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处于最核心的圈层之中，不仅文学史本身具有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而且发端于《尚书》、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历代史书通过由“史”而“文”的艺术转化而成为中国文学大家族的重要支脉，以及为历代文学所接受和重述的重要渊源。史学界前辈白寿彝等提出“历史文学”的概念，[※注]即具有与此相对应的两重含义：一是指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二是历史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体现了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审美要求。其中的经典之作往往具有文史互融、文史兼长的独特优势，都是历史文学化的重要成果。

根据古代文学与史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历史”的文学性研究、文学的“历史”性研究以及融文史于一体的传记文学研究形成三大重点，兹分述于下。

一 历代史书的文学性研究

中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影响巨大。其作用于中国文学，一方面是古代史官文化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全面影响，或者说成为古代文学体裁、理论与创作的重要渊源，此即相当于白寿彝等提出的“历史文学”概念的第一重含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历代史书由“史”而“文”的艺术转化而成为中国文学大家族的重要支脉。此即相当于“历史文学”概念的第二重含义，亦即狭义上的“历史文学”之义。

关于历代史书的文学性问题，不仅受到文学界而且也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册专列“历史文学”一节，除了重申上述观点之外，还重点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史学和文学”问题，扼要论述了“文”与“史”二者从合到分的关系和历程，并对刘知几、章学诚有关文史关系的理论作了简要总结和高度评价；其二，“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问题，在充分肯定我国历史文学的悠久传统和杰出成就的前提下，对历代历史文学的经典之作——《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三，“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问题，提出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尽管“历史文学”的概念晚出于20世纪80年代，但文史两界许多学者频频借用这一概念对以往“历史—文学”文本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回溯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唐代刘知几《史通》与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两部史学经典之作，相继出现了一批重要研究论文，汪杰《论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认为刘知几、章学诚是我国古代两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们在总结、评论中国封建史学时，对于历史著作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历史文学理论。王庆《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论刘知几与章学诚》以更具超越性的眼光分析比较了刘知几与章学诚有关历史文学理论之于建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丰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史书虽然浩繁，史家虽然众多，但有意识，有目的对史学进行整理的，创建史学理论的，只有唐代的刘知几和清朝的章学诚。刘言史法，章谈史意。刘知几就史论史，侧重于历史文学方法论；章学诚从史推广开去，包揽文史，甚至囊括整个学术，侧重于历史文学性质论。通过对他们两人的文学思想理论研究，我们发现两人虽然同为史学家，但研究侧重点不一样，所处的层次不一样，两人正好互补。把他们的文学理论思想综合起来，正好可以建立一个立体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注]

若以上述“历史文学”理论加以衡量，则由历代史书构成的经典名著系列可谓代表了“历史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学界有关“历史”文学性研究的重点所在。大致以《尚书》为始点，而聚焦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其中《史记》最盛，《左传》居其次。对于围绕这些经典名著而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需要加以重新梳理和论述。

1.《尚书》文学性研究。《尚书》又称《书》,《书经》，堪称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的文学性研究大致有两个重点。一是文学特性与价值研究。尹砥廷《试论〈尚书〉语言的文学性》（《吉首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郝明朝《论〈尚书〉的文学价值》（《齐鲁学刊》1998年第4期）、卢一飞《今文〈尚书〉文学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5年）等文都径直提出了《尚书》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问题。二是文体学与文本结构研究，以陈赟《〈尚书〉“十体”的文体学价值》（《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朱岩《〈尚书〉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8年），王媛《〈今文尚书〉文本结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潘莉《〈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夏德靠、叶修成《论〈尚书〉文体的影响与意义》（《南昌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为代表。陈文旨在通过考察《尚书》“十体”——“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的形成及其基本内涵，探索这些体例对富有民族传统的古代文体学的影响，揭示《尚书》的文体学价值，借此丰富对《尚书》文学史地位的认识。王文认为《尚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母体性质的经典，《尚书》的文学性与其史书性质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地构建了《尚书》的典型结构模式，而这正是《尚书》文学成就的集中体现。潘文认为构成《尚书》本身文体、包含文体和影响形成文体三个层次22种文体。《尚书》本身的文体类型有12种，包括书、典、谟、训、诰、誓、征、歌、贡、范和刑。这些文体名称直接来自《尚书》的篇章标题，《尚书》中的篇章充分显示这些文体的思想内涵和文本特点。与其他先秦典籍相比，这是《尚书》在文体方面最为显著的特征。《尚书》包含的文体类型有诗、箴、盟、辞、谚语、册等6种，这些文体上古以来就已经存在，在《尚书》中被直接作为文体概念使用。《尚书》影响形成的文体类型有赞、言、规、戒4种，这些文体在《尚书》文本中还只是以一种行为方式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固定的文体类别。这些文体类型体现了上古三代社会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人文精神。《尚文》的文体体现了宗教性和政令性合二为一的特征。此外，徐柏青《论〈尚书〉〈春秋〉的记言叙事艺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论〈尚书〉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不仅率先从记言叙事艺术的视角对《尚书》与《春秋》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从文学史的维度肯定了《尚书》作为我国最早历史散文集的文学成就、地位与贡献。

2.《春秋》文学性研究。《春秋》原为鲁国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记事语言极为简练而寓褒贬，遂有“春秋笔法”之称。所以，有关《春秋》的文学性研究，首先是与“春秋笔法”这一焦点问题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注]大致以钱钟书《管锥编》（1979年2月陆续开始出版）中所论“春秋笔法”为发端，以敏泽遵钱老之嘱撰成《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为承转，文学界对“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春秋笔法”本然意涵的重新阐释。可以张毅《论“〈春秋〉笔法”》（《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为代表。李文认为《春秋》“五例”是“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其社会功利价值表现为惩恶劝善的思想原则与法度；其审美价值表现为微婉显隐的修辞原则与方法。经法、史法与文法是“春秋笔法”的外延。从“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和外延归结于“春秋笔法”的本质特征，就是尚简用晦，这是《春秋》对“诗三百”比兴寄托手法的借用和发挥，意在追求“一字定褒贬”的美刺效果。二是“春秋笔法”与古代文论关系研究。曹顺庆《“〈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春秋》“微言大义”“借事明义”的解读及表述方式，给古代文人学者们提供了“六经注我”的绝妙武器，为他们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基础，为他们的学术曲解和偷梁换柱式的意义建构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同样，这种“依经立义”的“微言大义”话语模式，也必然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深刻的影响。张金梅《“〈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0年）则力图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探析“《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渗透、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以及彼此的会通化成，从文化探源中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揭示其在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普适性。徐柏青《论〈春秋〉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通过渊源追溯与比较分析，为《春秋》确立了这样的地位：既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叙事散文之祖。

