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总集和别集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和根本，离开了它，古代文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总集和别集的编纂、整理、新编、补佚和影印等工作受到研究者和出版界的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需求的原始文献也越来越多，并且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也保证了原始文献编纂、整理和出版能够顺利进行。

一 总集的整理和编纂

总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保存功能，正像《四库总目·总集类叙》所谓“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既有搜罗文献之功，又具衡鉴作品之效。历代无论是通代还是断代的总集，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均有重大价值。而这方面，学界皆有相关整理成果面世，包括旧集整理和新集编纂两种形式。

唐以前文章的搜求，因文献残逸，向称难治，清代严可均以一人之力辑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遂成为代表性总集。此书为作者耗时二十余年之作，搜罗广被，旁及类书金石；片语只词，亦多辑录；共计746余卷，收录作者近3500人，唐前文章基本全备。因多人无专集传世，故此书文献价值甚高。中华书局1958年据广雅书局本影印出版，1965年再版重印时并附篇目及作者索引，为这一最大唐前文章总集的使用提供了便利。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6年、1997年、1999年推出点校本，更便阅读。但严书缺失难免，中华书局本出版说明即摭拾其不辨真伪、误收、重出、轶文联类牵强诸弊；赵逵夫亦曾指出此书“时间上限过早，给人以渺茫不可信据之感”“有不少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确定有问题”“作者小传多有失误”等诸多问题，并着手重新编订。[※注]据悉，《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已纳入中华书局出版规划，而赵逵夫主持的《全先秦文》已完成80多万字的初稿，不仅在文献增补、作者考订方面颇有发现，而且利用了较多出土文献。整套书的完成值得学界期待。郭丹《先秦两汉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郭丹、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论进行了汇编整理。

唐前诗歌总集，则以逯钦立编纂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代表。此书共135卷，在明代冯惟讷《古诗纪》与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基础上，搜括摭遗，删芜存菁，在学术上全面超越前作。此书为作者积二十余年心力之作，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出版说明对其学术成就做出了精当的概括：取材广博，引书近300种；资料翔实，详标出处；异文齐备，有资考证；考订精审，按断见解独到；编排得宜，以作者卒年先后为序。1988年中华书局又推出此书作者篇目索引，甚便检用。不过此书受限于成书年代，始于抗战，终于1964年，且出版时作者已辞世而未能最后审订，故仍有一定缺憾。受中华书局委托，陈尚君正着手对此书进行订补改编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相信在此基础上此书将更臻完善。[※注]

唐前重要总集，还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文选》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明人张溥所辑，广泛搜罗了汉魏六朝各家诗文汇为别集，凡118卷，自贾谊至薛道衡共103人。虽多出于辑录，但基本人各一集，颇利检用。各家前皆有题词，品评轩轾，有文学小史之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曾予影印发行。《文选》为此期最通行也最具文献价值的总集，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尤袤刻李善注本，向称精善。1977年中华书局又影印出版胡克家考异李善注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胡克家本为底本，参校尤袤本，校点出版，为现行最常见之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汇编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将现存《文选集注》残卷搜罗殆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之《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家注文选》，则提供了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具有重要版本价值。

唐代总集的整理成果丰硕。就诗歌而言，清代所编《全唐诗》为一代诗歌之渊薮，而此书编纂实有前人文献基础。《全唐诗》重要底本——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全书1033卷，为私人辑纂大型唐五代诗歌总集，也是第一部汇辑一代诗歌的总集。其书依天干为序次，癸签为诗文评之属，久为学界熟知；自甲之壬则为诗歌辑录。前后历时十年始成。此书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入《故宫珍本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分9册复加影刊。另一底本由清人季振宜完成，季氏踵钱谦益之绪，理董唐诗，共得42000余首，成书717卷。季本《唐诗》经海南出版社影印，入《故宫珍本丛刊》。《全唐诗》编选时初、盛唐部分参考季本为多，而其余部分则多《统签》之功，故而两书影刊出版对于明晰《全唐诗》的成书有重要价值。

