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进程与成果的历史延续性，下卷在展开共时性研究与论述之际，分别以此为开端与归结，旨在凸显文献研究的学术根基以及文学史的集成之功。正如所有的学科皆以文献为基石一样，古代文学研究也同样需要根植于这一坚实的基石之上。陆侃如曾经指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况，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出一部完美的文学史。”[※注]这一“朴学的工作”，主要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诠释、校点等，都是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较少受到各种政治运动与学术批判的干扰，所以尽管风雨不断，却尚能承延学脉于七十年间。但论学术成果，还是以新时期三十年尤其是世纪之交最为丰硕，从作家作品的考论，到总集、别集、选集与工具书的编纂，以及出土文献的整理，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特别是广泛借助信息化技术，既促进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数字化与集成化，又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方法更新以及效能的大幅提高。

第一节 文学文献学的理论探讨

“文献”一词，最初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意即指典籍与贤者之言。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对“文献”作了新的解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即以“文”为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为臣僚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则此“文献”之义已明确指向于典籍载述。我国古代虽有文献研究，却殊少文献学探讨。自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始，文献学方从学科层次得到标揭与推阐。此后文献学研究逐渐深入，学科范围、特点、历史面貌等日益明晰，文献学综合理论研究、辑佚、辨伪、文献学史、专科文献学等都得到极大发展，而文学文献学作为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在文学研究日益深入的同时，也不断获得学界重视，从而在理论方面得到更多关注。

一 文学文献学的综合理论研究

关于文学文献学研究，应该将相近的文学史料学包括进来。就通论性质的代表作而言，文学文献学研究方面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薛新力、段庸生主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学史料学研究方面则有潘树广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黄山书社1992年版），徐有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

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是第一部综合性文学文献学著作。作者开宗明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文学文献是有文字记载的，有赖以存在的某种载体的文学作品和著作。文学作品和著作是文学文献的基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文学作品和著作都是文学文献。按照‘文献’的涵义，文学文献是具有一定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的，包括各种载体的文学作品和著作。”“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以中国文学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的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文学文献的工作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基于以上对中国文学文献学性质与特点的界定，此书在学术构架上分为两个部分，即文献学基本知识的介绍与文学文献的梳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至七章，重在对文献学基本知识的介绍。第二章分析文学文献的种类与体裁，将之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与古典文学批评五类，这既吸纳了西方文学分类标准，又突出了古代文学的自身特性，特别是对戏曲与古典文学批评的区划。第三章为类型研究，将文学文献分成总集、别集、单行文献、丛书、报刊文献等五类，这其中对报刊文献的介绍似乎是一般文献学著作中所少见的，而单行文献则指向于“以个别的形式单册印行的各种文献”，其分类则与总集、别集似有叠合之处。第四章以历时顺序介绍文学文献的刻印出版情况，类似于文献学中的版刻史。第五章介绍文学目录的特点与演变，对应于文献学中的目录学。第六章介绍文学文献的校勘与辨伪，这也是传统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章则论述了文学文献的注释与体例，属于所谓的古籍整理体式方面的探讨，颇具新意。总的来说，这一部分多渊源于传统文献学的知识体系，但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同时，也注意总结提领能反映文学文献本身特征的知识点，有较为鲜明的学科意识。第二部分包括第八至十三章，重在对文学文献的梳理。第八章介绍通代与断代的文学作品“综合集”及文献目录，实即重要总集文献。第九章按照时代顺序介绍诗歌文献、注释研究及目录资料。以下各章分别为散文、小说、戏曲及文学批评文献。值得推介的是，此书第十四章专门介绍文学文献的检索方法与相关工具书，对辞典、年谱、年鉴等书籍有扼要的说明，颇便利用。

薛新力、段庸生主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也对古典文学文献学作了相关的理论界定：一是关于古典文学文献学的学科定位，指出古典文学文献学“是构成古典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古典文献学原理方法在专门学科领域的具体应用，也就是专科文献学”；二是关于古典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古典文学文献学“以古典文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研究古典文学文献的产生形成、类型特点、传播流变、整理利用等。它要运用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知识与方法对古典文学文献进行揭示、鉴别、整理、利用，要研究古典文学文献自身的特点和古典文学文献利用的独特规律，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科学的基础”。此书根据以上理论界定，分上、下两编展开论述。上编为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注释、标点、今译及检索等角度论述文学文献的特点；下编为各体文学文献述要，在各体中依照时代先后顺序介绍了诗、词、辞赋、散文、小说、戏曲与文学批评文献。

潘树广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徐有富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同于1992年分别由黄山书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最先问世的具有通论性质的中国文学史料学著作。潘著分为通论、史源论、检索方法论、鉴别方法论、文学史料分论（上）、文学史料分论（下）、编纂方法论、现代技术应用论等八编。作者具有贯通古今、融旧铸新的强烈意识，侧重对中国文学史料作理论上的俯视和方法论上的提炼，注重对中国文学史料学作宏观的考察，除了总结传统史料方法，还引入了史料处理的新型技术手段和方法，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新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徐著分类型编、鉴定编、整理编、检索编四个部分，通过探讨各类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的特点和价值，研究其史料真伪、版本的鉴定方法和整理手段，叙述各类史料的检索途径，从而勾画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史料基础。书中除了介绍古典文学史料学的重要史料及相关检索工具，归纳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利用的规律和方法之外，还附有大量的实例，便于读者理解史料学的意义和操作方法。以上两书的同时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史料学学科的趋于成熟。

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中华书局1997年开始陆续出版）则以丛书的形式汇聚了相关文学史料研究成果。傅璇琮在《应当重视古典文学的史料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中提出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大体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设施与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设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长期稳定的特点。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审查、了解、运用史料问题，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上述的基础设施，其具体内容如：一是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包括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二是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包括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三是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或索引、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该《丛书》现已出版的有：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王兆鹏《词学史料学》，刘达科《辽金元诗文史料述要》，洪湛侯《诗经学史》等。

此外，白国应《关于文学文献分类的研究》（《图书情报论坛》2001年第1期）详细讨论了文学文献的分类问题。作者将文学文献区划为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文学作品两大类，提出了文学体裁、国家、时代、民族、地域、内容和题材、编制体裁、使用语言、作家、作品篇幅、表现形式、研究问题、品种、出版形式等十四类，并综合比较各种图书分类法，对各体裁文学的细分进行了尝试。这对深入了解文学文献的学科层级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二 断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上述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所收各书合之为丛书，分之则多为断代文学史料学之作，兹与断代文学文献学著作一并简述于下。

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中华书局2005年版）首次对先秦两汉文学史料作了系统梳理。“概说”部分论述了史料与史学、先秦两汉的社会状况和文学史料、先秦两汉文学史料的缮写与流传、先秦两汉文学史料的特点、先秦两汉文学史料的分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论述先秦文学史料；“中编”论述两汉文学史料；“下编”论述先奏两汉文学重要选本与总集、秦汉石刻简帛文献等。最后附有参考文献要目。此书针对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讹误较多、真伪难辨的问题，从史料的作者、时代、篇名、篇数等方面入手，对史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能够帮助研究者更为科学有效地利用相关文献，从而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高质量的读书目录，对于基本文献资料建设工作还很欠缺的先秦两汉文学领域而言，此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注]

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为中古时段文学文献研究的总结性论著。与一般将文学文献学当作文献学分支的看法略异的是，作者突出了文学的本体性，认为可以“把古代文学研究明确地分为文学文献学和文学阐释学两大阵地，彼此有相对的独立性。前者强调对史料进行客观的考辨，重视学术的积累；后者则不免有较多的主观成分，阐发意蕴，寻绎智慧的启迪和情感的娱悦”。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以总集的编纂与综合研究为主。首先对此期最重要的两部总集《文选》与《玉台新咏》的编者、成书年代、版本、注释、研究等进行了详尽的概述，然后以时间顺序介绍唐宋以来所编纂的中古文学总集，并介绍了正史、其他史籍、类编文献等重要中古文学研究参考资料，还对20世纪以来的中古文学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中编为中古诗文研究文献。对魏晋、南朝、北朝、乐府诗等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举凡重要作家、文学群体与流派、文学现象、作品版本与风貌、文学分期等都尽在论述之列。还专门对苏李唱和诗、古诗十九首、柏梁台诗等争议较多的热点问题单独论述，颇为详尽。下编重点介绍中古小说与文论研究文献，并重点介绍了《文心雕龙》研究文献。从作品的判定、作者生平的考察到研究中心的变动，都有细致的论述。通过宏观的考察，作者提出了两个总结性观点：“一是中古文学的文献史料比较匮乏，而且凌乱；二是中古文学的文献研究很不平衡”，对重要作家的研究较多，而缺乏对一般作家与文学群体的关注；而此后的研究则应当致力于资料系统化、检索科学化与学术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年版）为首部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学著作，共分八编，按时代顺序依次论述了曹魏、西晋、东晋、南朝、北朝的文学史料，包括作家与作品史料两部分内容。鉴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又于第八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史料》将南北朝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之史料，分专章论述，由此拓展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的范围。作者不仅广泛地汇集了文学史料的版本目录，而且对史料加以鉴别、评述，有的还撰写了内容提要，以便为初学者指示门径。

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中华书局2001年版）通过按文献类型作出历史叙述的方式，对隋唐五代文学史料以及一千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史料整理研究成果做出较完整的叙述。全书分为七章，内容包括：隋唐五代别集的文学史料价值，隋唐五代时期编纂的诗文总集，笔记小说，诗文评，隋唐五代史要籍简介，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检索等。作者在采取按文献类型分类叙述的方式时，力求对每一类文献从总体上进行把握，并作纵向的历史的叙述，以便使读者在了解其基本状况、流变过程及研究整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的同时，更好地把握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分布及其流传变异的特点与规律性。

刘达科《辽金元诗文史料述要》（中华书局2007年版）基于对辽金元诗文史料三分法的理解，主要叙述和评介辽、金、元作家传记资料、诗文作品和诗文理论批评著述等第一类文献，同时兼及记载三代诗文创作、接受现象和相关史实以及录存零散作品的第二类文献，以及迄今所有研究辽、金、元诗文成果的第三类文献。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重在论述作品文献，下编重在论述作家及相关研究文献。鉴于辽、金、元三朝的文字史料散见于各种史籍、类书、方志、笔记、书目、金石文等，而且散佚较多，此书所做的文献收集和还原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亦可作为初学者指示学习、研究门径。

査洪德、李军《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例方面都颇有创新之意，兼具元代文学史与文学研究史性质。作者旨在强调元代文学文献学的任务就是要帮助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元代文学文献，这包括“向读者介绍记载元代文学作品的文献、记载元代文学活动的文献、记载元代文学思想文学思潮的文献，向读者介绍历代研究者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包括文献的刊刻、校勘、注解、阐释的成果，还要介绍检索这些文献的途径，以及进行元代文学研究可能涉及的相关文献”。同时指出认为元曲是有元一代文学的论点，其实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特别是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问世之后，经新文化运动而得到强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因突出文学的人民性与阶级性，元曲尤其是元杂剧的地位更显重要。但实际上这一以对元曲的评价替代元代文学的现象，并非从来就有，也与元代文学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传统诗文仍是元代文学大宗，其他文学体裁如词、笔记等均有成就，不宜偏废。基于这一认识，此书对元代文学的文献情况以及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全书共分为十一章。在首章点明主旨，对元代文学概貌、文献流传与整理情况进行整体论述外之后，依次介绍和评价了元代诗文别集、总集、丛刊，元词与散曲，元杂剧别集、总集及南戏，元代小说笔记，文学批评文献，以及相应的历史、文化、制度方面的文献与著述。最后三章论述了20世纪元代文学研究史，对出现的文学史著作、文学论著以解题形式加以介绍，并概述了在文献考订与汇编方面的成就，同时还提供了元代文学书目与工具书。充分体现了当前学界在元代文学文献研究方面的新成就。

三 专科文学文献学研究

文学文献涵盖面广泛，专精的研究体现于对其下一层及专门文献的梳理之中。

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从文学批评史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叙录的专著。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诸阶段，对各期诗文评文献进行介绍，并兼及戏曲与小说批评文献。书中于各阶段之前设有概说一节，对各期文献分布与特点进行总结，所叙录的文献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单篇文献、专著性质的诗话文话词话曲话、选本评点、笔记杂著以及书信序跋，可以说基本囊括了文学批评文献的体制。对于重要的文献，则提供详细的作者、版本、内容、体例等信息，并附有研究现状。从梳理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样貌，先秦与汉代多自经史子集文献中钩稽相应材料，而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独立专门的文学批评文献开始呈现，此后则日益繁盛并兼具各体。在叙及国内文献的同时，此书还提供了日本所藏和刻本诗文评类文献书目，具有拓展意义。

苗怀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2005年版）、《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华书局2009年版）以丰富详细的研究史料，分别对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述评。前者从20世纪戏曲文献学的创建与演进、20世纪港台海外戏曲文献研究、20世纪新发现重要戏曲文献、20世纪戏曲曲文辑佚、20世纪戏曲目录学等几方面对中国古代戏曲文献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论述。后者也是以时间和专题相结合的形式撰写，全书上半部分以时间为序分20世纪上半期、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80年代和90年代等四个阶段梳理和述评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的整体概况，并对研究的不足与缺憾作了评析；下半部分以专题形式对20世纪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七部名著的文献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和述评。

孙崇涛《戏曲文献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是一部戏曲文献学概论著作，为戏曲学文献学初步设立了内容与理论框架，论述了戏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范畴、途径、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戏曲文献学的学科构想。全书分戏曲目录学、戏曲版本学、戏曲校勘学和戏曲编纂学等四编，每编都阐述了相关知识及实践操作方法，既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有很好的实用性。

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乐府史研究》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内容主要关涉四个方面：一是学术史，二是音乐史，三是文学史，四是文献学。核心内容是对20世纪乐府研究的学术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其余各篇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的。所以与一般汇集具体文献考证论文而名之为“文献研究”有所不同。

此外，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是对简帛文献进行综论的专著，与文学文献有一定关系。出土简帛的发现与释读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因而此书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从简帛文献方面对文学研究展开的探讨。第一章中作者界定了简帛文献学的含义及研究对象、内容。作者指出简帛文献学既是简帛学的一个分支，又是古文献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是研究简帛文献内在规律的专门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简帛的历史特别是发现史、简帛制度、简帛文献类别、史料价值、简帛整理等。第二章对出土简帛进行梳理与介绍。第三、四章介绍简帛制度与类别。第五、六两章为全书重点部分，以具体实例从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哲学、文学、民俗学、文书档案学、书法学、军事学、法律学、经济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简帛的文献价值。第七章则介绍了简帛整理的成果。全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地展现了简帛文献的重要价值。

第二节 文学家及其作品考论

文献研究是古代文学研讨的基础，作为研究进展的一个标尺，其深入程度直接决定了古代文学研究成就的高下。在七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进程中，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突出的业绩。从大量总集与别集的整理校订中可以看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已有丰厚的积淀，特别是相关的整理说明中，往往都有对作家生平较为细致的考订，有对版本的精细的对勘与别择，这自然应属于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此外，相关的专门研究也颇为发达，对专人专书的探讨、对专门问题的关注，都有大量成果问世。

一 作家生平研究

作家生平研究并非仅指关于其事迹履历的细致考辨，而是主要指向对其文学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或者本身就构成文学史活动的言行动止。往往可以借此见到作家文学观念、行为的内在发展规律，从而深入研讨其文学活动。这其中如作家仕宦历程中的重大转折、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生平交游、师友渊源等，都具有考辨的现实意义。举例而言，李白入长安的经历对于他的创作与心态影响极大，以前学界多以为李白只是天宝元年奉诏入京，但这无法解释其部分作品中暗现的行迹及悲愁干谒心态；而稗山、郭沫若、郁贤皓等先后论定李白曾两入长安，就解决了这一疑案，也为进一步研究李白作品提供了史实基础。由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达，优秀作家数量众多，相应的生平研究也极为纷繁，如以单篇论文而论之，是指不胜屈的，此处只能择要言之。