3.《左传》文学性研究。《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讫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实质上已是一部独立撰写的编年体史书。无论是史书的文学性程度还是学界的研究成果，[※注]《左传》较之《春秋》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许多学者相继聚焦于《左传》的文学性、文学成就、历史文学、传记文学等关键问题。张卫中《试论〈左传〉的文学性》谓“《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它真实地再现了春秋两百多年的政治风云、社会生活；《左传》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它有作者的想象和创造。因为在那个时代文学和史学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密，那样的难解难分。尽管历史与文学分属不同的范畴，尽管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如实地记录史实，但历史学家同样可以有合乎逻辑的想象和创造。他们的创作和文学创作不尽相同而可相通”。[※注]这是对《左传》文学性的整体定位和确认。徐柏青《〈左传〉文学成就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李永祥《〈左传〉文学论稿》（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等文重在探讨《左传》的文学成就与价值问题；汪受宽《〈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两大特色》（《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张晓松《试论〈左传〉历史文学之成就》（《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周军《〈左传〉历史文学论略》（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07年），成佳妮《春秋晋国历史文学研究——以〈左传〉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7年）等文借用“历史文学”重新审视《左传》的特色与成就；易平《论〈左传〉中的传记体雏形》（《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万金存《试论〈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年）两文则从传记文学的视角确立了《左传》的重要地位。与以上“宏大叙述”相呼应，诸多专题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大致形成了人物形象研究、叙事艺术研究、赋诗活动与行人辞令研究四大重点，[※注]出现了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董芬芬《春秋辞令的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刘振华《左传赋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学术著作和博士论文。尤其是叙事——包括战争叙事与梦占叙事研究，业已成为《左传》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其中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确认《左传》为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和开篇，从而为《左传》在中国叙事文学上的地位定下了基调。此后有姚明今《〈左传〉叙事视角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雷恩海、曹志坚《微显阐幽：〈左传〉之叙述策略及其对史传文学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徐紫云、贾小玉《叙事学视域下〈左传〉叙事的双构性分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文章。

4.《国语》文学性研究。《国语》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著作，记录了自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前947年）至周贞定王十六年智伯被灭（前453年）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八国的历史。就史学和文学总体成就而言，《国语》不如《左传》，然《国语》长于记言，富有自己的特色。陈鹏程、刘生良《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认为新时期三十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尤其在叙事艺术、人物塑造艺术、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注]这里再需强调两点：一是《国语》的文学性研究，重心还是体现在整体研究方面，诸如谭家健《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李书安《〈国语·晋语〉文学成就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03年），毛丽《试论〈国语〉的历史文学成就》（《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等文，都是侧重于对《国语》文学性之特色、成就和地位做出整体定位和确认，只是彼此的论述角度有所不同，谭家健《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张居三《〈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相关论文主要从史学与文学的双重角度肯定《国语》的文学价值。毛丽《试论〈国语〉的历史文学成就》、陈桐生《〈国语〉的性质和文学价值》则主要从历史文学的发展环节肯定《国语》的文学价值。此外，张鹤《〈国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09年）在对《国语》的综合性研究中，从语言运用、谋篇布局、人物形象、情节结构、风格特征五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国语》的文学成就，一是认为《国语》记录了早期散文的发展轨迹，展现了春秋各国文风的差异。二是由于《国语》和《左传》同样记载春秋时期的史实，彼此互相参考，相为表里，素有“内传”“外传”之称，故而有关两书的比较研究因缘而兴，成果丰富，需要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5.《史记》文学性研究。《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一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的新体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既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也是一部成就卓然的文学名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此相对应，有关《史记》研究——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研究成果，都绝对居于首要地位，远为其他史书所不及。[※注]就其中有关《史记》文学性研究而言，核心内容是围绕《史记》的文学性以及文学成就、价值与影响等问题而展开的。一是有关《史记》文学性意涵的阐发。可永雪《〈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语文学刊》1994年第2期）,《〈史记〉文学性界说——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内蒙古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卢红霞《司马迁的经历与〈史记〉的文学性》（《文学界》2011年第7期）等文皆就《史记》文学性问题作了理论辨析。诸多对于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丰富意涵以及诗性特点的阐释性论著，都从不同方面进一步阐发了《史记》由“史”而“文”而最终升华为“诗”的诗史性特征，实际上也是对《史记》的文学性特点与成就的确认和评价。二是《史记》文学成就与价值的整体研究与评价。以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书为代表。三书均为全面系统阐述《史记》文学成就与价值的学术专著。俞著重点就《史记》在人物传记方面的艺术成就、《史记》的艺术结构、《史记》的语言艺术和文学影响等问题作了专题阐述，同时还分析了后代的史书为什么在艺术成就上一直没有超过《史记》的原因。张著以《史记》文本为依据，不仅从文学的特定角度透视和探究其内在价值，而且将其放诸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溯源观流，以充分展现其与中国文学的诸种传承关系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博士学位论文有张亚玲《〈史记〉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刘金文《“春秋笔法”研究——以〈史记〉为例》（曲阜师范大学，2017年）、张学成《汉武新政背景下的文学嬗变研究——以司马迁〈史记〉为例》（曲阜师范大学，2017年）等，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史记》的文学特征和艺术成就。三是对《史记》开创传记文学之功的研究与评价。以吴汝煜《略谈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光明日报》1977年10月22日）为发端，经由朱东润《传记文学能从〈史记〉中学到什么》（《人物》1983年第1期）一文的倡导，至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两书的出版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其中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是第一部从文学方面系统详述《史记》的专门性著作，作者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对《史记》人物传记进行了新的探讨评价。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则对《史记》纪传体的创立、艺术特征和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在诸多有关《史记》传记文学研究的论文中，陈兰村《浅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北华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俞樟华《论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特别注意到了司马迁传记文学思想与理论问题，提出司马迁不仅是我国传记文学创作也是传记文学思想的凝练者和理论的开创者。

