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古代文学研究得益于外来理论资源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热”的激发而逐步走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即不再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内部，而是放眼世界文学的视野，让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这一由“内”向“外”的延伸和拓展，就学理逻辑而言，显然还受惠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与推动。大致而言，新时期比较文学于1979年复苏，至1985年后同样由于“文化热”的激发而进入了学术兴盛期。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随之起舞，于80年代中后期勃然而兴，而后经过90年代的持续发展，至今依然不衰。在其初期，多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所从事，然后逐渐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进而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学术目标与路向的不同，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固然未能如美学研究、新方法热和文化研究承担学术范式转型的使命，但对于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对象，丰富研究方法，尤其是深化研究品质，还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比较视野中的古代文学研究已跳出了国别内部，进而参与全球视野中的跨文化对话，获得了当下的世界学术研究之意义。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引入与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虽然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即已兴起，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一直处于低谷期，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得到复苏并走向繁荣，同时也由此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多种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虽然时间不长，但研究成果十分显著，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比较文学论文篇目超过1万余条，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1904—2005年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1200余种著作，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盛况，同时也对百年中国学术产生重要影响，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深受其益。

基于世纪之交前后交集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中国比较文学也与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诸多学术反思之作，[※注]并相继形成了以下三个学术史叙述框架，彼此可以相互参照。

1.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即法国比较文学代表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繁荣的第一阶段，美国比较文学代表了其欣欣向荣状态的第二阶段，中国比较文学是繁荣发展的第三阶段中的突出代表。追本溯源，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世界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创刊（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现为累进式的发展态势与“涟漪式”的理论结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但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说法国学派学科理论引发的危机是一种学科收缩的危机，或者说是“人为的设限”而形成的危机的话，那么，在批判法国学派中诞生的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则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面对着扩张的危机，或者说是没有设限的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张的危机。显然，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已无法胜任这一使命，于是，一向重视跨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便历史性地承担起这个重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注]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持“三阶段论”的观点，认为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法国比较文学，开创了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和影响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美国比较文学，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樊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2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它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突破了法国比较文学与美国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能真正致力于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深入导向崭新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其根本特征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简而言之，第一阶段中的法国比较文学以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为主导，第二阶段中美国比较文学以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为主导，第三阶段中的中国比较文学则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拥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和前沿性。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者，首先是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因而可以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再次，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日本、波斯等国已有过深远的文化交往，近百年来，中国人更是对外国文化和外国语言勤奋学习，不断积累，这就使得中国比较文学有可能在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这一新的时代高度，置身于建构新的比较文学体系的前沿；又次，中国比较文学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对各国比较文学的派别和成果兼收并蓄，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如此热心；最后，还应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文史哲不分，琴棋书画、舞蹈、戏剧相通，为跨学科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各种可能。[※注]2.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五阶段论。对于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总结，大致形成三、四、五阶段论三种观点。徐志啸划分为20世纪初（“五四”前）的肇始初兴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的发展与滞缓期、1978年以来的复兴与高潮期三个阶段。[※注]胡铁生、王延彬也主张三阶段论，认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历经了复兴、自由发展和规范创新三个主要历史阶段。[※注]陈梅英则主张四阶段论，即萌芽期（20世纪前20年）、初步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滞缓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繁荣期（1979年以后）。[※注]刘保安与杜萍皆持五阶段论，但彼此在划分时限与分期名称上多有不同。刘保安五阶段分期如下：一为清末至1919年的萌芽阶段；二为1919年至40年代的发展阶段；三为50至70年代停滞不前阶段；四为1979年至1985年复兴和再发展阶段；五为1985年至今的蓬勃发展阶段。[※注]杜萍五阶段分期则为：一是晚清至20世纪初的发端期：开放本土的肇始初兴；二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模仿期：西学东渐之后的垦拓；三是1949—1978年的沉潜期：极“左”文化阻滞下的潜流；四是1979年至20世纪末的复兴期：开放争鸣中的积极探索；五是21世纪以来成熟期：提升创新之中的建构。[※注]以上两者比较，当以杜萍的分期与名称更为合理，但彼此都有不足之处，比如刘保安称清末至1919年为“萌芽阶段”，但当时问世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1909）、鲁迅《摩力诗力说》等不仅已是典型的比较文学之作，而且成为开创现代学术之先声，至今依然是不可多得的学术经典，所以还是以杜萍的“发端期”更为贴切一些。然而杜萍称第二阶段为模仿期，亦与当时胡适《西游记考证》（1923）、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钱钟书《谈艺录》（1948）等学术著作的实际成就与地位并不相符，倒不如用作者提到的“垦拓”之而直接名为“垦拓期”更为合适。关于第四阶段（1979—2000年）“复兴期”，需要强调一下的是，表面看来是1979年的突然爆发，其实则是此前沉潜期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钱钟书《管锥编》于1979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套四册，全书约130万字，引述古今中外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这部笔记体的巨著实际上是他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灌注大量心血而成的。同年9月，钱钟书所著《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 《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四篇文章，也同样著于动乱年代。就在1979年，还有杨绛《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范存忠《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79年版）与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等相继出版，也都是此前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杨著所载《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李渔论戏剧结构》皆为中西比较文学名篇，其中后文站在中西戏剧的高度比较分析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李渔与亚里斯多德在戏曲、戏剧结构理论认知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范著以语言文字为工具进行旁征博引，从哲学思想、园林、杂剧、小说、语言文字等各方面证实了中英文化间的渗透，在当时比较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王著既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又首次将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比较视野的拓展具有示范意义。在此后的80年代，又有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杨周翰《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等比较文学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上述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所录1904—2005年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1200余种著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成果，这足以印证80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走向复兴的新起点。与此同时，从建立比较文学学科、[※注]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注]编写比较文学教材，[※注]到建立比较文学机构、[※注]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注]创办比较文学刊物，[※注]再到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提升比较文学地位，[※注]也一同促进了本时期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并迅速发展为文学研究中的一门光大的“显学”。由于此前沉潜太久，所以才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至于第五阶段，已超越了刘保安百年回顾的时限，杜萍归纳为“成熟期”可谓名实相符，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同人为之骄傲的盛举。在这次重点探讨文学与文化边缘性问题的大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主题大会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而在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乐黛云明确指出当今欧洲比较文学渐趋萎缩，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这是因为中国比较文学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在全球语境下生成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这与欧洲比较文学作为学院派学术是不同的。“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密切相关，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进入世界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地终结。”[※注]从世界比较文学发展视野中的“第三阶段”到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其实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新定位。与此同时，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走向成熟。其中曹顺庆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进行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阐述和界定，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宣言书，[※注]其理论创新与建构主要体现在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等三个方面，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诚如杜萍所言，中国比较文学的成熟期，换句话可以说即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成熟期。[※注]

3.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李达三首先提出的学术构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苏的大陆比较文学界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2007年，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首先对接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以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进行学术定位，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预示比较文学已经突破了欧美学派的框架而呈现新的气象，标志着比较文学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作者通过追本溯源，在梳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源起与发展基础上，同时也对学界内部的歧见与争论做出了回应。[※注]两年后，曹顺庆、王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重点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源流作了系统梳理，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1971年7月中下旬在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出版了台湾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1977年10月，美国学者李达三在《中外文学》第6卷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宣告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建立。在此之后，大陆学界积极参与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术互动与理论建构，其学术发展脉络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从最初所关心的中国内部学科建设问题，发展到了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并进一步推进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设阶段。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必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注]

以上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五阶段论以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三阶段论之间，具有时段与学理上的内在关联，即第一个三段论的最后阶段与中间五段论的第二、三阶段以及第二个三段论在时段上是重合的，而在学理上皆以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为指归。

二 比较文学的借鉴与启示

从“比较文学”的兴盛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正式设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旨在整合中外文学—文化之资源，展开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其本身即包含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比较文学独具特色与优势的国际视野、前沿理论与新型范式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可以借此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1.比较文学国际视野的借鉴与启示。从学科起源与定位来看，诞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化，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跨文化性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与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就谈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从20世纪初梁启超“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限于本国”[※注]的开放胸怀，王国维立足中国本土，以阔大的眼界吸收异域养料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到鲁迅对外来的东西进行理智的选择和充分的吸收，并融入自身文化和文学改造实践的基本态度，再到钱钟书以广阔的国际眼光和通晓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精神实质的学识来进行切实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以及朱光潜既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又以中国文学经验来补充西方理论的互证互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自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中国学者吸取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和教训，既不囿于“影响研究”的据实考证，也不满足于“平行研究”所引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比较研究，努力探索一种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文学比较，以达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理解和融通，并在相互的尊重、交流、对话中，认识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个性，进而探寻人类文学创作发展的规律。[※注]而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确立比较文学的更高目标与任务，是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歌德晚年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之后，直至今天更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跨学科组合，都充分印证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内在关联性。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曾经历过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来自比较文学界的王向远重点从比较文学与文学史关系的特定视角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意见，他在《试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一文中先是提出文学史研究按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可分为国别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三种类型。然后将其中的区域文学界定为“作为某一地区多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历史地看，在中世纪古典文学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大体形成了四大文学区域，即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学区域；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东南亚文学区域；以犹太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错综交叉为基础的中东文学区域；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文学区域。14世纪前后“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两大分野正逐渐趋于形成。世界近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东西方文学”两大体系并立的时期。在14—19世纪的东西方文学分途发展的五六百年中，由于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两大体系逐步趋于消解。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拉丁美洲地区、黑人非洲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各民族文学的兴起，也相应地形成了黑非洲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和澳洲文学等区域文学。[※注]由此可见，王向远在探讨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时所涉及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区域划分问题依次可以归纳为“二分法”“四分法”与“七分法”。“二分法”意指“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两大区系；“四分法”意指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与欧洲文学区域；“七分法”则指以上四大区域加上拉丁美洲、黑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文学区域。[※注]这一世界文学版图的重塑，既是对中外“世界文学”讨论与争鸣的回应，同时也有益于比较文学跨国度、跨文化研究的全球推演，因而也有益于重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版图。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国际视野所获得的借鉴与启示，最为重要的是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如何重新定位。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古代文学研究长期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视域，比较文学研究国际视野的引入，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既可以探讨其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和影响，又可以比较其与外国文学的异同性，从而在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下进行文学的横向比较与研究；另一方面延伸了古代文学的当代学术研究之意义，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融入了当代世界文化交流的潮流中。当今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载体，其研究理应承担起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在比较研究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学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具体体现。

2.比较文学前沿理论的借鉴与启示。在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其理论探索一直未尝停止，这在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中国学派：比较文学三个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2期）等文中作了相当系统的探讨，其中的核心理论是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以及变异学。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曹顺庆出版于1988年的《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而后又有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饶芄子《比较诗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赖干坚《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杨乃乔《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曹顺庆主编《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版）相继问世，从而完成了中西比较诗学理论与学科史的建构；关于跨文明研究，曹顺庆在发表于1995年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体系初探》中明确论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跨文化研究，并指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与优势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注]后因鉴于“文化”一词概念所涉太过复杂，曹顺庆遂于2002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以便更清晰地划定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范围，并强调指出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对话，而交流和对话的前提即是二者的差异。“跨文明”研究的意义，即在于它突出了比较文学中的“对话性”;[※注]关于变异学，曹顺庆于2005年进而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概念，而其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则进而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崭新视角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探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古今中外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为支持，同时也紧密结合当今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所强调的异质性探讨，重点聚焦于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也更为契合目前各学科发展的后现代趋势。[※注]变异学研究既能彰显自身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既能推动理论原创，又能挽救学科危机；既能打破西方窠臼，又符合国际需求。变异学的研究正切中了当下的学术需求与话语需求。

要之，以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与建构的重要突破，无疑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赖以成立的关键所在。[※注]比较文学的这些前沿理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中西比较诗学重在揭示中西古典文艺理论的不同特色和各自的理论价值，探寻中西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并阐发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借鉴之价值。从中西比较诗学到跨文明研究与变异学，是前者的具体展开，而且彼此具有相互交融、相互增值的内在关系。变异学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其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这对于突破渊源研究、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传统思维，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念创新尤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比较文学新型范式的借鉴与启示。虽然比较文学研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日趋丰富甚至庞杂，但其基本范式还是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然后逐步拓展至比较诗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以及变异学等。这些对古代文学研究都有范式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1）渊源研究。就是从当下文学文本着手，探求外来影响的可能渊源，以揭示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文学关系史的一部分，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注]古代文学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和艺术形式等的外来源头进行考证和分析。如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人们熟知的“曹冲称象”故事源于北魏吉迦夜共昙曜所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有关称象的记载；人们心目中的神医华佗形象，又与佛经中所载神医耆域之事颇为相似。[※注]胡适《西游记考证》做出“大胆假设”，推测猴行者“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则“小心求证”，指出《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原型来自《贤愚经》,“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原型出自义净译《根本记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流沙河收沙和尚为徒”故事源于《慈恩法师传》卷一。[※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对章回小说与弹词等文体的艺术形式的外来渊源进行了探讨：“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便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注]

（2）影响研究。即主要探究本土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或者说是对为域外文学借鉴、模仿、重述的历史境况之研究。如果说渊源学研究的焦点在于放送者，那么影响研究把研究引向接受者。[※注]如陈铨《中德文学研究》[※注]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力作，全书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在德国的翻译、改编与仿效，及其在德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该书还着力介绍评介了歌德受中国纯文学影响的情况，指出他是德国第一个认识中国小说价值者，也是第一个深入中国文化精华者；他对中国戏剧也颇感兴趣，曾试图改编《赵氏孤儿》；他的诗作《中德季日即景》即受到中国抒情诗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中国精神贯注其中。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注]认为中国唐代诗歌很可能影响到了欧亚地区的诗歌形式，如欧洲十四行诗与古代波斯的鲁拜体四行诗。作者认为，李白的古风体诗的形式完全符合意大利十四行诗体规律，因此李白可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四行”诗体裁的鼻祖。唐代的绝句体与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在形式内容上也有相似处。因此，唐代诗歌可能对欧亚诗歌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通过西亚、中东、阿拉伯地区而传入欧洲（自然包括了波斯）。

