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史学一样，与文学的关系同处于最核心的圈层之中。古代文学与哲学关系研究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兴起之后，发展于整个90年代，延续至21世纪，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在近年来得到深化，主要包括对古代文学的哲学精神与意义的阐释以及古代文学与周易、儒家、道家、玄学、理学和心学等方面的关系研究。

一 古代文学的哲学精神研究

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的哲学精神研究，是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哲学精神、观念和思想所进行的综合研究，而有别于下文即将依次论述的与周易、儒家、道家、玄学、理学和心学等方面的关系研究。

诚如高旭东在《走向文学与哲学的跨文化对话》一文中所指出的：“哲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眼睛与大脑，没有这双眼睛的探路并且经过大脑的思考，一个民族就会走弯路；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之感觉与直觉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与哲学的一般关系，应该是哲学指导文学，文学表现哲学。无论是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产生于勾栏瓦舍之中的话本小说颇受佛学影响之外，中国正宗的诗文，不是接受孔孟哲学的指导，就是接受老庄哲学的启示，很少文本能够例外。中国的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就是要求文学以哲学为灵魂并且表现哲学。西方亦有此论，法国的布吕奈尔等人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中说，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并使之发扬光大’，而比较学者所‘回收’的二流作品，‘只不过是那些伟大体系的零头儿’——‘如果没有柏拉图，怎么理解费纳隆或雪莱？没有圣·托马斯，怎么理解但丁？没有笛卡尔，怎么理解高乃依？没有莱布尼兹，怎么理解蒲伯？没有洛克，怎么理解狄德罗和斯特恩？没有斯宾诺沙，怎么理解歌德？'”[※注]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固然是密切的，然而一旦我们进入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实际情形往往要复杂得多。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哲学精神研究而言，应该首先从作为文学—哲学共同之源的神话寻找学术支点或者说起点。德国民族学家卡尔·施米茨曾经提出每个民族文化都必须借此解答三个基本问题：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了世界？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了人类？是谁用什么方法创造了文化？这既是神话的解答，也是文学的解答、哲学的解答、宗教的解答。所以文学与宗教、哲学原本就是三位一体，最初皆蕴含于作为后代文学、宗教、哲学母体的原始神话母体之中，后来随着文明步伐的迈进，随着文学、宗教哲学的各自独立，文学走向了世俗、走向了人情，走向了感性，似乎从此与宗教和哲学分道扬镳了，然而事实上，文学与宗教、哲学三者从未停止过同构互渗的进程，只不过时显时隐罢了。鉴于此，古代文学的哲学精神研究应首先溯源于远古神话哲学。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勃兴之际，即有一些学者在倡导神话—原型批评的同时，开始关注神话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比如叶舒宪自1988年发表《黄帝四面的神话哲学》（《走向未来》1988年第2期）、《中国神话的宇宙观的原型模式》（《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2期）等文之后，经过多年的积累，终于推出集成性之作《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旨在通过借鉴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原型模式理论，并参照世界性跨文化的相关文献，深刻揭示天子明堂与黄帝四面之谜、混沌七窍与七日创世观，以及息壤的创生与“神州”表象的由来，从而还原和拟构中国神话哲学的“元语言”。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易有太极——神话哲学的元语言；中编：黄帝四面——神话的时空哲学；下编：九州方圆——神话的生命哲学。其着眼点在于从神话思维与哲学思维的渊源关系，探究中国哲学思维模式的神话基础问题以及中国神话中的哲学蕴义如何向哲学发展的演化过程。[※注]这一研究思路对古代文学哲学精神的神话溯源研究具有典范意义。

整体而言，新时期以来有关古代文学哲学精神的通论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期间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比如袁世硕《文学史中的哲学与文学》（《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哲学与文学的联系，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哲学影响文学有多种方式、途径，文学表现哲学也有多种方式、形态，这是文学史研究中应当关注和把握的。将文学作品的内容抽象为一种主题思想的做法，便推动了文学感性观照的功用。更多的论著则集中于一些专题性或个案性的综合研究，比如哲理诗研究，即是专题性综合研究的一种，重要论文有：陈文忠《论理趣——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审美特征》（《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许总《中国古代哲理诗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态》（《学术月刊》1995年第12期）、《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晋阳学刊》1998年第1期），李俊彬《中国古代哲理诗的特点及其诗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莹《宋代哲理诗的美学内涵》（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5年）等。其他如《诗经》与先秦哲学、儒道互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先秦哲理散文、寓言以及各代文学哲学思想研究也多属于专题性的综合研究。张梅《论“儒道互补”现象对中国文学的几点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通过“儒道互补”对文人心理结构与文学观念的影响，探讨其与中国文学的内在关系。张丰乾《〈诗经〉与先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子学时代的经典《诗经》与先秦哲学的关系为中心，从先秦子书引诗的体例与范围，诗句哲理化的方法论问题等角度出发，考察《诗经》对孔子、思孟学派和道家等先秦思想流派的影响。李炳海《祸福无常与持盈有术——汉代文学的人生哲理管窥》（《北方论丛》1999年第1期）认为祸福相倚、吉凶无常观念在汉代文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且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贾谊、司马迁都有这种倾向。汉代文人在慨叹吉凶无常的同时，也揭示了人生命运比较确定的规律，即盛极必衰，并且往往以满盛之家的覆灭作为题材加以表现。汉人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持盈术，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自谦和自污。这种持盈术融汇了先秦诸多学派的思想。段永升《天人思想与西汉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以西汉文学为本体，以天人思想作为研究视角，深入全面地剖析了天人思想影响下西汉诗歌、散文和辞赋等文体所呈现的新风貌及西汉文学与天人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力图对天人思想对西汉文学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哲学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综合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学家的哲学思想研究，二是文学作品的哲学精神研究。前者如张啸虎《屈原与诸子》（《求索》1981年第4期）、蔡靖泉《论屈原的哲学思想》（《荆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张钧、付振华《浅析陶渊明生命哲学的两个层次》（《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庄义青《韩愈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韩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朱学东《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肖伟韬《白居易生存哲学综论》（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许外芳《论苏轼的艺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张金环《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学内涵——李贽与李梦阳文学思想对立的根源》（《齐鲁学刊》2006年第3期）、刘军华《论汤显祖“情”之哲学的文艺思想》（《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等。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一书的上编，对《东坡易传》中的哲学观、苏轼儒学思想中的哲学观、苏轼庄禅思想中的哲学观进行了深入分析。朱学东《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对白居易的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肖伟韬《白居易生存哲学综论》指出白居易的生命哲学主要表现在七个层面：“中人”与“中隐”观；“情”在我辈；由“儒士”“文儒”向“文士”的滑落；对“才”“时”“名”“位”与天命观之关系的省察；“世间”“超世间”及“出世间”的不即不离；“思乡”与“恋阙”;“乐可理心”“酒能陶性”与“诗以申怀”。白居易的生存哲学恰恰是在儒、道互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中才到充分的发展，单单从佛、禅信仰来看，它根本构成不了白居易生存哲学的独特面目。