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生平研究一直是个热点，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屈原家世与生平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作者有感于日本学界的“屈原否定论”，对屈原的家世、生平、创作活动以及他所处的楚国的政治、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从根本上廓清了这一问题，并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此书为多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心在于“研究屈原（包括家世、生平、思想、政治主张、创作、朋好、政敌）和他所处的时代（当时的政治情况、军事情况、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文学创作者的继承关系和发展概况等）”。作者钩稽文献，指出“朕皇考曰伯庸”之“伯庸”就是《楚世家》中的句亶王熊伯庸；《橘颂》一篇学界多认为是屈原早期作品，实由作品风格推断，作者则结合《仪礼》与《孔子家语》的记载，认为此文为屈原行冠礼时明志之作；《大招》一篇，作者认定为楚威王逝世时屈原招魂之作，其时屈原任职兰台；作者又结合考古发现，论述了“左徒”“征尹”“行人”诸官职的职掌与关系，否定了视屈原为职业宗教工作者的看法，确定了屈原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形象；并进一步论述了屈原的具体外交思想，指出了传统“联齐抗秦”说的简略；同时考述了屈原在《哀郢》中表现出的心态，对屈原在江南的行迹与卒年进行了考察。书中大量论断发前人所未发，新颖独到，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古时段的作家考辨可以曹道衡、沈玉成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为代表。此书在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的基础上续有推进，分汉魏、两晋、宋齐、梁陈、北朝隋五卷，对中古文学中大量问题进行了考述。此书范围大致包括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辨正，如干宝、刘孝绰、陆法言的生平，李谔请正文体的具体时间，都有裨于加强对文学史的新认识；考察作家生卒年，如杨修、庾信的卒年，郦道元的生年等，都在现有结论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辨析作品的写作年代，如论定《典论》《颜氏家训》的成书时间。此外，对于相关文学事件的考述，对前人已有结论的商榷等，都体现了作者立足文献、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学术眼光。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对多位唐代诗人生平做出了考辨。全书共收录了二十七篇文稿，对杨炯、杜审言、王翰、王之涣、崔颢、常建、高适、贾至、张谓、张继、李嘉祐、刘长卿、韦应物、刘方平、戎昱以及大历十才子等近三十位诗人的事迹与作品进行了考证。后记部分又对杜审言、王翰等十一位作家的事迹作了补订。全书突出了群体研究意识，对多位同时代的诗人生平进行了整合研究，而且研究对象多为中小作家，从而丰富了对诗坛生态的多样化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启示作用。

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作为带有作家生平考证专著性质的著作，更对唐代诗人生平与创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核考。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共十卷，收录诗人278人，附见120人，采辑丰富，保留了大量人物材料。但其撰书本意不在考史而在于评论诗歌，故而史实记载多有疏略之处。校笺则以此书为基础，力图通过对其记载的考正与补订，达到对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较全面把握，所进行工作大抵以探讨材料出处、纠正史实错误、补考原书未备事迹为主。校笺工作集中了唐诗研究的多位专家，皆能结合各自所长进行详考，因而在整体质量方面值得高度肯定。而此书的编撰也显然并不局限于单纯事迹考订，作者“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笺证，而是想通过现在那样的笺证的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线索，希望这本书能作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材料库，使书中的笺证既是现有研究的成果，又是无限的学术进程中一个新的起跑点”。在此书四册出齐之后，傅璇琮又约请陶敏与陈尚君对全书所作考证进行补正，并作为第五册出版。第五册对前此考辨多有更为细致的辨析，并突出了出土文献的应用，强调材料的前后贯通，多有发明。进入21世纪后，傅璇琮另行主编的《宋才子传校笺》于2011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此书于2008年3月正式启动，分为北宋前期卷、北宋后期卷、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五个分卷，分别由祝尚书、张剑、辛更儒、程章灿、王兆鹏五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至2010年下半年全部成稿，凡280万字。主编傅璇琮在《〈宋才子传笺证〉编纂心得》中对唐、宋《才子传校笺》作了简要的比较：第一，《唐才子传校笺》列专传者为278人，而《宋才子传笺证》中《北宋前期卷》为73人、《北宋后期卷》为81人、《南宋前期卷》为60余人、《南宋后期卷》为87人、《词人卷》为80人，总数为380余人，全面地体现了宋代文学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创作情况；第二，《唐才子传校笺》参与笺证者有22位学者，而参与撰写《宋才子传笺证》的，仅《北宋前期卷》就有26人，再加上其他分卷，其撰写者人数当为《唐才子传校笺》的好几倍，这也体现出这部书集体协作的一大特色；第三，《唐才子传校笺》以元人辛文房作传，当代学者作笺，《宋才子传笺证》则因前人并无作传，故每篇传、笺皆为当代学者同一人所作。这似乎有“自我作古”之嫌，实则为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结合的一种体例创新探索。[※注]

此外，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结合正史、诗文、类书、姓氏书、笔记、杂史、方志、碑刻、佛藏等材料，对唐代各州刺史的任职情况与相关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全书按照十五道分卷，各卷下以州分列，资料翔实丰富，不仅有利于古代文学研究，对地理、官制、军事等方面皆有价值。作者在此书出版后又不断进行增补，相应成果以《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名出版。郁贤皓又与胡克先合作，对唐代九卿制度及九寺正卿与少卿详加考辨，撰成《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细致的文献基础。

王兆鹏等《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着重考证两宋时期历来生平事迹不清楚的42位词人的生平事迹、创作经历及其交游人物的相关事迹，厘清了多件词史公案，可以为两宋词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提供扎实可信的史料。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潘阆考》《王观考》《刘焘考》等21篇，主要考证潘阆、王观等22位词人的生平仕履和作品系年；第二部分是《两宋十八家词人生卒年小考》，主要考证王居安、王赏、刘清之等18位词人的生年或卒年；第三部分是《邓肃年谱》《张元幹年谱》，详尽考证南渡词人邓肃和张元幹的生平事迹及其创作历程。词史研究的进展，既有赖于理论方法的更新，更有赖于实证成果的扩大和积累。此书通过对历来生平事迹不清楚的若干词人行实的考订，有助于了解和还原宋代词人诗客的生存状态、创作历程、创作背景和文坛风尚，对研究词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赵景深、张增元编纂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根据方志的记载，收录元代戏曲作家20人，明代戏曲作家155人，清代戏曲作家258人，元明清散曲家240人、戏曲理论家等85人，其中多有未见著录者，从而为研究元明清曲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传记材料。庄一拂的《明清散曲作家汇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汇录了460余位明清散曲作家的生平资料，分为明清二编，凡有散曲专集或曲学论著、材料较多者入正录，其余入附编，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戏曲家资料集。

萧相恺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共收两汉至清代文言小说家近160家，按传主生活的年代先后编排。由于文献所限，其中多数为一般读者乃至研究者都感到陌生的小说家，编者通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在文献和评述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各篇分传和评两部分，并尽量将两者融为一体，尤其注重将每位作家放在诸文言小说发展演进的历史坐标上进行考察，以传和评构成了一部独特的文言小说史图景。同时，不少条目后面还附有注释，有些还列出参考书目，提供了更进一步了解的线索，保证了全书的信息量，使此书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关于作家的生平研究，还有两套丛书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1985年推出了《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六卷，收录周秦至清末较为重要的文学家共159位，在体例方面，“它不同于作家年谱，采用了以传为主、寓评于传、评传结合的体例。即以作家生平系年和作品系年为主线，对每个作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作品都有较为详细的述评”。1997年又出版续编三卷，扩大了作家的收录范围，主要收录了一些“二三流作家以及重点不在文学方面的大家（如孔子、孟子）”，共计183人。这套丛书各传作者皆为此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评传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凡是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基本已经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齐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共计200册，收录自孔子开始至孙中山为止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有杰出成就的人物270余人，其中不乏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陶潜、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辛弃疾、杨万里、陆游、关汉卿、杨慎、公安三袁、李渔、金圣叹、蒲松龄、吴敬梓、孔尚任、曹雪芹、袁枚、龚自珍这样在文学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人物。评传虽不以生平研究为主体，但对传主思想的揭示与阐发，必然要联系生平展开，因而这套丛书对相应作家生平研究的促进，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二 作品版本研究

探析版本源流、辨明版本特征是进行文本研究的前提，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作品版本研究一直是基础性工作，版本梳理的重要性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关于作品版本的研究，除了各类总集、别集的出版说明中会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外，各类书目叙录类著作中更有广泛而专门的探讨，此外单篇讨论某书版本的文章也不胜其烦。此处按诗文（含词）、小说、戏曲等文体顺序对一些专门探讨作品版本的专著进行简要介绍。

专门就诗文作品版本研究的著作不多，因为诗文是古代的精英文学，其传播刊刻普遍受到文人的重视，刊刻程序较为规范，版本传承相对简单，因此可供研究的空间较小，无须大篇幅的容量，在典籍整理、书目叙录和单篇论文中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唐前不少优秀文学作品多赖此以传，在科举时代具有重要地位，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而其版本也较为纷繁复杂，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此展开了专门研究。全书共分历代《文选》版本著录汇考、《文选》版本叙录与《文选》版本考论三个部分。上篇对史志目录、官修目录与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进行考述，并论及宋元本《文选》在明清时代的存藏和流传；中篇分写本、抄本与刻本三个系统，对《文选》重要版本加以论述；下篇则是针对版本中具体问题的讨论。作者对《文选》版本详加搜罗，细加比勘，首次厘清了《文选》版本刻、存与流传的历史线索，指出李善注本并非自六臣本抄出，后人所据尤袤刻本与单行的李善注本并非同一系统，而尤刻本虽然参考了五臣或六臣本，但仍然是以李善注本作为底本。作者还指出现存两种宋刊五臣注本非出同一系统，在详细比对李善注本与五臣本的基础上，一反旧说充分肯定了五臣本的价值。在六家本方面，则指出第一个李善与五臣合并注本为元祐九年的秀州州学本。在《文选》的文体分类方面，则论定了五臣本与李善注本皆为三十九类，推翻了旧有的“三十七类”陈说。可以说，此书的考辨将《文选》的版本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杜甫在诗歌史上地位崇高，在宋代即有千家注杜之称，其诗集之笺注评点本众多，版本中真伪羼杂，颇难条理。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对历代有关杜诗的著作进行汇集，分为内外两编，内编注重现存之书的著录，而外编则为存目与参考资料。其中内编又分为全集校刊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及其他杂著类；外编除全集校刊笺注类、选本律注类之外，又增加谱录类与集杜、和杜、戏曲类。各书条目下标明著录与存佚情况，介绍版本，详载序跋，并加按语对全书作一评价。全书收录杜集相关著作近千种，为杜甫诗集版本提供了详细的参考线索，是杜集版本与杜诗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蔡锦芳《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是关于杜甫诗歌版本及注家方面的研究，澄清了杜诗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问。如郭知达的《新刊校订集注杜诗》，中华书局的影印本与原宋本之间有多大的出入？神秘的杜修可、杜定功、杜立之等人是何许人也？《钱注杜诗》的底本是不是他所自称的吴若本？朱鹤龄辑注杜诗的成就究竟如何？杨伦的《杜诗镜铨》是否存在着以蒋金式的批朱本为底本但又不欲明告读者的嫌疑？等等。

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韩愈文集在宋元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全面清理。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编为集本，对韩愈现集本与已佚集本进行了深入考述；第二编为选本，分诗文专选、类书与杂选三类进行论述；第三编为诗文评，从诗话、笔记、杂说中探察韩文传承情况；第四编为石本，逐一探讨韩愈诗文的石刻著录情况；第五编则是对《顺宗实录》的专门考察。全书的中心分为两个方面：“具体考察现存的韩愈集宋元刻本的编次、文字、校勘、注释以及版本源流、刊刻与流传，为韩集的文本研究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工作平台；钩稽已经失传的宋代韩文传本，通过对这批失传的韩学著述的考察，勾画韩文在宋代流传的历史轨迹，进而为韩学以及宋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白居易集的版本与白居易的创作、生平进行了论述。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讨论版本，收录七篇文章，其中论及白居易集的“淆乱”问题，指出这一问题实际上得到了不恰当的夸大，今存白居易文集与其原本的差异并不太大，而且其中只是有百余篇文章散佚，实无伪作羼入的问题；又对敦煌本与日藏白居易集的流传与校勘价值进行了讨论；还对《白氏讽谏》《白氏策林》、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等白集别本进行了论述。下编则结合文献考辨，对白居易的生平、家世、学术、人生思想、文学思想、叙事诗创作等展开讨论。

陈耀东《寒山诗集版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分研究编、版本编和资料编三部分，对《寒山诗集》的版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对苏轼诗、文、词集的版本进行了考述。全书共收录十篇文章，对宋刻全集、集注本前集、百家注分类本、顾注苏轼、明代苏轼文集选本、词集、外集等进行了专门论列，同时评价了中华书局新出的苏轼文集、苏轼诗集的整理得失。在“各书的版本源流、刊刻时地、行格款识、编纂体例、收藏存佚、内容真伪”等方面，详加介绍与考辨，对苏轼著作的版本清理起到了较大作用。

相对于诗文，小说的版本研究专著要丰富得多。这是因为小说尤其是明清白话小说是通俗文学，一方面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不为精英文人所重视，在商业利润的驱逐下，小说的传播刊刻既粗糙又复杂，这无疑为其版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需要容量大的专著来进行详细考证和细微阐释。

白话小说的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典名著上。刘世德《三国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对《三国演义》的残叶、嘉靖刊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四郑刊本、杨美生刊本等版本进行了全面而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研究。该书是目前《三国演义》版本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了七篇考证文章，对《水浒传》的成书、作者以及原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水浒传》原本是“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在明洪武年间撰著的，结束于梁山泊大聚义之后的惊噩梦，其后的二十九回半实为后人续加，并对前书进行了追改。作者还结合《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论证了罗贯中的“著作权”问题，并考定金圣叹的《贯华堂水浒传》并非古本，对《水浒传》的成书与著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学界影响甚大。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以《水浒传》作为例证，论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一书各本”的现象、文本“原貌”的追寻、不同版本的价值等问题。认为一书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具有显著的甚至巨大的差异，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难点。因此，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有其各自的价值。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对世德堂本、朱鼎臣本和杨志和本三种《西游记》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今见明刊最早的世德堂本之前，社会上曾流传过一种抄本或刻本，此是最接近吴承恩原作的一种本子，可视为吴氏原作，此本含有唐僧出世故事，世本把这部分刊落了，而朱本前七卷抄自吴氏原本，保留了这段故事，以后各卷则抄自杨志和本。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也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和版本情况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作者着重从内证着手，揭示了世德堂本内在的一些前后脱节的现象，据以探索其祖本的残迹，认为世本的祖本可能是词话。