（3）平行研究。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实质上都是探讨中外文学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只不过渊源研究探讨的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影响研究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两者只是施受关系的不同。平行研究则不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施受关系，没有谁影响谁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或者是兼而有之。因此，平行研究是对研究对象之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形式、创作思维、审美内涵以及文化背景等进行异同解读和比较，表面看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拉郎配”，实际上是在这种“拉郎配”的表象下寻找内在的异同本质，探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共通性和异质性。如郑振铎《中山狼故事的变异》[※注]把中国作家马中锡、康海、王九思作品的忘恩负义的狼形象，与欧洲列娜狐故事中的“蛇”、高丽故事中的“虎”、西伯利亚故事中的“蛇”作了对比，在忘恩负义的同一主题下对不同的艺术表达进行了探讨，是同中探异。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以“艺术手腕”“宇宙意识”为中心，指出李白和歌德的宇宙意识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的大灵常常像两小无猜的游侣般呈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喁私语。所以他们笔底下常常展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注]这是异中探同。当然，由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同关系错综复杂，平行研究实质上就是无规律的表象下寻找有规律的本质。

诚然，当今的比较研究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文学关系史研究，而是以此为基型而逐步拓展至比较诗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以及变异学等，甚至融入了文学人类学、形象学、传播学、译介学以及宗教文学、华人流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相关新兴方向和领域、路径与方法。而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学术范式的融合、变革与丰富，首先是研究思维与工具的优化与进步，借此可以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拓展和深化，但同时对于拓展视野、创新理论也同样具有反哺作用。从20世纪初王国维的经典之作《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等的问世，即已充分证明了古代文学受益于比较文学的借鉴与启示，显然是视野、理论与范式三者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而且不管时空如何变化，依然普遍适用于当今及以后文学经典的意义重释。然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归结于比较文学的学术宗旨，正如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所强调的：“比较不是理由，只是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的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理论体系。”[※注]这里所言实际上包括比较文学的双重宗旨：一是比较文学自身的宗旨即是为了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理论体系；二是比较文学的服务宗旨，即比较是为了探求文学的本质和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学创作和研究。比较文学的这双重宗旨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第二节 中外比较之一：渊源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外来渊源进行探讨和研究，包括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及艺术形式等渊源的研究。诚如王向远所言：“在过去上千年中惟一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只有印度文学”[※注]，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渊源研究，最初聚焦于中印文学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然后再向西域与西方渊源研究拓展。

一 中国古代文学的印度渊源研究

中国文学的印度渊源研究由陈寅恪等人开其端绪，季羡林等学者继承并深入，此后有不少研究者加盟其中。研究内容包括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前者是从史的纵向或作品的横向上进行渊源探讨，还包括佛教和佛典文学渊源探讨；后者重点探讨了《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和印度《罗摩衍那》的中国影响。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是渊源研究的高潮期，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有些落寞。

1.古代文学印度渊源的整体研究。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注]从史的纵向上探讨了历代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渊源典型。如屈原的著作里就有印度寓言和神话，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传说虽然在中国由来久远，但是季羡林认为这种说法极可能是来自印度；三国时代，“曹冲称象”的故事也源自印度；六朝时代的鬼神志怪里有不少的印度成分，最突出的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连中国的阎王爷也是印度来的舶来品，而《宣验记》里的鹦鹉灭火故事，更明显地抄自翻译过来的印度佛经；唐代《古镜记》以一个主要故事作骨干并穿插上许多小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是对来自印度古代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模仿；元代曲剧中也有印度的影响；明代《西游记》的渊源应该就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哈奴曼，等等。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按年代顺序编撰，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宋金辽元、明清、近代现代、民族民间共分六大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中心，并以广博的文献、宏富的资料，论述中国文学的印度渊源。

郁龙余《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流传与影响》[※注]从横向上重点论述了印度文学对我国汉族文学在体裁、题材、形象、语言诸方面的影响，同时还评介了藏族、蒙族、傣族等三个信奉佛教的少数民族及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文学接受印度文学影响的不同情况，并分析其原因。郁余龙等人所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以印度的《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五卷书》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心，勾勒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印度渊源，该书多引用前人研究成果，讨论较为全面。此后，郁龙余又有《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深圳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女神文学与女胜文学——中印文学比较一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中国印度学脉络总述》（《深圳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以及与周静合作的《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兼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印度起源》（《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等文问世。《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兼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印度起源》认为，中国接受印度古代文学有两次高潮，第一次自汉末至宋代；第二次始于现代。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众多僧俗学者，用一两千年的时间，翻译、注释、研究了汗牛充栋的佛经，其中包含丰富的印度古代文学。经过中国人消化、吸收，丰富、壮大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对印度古代文学进行辨析、比较，是应有之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较文学有一个很早的源头和很长的过程是在亚洲，在中国、印度和许多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作者认为，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研究，在中国学术史和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一是追根溯源，梳理中印文学关系；二是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印度文学版图；三是中国文学有了世界文学的新视野。可见此文具有综合性与方法论意义。《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女神文学与女胜文学——中印文学比较一例》分别拓展至女性比较与少数民族溯源研究，前文将在平行研究中再做论述，后文重点探讨了藏族、蒙古族、傣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曾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跟汉族文学一样，各个方面都曾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佛教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有着不同历史与过程，又使得两者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佛教给汉族带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佛教文学，而给少数民族带来的除了佛教文学之外，还有大量非佛教系统的印度文学。该文将中国文学的渊源研究推进至少数民族文学，则是对此前既有研究路径与领域的开拓。1987年与2002年，郁龙余所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先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两书分别辑录了作者80年代中期以前和以后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论文。

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为作者的论文集，收录了《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正统论和战争观》《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解读印度在史诗〈罗摩衍那〉的伦理思想》《观音的前天和昨天——观音来东土的前后》《成长在西天 定居在东土——阎王形象的塑造和演变》《〈云使〉和〈长恨歌〉》《〈沙薛达罗〉与〈长生殿〉——兼论历史题材的作品》《从〈西厢记〉中的红娘说起——中印爱情戏剧中的婢女和女友》 《失妻救妻——〈西游记〉中微型罗摩故事》《人神之恋》《蛇女蛇郎》《诅咒 咒语 真言——印度神话和〈西游记〉比较》《中国的重史轻文与印度的重文轻史》《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小说创作》《印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某些异同》，附录有《印度文学在中国——20世纪翻译、介绍和研究》。除了《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小说创作》属于现代文学之外，其余都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但也有部分内容属于平行研究而非渊源研究。佛教和佛典对中国文学影响至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渊源，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已于第十二章第三节“古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部分做了专题论述，此略。

2.《西游记》的印度渊源研究。《西游记》的印度渊源研究自胡适、陈寅恪等学者提出和初步探讨后，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分析。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注]一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列举了更多的例子，如《西游记》里的东海龙王与孙悟空的相斗故事与萧齐时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卷二高僧末阐提同恶龙斗法的故事相近；而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九僧魔斗法的故事，在《西游记》里俯拾皆是；《西游记》中孙猴子大闹天宫时同杨二郎斗法的故事，与失译人《佛说菩萨本行经》卷中的故事细节都一样；《西游记》第九十九回通天河里老鼋渡河的故事，与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一五、《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一一的故事极为相近。因此，季羡林认为《西游记》吸收了不少印度故事。曹仕邦《〈西游记〉若干情节的本源三探》[※注]一文也考证了《西游记》一些故事情节的印度渊源。

除了从故事情节上来考察《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外，孙悟空的形象原型更是研究的焦点。朱迎平《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张强和周业菊《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徐奋奋《孙悟空原型研究综述》（《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1期）三文对这一焦点作了综述研究。有关孙悟空的渊源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进口说”，认为孙悟空本自印度神猴哈奴曼（Hanuman）或那罗（Nala）而来，还有就是佛教中的“听经猴”的形象。早期以胡适、陈寅恪、郑振铎、林培志等学者为代表，后来季羡林一直持此说，如《〈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注]、《〈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此后，顾子欣《孙悟空与印度史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朱采荻《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文化娱乐》1981年第4期），陈邵群、连文光《试论两个神猴的渊源关系——印度神猴哈奴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的比较》（《暨南学报》1986年第1期）等都持此说。

二是“国货说”，认为孙悟空产生于中国自身古老的神话传说系统。鲁迅首先否定孙悟空形象源自印度，新中国成立后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也否定《西游记》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我们祖先从反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创造出来的……孙悟空虽然和《罗摩延书》里的大颔猴王哈奴曼有些相似之处，但决不能说他是印度猴子的化身，我们的猴子自有他的长成的历史”。[※注]刘毓忱《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作品和争鸣》1981年第5期）和《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萧相恺《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源》（《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龚维英《孙悟空与夏启》（《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石霏《大禹神话与孙悟空形象》（《寻根》2005年第4期）等都持此说。

三是“中外混血说”，即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结合中印两国神话及宗教中的相关元素创造出来的形象，它并非单纯地来自中国或印度。蔡国梁《孙悟空的血统》（《学林漫录》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赵国华《关于〈罗摩衍那〉的中国文献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和《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南亚研究》1986年第2期）、巴人《印度神话对〈西游记〉的影响》（《晋阳学刊》1984年第3期）等论文持此观点。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论述最为全面，此文详细考索了前人提到各种孙悟空的渊源，指出：“孙悟空形象的创造并不象许多专家说的那样和哈奴曼毫无关系，也不是说这个独特的典型全然是抄袭的、舶来品。一个伟大的文化即令是在尽情吸收移植其他文化的因素之时也会显示出其强大的鉴别力、消化力和改造作用。……孙悟空身上果然有哈奴曼色彩、但这色彩已被融化、改变、调谐，重新焕发出绚丽和辉煌。”

3.《罗摩衍那》对中国的影响研究。印度的《罗摩衍那》作为中国文学的渊源，不仅表现在《西游记》中，也表现在其他的文学中。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1984）[※注]一文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汉译佛经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包括傣、藏、蒙和新疆的古和阗文、吐火罗文等，有关《罗摩衍那》的记述和踪迹。降边嘉措《〈罗摩衍那〉在我国藏族地区的流传及其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索代《〈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王传〉》（《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星金成《从〈五卷书〉看印藏民间故事的交流和影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瓦其尔《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与蒙古民间文学》（《民间文学》1985年第3期），史习成《印度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的流传》（《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傅光宇《〈罗摩衍那〉在泰北和云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李沅《从印度的〈罗摩衍那〉到泰国的〈拉马坚〉和傣族的〈拉嘎西贺〉》（《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栾文华《〈罗摩衍那〉和〈拉玛坚〉》（《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等，分别论述了《罗摩衍那》对我国的藏族、蒙古族、傣族文学影响的轨迹。

关于印度文学渊源的个案研究，尚需关注一下王立、刘卫英《〈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凡五编二十六章，论及或涉及的“聊斋”故事八九十篇，主要运用主题学原理，梳理和提炼《聊斋志异》一篇或数篇故事之母题，然后引出先前与之相类相关的故事、史实、说法、议论其内容，相互关照，最后说明《聊斋志异》写作之特点。此外，还有萧兵《“凤凰涅槃”故事的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刘守华《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陈明《“唱歌的驴子”故事的来源及在亚洲的传播》（《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等文，着力于民间故事的渊源研究。刘守华通过对印度古代著名童话寓言集《五卷书》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搜集整理的我国各族民间故事加以比较对照，发现书中有二十多篇故事，将近全书的1/3，在中国可以找到它们的姐妹篇，情节结构十分相似，彼此间有着惊人的联系，然后对此作了细细入微的溯源与辨析。陈文主要讨论该故事的源流以及它在古代亚洲多个地区的传播情形，追溯民间故事在多语言、多民族、不同时空中的演变，比较该故事不同版本之间的结构、意义差异及其宗教含义，以揭示其在多元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二 中国古代文学的西域渊源研究

19—20世纪之交，英国及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M.A.斯坦因（M.A.Stein）等人来到西域探险，揭开了西域研究的序幕。此后，本土学者诸多有关西域研究的论著陆续问世，西域学渐渐成为一门学科，取得了显著成就。1991年《西域研究》季刊创刊，设有文物考古、历史地理、经济开发、社会生活、历史人物、语言文学、宗教文化以及吐鲁番学研究等栏目，无疑为西域研究与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然而就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西域渊源研究——无论是历史还是成果却无法和印度相比。诚然，关于西域的地域范围，自汉代以来，西域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从广义的概念来看，西域也包括印度在内，是大西域范围内的比较文学研究重心之所在。在印度以外区域的文学渊源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尤其是近年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带动，呈现为良好的发展态势。