彭定求等奉康熙敕命编纂、曹寅刊刻的《全唐诗》则代表了清代整理唐诗的最高成就。全书900卷，收录作者近2300人，录诗近50000首。首列帝妃之作，其后作者依时代排列，各家皆附小传，词作亦录于卷末。因辑录之际多有依傍，且恃内府收藏众多别集、总集，再加金石、稗史诸书所得，一代诗作搜括粗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有扬州诗局本。校点本则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后附日人上毛河世宁（市河宽斋）据日本文献补辑的《全唐逸诗》3卷，补诗72首。《全唐诗》成书匆遽，一年多即告蒇事，所留下的补辑空缺甚多。1982年中华书局汇编诸家补辑之作成《全唐诗外编》，共收2278首，包括王重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和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四种，但亦有重出、误辑之作。而最具典型性的补辑当属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此书共补辑轶诗6000多首，新补作者900多人，使唐代诗歌达到55700余首，作者至3700多人，为一代文献之蒐辑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典范之作。徐俊对敦煌写本诗歌进行了详尽的考释，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存诗近2000首（句），因系据敦煌写本考定，其中多有尚可补全唐诗者。

唐代为词体兴起成熟之时，对词作的全面整理当首推林大椿《唐五代词》。此书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共录词人81人，词作1148首，1956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校订出版。此后张璋、黄畬复事搜讨，辑成《全唐五代词》8卷，共2500余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前三卷为唐词，第四至六卷为五代词，第七卷为敦煌词，第八卷为无名及仙鬼词。敦煌卷主要依据任二北《敦煌曲校录》、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及饶宗颐《敦煌曲》三书。林著漏收词作较多，张书多有增补，但仍有缺漏，且偶或误收声诗。曾昭岷等所编《全唐五代词》则在编辑体例上有所不同。此书严于限定词体，对词与声诗、徒诗作严格区分；正编所收为可确定的词作，难以定论的则纳入副编。前言对所作工作做出了概括，主要集中于以下各方面：增补，最重要的主要是释德诚的《渔父词》与《兵要望江南》；探源，重视探明原始出处；考辨，对词作真伪做出辨析，附于校记之后；甄别，体现出强烈的辨体精神，严别诗词之界。此书由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颇受学界好评。

唐代文章总集则有嘉庆时敕编的《全唐文》，此书由董诰主持，组织了阮元、徐松、陈鸿墀等众多知名学者参与其事，历时六载，成书1000卷，共计作者约3000人，收录唐五代文章18000余篇。从搜集的广度及整理的水平而言，均超过《全唐诗》而更具其时的朴学特征，堪称唐代文章渊海。此书有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校点本有两种，分别为海南国际文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的《传世藏书》本及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本。《全唐文》编辑完成之后，不断有学者进行补辑，陆心源即有《唐文拾遗》72卷、《续拾》16卷；考订纠谬则有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全唐文札记续补》，岑仲勉《读全唐文札记》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推出的《新编全唐文》吸收前人考订辑补成果，结合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及敦煌文献、其他散见之作，以《全唐文》为基础，将新辑文章重编入书，并对原书错谬误收等处进行纠正。专事补辑的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此书搜集的文字主要依据新出的碑碣、墓志，由三秦出版社推出，目前已出九辑。另有《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共收墓志589篇，（唐前宋后共60余篇，收入附录，属于补遗之作的变例）有益于考史知文，极具文献价值。陈尚君《全唐文补编》经过前后三次增订，历时近二十年，于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补编、再补、又再补三部分。此书不收大宗石刻文字，广搜群籍，共录文章6700篇以上，涉及作者近2000人。[※注]