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结集出版了作者关于《金瓶梅》版本研究的相关论文。作者细致梳理了《金瓶梅》的成书过程，谈论了其作者问题，并对所见主要版本加以叙录，考证其版本源流，同时重点考察了张竹坡与文龙对《金瓶梅》的评点与整理。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也涉及《金瓶梅》的版本研究，自鲁迅提出《金瓶梅》初刻本应是万历庚戌（1610），此后郑振铎、刘大杰、赵景深等均持此说，作者经过一系列考证，认为所谓的庚戌初刻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红楼梦》版本版系统最为复杂难辨，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谈论的主要是“现代”的版本，对亚东本、“有正本”的底本进行了探讨，并对《红楼梦》的脂本、程本、译本作了简单的梳理。郑庆山《〈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各种版本的特点进行讨论，下编则是综合研究《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并着重于此书的校勘，作者提出了“存真为准，恢复原文。通顺为度，补遗订讹。避繁就简，返璞归真。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的整理原则。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了郑庆山的《〈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续篇》，对相关问题续有讨论，其中《石头记版本异文统计表》对勘异文，颇有助于对各版本关系的了解。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强调了小说版本学的独特性，因为小说主要是以通俗的白话创作的有首有尾的作品，有些篇幅很大，在当时属于通俗读物，并不享有与经史子集同等的地位，存世版本不易获见，因而研究起来困难很大。这就要求研究者广泛搜罗版本，比较其文字、情节的异同，并借此揭示作家创作、作品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贯通于多个版本中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此书即以此为中心，通过对秦钟之死、薛蟠之闹、彩云与彩霞的分合、迎春的身世、贾琮的身份、周姨娘角色的变化、贾兰人物角色的变动、三春的住处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对曹雪芹构思的变化、小说情节的修改、各版本的时序、归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杨传镛《〈红楼梦〉版本辨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对《红楼梦》甲戌、己卯、庚辰三种早期钞本的关系与版本流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甲戌本的写定成书在现有各钞本之前，为其祖本；己卯与庚辰本则属于同一版本的两种形态；在版本源流判断方面，作者以为自甲戌本成为己卯、庚辰底本后，其演变可分为己卯、庚辰、蒙府、戚序（第一百四十回）一支及梦觉、舒序、库氏、杨藏一支。林冠夫《红楼梦版本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系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版本之总结。全书分十章，对《红楼梦》现存的十一个版本分别从其收藏始末、研究状况、文字特点等方面加以阐述论证，并对每一版本做出有力分析。每一章节看似独立介绍，实则兼具对各版本之间脉络联系的把握，深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壸奥。另有一百余张图片，于版本研究著作中，实属难得佳制。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讨论八十回抄本系统的版本，对各本的流传与差别进行了详细论述，并考述诸本的底本面貌以及流传过程。中篇对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的版本样态、成书年代等进行分析，认为该书并非根据程本校改，而是程本之前的过渡版本，虽非程本底稿，但其中亦有部分为程本所取用。下篇是对刻本的研究。对程本的刊刻次数、刻书地点等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判别程本版别的方法。另有夏薇《〈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抄本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在以往的“八十回脂本”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新避了一百二十回抄本的系统研究，使这一因资料的缺乏而被长期忽略的新的版本系统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对“高鹗续书说”的重新思考，富有启示意义。

文言小说的版本研究专著以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为突出代表，该书对《太平广记》的现存版本、版本演变、分类和体例、引书、佚文和异文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考证和分析，是《太平广记》版本研究集大者。其《太平广记会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以谈恺刻本为底本，参校孙潜校宋本、沈与文野竹斋钞本、陈鳣校宋本、韩国《太平广记详节》本、活字本、许自昌刻本、黄晟巾箱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同时参校《搜神记》《法苑珠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相关古籍。纠正了大量疏漏，包括进书表、正文、出处、篇名等；补充了佚文，提供了有价值的异文，并且凡改动谈本处必有校记。

此外，钱静方《小说丛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程毅中《程毅中文存》（中华书局2006年版）、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萧相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付建舟和朱秀梅《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对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版本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提出不少新证和新论。

戏曲版本研究的专著最少。蒋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是元杂剧《西厢记》版本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书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相关专题论文，从版本、曲文、插图等方面对《西厢记》展开研究，对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皆加以考察论述，阐明各版本的特点与源流系统，并对其评点、刊刻、改编情况加以梳理，评析各种版本的价值，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总集与别集的编纂

文学总集和别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和根本，离开了它，古代文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纂、整理、新编、补佚和影印等工作受到研究者和出版界的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需求的原始文献也越来越多，并且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也保证了原始文献编纂、整理和出版能够顺利进行。

一 总集的整理和编纂

总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保存功能，正像《四库总目·总集类叙》所谓“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既有搜罗文献之功，又具衡鉴作品之效。历代无论是通代还是断代的总集，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均有重大价值。而这方面，学界皆有相关整理成果面世，包括旧集整理和新集编纂两种形式。

唐以前文章的搜求，因文献残逸，向称难治，清代严可均以一人之力辑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遂成为代表性总集。此书为作者耗时二十余年之作，搜罗广被，旁及类书金石；片语只词，亦多辑录；共计746余卷，收录作者近3500人，唐前文章基本全备。因多人无专集传世，故此书文献价值甚高。中华书局1958年据广雅书局本影印出版，1965年再版重印时并附篇目及作者索引，为这一最大唐前文章总集的使用提供了便利。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6年、1997年、1999年推出点校本，更便阅读。但严书缺失难免，中华书局本出版说明即摭拾其不辨真伪、误收、重出、轶文联类牵强诸弊；赵逵夫亦曾指出此书“时间上限过早，给人以渺茫不可信据之感”“有不少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确定有问题”“作者小传多有失误”等诸多问题，并着手重新编订。[※注]据悉，《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已纳入中华书局出版规划，而赵逵夫主持的《全先秦文》已完成80多万字的初稿，不仅在文献增补、作者考订方面颇有发现，而且利用了较多出土文献。整套书的完成值得学界期待。郭丹《先秦两汉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郭丹、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论进行了汇编整理。

唐前诗歌总集，则以逯钦立编纂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代表。此书共135卷，在明代冯惟讷《古诗纪》与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基础上，搜括摭遗，删芜存菁，在学术上全面超越前作。此书为作者积二十余年心力之作，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说明对其学术成就做出了精当的概括：取材广博，引书近300种；资料翔实，详标出处；异文齐备，有资考证；考订精审，按断见解独到；编排得宜，以作者卒年先后为序。1988年中华书局又推出此书作者篇目索引，甚便检用。不过此书受限于成书年代，始于抗战，终于1964年，且出版时作者已辞世而未能最后审订，故仍有一定缺憾。受中华书局委托，陈尚君正着手对此书进行订补改编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相信在此基础上此书将更臻完善。[※注]

唐前重要总集，还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文选》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明人张溥所辑，广泛搜罗了汉魏六朝各家诗文汇为别集，凡118卷，自贾谊至薛道衡共103人。虽多出于辑录，但基本人各一集，颇利检用。各家前皆有题词，品评轩轾，有文学小史之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曾予影印发行。《文选》为此期最通行也最具文献价值的总集，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尤袤刻李善注本，向称精善。1977年中华书局又影印出版胡克家考异李善注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胡克家本为底本，参校尤袤本，校点出版，为现行最常见之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汇编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将现存《文选集注》残卷搜罗殆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之《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家注文选》，则提供了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具有重要版本价值。

唐代总集的整理成果丰硕。就诗歌而言，清代所编《全唐诗》为一代诗歌之渊薮，而此书编纂实有前人文献基础。《全唐诗》重要底本——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全书1033卷，为私人辑纂大型唐五代诗歌总集，也是第一部汇辑一代诗歌的总集。其书依天干为序次，癸签为诗文评之属，久为学界熟知；自甲之壬则为诗歌辑录。前后历时十年始成。此书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入《故宫珍本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分9册复加影刊。另一底本由清人季振宜完成，季氏踵钱谦益之绪，理董唐诗，共得42000余首，成书717卷。季本《唐诗》经海南出版社影印，入《故宫珍本丛刊》。《全唐诗》编选时初、盛唐部分参考季本为多，而其余部分则多《统签》之功，故而两书影刊出版对于明晰《全唐诗》的成书有重要价值。

彭定求等奉康熙敕命编纂、曹寅刊刻的《全唐诗》则代表了清代整理唐诗的最高成就。全书900卷，收录作者近2300人，录诗近50000首。首列帝妃之作，其后作者依时代排列，各家皆附小传，词作亦录于卷末。因辑录之际多有依傍，且恃内府收藏众多别集、总集，再加金石、稗史诸书所得，一代诗作搜括粗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有扬州诗局本。校点本则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后附日人上毛河世宁（市河宽斋）据日本文献补辑的《全唐逸诗》3卷，补诗72首。《全唐诗》成书匆遽，一年多即告蒇事，所留下的补辑空缺甚多。1982年中华书局汇编诸家补辑之作成《全唐诗外编》，共收2278首，包括王重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和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四种，但亦有重出、误辑之作。而最具典型性的补辑当属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此书共补辑轶诗6000多首，新补作者900多人，使唐代诗歌达到55700余首，作者至3700多人，为一代文献之蒐辑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典范之作。徐俊对敦煌写本诗歌进行了详尽的考释，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存诗近2000首（句），因系据敦煌写本考定，其中多有尚可补全唐诗者。

唐代为词体兴起成熟之时，对词作的全面整理当首推林大椿《唐五代词》。此书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共录词人81人，词作1148首，1956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校订出版。此后张璋、黄畬复事搜讨，辑成《全唐五代词》8卷，共2500余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前三卷为唐词，第四至六卷为五代词，第七卷为敦煌词，第八卷为无名及仙鬼词。敦煌卷主要依据任二北《敦煌曲校录》、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及饶宗颐《敦煌曲》三书。林著漏收词作较多，张书多有增补，但仍有缺漏，且偶或误收声诗。曾昭岷等所编《全唐五代词》则在编辑体例上有所不同。此书严于限定词体，对词与声诗、徒诗作严格区分；正编所收为可确定的词作，难以定论的则纳入副编。前言对所作工作做出了概括，主要集中于以下各方面：增补，最重要的主要是释德诚的《渔父词》与《兵要望江南》；探源，重视探明原始出处；考辨，对词作真伪做出辨析，附于校记之后；甄别，体现出强烈的辨体精神，严别诗词之界。此书由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颇受学界好评。

唐代文章总集则有嘉庆时敕编的《全唐文》，此书由董诰主持，组织了阮元、徐松、陈鸿墀等众多知名学者参与其事，历时六载，成书1000卷，共计作者约3000人，收录唐五代文章18000余篇。从搜集的广度及整理的水平而言，均超过《全唐诗》而更具其时的朴学特征，堪称唐代文章渊海。此书有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校点本有两种，分别为海南国际文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的《传世藏书》本及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本。《全唐文》编辑完成之后，不断有学者进行补辑，陆心源即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考订纠谬则有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全唐文札记续补》，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推出的《新编全唐文》吸收前人考订辑补成果，结合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及敦煌文献、其他散见之作，以《全唐文》为基础，将新辑文章重编入书，并对原书错谬误收等处进行纠正。专事补辑的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此书搜集的文字主要依据新出的碑碣、墓志，由三秦出版社推出，目前已出九辑。另有《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共收墓志589篇，（唐前宋后共60余篇，收入附录，属于补遗之作的变例）有益于考史知文，极具文献价值。陈尚君《全唐文补编》经过前后三次增订，历时近二十年，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补编、再补、又再补三部分。此书不收大宗石刻文字，广搜群籍，共录文章6700篇以上，涉及作者近2000人。[※注]

与唐代诗文总集多出于清人之手不同，宋代大型总集皆为现代学者编纂。傅璇琮、孙钦善等主编的《全宋诗》对宋代诗人诗作进行了全盘清理，共录诗人近万人，诗作近25万首，就文献量而言远远超过《全唐诗》，又因相关总集编纂基础薄弱，故而整理难度很大，此书72册，已于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编者对宋人诗集进行普查，收录时尽量保持本集原貌；诗人依时序排列，皆附小传；大力进行辑佚工作；注重文献价值，注明底本与校本，辑佚诗作皆注明出处；加强考订，尽量避免重收与误收。出版社还另外发行了许红霞主编的《全宋诗1—72册作者索引》，有利于读者检阅。由于宋诗长期以来评价不高，其整理工作往往不受重视；此书完整出版，对推动宋诗研究的进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全宋诗》编辑完成之后，陆续有人进行补遗，其中较具规模的有陈新等人的《全宋诗订补》,2005年大象出版社出版。此书分校订、补辑两部分，对《全宋诗》进行分册订补，末附诗人索引。

宋词总集的编纂当推唐圭璋的《全宋词》。唐圭璋于1937年即编成《全宋词》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此书以帝王、王室、诸家、僧道等为序，辑录词人1100多人，词作18000余首，一代词作初具规模。但此书限于条件，搜罗未广，考订亦未臻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唐圭璋着手进行修订。在遍参宋人词集、汇刊词集及各代选本、类书、金石、方志等材料后，使原编有了很大改观。为使考订趋于精密，唐圭璋更特荐王仲闻予以审订。此书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引用书目近600种，收录词人逾1330人，词作近20000篇，残篇约530首。编次改为时代先后，人物小传多有增益，更多采用善本核定文字，录词文本更趋精审。作者存疑者以互见处理，便于考核。1979年重版时，唐圭璋作《订补续记》附编于后。对《全宋词》的补辑以孔凡礼所得为多，他曾据《诗渊》等书辑补词作430余首，（唐圭璋只见到《诗渊》第1—9册，其余16册未及利用）于1981年出版《全宋词补辑》一书。为使文献趋于完备，中华书局结合经校正过的订补、补辑等材料，于1999年出版新本《全宋词》，共分五册，以简体横排。

宋代文章总集《全宋文》的编纂由曾枣庄、刘琳两主持。宋文总集诸如《宋文鉴》之类皆录文有限，而别集繁夥，散见文章极多，故而整理难度甚大，正像缪钺序文所言，有普查搜采、校勘辨订、分类编序、制订条例等四难。经过艰辛工作，共收罗作者近万人，文章10万余篇。此书1988年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至50册后因故中辍。2006年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共计360册。有宋一代文章，基本全备。在编纂体例上，此书以作者为纲，对文章进行重新分体编排，以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其他等十六类为序，具有文体学意义。据称尚有佚名作者文章数十册，已整理完成，尚待出版。

以“全”为名的宋代文献尚有《全宋笔记》。此书由傅璇琮、朱易安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笔记”一词内涵颇难界定，此书取“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取择颇宽，但诗话、小说等类并不阑入，且以单独成书为限。在充分吸收已有单行校点本的基础之上，广予搜罗，共确定约500种，以是非校的形式确定文本。一代笔记完整结集，此书当推首帙。在求全备、求核实方面皆可期待。此书拟作十编出版，目前已全部出齐。

辽代艺文总集有陈述所辑《全辽文》。此书在缪荃孙《辽文存》6卷、王仁俊《辽文萃》7卷、黄仁恒《辽文补录》1卷、罗福颐《辽文续拾》2卷基础上重加理董。四书互有重见，且以分体编排。陈述辑入新见辽文，并重予编次，除先列诸帝外其余文章皆以作者先后为序。此即《辽文汇》10卷。其后续有所得，遂编入一书，即中华书局1982年所出之《全辽文》13卷。此书兼收诗文，共录作品800余篇，多随文系年，后附作者事迹考及图版。

金诗全集有薛瑞兆、郭明志所编《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金诗的编纂最早可溯源至元好问的《中州集》，收录251位诗人的2000余首诗作。但此书不收元好问同时诸人诗作，故而金末诗歌多有缺漏。清人郭元釪遂立意重编，成《全金诗增补中州集》74卷，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是编所増补者卷六倍之，人几三倍之，诗倍之，一代之作，乃苞括无遗矣”。实际上此书搜罗仍有未尽，且以帝藻、公族、诸相、状元等十六类为序，体例未善。《全金诗》则广事辑录，成书160卷，收入诗人534人，诗作12066首；以诗人时代先后为序，撰写小传，对作者生平等皆有考订。

合辽金诗编为总集的有阎凤梧、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录入诗人700余家，诗作11662首，残篇近400则；其中辽诗142首。其主体部分为金诗，对《全金诗》亦有所补正。[※注]合辽金文为一书则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所出之《全辽金文》。辽代部分比《全辽文》增收14篇；金代文章收录2546篇，其前言称较之清人张金吾《金文最》增收948篇。[※注]