关于古代文学的西域渊源论题，这里取广义的西域概念，同时也兼顾狭义的地域范围。西域渊源论题的基础是文献问题，一是文集编纂。重点是西域诗集整理，主要有陈之任等《历代西域诗选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正民、星汉、许征《西域少数民族诗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据悉，新疆师范大学正在组织一批学者编纂《历代西域诗全编》《唐代西域诗辑注》《西域诗歌史》等著作。二是工具书编纂。以陈延琪、萨莎主编《西域研究书目》（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与岳峰、周玲华编《丝绸之路研究文献书目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为代表，前者共收自秦汉至改革开放以来的1989年图书目录6734条，文种包括汉文、少数民族文、西文、俄文和日文，是迄今为止跨年代最长、集语种最多、收录西域和新疆研究书目最多的工具书；后者是一部系统反映丝绸之路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具有收录资料比较全面、系统，编纂体例合理规范、内容翔实的特点。此外，蒋英《基于GIS技术的西域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构建及应用展望》（《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提出运用GIS技术建构西域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富有学术前沿意识。当然，这些都是基础性的文本整理工作，何况西域渊源论题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西域诗文献整理与研究。而就目前既有的相关成果而论，只有少量的渊源研究贯通历代。1978年，饶宗颐在《〈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年纪念文集》中发表《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运用大量史料讨论西域宗教文化对文学、音乐、绘画的影响，认为“穆护”即祆教僧人。[※注]王立《乐音音响意象与中国古代思乡文学主题——从西域乐音音响意象谈起》（《西域研究》2000年第4期），胥惠民《古代西域文学论纲》（《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蔡建东、海滨《文学与考古双重视野中的西域乐舞“胡腾舞”》（《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郑楠《西域幻术源流及其对文学叙事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等也都属于贯通历代之作。其中郑楠硕士论文通过对西域幻术的研究，既揭示了幻术起源的奥秘，也向我们展示了西域幻术的发展脉络，以及西域幻术进入文学视野后的特征。此外，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认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两种基本方式，并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上从文学上加以挖掘。[※注]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从文化史的演进中发现，隋唐以统一中国之文化，是以融冶胡汉为一体的河朔文化为基础的，甚至认为“胡心”“市井气”这些在农耕社会中非主流的东西已从边缘渐趋中心。[※注]不过严格地说，上述所论仅仅是部分内容涉及渊源研究。就整体而论，是以唐代为中心，然后分别向上、下延伸。

唐代西域文学研究是当前学界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据孙文杰《21世纪以来唐代西域文学研究述评》的初步统计，截至2016年10月，国内已出版唐代西域文学研究专著21部，硕博论文52部，各类研究论文约570篇，从这些数字，可以窥知唐代西域文学研究蓬勃的生命力。[※注]2007—2009年，先后有姚春梅《唐代西域诗研究综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郭文庭、周伟洲《唐代文学视野中的西北民族关系研究之意义与局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三篇综述与反思文章问世，与孙文杰新近发表的《21世纪以来唐代西域文学研究述评》构成了完整的综述序列。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认为，在唐诗研究领域，“唐诗与西域文化”的研究意识在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并在微观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宏观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却难预其流；同时唐代文化研究、文化交流史研究、西域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则在客观上又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的全面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基础。因此，“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是必然趋势。该文认为，在这近百年的唐诗研究进程中，就“唐诗与西域文化”的论题也已显示出这样四个共识：西域文化是唐诗赖以发生发展的唐代文化背景之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西域文化是形成唐诗多样风格和整体精神风貌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西域文化是唐诗创作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源泉；西域文化是影响唐代诗人日常生活乃至创作心理的重要条件。孙文杰《21世纪以来唐代西域文学研究述评》认为，21世纪以来，学界从各个角度对唐代西域文学展开研究，以前未被重视的文人作品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唐代西域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20世纪唐代西域文学研究相比，近十多年以来的研究者善于利用和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挖掘出唐代西域文学新的文化内涵，加大了对唐代西域文学系统性、持续性、整体性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颇具成就的系列性研究成果。[※注]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域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西域渊源研究本是两个互有异同的概念，前者包容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部分内容，而且彼此在价值取向与论述视角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就此而论，当以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有关20世纪的“唐诗与西域文化”更契合唐代文学西域渊源研究论题。现综合以上四文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分为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是在整体研究方面，主要从唐诗与西域文化关系探讨渊源所在。学术前辈向达为此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向达长期积累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运用丰富的史料，深刻详尽地论证了西域文明对唐都长安的影响，论述中就引用了李白、白居易、李颀等20余位诗人的诗歌作品。但向达此著并非专论唐诗与西域文明关系之作。[※注]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也是如此，作者主要从民族、文化、宗教、建筑、语言等方面论述外来文明对唐代文化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引用了王绩、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为证。[※注]以唐诗为范本而探讨其与西域文化关系或追溯西域渊源的论著，大致兴起于80年代之后，与当时举国上下的文化热息息相关，举其要者有：蒋武雄《从全唐诗看唐代外来文化之盛行》（《中国边政》第85期，中国边政杂志社1984年版）、李明伟《丝绸之路与唐诗的繁荣》（《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唐代文学的嬗变与丝绸之路的影响》（《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胡大浚《唐诗中的“丝路”之旅》（《唐代文学研究》1996年第6辑）、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出版社1997年版）、张采民《民族融合与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陶新民《略论多民族的融合与唐代文学的繁荣》（《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胡拥军《盛唐诗歌中的“胡风”》（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9年）等。余恕诚《唐诗风貌》认为胡文化（西域文化）丰富和活跃了唐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长期囿于中原文化圈的某些狭隘见解和观念。胡大浚《唐诗中的“丝路”之旅》沿丝绸之路中长安、陇右、河西及西域一线对唐代丝路诗歌进行了地理与历史文化考察，认为唐代丝路诗歌独具多民族的色彩，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成果。陶新民《略论多民族的融合与唐代文学的繁荣》主要论述了隋唐制度渊源、李唐皇室血统、民族融合背景等对唐代社会及文学的巨大影响。到了2007年，海滨博士学位论文《唐诗与西域文化》对以上成果作了综合集成，重点就唐诗与西域文化关系作了系统的探讨，与唐诗的西域渊源关系研究密切相关联。文中第三、四、五章分别围绕西域历史地理文化、西域乐舞文化和西域民俗文化展开研究，是本文的重点和核心部分。第六章着重从宏观上讨论唐诗与西域文化的关系。西域文化极大地拓展了唐诗创作的视野和范围，丰富了唐诗创作的内容和题材，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来考察，岑参、白居易、李白的诗歌分别体现了西域历史地理文化、西域乐舞文化和西域葡萄（酒）文化对唐诗创作内容的巨大影响。充满了复杂性、混沌性和开放性的西域文化为唐诗创作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貌朝着好奇、雄健、扬厉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有效而深远的影响，促就了唐诗的极致性之美，为唐诗发展的进程注入了活力、生机与异端的因子。胡拥军《盛唐诗歌中的“胡风”》以盛唐诗歌及文献史料为依据，通过对“胡风”的梳理分类和剖析，考证其渊源并回顾胡文化在中原的传播过程，论述胡文化对诗人生活方式及唐室社会观念的若干方面的巨大影响，说明胡文化在盛唐时期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分析来自西域的“胡风”所引发的社会意识变异以及它对诗人的情感世界、创作心态的影响；论述“胡风”对诗歌的主题、题材、语言、文学意象及以盛唐诗歌为代表的“盛唐之音”的整体发展上产生的重要作用。此外，美国学者谢弗（Edw ard 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重在研究唐代中外关系与文化交流，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引用了唐人诗歌作品近百首，起到了诗文互证的作用。[※注]

二是在专题研究方面，主要从唐诗与西域民俗、艺术、胡姬、物象以及美学关系等视角探析渊源所在。其一是关于唐诗和西域民俗文化关系的专论。在唐代民俗研究中，聚讼纷纭者无过“泼寒胡戏”。20世纪，从向达、任二北等前辈专家到王嵘、赵望秦等当代学者，就此进行专门探讨的不绝如缕，近两年对此问题的争论又有升温，柏红秀、李昌集在《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发表了《泼寒胡戏之入华与流变》，王凤霞则在《艺术百家》2005年第2期发表《也谈泼寒胡戏入华与流变》进行商榷，其焦点主要集中在泼寒胡戏入华时间、泼寒胡戏演出时间、泼寒胡戏在西域是否为“纯粹的大众游戏”等。相比之下，赵睿才《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更注重综合性的系统研究，重在探讨西域胡俗对唐代民俗的直接影响、对于唐诗创作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比较细致深入。[※注]而较有新意的是海滨《论西域民俗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以酒俗和饮酒诗为核心》通过对西域酒俗文化所具有迷恋性、狂欢性、自由性三个特点的梳理，来探讨西域酒俗文化对唐人饮酒诗创作的深刻影响。[※注]其二是唐诗和西域艺术文化关系的专论。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等著作开拓了唐诗与乐舞关系的研究领域。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陶文鹏《唐诗与绘画》、朱易安《唐诗与音乐》、张明非《唐诗与舞蹈》（以上三书皆为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赵敏俐主编《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唐诗与西域艺术的关系。王春明《唐代涉乐诗研究》从进入唐诗的丝弦乐、进入唐诗的管吹乐、进入唐诗的敲击乐、进入唐诗的歌唱四个角度，对唐诗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美学的考索探究，探讨颇具创新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围绕唐诗和西域音乐文化从各个方面展开细致深入的论证，则已属于“唐诗与西域文化”的个案研究。[※注]另有冬青编《唐人诗歌中的乐舞资料》（《舞蹈》1959年12月26日）[※注]、傅正谷选释《唐代音乐舞蹈杂技诗选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等，为唐诗和西域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做了全面扎实的基础工作；其三是唐诗与西域胡姬形象关系专论。芮传明《唐代“酒家胡”述考》详细阐释了“酒家胡”的族属、经营特色、分布地域，并将论题延伸至东西方文化、经济交往的关系。[※注]孙立峰《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则认为胡姬代表了唐与胡两种文化从相拒到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域文化汇入了唐代华夏文化历史浪潮的主流之中。[※注]此后问世的相关论文有：乌尔沁《外来民间文化的使者：西域胡姬——唐诗胡姬形象解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任红敏《略论胡姬形象美感特质与世变之关系》（《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李小茜《唐代胡姬诗探微》（《社科纵横》2014年第8期），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被塑造的“他者”形象》（《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胡姬丰富的文化意涵与渊源，其中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被塑造的“他者”形象》）认为胡姬形象往往是作家基于自身文化立场塑造而成的文化“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创作心理。其四是唐诗与西域物象关系的专论。主要有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兰州学刊》2009年第7期）、侯立兵《汉唐辞赋中的西域“水”“马”意象》（《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陈珀如《瑟瑟罗裙琥珀酒——论西域名物与唐诗色彩》（《国学学刊》2013年第1期）、乔乔《〈全唐诗〉中的胡食》（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5年）、海滨《进贡与却贡——唐诗中葡萄的象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等。陈文考证“青黛”“瑟瑟”“猩猩红”“郁金”等域外名物进入唐诗之后，逐渐地丧失了在原产地的大多数特性，由具体名物而转化成理想化的形象色彩，并形成诗歌中的文学意象。郭文则认为在战争主题之下，唐代西域诗歌意象主要表现出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而和平主题下的西域主要有欢快歌舞的异域风光。这些意象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即历史意义、西域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民族心理认同。其五是关于唐诗与西域美学关系的专论，诸如吴功正《唐代美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刘畅《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南开学报》1997年第1期）、张云鹏《盛唐、“盛唐气象”与盛唐美学思想》（《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等相关论著可以归于此列，诸文在探讨唐诗与西域文化的问题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主题：外来文化或西域文化是唐代丰富多彩的美学风貌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异域异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反差和距离成为唐诗审美活动得以实现的必要因素；对于建构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来说，外来文化或西域文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是在个案研究方面，是以诗人个体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诗人，典型案例即是葛景春《李白与唐代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就专设“李白与外来文化”一章来讨论李白如何受到外来文化重点是西域文化的影响。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从李白的文化背景（包括西域文化背景）入手探秘，在本书的“奇特经历”“名字寓意”“夷夏观念”“剔骨习俗”“政治颠踬”等几章中进行推理论证或者谨慎推测时，实际上已经认同西域文化是解读李白之谜的重要门径。[※注]关于杜甫，1998年“杜甫与西域文化研讨会暨四川杜甫学会第十届年会”在新疆大学举行，曾就杜甫与西域文化的关系作了重点研讨，《胡气·盛唐气象·杜诗——试论杜诗的文化背景》《杜甫与大唐西域边塞》《杜诗关于胡汉战争蠡测》《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等会议论文都是围绕主题而展开。再如李凯《杜诗的西域文化背景》一文，主要就杜诗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和杜诗中西域文化的表现、西域文化与盛唐气象的关系、杜诗受西域文化影响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意在说明时代风气、西域文化对杜诗成就的重要意义。[※注]杨晓霭《从杜诗看战争状态下胡汉文化的交汇》（《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吴逢箴《杜甫与西域文明》（《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刘明华《杜诗中“胡”的多重内涵——兼论杜甫的民族意识》（《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等也均围绕杜甫与西域文化有所阐发。关于岑参，李培峰《岑参轮台诗及其反映的唐代西域民族融合》（《昌吉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姚春梅《论岑参边塞诗中的异域情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等文有新的拓展，后文从岑参诗歌所反映的西域自然景观、民俗文化、西部乐舞、民族关系等层面论述了其诗鲜明的地域特征、强烈的民族风味、浓厚的生活气息。关于白居易研究，学术前辈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考证和探讨了胡乐、胡旋舞、西域杂戏、吐蕃风俗以及唐与吐蕃、回纥等民族的交往等，并在文后对白氏为胡姓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由此奠定了相关研究的基础。[※注]后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毡帐诗和乐舞诗，其中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以白居易的“毡帐诗”入手，探讨唐代的胡风在居室文化中的表现，意在加深对唐朝文化来源多样性的认识。[※注]

