽《唐宋海南贬谪文人心态之比较》（《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则以唐宋贬谪极地海南为中心，致力于两代贬谪文人心态的比较研究，认为唐代贬谪文人往往表现为悲观、凄怆、愤激的情绪，而宋代文人则更多地表现为豁达、平和、超脱的心态。唐宋文人的这种心态差异不仅是个人性格、学养、处事方式的差异，也与时代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

3.古代文学与幕府制度研究。古代文学与幕府制度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唐代方镇幕府上。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相当普遍，《白居易集》卷四九《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庭。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云：“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可见唐代幕府，主要还是指方镇幕府。对于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明胡震亨的《诗薮》已注意从文学角度去认识文人入幕的问题，他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如何，然后同调萃，唱和广。”这就构成了幕府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据戴伟华《唐代文学与幕府关系的研究》[※注]一文的梳理，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幕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在盛唐边塞诗研究中被提出来的，大凡是讨论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与其经历的关系，都会提及他们的入幕经历，但研究并不深入。事实上，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不仅仅和边塞诗相关，它和文学、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广泛的联系。而将幕府与文学结合起来并作整体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4年，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注]1993年傅璇琮为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虽是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身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注]

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用传统的文史结合的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文学史，以探求文学生成的环境、作家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文人群体行为对作品风格的制约等文学问题。[※注]研究范围包括幕府制度与文人、幕府文人分布和意义、幕府文人类型和心态、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等，这些探讨为唐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

在古代文学与幕府制度关系研究中，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著作。作者梳理了唐代幕府制度及其演变，通过文人入幕经过及命运遭际，分析入幕文人的心态，揭示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考察了幕府制度与唐代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间的复杂联系。此后，戴伟华又出版了《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在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地考辨了唐代方镇文人，并编写了创作编年。戴伟华另一著作《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则全面地论述了唐代方镇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全书先从整体上全面揭示使府文士生活的文化背景以及因使府文人分布引起的文学变化，并从地域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讨论了使府制度对文学的影响；然后从文体上分别论述唐代诗歌、散文、小说与使府的关系，阐述使府文人的生活对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新风貌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

此外，咸晓婷《元稹浙东幕府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7年）、吴玲玲《唐末农民起义期间的幕府文人与诗歌创作》（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张仲裁《简论唐代西川幕府兴盛之由》[《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翟景运《晚唐政局与幕府公文的演变》（《古代文明》2007年第1期）、徐璐《杜佑淮南幕府及其文学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等，也重在中晚唐幕府制度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咸文在元稹浙东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规模、成员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分析、总结了浙东诗酒文会活动的特征与时代特色。吴文以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至中和四年（884）为取材范围研究唐末幕府文人的诗歌创作。最后为唐末文人在幕府期间诗歌创作的个案分析，以司空图、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张文根据统计数据：剑南西川入幕文人为254人次，高居唐代各方镇之首，超过位列第二的淮南幕府（167人次）近90人次。认为唐代剑南西川幕府之盛，入幕文人之多，是巴蜀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因而拓展于剑南西川幕府研究，对于巴蜀文学史以及整个唐代文学研究都富有学术价值。翟文则从一个比较独特视角探讨了晚唐政局与幕府之于公文演变的影响，认为晚唐时代，军阀割据，兵连祸结，藩镇势力空前扩张，表、状、笺、启等幕府公文在各种复杂关系中，周旋权变的功能急剧提高，骈文创作高度繁荣，在数量、流传方式、命名方式、作者身份等方面显示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在得到普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晚唐时代特有的章奏之学。这些变化对当时的骈文表达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的表现就是程式化的加深，由此进一步强化了骈文通过组合、堆砌典故来表达意义的特征。