与以上三大重点研究相呼应，在有关《史记》文学性的诸多专题性与综合性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进一步支撑和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研究。前者包括文学思想、人物形象、叙事艺术（包括战争叙事）、文学语言、美学风格、渊源影响研究等内容，先后出现了毛金霞《〈史记〉叙事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刘宁《〈史记〉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易国杰《〈史记〉语言艺术探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志明等《〈史记〉的文学语言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何世华《史记美学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桐生《史记与诗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梁晓云《〈史记〉与〈左传〉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97年），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等学术专著和博士论文。后者包括《史记》与司马迁研究，诸如陆永品《司马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俞樟华《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聂石樵《司马迁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以及一些评传之作，也多于综合性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史记》的文学性以及文学成就与价值的定位和评价。

在《史记》文学性研究中，同样绕不开“史”“汉”比较研究这一古老论题。自苏渊雷《马班史汉异同论》（《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79年第00期）重新启动这一论题之后，至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沙志利《〈史〉〈汉〉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5年）等论著的相继问世，无论在专题性还是综合性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史”“汉”各自的文学特色与价值。

6.《汉书》文学性研究。《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所撰，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就历代史书的文学性而言，大抵在《史记》峰巅之后，呈逐步下降之势，《汉书》则是仅次于《史记》的一部，学界的研究热度与成果也正与此趋势相对应。纵观《汉书》文学性研究的进程与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书》的文学价值研究。自陈梓权《〈汉书〉的文学价值》（《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发其端后，直到21世纪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先后出现了潘定武《〈汉书〉文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成林《〈汉书〉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孙亭玉《班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重要论著。其中潘著为学界第一部《汉书》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力图以通史和比较的眼光，对《汉书》的文学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以弥补目前对《汉书》文学全面研究的不足。二是《汉书》传记文学研究。《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例，在人物传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所以在有关《汉书》的专题研究中，依然居于重要地位，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马春香《〈汉书〉人物传记的文章风格》（《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江俐蓉《论班固的传记家主体精神与〈汉书〉的人物传记》（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2年），朱家亮《班固美学思想及汉书人物传记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论著上。三是《汉书·艺文志》与文学关系研究。《汉书》首创《艺文志》，多为后代所仿效，也因此拓展了史书的文学研究的界域。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汉书·艺文志》部类序与解题目录的文学观研究。诸如伏俊琏《〈汉书·艺文志〉的文学思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张朝富《〈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罗宁《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天津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或总论或分论，可与上文所引有关班固文学思想研究诸文相参看。其二是《汉书·艺文志》文学分类和著录中的文学性研究。主要是小说和辞赋两大类型，涉及小说文体的主要有：蔡铁鹰《〈汉志〉“小说家”试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卢世华《〈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叶岗《〈汉志〉“小说”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等；涉及诗赋文体的主要有：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黄丽媛《〈汉书·艺文志〉“歌诗”考论》（《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王晓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文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等。此外，尹海江《〈汉书·艺文志〉体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郭洪涛《〈汉书·艺文志〉专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等文在有关《汉志》著述体例以及其他的综合性研究中，也多涉及上述论题。[※注]

7.《后汉书》文学性研究。《后汉书》由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所撰，记录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范晔出自南阳世族，笃持儒学，甚重文采，曾自诩其书为“自古体大而思精”。《后汉书》亦因文辞优美，简洁流畅而臻于史学名著兼文学名作，向为后人所称道。学界对《后汉书》的文学性研究，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后汉书》的文学成就研究。以钟书林《〈后汉书〉文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涛《从〈后汉书〉的文学成就看范晔的思想及撰文取向》（《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等为代表。钟著由作者完成于200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为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后汉书》文学的学术专著，对于《后汉书》文学的整体研究，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可与作者另一重要著作《范晔之人格与风格》相参看。二是《后汉书》传记文学研究。裘汉康《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段法雷《范晔〈后汉书〉传记艺术特质论》（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2年），程方勇《范晔及其史传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等文，皆从传记文学视角深化了《后汉书》的文学性研究。三是《后汉书·文苑传》与文学关系研究。《后汉书》因率先设立《文苑传》而再次拓展了史书的文学研究界域。其中径直标之以《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的重要论文有：刘石《〈后汉书·文苑传〉的创立及意义》（《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4期），吴漪容《〈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孙良山《〈后汉书·文苑列传〉传主及其作品流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赵庆然《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其中吴漪容《〈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赵庆然《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研究》皆为综合性研究的论文。前文重在横向关系研究。后者重在纵向比较研究。[※注]

8.《三国志》文学性研究。《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撰，记录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南朝宋文帝时，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所以，有关《三国志》的研究即由此形成《三国志》及裴注研究两大重点。[※注]先看《三国志》本身的文学性研究。周国林《文质辨洽：〈三国志〉的史文特色》（《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认为陈寿以文质辨洽为《三国志》编纂中的追求目标，在文体形式上显出了自己的特色。许菁频《论〈三国志〉的传记文学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孙鸿博《〈三国志·方技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年）等文分别就《三国志》的传记文学价值与《三国志·方技传》的类传文学意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彼此从不同方面推进了《三国志》人物传记研究。另一重点是《三国志》裴注的文学性研究。其中王义梅《〈三国志〉裴注文学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郑建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文学研究》（《长安学刊》2010年第2期）等文侧重于裴注文学性的整体研究。王文主要从裴注所引史传、所引杂传和裴注自注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裴注的文学性探究；郑文旨在探究裴注突出文学特点的原因，认为既和裴松之本人在选材过程中重视文采，追求史注的文学审美特征有关，同时又与魏晋史学创作思想转变以及文史合流的独特时代背景有关。而如李伯勋《审视〈三国志〉裴注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张新科《〈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胡艳娜《〈三国志〉裴注引别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等文则专注于裴注的史传文学研究。另如吴鹏霄《〈三国志〉裴注文学文献考论》（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4年）主要从裴注所引史传、所引杂传和裴注自注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裴注的文学性探究，也同样可以归为裴注的史传文学研究。