经典文学作品的哲学精神研究更为多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的哲学研究。此类代表性论著有梅新林《“石”、“玉”精神的内在冲突——〈红楼梦〉悲剧的哲学意蕴》（《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张兴德《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沈阳出版社2006年版）、宋子俊《〈红楼梦〉中的哲学意蕴及曹雪芹思想的价值取向》（《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期）、刘再复《红楼梦哲学论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高源《〈红楼梦〉哲学性质考辨——红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对象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等论著。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哲学精神的学术专著，旨在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解读了《红楼梦》的文本结构与深层内涵，提出《红楼梦》的本然结构源于远古神话原型，然后演绎为思凡、悟道、游仙三重模式，进而分析了蕴含于这三重复合模式中的儒家世俗哲学、佛道宗教哲学与道家生命哲学，对《红楼梦》的文本结构、哲学内蕴、文化精神以及主题意涵有更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刘再复《红楼梦哲学论纲》提出《红楼梦》不但具有最精彩的审美形式，而且具有最深广的精神内涵。《红楼梦》哲学是悟性哲学，是艺术家哲学。它的哲学视角是没有时空边界的宇宙极端的大观视角。《红楼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存在论的问题，它的最高哲学境界是“空空”“无无”。它的艺术大自在，正是永恒不灭的大有，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空”的升华，经历了对“色”的穿越与看透。《红楼梦》具有自身的哲学主体特色，是一种以禅为主轴的兼容中国各家哲学的跨哲学。它兼收各家，又有别于各家，是一个哲学大自在。

此外，涉及其他经典名著哲学思想研究的，还有吴圣昔《启示深邃，耐于寻味——论〈西游记〉的哲理性》（《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期）、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熊飞《〈水浒传〉主题的哲学反思》（《理论月刊》1997年第1期）、张同胜《〈水浒传〉的哲学诠释学解读》（《兰州学刊》2006年第8期）、陈东有《〈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胡军利《论〈歧路灯〉的哲学思想》（《湖南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等学术论文。李汉秋《〈儒林外史〉里的儒道互补》认为儒道两家都重视士的心灵和人格理想，儒家重视人伦，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主张在社会中确立个体的价值；道家重视个人的自由，以逍遥无为作为人生理想，主张在超逸社会中确定个体的价值。《儒林外史》反映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潮流，塑造了一些兼具儒士、名士特色的理想人物，真儒士的政治理想与真名士的超逸风流相辅相成。小说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儒道互补协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趋势。胡军利《论〈歧路灯〉的哲学思想》通过分析忠与孝、礼与理两组观念的嬗变轨迹及在小说中的体现，指出《歧路灯》是借倡扬理学复归孔孟儒学，而这种哲学观念的“复古”与作者生活时代的节拍不相一致，最终难以实现。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体现了文学阐释中思想研究的深化。

二 古代文学与《周易》关系研究

《周易》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元典之一，是我国早期“人文”的肇始。由于《周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易数哲学及其相关思想研究一直是《周易》研究的主体和重点。《周易》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在1949年以前已经多有关注，如闻一多在《说“鱼”》一文中对周易“隐语”的探讨，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对《周易》文学性的论述。此后恽灵曦《〈周易〉卦爻辞中之歌谣与中国文学的起源》、王岑《中国诗坛之原始》、居乃鹏《周易与古代文学》、叶华《古代文学起源新探》等都重点论述了《周易》与诗歌的关系。[※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大致延续此前的研究思维，继续探讨《周易》所蕴含的文学性，代表作如高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文汇报》1961年8月22日）、王栋岑《谈〈周易·卦爻辞〉中的诗歌》（《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平心《略说周易与诗经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等。80年代以来，《周易》哲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成为重要论题，显示出哲学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深远影响。始于80年代初期的《周易》美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与新时期两个不同阶段的衔接，是《周易》文学研究向《周易》哲学思想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的过渡。

《周易》美学研究伴随美学热的兴起而兴起，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文艺论丛》第6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袁振保《〈周易〉美学思想的历史影响》（《杭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殷绍基《略谈〈周易〉的美学价值》（《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等论文，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泽厚《华夏美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等论著中有专门章节讨论《周易》的美学思想。90年代初，刘纲纪还出版过《〈周易〉美学》[※注]一书，系统讨论了《周易》中的美学思想。《周易》美学研究偏重文学理论的研究，是《周易》哲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先声。

新时期之初，《周易》与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渐趋复苏。80年代中期，在“文化热”的大背景下，“易学热”加速升温。[※注]1984年6月，湖北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中国周易研究会”筹备组。1985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筹备会。1987年，山东济南召开了“国际周易讨论会”，同年，北京、贵阳等地相继成立“易学研究会”。“易学热”的兴起，不仅促进了《周易》本身的研究，也深化了《周易》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周易》的哲学意蕴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开始得到重视和研究。因此，立足于《周易》的哲学思想，探讨《周易》及其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化热兴起后的重要论题。按其研究思路，大致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周易》文学性的研究。较早的研究成果如王纯庵《〈易经〉与原始文学》（《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易传与先秦散文》（《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艾荫范和孙成佃《〈周易〉的卦象与〈诗经〉的廋语》（《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郑谣《谈〈周易〉中的歌谣》（《山茶》1982年第5期）、周光庆《试论〈周易〉中的诗歌》（《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刘金万《从文学的角度看〈周易〉》（《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与已有研究成果间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新时期以来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如唐志凯《〈易经〉中的民歌辨正》（《求是学刊》1984年第2期）、吴静安《论周易卦爻辞文学与古代史诗》（《南京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黄玉顺《〈易经〉古歌的发现和开掘》（《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张善文《〈周易〉卦爻辞诗歌辨析》（《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象征意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王气中《周易卦爻辞的文章》（《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黄海章《从〈易经〉中所见到的一些文学原理》（《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李炳海《〈易·渐〉卦及其文学因素》（《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诗经〉的比、兴与〈周易〉卦、爻辞的象征》（《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论〈系辞〉的〈易〉式结构》（《通化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叶玉华《西周的繇辞与兴诗——附论有关西周春秋诗歌史的资料与编排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邹然《论〈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周易研究》1997年第1期）、傅道彬《〈周易〉爻辞诗歌的整体结构分析》（《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谢选骏《〈周易〉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丛》第8期，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张善文、黄寿祺《“观物取象”是艺术思维的滥觞——读〈周易〉札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罗立乾《论〈周易〉中蕴涵的古代早期形象理论》（《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都着眼于《周易》本身的文学性研究，或阐释其文学理论，或分析其诗歌、散文、寓言等形态特点，或论述其结构特点、艺术手法、思维方式，研究全面而深入。探讨《周易》文学性的专著如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对《易经》卦爻辞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索、诠释，从中发掘出《易经》中隐藏着的中国更早的“诗集”。[※注]张剑《周易歌谣破译》[※注]一书对卦爻辞进行了诠释解读。张善文《〈周易〉与文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若干关于《周易》文学性研究的论文。[※注]