此外，还涉及一些唐诗以外的文体如词、传奇、变文等不同文体的西域渊源或关系研究，诸如倪红雨《唐传奇中的西域人物形象》（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3年）、黎羌《唐五代词中的胡风与丝绸之路民族诗歌的交流》（《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张正学《变·变相·变文——从唐人黄元之“西域之变”说起》（《求是学刊》2014年第6期）等。其中倪文试图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观照唐代传奇中的西域胡人形象，并进而考察唐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想象，认为唐传奇中的胡僧形象具有妖魔化和中土化的特点。妖魔化是唐代佛道争衡在文学中的反映，体现了道教徒将胡僧妖化并加以镇压的宗教文化心态；中土化不仅反映了中土民众用中土观念阐释外来事物的心理，而且也反映了佛教为争取生存空间而与中土文化相妥协相融合的特点。黎文认为，在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从中原长安向西开拓出一条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借助这条国际大通道，古代各民族文学家以神奇的文笔抒写着汉胡文化相融合的历史。其中以汉博王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胡角横吹”和“摩诃兜勒”所演变出来的“唐宋大曲”“唐五代词”，以及民间文学奇葩“敦煌曲子词”最富有民族特色和学术价值。张文重在研究“变·变相·变文”的东传历程，其主要观点是：“变”原本是“画”,“变相”与“变文”不过是它的“相”与“文”而已。“变”应该原产于“西域”，向东传入中土甚而日本，向西（或者说“南”）传入印度、狮子国等“佛国”。“变”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固有的绘画和文学的营养，演变出流行南亚、中亚，特别是东亚的“变”“变相”“变文”形式。“变”与“变相”估计东晋初年即已诞生，成熟因而具有独立文体品格的“变文”的出现可能要晚些，但仍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诞生了。“变”之“相”与“文”是互相配合的，但“转”之“变”是“文主相辅”的，而壁画等非“转”之“变”则几乎都是“相主文辅”的。[※注]

在古代文学的西域渊源研究中，以唐代为中心，然后向上拓展，上至先秦，下及六朝，相关论著见于姚宝瑄《中国古代神话——“中原文学”与“西域文学”的共同土壤》（《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王焕然《汉代通西域对文学的影响》（《南都学坛》2010年第6期）、孟芳芳《西域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沈阳师范大学，2014年）、唐晓梅《西域文化对汉代文学作品的影响》（《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姚文根据顾颉刚所论中国古代神话的两大系统，具体考证昆仑神话传入中原的路线有两条：一是张骞所称的“羌中之道”。这条由游牧民族开辟的道路，大致是由甘肃的河西入青海，从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再入塔里木盆地东南到昆仑山北麓。据《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西去昆仑走的就是这条路。它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雏道，也是今天有些人说的丝绸之路的南线。也是汉时所说的酒泉呼蚕水路和张掖弱水路。这条路从新疆说起：由天山南经龟兹、过敦煌、穿河西走廊，进入关中。这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也是现在有些人说的丝绸之路的中线。周穆王西游后就是沿着这条路东归的。周人东迁时也是从这两条道路进入关中，把昆仑神话带到了关中。然后由关中进入蜀地，又随着羌戎、秦、楚扩地的发展，波及所到地区，逐渐到中原、沿海和西南一带。这样，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大量出现昆仑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昆仑神话影响了中原文学，同样也影响了它的故乡文学——西域文学。因此，它是中原文学和西域文学共同的原始土壤和始祖。以上渊源追溯带有推理性质，还需要文献学、语言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支撑，但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孟芳芳的硕士论文认为，西域作为正式的地域名称第一次在汉代被记载，在证实汉代包容力的同时，也给了西域文化一个绽放异域魅力的舞台。就西域文化对汉代的影响来说，西域文化输入中原，带来了很多全新的物象，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作力，这些在文人笔下表现得更为明显。王著《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从思维方式、内容情节、表现形式等方面首次对中古小说的西域渊源作了专题研究，强调“西域文化的输入，使得大量新的表象涌入中土，大大丰富了中国人头脑中的表象系统”,“在这种全新的宇宙观、变化观、人生观下，一些原有的表象开始建立起新的联系，从而触发新的想象”。[※注]其中所论“西域文化的流播对中土想象力的拓展”颇受学者好评[※注]。在此之前，王青还有《汉魏六朝文学中所见的西域商贸》一文，以文史互证的方法分析了出现在汉魏六朝文学中的西域商品和商胡，指出笼罩在文学想象之中的西域商品具有神奇性、奢靡性与趣味性等特点；而文学作品中有关胡商的记载，在不经意之间反映出胡商的生活境遇与信仰习俗。所以考察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西域商贸，有助于我们从文学这一视角理解中土与西域早期交往中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注]该文无论是视角还是观点都显得别有意味。本时期相关研究论文尚有：邹淑琴《汉魏六朝诗文中的胡姬形象》（《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赵晓达《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在中华文化建构中的作用研究——以〈高僧传〉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2014年），高人雄、唐星《汉礼与胡风糅合的北周乐府》（《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龙成松《中古胡姓家族研究——以族源、地域、文化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6年），白守宁《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与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李娜《晋唐僧侣与中国文学西域书写的开拓》（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8年），等等。李娜一文认为，晋唐僧侣带来的西域见闻进而影响了后世文学作品对西域的书写创作，在中国文学西域书写的创作空间上完成了由神话到实录再到文学化的转变，不仅开拓了中国文学西域书写的地理空间，也大大开拓了中国文学西域书写的想象空间。

相比之下，由唐代向此后各代延伸的研究成果有所逊色，但近期已初显快速上扬的势头，其中元代、清代是两个新兴热点。2017年8月8日，“2017年全国元代文学与西域文学研讨会”在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开幕，会议主题为“元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融合”和“西域文学与丝绸之路核心区文化建设”。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内地高校和疆内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34人参加研讨会。[※注]2018年7月14日，中国元代文学学会（筹）主办的“2018年全国元代文学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本部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及在校研究生共百余人参加了大会。上述两次会议都涉及元代文学与西域文化关系问题。元代文学与西域文明研究的特定视角是丝绸之路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交融，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宋晓云《论〈长春真人西游记〉在蒙元时期丝绸之路汉语文学中的价值》（《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张建伟《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等几乎都是由此而展开。关于清代这一新的研究热点，焦梦娟《清代西域游记研究综述》（《黑河学刊》2018年第3期）、周燕玲《清代西域词综论》（《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第4期）等综述文章为此提供了诸多信息。其他相关论文尚有：张建伟《清代西域竹枝词的历史文化价值》（《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周燕玲《文学视野中的西域民俗景观——以清代西域诗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2年第5期），史国强《清乾隆年间伊犁将军与西域文学及文人研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贵凤梅《乾嘉时期流人西域诗中的情感世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唐彦临《清代西域诗对西域自然地理符号化书写的颠覆与重构》（《新疆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敖运梅《清代西域流人“志怪”文学的自我影写》（《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1期），其中唐彦临一文认为，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各类书写中逐渐形成了关于西域自然景观的文化符号，塑造并强化了片面的西域观。清代西域诗还原了西域丰富而复杂的自然地理样貌，显示了西域诗人对这一地域情感与文化上的认同，这一变化，是在清代和平安定的大一统时代形势下才获得的。

以上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大体反映了古代文学的西域渊源研究的三个不同层面。但严格地说，多数基于论题的本位立场，未能在渊源研究上花更多的功夫，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两个方面都还存在不足，所以需要更为切实、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 中国古代文学的西方渊源研究

中国文学的西方渊源研究，或者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之重心在现代文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自然成为古今中西关系与比较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仅就古代文学时段中的渊源研究而论，主要集中于近代文学的转型研究，同时往往涉及传教士在此过程中的介入与作用问题，所以形成一主一副的两个论题。

在有关近代文学转型的西方渊源研究的论著中，彼此的切入视角与研究重心多有不同，王韬《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重在西方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依次论述了科学思潮、进化论思潮、启蒙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等“西方思潮”的兴替与作用。其中科学思潮所导致的专业倾向与进化论思潮对传统价值观的破除，使得中国文学在近代脱离了“杂”文学观，转向“纯”文学观与“俗”文学观。启蒙思潮不仅从群体角度表现为近代政治小说中的革命、立宪、女权等主题，也从个体立场彰显为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当时被称为“理想”与“写实”，后来则定名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西方文学思潮，正是中国近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主要学习对象。作者的宗旨是为了建构影响中国近代文学的“西方思潮”实体，从源头上探讨近代新文学的构成要素。[※注]

与王韬《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有所不同，还有更多的论著是从东西文化碰撞的视角展开论述，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田若虹《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近代中国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近代文学年会论文集》,2006年）等论著均是如此。郭著分为上篇：撞击与新变；中篇：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下篇：新视角·再评价。其中上篇《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文学观念的转变》《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文学审美范围的扩大》《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小说艺术形式的新变》《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理论述要》，从相关重要层面论述了西方文化及其与传统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田文通过描述近代文艺思潮、文学创作，探讨了近代文学近代化的历史过程，力图反映近代世道巨变与学术巨变之关系，展现出其西化、蜕化后独创的文学面貌及其特征。此外，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上展开分析，考察他们对于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极端保守和少数先觉者内心的苦闷与压抑。[※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近代文学，但其选择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也与近代文学息息相关。

由中国近代文学西方渊源研究的逐步深入与细化，便是诸多专题研究的兴起。其中第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思潮渊源研究，谢飘云《试论西方哲学对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膝咸惠《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与中国近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魏文哲《清末小说与时代思潮之互动》（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季桂起《近代文学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等都对此作了专题探讨。魏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清末小说与其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革命思潮与清末小说的互动、君主立宪思潮与清末小说的互动、女权主义思潮与清末小说的互动。因为这三个方面是主要的、突出的，可以代表清末小说与其时代思潮的互动关系。季文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西方文化带来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也带来了近代文学精神内涵的变化，近代文学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吸收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注意到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融合。其中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的吸收具有很大典型性。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进入近代文学，得到了“民本”思想与族群意识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在保持其现代性内涵的基础上，体现了相当大的民族特征。这种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二个重要内容是文体变革渊源研究，左鹏军《文化的中西古今之变与近代文体的转换生新》对此作了综合性的论述，认为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古今文化嬗变会通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文体观念和文体形态表现出一系列新变化：一是在文学观念上，从传统杂文学观念向具有近现代色彩的纯文学观念转化；二是在文体观念上，从传统综合性、实用性文体观念向近现代专门性、审美性文体观念转换；三是在文体形态上，从传统文章学文体形态向近现代文学性文体形态转变；四是在传播接受方式上，从传统技术工艺传播接受方式向具有工业化特征的近现代传播接受方式转换。因此，近代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文体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阶段，近代文体观念与文体形态变革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史、文体史和文化史经验，既具有丰富的文体史、文学史内涵，也具有特殊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注]至于不同文体的渊源研究，则有张化《论西方文学对近代谴责小说的影响》（《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张宜雷《中国近代诗歌变革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袁国兴《外来影响与中国近代戏剧变革模式的演进——兼谈改良戏曲与话剧的关系》（《戏剧艺术》1993年第1期），郭延礼《西方文化与近代小说的变革》（《阴山学刊》1999年第3期），谢飘云《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诗歌风格之嬗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近代文学年会论文集》,2006年）、《文化生态变迁与近代中国散文的新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沈惠如《近代西学思潮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兼论近代中西戏曲文化交流的历史定位》（《戏曲研究》2004年第1期），王韬《论西方浪漫派文学对我国近代小说之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李琦《近代小说叙事形式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5年），左鹏军《传统与变革——近代戏曲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广泛涉及中国近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与西方关系与渊源研究。

第三个重要内容是经典作家渊源研究，聚焦于王韬、郭嵩焘、黄遵宪、梁启超、严复、曾朴等。主要有南敏洙《近代西方文学对吴趼人的影响》（《岱宗学刊》1997年第2期），梁桂平《外国文化与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袁荻涌《曾朴对法国文学的接受与翻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刘冰冰《在古典与现代性之间——黄遵宪诗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3年），段清《海外旅行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塑形——以王韬、郭嵩焘、梁启超的旅外游记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青海师范大学，2011年），惠萍《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1年），党月异《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其中《王韬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在中西文化融合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大背景下探讨王韬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解读王韬的小说、诗歌、散文，包括从创作身份到文学观念，从内容题材到传播方式，从文学语言到文学功能的种种变革，全方位地把握了王韬的文学作品在从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中的位置，探讨了他对整个近代文学发展的开拓意义和承前启后的历史贡献。

第四个重要内容是文学批评渊源研究，郭延礼《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认为，中国近代文论，表现在外部形态上，是新旧并陈、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而在深层次的“内部形态”方面，中国近代文论则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鲜明的反传统精神，以及求变、求新和经世致用的近代意识；二是打破了杂文学观念，由以诗文为文体中心转向了小说和戏剧，形成了近代文体中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互为依存的文学体系；三是主张言文合一，倡导文学的通俗化；四是汲取西方先进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五是翻译文学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注]涉及近代批评渊源研究的相关论文尚有：毛新青《刘师培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张玲《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转型及其学科建设意义》（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理工大学，2011年），周少华《晚清民初诗歌批评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苗怀明《大辂椎轮，创始不易——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10年第7辑），等等。另有一些涉及艺术思想、美学思想转型的论文，从广义上说也可以归于此列，比如朱桦《文化精神的冲撞与美学思想的渗透——论西方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1988年第2期），王海涛《从刘熙载到王国维——兼论中国传统美学的近代转型》（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1年），宗先鸿《卢梭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陈友峰《论戏曲艺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兼论梁启超、王国维在戏曲艺术思想转型中的作用》（《戏曲艺术》2014年第1期），朱桦认为，两种文化精神的冲撞与近代审美观的诞生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历史就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西方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领域则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的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对抗与交汇，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蜕变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艰难曲折的生成。宗先鸿的博士论文重在系统梳理与总结卢梭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多维影响在文学中的体现，考察影响发生的根源、途径和事实，并探寻接受过程中变异现象的存在及原因。