唐圭璋合编金、元词作为《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此书体例与《全宋词》相同，收录金元词人282人，词作7293首，其中金70人，3572首；元212人，3721首。全书引用书目200多种，在搜罗、校勘、考订方面皆有贡献。作为金元词作的总汇，虽有补缺余地，但已远迈前人，基本具备全集规模。

元代诗歌的蒐辑，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为迄今所见最全备的总集。此书分为三集，每集又由甲至壬分九部分；每集收诗人百家，加上附录共340余人。因搜罗广博，四库提要对之评价甚高，以为：“每人各存原集之名，前列小传，兼品其诗。虽去取不必尽当，而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崖略，非他家选本饾饤缀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原本各编皆有癸集，采摭各家选本、山经地志、野史稗官之散见诗作，共计3000余人，未成而顾嗣立卒。此后席世臣与顾果庭对残稿加以整理，历时十年始成，即《元诗选癸集》。国家图书馆藏有钱熙彦编次之《元诗选补遗》，收金履祥之下82家，未见于三集之中，据言此书利用了顾嗣立的稿本加以诠次。三书合观，则顾嗣立多年艰辛搜括得以合璧。以上三书分别于1987年、2001年、2002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当属杨镰主持的《全元诗》，共收录5000多位元代诗人约14万首诗，分装为68册。由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有元一代诗作大备于此，堪称元诗文献渊薮。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出版，共61册（含索引1册），为元代汉文文章总汇。由于唐宋文学的辉煌，元代文学向来不太受重视，但实际上正像陈垣指出的那样：“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编者普查各家图书机构所藏元人文集，并在搜罗别集之余，广加辑佚，遂使元代散文、骈文、赋以及诗歌以外的韵文蔚成大观。此书收录作者3140余人，文章约33400篇，计2800万字，对元代文史研究的促进自不待言。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齐，共12册。作为一代之文学代表，元曲广受重视。此书为第一部整理校点的元代戏曲全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编者在钟嗣成《录鬼簿》、臧晋叔《元曲选》、赵琦美《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的基础上加以蒐辑、整理，将杂剧与南戏汇为一编，使南戏缺少整理的情况大为改观。在校勘方面，考虑到元杂剧的创作是由作家与演员共同完成这一特点，并不盲从最早版本如《元刊杂剧三十种》，而是根据实际择善而从。此书共收录完整杂剧210种，南戏19种，在作者考订、作品归属等方面也不乏新见。[※注]徐征等主编《全元曲》共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书综括散曲与杂剧，共收完整杂剧162种，小令4075支，套数489套，另收残剧、残曲。并著录佚目，以便检考。

隋树森《全元散曲》对元代散曲作了较齐备的搜集整理，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因为散曲属于通俗文学，而传世曲集有不少又属于稀见本，故而搜集不易；散曲作家之有别集传世者亦不多；而曲集之精刊、精抄本罕觏，这些都对元代散曲的全面整理构成障碍，也对学界此项工作充满期待。该书在遍觅散曲别集、选集之外，复从他书搜括，共收录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尚不计在内。编排方面以作者时代为序，对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情况，皆有详细的校勘记。此书颇重视文献性，在各曲末尾皆注明最早见于何书，并注出散曲为他书收录情况，极便于考索。此书2018年新出增订版。

章培恒等主编的《全明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册。此书拟收现存明人别集以及绝大多数总集当中的诗作，其他散见作品则打算另编入《全明诗续编》。编者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已出版的三册来看在校勘方面颇有追求。[※注]钱伯城等主编的《全明文》体例与《全明诗》相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册。[※注]明代诗文由于存世文献数量浩繁，对之全面整理难度很大，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明词号称“中衰”，故而长期不受重视，缺乏相应整理成果。直至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成，始改变这一局面。此书收明代词籍268种，词作数千首。辑成后一直未能全部出版，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始据试印底本影印成《明词汇刊》上下两册。饶宗颐以此为基础，加以增辑，共得明词九百余家。嗣后张璋重加蒐辑，共得词人1390余家，词作近两万首，此即中华书局2004年所出版的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对其具规模的补编之作有周明初、叶晔之《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2007年版。补录词人629人，词作5000余首，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有471人。

对明代散曲的全面搜集，有谢伯阳的《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全书收录散曲作者406家，小令10606首，套数2064套。清代散曲有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收有散曲作者342人，小令3214首，套数1166套，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2016年又推出增补版。明清两代散曲基本已可窥全貌。俞为民《历代曲话汇编》（黄山书社2007年版）对历代曲话进行汇编整理。

清文由于数量太多，总集编选困难太大，故而南开大学古籍所主持进行选编工作，其成果《清文海》已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推出，选录作者近2000人，文章18000余篇，字数2000余万。

至于清词的搜集整理则大有渐成显学之势。中华书局1982年印行了叶恭绰的《全清词钞》，虽为选本，但已颇具规模，共收录词人3196家，词作8260多首。中华书局2002年出齐的《全清词·顺康卷》则为有清一代词作的全面清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全书20册，收录词人近2100家，词作逾5万首。此后张宏生等对之进行补辑，200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全清词·顺康卷补编》4册，补得词人455家，词作10000余首。《全清词》原拟按时代分为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5卷，至此基本完成五分之一，则清代词籍规模可以想见。雍乾卷的编纂在张宏生主持下有序进行，已于201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共16册。

在此也简单概述一下小说与戏曲领域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在单种文献之外，尤以大型丛书引人注目。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精心选择珍贵的小说文献加以影印，由中华书局出版，自1987年出版第一辑开始，截至1997年，共出版41辑205册，收录小说169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至1995年影印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以白话小说为主，共出版五辑693册，收录小说428种。两种丛书规模庞大，资料丰富，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文献。此外，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由中华书局2017年推出，收录自古籍中辑录的杂传三百多种，为研究中古小说提供了便利。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中华书局2014年版）对唐五代的小说进行全面搜集和整理，材料丰厚，共收录作品2100余篇。此书的出版对于唐五代小说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李剑国《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对唐五代传奇作品进行了汇编整理。共录传奇作品691篇，分为五编六册，以时代编次，甚便使用。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将两宋传奇作品分期编列校辑，共六编50卷，分为3册。

戏曲方面，郑振铎倡导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影印出版，初集、二集、三集分别收录戏曲100种，四集收录戏曲总集8种。九集由吴晓铃主持，收录清代宫廷戏9种，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五集吴晓铃主持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收录明末清初戏曲100种。六集收录清初康雍乾时期戏曲110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出版。七集收录清代前期至乾嘉时期戏曲100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八集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全书九集将于近期完成。此书是目前最大的戏曲总集，编纂历经数十年，版本别择精审，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0册，收录唐宋至清代戏曲论著48种，涉及戏曲创作、作家生平、音韵曲谱等多方面，是重要的戏曲理论文献合集。

这些规模宏大、搜罗巨细的大型总集的编纂，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展提供了全备的基本文献，省却了大量的文献翻检工夫，同时对相关作品、人物行实的考订也切实推动了具体研究。大型工程所涉及的文献之浩繁，编纂过程之艰辛，都使其编纂行为令人钦敬。由个人独立完成的撰著，其繁难更可想象，前贤为学术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值得推阐。而当下学术环境的好转、文献查阅的便捷、新出文献的繁夥，都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总集的有序编纂。

值得提出的还有一些大型丛书的影印与编纂。《四库全书》对古代典籍进行了较系统的排比，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保留了大量珍贵文献，故编成之后至江浙三阁传抄的士人络绎不绝。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嗣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以缩印。文津阁与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也由商务印书馆与杭州出版社分别影行。此外，齐鲁书社网罗四库列入存目诸书，共收集古籍4500余种，影印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200册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完成《续修四库全书》，既有对《四库全书》的补选，又包括成书之后的续选，共收书5200余种，合1800册；北京出版社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古书1500余种，又编有《四库未收书辑刊》，收书1300余种。这些四库系列图书已经成为各大图书馆收藏的重点，对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重要的大型丛书，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入珍本古籍462种，计120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共800册，已经出齐。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明别集丛刊》，共五辑500册，2016年出齐。收录明人别集约2000种，占存世明人诗文集三分之二强，是研究明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影印出版《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收录1339种清代诗文集，共600册。此外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10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2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徐雁平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续编》2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都具有很高文献价值。

近年来地方文献的编辑出版渐成热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齐《山东文献集成》四辑200册，影印山东先贤著作稿本、钞本、刻本等共1375种。黄灵庚《重编金华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在原来胡凤丹、胡宗楙已编辑125种古籍的基础上，广加辑录，精择善本，历时七年，搜集金华地方文献877种，是一部目前最为齐备的金华文献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推出《衢州文献集成》，收录衢州先贤著作和外地人士撰写的相关著作238种。其中经部17种，史部75种，子部64种，集部82种，颇有善本得以披露。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宁海丛书》，分宋元卷、明清卷、民国卷三辑，共120册。收录宁海文献350种，包括不少珍稀秘本、稿本、抄本，在县级地方文献编纂工作中带有先行性。2015年，广州出版社推出《广州大典》520册，收录广州文献典籍4064种。2018年，《遵义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影印收录遵义四部古籍404种，存目48种，文献颇为齐备。规模更为庞大的，如《江苏文库》3000册，已于2016年启动，分为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收录文献近10000种，对于江苏地域文化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 别集的整理和编纂

在别集的整理方面，成绩甚为显著，可以说各朝代名家名作基本上都已经得到整理，有的甚至出现了多种校订文本，为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明的例证。中华书局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对历代别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校注，其中也有少数属于总集或者诗文评，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献学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至2009年已出版100种。其他出版社也各有整理成果问世，使得古典文学的文献整理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限于见闻与篇幅，下面仅对相关整理状况作一粗略绍介。

唐前文献，已出版多种，如《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屈原集校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楚辞补注》（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诗经今注》（高亨注）、《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说苑校证》（向宗鲁）、《扬雄集校注》（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张震泽）、《阮籍集》（李志钧、季昌华、柴玉英、彭大华校点）、《阮籍集校注》（陈伯君）、《王粲集》（俞绍初校点）、《建安七子集》（俞绍初辑校）、《陆云集》（黄葵点校）、《陆机集》（金涛声点校）、《陆机集校笺》（杨明校笺）、《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江文通集汇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校注》（丁福林、杨胜朋校注）、《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何逊集、庾子山集注》（许逸民点校）、《玉台新咏笺注》（穆克宏点校）、《文心雕龙义证》（詹锳）、《诗品集注》（曹旭）。

唐代文献整理，如《王子安集注》、《杨炯集笺注》（祝尚书）、《骆临海集笺注》、《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杨炯集·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校注》（李云逸）、《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张九龄集校注》（熊飞）、《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李太白全集》、《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李白全集注评》（郁贤皓）、《杜诗镜铨》、《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甫集校注》（谢思炜）、《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王维集校注》（陈铁民）、《王右丞集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储仲君）、《常建诗歌校注》（王锡九）、《李颀诗歌校注》（王锡九）、《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谢思炜）、《元稹集》（冀勤点校）、《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孙望）、《韦应物集校注》（陶敏、王友胜）、《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权德舆诗文集》（郭广伟校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柳宗元集》、《柳宗元诗笺释》（王国安）、《柳河东集》、《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长江集新校》（李嘉言新校）、《贾岛集校注》（齐文榜）、《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樊川诗集注》、《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校点）、《樊南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温飞卿诗集笺注》（王国安校点）、《松陵集校注》（王锡九）、《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罗隐集》（雍文华校辑）、《韦庄集笺注》（聂安福）。

宋代别集整理亦颇为可观，如《二晏词笺注》（张草纫）、《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乐章集校注》（薛瑞生）、《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欧阳修诗文集笺校》（洪本健）、《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东坡乐府校笺》（龙榆生）、《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等）、《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淮海集笺注》（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徐培均）、《张耒集》（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后山诗注补笺》（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清真集》（吴则虞校点）、《清真集笺注》（罗忼烈）、《清真集校注》（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陈与义集》（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校笺》（白敦仁）、《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于湖居士文集》（徐鹏校点）、《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辛弃疾集编年笺注》（辛更儒）、《范石湖集》（富寿荪标校）、《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放翁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吴熊和）、《杨万里集笺校》（辛更儒）、《周必大全集》（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刘克庄集笺校》（辛更儒）、《文天祥诗集校笺》（刘文源）、《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山中白云词》（吴则虞校辑）。

元明文学典籍方面，如《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雁门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高青丘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沧溟先生集》（包敬第点校）、《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海浮山堂词稿》（凌景埏、谢伯阳标校）、《徐渭集》、《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汤显祖戏曲集》（钱南扬校点）、《白苏斋类集》（钱伯城校点）、《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沈璟集》（徐朔方辑校）、《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陈子龙诗集》（施蛰存、马祖熙标校）、《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

清代文学虽然近年来方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整理成果颇多，如《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笺释》（王冀民）、《王船山诗文集》、《戴名世集》（王树民编校）、《魏叔子文集》（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古诗源》、《洪亮吉集》（刘德权点校）、《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船山诗草》、《牧斋杂著》（钱仲联校标）、《牧斋初学集》（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钱仲联标校）、《安雅堂全集》（李学颖集评校注）、《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顾亭林诗集汇注》（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吴嘉纪诗笺校》（杨积庆）、《秋笳集》（麻守忠校点）、《敬业堂诗集》（周劭标点）、《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张友鹤辑校）、《方苞集》（刘季高校点）、《刘大櫆集》（吴孟复标点）、《茗柯文编》（黄立新校点）、《纳兰词笺注》（张草纫）、《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樊榭山房集》（陈九思标校）、《忠雅堂集校笺》（邵海清校、李梦生笺）、《李玉戏曲集》（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两当轩集》（李国章校点）、《瓯北集》（李学颖、曹光甫校点）、《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岭云海日楼诗钞》（丘铸昌标点）、《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

以上罗列当然只能是整理成果很有限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未能介绍。如《诗经》一书，过去列入经学，各家传注极多，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出的各类整理本，也不胜缕述。再如楚辞，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和《楚辞集校》等，集中体现了楚辞文献研究的高水准。至于历代大家别集之整理本，近来出版纷夥，尤难一一论列。但这有限的列举已能反映出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整理形式而言，校点本为最多，推动了古籍的通行，摆脱了古书难觅的局面，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笺注、编年、集解诸类型，在校点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加工，为具体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尤属研究津梁。

附带可以谈及选本，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值得注意，该系列中很多名家选本由于学术质量高，已经成为经典。常见者如《中国历代文选》（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先秦散文选》（戚法仁）、《诗经选》（余冠英注译）、《楚辞选》（马茂元）、《孟子文选》（李炳英）、《史记选》（王伯祥）、《三曹诗选》（余冠英）、《乐府诗选》（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文选》（高文、何法周）、《高适岑参诗选》（孙钦善、陈铁民、何双生、武青山）、《李白诗选》（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杜甫诗选注》（萧涤非）、《韩愈文选》（童第德）、《韩愈诗选》（陈迩冬）、《白居易诗选》（顾学颉）、《杜牧诗选》（缪钺）、《宋诗选注》（钱锺书）、《宋文选》（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欧阳修文选》（杜维沫、陈新）、《梅尧臣诗选》（朱东润）、《苏轼诗选》（陈迩冬）、《苏轼词选》（陈迩冬）、《范成大诗选》（周汝昌）、《辛弃疾词选》（朱德才）、《唐宋传奇选》（张友鹤）、《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元人杂剧选》（顾学颉）、《陆游诗选》（游国恩、李易）、《中国戏曲选》（苏寰中、王起、黄天骥、吴国钦）、《元好问诗选》（郝树侯）、《金元诗选》（邓绍基）、《金元明清词选》（夏承焘、张璋编选，吴无闻注释）、《元明清散曲选》（王起主编；洪柏昭、谢伯阳选注）、《清诗选》（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聊斋志异选》（张友鹤）、《龚自珍诗文选》（孙钦善）。其他一些选本，像《唐诗选》（马茂元）、《苏轼选集》（王水照）、《杨万里选集》（周汝昌）等，都在选注当中体现出很高的学术追求。由于选本的普及作用，其社会影响往往比专集要广泛，因而高质量的选本更能体现学者在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之间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文革”之后，书籍的匮乏使得大家对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当时《唐诗选》所引起的阅读风潮至今使人倾心回想。