二是《周易》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包括专题性与整体性的研究，前者如《周易》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主要成果有吴林伯《〈周易〉与〈文心雕龙〉》（《武汉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王小盾《〈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夏志厚《〈周易〉与〈文心雕龙〉理论构架》（《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王弋丁《〈文心雕龙〉于〈周易〉——关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南方文坛》1990年第5期）、李平《〈周易〉与〈文心雕龙〉》（《周易研究》1991年第3期）等。这种比较研究偏重立足于《周易》哲学思想，探讨《文心雕龙》的理论及其构架。如王小盾《〈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一文认为：“《文心雕龙》依据《周易》的思想，建立了自己的主要文学原则，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理解了《周易》的哲学及其中的文化发生论，才能理解《文心雕龙》的‘纲领’或基本思想。”

有关《周易》与古代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则以陈良运的《〈周易〉与中国文学》[※注]为代表。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主要探讨《周易》本身的文学原理及其自身的文学性，共有8章，涉及《周易》的创造之道、符号象征、审美意识、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情理品位、语言艺术以及《周易》中的古代诗歌；外篇主要探讨《周易》的思想观念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共有10章，涉及《周易》与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学的本质、作家气质和创作风格、“感而遂通”的创作心理机制、“言不尽意”的诗学升华、“立象以尽意”和艺术转变、“神无方”的美学风采、“旨远辞高”的文学语言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接受鉴赏论、“变通以趋时”艺术发展等之间的关系。

这是全面研究《周易》哲学思想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理论著作，作者抓住《周易》的内在哲思本质，深入地探讨了《周易》本身的文学精神。如作者在探讨《周易》的符号象征时，从《周易》符号象征的形成、特殊品格和奇妙变奏等各个方面来研究，指出：“《周易》的‘象征’与黑格尔所定义的‘象征’有所不同，它的象征的‘精神意义’不是直接与‘感性形象’结合，而是与感性形象的抽象符号结合，形成独特的符号象征。此种符号象征所蕴含的精神意义，以其多样性与多义性而言，以其渗透其中的朴素的辩证意识而言，与黑格尔所称道的、属于欧洲文明的‘自觉象征’比较，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较之《伊索寓言》和《圣经》，有它们远不可及的难以穷尽的奥秘。”[※注]这种研究凸显了《周易》符号象征的独特本质及其精神意义，是从《周易》的内在哲学观念出发，观照和研究《周易》的文学性。另外，作者又从《周易》的哲学精神出发来探讨《周易》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认为：“人文精神在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灵魂的性质，而在以文字表现为功能的文化领域又是集中的凝聚与体现，文学领域的人文精神更是渗透于感情和艺术形象之中的审美表现。”因此，外篇第一章重点论述《周易》首倡的“化成天下”之“人文”，如何给近三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注]揭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元典的《周易》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后世文化的肇始之功和孕育之用。

进入21世纪，《周易》的哲学批评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仍然有不少佳作。黄黎星《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从哲学思辨的理性精神视角对《周易》与中国传统文艺的起源论、本质观、历史观、发展论、创作主体论、表现形式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阐释，指出《周易》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的渊源关系。[※注]于雪棠《〈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从《周易》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对《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的关系进行全面考察，认为《周易》的价值取向影响到了上古文学的主题生成，《周易》的结构模式影响到了上古文学的框架体制，《周易》的典型意象影响了上古文学的艺术原型。[※注]沈志权《〈周易〉与中国文学的形成》在分析《周易》本身的文学形态和文学内容的同时，也剖析了《周易》的思维方式与文学观念对于中国文学早期形成的作用和价值。[※注]张锡坤《周易经传美学通论》[※注]以“经传贯通”为原则，探讨《周易》经传中的诸多美学观念。汤太祥《易林与经学典籍关系及其人文价值研究》[※注]是对汉代经学著作《易林》的专题研究，从文献学入手，考察《易林》对《周易》的继承、《易林》对《左传》的援引、《易林》的文学价值、《易林》的史学价值、《易林》的易学价值等问题，以阐释《易林》的人文价值。

可以预见，《周易》文学研究在未来仍会保持着学术活力，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

三 古代文学与儒家关系研究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一派，战国时期儒家后学代表人物孟子、荀子发展了儒家学说。秦代儒学虽经秦火之厄，但因秦祚不长，汉代武帝又倡导“独尊儒术”，故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主流思想，经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产生了至深远的影响。[※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也激发了古代文学界对儒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1994年8月，首届“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召开，与会中外学者近百人，共收到论文约50篇。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讨论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跨入21世纪，由于“国学热”的高涨，儒学被视为“国学”内涵的全部或主体，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趋于空前的繁荣，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整体研究的同时，重点聚焦于儒家文艺思想、经学思想与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于是逐步形成了以下三个研究论题。

1.古代文学与儒学文化研究。即将一切与儒家学派及其思想学说相关的内容都纳入文学研究的视域，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或者说是整体性研究。其中贯通历代的有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岳麓书社2009年版）、刘相雨《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树增与马士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三书以及刘禹轩《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文史哲》1990年第4期）等文。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注重对儒家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历时性考察，在梳理儒家思想及学术史嬗变的基础上，论述了儒学与文学的互渗和冲突，以及儒家理念对作家及其作品之浸润。其中第二编《儒家思想学术之嬗变》依次探讨了“先秦：儒学之导源奠基时期”“两汉：儒学之推阐经术时期”“魏晋南北朝：儒学之南北异趣时期”“隋唐：儒学之承先启后时期”“宋代：儒学之求新求变时期”“元明清：儒学之踵宋绍汉时期”等论题；第三编《历代儒文之互渗与冲突》依次探讨了“两汉六朝儒文之互渗与冲突”“唐代儒文之互渗与冲突”“宋代儒文之互渗与冲突”“元明清儒文的互渗与冲突”等论题；第四编《儒家理念对作家与创作之浸润》依次探讨了“‘三不朽’价值观对古代作家之影响”“‘游于艺’对古代文士生存方式与文艺观之影响”“‘养气’‘禀气’‘炼气’与作家修养”“‘道’‘文’关系所引发的种种文学观”“‘天人感应’‘天人合德’与文学创作”“儒家伦理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儒家的历史观、叙史方式与古代叙事文学”“‘诗言志’的诗歌本体意义及其对‘史诗’、叙事诗与‘悲剧’产生发展的制约”等论题。这的确是一种贯通历代的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刘相雨《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则从小说入手，探讨了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分别就历史演义、英雄侠义、神怪小说、家庭小说、知识分子出处选择、才子佳人等题材类型，分主题探讨各代表性文本同儒学的关系问题。杨树增、马士远《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分上下卷，从远古神话传说及至清前期散文，旨在探讨中国古代散文的儒学传统，凸显儒学与中国古代散文的多方面联系与互动关系。