除了上述四大内容之外，中国近代文学西方渊源研究还广泛延伸于其他层面，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2年），王晓岗《新小说的兴起——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罗紫鹏《近代小说中的上海——论近代知识分子时空观念之变迁》（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2年）三文分别从近代大众传媒、文学产生方式与时空观念变迁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杨秀敏《发现“秘索思”——对中国近代以来认知西方文学和宗教过程的梳理与反思》（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彭贵昌《西方祛魅、跨界书写与身份转变——从〈苦社会〉〈苦学生〉看近代中国文学的转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2期）、张瑜《〈东西洋考〉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气味”》（硕士学位论文，三峡大学，2011年）三文论述视角更为独特，多有新意。

近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进程，即是古代文学的“近代化”问题，然又常常与“现代化”问题相混合，彼此在时段与内涵上也有所不同，所以需要为中西文化碰撞下近代文学转型进行历史定位。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而是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注]关爱和、袁凯声《论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危机的同时，也面临传统文学的存续危机。80年的近代文学，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紧密联结，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回荡始终。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躁厉，终至于明朗乐观。近代文学转型的艰巨性、曲折性与急遽性，使它具有亦新亦旧的过渡性特征，为后来者开启走向现代化的新方向。[※注]

与近代文学转型渊源研究息息相关的是西方传教士群体的介入与作用评价问题。袁进《试论中国近代对文学本体的认识》《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两文对此作了集中的探讨，前文从“文学本体”的视角对此作了新的阐释，其核心观点是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未得到公正的评价，然而西方传教士也有自身的知识局限，他们介绍的西方文学观念还是比较陈旧的，就在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提出“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却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极大的触动，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显然受到传教士提倡的“时新小说”的启发。再如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于1896年翻译出版了日本的《文学兴国策》，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正与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相符，只是将所载的“道”换成“勤求家国之富”的“道”即可。受此影响，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提倡“实用”的与“救国有关”的文学，从而形成“文学救国论”，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20世纪初，有的作家试图借助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变革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加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其中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部分引进，另一派是全部引进。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力图运用西方近代文学观念来阐述中国文学。真正成功地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并使之与中国文学结合的，首推王国维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学思想的最高水平。[※注]后文认为，新文学主要运用的是欧化白话，欧化白话的文学作品早在19世纪就已经问世，它是由当时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有诗歌、散文和小说。西方传教士还是国语运动的最早推动者，它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一条国语运动的发展线索。结合晚清“新小说”运动和“文学救国论”的西方传教士影响，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曾经对中国近代的文学变革产生过很大影响。然而这一影响以前被我们低估了，因此受到忽视，由此需要调整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视野。[※注]王飚《传教士文化与中国文学近代化变革的起步》也赞同袁进的观点，认为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长期被忽视，近年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发现和研究扩展了视野。然后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考察，提出传教士的“知识传教”模式，形成一种区别于纯粹宗教文化又区别于单纯科学文化、既源于西方又适应当地的独特的“传教士文化”，这是19世纪中国西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传教士文化的“复合性”和“在地化”特点，为接受世界近代文化提供了多样选择和自主重构的可能，影响了以魏源、王韬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三代文学变革的先驱，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理想，对文学家从士大夫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起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引进近代印刷、出版技术和报刊等新型文化载体和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文学创作，报章文体、时新小说、新体诗、新剧这些文学近代化变革的起步，都可以追溯到传教士文化。[※注]

近年来，宋莉华尤其关注传教士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的重要意义，先后发表了《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传教士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近代传教士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移用现象探析》（《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等文，其中《传教士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认为，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西方文化的强力介入是一个直接诱因和不可或缺的异质文化资源。西方来华传教士用中文撰写或译述了大量小说，意在宣教，却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学及其文学技巧引入中国。这些作品呈现出中西调和的文学形态，对中国文化及章回小说的文学传统欲拒还迎，以中国文学形式阐释西方宗教。传教士汉文小说在现代白话文写作方面表现出了超前性和前瞻性，后人关于白话的许多重要认识与变革在其中已显露端倪。该文还特别关注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加强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颠覆了传统的童蒙教育，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蘖有筚路蓝缕之功。此外，白鸽《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运动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狄霞晨《新教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学语言》（《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等文多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加以探讨。至于有关传教士的西方文学译介工作及其评价也直接关乎本论题，但因放诸译介学论述更为合适，故而此略。最近，又有刘丽霞《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问世，作者重点从文学角度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给予史料梳理和学理分析，并在将其作为中西文化的“之间人”和具有深厚“在地”体验的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中做出历史评价。[※注]

历史地看，传教士的引进和倡导西方文学观念以及西方文学翻译，在介入与推动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需要在还原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予以恰当的评价，但因所持文学观念比较陈旧，其发挥的作用既是阶段性的，也是有限的，主要还是由王国维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与思想，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转型。

以上印度、西域、西方三大板块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也关注到了南北亚文化的渊源研究。前者如杨宪益在其《译余偶拾》中考证出不少中国古代文学的南亚渊源。1947年，杨宪益《译余偶拾》曾以《零墨新笺》为题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陆续又有类似文章，于1949年印行《零墨续笺》。2006年将两书合并，稍作修订以《译余偶拾》为题，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杨宪益本是翻译大家，所作文史考证文章也多涉及中外文学关系，而且往往为中国古代文学追溯渊源。如《李白与〈菩萨蛮〉》一文指出“《菩萨蛮》是古代缅甸方面的乐调，由云南传入中国。著名的《菩萨蛮》词‘平林漠漠烟如织’是李白的作用，因为李白是氐人，生长在昌明，所以幼时就受了西南音乐的影响”。《板桥三娘子》一文考证唐孙頠《幻异志》里的板桥三娘子故事源于希腊的《奥德修纪》（Odysseia）史诗第十卷里面巫女竭吉（Kirke）的故事，该故事又见于罗马阿蒲流（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作者认为板桥三娘子的故事显然与唐宋时著名的昆仑奴同来自非洲东岸，被大食商人带到中国来的。当时有大食商人由板桥经过，为行路人述说故事，所以故事在板桥流传下来。再如《中国的扫灰娘故事》则考证出《酉阳杂俎·支诺皋》里的扫灰娘来自西方，由南海传入中国。[※注]再如谭勇辉《邱菽园诗歌的南洋地理文化底蕴》论邱菽园1895年侨居新加坡后，凭借着长期寓居南洋的经验，努力开拓南洋诗境。他的诗歌以新加坡为立足点，将地理空间扩展至与之相连接的马六甲海峡，并赋予历史文化底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此外，通过岛居生活的描写，邱菽园也传达了南渡诗人对中国传统审美意趣和生命关怀的坚守情操。[※注]关于北亚的渊源研究集中在元代，根据王双梅《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综述》一文的梳理，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两部分内容多涉及元代文学的蒙古族文化渊源研究。[※注]扎拉嘎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中，运用其“平行哲学”理论，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注]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主要论述了元代蒙古族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婚姻习俗等方面的交往状况，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与诗歌创作，其中多蕴含着蒙古文化的渊源研究。[※注]其他如国宇、李成《论蒙古族文化对中原文化及元代文学的影响》（《语文学刊》2011年第1期）、郭晖《少数民族文化影响下的元代文学的特点及贡献》（《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等文也都有相关的专题论述。

第三节 中外比较之二：影响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影响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情况。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影响的论著，常常将传播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如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施建业《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影响》（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等。其中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介绍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流布情况，也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而重点放在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上，论述了中国作家、作品、文体、流派、哲学思想等在国外的影响和研究情况。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已经深刻影响西方文化。施建业《中国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的第一部分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翻译与研究情况的介绍，说明《诗经》《楚辞》《搜神记》、唐诗、宋词、四大名著、《金瓶梅》《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作品在日本、朝鲜、越南、苏联、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的传播情况。另外，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两书侧重于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但间或穿插着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影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影响研究主要聚焦在东亚地区，日本文学、朝鲜—韩国文学，此外东南亚、欧美等国家的文学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

一 对日本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对域外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因此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点，成果也最为丰硕。王向远《近二十年来我国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述评》（《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年第2期）、王琢《20世纪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暨南学报》2009年第4期）等综述性论文已对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史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王琢在文章中指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很长，并以1978年至20世纪末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成果累累。

2.对日本小说的影响研究。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部分《渊海篇》着重阐述了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志怪小说在日本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注]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东传日本的概况，指明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搜神记》对日本神话传说的影响，《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布情况，《游仙窟》对日本古代说话文学、物语文学、中世近世小说的影响，唐传奇对日本平安文学、江户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影响，《三国演义》对日本文学与社会的影响等。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共六章，主要通过《剪灯新话》《三言》《水浒传》这三部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来说明它们在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中的影响。作者指出，尽管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千头万绪，“但归根溯源，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部书。一是《剪灯新话》（包括《余话》）的影响，从而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法。二是‘三言’，通过翻改‘三言’便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三是《水浒传》，通过翻改《水浒传》便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对日本小说《源氏物语》的影响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入。叶渭渠、唐月梅两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合写的《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以白氏及其〈长恨歌〉的影响为中心》[※注]一文认为《源氏物语》依照日本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吸收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尤其是白居易的文学观与《长恨歌》精神而达到交融的最好典范。从宏观上看，《源氏物语》受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佛教、儒学的影响，从微观上看，受到了白居易的文学观的影响，而白氏《长恨歌》的讽喻与感伤的思想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源氏物语》的创作。姚继中《〈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唐代变文、传奇、白居易诗对《源氏物语》有着重要影响。黄建香《论白居易〈白羽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注]也涉及了白居易对紫式部《源氏物语》的影响。

3.对日本诗歌的影响研究。日本汉诗从公元7世纪中叶诞生，到20世纪初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日本汉诗不仅体现了中日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学交流，成为两国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也在东方各民族文学乃至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同时也为比较文学尤其是中国对日本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与重要的学术资源。[※注]萧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为主题，同时又探讨了《文选》与《白氏文集》对日本王朝诗坛的影响。刘丹《日本僧侣汉诗与杜甫》（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以大典禅师和六如上人两位杰出诗人为研究对象，指出他们的汉诗中善用杜诗，以杜诗为典，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的一个侧面。尹允镇、徐东日、禹尚烈、权宇四人合著《日本古代诗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介绍了中国文学对日本“记忆歌谣”、《万叶集》《怀风藻》《古今和歌集》、近世汉诗、俳谐等作品的影响。近年，影响研究更为深入细致，论题也较新颖，如张红运《唐诗的时空意境对日本汉诗的影响》认为日本汉诗的时空意境构成受唐诗影响有四种表现。同“时”异“空”的意境给人以时间绵延背景下的持续感和运动感；同“空”异“时”的诗歌情感又多表现为沿时间流动而不断蕴积的特征。同“时”同“空”关系下的意境显得宁静而安详；异“时”异“空”的意境则是借助时间方向的无序变动和时间属性的频繁转换，全方位地揭示诗人的心灵世界。[※注]曹颖《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注]指出菅原道真等日本文人的咏竹诗，大多受到白居易笔下竹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日本现代著名作者夏目漱石的诗作。吴雨平《日本汉诗研究新论》尝试从“文体学”的角度对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日本民族文学样式进行比较研究，其主体应属于平行研究，但其中第一章将日本汉诗置于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背景之中，指出日本汉诗是古代中日文化乃至于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产物，而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繁荣发达的强势地位，交流的媒介则是以东亚汉文化圈的共通文字——汉字“组合”而成的、具有儒家深厚思想根基的“汉诗”，则是典型的日本诗歌的影响研究。[※注]另外，中国的诗歌理论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赵乐甡《和歌理论的形成与我国诗学》（《日本文学》1987年第3期）和《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释》（《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曹旭《〈诗品〉东渐及对日本和歌的影响》（《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毛明娟《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歌的接受批评》以江户时期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歌的接受批评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对清初诗人钱谦益的接受、对王士祯及其神韵说的接受、对袁枚及其性灵说的接受、对沈德潜及其格调说的接受以及对清代其他诗人的接受等几个层面挖掘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歌诗论的接受，最后总结了这种接受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意义影响。[※注]代表了中国的诗歌理论对日本文学影响研究的新近成果。

此外，张哲俊《母题与嬗变——从〈枕中记〉到日本谣曲〈邯郸〉》（《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母题与嬗变——从明妃子故事到日本谣曲〈王昭君〉》（《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本能乐的形式与宋元戏曲》（《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探讨了中国古代戏曲对日本戏曲文学的影响。于长敏《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中日古代神话、民间故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二 对朝鲜—韩国的影响研究

朝鲜半岛紧依中国，其古代文学也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对朝鲜—韩国的影响研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1.对朝鲜—韩国文学影响的总体研究。韦旭升《中国文学在朝鲜》[※注]（后收入《韦旭升文集》第三卷）围绕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论述了四个基本问题：中国文学得以传播并作用于朝鲜文学的基础；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利用；中国文学作用于朝鲜文学的途径与结果；中国在朝鲜的余波和功过。全书以此分为四章。其中第二章是全书的核心，重点论述了《昭明文选》《游仙窟》、苏东坡、黄庭坚的作品、《太平广记》等作品对朝鲜的输入与传播；汉诗、词、散曲、传记文学、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等各种文体对朝鲜汉语文学和朝鲜—韩国国语文学的影响。此外，还从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情节、形象、艺术、风格、语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对朝鲜的影响。陈蒲清《古代中韩文学关系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分神话传说、汉文诗、朝鲜民族诗歌、朝鲜散文、史传文学、寓言、小说等不同文体来探讨中朝文学之间的关联。金柄珉、金宽雄主编的《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中国文学在朝鲜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与作用，分为上古至新罗时期（9世纪前）、高丽时期（10—14世纪）、李朝时期（15—19世纪）、近代和现代（19世纪至1945年）等四个时期。李岩《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述中国和朝鲜文学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交往的历史。其内容包括两国文人的往来交流、留学生的求学活动、僧侣的渡海求法交游等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传接授受关系，以及文学典籍的流通、文论的研传、出版业的进步、艺术的互播、科举制的传借等诸种因素对两国文学关系发展上的作用等。彼此交流的重心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高文汉、韩梅《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从韩、日汉文学的重点作家、主要文学流派的体裁、文学价值观、审美取向、表现手法、思想倾向等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对韩日文学的影响和韩日文学的接受情况。