唐代以外的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且比较分散，主要有刘磊《北宋洛阳钱幕文人集团与诗文革新》（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马茂军、谢资娅《西京幕府作家群的散文创作》（《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吕靖波《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倪惠颖《清代中期游幕背景下文人的戏剧活动和小说创作初探——以毕沅幕府为个案》（《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龚斌《东晋桓温幕府文士及文学活动考略》（《云梦学刊》2019年第1期），等等。刘文试从文人集团的角度出发，结合北宋初叶到中叶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来探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复杂性，认为钱幕文人集团摒除了晚唐五代文风的卑弱浅俗、西昆体文风的浮靡雕琢，纠正了“太学体”古文的晦涩奇诡，有摧古的意义；他们同时以古文压倒骈文，开启了宋诗新貌，所以又有创新的意义，摧古与创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钱幕文人集团在北宋诗文革新中具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马、谢之文从研究西京幕府的外部环境入手，然后进而探讨西京幕府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及他们的相互影响，从而确立了西京幕府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吕、倪两文延展至明清两代的幕府，吕文认为明嘉靖间，众多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世宗对青词的异常热衷又使得大臣们纷纷延纳幕客代笔，从而掀起一股空前的游幕之风。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由于政治体制与幕府性质的变化，文人的游幕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洪武至正德年间，游幕之士寥寥无几。嘉靖年间，文人游幕之风却突然兴起，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影响深远。解读这一现象对于更好地理解明代文人的整体生存处境和文学创作生态有着重要的意义。倪文则认为毕沅幕府是乾隆时期最大的艺文幕府，颇具典型意义，毕沅蓄养梨园家班，幕内大半宾客有断袖之癖，演剧、观剧、评剧活动频繁，南方宾客由南入北，融通南北之音，对一代曲风的转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毕沅幕内的集体文艺活动往往兼融诗歌、戏剧等多个门类，兼备审美、智识和娱乐的气氛，雅俗相济。陕西幕府所刻传记体小说《秦云撷英小谱》为故事传记体，记乾隆中叶秦中优人轶事，兼论戏剧，是幕府内小说创作和戏剧活动融合的集中体现。游幕之于小说家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其对于创作主体人生经验和智识的培育，毕沅幕宾钱泳的《履园丛话》即是这样一部兼具丰富人生体验和智识的笔记小说。因此，以其为个案，可从文学生态的角度多方面探究这一时期游幕背景下文人的戏剧活动和小说创作。与唐代相比，此中的幕府都已发生了由武而文的转变。

最后，稍稍谈及一下出版于2005年的《晚清四大幕府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包括《曾国藩幕府》《李鸿章幕府》《袁世凯幕府》《张之洞幕府》，对于了解晚清四大幕府中的文人活动及其与当时政坛、文坛的关系颇有参考价值。

4.古代文学与谏议制度等的研究。涉及古代文学与其他政治制度关系研究的，还有谏议制度、休沐制度等。

谏议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唐代谏议制度与文学作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了唐代谏官制度下的文人政治地位，剖析了文学家谏官思想特征及其谏诤活动、谏臣意识，及其对文学思想与文学发展的影响。马自力《谏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认为谏官是中唐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活跃的社会角色之一。中唐文人具有强烈的泛谏诤意识，从谏诤精神在中唐谏官诗文中的消长，即谏诤传统在中唐的继承与变奏的轨迹中，可以清理出中唐谏官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特色，还可以发掘出谏官的这种身份以及基于这种身份的观念和言行与文学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休沐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如李立《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注]论及了汉代六朝及唐宋时期官员的休沐制度与其赏花惜花的文学创作，但仅是涉及而已。查正贤《论初唐休沐宴赏诗以隐逸为雅言的现象》[※注]一文，指出初唐士人在公余休沐宴赏中所创作的酬唱应制诗中，形成了以隐逸为雅言的写作程式，反映了士人对“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式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塑造。赵玲玲《略论汉唐休沐制度与文学发展之关系》[※注]一文，论述了汉至唐间休沐制度的变革及不同时代官员休沐所崇尚的活动内容和文学创作，其观点多沿袭查文而较少创见。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与政治制度关系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就研究时段来看，主要是对唐代政治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最多，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其他时段的研究则相对较弱，有的朝代甚至没有研究者涉足。