9.其他诸史的文学性研究。这里的诸史包括正史中除“前四史”之外的其余二十史以及正史之外的其他史书。

一是正史系统的文学性研究。其中又有群史与专史之别。在群史的文学性研究中，陈曦《从“文史异辙”看“正史”传记的缺憾》（《北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董乃斌《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屈玲《正史文苑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等文具有通论性质。陈文以古代“文史异辙”的史学观念为切入点，剖析了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传记所普遍存在的病症，如作家主体意识的消退、人物形象的干瘪、语言的枯淡等，并指出了对“正史”传记进行系统研究的意义所在。李少雍《略论六朝正史的文学特色》（《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张亚军《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郭晋《融文心入史心》（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8年）等上接范晔《后汉书》而关注于六朝诸史的文学性研究。而在两《唐书》的文学性研究中，相继出现了一批硕士学位论文，比如田恩铭《两〈唐书〉中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谭琼《两〈唐书〉文学批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2008年），柳卓霞《〈新唐书〉列传叙事研究》（上海大学，2010年），王吉清《两〈唐书〉诗人传记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等，由此一同凸显了两《唐书》文学性研究成果的丰硕。

专史的文学性研究方面，《晋书》是一个重点所在，除了李培栋《〈晋书〉的文学性》（《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之外，还出现了五篇硕士学位论文：吴娱《〈晋书〉的文学价值》（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张晓明《从〈晋书〉看〈世说新语〉对史传文学的贡献》（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陈勤斯《唐修〈晋书〉中的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高慧玲《〈晋书〉人物传记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贾晶晶《〈晋书·文苑传〉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其他如丁福林《〈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李敏《〈宋书〉的文学价值》（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钱忠平《〈新唐书〉文学批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7年），张明华《论〈新五代史〉的文学艺术功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杭爱《论〈蒙古秘史〉文学性结构——与〈史集〉、〈圣武亲征录〉、〈元史〉之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那木吉拉《〈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吉里吉思传说考述》（《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等，由此亦可见前重后轻的不平衡性。

二是非正史系统的文学性研究。非正史系统的史书是一个大杂烩，包括杂史、别史、野史、稗史等。其中有的已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边界模糊不清，但文学成就参差不齐，学界的关注度也各不相同，重点是《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资治通鉴》三书。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吴越春秋》的研究。[※注]《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自《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杂史类”后，传统上一直被视为史学著作。就《吴越春秋》文学性研究既有成果来看，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同样存在明显的文史之别，有的径直认定其为小说，梁宗华《一部值得重视的汉代历史小说——〈吴越春秋〉文学价值初探》（《浙江学刊》1989年第5期），黄仁生《论〈吴越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言长篇历史小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均持这一观点；但更多的是从史书的文学性角度加以研究。其中致力于整体研究的主要有：曹林娣《〈吴越春秋〉文学成就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罗俊华《〈吴越春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吕华亮《〈吴越春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05年），付玉贞《〈吴越春秋〉试论》（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年），刘晓臻《〈吴越春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商光锋《〈吴越春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6年）等，多为整体或综合性研究中的文学性研究。至于《越绝书》与《资治通鉴》的文学性研究，总体成果不及《吴越春秋》。前者的代表性论著有：李步嘉《〈越绝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剑《〈越绝书〉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韩秀丽《〈越绝书〉内外篇新探》（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张佳论《〈越绝书〉的叙事艺术》（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1年），王敬坡《〈越绝书〉〈吴越春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等；后者主要见之于：宋馥香《〈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涂秀虹《历史叙事的编码与布局——〈资治通鉴〉对三国历史的叙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彭知辉《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三书尤其是后者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聚焦，并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二 古代文学的史学渊源研究

在探讨了历史的文学性研究之后，将重点进入文学的历史性研究，相当于白寿彝等提出“历史文学”概念的第一重含义。孕育和诞生于历史母体的文学作品研究，即是文学的史学渊源、或者说史学之于文学影响研究。所以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注重于历代史书本身的文学特性与成就研究，而后者则注重于历代史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研究。这里将依据既有学术成果，重点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两个方面论述文学的史学渊源或者说史学对文学的影响研究。

1.史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围绕史学影响于古代文学理论这一问题，学界讨论最为热烈、成果最为显著的是“春秋笔法”“发愤著书”、实录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理论四个方面。