与唐代诗文总集多出于清人之手不同，宋代大型总集皆为现代学者编纂。傅璇琮、孙钦善等主编的《全宋诗》对宋代诗人诗作进行了全盘清理，共录诗人近万人，诗作近25万首，就文献量而言远远超过《全唐诗》，又因相关总集编纂基础薄弱，故而整理难度很大，此书72册，已于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编者对宋人诗集进行普查，收录时尽量保持本集原貌；诗人依时序排列，皆附小传；大力进行辑佚工作；注重文献价值，注明底本与校本，辑佚诗作皆注明出处；加强考订，尽量避免重收与误收。出版社还另外发行了许红霞主编的《全宋诗1—72册作者索引》，有利于读者检阅。由于宋诗长期以来评价不高，其整理工作往往不受重视；此书完整出版，对推动宋诗研究的进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全宋诗》编辑完成之后，陆续有人进行补遗，其中较具规模的有陈新等人的《全宋诗订补》,2005年大象出版社出版。此书分校订、补辑两部分，对《全宋诗》进行分册订补，末附诗人索引。

宋词总集的编纂当推唐圭璋的《全宋词》。唐圭璋于1937年即编成《全宋词》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此书以帝王、王室、诸家、僧道等为序，辑录词人1100多人，词作18000余首，一代词作初具规模。但此书限于条件，搜罗未广，考订亦未臻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唐圭璋着手进行修订。在遍参宋人词集、汇刊词集及各代选本、类书、金石、方志等材料后，使原编有了很大改观。为使考订趋于精密，唐圭璋更特荐王仲闻予以审订。此书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引用书目近600种，收录词人逾1330人，词作近20000篇，残篇约530首。编次改为时代先后，人物小传多有增益，更多采用善本核定文字，录词文本更趋精审。作者存疑者以互见处理，便于考核。1979年重版时，唐圭璋作《订补续记》附编于后。对《全宋词》的补辑以孔凡礼所得为多，他曾据《诗渊》等书辑补词作430余首，（唐圭璋只见到《诗渊》第1—9册，其余16册未及利用）于1981年出版《全宋词补辑》一书。为使文献趋于完备，中华书局结合经校正过的订补、补辑等材料，于1999年出版新本《全宋词》，共分五册，以简体横排。

宋代文章总集《全宋文》的编纂由曾枣庄、刘琳两主持。宋文总集诸如《宋文鉴》之类皆录文有限，而别集繁夥，散见文章极多，故而整理难度甚大，正像缪钺序文所言，有普查搜采、校勘辨订、分类编序、制订条例等四难。经过艰辛工作，共收罗作者近万人，文章10万余篇。此书1988年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至50册后因故中辍。2006年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共计360册。有宋一代文章，基本全备。在编纂体例上，此书以作者为纲，对文章进行重新分体编排，以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颂赞、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其他等十六类为序，具有文体学意义。据称尚有佚名作者文章数十册，已整理完成，尚待出版。

以“全”为名的宋代文献尚有《全宋笔记》。此书由傅璇琮、朱易安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笔记”一词内涵颇难界定，此书取“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取择颇宽，但诗话、小说等类并不阑入，且以单独成书为限。在充分吸收已有单行校点本的基础之上，广予搜罗，共确定约500种，以是非校的形式确定文本。一代笔记完整结集，此书当推首帙。在求全备、求核实方面皆可期待。此书拟作十编出版，目前已全部出齐。

辽代艺文总集有陈述所辑《全辽文》。此书在缪荃孙《辽文存》6卷、王仁俊《辽文萃》7卷、黄仁恒《辽文补录》1卷、罗福颐《辽文续拾》2卷基础上重加理董。四书互有重见，且以分体编排。陈述辑入新见辽文，并重予编次，除先列诸帝外其余文章皆以作者先后为序。此即《辽文汇》10卷。其后续有所得，遂编入一书，即中华书局1982年所出之《全辽文》13卷。此书兼收诗文，共录作品800余篇，多随文系年，后附作者事迹考及图版。

金诗全集有薛瑞兆、郭明志所编《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金诗的编纂最早可溯源至元好问的《中州集》，收录251位诗人的2000余首诗作。但此书不收元好问同时诸人诗作，故而金末诗歌多有缺漏。清人郭元釪遂立意重编，成《全金诗增补中州集》74卷，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是编所増补者卷六倍之，人几三倍之，诗倍之，一代之作，乃苞括无遗矣”。实际上此书搜罗仍有未尽，且以帝藻、公族、诸相、状元等十六类为序，体例未善。《全金诗》则广事辑录，成书160卷，收入诗人534人，诗作12066首；以诗人时代先后为序，撰写小传，对作者生平等皆有考订。