在对总集、别集编纂方面成果进行回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约略归结其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典文学领域的文献整理较明显地以时代为界，区划为三个阶段。至50年代中期，为初步兴起时期，整理工作开始全面铺开。50年代后期至“文革”，为变异时期。一些前期整理的著作开始出版，但政治形势日渐转变，有不少著作的整理者只能以化名的形式出现或者甚至以集体著述的形式出版。至“文革”时期，整理工作几乎停顿，只有一些作家因为政治上的特殊注意，其作品方才得到整理。如所谓“法家”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作品，在此时限内皆有整理本问世。“文革”后，则迎来全面繁荣阶段。大规模的总集开始陆续编纂，各家别集也逐一得到整理，出现了全面性的繁荣局面。

在这一进程当中，围绕文献整理工作，学术界也渐渐形成一些特色。首先，以大型总集的整理为标志，出现了多个区域性学术中心。如复旦大学之于汉唐文献、明代文献；北京师范大学之于元代文献；四川大学之于宋代文献；南京大学之于清代词学，都出现了一系列领军人物，影响了学术界的格局。其次，出版界与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其中，中华书局因为国家出版规划的原因，发挥了引领古籍整理方向的重要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曲、小说直至相关诗文别集的整理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值得推介。最后，地域文献的整理形成热潮。如浙江方面，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即属于对阳明心学文献的整理；《吕祖谦全集》、《新编金华丛书》属于对婺学的一次全面梳理。伴随着这一趋势，众多地方性古籍出版社开始展露身手。像凤凰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山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都有代表性的整理成果问世。其中，吉林文史出版社推出的《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对戴表元、吴师道等诸多元人文集进行校点出版，填补了元代文献整理的空白。可以说，文献整理的进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术的进路，为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学术研究也会不断对文献整理提出新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构筑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辉煌实绩。

第四节 文学工具书的编纂

文学工具书对于文学研究具有资料索引、文献查证等基础的作用，因此文学工具书的编纂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践行。文学工具书的编纂主要包括年谱、年鉴、书目、辞典、参考资料等编纂。

一年谱的编纂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年谱编纂占有重要地位，自孟子即有“知人论世”之说，强调了对人物事迹时代的把握。而年谱因为在谱主世系、师友渊源、仕履行实、事迹言动方面的记述，对深入了解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年谱中多有谱主诗文著作系年考订，更便于钩沉参稽。年谱之兴起，学界多上溯于宋代，既有同时人物的年谱出现，也多有前代人物年谱撰著。此后年谱蔚然大兴，体例全备，在系年与纪传并擅的体制特色之下，提供了丰赡多样的文学研究成果。年谱编纂往往是细致考察作家作品的前提与基础，很多学者都提倡在进行作家研究的前期着手编定年谱，这一带有朴学色彩的撰著行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颇堪注目。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年谱编纂可谓空前繁荣，举凡历代大家名家，皆有谱作问世，甚至有些作家有多种年谱。这其中当然有历代编纂递嬗的积淀，更多则是当下学人的贡献。有些著作带有发凡起例的功绩，尤其值得推重。比如于北山所编纂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三家年谱，此三书皆成于20世纪60年代，但直至2006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年谱搜罗宏富，遍及总集、别集、方志、大典诸书，辑补大量逸作；在考订方面精审详核，对人物生平行止、交游、诗文系年有详细考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并不局限于个案作家作品的考察，更着力论述其时代背景、文化氛围，使得考订不再孤立，而成为有鲜活场景的文化事件。在体例方面，作者独创时事一栏，在各年行实考述之前，先行论述其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而为具体诗文、人物动止提供了广阔的理解与阐释空间。可以说，这套年谱集合了系年与评传的特性，为体察人物提供了深入而详尽的研究成果，也为年谱编纂提供了典范性的示例。正像出版前言所述，“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

由于单种年谱的分散，相应成果难以罗列，这里只能就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丛刊类著述加以绍介，略具管窥之意。出版物中既有古人年谱的校点新刊，亦有今人新撰著述。

中华书局有“年谱丛刊”类目，目前可见者已颇具规模，如《陶渊明年谱》（宋王质等撰）、《韩愈年谱》（宋吕大防等撰）、《石介事迹著作编年》（陈植锷撰）、《司马光年谱》（明马峦、清顾栋高撰）、《王安石年谱三种》（宋詹大和等撰）、《苏轼年谱》（孔凡礼撰）、《秦少游年谱长编》（徐培均撰）、《吕祖谦年谱》（杜海军撰）、《朱熹年谱》（清王懋竑撰）、《黄宗羲年谱》（清黄炳垕撰）、《戴名世年谱》（戴廷杰撰）、《吕留良年谱长编》（卞僧慧撰）、《查继佐年谱》（清沈起撰）、《查慎行年谱》（清陈敬璋撰）、《阎若璩年谱》（清张穆撰）、《阮元年谱》（清张鉴等撰）、《莫友芝年谱长编》（张剑撰）、《沈曾植年谱长编》（许全胜撰）等。

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为卞孝萱主编《六朝文学丛书》之一种。本书汇集了由16位学者撰写的18种六朝作家年谱，包括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王孟白《陶渊明年谱简证》、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杨勇《谢灵运年谱》、范子烨《临川王刘义庆年谱》、丁福林《鲍照年谱简编》、罗国威《沈约任昉年谱》、曹融南《谢朓事迹诗文系年》、陈庆元《王融年谱》、胡德怀《四萧年谱》、俞绍初《江淹年谱》、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张伯伟《钟嵘年谱简编初稿》、李伯齐《何逊行年考》、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詹鸿《刘孝绰年谱》、跃进《徐陵年谱简编》、鲁同群《庾信年谱》等。另行附录刘跃进编写的三种附录：《本书所收年谱出处及作者简历》《六朝作家年谱参考文献》和《六朝作家生平研究论文要目》。此书的编纂既体现了编纂者对于六朝作家年谱学术价值的重视，也寓意着编纂者对于中古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刘跃进在前言《归于平淡后的思考》指出：“近一个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从沉寂到活跃，从零乱到系统，学术进程的每一次大踏步跨越，视野的开阔、观念的更新固然起到了先导作用，而基础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它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年谱的编纂正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基础工作。

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集中于宋人年谱的搜罗与整理。全书收录谱主188人，年谱163种，附录有人名索引，共计500万字，分十二册出版，为收录有宋一代人物年谱最多的著述。此书以整理点校形式出版，宋人宋谱基本全收，一人多谱者选录有最早或典型性的二至三种，今人所著散见于各刊物或油印本的宋人年谱亦行收录。此书对于宋代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自不待言，使用检索也甚为方便。但限于条件，今人以专著形式出版的年谱多未收录。

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22卷，是首部金代文学家年谱的有机集成，收录有金一代文学家共242人的年谱，除元遗山已有缪钺、狄宝心先生详谱未收外，几乎囊括金代《中州集》《中州乐府》《河汾诸老诗集》三书全部作家。全书资料丰富，考订精审，为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项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基础工程。

章培恒主编《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自1993年陆续出版），对明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进行编排纂录。章培恒著有《洪昇年谱》，以翔实精审著称，其主编之作则体现了他对明代文化的整体把握，谱主选择多有深意。计有《沈周年谱》（陈正宏撰）、《李东阳年谱》（钱振民撰）、《祝允明年谱》（陈麦青撰）、《康海年谱》（韩结根撰）、《王世贞年谱》（郑利华撰）、《钟惺年谱》（陈广宏撰）、《杨维桢年谱》（孙小力撰）。[※注]此外，还有李圣华《方文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共收录三十九位戏曲家的年谱。作者早年即撰有《汤显祖年谱》，此后在补订此谱的同时，将研究范围渐次扩大，除徐霖、王济、郑若庸等八人生于嘉靖之前，可作为先行者入谱外，其余谱主多活动于万历或天启、崇祯之间，这也是书名的由来，而晚明则是戏曲——传奇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戏曲史上的成就仅次于元。全书共分苏州、浙江、皖赣三卷，各谱前有引论，对谱主的创作情况进行总体评介，其后则为具体事迹编年。年谱搜罗宏富，材料详尽，对较为重要的曲家生平有细致的考辨，且各谱主之间的交往与文学活动，往往通过年谱而得以勾连，从而提供了晚明时代戏曲史的大致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这一阶段的戏曲史认识。

另外，还应该提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此书共200册，下限至民国止，收录年谱类著述1212种，涉及谱主1018人，为目前收录最多、规模最大的年谱汇录，其间多有文学家年谱。

二年鉴的编纂

文学年鉴对年度文学创作与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带有鲜明的资料性与工具性，是了解文学发展与研究样貌、揭示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参考。这方面的贡献，当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研所在80年代初期即由陈荒煤大力提倡编纂文学研究年鉴，以反映文学研究成果与现状，并提供研究的资料、文献及相关线索。在新的时代气象与学术要求之下，《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顺利出版。此后又有其他内容和类型的更为专门的文学年鉴问世。目前所见最具有连续性、形成一定规模的专门学科性质的古代文学年鉴，当属唐代与宋代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分为研究概况、创作概况、重要会议及学术活动、研究论文选辑、纪事、文献及资料等部分，采辑丰富，很能反映一年当中文学研究的状况，其中研究概况方面又细分为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类目，并特别介绍了日本与西方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显现出新的时代面貌。此书后来一直持续出版，其间栏目略有调整，1989因经费问题停刊，后于1990年合刊。自1991年开始，因增设文学创作介绍及评介内容，此书更名为《中国文学年鉴》，一直出版至今，其间多有双年刊。在栏目设置上又突出了作品选编的分量，推出笔谈、新书评介，重视各学科、各专题研究的综述。可以说，此书的连续出版对于了解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情况与研究动向提供了详细的参考。

刘世德、徐公持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述评，按照古代文学的各个时段与体裁专题划分，介绍一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突出总结性与客观性；第二部分为论文提要，重点推介重要论文或有独到见解之作；第三部分是古代文学方面论文与书籍的目录，纳入了中国香港与台湾及国外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为纪事，介绍学术活动与相关信息；第五部分是古典文学工作者人名录，简单介绍了相关学者情况。此书内容细致，但此后未能继续出版。

刘扬忠、钟振振、霍有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于200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4》。此书力图总结一年内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篇幅较大，近80万字。在栏目设置上，有“专家笔谈”，为著名学者的治学经验谈；有“学者研究”，为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述论；有“论文选粹”，精选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有“商榷与探讨”，关注学界较集中的争论；有“回顾与展望”，为专题领域内的研究综述；有“论文摘要”；有“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综述”，以时代与专题划分；有“博士论文摘要”；有“本年度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专著索引”；有“学术动态”，及时提供学界讯息；有“博士新人谱与学科点介绍”，重在推介。从内容而言，这一年鉴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足资参考。但嗣后亦未见续出。

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为唐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创办于1983年，至今已编辑出版14辑。自1995年辑起，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年鉴设有“一年记事”“一年研究综述”“一年论文摘要”“问题讨论综述”“研究与整理”“新书选评”“港台和海外研究”“专著索引”“论文索引”等栏目，全面反映每年国内外唐代文学的研究概况及主要成就，同时也反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某些薄弱环节，又能提点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特别在研究资料的系统性方面具有重大的优势。

刘扬忠、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为宋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前身为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主编《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于2000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其学术宗旨是“对已有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的综合整理和全面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以避免词学界研究的重复，增强开拓创新意识。年鉴设有“会议追踪”“研究综述”“专题讨论”“博士论文提要与论文摘要”“新著书评”“海外传真”以及“论文与论著索引”等。《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以《词学研究年鉴》为基础扩充而来，迄今已出版六辑。成为宋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后，采用两年或三年合刊的形式，每届宋代文学会议出版一辑，旨在充分及时地反映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

唐代、宋代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时段，年鉴的出版其实也如实反映了研究的现状。

三 书目的编纂

古代小说的书目编纂也较为丰富。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江苏社会科学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宁家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版）、朱一玄、宁稼雨、朱桂声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镇伟、王若、韩俊英《大谷本明清小说叙录》（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陈桂声《话本叙录》（珠海出版社2001年版）、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都是此类著作。此外，还有小说书目研究著作，如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

四 辞典的编纂

随着文学研究的进展，各种文体、人名、研究大辞典的编纂也开始兴起。主要有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作品鉴赏辞典以及经典名著辞典三大类型。

古代文学家辞典，以中华书局所推出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代表，虽然属于工具书性质，篇幅有限，但所作考述皆有较高学术水准。此书共分七卷：先秦魏晋南北朝卷（曹道衡、沈玉成编撰）、唐五代卷（周祖譔主编）、宋代卷（曾枣庄主编）、辽金元卷（邓绍基、杨镰主编）、明代卷（李时人主编）、清代卷（钱仲联主编）、近代卷（梁淑安主编）。这一套工具书不仅搜括了此前众多未被关注的小家，突出了“求全”的追求；而且在考证方面多有订补，强调了“求实”的一面。作为工具性质的撰著，达到了较高的学术品位。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自1983年出版《唐诗鉴赏辞典》后，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该社逐步扩充选题范围，于是形成文学鉴赏大辞典系列，包括先秦诗、汉魏六朝诗、唐宋词、宋诗、元曲、元明清诗、元明清词、明清传奇、古文、古小说、新诗、现代散文等系列辞典，字数达2500万字。这一书系多邀请名家撰稿，精选篇目，细作赏析，通俗易懂且具有较高学术品位，并附有人物小传与相关索引。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典名著辞典，集中于明代四大奇书与清代《红楼梦》，主要有：沈伯俊、谭良啸《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6年版），沙先贵《水浒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白维国《金瓶梅辞典》（中华书局1991年版），曾上炎《西游记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汝昌、晁继周主编《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施宝义等编著《红楼梦人物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杨为珍、郭荣光主编《红楼梦辞典》（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孙逊、孙菊园《红楼梦鉴赏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年版）等。与《红楼梦》的文学地位相当，有关《红楼梦》的辞典也是为数最多的。其中周汝昌、晁继周主编的《红楼梦辞典》问世最早，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规模最大，彼此独具综合性的检索功能。前书共收词语九千余条，达百万字。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建筑、科举、刑律、宗教、职官、音乐、绘画、医药、植物学、占卜、风俗礼仪等众多方面。后书由冯其庸、李希凡任主编，陶建基、吕启祥、邓庆佑、胡文彬、顾平旦等任编委。另外，还约请了所内外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和研究者撰写条目。共收一万多个词条，二百余万字，分上下两编和附录五种。上编包括廿一类：词语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词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红楼梦人物、文史人物、地理。下编包括八类：作者家世交游、红楼梦版本、红楼梦译本、红楼梦叙述、脂砚斋评、红学词语、红学书目、红学人物。附录五种为：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史事系年，红学机构、刊物及会议便览，《红楼梦》人物表（一）（二），曹氏世系简表，大观园图。后经大幅修改的增订本，于201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外，孙逊、孙菊园《红楼梦鉴赏辞典》全书共十四个门类，少数门类下也有再分小类的，正文部分收词3000余条，附录4种，分类的多样，条目的细密，详细的注解与翔实的考证都是本书的特点，因而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含量。书中更附有540余幅清丽雅致的精美图片，极有古典韵味，可谓汇集了《红楼梦》各种插图本的精华。