断代方面，则有姚文铸《汉魏六朝文学与儒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松青《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祥旭《论西汉后期的文学和儒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孙宝《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8年）、张鹏《北魏儒学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8年）、刘顺《初盛唐的儒学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贾名党《中唐儒学与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6年）、赫广霖《戏曲与儒学》（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5年）等。姚文铸《汉魏六朝文学与儒学》是一部论文集，其关注点集中在儒学、经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如《本于〈离骚〉，超越〈离骚〉——试论〈史记〉对儒学的继承和突破》《〈淮南鸿烈〉新旧儒学的过渡》《从两汉文学看儒学》《两汉的政治文化形势和两汉文学》《扬雄对儒家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从两汉大小赋的发展看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兴衰》等论文，研究视角大体一致。陈松青《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一书，对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颇有特点：一是研究视角超越了经学视域，既注意到了儒学与经学的联系与区别，又扩大了儒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范围。二是在历史发展中动态考察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既考察了先秦儒学与先秦文学的关系，又关注秦汉儒学变迁与秦汉文学发展的关系，充分探讨了儒学内在观念和内涵的动态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三是探讨儒学与文学关系时更注重两者的双向互动性。作者虽着眼于史传、辞赋和诗歌三种主要文体，但在探析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时，注意到文学及其创作者对儒学的主动性选择和接受。曾祥旭《论西汉后期的文学和儒学》[※注]立足于西汉后期的文学，重点考察了西汉后期的辞赋、小说、奏疏，以及《列女传》《新序》《说苑》等子书，梳理并揭示文学与儒学的内在关系。此外，一些博士论文则拓展了研究时段，由先秦两汉延续到魏晋、北魏、唐代等，如赫广霖《戏曲与儒学》以戏曲为例，研究儒学对文学的深刻影响。

2.古代文学与儒家文艺思想研究。重在古代文学与儒家文学思想的关系研究，亦即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马积高《两汉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学》（《求索》1989年第1期）以汉代为时段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进入21世纪之后，更有不少学术专著相继问世。

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注]，从孔孟等提出的一些言语命题的思想背景和儒学宗旨为切入点，以《左传》《国语》等先秦用诗为视角，对儒家的“诗言志”“言与默”“情信”与“辞巧”“郑声淫”与“思无邪”“六义”“迹熄诗亡”等命题作了新的诠释，阐发了对先秦儒家的人文关怀、淑世精神、诗性思维等问题的认识。[※注]周卫东《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研究》[※注]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阐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礼乐文化渊源；二是论述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的理论流变和政教意蕴；三是阐释先秦典籍中的儒家文学思想。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注]从文化精神、诗学精神和诗学话语三个方面论述了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元典及相关经学著作所蕴含的中国诗学理论。朱恩彬《文坛百代领风骚：儒家的文学精神》[※注]驳斥了李泽厚等人的“儒道互补”说，认为儒家文艺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主流，并对“天人关系”“中和”“政教说”等基本问题与范畴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阐述。韩钟文《儒家文学理论及其现代价值》[※注]立足于儒家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阐释，探讨儒学文艺观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3.古代文学与儒家经学研究。汉代经学确立以来，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文化乃至文学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90年代，殷绍基《“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徐醒生《汉代经学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5年）等文对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进入21世纪之后，古代文学与儒家经学关系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其重心是古代文学与汉代经学研究，相关学术著作主要有：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侯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于淑娟《韩诗外传研究——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等。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出版较早，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文学视野中的经书文本”对《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等经书作文学解读；中编“文化视野中的两汉经学”总结并阐释了两汉经学兴起、发展、高潮和式微的发展过程；下编“经学视野中的两汉文学”探讨了汉代经学与汉代的文学观念、政论散文、赋体文学、史传散文和诗体文学的关系。作者特别重视经学作为汉代的主导学术对文学的影响：“从创作主体来看，经学深刻地左右着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审美趣味”;“从创作客体来看，两汉文学的许多特征皆与经学的特征十分类似”，并认为“从本质上看，经学作为官方学说的独特地位又决定了它在与文学的双向互动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文学则只能处于被动的从属位置”。[※注]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2006）一书也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汉代经学及其思想文化影响”，中编“经学与汉代作家及创作”，下编“经学与汉代文学观念”。该书也特别强调经学对文学的作用，指出“经学在政治思想上处于支配地位，它对于汉代文学领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几乎处处都能看到已成为普遍性法则的经学的影子。经学对汉代文学的渗透，是非常广泛而有力的，同时，经学之进入文学又并不限于一种方式一个渠道一个层面，而是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层面，这就构成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丰富景观”。[※注]侯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选择汉代经学与文学共同关注的女性、山水、虹蜺、音乐、田猎五个意象，奇正、情志两对范畴，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透视汉代经学与文学各自的存在特质与历史文化根源。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以“经学与文学”为观照视角，系统、切实、细致、深入地研讨两汉经学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关系，从而明确汉代文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于淑娟《韩诗外传研究——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一书以《韩诗外传》为典型个案来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探讨经学著作如《韩诗外传》兼具经学性与文学性的双重特性，揭示了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共生现象，以及经学对文学在题材、叙事及创作方面的诸多影响。冯良方《汉赋与经学》则另辟蹊径，从汉赋的文体来考察经学对汉赋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另有吉峰、张恩普《反思与进路：经学视野下两汉文学理论研究述评》对经学视野下的两汉文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学术总结，认为20世纪末及21世纪之初至今，学界的相关研究经历了摸索、零星探索和整体概括三个相互叠加产生并发展的阶段，成果集中在表征性概括、专门领域的个案分析以及整体关照层面的研究三个方面。为更好地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有必要通过学术总结和反思，提出对作为整体性的“经学与两汉文学理论建构研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全面关注两汉时期主流甚至非主流的文论思想，在纵深层面剖析经学对两汉文学理论的影响，这对今后这一论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注]吴明刚《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则致力于“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认为两汉四百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个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注]