此外，杨昭全《明清时期中朝文学的交流》（《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尹虎彬《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吴士英《清代中朝文学交流的特点》（《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金柄珉《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兼论与清代文学之关系》（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分别探讨了中国明清时期文学对朝鲜—韩国文学的影响。

2.对朝鲜—韩国诗歌的影响研究。金宽雄《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从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古代诗歌对朝鲜诗歌的影响：一是探讨了中国古代杰出诗人对朝鲜古代诗歌的影响，包括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朱熹、王士祯等诗人；二是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流派及形式对朝鲜古代诗歌的影响，涉及的研究内容有中国乐府诗与朝鲜乐府诗、唐代格律诗与新罗汉诗的萌兴、江西诗派与高丽和朝鲜汉诗的发展、朝鲜中期女性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朝鲜国语诗歌中的中国文学因子。金柄珉《影响、接受与互补——19世纪中朝诗人的文学交往》（《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徐东日《朝鲜李朝时期中朝诗歌之关联》（《东疆学刊》1998年第2期）等文章从断代上探讨了中国诗歌对朝鲜诗歌的影响。徐志啸《由退溪诗谈李退溪与陶渊明》（《韩国研究论丛》1999年第6辑）、宁海《李白对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刘楠《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创作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柳基荣《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李炬《朝鲜古代汉文诗〈箜篌引〉与汉文化》（《青海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等文章则分别从诗人或诗歌作品个案上探讨了中国诗歌对朝鲜诗歌的影响。

3.对朝鲜—韩国小说的影响研究。金宽雄、李官福《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上）（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全面地比较了中朝古代小说的关系，重点探讨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该书首先从宏观上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的途径、朝鲜读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以及中国文学与朝鲜古代小说的关联，认为中国的史传文学、文言小说、明清白话小说、汉译佛经等都与朝鲜古代小说有着密切关联；其次是研究中国文言小说对朝鲜文言小说的影响，具体分析了《搜神记》、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唐宋假传（寓言体史传）、《太平广记》、梦幻型启悟小说、《剪灯新话》《史记》列传等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再次是研究了汉译佛经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具体作品的影响。按计划该书下册主要是研究明清白话小说对朝鲜古代小说的影响，目前尚未出版。孙惠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全面研究朝鲜梦游录小说时，对朝鲜梦游录所受到的中国历史和地理文化、中国思想文化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等影响也进行了分析。此外，陈翔华《中国古代小说东传韩国及其影响》（《文献》1998年第3、4期）、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杨昭全《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及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许辉勋《试谈明清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延边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野《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传奇文学影响的客观效果》（《延边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颜宗祥《〈春香传〉与中国话本小说》（《国外文学》1990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中国古代小说对朝鲜—韩国小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研究是韩朝文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徐东日《〈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论金时习文学的主体性》（《延边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4.对朝鲜—韩国假传的影响研究。高丽朝假传体文学是朝鲜高丽朝中后期出现的一种以拟人化笔法为物立传，带有寓言、史传性质的叙事散文文体。其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悠久的“以文为戏”“以文为史”的创作传统。其中唐代韩愈的《毛颖传》就是假传确立的标志。李杉婵《朝鲜高丽朝假传体文学研究》、张舒曼《高丽假传文学对唐宋假传文学的接受》、崔铁柱《中韩假传文学比较研究》三篇硕士论文对此作了集中的探讨。李文通过系统梳理与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高丽朝假传体文学是在中国传奇文学、传记文学、唐宋假传体文学等相关文学艺术形式影响的基础上，在中国悠久的寓言传统和勃兴的传记文学背景下孕育而生。它直接影响了朝鲜朝的假传创作，并为假传体寓言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榜样，在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注]张文认为假传文学通过将事物拟人达到劝善和警醒读者的目的，因此带有较强的趣味性和教育性，并通过拟人化对象的意象表达作品的主题意识。酒、竹制具、文房用具作为中韩文人十分喜爱的创作素材经常出现在两国的假传作品中，是重要的拟人化对象。所以作者以酒、竹制具、文房用具三种素材的唐宋和高丽假传作品为中心，主要从主题意识的方面研究高丽假传文学对唐宋假传文学的接受。[※注]崔文认为假传传入韩国是在高丽时期，当时正处于汉文学繁荣发展的阶段，而且假传的特征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因而假传很快被高丽文人接受和采用。高丽时期的假传体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在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小说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文主要采用影响研究、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选取八篇中韩两国假传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韩假传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并进而阐明影响和接受关系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注]

三 对亚洲其他诸国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对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外，对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学也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总体上不如对东亚国家影响大，因而相应的研究成果较少。

颜保《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注]最早系统梳理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论述了越南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汉语文学、字喃文学和文字拉丁化以后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温祖荫《越南汉诗与中国文化》[※注]论述了越南汉诗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陈黎创《浅谈〈诗经〉在越南》[※注]论述了《诗经》对越南诗歌的影响。钟逢义《论越南李朝禅诗》[※注]探讨了中国的佛教禅诗对越南诗歌的影响。胡文彬《中国文学名著在越南的流传》[※注]介绍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名著在越南的翻译、改写和流布情况。余富兆《浅谈由中国小说演化而来的越南的喃字文学》（《东南亚论坛》1998年第1期）、陈益源《中国明清小说在越南的流传与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等文章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对越南小说的影响。陈益源《王翠翘故事研究》（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蒋春红《王翠翘的形象与女性命运——兼论〈金云翘传〉在亚洲的传播和影响》（《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李群《〈金云翘传〉：从中国小说到越南名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任明华《〈金云翘传〉与越南汉文小说〈金云翘录〉的异同》（《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探讨了中国才子佳人小说《金云翘传》对越南小说的广泛影响。

潘远洋《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东南亚》1988年第1期）、张兴芳《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戚盛中《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泰国》（《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探讨了中国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许友来《论马来民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编探讨了中国民歌，包括《诗经》《乐府诗集》等对马来民歌的影响，作者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马来民歌是接受了中国民歌传统的影响。”

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较为系统地评述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传播情况，描述了中国文学流传东南亚的轨迹，阐述其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分为四章：“中国文学在越南”“中国文学在泰国”“中国文学在新马”“中国文学在菲律宾”，分别探讨了中国文学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的传播与影响。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梳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诸国传播与影响的著作，富有学术开创性，有所不足的是搜集的资料尚有欠缺，特别是后两章。

四 对欧美诸国的影响研究

中国文学对欧美诸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王宁、钱林森、马树德合著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具有通论性质，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对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影响，研究中以中国文学的传播为基础，具体“实证”了中国文学对诸国文学的影响。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以英语世界为范围，实则也是以传播为基础的影响研究。分而论之，主要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艺术成就。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中，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题目虽然是讲中国文化，但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文学，以点带面，从中国文化对18世纪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化的影响看中英文学关系，虽然较为扼要，但也有示范性的作用。范存忠《〈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注]勾勒了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翻译、传播、改编和影响等方面的情况，还谈到了欧洲人对这一剧本的各种评论，指出了这一剧本的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分别评述了从中国古典诗歌、小说、剧本直到现当代文学在英国得到译介的各类成果，尤其注意分析文学接受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来的阐释反差，进而探究在此背后的趣味及传统的不同，本书既呈现了中国文学在英国传播情况的清晰全貌，也力图阐明中西文化的种种异同。特别是该书还附录了《中国文学传入英国大事年表》，遂使文学交流的历史更为清晰。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以钱林森用力最勤。钱林森的《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是国内研究中法文学关系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导言“法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从题目即可知道，作者将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的影响置于法国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第二至四章分别论述了中国诗歌、戏曲、小说在法国的影响。钱林森的另一部著作《法国作家与中国》虽然是谈法国文学如何进入中国，但书中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对法国作家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伏尔泰，他“一生在近80部作品、二百多封信中提到过中国，涉及整个中国的古老文明”。[※注]钱林森在《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在法国》[※注]一文中认为“中国古典戏剧、小说都是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历史大潮中被引进法国的。19世纪是法国汉学家译介、研究中国戏剧的自觉时期；中国古典戏剧担当了中西（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先锋角色；19世纪法国汉学界引进中国小说，以传奇、才子佳人小说为主”。清楚地勾勒了中国文学对法国文学影响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学影响法国启蒙学派的典型案例，伏尔泰之改编《赵氏孤儿》为《中国孤儿》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郑永吉、安莉《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和严晓蓉《时间的岛屿——从〈赵氏孤儿〉的中西方改编谈文化记忆的文本映射》（《当代电影》2014年第12期）两文都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观点。前文借鉴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和视角，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文本旅行”现象重新进行梳理，确认文化异质性是《赵氏孤儿》“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诸多改编本的出现则是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的结果。《赵氏孤儿》“文本旅行”的意义在于，文学交流双方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的异质性文化血液。后文认为《赵氏孤儿》自元代始就被不断地改编和呈现，中西方改编文本的外在呈现形式虽各自不同，但在漫长的时间流里众多改编文本的存在也反映出《赵氏孤儿》内部具有一种文化张力，即——文化记忆的沉淀。该文从《赵氏孤儿》中西方改编文本的叙事结构及主题呈现、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文本折射角度来分析、探讨不同形式的文本如何呈现文化记忆的沉淀、接续、交投与映射。

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最早的突出成果要数陈铨于1936年出版的《中德文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杨武能、卫茂平、曹卫东等学者积极从事这方面研究。王向远总结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时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德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由陈铨先生开其先河，80—90年代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成果体现在卫茂平的中德文学关系史的系统研究、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的研究，以及许多学者对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中德文学关系中的基本史实得到梳理，中德文学各自的民族特色在比较中得以凸显。[※注]

90年代，主要有杨武能《歌德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卫茂平《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两书问世。前书属于个案研究，其中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歌德认识中国时的“中国热”背景：在物的方面追求中国时髦；精神方面追求中国知识；中国成了人们的理想国。其中《歌德——魏玛的孔夫子》一文详细罗列歌德接触中国文化、文学的事实，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歌德创作的具体影响。如其《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在艺术形式、格调、思想和情趣中都有不少的中国文学的影子。后书则属于通史研究著作，是继陈《中德文学研究》之后最为重要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著作，所以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叶隽评价此书上承陈铨之《中德文学研究》，下必开启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转折。其价值首先在于对重要学术命题的敏锐发掘，即阐明了一个问题——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精神”。而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考察，此书的主要贡献是在汉语语境中提供了德国文学之中国接受史的脉络，正如作者自述：“本书在章节编排和论述方式上，未能做到学院派史论的沉稳工整，故在‘史’后加个‘述’字，以借‘述’之疏放冲淡‘史’之谨严。”[※注]。全书按照德国文学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从骑士文学一直叙述到战后文学，分阶段梳理了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影响。由于作者主要从大量的德文文学文本出发来进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影响精心梳理，并形成章节规模，所以就显得颇为厚重，成为此领域中不可规避的重要著作。[※注]到了21世纪，卫茂平依然在积极推动中德文学关系研究，2003年10月，卫茂平发起参与和主持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中德文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二十多位中德文学专家提交了一批研究中德文学关系的论文，其中多篇涉及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属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或“形象学”范畴，代表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新成果。此外，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也是一部重要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专著，此书分上、下编共13章，内容包括：中国古典诗歌、古典小说、古典诗学在德国的接受，18、19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等。但就总体而论，在研究力量与成果上不如人意。莫光华通过学术回顾和总结认为，对“中德文学关系”这一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国学者进行的研究仍欠全面、系统和深入。如果能在中、德两国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掘有关史料，对各历史时期的中德文学关系进行细致清理与认真总结，乃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会给未来各种“比较文学教程”的影响研究部分增添新的章节，为现有那些显然残缺的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提供新的资源。[※注]

中美文学关系上，以赵毅衡的研究最具特色，其《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4期）率先对此作了探讨。然后至1985年，又著成《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乃至后来的《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及相关论文，都致力于这一论题的持续性研究，作者强调指出，“中国影响”是美国新诗运动中接受的主要外来影响，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产生影响的中介：外交与通商、美国诗人访华、中国人在美国、中国诗与诗学之西传、在美国的中国艺术、翻译，从实例出发归结于个案研究，扎实而严谨。他还总结出意象派从中国古典诗歌学到了“全意象”“脱节”“意象迭加”三种技巧，[※注]加强了这批诗人的信念。赵毅衡的上述研究与观点，也得到了学界的热切回应，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进一步衍变为一个热点问题，仅硕博士论文即有：王文《庞德与中国文化——接受美学的视阈》（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4年），闫昱《论詹姆斯·赖特抒情诗中的中国形象与道家境界——以〈树枝不会折断〉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3年），杨金铭《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思想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华北理工大学，2014年），郭英杰《庞德〈诗章〉的互文性阐释》（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徐天韵《唐诗与美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于美国意象派研究之盛况。

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上，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为最早，该书较多涉及传播、译介，也以影响研究的思路做了一定的论述。个案研究上，以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为代表，该书以思想探索者来定位托尔斯泰，考察托尔斯泰走近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历程，“他所认同的中国人的这种与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现代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注]