合辽金诗编为总集的有阎凤梧、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录入诗人700余家，诗作11662首，残篇近400则；其中辽诗142首。其主体部分为金诗，对《全金诗》亦有所补正。[※注]合辽金文为一书则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所出之《全辽金文》。辽代部分比《全辽文》增收14篇；金代文章收录2546篇，其前言称较之清人张金吾《金文最》增收948篇。[※注]

唐圭璋合编金、元词作为《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此书体例与《全宋词》相同，收录金元词人282人，词作7293首，其中金70人，3572首；元212人，3721首。全书引用书目200多种，在搜罗、校勘、考订方面皆有贡献。作为金元词作的总汇，虽有补缺余地，但已远迈前人，基本具备全集规模。

元代诗歌的蒐辑，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为迄今所见最全备的总集。此书分为三集，每集又由甲至壬分九部分；每集收诗人百家，加上附录共340余人。因搜罗广博，四库提要对之评价甚高，以为：“每人各存原集之名，前列小传，兼品其诗。虽去取不必尽当，而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崖略，非他家选本饾饤缀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原本各编皆有癸集，采摭各家选本、山经地志、野史稗官之散见诗作，共计3000余人，未成而顾嗣立卒。此后席世臣与顾果庭对残稿加以整理，历时十年始成，即《元诗选癸集》。国家图书馆藏有钱熙彦编次之《元诗选补遗》，收金履祥之下82家，未见于三集之中，据言此书利用了顾嗣立的稿本加以诠次。三书合观，则顾嗣立多年艰辛搜括得以合璧。以上三书分别于1987年、2001年、2002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标志性成果当属杨镰主持的《全元诗》，共收录5000多位元代诗人约14万首诗，分装为68册。由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有元一代诗作大备于此，堪称元诗文献渊薮。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出版，共61册（含索引1册），为元代汉文文章总汇。由于唐宋文学的辉煌，元代文学向来不太受重视，但实际上正像陈垣指出的那样：“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编者普查各家图书机构所藏元人文集，并在搜罗别集之余，广加辑佚，遂使元代散文、骈文、赋以及诗歌以外的韵文蔚成大观。此书收录作者3140余人，文章约33400篇，计2800万字，对元代文史研究的促进自不待言。

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齐，共12册。作为一代之文学代表，元曲广受重视。此书为第一部整理校点的元代戏曲全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编者在钟嗣成《录鬼簿》、臧晋叔《元曲选》、赵琦美《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的基础上加以蒐辑、整理，将杂剧与南戏汇为一编，使南戏缺少整理的情况大为改观。在校勘方面，考虑到元杂剧的创作是由作家与演员共同完成这一特点，并不盲从最早版本如《元刊杂剧三十种》，而是根据实际择善而从。此书共收录完整杂剧210种，南戏19种，在作者考订、作品归属等方面也不乏新见。[※注]徐征等主编《全元曲》共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书综括散曲与杂剧，共收完整杂剧162种，小令4075支，套数489套，另收残剧、残曲。并著录佚目，以便检考。

隋树森《全元散曲》对元代散曲作了较齐备的搜集整理，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因为散曲属于通俗文学，而传世曲集有不少又属于稀见本，故而搜集不易；散曲作家之有别集传世者亦不多；而曲集之精刊、精抄本罕觏，这些都对元代散曲的全面整理构成障碍，也对学界此项工作充满期待。该书在遍觅散曲别集、选集之外，复从他书搜括，共收录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尚不计在内。编排方面以作者时代为序，对作者异说、题目差异、字句不同等情况，皆有详细的校勘记。此书颇重视文献性，在各曲末尾皆注明最早见于何书，并注出散曲为他书收录情况，极便于考索。此书2018年新出增订版。

章培恒等主编的《全明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三册。此书拟收现存明人别集以及绝大多数总集当中的诗作，其他散见作品则打算另编入《全明诗续编》。编者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已出版的三册来看在校勘方面颇有追求。[※注]钱伯城等主编的《全明文》体例与《全明诗》相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两册。[※注]明代诗文由于存世文献数量浩繁，对之全面整理难度很大，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