古代文学与儒家经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汉时期，但同时也涉及其他一些时段，特别是一些硕博士论文把研究视野拓展到了宋元明清。诸如高明峰《北宋经学与文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吴正岚《明代文人经学与文学思想变革的关系》（《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刘奕《清代中期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年）、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等，大致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序列。高著由完成于2005年的同题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立足于文献考据，结合北宋时期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潮，梳理了北宋经学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揭示了不同阶段的特征和成因，并通过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个案的剖析，凸显出宋代经学“变古”的具体表现。吴文认为，以宋濂、归有光、唐顺之、焦竑和钱谦益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经学继承和发展了北宋欧苏经学，对文学思想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建立了以六经为主、班马等“史中之经”为辅的古文典范“结构”；二是建构了文以载道与“文主于变”相结合的文论“结构”；三是经学上的道器合一，与文学上的神明和法度合一相呼应；四是经学方面主张亲子之情不受礼制束缚，与文学上推崇惊心动魄的深情和直抒胸臆相一致。上述文学理论变革的核心是以折中的理论形式强化了崇尚新变、追求神明与法度的动态平衡和表现真情等文学观念，为救治复古模拟、师心自用的文风和株守一家的科举之学提供良方。作为文学思想演变的重要动力，明代文人经学为阳明学导夫先路，并试图克服阳明学的流弊。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以常州文人群体为个案来考察清代今古文经学交替转换的具体情况。刘奕《清代中期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以过去一直不被文学史家重视的清代中期经学家的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分析，提出清代中期经学家在清代文学思想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最深地感知了“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时代精神，是形成和塑造清代中晚期文学思想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

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依据经学思想的分野来考察近代文学与文论，认为近代经学由东汉古文经学向西汉今文经学的“倒演”，与近代旧派文学由宗唐祧宋上溯至魏晋六朝、周秦诸子的发展走向，存在着惊人的相似。经学思想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近代文学派系的形成，并对文学的主题形态产生规范和制约作用；与此相应，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某些反经学的文学思潮。

在21世纪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中，古代文学与儒学关系尤其是与儒家经学关系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使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内容也比以往有所深化。

四 道家与古代文学研究

道家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直到80年代中期在文化热的催生下才重新得到重视。总体上来说，相比于儒学与文学研究，道家与文学研究发展较晚，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跨入21世纪，才渐趋丰富。

以“道”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及相关著作，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也是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渊薮之一。道家与古代文学研究多集中于老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研究领域：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本身的研究；二是道家与古代文艺思想的研究；三是道家与古代文学、古代文体关系的研究。

1.道家文学研究。先秦时期，文史哲浑然一体，《老子》《庄子》既是道家思想的结晶，又是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道家文学研究是合哲学与文学为一体的交叉研究，是哲学著作的文学性探讨。《老子》文学研究成果主要有：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陆永品《老子的散文》（《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章沧授《论〈老子〉散文的艺术特色》（《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1期），朱俊芳《论〈老子〉的艺术魅力》（《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许结《〈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学术月刊》1990年第2期）、《从创作论看老子的文艺思想》（《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李严《老子的文学特质述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等，重点围绕《老子》的文体形式、情感内涵、艺术特色与文章风格等进行探讨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庄子》一书的文学性更强，文学研究的成果也更为丰富，除了学术期刊的诸多论文之外，还有多部学术专著，如刘生良《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孙雪霞《文学庄子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刁生虎《庄子文学新探：生命哲思与诗意言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孙克强、耿纪平主编《庄子文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1年版）等。《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一书全面论述了《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文学类型、文体形态、文本结构、语言风格乃至美学、文学思想。《文学庄子探微》追溯庄子思想的来源，剖析其思想张力，总结其审美价值，从“自然”之象、言意之辨、文体多方面阐释庄子的文学思想与价值。《庄子文学新探：生命哲思与诗意言说》认为生命存在及其意义是《庄子》的思想核心，其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方式，使《庄子》一书成为文学文本，且有独特的文本构成和表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各有侧重，代表了当代《庄子》研究的丰富视角。

2.道家文艺思想研究。道家文艺思想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专题的期刊及会议论文不胜枚举，观点多样，视角多维，体现了这一研究的繁荣与成熟。更有学术代表意义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专著，诸如漆绪邦《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赵明《道家文化及其艺术精神》（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高起学《道家哲学与古代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陶东风《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向峰主编《老庄美学新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包兆会《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易小斌《先秦道家与早期文艺审美思想生成》（岳麓书社2009年版）等。高起学《道家哲学与古代文学理论》一书从自然论、虚静论、形神论、言意论、意象论、方法论、风格论、意境论等方面探讨了道家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对于道家哲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涵渊源、发展衍变等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此外，易小斌《先秦道家与早期文艺审美思想生成》抓住早期文艺审美思想生成这个切入点来探讨道家的影响，指出道家思想对于早期文艺审美的本体、主体、范畴和方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3.道家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80年代，赵明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如《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84年第1期）、《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85年第4期）等。90年代重要成果有李炳海的专著《道家与道家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生龙在系列论文《道家思想与汉代文学》（《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道家思想与两晋文学》（《求索》1997年第6期）、《道家思想与建安、魏末文学》（《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的基础上，撰写了《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岳麓书社1998年版）一书。此外，还有徐应佩《道家的自然妙道与山水文学》（《南通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龚长生《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李显卿、闵虹《道家哲学精神与中国文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等论文发表。进入21世纪，道家与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迅速，代表性成果有：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王凯《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徐华《道家思潮与晚周秦汉文学形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博士学位论文则有陈斯怀《道家与汉代士人心态及文学》（山东大学，2007年）、于春媚《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以隐逸、游仙、玄言文学为中心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这些论著在学术取向上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道家与古代文学精神研究。《道家与道家文学》论述了道家思想的理论演变、审美特质，通过对道家文学的各种现象作定性分析，从幽妙的玄感、泛神论体系、崇尚自然的理想、空灵的境界、严峻的风格、齐物的观照方式、复杂的人生意识、超然的处世哲学等横断面剖析了道家思想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特征的深远影响，总结了道家文学内在的文化精神。此书对道家思想与文学表现的讨论，论证翔实，角度独特，理论色彩浓厚，是这一研究论题的重要成果。赵明《道家文化及其艺术精神》一书虽然以阐释道家文化为主要内容，但最后两章则专门论述了道家的艺术精神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二是道家与文学关系研究。李生龙《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共分为五编，前四编是“道家总论”“老子”“庄子学派”和“黄老学派”等道家及其思想的论述，第五编是“道家对文学的影响”研究。该著作不是专门研究道家与文学的关系，但在详细梳理道家及其思想学说的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道家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对道家美学思想和老庄的文学特色进行了共时性探讨，并对道家思想与楚辞、汉代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和元明清文学的关系作了历时性的纵向分析和研究。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从断代文学角度研究了道家与文学关系的著作。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了道家的精神境界、崇尚自然的观点以及独特的生命意识对汉魏文人的影响；下编分述道家思想与文化精神对汉魏的赋、诗、散文及小说创作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汉初道家的文化精神影响了汉大赋的艺术精神；二是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与汉末追求享乐、自由的士风相结合，激发了大胆抒写世俗之情的文艺思潮，使诗、赋的创作从儒家政教文学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促进了文学的自觉；三是道家的生活理想、艺术取尚孕育出游仙、归田和抒写闲情类的作品、寓言赋以及大量的小说；四是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是另一部研究道家与断代文学的著作。作者上溯先秦两汉，对道家与先秦两汉文人及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考论，剖析道家思想及作品对楚辞、汉赋、诗歌、史传文学、小说的影响研究，以及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此外，陈斯怀《道家与汉代士人心态及文学》、于春媚《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等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徐华《道家思潮与晚周秦汉文学形态》、赵明《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李生龙《道家思想与汉代文学》、《道家思想与两晋文学》、《道家思想与建安、魏末文学》等论文也属同类研究。