第四节 中外比较之三：平行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平行研究就是探讨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与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强调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施受关系不同，平行研究所考察的研究对象之间不存在放送和接受的关系。因此，与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重实证方法不同，平行研究更重感悟理解，往往通过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感悟理解，探讨其间相同、相似和相异的本质和规律。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平行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如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1934）、梁宗岱《李白与哥德》（1934）、《诗与真》（1935）、《诗与真二集》（1936）等。新中国成立后，以钱锺书《管锥编》为先行者。钱钟书强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整体观，“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作者凭借其广泛的阅读量、惊人的记忆力，往往能于中西文学之间找寻出暗合或“相映成趣”的地方，显示了平行研究的突出成就。下面将重点讨论国别、文体、作家、作品四个方面的平行研究。其中作家、作品平行研究更受学界关注。

一 国别平行研究

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强调国别文学之间的施受关系，而平行研究的国别比较则不是着眼于这种施受关系，而是从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关系出发来探讨。

1.中印文学的平行研究。金克木《〈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是最早的中印平行研究，探讨了中印祭祀诗的异同性。刘守华《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就中印龙女报恩故事的渊源、流变、意涵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中印文学平行研究的重要论著。该书认为中印文学有共同点，即对整体主义的追求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文学表现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上，印度文学表现在梵我同一的观念上。同时中印文学又有相异点：中国文化强调入世精神，印度文化强调超越情怀；中国文化偏爱直觉思维，印度文化擅长体系建构；中国文学多有空灵意境，印度文学多有情味蕴意。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也多为平行研究论文。如《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正统论和战争观》《中国的重史轻文和印度的重文轻史》等。

2.中日文学的平行研究。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注]一书为论述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母题与日本古代戏曲“能”（谣曲）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下编讨论了王昭君故事、杨贵妃故事、《枕中记》故事的中日戏剧的母题，虽然这些故事在两国间有流传、影响的事实，但作者并不着重于文学关系的实证，而是以母题及其嬗变为中心作平行研究，阐发了古代中日戏曲独特的悲剧意味内蕴，指出日本戏曲比中国戏曲更具有幽玄美。张晓希《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收入了不少中日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论文。如《宫廷才女——上官婉儿与额田王》《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属于作家比较研究；《中日边塞诗歌的比较研究——以王昌龄和大伴家持的作品为中心》《中日隐逸文学的比较研究》属于文学题材比较研究；《中日日记与日记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日日记文学特色的研究——以〈吴船录〉与〈土佐日记〉为中心》属于文体比较研究。

3.中朝—韩文学的平行研究。苑利《“白马”、“白鸡”现瑞与“金马碧鸡”之谜——韩半岛新罗神话与中国白族神话现瑞母题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金文学《中国日本韩国天鹅处女传说谱系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6期）、朱靖华《中韩两国的寓言传统》（《当代韩国》1996年第3期）、金宽雄《略论“弃老型”故事在中韩两国的流传》（《东疆学刊》2000年第2期）等对中朝—韩的神话传说、寓言等进行了平行比较。金东勋《朝汉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注]是一部朝汉民间故事平行比较的专著，从朝汉民间故事类型、朝汉民间故事源流和朝汉民间故事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李花《明清时期中朝小说比较研究——以婚恋为主》[※注]以婚恋题材小说为例，探讨了明清时期中朝小说的异同性及其文化渊源。赵杨《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韩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小说”为范本展开比较研究，以期全面、准确地勾勒出两国新小说的整体轮廓，把握两国新小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景式的类同和差异点。作者认为，近代中韩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是它们架起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新小说也是韩国小说逐渐远离中国小说单一影响的发轫期，对中韩两国新小说的比较，不仅是要探求两国小说间的事实联系，更重要的是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寻求两者间内在的价值联系。[※注]朴英男《中韩古代文学返魂母题比较研究》重在考察中韩返魂小说的异同性的同时着力探讨韩国返魂小说的特色或创新点，探究返魂作品中共同的文化内涵，力图析出各自的民族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宗教因子，以助探明中韩“返魂”母题的文化或文学价值和意义。[※注]

4.中英文学的平行研究。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注]以西方文论中的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为框架，把中英两国相对应的诗学联系起来，以无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观和主观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诗学二重性内涵，以主观和客观、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来展示英国诗学二重性内涵。朱徽《中英比较诗艺》[※注]分上下两编，上编比较了中英诗歌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突出等；下编主要是对中英重要诗人和作品个案进行比较，如汉乐府与英国民谣、李清照与白朗宁夫人等。王娟娟《中英文学爱情隐喻比较研究》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大量实例的分析，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隐喻的本质。这些隐喻的大量使用一方面说明了隐喻认识的普遍性和各民族认知存有的共性；同时，由于受自身民族、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些隐喻的运作中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饶有意味的是，《福建茶叶》曾在2016—2018年发起有关中英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比较研究。[※注]夏娇《中英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比较研究》一文谈到，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英国则是西方世界茶文化的代表，两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茶文化的书写和表达。从题材到体裁，茶在中英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的呈现。但是由于中英的文化差异，使得茶文化在两国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和内涵。所以研究中英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便有利于找到中英文化的共同点，这对中英文化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注]此类研究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但有助于开阔视野和增添趣味。

二 文体平行研究

在文体平行研究中，神话是最为元初的文体，是后代所有文学体式的本源，所以置于文体比较研究之首加以讨论，然后延伸至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外文体的异同性比较。

1.神话平行研究。早在20世纪前期，从梁启超到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凌纯声、孙作云等学者都曾将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应用于文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在第七章《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第二节《古代文学的神话—原型批评》已有论述，这里将就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再略作分析。

中西比较神话研究是伴随比较文学的兴起而兴起的，就在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于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比较神话的讨论显得非常活跃，不断有人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比较神话的问题，有些过去涉猎尚少的领域，这次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谢选骏把神话与民族精神和文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不同民族精神之光的辐射下，“内在一致性”分化为：追求技术、知识力量的哲理热情（希腊式），以天命、道德为归宿的伦理意识（中国式）和矢志不移的一神信仰（希伯来式）；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聚合形式”，涌现了各自的“人格化的神话理想”，即希腊式的“超人”，中国式的“天子”，希伯来式的“弥赛亚”；超人有天神遗传的力，天子从天人合一的伟大奥秘中获取了创造性的灵感，弥赛亚有上帝恩赐的异能。次年，谢选骏进而著成《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以神话为纬，以民族精神为经，并且相互交织，展示了希腊、希伯来、中国等各民族神话系列的千姿百态；在揭示神话的奥秘中，从广阔的视野比较了各民族不同的精神倾向，探讨了原始文化、古典文化、现代文化在精神上的有机联系。[※注]

在本次盛会上还有多位学者提交了相关论文，叶绪民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论证了英雄神话创造及其影响的思维模式。他从表层结构中的逻辑思维、底层结构中的原逻辑思维、深层结构中的潜意识等方面阐发了英雄神话的思维特征。蔡恒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西神话的四大差异：现存的中国上古神话比较零碎、片断，西方上古神话比较系统、完整；中国上古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远较西方上古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为小；中国上古神话美异于西方上古神话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影响了上古神话的保存与光大，西方神话学理造促进了上古神话的保存与光大。张紫晨就中、日开辟神话展开比较，认为中国神话给了日本神话以巨大的影响。但是，日本神话主要是产生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上，围绕日本的岛国及其皇统的中心展开的，并把神系与皇统结合在一起，使日本神话具有庄严与神圣的特点。中国神话多族多源，以部落神话为基础，题材面比较广泛，神话人物呈现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面貌。金宽雄则对中朝神话传说作了影响比较研究，认为朝鲜神话传说主要受中国神话传说的影响，使朝鲜神话传说在主题上包含着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内容，更多地还是与族源神话相联系的族祖创建国家的内容。[※注]从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复兴时期，此后陆续问世于80—90年代的相关论文有：戢斗勇《中西神话对哲学的影响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马东郭《中西古代宗教神话之比较》（《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6期），傅治平《神话与民族意识——中西神话比较浅探》（《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何文祯《神话的启示》（《天津文学》1994年第6期），戴安康《中西神话传说比较与民族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缑广飞《尽显英雄本色——中西神话英雄形象比较》（《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这些论文对原有的论题都有新的拓展。进入21世纪之后，更加趋于专题化与体系化，比如卢沁钰《从神话看中西文化异同——中西创世神话比较》（《新学术》2008年第3期）、郑向荣《基于Hofstede文化价值观维度的中西创世神话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李艳《中西神话创世母题比较》（《外国语文》2011年第S1期）、张定《中西创世神话之比较》（《学理论》2011年第4期）等论创世神话之比较；侯璐《中西“洪水”神话的文化内涵比较》（《外国语文论丛》2009年第2辑），杜涛《灾害与文明：中西洪水神话传播比较》（《前沿》2012年第16期），马小龙、郭郁烈《基于文化视野的中西洪水神话异同比较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等论洪水神话之比较，谢梅、陈华《中西海洋神话的趋同性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与郑蓉《论中国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及其影响——兼及中西女神比较》（《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2期）等分别论海洋神话与论神话女神之比较，寇爱林《中西神话的谱系学比较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以谱系学方法对中西神话各自的特点、精神和历史命运，以及对各自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等进行了比较，陈鹏程《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就先秦与古希腊民族神话中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中西文明的异同。

在神话比较研究领域，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萧兵与叶舒宪两位学者，两人的共同取向就是从本土神话阐释走向文学人类学的神话研究，因而具有比较神话学的视野。萧兵的神话比较研究广泛融汇于其神话学研究论著之中，但比较典型的神话比较之作则有：《雄虺、应龙和羽蛇——中国和美洲一个神话文学因子的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世界神话传说里的英雄弃子——比较文化学的一个实例分析》（《国外文学》1984年第3期）、《婚姻考验和谷种神话——比较神话学笔记》（《思想战线》1984年第3期）、《面具眼睛的辟邪御敌功能——从泛太平洋文化之视角看三苗、饕餮、吞口、蚩尤、方相以及三星堆“筒状目睛”神巫的类缘关系》（《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中亚羌种女王西王母——兼论华夏、羌戎与西域—中亚的血肉之情》（《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等。而叶舒宪则更加注重从神话比较到比较神话学的理论建构，为神话原型批评与文学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与谭佳合著的《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首部总结中国比较神话学发展的专著，在学术总结与理论建树两个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比较神话学反思”以追溯西方和中国比较神话学的发生为基点，系统总结新时期以来比较神话学研究总体情况，从而探究作为交叉学科的“比较神话学”是如何、为何在中国发展起来；下篇“比较神话学的新开拓”围绕中国比较神话学从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学术范式，能否以及如何在中西对话中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这一核心问题，从七大国际前沿理论尝试中国比较神话学的范式开拓与创新。书后附录《中国神话的特性之新诠释》《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可与正文相互参看。

2.诗歌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徐贲《中西诗歌内在人物性探异——兼谈诗歌的戏剧性》（《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论著重点探讨了中西诗歌艺术形式与传统的异同。徐文提出一个饶有意味的观点，认为诗歌是擅长于抒发感情的艺术，然而诗歌却并不纯粹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或个人感情的再现。诗歌内部的“说话者”可以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是诗人借托别人的声音。所以，诗歌的情感抒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的现实；二是情感的主体，包括情感的动机和方式。换言之，诗歌除了能以强烈的情感打动读者之外，还能让读者了解说话者的个性心理特征。该文即以此为学术理路，围绕中西诗歌创作中内在人物性方面的经验各有一些什么特点、它对于有关的文学概念的形成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它和中西诗歌一般传统又有着一些什么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注]是一部论文集，从诗歌的题材、风格、语言、形象、典故、讽喻、立意、手法，以及诗歌与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关系，对中西诗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注]也是一部论文集，注重从诗歌题材类型入手，把中西诗歌和诗人分为田园牧歌、隐逸诗人、游历诗歌、伤逝悼诗、表现童心和老境的诗、战争诗、婚恋题材的诗、赞颂女性的诗等。作者认为：“从一种文学题材、或一个个题材类型入手，找出中西作家的哲学思维、伦理观念、艺术表现、美学原则诸方面的异同之处，综合分析，寻求出作为文化总体的基本规律来，或更有社会效益。”可见该书主要是立足于中西文化来比较中西诗歌的。