明词号称“中衰”，故而长期不受重视，缺乏相应整理成果。直至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成，始改变这一局面。此书收明代词籍268种，词作数千首。辑成后一直未能全部出版，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始据试印底本影印成《明词汇刊》上下两册。饶宗颐以此为基础，加以增辑，共得明词九百余家。嗣后张璋重加蒐辑，共得词人1390余家，词作近两万首，此即中华书局2004年所出版的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对其具规模的补编之作有周明初、叶晔之《全明词补编》，浙江大学2007年版。补录词人629人，词作5000余首，其中《全明词》未收词人有471人。

对明代散曲的全面搜集，有谢伯阳的《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全书收录散曲作者406家，小令10606首，套数2064套。清代散曲有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收有散曲作者342人，小令3214首，套数1166套，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2016年又推出增补版。明清两代散曲基本已可窥全貌。俞为民《历代曲话汇编》（黄山书社2007年版）对历代曲话进行汇编整理。

清文由于数量太多，总集编选困难太大，故而南开大学古籍所主持进行选编工作，其成果《清文海》已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推出，选录作者近2000人，文章18000余篇，字数2000余万。

至于清词的搜集整理则大有渐成显学之势。中华书局1982年印行了叶恭绰的《全清词钞》，虽为选本，但已颇具规模，共收录词人3196家，词作8260多首。中华书局2002年出齐的《全清词·顺康卷》则为有清一代词作的全面清理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全书20册，收录词人近2100家，词作逾5万首。此后张宏生等对之进行补辑，200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全清词·顺康卷补编》4册，补得词人455家，词作10000余首。《全清词》原拟按时代分为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5卷，至此基本完成五分之一，则清代词籍规模可以想见。雍乾卷的编纂在张宏生主持下有序进行，已于201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共16册。

在此也简单概述一下小说与戏曲领域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在单种文献之外，尤以大型丛书引人注目。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精心选择珍贵的小说文献加以影印，由中华书局出版，自1987年出版第一辑开始，截至1997年，共出版41辑205册，收录小说169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至1995年影印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以白话小说为主，共出版五辑693册，收录小说428种。两种丛书规模庞大，资料丰富，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文献。此外，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由中华书局2017年推出，收录自古籍中辑录的杂传三百多种，为研究中古小说提供了便利。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中华书局2014年版）对唐五代的小说进行全面搜集和整理，材料丰厚，共收录作品2100余篇。此书的出版对于唐五代小说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李剑国《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对唐五代传奇作品进行了汇编整理。共录传奇作品691篇，分为五编六册，以时代编次，甚便使用。李剑国《宋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将两宋传奇作品分期编列校辑，共六编50卷，分为3册。

戏曲方面，郑振铎倡导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影印出版，初集、二集、三集分别收录戏曲100种，四集收录戏曲总集8种。九集由吴晓铃主持，收录清代宫廷戏9种，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五集吴晓铃主持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收录明末清初戏曲100种。六集收录清初康雍乾时期戏曲110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出版。七集收录清代前期至乾嘉时期戏曲100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八集的编辑工作正在进行，全书九集将于近期完成。此书是目前最大的戏曲总集，编纂历经数十年，版本别择精审，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0册，收录唐宋至清代戏曲论著48种，涉及戏曲创作、作家生平、音韵曲谱等多方面，是重要的戏曲理论文献合集。

这些规模宏大、搜罗巨细的大型总集的编纂，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展提供了全备的基本文献，省却了大量的文献翻检工夫，同时对相关作品、人物行实的考订也切实推动了具体研究。大型工程所涉及的文献之浩繁，编纂过程之艰辛，都使其编纂行为令人钦敬。由个人独立完成的撰著，其繁难更可想象，前贤为学术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值得推阐。而当下学术环境的好转、文献查阅的便捷、新出文献的繁夥，都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总集的有序编纂。