三 古代文学与文化制度研究

古代文学与文化制度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科举制度当中，此外还有礼乐制度、文馆制度、驿馆制度、歌妓制度等。就研究所涉及的时段来看，也是以唐代的文化制度与文学研究最受关注，学术成果最为突出。

1.古代文学与礼乐制度研究。朱建明《元代的礼乐制度与戏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是较早的一篇论述礼乐制度与文学的论文，对元代礼乐制度与戏曲进行了论介。此后，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推进。一是礼乐制度文化的合一研究。集中于先秦时段，诸如赵沛霖《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许志刚《礼的规定性与现实生活感受——〈诗经〉大小雅的创作成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江林《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如此。其中姚著以先秦礼乐文化为背景，对礼乐故实多加考证，分析《诗经》三颂中所反映的三代礼乐及其发展轨迹，考定“三颂”的文学史地位。二是侧重于乐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已贯通先秦至宋代乐府制度的研究，按时代为序依次为：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2年），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陈猛《宋前乐府制度对乐府诗分类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在以上所列著作中，许著率先问世，并着力从源头开始研究。作者旨在通过追溯秦汉礼乐建设的历史，采用立体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了秦汉乐府制度的内部结构，着重探讨了乐员、乐器、乐类的来源、结构以及形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揭示秦汉时期乐府制度建设的历史面貌，因而具有开拓性意义。赵著将艺术生产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合汉代乐府制度的变革，系统探讨了汉代“歌诗”这一特殊的艺术形态的发生演变过程，揭示其复杂的生成机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和生成发展规律。其他诸多对先秦至宋代的乐府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整体合力。此外，陈元锋《乐官文化与文学——先秦诗歌史的文化巡礼》（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较早论述礼乐制度与文学的论著，对先秦诗歌发展与礼乐制度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杨隽《典乐制度与周代诗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典乐制度与周代礼乐活动入手，阐述了典乐制度与周代乐官体系及周代诗学理论之关系，并结合中国上古文化特征，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两书都属于广义的乐制度文化研究。三是侧重于礼制度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比如丁进《周礼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考察了周礼与先秦文学关系。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角度新颖，结合汉赋与汉代制度史，考察汉代礼仪制度的变迁，文学研究内容较少，偏重于历史文化研究。于俊利《唐代礼官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系统研究了唐代礼官的官职设置与制度沿革，分析了礼官与唐代文人、文学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考察在制度文化背景下，唐代礼官文人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状态及其创作趋向，认为礼官经历对文人的仕途人生与诗文创作都有着重要意义和特殊影响。邵炳军《从〈诗经〉与礼制的共生互动关系看诗礼文化的生成》（《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等文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诗经》与礼制研究”共生互动关系及其逐渐成为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研究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2.古代文学与文馆制度研究。古代文学与文馆制度关系研究是新近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论题，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翰林学士制度为核心，在分时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对从唐朝中叶到清朝末年的翰林院机构的演变及其政治运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与文馆制度研究同样以唐代为重心。罗时进在《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中，论述了初唐诗坛上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的重要现象，梳理以文馆学士为主的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创作，指出文馆制度与初唐诗歌创作主体及诗歌内容、风格的重要影响。其后，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也对初唐时期的文馆设置、学士身份、等级、职能、文学活动进行全面而简要的论述，指出初唐时期诗歌以文馆学士的创作为主导，促成了初唐时期诗体的发展及诗风的形成，揭示了初唐馆阁对文学的促进之功。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专著有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和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两部著作各有特色，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全面研究。李著偏重于唐代文馆制度沿革的观照，以大量篇幅讨论文馆制度的沿革，按时序论述先唐及唐代各个时期文馆的制度演变、历史特点。在文馆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上，一方面在制度的历史研究中加以历时性研究，另一方面对文馆与文学进行了共时性探讨。吴著偏重于文馆制度下的文人和文学研究，在文馆制度背景下，探讨了唐代文士的任职、素养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以及文馆制度与诗歌、小说、行状、墓碑文等诸种文体的关系，并以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个案，深入研究文馆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此外，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了10篇翰林学士研究的论文，论文以唐代文人中的高层士人群体为例，剖析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翰林学士的官职、政治地位、职责等问题一一考证，并透过这些问题探讨唐代文学的发展问题。