五 参考资料的编纂

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汇编也是古典文学的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资料汇编不仅可以综观作家作品在历代的接受与评价，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其文学史价值与地位；更有可能以此为线索，从而勾勒出文学接受史的大致线条。如北京大学编纂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即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文献。

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中华书局所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为代表，目前已有《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陶渊明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裴斐、刘善良）、《杜甫卷》（上编）（华文轩）、《韩愈资料汇编》（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吴文治）、《白居易资料汇编》（陈友琴）、《李贺资料汇编》（吴企明）、《李商隐资料汇编》（黄世中、余恕诚、刘学锴）、《杜牧资料汇编》（张金海）、《欧阳修资料汇编》（洪本健）、《苏轼资料汇编》（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傅璇琮）、《张耒资料汇编》（周义敢、周雷）、《秦观资料汇编》（周义敢、周雷）、《曾巩资料汇编》（李震）、《李清照资料汇编》（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宝）、《张孝祥资料汇编》（宛新彬）、《陆游资料汇编》（孔凡礼、齐治平）、《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湛之）、《辛弃疾资料汇编》（辛更儒）、《吴文英资料汇编》（马志嘉、章心绰）、《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水浒资料汇编》（马蹄疾）、《红楼梦资料汇编》（一粟）。

更大型的文学资料汇编，当属中华大典文学典的编纂。此书由程千帆主编，共分六个分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任继愈总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卞孝萱主编）、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曾枣庄主编）、明清文学分典（吴志达主编）、文学理论分典（任继愈总主编）。这一套大书对古典文学各方面知识进行了全面搜罗，在系统性、实用性方面皆有可称，总字数达4500万，堪称古典文学百科全书。

此外，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等侧重于小说研究资料汇编。尤其是朱一玄在明清小说资料汇编方面有不少成果，计有《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水浒传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以上四种与刘毓忱合编）、《金瓶梅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等。

第五节 出土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出土文献是与传世文献相对的概念，主要指向于出土文物中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简帛文献等。与传世文献的传承有序不同，出土文献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湮灭无闻而又重新面世，其学术价值甚至文物价值都值得高度关注。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即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他还特意列举了“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以为堪称“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出土文献对于开拓学术研究新格局的重要意义。陈寅恪也曾发表相似观点，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可以说出土文献的发现，早已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它不但提供了史上佚失的部分材料，直接丰富了文学作品库，而且可与传世文献互证互释，进而校订传世文献、勘断旧说。至于其在思想史、考古史、哲学史等领域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因为出土文献的发见，学术史的改写甚至重写都具有了可能。由于出土文献的纷繁、相关领域的精深，此处只能对其发现与整理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 甲骨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甲骨文献主要指商周时代以甲骨为载体的文献。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后，在民国时期曾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整理，新中国成立以后亦有多次发掘，收获巨大。相关领域已形成专门的甲骨学，资料整理也多有成果。这方面集大成性质的资料汇编成果有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全书共13册，由中华书局自1978年至1982年影印出版，共收录41956片，集中了较全备的甲骨资料。对此书进行增补的有语文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甲骨文合集补编》，由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著，结合新见资料，对合集未收、漏收的甲骨加以增补，共录13450片。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屯南地发现了大量甲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殷墟发现甲骨最多的一次，其甲骨文献后由中华书局以《小屯南地甲骨》为名出版，共收录5612片甲骨。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1500多片甲骨，其中有字者689片，有字的完整龟甲达300多片，为历次考古发掘中出土完整有字龟甲最多的一次。其图版等资料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共六册，收录图版1538版。

甲骨文研究的大型丛书则当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甲骨文献集成》，全书共四十册，收录了近百年来甲骨学的相关研究著述，作者自大陆、港澳台直至国外，各书皆以影印形式出版。全书分为甲骨文考释、甲骨研究、专题分论、西周甲骨及其他、综合等五类，收录文献近千种，凡是具有学术价值或有重要影响的中外文研究论著及论文皆在搜罗之列，在资料的全面、系统方面颇受注目。

二 金文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金文即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时限一般多为商代后期至周代。青铜器在古代即不断出土，多种文献中皆有记载，古代著录的撰述如《集古录》《金石录》等即有收录。中华书局自1984年起影印出版的18册《殷周金文集成》堪称金文资料的集成式汇编，共著录铭文拓片1万多片。全书不仅包括公私收藏的青铜铭器，还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并录入了古人著录而今已未见的材料，其收录范围为秦统一之前。此书现并有新版，对原书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订与增补。集成至1994年出齐，这一时期内国内外陆续有新见金文文献发现，经刘雨、卢岩编订，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近出殷周金文集成》4册，共汇集殷周金文资料2000余件，依照集成的体例编纂而成。2010年又出版《近出殷周金文集成二编》，收录自1999年5月以来近十年间新见金文共1300余件。此外，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亦致力于对集成加以增订。此书汇集近年新见铜器铭文，对集成的缺漏亦间有补正，其下限截至2005年，共收录2005件有铭铜器，铭文与图录并重，甚便检阅。在殷周金文研究资料汇编方面，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46册《金文文献集成》堪称集成性质丛书。此书分为古代文献与现代文献两部分，所收文献自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始，至1989年底，共录入古人、今人及日本西方研究著述2000多种，为金文研究资料的首次大规模结集。除单纯性质资料汇编不予收录外，凡关乎金文研究的有价值的研究论述，多在搜集范围之内，突出了资料的全面性、科学性与权威性，另有书篇名及作者人名索引1册。

三 简帛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简帛文献即以简牍与绢帛为书写载体的出土文献，史书所载鲁恭王坏孔子壁所获古文书及晋时汲冢书的出土，表明简帛文献在古代即已引起普遍的关注。近百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简帛文献的出土日益增多，简帛学也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新领域的开拓与发现直接影响到学术的发展轨迹。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起出版《中国简牍集成》，共计23册，以省区分卷，为简帛材料的利用提供了极大便利。

（1）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的秦墓中出土，共1000多枚竹简。简文为墨书隶体，其内容经整理可分为十个部分：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手书年代为秦始皇时期。这是秦代竹简的首次发现，填补了竹简出土年代的空白。其整理成果《睡虎地秦墓竹简》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全部竹简的图版和释文、注释。

（2）银雀山汉简。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共有竹简约5000枚。简文为墨书早期汉隶，写于汉文帝至武帝初期。主要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其中有大量的佚书。特别是孙武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使后世孙武兵法伪托说不攻自破，具有重要价值。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图版、摹本与释文、注释。2010年文物出版社推出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二），主要内容为古佚书，分为论政论兵之类、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和其他三部分。

（3）马王堆帛书。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该墓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帛书共28种约12万字。内容包括《周易》、《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五十二病方》、《五星占》等。其中两本老子与今本文字多有出入，而且顺序正好相反。马王堆帛书内容广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汉代缣帛文献最具价值的一次发现。其相关整理成果由文物出版社于1974年陆续出版，所见有《老子》甲本及卷前古佚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春秋事语》与《战国纵横家书》、《五十二病方》、经法、导引图、古地图等。其全面整理成果《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由裘锡圭主编，图版与文字分列，计划于2012年出版。

（4）张家山汉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共有竹简2787枚，其中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术书》《盖庐》《历谱》《遣策》等8种古文献资料，涉及法律、科技、医药等多方面。2001年11月，相应图版与注释、释文《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5）居延新简。1930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甘肃北部的居延地区发现大量汉代简牍，总数逾10000枚，是当时重大的考古发现，这批简牍被称为居延汉简。1972年至197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又发现大量简牍，数量超过20000枚，被称为居延新简。由于居延是汉代屯垦戍边要地，新简多为文书，对其时的屯戍活动、军事、经济方面的记载尤多，而且颇有完整簿册形式，确保了整理的便利与准确。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居延新简 甲渠侯官与第四燧》，主要为释文。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居延新简 甲渠侯官》则提供了图版。

（6）尹湾汉简。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共有木牍24方、竹简133枚。主要为集簿、吏员簿、神龟占、博局占等。其中《神乌傅》为拟人体俗赋，其发现将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余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了《尹湾汉墓简牍》，收录了此次出土简牍的图版与释文。

（7）郭店楚简。1993年湖北荆州出土，共存有字楚简730枚。书写文字为典型楚系文字，内容方面有两种为道家著作，其余多为儒家著述。主要包括《老子》（甲乙篇）、《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性自命出》等。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包括了竹简的图版、释文及注释。

（8）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年长沙市中心走马楼建设区域古井内出土。据初步估计简牍数量大约为10万片，多达200余万字，简牍所见年号大部分为三国孙吴时期。内容主要为地方文书档案，包括券书、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签牌、簿籍等。由于简牍数量的巨大，加上历史记载中孙吴史实的缺略，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填补了三国简的考古空白，对研究三国孙吴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情况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相应整理成果由文物出版社自1999年起陆续出版，全面整理尚待时日。

（9）上博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自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共计竹简1200余枚，其出土地点与时间尚不确定，据传来自湖北。共计80余种，有大量佚书，文献价值极高。如《孔子诗论》，是重要的儒家经典，目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另外如最早的《周易》、第一部字书、战国道家佚书等，均显示出填补空白的学术史意义。其整理成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2001年起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8册。

（10）清华简。2008年由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为清华校友捐赠，近2500枚。竹简内容为书籍，共60余篇，以史部居多，特别是发现了古文《尚书》，与今本多有不同，且有多篇属于佚篇，文献价值极高。首批整理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2010年由中西书局出版，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等九篇文献。

四 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敦煌文献出土于莫高窟第17窟的藏经洞，由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大约有5万卷。王道士未能认识这批文献的价值，此后文献逐渐散佚。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大肆劫掠，如斯坦因、伯希和等均自敦煌劫走大量文献。后因罗振玉、王国维得从伯希和处见到敦煌遗书，方引起国内学界注意，遂提请将其余卷子运送京师学部，途中仍多有流散。而今敦煌文献分藏海内外英、法、俄、日多国，中国仅收藏其中部分文献。敦煌文献多为写本，以汉文居多，亦有他种民族文字。文献主体为佛经，也包括儒家文献、公私文书等，内容丰富。对其开展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成果丰硕，相应材料也多有整理影印。其中大致可以分为集成性和特色性文献两种类型，前者如《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文献合集》等；[※注]后者如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伏俊琏《敦煌赋校注》等。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92年起陆续出版。这一大型文献丛书汇集了大量流布海外的敦煌文献以及分散于国内的藏品，其中俄藏敦煌文献在数量方面占据优势，而法藏敦煌文献则被认为最具学术价值。丛书包括：《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艺术品》《英藏黑水城文献》等，数量众多，逾半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已通过影印出版的方式而得以回归。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自2006年起出版，预计共出版150册。此书收录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敦煌遗书16000余件，约占敦煌文献数量的1/3。全书搜罗全备、图版清晰、定名准确，并首创条记目录著录文献，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敦煌文献合集》，张涌泉主编。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史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敦煌集部文献合集》。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于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余三集也将陆续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类聚敦煌文献中的经部文献，进行整理校勘，以定本排印方式出版，共11册。分为群经类与小学类，群经类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小学类包括“韵书”“训诂”“字书”“群书音义”与“佛经音义”五类。

《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是书根据国内外所藏变文类文献，编选了78种，分为8卷。全书依照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两类，历史类又根据文体分为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三种；佛教故事则分为释迦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限于整理条件，此书多据照片与抄本迻录，未能一一核对原卷，因而仍有精进余地。后又有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周绍良等《敦煌变文集补编》等对此书加以订补。

《敦煌歌辞总编》。任半塘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是书目的在于收集敦煌写本中的歌辞，共分七卷，收录歌辞1241首，附见35首，为此领域搜罗最广泛的专著。后项楚作有《敦煌歌辞总编匡补》。

《敦煌赋校注》。伏俊琏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书全面汇集了敦煌赋研究近百年的研究成果，具有信息量大、资料性强的优点。注释的方式因不同的赋而采取了不同的手法，而且恰当地用甘肃方言习俗为证。

《敦煌赋汇》。张锡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是书在汇总前人研究成果时，于《校记》尤见功夫，可谓潜力静心，广搜校本，博采众言，使《校记》部分精详周备，蔚然可观。

五 石刻文献的发现与整理

石刻文献主要指以刻石形式存在的文献，其中有地上实物，亦有出土的碑刻、墓志等，尤以新发见的出土刻石为多。自宋代金石学兴起，古人对石学即有系统性关注，近些年出土实物日多，资料的编纂也颇具规模。[※注]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起影印出版，共100册，索引1册。始于战国，终于民国、伪满洲国时期，收录拓本近两万种，并附简单介绍，以提供图版为主。

《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出版，全书包括五个部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全2册）、《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全4册）、《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全4册）、《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全3册）、《明清石刻文献全编》（全3册）。从1000余种金石志书中编录17000余篇石刻文献，包括石刻原文与考释文字。

《新中国出土墓志》。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所见有江苏、河北、陕西、北京、河南、重庆等卷。收录新出土墓志，以图版为主，并提供简要说明文字。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录汉至隋代之前墓志600余种，以录文形式出版。2008年再版，对初版文字有所厘定。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罗新、叶炜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收录新出墓志为主，有赵著续编的作用，并增收隋志。先录志文，后加较为详细的疏证。

《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根据私家藏石与金石著录，收集3600余方墓志，以繁体录文形式出版。书末附有志主及墓志所涉人名索引。此书出版后，因不断有新墓志出土，遂另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增收墓志1564方。

第六节 古代文学文献的数字化

文献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对于研究展拓的深度与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旁搜远绍、穷尽资料往往成为学人努力追寻的目标，并且是走向文本探索、文化释读的必由路径。在传统的考据方法广受推重的时代，对纸质图书的依赖以及读书卡片的使用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一切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有了重大改变。以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8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为例，即有学者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利用，详细比对了《三国演义》各版本的卷数、则目与分则的差异，并尝试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探讨各版本之间的演化之迹。版本比对的繁重工作量因为电子文本的出现而大为减轻，同时也避免了人工勘对的差错，大大提高了结论的准确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信息技术的使用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新向度。

一 古籍文献的数字化进程与成果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纸质图书数字化，为利用与检索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目前为学界所普遍利用的各种数字资源来看，皆具海量的信息与快捷的检索方式，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参照和帮手。

中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发端于新时期之初，至今已历四十年之久，吴家驹《中文古籍数字化的进展与主要成果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耿元骊《三十年来中国古籍数字化研究综述（1979—2009）》（《第二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等文对此作了简要总结。吴文将中文古籍数字化的研发的起点定于1978年美国P.J.伊凡霍埃（Philip J.lvanhoe）等人最先开始运用计算机编制《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大学问索引》《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等，以十分便捷的检索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文献整理方面显著的优越性。大陆古籍数字化的尝试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成果有限，影响不大。90年代以后，一些省市大型图书馆致力于推进古籍书目数字化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进入21世纪之后，大陆的古籍数字化建设依靠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才优势后来居上，开发的重点也由早期的书目数据库的建设，转向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同时并进，并且后者逐渐成为当前古籍数字化的主流。耿元骊《三十年来中国古籍数字化研究综述（1979—2009）》将此新时期三十年来古籍数字化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4年，这是起步、探索、介绍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95年到2001年，这是提高、建设、初步发展的时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为代表的一批全文数字化成果至今仍然在广泛使用，对学术研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开始，这是基本完善、商业应用、网络化阶段的阶段，理论表述逐步成型，各类数据库建设基本完善，文史学者或多或少拥有了电子数据。