三是道家与文学文体研究。韩经太《中国诗学的语言哲学内核与语言艺术模式》一文认为，中国诗学的民族文化特质是由汉语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所独有的语言哲学的内在精神和语言艺术的实践模式历史地决定的。以《老子》首章的立言方式为标志，思想领域的“名道”学说，以其两端同出而相互生成的名物玄同观念，导致了中国诗学的语言哲学内核——“言难言”和“言无言”互动的语言艺术精神。这一艺术精神贯注于诗学传统，经历了三次关键性的实践塑造。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的经典模式，是对应于语言哲学之名物玄同观的“赋兼比兴”模式。[※注]王凯《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通过山水田园诗这一特殊诗体来探讨道家与文学的关系。该书“旨在通过山水田园诗来展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同时也尝试运用道家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山水田园诗做出新的阐释”,[※注]选取先秦至晚唐的山水田园诗，对其发展流变过程进行细致考察，深入探讨了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精神对山水田园诗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又生动分析了山水田园诗中所蕴含的自然气韵和道家风骨。另有徐应佩《道家的自然妙道与山水文学》等同一论题研究成果。

道家思想、道家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启示、借鉴，未来的学术发展必然值得我们期许。

五 古代文学与玄学关系研究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哲学思潮，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后来的文学观念及作品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玄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就成为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的问题。

玄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展开，如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一文已经讨论了玄学对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但这一问题成为热点，还是在80年代中期文化热兴起之后。1984年钟元凯发表《魏晋玄学和山水文学》一文，指出魏晋玄学对于山水文学的兴起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学术思路较为传统，但却是在古代文学界在60年代“山水诗”是否有阶级性的大讨论之后，重新开启了山水诗的讨论。[※注]此后陆续有相关论文发表，如葛晓音《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褚玉龙《论魏晋玄学对〈文心雕龙〉艺术辩证法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孔繁《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魏晋玄学、佛学和诗》（《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和《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郭外岑《魏晋玄学与“意象”形成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卢盛江《正始时期玄学影响文学思想的三个主要途径》（《南开学报》1989年第3期），等等。葛晓音《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认为要具体地搞清玄风、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用诗歌谈玄说理之风实为阮籍、嵇康所开，也就是说正始玄风对诗歌的直接影响是产生玄言而不是山水，那么正始与东晋诗坛产生玄言的共同原因是什么？二是在西晋玄风大盛之时，山水诗萌生，玄言诗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原因何在？三是东晋玄言诗中颇多模山范水之句，它对山水诗的影响应如何评价？四是山水诗在宋初大行于世以后，玄学佛学仍然契合无间，而且更加兴盛，玄谈之风直到隋初才稍见革除，也就是说：山水方滋，庄老未退，那么效仿佛偈的玄言何以会在文学中衰歇呢？这四个问题确是玄学与山水诗研究的肯綮，此文也因此成为这一研究转向深入的标志。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是80年代中后期玄学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专著，也是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虽不到十万字，但对魏晋玄学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却较为全面。作者首先对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进行了宏观理论考察，然后逐一探析魏晋玄学与游仙诗、招隐诗、玄言诗、山水诗和田园诗等具体诗歌体裁的关系，从多个角度讨论了“玄学作为魏晋时代精神，是如何影响及于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注]这一问题。

20世纪90年代，玄学与古代文学研究走向繁荣阶段。相关学术论文频见于学术期刊，如卢盛江《玄学与正始时期诗歌思想的变化》（《南开学报》1990年第3期）、张晶《陶诗与魏晋玄学》（《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张海明《玄学与文学中的原道观念》（《南方文坛》1994年第4期）、《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袁峰《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人文杂志》1995年第6期）、洪之渊《王何玄学与正始文学》（《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李建中《玄学人格与东晋玄言诗》（《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陈顺智《玄学虚静说与文学创作心理》（《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汪习波《玄言对东晋诗歌的渗透》（《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等。这一时期也推出了不少专著，主要有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袁峰《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20世纪90年代的玄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内容更为丰富，讨论也更为深入，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展明显，概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思路有了拓展。袁峰《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突破了玄学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单向思维，从玄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的视角考察研究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的双向关系。作者指出：“在人文精神意义上，建安文学与魏晋玄学没有质的不同；在偏重于想象与偏重于玄想意义上，二者产生了一定的差别。在汉晋人文精神转变之际，人们首先是以不同于汉儒的方式进行想象，然后才以不同于汉儒的方式进行玄想。”[※注]作者在探讨魏晋玄学对魏晋文学的影响之前，首先探讨了建安文学对于魏晋玄学的影响。这种玄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的探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使玄学与文学的结合研究有了更好的切入点。二是研究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论述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士人心态，可以说是一部玄风影响下的魏晋思想史。作者认为魏晋是士人心态发生巨大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与玄学思潮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深入探讨了魏晋时期政局的变化、玄学思潮的演变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关系。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在魏晋玄学与文学形态之外，还按时间顺序论述了玄学与正始、西晋、东晋和南北朝的文学思想的关系。三是体系性有所加强。如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该书与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的研究问题大体相同，篇幅增多的同时，结构上也更具体系性。全书分为三篇，上篇“魏晋风度与审美人生态度”论述了玄学思想人格、魏晋名士风韵和清谈风尚；中篇“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特质”论述了玄学本体论、认识论、主体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下篇“魏晋玄学与诗歌精神嬗变”论述了玄学对游仙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咏物诗的影响。全书以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的关系结构篇章，体现出“在玄学基点与文学归宿之间”“引入‘人生’这一中介”[※注]的研究思路。总体来看，90年代的玄学与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特别是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