一是“春秋笔法”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前文在论述《春秋》文学性研究时，重点阐述了“春秋笔法”的文学性内涵，这里则重点转向对后代文论的影响。据敏泽回忆，他曾于1982年9月6日接钱钟书函，谓“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书法’，自史而推及于文。兄书下论刘知几主‘简’，实即从‘春秋书法’来。此学人未道，有待于兄补阙者也。杜预提出‘志而晦’约言示例，即拈出作史之须‘简’矣。”敏泽认为西汉以降的两千年来，众口一词地认为从文论方面说，影响后世最大的是《诗大序》和《礼记·乐记》，钱钟书却在《管锥编》中转而推重“春秋书法”，的确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定论。[※注]后即遵钱老之嘱撰成《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一文，作者从“诗与史的关系问题”“尚简用晦”“修辞与风格”等三个方面对“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这是一篇全面探讨“春秋笔法”和古代文论关系的文章，开启了“春秋笔法”对古代文论的影响研究，具有标示新的学术路径与范式的意义。实际上，上文所举有关“春秋笔法”几乎都同时涉及“春秋笔法”对后代文论的影响。曹顺庆《“〈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儒家经典的解读模式及话语言说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就曾强调“春秋笔法”这种“依经立义”的“微言大义”话语模式，必然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其弟子张金梅则以博士论文《“〈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为基础，连续发表了《“简言达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兰州学刊》2011年第10期）、《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江汉论坛》2011年第11期）、《论〈春秋〉笔法对古典戏曲小说“惩劝”论的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11期）等文，诸文的核心论题即是“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以及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概而言之，即是“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二是“发愤著书”说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司马迁之于中国文人、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发愤著书”说是其文艺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观点，[※注]对中国文人与文论影响也最大。“发愤著书”说的思想远源为孔子的“诗可以怨”，近源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它所具有的反抗性、批判性则来自道家思想中批判传统、向往自由的精神，可谓融会了先秦儒家、道家、屈原这三大思想的精华。后经南北朝刘勰、钟嵘，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以及明代李贽等人的不断重释，从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传统体系。仅就“发愤著书”说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方面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两种路径：其一，论述“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及其理论意义。林天钧《论“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尝试将“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演进划分为萌芽期、孤愤期、群愤期、高度群愤期四个发展阶段。四者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独具阶段特征的有序发展系列。韦俊梅《“发愤著书”说源流探析及文学理论意义》不仅注重于“发愤著书”说源流演变的系统梳理，认为“发愤著书”自司马迁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系统提出后，由刘勰、钟嵘、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归庄、刘鹗等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充实，因而不断赋予了“发愤著书”说新的内容，而且更加深化了对“发愤著书”说文学理论意义的总结归纳：其一是“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学创作与人生经验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发愤著书”说表现了艺术创作的心理动力；其三是“发愤著书”说强调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四是“发愤著书”说明了艺术生命力——真实感的源泉。此外，马雅琴、王麦巧《“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渭南师专报》1999年第1期），马雅琴《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渭南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范道济《小说“发愤”论对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等文则重在阐述特定时代、特定文体对“发愤著书”说的接受和发展。其二，论述“发愤著书”说对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袁伯诚《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的影响》（《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固原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分别探讨了“发愤著书”说对讽谕文学理论、叛逆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对汉以后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情况：一是正宗的儒学文学批评家，竭力把它引入讽谕文学理论的范畴；二是带有叛逆色彩的文学批评家，从激进的方面去发展它，强化它“谬于儒术”的异端性，使它成为叛逆文学理论的不祧之宗。

三是实录精神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史记》的实录精神，出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的总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颜师古注云：“实录，言其录事实。”王克韶《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延边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张少康《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关于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齐鲁学刊》1983年第2期），梅新林、俞樟华《〈红楼梦〉与〈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变奏》（《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俞樟华、詹漪君《论传记文学的“不虚美，不隐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文从不同角度对《史记》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作了诠释。石天飞《试论刘勰的史学观——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则特意提取《文心雕龙·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从深层次上分析论述了刘勰对于撰史的“得事序”基本要求和“实录无隐”原则。综合这些论文，大致有这么几层含义：一是实录精神源于古代良史太史伯、董狐等的秉笔直书精神，由他们奠定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然后到了司马迁这里才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实录，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博采精选，翔实可靠；其二是善恶必书，纪实征信。三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之所以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的根本原因。四是《史记》的实录精神是与托愤精神呈现为二重组合的关系，具有为一般史书所缺少的哲理意味与美感张力。五是至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巨著刘勰《文心雕龙》总结归纳为“实录无隐”之后，在历代文论系统中便成定沦。唐代刘知几《史通》在《直书》《曲笔》两篇中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事实上也是对《文心雕龙·史传》主张“实录无隐”的继承和弘扬。六是实录精神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源头，对后代文学理论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实录精神对古代文论的影响，还表现在通过向小说和诗歌理论辐射和推衍而分别产生“补史”说与“诗史”说。[※注]此外，王国健《略论“实录”理论对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在深入分析“实录”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劝戒说”对古代小说创作和批评的消极影响。

四是史传叙事理论对古代文论影响研究。史传叙事理论首先来自史学实践，许多学者曾对此作了回溯性叙事学解读和阐释。上文已举石天飞《试论刘勰的史学观——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从《文心雕龙·史传》总结其对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仅就“得事序”而论，刘勰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得事序”，实际上也就是史传叙事的问题。同样，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得事序”的史传叙事理论也被刘知几《史通》所接受和重述。《史通》专列《叙事》之篇，提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序、叙，都有“次第”和“排列次第”之义。《史通·叙事》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成功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辞藻的缺陷，主张叙事“用晦”，借此“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以期达到“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之目的，则可以视为对《文心雕龙·史传》“得事序”宗旨的继承和弘扬。实际上，《史通》所述，不仅对历代史学理论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唐代及后来的文学发展，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庆《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论刘知几与章学诚》（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指出，《史通》基于史书叙事需要而发展为先进的叙事理论，这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由于鉴别史料的需要，刘知几对小说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分类，成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奠基人。中国传统古代文论大致可以分为诗论和文论两个方面。由于小说等叙事文学长期被人们所轻视，古代的文论也是侧重于抒情文、议论文的文论，很少对叙事文作理论上的探讨，特别是明清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由史学理论发展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周征《刘知几〈史通〉叙事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强调在当今叙事学的研究中，文学与史学原本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体现得更为明显。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关于史书著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些叙事理论不但对于修史有着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叙事文学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对《史通》叙事理论的研究，以期发现其中包含的叙事学思想，探讨和确认《史通》叙事理论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影响。

2.史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关于史学影响于古代文学创作这一问题，这里拟从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出发，根据文史之间的亲缘度的不同文体序列展开论述。在重在整体研究的同时，也适当兼顾名家名著的个案研究。