唐代以外，其余各代有关研究成果尚有：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系统地研究了北宋时期三馆秘阁与翰林学士院制度的设立与发展，探讨其政治与文化职能，并从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点上，考察了在馆阁翰苑的文化背景下，北宋知识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从政方式、生活状态及其群体性的创作趋向。邱江宁《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重点从文人群体探讨了元代奎章阁与当时文坛的密切关系。诚如邱文所论，在现有的元代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整体地关注过“奎章阁”文人及其对于元代文坛的巨大影响。元代的奎章阁学士院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设立，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罢，1341年改为宣文阁，后又改为端本堂。奎章阁存在的时间虽然十二年不到，但由于它会聚了元中叶以来最优秀的文人群体，在元代文坛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于元代文学的鼎盛和文风确立厥功至伟，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要把握元代文学鼎盛时期的文风和发展方向，无法绕越奎章阁文人圈与元代文坛的关系。而唐朝辉《虞集出入奎章阁的诗史意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则聚焦于个案研究，该文的核心论点是：1329年，虞集进入奎章阁，成为元代诗坛的核心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典雅平和之诗取代了前朝的故国旧君之叹。1333年，虞集离开奎章阁，随即失去了文坛的宗主地位，以其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走向衰落，他所倡导的典雅平和之诗也逐步被衰世动荡、纵情任性的元末诗风取代。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明代位居政治中心的士大夫群体如何参与建构新中国成立家意识形态下的主流文学话语，尤其着力于从与内阁制度相关联的馆阁体制、庶吉士培养制度，及其结构、功能与运作，来考察文学行为对文学权力形成、流布的作用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3.古代文学与驿馆、歌妓制度研究。驿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李德辉《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先是梳理了先秦至唐宋时期的驿馆制度的发展、流变，从馆驿的总量、种类、兴建、设置、管理、功能、使用，到其建筑特点、内部设施等，丰富详赡，无所不包。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馆驿与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文学创作与馆驿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横向的综合研究基础上，选取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诗人及干越亭作为个案，剖析了馆驿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性。

歌妓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词与歌妓制度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著梳理了大量文献材料，从制度层面到社会现实，对词人与歌妓交往的形式、内容、性质、作用及复杂心态，进行了由现象到本质的全面考察。对歌妓与词的创作、传播的关系也作了颇有见地的研究。论著所提出的歌妓在词乐结合中的中介作用、歌妓对词的传播的影响、歌妓自身的创作活动特点以及歌妓对唐宋词的负面影响等问题，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从新的角度加以解析。此外，还有诸多研究唐宋歌妓的论著也往往涉及歌妓制度，如李克《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第一章就是“宋代歌妓制度与宋词的发展”，以此作为宋代歌妓与宋词的传播的基础。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编中也探讨了歌妓制度对唐宋词的影响，指出唐宋词的兴盛和“花间范式”的词体特质，与歌妓制度及士大夫的歌妓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除了以上所述古代文学与制度关系研究成果之外，还有一些论著属于综合性研究。如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从制度角度探讨了唐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涉及科举与文学、教育与文学、迁谪与文学、谏议与文学、礼制与文学、文馆与文学等多个方面的问题。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对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和州郡官四类最活跃的文人社会角色加以研究，探讨不同的社会角色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意识，以及这种社会身份对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饶龙隼《中国古代文学制度论纲》（《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进而上升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的研究，认为古代文学制度包含外、中、内三层位，外层制度是指间接作用于文学的社会建置，中层制度是指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制度设施，内层制度是指恒常稳定的文学自身规定性。当下开展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的总目标、总任务，是全面深入集成式地研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制度内涵，考述其本源流别、结构层次、理论构建和通变进程，描述各项制度对文学之施用以及文学对制度之策应，从本体、边界、间性和媒介来认证文学自身规定性，并提出了六条路径、三个维度、五大论域的整体构想。这一构想的具体实施与最终实现，是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