21世纪以来，玄学与古代文学研究持续繁荣，不仅有更多的论文发表，而且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黄应全《魏晋玄学与六朝文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国荣《玄学和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学术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牛贵琥《广陵余响——论嵇康之死与魏晋社会风气之演变及文学之关系》（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王澍《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对玄学与古代文学的探讨较为全面，开篇侧重理论探讨，总结了玄学与文学联结的四个特质：玄学人生人格论、玄学本体论、玄学思维方式和玄学审美意识。其后分别论述魏晋玄学与中国文人性格、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古代文艺及文学审美情趣间的关联，论述翔实，观点也颇有可取之处。其他研究成果大多集中讨论玄学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玄学与诗学、诗歌的关系。前者以徐国荣《玄学和诗学》和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为代表，后者以王澍《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为代表。徐国荣《玄学和诗学》认为玄学既是一种思辨哲学也是一种诗学精神，“玄学和文学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它们存在着前对话—对立—再对话的复合关系”。其中“前对话”是指玄学与文学的同源异流关系，“再对话”是指以玄学思维方式看待审美的文学，“对立”则是指玄学形成思辨哲学而与感性文学相异。[※注]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则从发生学来研究魏晋玄学所蕴含的诗学思想，指出：“嵇康‘声无哀乐’论强调对主体的超越与王弼‘得意忘象’论强调对客体的超越是正始玄学所蕴含的最为重要的诗学（美学）内容。”[※注]王澍《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对魏晋玄学与玄言诗这种特定的诗体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论述了玄学思潮对于玄言诗发生、发展和演变所起的作用。第二，玄学与古代文论的关系。黄应全《魏晋玄学与六朝文论》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作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说，玄学对文论的影响表现为对当时的文学自觉倾向有一种复杂的作用，玄学对具体文论家及其理论的影响则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同时玄学也对六朝其他艺术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玄学与文学关系密切，但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较为明显的问题上，今后的研究能否在文体、时代甚至文学理论上有更大的创新，还须拭目以待。

六 古代文学与理学关系研究

程朱理学是儒家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对早期儒家思想有所承续，又借鉴吸收了道释思想，是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时代新变。古代文学与理学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得到发展，21世纪呈现全面繁荣与深化的局面。

由于倡导“三纲五常”等思想，程朱理学多被视为封建意识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前，理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是从批判开始，并一路推进。主要研究成果如陈铭《宋明理学与明清小说的程式化和教训化》（《浙江学刊》1982年第4期）、张国光《金圣叹文学批评中反对封建理学的思想》（《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等。文化热兴起后，催生了一批理学与文学研究的文章，如徐正纶《试论〈阅微草堂笔记〉反理学的得失》（《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陈庆惠《〈牡丹亭〉的主题是肯定人欲，反对理学》（《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曾秀苍和王昌定《理学人物的写真——论〈歧路灯〉的人物塑造》（《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赵兴勤《理学家人格的追求与世情小说情节的构筑》（《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任访秋《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及先进的文学观》（《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杨胜宽《宋代理学与诗歌》（《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杨侠和邹晓《儒学·理学·世情小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第4期）、李勤印《古代情诗对诗教、理学的反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大多秉持批判立场，讨论理学对文学的消极影响以及文学的反理学意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注]是探讨理学与古代文学内在关系的代表性论著。该著作把心学也纳入考察范围，第一次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历时性研究。作者指出：“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则几乎难以找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故从理学开始形成之时起，理学家与文学家就展开了冲突，……以后理学虽渐渐侵入到文学的领域，但文学对理学的抵制、反抗，始终没有停止，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注]整个80年代，理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未能突破原有的研究思路与局限。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更为全面深入地看待理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如廖可斌《理学的二重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注]一文指出：“关于宋以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迄今学术界比较注重强调的是其中消极的一面，……但如果进入较深的研究层次，问题就并不这样简单。……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又源于理学本身性质的二重性。”90年代出版的一些论著，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超越了以往的单一视角，试图全面探讨理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如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一书“从宋代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全面把握作为文学家的朱熹的文学思想体系，既看到他的文学思想同他的理学思想、经学思想联系的一面，又看到他的文学思想超越他的理学思想、经学思想的一面”,[※注]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的看法更为客观公允。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探讨宋明理学对章回小说价值取向的哲学影响，个案研究翔实细致，结论可信；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采用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梳理理学与文学意识间的关系，探讨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与理学思想间内在的关联。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理学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是对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以思想史的发展为经，以宋明时代社会心理为纬，分析理学的性质、演变及其历史必然性，探究理学与文学艺术沟通联结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古文、诗、词、小说、戏曲等文学体类的内涵与表现形态发展演变轨迹，考察理学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同时，通过对理学自身发展、演化、解体过程的描画，揭示出它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折射及复杂表现，既探究了中国近古文学艺术史形态形成与演变的思想史根源，也将宋明理学研究与文学艺术领域相贯通。

进入21世纪，理学与古代文学研究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更为繁荣和深化。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研究的文学对象从宏观走向微观。宏观研究固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但微观研究则能呈现文学细致的肌理。宏观研究如陈忻《宋代洛学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前者对以二程及其门人弟子为代表的宋代洛学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涉及的人物有程颢、程颐、杨时、谢良佐及吕大临兄弟、游酢、尹淳、张绎、张九成、罗从彦、吕本中等；后者对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文学进行了探讨，重点论述了郝经、刘因、戴元表、吴澄、刘将孙、虞集、黄溍、柳贯、戴良等人的理学思想及其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专题类的理学家文学研究，主要有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张文利《魏了翁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以及王素美的《刘因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吴澄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许衡的理学思想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这些论著或者对理学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进行专题研究，如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张文利《魏了翁文学研究》，纠正了以往理学家研究中重思想、略文学的偏见；或者对理学家的个人理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进行研究，如王素美的三部著作，即深化了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

第二，关注的文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即由原来的以诗文为中心转变为向各种文体拓展。如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从文体角度来研究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还有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赵兴勤《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等。除此之外，其他各体文学与理学的关系研究都有进展，理学与戏曲，如季国平《宋明理学与戏曲》（中国戏曲出版社2003年版）；理学与诗词，如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春义《宋词与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理学与散文，如闵泽平《南宋理学家散文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等。从文体来探讨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能够深入剖析文体的特性及成因，廓清理学对不同文体的影响。