（1）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研究。历代史书——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到二十四史，均为散文体而非韵文体，所以与散文文体的渊源关系至为密切。程新炜《中国古代文体论渊源与〈文心雕龙〉》（《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提出中国文学的起源有两个源头：一是由原始神话、宗教所孕育出来的富有强烈感染力的原始诗歌，二是应用于各种社会生活场合中的种种文字。殷商甲骨卜辞是中国最初的定型文字，因而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散文雏形。从春秋到秦统一之前，除了记叙、说明等文体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完善外，语录式的纪言体、论说体亦相继出现，形成了“至战国而著述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局面。南宋陈骙在《文则》中指出了《左传》中保存的八种文体：“命、誓、盟、祷、谏、让、书、对”，这是文体发展的一大跃进。可见早期散文的主要文体即是史书。唐代孔颖达曾先后提出《尚书》“六体”“十体”之说。陈赟《〈尚书〉“十体”的文体学价值》（《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曾从文体学的角度重点论述了《尚书》中的“典、谟、训、诰、誓、命、贡、歌、征、范”等十种文体的类型、特点、价值及其后续影响。胡念贻《〈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徐柏青《论〈尚书〉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文在从文学史的视角肯定《尚书》的文学成就、地位与贡献之际，也都充分肯定了《尚书》对后代散文的深远影响。继《尚书》之后的《春秋》《左传》《国语》等其他先秦史书也都对古代散文创作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到了战国时代诸子散文勃兴之际，历史散文仍与其并驾齐驱，也足见历史散文的地位与成就。秦汉以降，对后代散文影响最著者莫过于《史记》。俞樟华《唐宋八大家与史记》（《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专题分析了唐宋八大家对《史记》的继承与创新。吴汝煜在《史记论稿》中的《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一章中强调指出司马迁是古文家心目中的千秋宗匠，《史记》为唐宋散文的典范，不仅句法、章法、笔法有不少来自《史记》，而且其审美观也受其启示。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二章“《史记》与中国古典散文”也就《史记》如何集先秦散文之大成以及如何成为千秋宗匠与不朽典范的问题作了专题论述。

（2）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小说文体与史书具有先天的亲缘关系，有的作品甚至可以混为一体。所以研究内容最为丰富，成果也最为显著。一是史书对历代小说创作的整体影响研究。韩云波《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李建东《叙事文学的先声——论“野史杂传”向小说之过渡》（《学术论坛》2003年第1期）从不同的维度探讨了小说发生学的问题。何悦玲《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进路，旨在梳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及其历史变迁，以期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提供新的观照视角。刘云春《历史叙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审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以叙事学为理论支点，借鉴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以历史叙事对古典小说的影响为论述中心，全面考察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演变的各个重要阶段。全书收束归纳的中心是：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独立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不断从历史叙事中借鉴叙事技巧、依傍史传提升自己、并最终扬弃历史叙事范式的过程。二是特定时代小说与史书的渊源关系研究。重点落在唐代小说，出现了诸多论文，其中韩云波《刘知几〈史通〉与“小说”观念的系统化——兼论唐传奇文体发生过程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初唐八史”与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2年]、《论唐代“史化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等文论题比较集中。三是特定史书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关于《春秋》 《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研究，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都是具有相当厚重的学术含量的论著。孙著首次将《左传》人物分为“累积型”和“闪现型”两大类，富有新意。当然，论题最为集中的还是《史记》，除了陈磊《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赖祥亮《由明清小说评点话语探〈史记〉对明清长篇小说叙事的影响》（《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张海锋《管窥〈史记〉纪传体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现代语文》2008年第10期），陈莹《唐前小说对〈史记〉题材的接受与超越》（《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等论文外，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也都设立专章重点分析了《史记》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四是史书对特定小说名著创作的影响研究。其中的聚焦点是四大名著，既有如葛鑫《〈史记〉对四大名著的叙事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的总论性论文，但更多的是对各经典名著的专题讨论。其中以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影响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其他还广泛涉及《搜神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

（3）对戏剧创作的影响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有关戏剧文体的历史渊源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比较缺乏。重点还在于《史记》对元杂剧的影响研究。俞樟华的《史记与戏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是第一篇研究《史记》与元杂剧等戏曲关系的文章，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论韩信戏》（《史记论丛》第3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论现代舞台上的项羽形象》（收入《乌江论坛》，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文。丁合林《元杂剧史记戏对〈史记〉的继承与重构》（《开封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较早提出了继承与重构的辩证关系问题，指出元杂剧作家深知《史记》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自觉地继承了《史记》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的特点，创作出了数量众多的史记戏。然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剧作家无疑要用自身的观念审视历史，同时还要顾及观众的心理，应对严酷的法律，因此又不可避免地对《史记》进行了重构。其他如高益荣《论〈史记〉对元杂剧的沾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许菁频《论元杂剧中的〈史记〉戏》（《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苏琦、马静《论〈史记〉对元杂剧的影响》（《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赵洪梅《〈史记〉在元杂剧中的接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工商大学，2010年）等文，也都注重于《史记》影响于元杂剧，或者说元杂剧对《史记》接受的整体研究。至于三国戏研究因重点在于《三国演义》与三国戏的比较，而三国戏与《三国志》的研究反而被淡化，可略关注一下顾宇倩《元杂剧中三国戏题材探源》（《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大圣《试论元杂剧“三国戏”对三国人物定型的意义》（《文学界》2011年第7期）等文，其中都涉及与《三国志》的渊源承传关系。

（4）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相对而言，诗歌文体受史书的影响度较散文、诗歌、戏剧为低。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借用西方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全面考察了唐前《史记》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接受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其中第三章唐前诗歌对《史记》的接受，主要通过考察唐前诗歌对《史记》所载人物的选择和吟咏情况，探索唐前诗歌对《史记》的接受特点、接受方式及诗歌对《史记》题材内容的突破与拓展，展现审美客体的时代气息和个体特色，进而揭示时代的审美趣味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俞樟华《论〈史记〉与古代诗歌》（《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在总结前人有关《史记》对古代诗歌的贡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史记》在思想、题材、表现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对后代诗人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此外，诸如吴怀东《在诗人和读者之间——“诗史”、“诗圣”说源流考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高建新《杜甫“诗史”略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郝润华《宋代史学意识与“诗史”观念的产生》（《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杨满仁《诗具史笔：沈约诗歌的史家意识》（《淮阴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等文有关“诗史”说讨论，若转换一下视角来看，也可以视为史书之于诗歌创作影响的研究。