值得提出的还有一些大型丛书的影印与编纂。《四库全书》对古代典籍进行了较系统的排比，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保留了大量珍贵文献，故编成之后至江浙三阁传抄的士人络绎不绝。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嗣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以缩印。文津阁与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也由商务印书馆与杭州出版社分别影行。此外，齐鲁书社网罗四库列入存目诸书，共收集古籍4500余种，影印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200册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完成《续修四库全书》，既有对《四库全书》的补选，又包括成书之后的续选，共收书5200余种，合1800册；北京出版社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古书1500余种，又编有《四库未收书辑刊》，收书1300余种。这些四库系列图书已经成为各大图书馆收藏的重点，对古典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重要的大型丛书，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入珍本古籍462种，计120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共800册，已经出齐。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明别集丛刊》，共五辑500册，2016年出齐。收录明人别集约2000种，占存世明人诗文集三分之二强，是研究明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影印出版《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收录1339种清代诗文集，共600册。此外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10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2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徐雁平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续编》20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都具有很高文献价值。

近年来地方文献的编辑出版渐成热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齐《山东文献集成》四辑200册，影印山东先贤著作稿本、钞本、刻本等共1375种。黄灵庚《重编金华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在原来胡凤丹、胡宗楙已编辑125种古籍的基础上，广加辑录，精择善本，历时七年，搜集金华地方文献877种，是一部目前最为齐备的金华文献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推出《衢州文献集成》，收录衢州先贤著作和外地人士撰写的相关著作238种。其中经部17种，史部75种，子部64种，集部82种，颇有善本得以披露。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宁海丛书》，分宋元卷、明清卷、民国卷三辑，共120册。收录宁海文献350种，包括不少珍稀秘本、稿本、抄本，在县级地方文献编纂工作中带有先行性。2015年，广州出版社推出《广州大典》520册，收录广州文献典籍4064种。2018年，《遵义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影印收录遵义四部古籍404种，存目48种，文献颇为齐备。规模更为庞大的，如《江苏文库》3000册，已于2016年启动，分为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收录文献近10000种，对于江苏地域文化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 别集的整理和编纂

在别集的整理方面，成绩甚为显著，可以说各朝代名家名作基本上都已经得到整理，有的甚至出现了多种校订文本，为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鲜明的例证。中华书局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对历代别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校注，其中也有少数属于总集或者诗文评，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献学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至2009年已出版100种。其他出版社也各有整理成果问世，使得古典文学的文献整理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限于见闻与篇幅，下面仅对相关整理状况作一粗略绍介。

唐前文献，已出版多种，如《诗经注析》（程俊英、蒋见元）、《屈原集校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楚辞补注》（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进点校）、《诗经今注》（高亨注）、《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司马相如集校注》（金国永）、《说苑校证》（向宗鲁）、《扬雄集校注》（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张震泽）、《阮籍集》（李志钧、季昌华、柴玉英、彭大华校点）、《阮籍集校注》（陈伯君）、《王粲集》（俞绍初校点）、《建安七子集》（俞绍初辑校）、《陆云集》（黄葵点校）、《陆机集》（金涛声点校）、《陆机集校笺》（杨明校笺）、《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谢宣城集校注》（曹融南校注集说）、《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笺疏、周祖谟等整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江文通集汇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校注》（丁福林、杨胜朋校注）、《鲍参军集注》（钱仲联增补集说）、《何逊集、庾子山集注》（许逸民点校）、《玉台新咏笺注》（穆克宏点校）、《文心雕龙义证》（詹锳）、《诗品集注》（曹旭）。