总之，世纪之交至今的20年来，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包括索引、目录、全文检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诸多大型综合类数据库的开发和运用。

（1）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与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本，共收书3460多种，计7亿余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并为学界广泛使用且技术相对成熟的大型数据库。制作时共扫描原书图像230多万页，然后进行图像处理、文字识别并完成系统开发。电子本分为标题版与全文版，全文版由五个数据库组成：全文文本数据、原文真迹图像数据、书名数据、著者数据及辅助数据。提供全文、分类、书名、著者四种检索方式，各检索又细化为正文与注释文字，且具有高级检索功能，并提供原文图像。数据库所提供的复制与打印功能也颇为方便，检索中若有疑问，还能根据辅助数据中的联机字典、纪年表等进行查询。

（2）《四部丛刊》电子版。2000年，书同文公司在完成《四库全书》电子本的开发一年后，又成功对《四部丛刊》进行了电子化处理。数据库以涵芬楼景印的《四部丛刊》初编、续编与三编为底本，收书500多种，处理原书图像47万多页，具备强大的检索功能。提供与文字页面一一对应的原文图像，打印、复制、检索、注释等功能颇为全备，所含资料近1亿字。这一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原书所提供的多为宋元明旧刊本及精校名抄稿本，版本价值超过了《四库全书》，因而在资料来源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3）《国学宝典》电子版。1999年，由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所开发的《国学宝典》电子版率先推出单机版，此后不断改进，现已有多种版本可供使用且单机版也升级至v9.0。该系统依照四部分类，收录了自先秦至清末的古籍文献4000余部，字数逾10亿，对《四库全书》相对忽视的戏曲、小说等文献进行了大规模增补，且广泛搜罗了大量晚清民初时期的古籍文献，因而可以与《四库全书》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系统检索功能强大，大部分文献提供了解题信息，颇便使用。

（4）《瀚堂典藏》电子版。2012年10月总字数已达21亿字，收录古籍超过14000种。其中含《四库全书》3300多种，不含四库的则有11300余种。该数据库本着“存真、再现、通用、便捷”的原则，以小学、出土文献类为基础，扩展至类书集成、中医药典籍等。根据四库分类法，分为经部集成、史部集成、子部集成、集部集成、古典戏曲、古本小说、专题文献等七个总库，为目前最大的中文古典文献数据库，内容并持续定期新增。由于字形处理的困难，小学方面的著作在电子化过程中一直属于难点，《瀚堂典藏》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文字处理的精确度有了很大提高。其收录的文献如中医药文献、古典戏曲、佛道教文献、敦煌文献都极具特色，既避免了与其他数据库的重复，又突出了自身的侧重点，值得借鉴。数据库提供了智能检索功能，可以人工智能分词，提高了检出文献的有效性。

（5）《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2005年，由北京大学刘俊文主持、由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提供技术支持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问世，汇集了先秦至民国的典籍万余种，全文17亿字，是《四库全书》的三倍，为目前最大的中文数字出版物，大致依四部分类并作适当调整，版本选择考究，检索方便。数据库还提供版本速查功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所收书籍的版本及所藏地。尤值一提的是，数据库提供了图像对照功能，所收各书除了原本的图像之外，还另附其他版本的图片，对版本对勘很有裨益。众多《四库全书》未及收录的图书都可以很方便地在数据库中检索阅读，如方志等收录颇为全备。就提供的信息量而言，《中国基本古籍库》无疑是目前众多数据库中做得最好的。不过，正像众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数据库对于所收各书的序跋一概舍弃，则难免美中不足。

（6）《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电子版。2002年开始陆续出版，王元化等主编，由国学公司组织策划，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研制，商务印书馆制作出版。收录国学原典4000余种、相关图片数千幅，以及两万多位古代人名资料和一万多种古籍书目提要，全文资料逾6亿字。该数据库由文史专家进行论证，按朝代编选，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元卷”“明清卷”，力求反映中国古代典籍全貌。2002年9月首先推出的“隋唐五代卷”，收隋唐五代典籍136部6600多卷，计八千余万汉字，内容涵盖了隋唐五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数据均进行数字化处理，精加校对，并辅以先进的检索引擎，方便实用。光盘以Windows系统为平台，使用GBK字库，另附有专用图形字库，HTM形式文图并茂。[※注]

信息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飞速发展既有相关科技公司的研发推动，也与研究的内部需要有关，而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这一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不少数据平台，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全唐诗、全宋诗检索分析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南京师范大学的《全唐宋金元词文库及赏析》检索系统，陕西师范大学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台湾中研院的《瀚典全文检索系统》，都是研究中重要的数字资源。

信息技术的发达给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提供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以往的研究必须依赖于掌握的纸质文本，因而图书条件往往成为研究的瓶颈，任职机构的图书保有量以及对公共图书馆的利用效度对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影响。而现在这种制约已经大为削弱，无论身处何地，网络与光盘足以提供充足的研究文献。在考据方面效果尤其明显，以往的翻检之劳被现在的轻松点击所取代，所得文献的全面性也会较手工检索大为提高。

二 古代文学研究的数字化应用

古籍文献包括索引、目录、全文检索的数字化、网络化，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海量的公共数据资源和信息，为利用与检索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促使一些学者思考如何将这些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由于占据信息技术的优势，早期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以及检索、分析系统的研发多为计算机或统计专业的学者。厦门大学周昌乐课题组针对宋词风格“豪放与婉约”的分类问题，研发了基于字和词为特征的风格分类模型、基于频繁关键字共现的诗歌风格判定方法以及基于词和语义为特征的风格分类模型。首都师范大学尹小林最早研发了“《全唐诗》检索系统”，北京大学李铎也研发了“《全宋诗》分析系统”“《全唐诗》分析系统”“《资治通鉴》分析系统”等，[※注]这对古代文学研究界同时起到了促进与激发作用。一个典型的案例即是1997年年底，北京大学杜晓勤将研制“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的设想告诉了兼通古籍电子化和计算机程序开发的尹小林，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于是从1998年开始，彼此分工合作，开始建立“中国古代音韵数据库”和“上中古诗歌文本数据库”，直至2008年夏终于告竣。[※注]“中国古典诗文声律分析系统”首次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及有关韵文进行批量四声自动标注和八病标识、数据统计功能，不仅有助于研究永明体诗歌的声病情况，还可考察永明诗律向近体诗律演变的环节和过程。

就在世纪之交，王兆鹏、尚永亮等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也开始积极尝试将数据分析应用于古代文学研究。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即专设“定位论”一章，通过数据统计与定量分析，对宋代的词人与词作进行了细致研究。作者先设立六项指标，分别从宋代词人现存词作篇数、现存宋词别集的版本种数、宋代词人在历代词话中被品评的次数、宋代词人在20世纪被研究、评论的论著篇（种）数、历代词选中宋代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以及20世纪（当代）词选中两宋词人入选的词作篇数等方面搜集、处理数据，通过仔细比对，最终给出“综合排行榜”的前三十名词人。以平均词作10首为准，加上现存词作不足此数而有集传世的词人，作者指出“宋代有一定影响的词人只有三百人左右”；而“存词五十首以上是成为著名词人的基本条件之一”；通过对词人历史地位变迁的考察可以发现，其词史地位具有承传性和延续性，其中又包含一定的变异性，但由于其地位是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故而又具有动态平衡性。从词集、词人创作量、词调大备、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等方面则可以发现宋词的繁荣情状。作者还通过对历代词作传播接受的考察，发现“词史上最有影响力、最有生命力的作品是产生在宋代”。而点检后人和作，可以看到“《念奴娇》赤壁词是唐宋词史上获得次韵和作最多的词作，也是知名度最高、最受词人青睐的典范之作”。作者以翔实的数据说话，分析过程缜密严谨，表现出与印象赏鉴式研究路数的明显差异，结论虽偶尔出人意表但多能言之成理，富有学术参考价值。

这一研究方法在王兆鹏的《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作者依托自行编制的《宋代词人检索软件》，对宋词作品量与作者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数据分析，作者发现，占作者总数83.5%的低产作者群（创作量少于10首）的创作了占作品总量12.4%的作品；而占作者总数8.1%的高产作者群（创作量在41首以上）却创作了占词作总数74.2%的作品，这充分反映出宋代词作量金字塔形的分布特点。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当作品量达到一定限度后，词人的地位和影响不会因为作品量的差异而有所区别”。而对两宋词人的占籍统计分析则显示，“宋词作者队伍中80%以上是南方人，78%的作品是由南方人创作的，宋词的‘南方文学’特征再突出不过了”；而宋代词人又体现出代群分布的特点，精英词人群出现的周期是50年，这与词史发展轨迹相一致；虽然精英词人代不乏人，但精英群体的出现则具有隔代相承的间歇性现象。在对当下词学研究情况的定量分析中，王兆鹏则指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总体格局是宋代过热而对清词关注不够，个体词人的研究热点又主要集中在苏轼、辛弃疾与李清照身上；研究队伍的分析与对比也表明，清词研究相当冷落；因而研究领域、学术个性、资料整理方面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论析都带有宏观引领性质，由于论据的充分与分析的周延，结论颇能发人深省。

王兆鹏等撰著的《两宋词人丛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则从侧面反映了信息技术对于传统考据领域的渗透。此书共分24篇，对41位词人的仕履行藏、作品、交游等做出了详审的考订，是宋代词学研究中实证路向的重归。如对张镃卒年的判定、对王观与王仲甫的析分以及对大量词作的系年，都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深入进展。而这一切无不依赖于对文献的较全面把握，其中电子文献利用率的提高无疑对研究的推动发挥了作用，从而使得一些此前并不知名的词人状况渐次为学界所熟悉。

除了上述三部著作之外，王兆鹏还发表了有关唐宋诗词定量分析的系列论文，主要有：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王兆鹏、孙凯云《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王兆鹏、郁玉英《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定量分析》（《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王兆鹏《定量分析在唐宋词史研究中的运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王星、王兆鹏《苏轼诗词类作品石刻的数量统计与分析》（《长江学术》2012年第3期），王星、王兆鹏《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湖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其中《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在唐宋词史研究中的运用》四文，以定量分析应用于唐诗宋词经典名篇的分析。第一篇论文为定量分析的开创之作，尝试定量分析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由统计结果还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带规律性的认识：一是词人历史地位的承传性和延续性；二是词人历史地位的变异性；三是词人历史地位的动态平衡性。由于词人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一种“公认”的“共识”，是一代代读者的接受过程中的“历史选择”，因此，客观而公正的历史会平衡不同流派和不同代群评价上的差异。该文大致奠定了王兆鹏定量分析的基本路径与观点。第三篇论选取历代词选、评点、唱和以及现当代有关宋代词作的研究论文、互联网链接的宋词网页等五个方面的数据，对宋词三百首名篇的影响力进行统计分析和量化衡定。结果显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影响力最高，位居宋词三百名篇之首；岳飞《满江红》和李清照《声声慢》位居第二和第三；拥有名篇最多的词人分别是周邦彦、苏轼和辛弃疾。数据统计的结果，既能彰显词作影响力的可比性和区分度，又可以考察词作影响力的恒久性和变异性，还可以看出名篇的形成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是以上定量分析在唐诗中的沿用，通过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和当代唐诗研究论文等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权计算，排列出唐诗百首名篇的排行榜，以寻找历代读者所认定的经典名篇。统计结果显示，位居唐诗百首名篇第一首的是崔颢的《黄鹤楼》，创造名篇最多的十大诗人是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杜牧、王昌龄、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和岑参。产生名篇与名家最多的时期是盛唐。在各种诗体中，又以律诗和绝句的名篇为最多。分析发现，名篇的多少与作家地位的高低、影响力的大小具有一定的正比关系。名篇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认定、积累和淘汰的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品的影响力又具有即时性和延后性等特点。上述定量分析尤其是唐诗宋词经典名篇“排行榜”，充分印证了作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经典名篇的产生是历史性与时代性共谋的结果，而作品的影响力又具有即时性与延后性，在学界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王兆鹏的指导下，他的一些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也以此为选题，如谭新红《唐宋词名篇的定量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1999年）、刘俊丽《宋诗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周静情《经典的选择——宋词名篇百首的定量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5年），皆属于这一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尝试运用信息技术对古代文学现象做出了新的阐释。

尚永亮以定量分析应用于唐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早期的重要论文有尚永亮、冯丽霞《八代诗歌分布情形与发展态势的定量分析》（《东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尚永亮、张娟《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前文以定量分析的方法考察和分析八代诗歌分布情形与发展态势，认为八代诗人的知名度除与创作质量等因素有关外，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确与其创作数量呈正比例关系：多产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直接视之为知名诗人，中产层诗人约一半以上可以进入知名者行列，而低产层只有1/3的作者受到关注。后文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唐代知名诗人的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做出了阐释。作者整合唐诗文献，对唐五代诗的发展态势（作者数、诗作量）、唐五代诗作量的分布层级（高产、多产、中产、低产）以及不同层级诗作者的时期分布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遴选出四唐时期76位代表诗人，并对这些知名诗人及其作品量的分布时期与层级做出了细化描述，从而总结出唐诗史上七代知名诗人的代群分布与发展规律。后来，作者又在《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中将定量分析的方法运用到诗人交往的研究上，通过对开天与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人次诗数、群体内部相互交往人次诗数以及不同范围交往创作量与所占比例的细绎，作者指出，开天诗人内部联系松散，诗歌创作缺乏群体意识而更多体现出诗人的艺术个性；元和诗人则将更多的精力用在群体内部，诗派风格趋于类同。这就为唐诗不同时段的发展面貌提供了详细的事实根据。

此后，尚永亮将这一方法重点应用到贬谪文学领域，先后有《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东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论著问世。在《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中，作者对唐五代时期贬官的时空分布与发展变化进行实证研究，以详核的统计数据对贬官的人次分布、十五道贬官分布以及不同时期各州贬官分布做出了说明，并得出结论：就分布时期而言，中晚唐人次最多；就分布地域而言，南方是处置贬官的主要地区。以这些统计数据为基础，尚永亮又在《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中进一步探讨了唐五代逐臣分布中的规律性因素，他发现，逐臣10人次以上州，是唐五代文人逐臣最集中也最值得重视的地区，因而南方诸道在贬谪文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其中江南西道、东道、岭南道所辖各州最值得重视；而从历时阶段考察，又可以发现某些州在逐臣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依托这些实证性结果，尚永亮对贬谪规律与特点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展开了对各时段的细致分析，这些研究在其专著《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得到了全面展现。近年来，尚永亮又将定量分析方法拓展至唐五代乐府诗、田园诗研究。[※注]

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又有一些地理信息科学技术系统学者积极参与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数字化应用之中。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张雯佼、李发红、王占宏《文学和艺术形态地理分布特征数据库设计方案初探》（《测绘技术》2013年第1期），张建立、李仁杰、傅学庆、张军海《古诗词文本的空间信息解析与可视化分析》（《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李文娟《基于GIS及空间统计方法的诗词文学空间模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5年），李文娟、傅学庆、李仁杰、张军海《基于空间统计方法的李杜诗词文学空间模式的比较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张雯佼、李发红、王占宏、李文娟、傅学庆、李仁杰、张军海等皆为来自地理学或信息科学的学者，他们努力参与到古代文学地理的信息化应用之中，并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新探索，值得充分肯定并加以总结和推广。此外，叶振超《CADAL中国文学编年史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年）、王超《CADAL中国文学编年史系统的语义化构建》（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年）以及曹欣怡《古诗知识搜索系统的设计和实现》（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6年）等，[※注]则在以数字化应用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三 古代文学研究的数据平台建设

古代文学研究的数据平台建设是信息技术数据化、网络化进而走向智能化的重要成果，同时兼具资源开放与社会服务的功能，所以与上述学者的数字化应用有密切关联，但臻于更高的层级与水平。