三 古代传记文学研究

合文学与史学于一体的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亮点所在。全展《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记文学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80年代的起步积累期，90年代的发展繁荣期，21世纪的深化拓展期，期间呈现为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学者的交替与延续。此外，许菁频《百年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综述》（《学术界》2006年第5期），李健《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综述》（《文艺报》2006年12月21日），成曙霞《近三十年唐前传记文学研究综述》（《时代文学》2011年第2期），陈兰村、全展《新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回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等文也从不同角度对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现以全展《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为参照，重点就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传记文学史研究、传记文学类型研究、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四个方面分述于下。[※注]

1.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现代学术上的传记文学研究是由朱东润所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1942）》开创的，[※注]此书以文献辑佚为依据，用西方传叙文学眼光审视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作品，认为传叙文学的目标是人性真相的叙述，以此评述数百部作品，同时兼具开创传记文学史与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之意义。在80年代初期，朱东润又连续发表《论传记文学》（《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以及《传记文学》《我对传记文学的看法》《传记文学能从〈史记〉中学到什么》《漫谈传记文学》等文，涉及传记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奠定了传记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陈兰村从浙江师范学院来到复旦大学访学进修，得益于老一辈学者朱东润的授课和指导，开始致力于古代传记文学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成果显著，引人注目。其中《试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之功能》《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等文，都是有关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论文。经过80年代的起步、积累，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逐步臻于系统和深化，取得了许多新的可喜成果，其中重要著作有：陈兰村、张新科《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新科《人的大写——中国史传文化》（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韩兆琦《中国传记艺术》（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全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郭久麟《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鉴于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资料零碎分散，浩如烟海，如珠玉散落在各种典籍之中，俞樟华在《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一书中细心地下了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浩繁功夫，从历代传记作品的序跋论赞、各种史书、历代文人对史传和杂传作品的评点著作、笔记杂著、目录学著作、文学批评著作、历史评论和小说评论著作、诗文书信序跋奏议表状、帝王诏书及一些专题文章、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十大类的著作之中搜集资料，鉴别整理，系统总结，较为完整地建构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理论体系。被学界称为填补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术空白。[※注]而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杨正润《现代传记学》的出版，则标志着21世纪以来传记文学理论的深入与突破，传记文学的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两人都有在美国专门对传记文学访学的经历，又都精熟英语，在传记文学研究上中西沟通，学术视野宽广，被传记文学研究界称为“南杨北赵”，双峰对峙。

2.古代传记文学史研究。朱东润著于1942年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同时首开了现代学术上传记文学史研究之先河。80年代初，刘可《从目录学看传记体的演变》（《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易平《论〈左传〉中的传记体雏形》（《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相继发表，标志着传记文学史研究的重新启动。刘文认为传记这一门类源出历史，从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中，能够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内容和容量，探寻传记这一体裁源远流长的线索。易文追溯传记的文学渊源，认为《左传》已具传记体雏形。次年，陈兰村发表了《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一文，就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这些论文以及稍后问世的张新科《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从〈左传〉到〈史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陈兰村《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一同推动了古代传记文学史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之后，古代传记文学史研究进入了重要的收获期，其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一批贯通历代的重要著作密集问世，包括姜涛、赵华《古代传记文学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等。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第一次以通史的形式，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传承演变历史作了系统而具体的梳理、描述和研究，使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其开创意义自不待言。曾承担此书重要编写任务的陈兰村后又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这是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传记文学史研究著作，作者不仅清理和描述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演变过程，而且还较深入地探索其发展规律，其中不少部分体现了著者独到的眼光。自90年代中叶以来，断代传记文学史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先后出现了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史素昭《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版）三部研究专著以及谢志勇《逡巡于文与史之间：唐代传记文学述论》（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金正秀《晚清女性传记与国族想象的形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年），孙文起《宋代传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等。李著作为第一部断代传记文学史，在论述汉魏六朝各个历史时期传记文学的概貌时，尤为注重总结其创作观念的演变及写作艺术的得失，且能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论断，使人对于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总体状况，包括它的发展趋势和“跌落”“崛起”，得到一个鲜明完整的印象。张著将唐前史传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全面地进行综合研究，从史传文本的解读到人文精神的感悟，体现了纵与横的交错，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史素昭《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及其唐代传记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囊括了唐初八史的史笔与文笔、传统史传的继进与新扬、从史传到唐代散传的历程、唐代各体散传研究以及唐代的专传《慈恩传》的研究等内容。作者还认真考察总结了唐代的传记文学理论，文学、史学、目录学的跨学科研究，给这本专著增色不少，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谢文力图把唐代传记文学置于繁盛的学术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出唐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认为唐代“传”记文以儒家精神为思想底蕴，在某些自传性质的“传”记文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追求隐逸的出世思想，更在传记艺术上继承前代史传文学精神并有所创新，“寓言性”传记、“滑稽性”传记、唐代“小说性”传记反映出唐代“传”记文的新变。而金文则力求从当前认知中的“空白”或“不足”处入手，研究视角与学术构想颇为新颖。孙文起《宋代传记研究》对宋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概况、类型与主题、文学体学特征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同时又对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胡寅、朱熹、杨万里与陆游等人的传记文学进行了个案剖析与研究。