唐代文献整理，如《王子安集注》、《杨炯集笺注》（祝尚书）、《骆临海集笺注》、《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杨炯集·卢照邻集》（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校注》（李云逸）、《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陶敏、易淑琼）、《张九龄集校注》（熊飞）、《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高适集校注》（孙钦善）、《李太白全集》、《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李白全集注评》（郁贤皓）、《杜诗镜铨》、《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甫集校注》（谢思炜）、《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王维集校注》（陈铁民）、《王右丞集笺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储仲君）、《常建诗歌校注》（王锡九）、《李颀诗歌校注》（王锡九）、《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笺校》（朱金城）、《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谢思炜）、《元稹集》（冀勤点校）、《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孙望）、《韦应物集校注》（陶敏、王友胜）、《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权德舆诗文集》（郭广伟校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钱仲联）、《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柳宗元集》、《柳宗元诗笺释》（王国安）、《柳河东集》、《刘禹锡集》（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长江集新校》（李嘉言新校）、《贾岛集校注》（齐文榜）、《樊川文集》（陈允吉校点）、《樊川诗集注》、《玉溪生诗集笺注》（蒋凡校点）、《樊南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温飞卿诗集笺注》（王国安校点）、《松陵集校注》（王锡九）、《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罗隐集》（雍文华校辑）、《韦庄集笺注》（聂安福）。

宋代别集整理亦颇为可观，如《二晏词笺注》（张草纫）、《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乐章集校注》（薛瑞生）、《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欧阳修诗文集笺校》（洪本健）、《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东坡乐府校笺》（龙榆生）、《苏轼词编年校注》（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合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等）、《栾城集》（曾枣庄、马德富校点）、《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山谷诗集注》（黄宝华点校）、《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淮海集笺注》（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徐培均）、《张耒集》（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后山诗注补笺》（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清真集》（吴则虞校点）、《清真集笺注》（罗忼烈）、《清真集校注》（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陈与义集》（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校笺》（白敦仁）、《李清照集笺注》（徐培均）、《于湖居士文集》（徐鹏校点）、《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辛弃疾集编年笺注》（辛更儒）、《范石湖集》（富寿荪标校）、《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放翁词编年笺注》（夏承焘、吴熊和）、《杨万里集笺校》（辛更儒）、《周必大全集》（王蓉贵、白井顺点校）、《刘克庄集笺校》（辛更儒）、《文天祥诗集校笺》（刘文源）、《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山中白云词》（吴则虞校辑）。

元明文学典籍方面，如《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雁门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高青丘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沧溟先生集》（包敬第点校）、《震川先生集》（周本淳校点）、《海浮山堂词稿》（凌景埏、谢伯阳标校）、《徐渭集》、《汤显祖诗文集》（徐朔方笺校）、《汤显祖戏曲集》（钱南扬校点）、《白苏斋类集》（钱伯城校点）、《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袁宏道集笺校》（钱伯城）、《沈璟集》（徐朔方辑校）、《隐秀轩集》（李先耕、崔重庆标校）、《谭元春集》（陈杏珍标校）、《陈子龙诗集》（施蛰存、马祖熙标校）、《汪琬全集笺校》（李圣华）。

清代文学虽然近年来方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整理成果颇多，如《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笺释》（王冀民）、《王船山诗文集》、《戴名世集》（王树民编校）、《魏叔子文集》（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古诗源》、《洪亮吉集》（刘德权点校）、《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船山诗草》、《牧斋杂著》（钱仲联校标）、《牧斋初学集》（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钱仲联标校）、《安雅堂全集》（李学颖集评校注）、《吴梅村全集》（李学颖集评标校）、《顾亭林诗集汇注》（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吴嘉纪诗笺校》（杨积庆）、《秋笳集》（麻守忠校点）、《敬业堂诗集》（周劭标点）、《渔洋精华录集释》（李毓芙、牟通、李茂肃整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张友鹤辑校）、《方苞集》（刘季高校点）、《刘大櫆集》（吴孟复标点）、《茗柯文编》（黄立新校点）、《纳兰词笺注》（张草纫）、《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樊榭山房集》（陈九思标校）、《忠雅堂集校笺》（邵海清校、李梦生笺）、《李玉戏曲集》（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两当轩集》（李国章校点）、《瓯北集》（李学颖、曹光甫校点）、《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岭云海日楼诗钞》（丘铸昌标点）、《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

以上罗列当然只能是整理成果很有限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未能介绍。如《诗经》一书，过去列入经学，各家传注极多，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出的各类整理本，也不胜缕述。再如楚辞，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和《楚辞集校》等，集中体现了楚辞文献研究的高水准。至于历代大家别集之整理本，近来出版纷夥，尤难一一论列。但这有限的列举已能反映出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整理形式而言，校点本为最多，推动了古籍的通行，摆脱了古书难觅的局面，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笺注、编年、集解诸类型，在校点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加工，为具体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尤属研究津梁。