第三，理学与文艺思想研究得到了全面拓展。主要著作有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范希春《理性之维——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崔际银《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培友《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其中，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史纲》对宋明理学与古代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探讨，全书分为“引论卷”“诗学卷”“词学卷”“古文卷”“小说卷”“戏曲卷”和“绘画卷”，系统、深入地研究了理学发展演变与古代文艺思想变迁的关系。其他专著则着眼于理学与宋代文艺思想的关系研究，使这一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化。

七 古代文学与心学关系研究

广义的理学指宋明时期区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的以义理解经的学问，故理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心学与文学研究也往往涵括其中，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等。但心学与程朱理学有着各自内在的学术渊源和学脉传承，因而心学与古代文学专题研究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相比于理学与文学研究来说，心学与文学的专题研究不仅成果数量相对要少，而且起步也较晚。虽然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在论述明代文艺思潮时提出，心学是明代浪漫文艺思潮兴起的原因之一，但整个80年代心学与文学的专题研究极为少见，至90年代则出现了一批重要著作，如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注]、章继光《陈白沙诗学论稿》（岳麓书社1999年版）等。进入21世纪，心学与文学关系研究得到了持续发展，论著主要有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明代心学与诗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宋克夫与韩晓合著的《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还有大量论文发表。

综观心学与古代文学研究成果，论题主要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1.心学与文学形态研究。这一研究首先体现在小说、戏曲领域中，徐宏图《王阳明与戏曲》（《戏曲研究》2003年第2期）认为王阳明钻研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的同时，又与中国戏曲结下不解之缘。他生前不仅就戏曲的教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还对《西厢记》、目连戏、傀儡戏等剧目、剧种进行评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石昌渝《王阳明心学与通俗小说的崛起》（《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认为通俗小说的崛起，王阳明心学是重要条件之一。它一改鄙视通俗小说的传统观念，为士人参与小说创作和批评铺平了道路，使通俗小说的作者成分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心学为小说题材描叙市井小民的闾巷俗事提供了理论根据，并推动了小说从讲故事到写性格的演进。这些论文带有总论的性质，其他一些论文则从具体作家作品入手，探讨心学与文体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个案研究即是《西游记》和汤显祖戏剧。

（1）心学与《西游记》研究。这是较早兴起的研究论题，杨俊《试论〈西游记〉与“心学”》（《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和《〈西游记〉与“心学”新论》（《河东学刊》1998年第1期）、宋克夫《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潘富恩《谈阳明心学与〈西游记〉的心路历程》（《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朱恒夫《〈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以及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论著，都对《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有所探讨。

（2）心学与汤显祖及其戏剧。主要成果如陈永标《汤显祖的戏曲观与晚明心学思潮》（《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吴文丁《陆王心学是〈临川四梦〉的催产素》（《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徐坤和车录彬《徐渭与汤显祖戏曲创作之心学比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左东岭《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黄万机《阳明心学与汤显祖“至情”说》（《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等。

（3）心学与诗文。主要成果如姚文放、沈玲《游走在心学与文学之间的诗歌创作——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石明庆、王素丽《杨简心学及其诗歌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王承丹《阳明心学兴起与复古文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

2.心学与文学思想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成果数量最多，成就也最为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主题是心学家及心学流派的文学思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重点：陈献章诗学思想研究，专著有章继光《陈白沙诗学论稿》，论文有陈少明《白沙的心学与诗学》[※注]、张晶《陈献章：诗与哲学的融通》[※注]、张晶、张振兴《诗学与心学中的陈白沙》（《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3期）等；王阳明文学思想研究，如左东岭《论王阳明的审美情趣与文学思想》（《文艺研究》1999年增刊）、孙良同《王阳明的文学实践及其与心学的关系》（《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唐宋派文学思想与心学研究，如廖可斌《唐宋派与阳明心学》（《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雍繁星《阳明心学与唐宋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其他还涉及一些特殊时期或某个文学理论，如刘万里《心灵与性灵——论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的特质》（《学术交流》2003年第10期）、程小平《试析心学语境中的严羽诗学》（《西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郑海涛《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等。左东岭有《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和《明代心学与诗学》两部著作，《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以广阔的社会思想文化为背景，勾勒出李贽人格心态的演变轨迹，探讨其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两者关系，进而分析李贽的文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明代心学与诗学》汇辑了作者撰写的多篇明代心学与诗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此外，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著中，也涉及心学与佛道之关系及对晚明文学思想影响的研究。

3.心学与士人心态研究。这一研究领域中，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三部论著是代表性成果。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将晚明士人分为居庙堂和处江湖两类，分别探讨心学思潮对士人心态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部分文学个案研究中，剖析徐渭、李贽、汤显祖和袁宏道等人及其作品时，侧重于阐释心学与文人思想的内在关联。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是一部紧扣心学思潮与士人心态主题的研究著作，全书按照王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来剖析不同时期心学思潮影响下的不同士人心态。在“关于王学究竟在怎样的精神层面上解决了士大夫们的灵魂上安身立命的问题，又在怎样的问题上并不圆满回答人们的心灵困惑”[※注]等关键问题上，提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一书“从朝政变化、风俗变迁与思潮演变的角度，对最为复杂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注]，已超出了文学与心学思潮的研究领域，但在论述明代后期士人的拯世情怀以及回归自我的心态时，对王门心学的影响以及王学另类人格的探讨，深入独到，值得推重。

4.心学与文学综合研究。心学与文学研究中，有些成果内容极为丰富，既有文学思想研究，也有文学创作研究；既有文学整体研究，也有文学个案研究；既有作品研究，也有作家研究。如潘运告《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宋克夫和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等，皆属此类。《冲决名教的羁络——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一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论述心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中编论述心学思潮下的杰出人物，下编论述心学思潮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心学与文学论稿——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文学概观》一书紧扣心学与文学这一主题，对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作深入分析，涉及唐顺之、徐渭、袁宏道、《西游记》、“三言”、《金瓶梅》等作家作品与心学关系的研究。此外，夏咸淳《晚明士风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论述了心学对晚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影响，指出士风的新变与文风的发展皆与心学有内在的关联。《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探讨陆九渊、“甬上四先生”“槐堂弟子”的文学思想及文学作品，于明代心学与文学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综上，心学与文学关系研究在近四十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心学“学宗自然”“情识而肆”的观念，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宋明文学研究中，这一问题的拓展与深化会带来更多的学术成果，学术未来仍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