3.古代传记文学类型研究。乔象钟、徐公持、吕薇芬主编的《中国古典传记》上下册相继于1982年、198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录了自汉迄清（1840年以前）的81位作家的157篇作品，分为“本纪”“列传”“别传”“墓志铭”“行状”“自传”“小传”“事略”等不同类型。然而有关古代传记的分类，学界一直颇有争议。以前往往笼统地将古代传记仅分为“史传”与“杂传”两类，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则进而细分为史传、杂传（类传）、散传、专传、传记体小说等五类，但学界对各类传记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不平衡的。其中史传研究显然占据了主体地位（详见上文）。此外的重点所在是杂传研究，重要论著有：陈兰村《浅论魏晋六朝杂传的文学价值》（《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李祥年《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武丽霞《唐代杂传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0年），熊明《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辽海出版社2004年版），俞樟华、许菁频等《古代杂传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俞樟华、娄欣星《论方外传记中的类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等。武丽霞《唐代杂传研究》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严谨态度，通过尽可能详尽的文献稽考，着力把握唐代杂传的大致面貌和特征，并对与之关系密切的唐代传奇、文传、国史编撰等领域做了旁涉式的研究。俞樟华、许菁频等著的《古代杂传研究》是俞樟华带领浙江师范大学古代传记文学研究方向毕业的五名硕士研究生集体攻关的项目，其中许菁频关于古代自传的研究、盖翠杰关于古代行状的研究、叶娇关于唐代古文家传记的研究等，是对中国古代杂传文学研究的一次系统深化，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熊明《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以及后续发表的一些论文，论述范围不仅包括六朝杂传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突破与超越、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六朝杂传概说、杂传之渊源及其流变、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从汉魏六朝杂传到唐人传奇等，而且还具体深入刘向《列女》《列士》《孝子》的考论，《东方朔传》考论，以及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等，其中有的论题前人未曾涉及或未曾作过深入研究。

另一重点是散传研究。根据韩兆琦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的分类，散传是指成部的纪传体史书和杂传类传以外的文学性很强的各种单篇传记以及各种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传状、碑铭、自序等。散传是唐代传记文学的重心所在，唐代的传记文学珍品主要产生于此。与此相契合，叶娇《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巢洁《唐代散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7年），史素昭《试论唐代散传对〈史记〉传记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等文也都是以唐代散传为研究对象。叶文认为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巢洁、史素昭两文也都认为唐代散传继承了《史记》开创的史传传统，并有所发展。可见三文观点有相通之处。散传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是自传研究。陈兰村编《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精选中国古代名人所写自传35篇，起自汉代，迄于清末；其作者上自帝王、臣僚，下至隐士、僧侣，而以文学家居多。每篇附有作者小传、注释、译文和评析。相继问世的诸多论文，包括张新科《古代自传文的文学价值》（《唐都学刊》1992年第3期），许菁频《中国古代自传文学叙事观念之探微》（《江淮论坛》2003年第4期）,《死亡意识与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发展》（《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郭英德《明人自传文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李东雷《论中国古代自传中的生死智慧》（《理论界》2006年第8期），刘宁《关于中国古代自传文研究的思考》（《山东文学》2009年第11期）等，都有标示自传研究学术取向与进展的重要意义。

4.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领域是正史二十四史各书，其中重中之重是《史记》，因前文已作专题论述，此略。其余分布较广的是散传之作，包括韩柳、欧阳修、曾巩、三苏、张栻、吕祖谦、朱熹、宋濂、汪道昆、王世贞、袁宏道、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朱彝尊、王士祯、方苞、全祖望、袁枚、沈复、曾国藩、梁启超等传记大家的研究。因相关论文数量过多，兹举其要者按传主所处时代罗列于下：陈兰村《论韩愈、柳宗元传记文的生命力》（《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饶德江《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陈俊昆《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点》（《零陵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鹿琳《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色》（《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范玉洁《简论柳宗元与传记文学的发展》（《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尹福佺《论欧阳修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徐裕敏《欧阳修的传记理论与创作》（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5年），郭亚磊《论曾巩的传记理论及传记创作》（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林尔《三苏散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7年），曲桂香《论苏轼传记文》（《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林怡《论东南三贤的散传》（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6年），俞樟华、林怡《论朱熹的散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陈兰村《论宋濂对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洪玉珍《宋濂传记文的语言特色》（《文学教育》2007年第3期），耿传友《汪道昆商人传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2年），孙礼祥《王世贞商人传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4年），何飞、杨毅《论袁宏道传记文的世俗倾向》（《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王建农、王成军《清代传记文学论——以顾炎武、方苞、曾国藩、沈复为个案》（《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俞波恩《黄宗羲传记写作及理论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5年），李鹏博《清初女性散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7年），刘卉《钱谦益散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房银臻《朱彝尊传记创作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尤秋华《王士禛传记创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潘德宝《全祖望碑传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郭玲玉《姚鼐传记理论及写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1年），车振华、王芳《试论袁枚的传记文创作》（《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朱文华《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的文史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李莹莹《梁启超传记作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等等。

古代尚有高士传、高僧传、神仙传等专类传记，相关个案研究集中于皇甫谧《高士传》、嵇康《圣贤高士传》、慧皎《高僧传》、葛洪《神仙传》等，尤以慧皎《高僧传》研究成果为著，主要见之于：方梅《〈高僧传〉艺术论》（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周海平《简论慧皎〈高僧传〉的学术价值》（《常熟高专学报》2004年第5期），许展飞《〈高僧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5年），黄先炳《〈高僧传〉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05年），徐燕玲《慧皎〈高僧传〉及其分科之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辑刊》初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刘湘兰《信仰和史实的统一——〈高僧传〉的叙事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王战睿《〈高僧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其中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主要集中于《梁传》及相关史料的文献学研究，包括对《梁传》成书的研究，以及《梁传》与外典的比较等，作者希望通过此文的研究，探究佛教史学与普通意义上外典历史学的异同，并总结出一些较有规律性的特点，是《高僧传》个案研究中的一篇力作。[※注]高士传研究方面，魏明安《皇甫谧〈高士传〉初探》（《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丁红《皇甫谧〈高士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5年）集中于皇甫谧《高士传》的专题研究；熊明《生命理念的投射：嵇康与〈圣贤高士传赞〉》（《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张瑜《广陵已绝响，犹存高士魂——嵇康〈圣贤高士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集中于嵇康《圣贤高士传》的专题研究。至于葛洪《神仙传》，则有殷爽《〈神仙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代表了本论题的最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