就目前古代文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数据平台来看，主要有综合性与专门性两种类型，前者如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建成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台湾中研院所建立的“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架构”（CCTS），以及浙江大学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The Centerfor Geographic Analysis）合作共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都是在综合性中包含了文学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大规模、多功能、集成化、再生性的智能特点。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建成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于2001年1月8日正式启动，历时10余年终于告竣。该项目主要通过CHGIS系统建立了一套从有历史地理文献记载开始（约公元前223年）到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地理逐年连续变化的、开放的基础地理信息库。其中基本数据包括基础历史地理数据和用户专题数据两部分：（1）中国历史地理基础资料：即从公元前223年到1911年逐年的行政区划地名，由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提供；（2）用户专题资料库：由用户按照应用平台提供的输入格式自己建立，这是平台自动生成用户历史地图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的核心与特色所在。在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中，系统会自动将这两部分资料链接起来。正是由于“用户专题资料库”及其自动连接“中国历史地理基础资料”的功能与作用，遂使“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同时成为各种中国专题历史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应用系统与开发平台，可以使各学科的学者利用平台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数据，非常方便地开发出文学、考古、经济、军事等学科的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和专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而且与通常采用相对封闭的专用系统不同，该系统集中体现了开放、通用、方便的设计理念，因而采用了相对开放的公共系统，即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基础上，先由专业GIS人员利用CHGIS提供的各种历史地理基础数据，开发出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注]

台湾中研院所建立的“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架构”系统完成于2000年，主要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当代数字中国电子地图”为基础数据，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技术手段，而建立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旨在提供一个“时间—空间”的基础信息框架，并与多学科研究成果整合，发展出各种专题地理信息系统，进而促成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未来则朝向更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该系统的主要优点，第一是数据库建设方面，系统的构成包括基础历史地理图资、WebGIS整合应用环境以及主题性空间信息三大部分，借此可以串联中国逾二千年历史地图之WebGIS应用机制。使用者仅需具备Web浏览器即能享有以GIS为基础之信息整合检索空间视算与图资制作功能此其一；其二是具有以分布式统合架构，整合因特网中各类型时空（Temproal-Spatial）信息的能力；其三是整体系统设计兼具可扩充性（S calability）、整合性（Integration）以及安全性（Security）等要求。第二个优点是信息平台应用方面，可以运用现代化GIS技术制作或修正或重制过去无法绘制的主题地图，配合时空坐标与地图底图，作为重新检证史料的有效方法，同时借由图层套迭从中发现过去史料所不易观察到的空间关系，并提供新的研究观点，抽取出史料中的量化资料进行空间统计分析，跨越传统计量史学的局限。除了作为互联网信息应用工具外，该系统也扮演信息整合的作用。不同学科的学者利用这个平台，可以非常方便地开发出各种各学科的专题地理信息系统，如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文学地理信息系统、经济史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史地理信息系统等。第三个优点是在项目合作方式方面，在项目设计之初即让从事历史、文学与信息等多方面的学者参与，比如将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罗凤珠教授等“文学地理信息系统”纳入其中，并让罗凤珠教授等深度参与和主持，罗凤珠长期从事文学地理及其数字化研究，这样的合作方式值得其他类似项目借鉴。“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已经广泛为国际研究机构应用于中国历史教学与研究，透过“时间—空间”的基础信息架构，与多学科数字典藏内容整合，发展出各种专题地理信息系统，进而促成多学科之间交流，未来则朝向更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发展。[※注]

浙江大学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合作共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2018年3月19日正式上线。鉴于中国长期没有综合性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浙江大学决定与哈佛大学联手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旨在为广大用户提供地理信息研究成果的发布、可视化分析及多功能查询服务。平台所形成的大数据，可为未来科学研究、政府决策及社会服务提供重要的参考。哈佛大学 WorldMap系统是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建立的人文地理信息数据库可视化查询平台，世界各地学者可以在此平台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譬如中国部分，就包括了人口统计、宗教、交通、城市研究、少数民族和语言、能源、环境、教育、气候、公共健康、经济、历史等诸多领域的地理信息数据和可视化地图。两校合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即依托哈佛大学World map系统，经过徐永明教授团队与哈佛大学在哈佛地理分析中心的共同努力，围绕海量的中国文史数据与地理信息的结合开展数据库的建设和空间分布的可视化分析，不仅密切了浙江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学术合作，弥补了中国没有自主的综合性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的空白，也为全球学者和学术爱好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学者生平事迹特别是其在物理空间上的行动轨迹提供了便捷而实用的网络工具，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让全球互联网用户都能直接接触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与科学技术，让学者克服传统纸质文献的地理障碍而在虚拟空间内高效交流与碰撞。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一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地理信息研究成果发布、可视化分析及多功能查询服务。

古代文学研究可资利用的专门性数据平台，以王兆鹏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台湾元智大学罗凤珠、台湾师范大学郑锦全、“中研院”范毅军共同研发的“宋人与宋诗地理资讯系统”为代表，皆属于专门性的文学地理、地图信息系统。

王兆鹏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原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正式启动于2012年，至2017年3月底正式上线。该项目旨在通过整合以往的信息化检索与研究的成功经验，建立一个以唐宋文学为范本的文学地理信息平台：一是在编年的“时间之窗”之外同时加入了系地的“空间之窗”；二是利用GIS技术开发以历史地图为平台的信息系统，并配有与此相辅相成的“检索统计”功能。简言之，就是分“地图呈现”与“检索统计”两大板块。“地图呈现”即是将作家作品编年系地数据库与矢量化的历史地图整合，使作家作品编年系地信息在地图上得以呈现，设有“作家、时间、地点”三个窗口，用户可选择相关窗口查询和呈现每个年度、每个地点的作家活动经历和创作情况，其中“地点”窗口输入或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地名，即可在地图上呈现哪些作家何时在此地有活动和创作。“检索统计”板块有“查询显示”“统计生成”和“分析提取”三个窗口，可分别按作家、作品、年代、地名查询或综合查询；用户可按作家、年份、地点分别进行统计。总的来说，“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既是王兆鹏团队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为拓展至通代文学编年地图以及其他断代专地文学编年地图设计提供了经验与范本，但又通过设置相应的平台与功能而为学界所共享。[※注]

台湾学者罗凤珠主持的“宋人与宋诗地理信息系统”，于2005年上线。第一，该系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记录宋诗及宋人的时空数据，以作为宋诗及宋人地理分布之研究；第二，该系统所采用的电子地图，是台湾中研院人文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所建立的“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平台”（Chinese Civilization Time and Space），包括基本空间图资、WebGIS整合应用环境以及主题化的属性信息三大部分。基本空间图资以谭其骧先生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主要的基础，提供上古至清代，上下逾二千年的中国历代基本底图，并辅之以持续整理搜集之各类历史地图、遥测影像等基础图资。第三，该系统包括“宋诗诗题及诗序地名资料”“宋诗诗句地名及地理信息语意概念数据”与“宋人传记数据库”三个数据库。后来台湾中研院启动“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架构”（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CCTS），遂将“宋人与宋诗地理资讯系统”纳入其中，彼此合二为一。[※注]该系统中的宋人分布地图、宋诗分布地图、宋诗语言分布地图，从宋代文人的分布迁移以及宋诗作品分布、宋诗语言的分布，以做文人、诗学、诗学语言的地理分布与影响研究、宋代文化变迁的研究等，可以直接为古代文学学者所借鉴和采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京臣2012年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资助，近来已发表阶段性成果《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以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为中心》（《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以〈入蜀记〉〈北行日录〉等行录笔记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其《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提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检索等技术的发展，古典文学信息化的重点应当由数据检索向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转型。在图像处理领域，针对疑难文字的OCR技术与利于版本校勘的图像检索，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以上这些信息系统大体兼具储存、传输、显示与再生的多重功能，也是目前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的信息技术支撑的最高层级。诚然，从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及其与古代文学研究深度结合的更高要求来看，目前的应用成果还是相当有限的，其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信息源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从而为数字化平台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源；二是跨界合作的问题，因为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受过信息技术的专门训练，普遍缺乏熟练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而从事地理信息技术的学者又往往缺乏文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普遍缺乏文学研究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与感悟能力，所以只有两大群体的紧密合作，扬长避短，才能臻于信息技术与古代文学研究深度结合的理想境界。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开发与普及，古代文学研究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四 古代文学研究数据化应用的讨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应用的日益普泛，对相关技术与方法的探讨开始进入学者的关注视野，其中古代文学研究数据化应用的讨论，以古代文学研究界为主体，同时也吸引了信息技术界学者的积极参与，彼此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理论思考和探讨。

王兆鹏、尚永亮结合自己定量分析研究的切身体会，对古代文学研究数据化应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兆鹏《电子古籍文献检索资源概述》主要对光盘数据库与网络数据库作了简要介绍，同时提请同行电子文献检索的注意事项。[※注]后来又有《三大功能：对未来数字化古籍的期待》《利用GIS技术提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数字化水平》等文。前文重点探讨了未来数字化古籍的三大功能，以适应专业研究者的需求：一是智能化的检索功能，即由单一检索变为多元检索、由定向检索变为关联检索、由静态检索变为动态检索；二是自动化的统计功能，即能根据研究者不同的需要，自动统计各种数据；三是多元化的对比功能，如自动进行版本的文字对比、作者归属对比、所收作品的数量对比、同一作品类型的不同形式特征的对比等；[※注]后文重点思考数字化技术带给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难道仅仅是海量古籍文献资料的储存与检索，我们能不能利用数字化技术，将古代文学研究的数字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能不能设想，将历代总集、各种文学编年史、相关研究成果中的作家作品编年资料，进行数字化集成，使之既具有检索功能，又具有统计分析功能？本着这一思路，可以联合相关数字人文领域的专家组成团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将我国浩瀚的、静态的、分散的纸质文学史料，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集成、发布和地图展示，建立多功能的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资源共享平台。以深度开发中国文学宝库中的多元文化价值，适应和满足数字化时代文化建设、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深度需求，不仅可以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将文学纸质史料集成化、数字化、图表化、可视化，具有资料查询、数据统计、地图生成等功能，而且会改变文学史研究的视角、维度和书写模式。[※注]此即作者后来主持“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研究与开发的由来，也是从定量分析走向平台建设的重要转折。

尚永亮《数据库、计量分析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一文根据自己研究的切身体会，强调数据库的建设非常重要，它可以对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准确性、科学性提供保证，能在最大范围内掌握相关文献资料，在最大程度上以最便捷的方式为相关论断提供支撑。就古代文学数据库的建设而言，则应当统筹布局、合理分类，同时要强化关联、动态管理；这就需要学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提高应对现代高科技的技能。而在使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时候，应力求基本数据的准确，注重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分析，从关联和比较角度进行考察。在具体操作时，还要处理好文献缺失所带来的问题，衡定不同数据的权重，并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注]这无疑从宏观层面对信息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理性的思考。鉴于图书文献资料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利用数量巨大的电子资源进行学术考据研究给学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E考据在文本电子化时代应时而出，并在文史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尚永亮《E考据与文史研究随想》一文也对此作了理性中肯的分析，认为利用E考据进行文史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一是进行关键词检索，为研究积累海量资料；二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历史语境出发，科学地提出问题，利用E考据方法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词语查询；三是依据E考据，构建完整、全面的学术数据库。最后提出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它诉之于学术的，不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形而下的“器”，升格为形而上的“道”。[※注]

李炳海《中国古代文学的定量、定性和定位研究》、唐磊《试论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方法的应用》等文则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统计与计量方法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针对信息技术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数据的采集、标准的择定都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而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李炳海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定量、定性和定位结合起来，建立起三维的观照系”，即为了避免定量分析的无序性，“在进行定量分析时，必须以类别划分为基础，按照类别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类别之间的比较”；定性研究则需要做到研究对象的结构形态和功能效应相结合；而定位研究则需要突出文学史意义，以发现原型为宗旨。[※注]唐磊则认为计量方法从史学、语言学逐渐渗透进入文学领域，而且统计变量越容易确定的领域越便于使用计量分析；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定性是定量的前提与基础，定性的严谨可靠程度直接影响到定量分析的结果；要正视这一方法带来的误差，有时候“在文学的计量研究中，统计结果显著不等于实际意义一定显著”；而计量方法的使用总是伴随着其他理论或者有他种研究立场，因而只显示出一种新的趋势而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方法。[※注]

李铎作为《全唐诗》与《全宋诗》检索分析系统的开发者，在古代文献信息化方面有着独到的体会。他在与王毅合作的《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中指出，信息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广泛使用，将有力促进全景式的穷尽研究，会派生出新的研究选题，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不过人机之间也有权界问题，并非所有问题都适合用计算机来解决。他还特别指出了当下古籍信息化过程中的缺失，主要包括语料库不标准、理论方法不成熟、人文学科研究人员与计算机专业人员不能很好地结合、缺少有体系的研究团队。[※注]此文发表后学界反响热烈，李铎、王毅又在《数据分析时代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性空间》作了进一步回应，认为从信息技术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着眼，分析了计算机在检索时代为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计算机的使用不仅不会缩小学者的研究范围，反而会拓展学者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空间。计算机在古代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不仅可以提供各种检索手段，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对诗歌风格、作家风格、作品时代分析等展开多角度的研究。[※注]这一认识在李铎此后的《从检索到分析》的思考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以《全宋诗》分析系统为例，强调计算机“自己在做学问”,“从检索时代发展到分析时代，由被动应答到提供知识服务”，而这必将对相关学术研究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注]

郑永晓对李铎的观点表达了认同，其《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主张“将计算机与人脑的长处和优势结合起来，将为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注入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在资料采集、推理求证、综合分析等方面带来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革命，从整体上促进学科发展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同时指出文献信息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版本意识淡薄、字库设计不规范、缺乏合适的程序设计语言。[※注]鉴于计算机与人在不同领域的各自优势，郑永晓又在《技术与心智的互补》中指出，在文献（文集、别集）整理、历代作家作品资料的整理方面，计算机大有可为；而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和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分析层面上，更需要的是人类心智思维活动的创造性工作，计算机具有局限性；因而“计算机的精确计算与人的心智和审美能力相结合，才是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注]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2018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一组笔谈文章，编者按曰：“随着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数据分析的技术和方法越来越有针对性和强效性，能清晰地揭示隐藏在文学史背后的作家与社会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直接与间接、显性与隐性的多种关联，能以全知型的视角系统整体地还原和呈现文学史的立体景观，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学研究范式。”“为推进数字人文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与突破，本期约请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数字人文研究团队的刘石、孙茂松、张力伟和刘京臣四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笔谈他们的构想和规划。刘石、孙茂松先生构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分析模型，刘京臣先生阐述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文本与人物研究的理路，既有理论的前瞻性，也有方法的可操作性；张力伟先生提出了建设‘中国古典知识库’（CCKB）的宏大构想，令人期待。”四人三文的具体论题是：刘石、孙茂松《大数据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刘京臣《社会网络分析与文学研究》，张力伟《走向深度学习——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古典知识库”的构想》。刘石、孙茂松一文认为，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建设、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用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涵盖了古典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然后以先秦至明清品类纷繁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为中心，利用计算机、统计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新兴技术手段，构建了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大数据分析模型，并期望在以下三个方向有所推进：一是重新验证已有成说的经典史论问题；二是解决人力难以彻底解决的疑难问题，为作品归属、重出异文、改编续写、风格流派、文类划分等提供新的证据、思路与方法；三是超越主观感受与印象分析层面，科学梳理文学史长时段中存在的特征、规律、关联性问题。最后，作者引录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Hancock）所言：“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再次重申了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同时又强调指出，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也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完成。可见这是一篇颇有深度的论文，也是古代文学研究数据化应用讨论的最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