附带可以谈及选本，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值得注意，该系列中很多名家选本由于学术质量高，已经成为经典。常见者如《中国历代文选》（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先秦散文选》（戚法仁）、《诗经选》（余冠英注译）、《楚辞选》（马茂元）、《孟子文选》（李炳英）、《史记选》（王伯祥）、《三曹诗选》（余冠英）、《乐府诗选》（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文选》（高文、何法周）、《高适岑参诗选》（孙钦善、陈铁民、何双生、武青山）、《李白诗选》（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杜甫诗选注》（萧涤非）、《韩愈文选》（童第德）、《韩愈诗选》（陈迩冬）、《白居易诗选》（顾学颉）、《杜牧诗选》（缪钺）、《宋诗选注》（钱锺书）、《宋文选》（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欧阳修文选》（杜维沫、陈新）、《梅尧臣诗选》（朱东润）、《苏轼诗选》（陈迩冬）、《苏轼词选》（陈迩冬）、《范成大诗选》（周汝昌）、《辛弃疾词选》（朱德才）、《唐宋传奇选》（张友鹤）、《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元人杂剧选》（顾学颉）、《陆游诗选》（游国恩、李易）、《中国戏曲选》（苏寰中、王起、黄天骥、吴国钦）、《元好问诗选》（郝树侯）、《金元诗选》（邓绍基）、《金元明清词选》（夏承焘、张璋编选，吴无闻注释）、《元明清散曲选》（王起主编；洪柏昭、谢伯阳选注）、《清诗选》（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聊斋志异选》（张友鹤）、《龚自珍诗文选》（孙钦善）。其他一些选本，像《唐诗选》（马茂元）、《苏轼选集》（王水照）、《杨万里选集》（周汝昌）等，都在选注当中体现出很高的学术追求。由于选本的普及作用，其社会影响往往比专集要广泛，因而高质量的选本更能体现学者在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之间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文革”之后，书籍的匮乏使得大家对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当时《唐诗选》所引起的阅读风潮至今使人倾心回想。

在对总集、别集编纂方面成果进行回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约略归结其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典文学领域的文献整理较明显地以时代为界，区划为三个阶段。至50年代中期，为初步兴起时期，整理工作开始全面铺开。50年代后期至“文革”，为变异时期。一些前期整理的著作开始出版，但政治形势日渐转变，有不少著作的整理者只能以化名的形式出现或者甚至以集体著述的形式出版。至“文革”时期，整理工作几乎停顿，只有一些作家因为政治上的特殊注意，其作品方才得到整理。如所谓“法家”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作品，在此时限内皆有整理本问世。“文革”后，则迎来全面繁荣阶段。大规模的总集开始陆续编纂，各家别集也逐一得到整理，出现了全面性的繁荣局面。

在这一进程当中，围绕文献整理工作，学术界也渐渐形成一些特色。首先，以大型总集的整理为标志，出现了多个区域性学术中心。如复旦大学之于汉唐文献、明代文献；北京师范大学之于元代文献；四川大学之于宋代文献；南京大学之于清代词学，都出现了一系列领军人物，影响了学术界的格局。其次，出版界与学术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其中，中华书局因为国家出版规划的原因，发挥了引领古籍整理方向的重要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曲、小说直至相关诗文别集的整理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值得推介。最后，地域文献的整理形成热潮。如浙江方面，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即属于对阳明心学文献的整理；《吕祖谦全集》、《新编金华丛书》属于对婺学的一次全面梳理。伴随着这一趋势，众多地方性古籍出版社开始展露身手。像凤凰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山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都有代表性的整理成果问世。其中，吉林文史出版社推出的《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对戴表元、吴师道等诸多元人文集进行校点出版，填补了元代文献整理的空白。可以说，文献整理的进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术的进路，为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学术研究也会不断对文献整理提出新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共同构筑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辉煌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