90年代，江苏《淮阴师专学报》有意想在中西诗歌比较上有所建树，连续发表了陈冰《中西诗歌形式流变及其规律的文化意义》（《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中西诗歌的诗境呈现结构模式》（《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中西诗歌中“及时行乐”主题的文化背景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葛桂录《中西诗歌的想象运思结构模式》（《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中西诗歌形式系统研究论札》（《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中西诗歌的情感体验结构模式》（《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等文。陈冰《中西诗歌的诗境呈现结构模式》认为，有机整合作用、美学控制作用、美感生成作用是意象组合结构的功能效用，然后将中西诗境呈现概括为六种结构模式：点面式、递进/转折式、并正/对比式、发散/聚合式、引中式、连环式。葛桂录《中西诗歌的想象运思结构模式》则从中西时空观的文化规定角度，重新探讨了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直觉感悟式与逻辑分析式）的差异特征，以及这种差异性对中西诗歌形式构成的诸多影响，将中西诗歌的想象运思结构模式归纳为印象式、隐喻式、类比式、复合式想象四种类型。同时问世于90年代的相关论著尚有：谢思炜《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王小曼《中西诗歌精神差异辨言——从〈诗经〉与〈荷马史诗〉谈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陈松柏《中西诗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陶嘉炜《中西诗歌的情景差异》（《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朱徽《中英比较诗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应志《可说与不可说——简论中西诗歌审美特征的文化分途》（《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姜玉琴《“情象”：中西诗歌的交感化生》（《诗探索》2000年第Z1期）、陈志《中西诗歌本体论之比较》（《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等等。其中陈松柏《中西诗品》注重将各类诗歌题材类型的作品荟萃在一起来进行鉴赏性的比较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中西诗歌比较逐步趋于兴盛和深化，其间有数篇硕博士论文问世，从中可以明显感到研究选题取向的变化。吴笛的博士论文《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审视中西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力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反思人文精神，呼唤生态意识，通过对中西诗歌作品中的自然意象的考察，旨在引起人们在诗歌的审美愉悦之外关注生态意识的形成，使之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要素，对人们的道德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注]王云博士论文《西方前现代泛诗传统——以中国古代诗歌相关传统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以西方前现代的泛诗传统亦即西方绵延两千多年的泛诗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相关传统作为其参照系，从而构成了一个中西比较研究的语境，同时还尝试着对因泛诗而衍生的西方诗歌研究、中西诗歌比较研究和诗歌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种种问题提出自己新的思考和观点。[※注]赵霞的博士论文《思与诗——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则试图从思维方式入手，探寻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形成的思维路径，追溯中国古代诗学的运思方式和话语方式，从而揭示中国古代诗学内在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特色，为中国古代诗学价值的重估与当代文论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借鉴作用。[※注]其他相关论文，主要从中西诗歌题旨与形式两个方向展开比较，前者如陈琳霞《宗教对中西诗歌死亡主题的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范云晶《中西诗魂融会的灵性之光——论日常主义诗歌的生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邹建军《民族性与当代性之二重建构——一个中西诗歌交融共生的话题》（《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刘包发《文化视域：中西悼亡诗的“爱”与“死”》（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09年），高皓玥《诗性隐喻论——中西诗歌差异背后的共同本质属性》（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等等；后者如刘岩《中西诗歌意象比较研究》（《东方丛刊》2004年第4辑），舒奇志《文化视域中的中西诗歌文体比较——以中国律绝和英国十四行诗为例》（《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赵奎英《从汉语的空间化看中西诗歌空间形式的同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王梦岚《中西诗歌中图形—背景的认知解读——以中国唐诗和英美意象派诗歌为例》（《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周兴泰《中西诗歌叙事传统比较论纲——兼及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共生景象的探讨》（《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等。也有将两者融于一体，比如代迅《形态差别与文化渊源：中西诗歌爱情主题探究》（《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6期）、《美学风貌与文化差异：中西抒情诗主题探究》（《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白纯、赵琳琳《从英汉诗歌节奏及音韵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维度丰富和深化了21世纪的中英诗歌比较研究。

3.小说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成果显著，学术专著方面，有白海珍、汪帆《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中西小说观念的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与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白海珍、汪帆《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从中西小说的“神话意识”“性爱意识”“哲学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结构意识”“文体意识”等方面展开比较。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从中西小说渊源和形成过程、观念、题材、主题、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结构和叙述模式、创作方法等七个方面进行比较。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认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使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与文体理念有同有异，各有自己生成、发展、变革的历史和特质。通过比较，可以辨明中西小说文体的异同，作者援用叙事学、文体学理论，对中西经典小说进行细读，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观照。学术论文方面，初期多重在整体性研究，诸如李万钧《略谈中西短篇小说发展的比较》（《福建论坛》1981年第2期）、何焕群《中西古代短篇小说几个问题的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徐于《中西古典小说比较》（《铁道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几乎都是如此。然后如朱水涌《隐秀与反讽——中西文学撞击中两类小说的叙述比较》（《福建论坛》1987年第5期）、刘奉光《中西妓女题材小说比较研究》（《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王海龙《十四—十七世纪中西短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易新农《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周小波《中西流浪儿小说的发展和比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则逐步走向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

90年代的中西小说平行研究在走向专题性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首先是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版，作者在此书的“前言”谈到她在1989年出版《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一书后，又着手撰写它的姐妹书《中西小说比较》。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从全书的框架到内部观点体系的建立，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告竣。该书重点探讨了中西小说中的七个主要问题：（1）中西小说渊源、形成过程比较；（2）中西小说观念比较：（3）中西小说题材比较；（4）中西小说主题比较；（5）中西小说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比较；（6）中西小说结构叙述模式比较；（7）中西小说创作方法比较。力图从宏观角度作尝试性的探索，希望借此推进中西小说比较的宏观研究。第八章还撰有中西小说名著比较，共选择了中西方10部名著，对它们的文化思想和艺术方法、技巧作比较研究，以挥索它们的异同，寻求中西小说创作的某些规律。这一方面是对前面各章宏观探求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课堂教学的需要。[※注]研究论文方面，在总体上呈多元发展态势，其中重在小说源流比较的有：李万钧《〈史记〉与荷马史诗——中西长篇小说源头比较》（《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傅金祥《中西长篇小说两个阶段之比较》（《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陈秋红《中西小说发生学比较研究》（《东方论坛》1999年第2期）等；重在小说观念理论比较的有：谭志图《中西古代小说理论比较》（《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郑敏《中西小说观念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胡日佳《中西历史小说观念比较——试论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走向》（《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等；重在小说主题比较的有：何焕群《中西小说主题比较》（《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等；重在小说结构模式比较的有：刘建军《中西长篇小说结构模式比较谈》（《北方论丛》1992年第1期）、张世君《中西小说庭园模式与旅程模式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张卫中《中西语言的句法特征与小说的结构》（《文艺研究》1995年第5期）等；重在小说文体比较的有：李忠昌《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及中西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李忠昌《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及中西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何焕群《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等；重在中西小说形象比较的有：钱炜《中西古典小说僧侣形象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徐顺生《中西小说人物形象比较》（《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等。

进入21世纪之后，中西小说比较研究聚焦于文体学与叙事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因为小说与戏剧文体本质上是叙事文学，所以从广义上说，文体学研究也可以包容在叙事学研究之中。诚如赵学存《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构想》所言，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学界专门进行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的研究也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根据作者的梳理，中西叙事学比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为三类：第一类是具体的中西叙事概念研究，如张一平《中西叙事作品的时空表达差异》（《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1期）、张世君《中西叙事概念“脱卸”与“转换”辨析》（《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杨玲和王立《中西叙事学探微》[《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11期]、李晓莲《刍议中西叙事概念之异同》（《作家》2009年第2期）；第二类是中西叙事理论的特征、风格、渊源研究，如余虹《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吴文薇《寻求中西叙事理论的对话与沟通——关于建构中国当代叙事学的思考》（《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谋和刘艳《谈中西叙事理论》（《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三类是中西叙事文学各文体研究，如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注]先就学术专著而言，除了上述杨星映主编《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之外，还有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永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杨星映两书皆重在文体学研究，其《中西小说文体形态》重点关注中西小说文体历时形态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中西小说文体萌芽、形成、成熟、变革的历史，证明文体变革的根源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文体变革的结果表征着社会文化的新内涵，文体的变革因而成为文学史的重要内容。而其《中西小说文体比较》则重点阐述中西小说文体发展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色，社会文化传统对小说文体的决定作用，小说文体形态的文化机制，中西小说创作和理论的交流对小说文体变革的影响。认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使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与文体理论有同有异，各有自己生成、发展、变革的历史和特质。通过比较，可以辩明中西小说文体的异同，深入挖掘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黄永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与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皆为典型的叙事学比较研究，前书依次讨论了“通俗文学、精英文学与民间文学”“故事叙事与小说叙事”“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通俗小说的审美艺术”等论题，对通俗文学的现代品格与民族传统、精英小说、通俗小说及民间故事的分野与互动，故事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区别与联系、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审美特征等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科幻小说与幻想故事以及言情小说与性爱小说等在题材、情节、技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尤其在寻求中西文化契合之道，建构中西比较叙事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后书专注于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重点从中西神话、戏剧、小说叙事学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最后归结于中西叙事学比较，包括叙事人称之比较、叙事聚焦之比较、叙事方式之比较。赵学存认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和深入需要一个构架来统摄，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对构想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建构研究体系的意识、各种文体研究与叙事理论研究的统一、跨异质文化意识、客观公允的中西态度等方面有重要示范作用。同时受《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的启示，赵学存进而根据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现状，在比较文学整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初步构想，其框架大体如下：（1）建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意义；（2）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原则；（3）中西各叙事文学文体的比较研究；（4）中西叙事文学类型模式研究；（5）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为什么要将叙事文学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叙事文学比较占据比较文学的比重大，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差异性导致叙事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比较文学中的许多问题，有待于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突破来解决。[※注]相信赵学存这一构想对于总结和推进中西比较叙事学研究富有启示意义。

与上述专著相呼应，张鹤《中西古典小说自然描写模式之比较》（《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孔聪《明清志怪小说和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09年）、文彬彬与杨雪《中西古典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比较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杨志平《非主轩轾而力求特性——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断想》（《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李莉《基于语言结构的中西小说叙事模式差异分析》（《黑河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等，也都重在中西小说叙事学比较研究。孔文以明清志怪小说和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为范本，重点就两者在叙事艺术（叙事空间、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方面的异同展开探讨，从而彰显它们共同的审美特性及其各自的独特性与价值。杨文着重就如何推进和深化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观点，认为一方面有必要将中西小说叙事传统视为独立对象进而加以横向考察，比较两者总体特征之异同，从整体上探讨两者的发生与演变。借此综合考察，可以呈现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相应的演进规律，也能够深度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差异性及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围绕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的若干突出现象，加以专题化审视比较，祛除有关中西小说叙事传统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进而切实有效地呈现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的差异性。但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论文也广泛关注其他相关论题，比如对于中西小说一些宏观性的比较论题依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金祥《中西长篇小说的相契现象及发展阶段之比较》（《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庞希云《“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十四至十九世纪中西古典小说中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吴夜《直观的感悟与理性的分析——中西小说理论比较》（《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等文对此做出了新的探索。还有刘欣《中西小说缺类比较之乌托邦小说研究》（《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方汉文《历史语境视域：中西小说的文类学比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刘小满《中西教育小说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尉娜《中西经济小说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宋丽娟《中西小说翻译的双向比较及其文化阐释》（《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黄学军《Story的故事——中西文学比较视野下的短篇小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等关注中西小说文类之比较；张芙蓉《在中西比较中考察清代女性小说写作的社会意蕴》（《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罗怀宇《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的独特艺术性：一个中西比较文论的视角》[《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8期]等关注中西小说形象之比较；而路英勇《论晚清中西小说论的审美趣味演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马菊青与刘永文《晚清时期中西小说比较观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赵炎秋与刘白《近代中西小说比较中的想象西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吴智斌《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中的中西比较语境考察》（《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等尤其关注近代中西小说之比较。较之上述四部学术专著，涉及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4.戏剧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戏剧平行研究，无论是盛况还是业绩都要超过诗歌与小说。王向远贯通20世纪首尾而为80—90年代中外戏剧比较研究作了这样的定位：近二十年来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与20世纪前二三十年比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中西戏剧比较，立足点是借西方文化来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借西方戏剧来否定中国戏曲，那么，近二十年来的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立足点则是弘扬、阐发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研究者对中西戏剧的态度与认识是客观的、科学的。和中外小说比较研究、中外诗歌比较研究相比，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著作最多，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注]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开始恢复。王向远《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中外戏剧比较研究》重点提到其间出现的六篇论文：（1）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2）李晓《中西开放结构的比较研究》（《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3）李万钧《从中西戏剧对比看我国戏曲发展的趋势》（《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4）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兼论中西演剧观的主要差异》（《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5）饶芃子《中西戏剧起源、形成过程比较》（《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6）程朝翔《悲剧中的人物——中西悲剧英雄的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注]其中除了第一篇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之外，其他五篇都属于中西古代戏剧比较研究。另有陆润棠《中西戏剧的起源比较》（《戏剧艺术》1986年第1期）、周旋《中西戏剧之比较》（《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杜隽《中西戏剧本体论历史流变及其比较论略》（《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朱光荣《略论中国戏曲艺术的民族特色——兼论中西古典主义戏剧艺术的比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也是早期致力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在学术著作方面，则有夏写时、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李晓《比较研究：古剧结构原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陆续问世。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是比较戏剧会议论文集，对中外戏剧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李晓《比较研究：古剧结构原理》对中西传统戏剧结构理论进行了研究。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前六章是中西戏剧的专题性、综合性的平行研究，包括中西戏剧主题的比较、中西戏剧情节结构的比较、中西悲剧的比较、中西喜剧的比较。

90年代，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兴盛，一方面体现在诸多学术专著的出版，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对中西戏剧艺术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凸显中国戏曲的民族特色及在世界戏剧艺术中的独特地位。该书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戏剧舞台的表演特性和时空观、戏剧演唱风味、戏剧表演体系、戏剧导演风格、戏剧结构观念、戏剧语言性格、戏剧喜戏和悲剧论等。周宁《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比较了“叙述性的话语模式”和“展示性的话语模式”中西两种不同的戏剧话语模式。郭英德《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文化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起源与形成、戏剧观念、戏剧文体、戏剧形象、戏剧文类、戏剧传播、戏剧功能、戏剧交流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彭修银《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对戏剧美学角度比较研究了中西戏剧的异同性。刘彦君《东西方戏剧进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分“爱琴海的激情”“东方之光”“欧洲戏剧的复兴与全盛”“东方戏剧的绵延”“现代戏剧思潮涌起”五大部分展开东西方戏剧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评价。卢昂《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与融合——从舞台假定性的创造看民族戏剧的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专门从舞台艺术方面比较中西戏剧。另一方面则是众多论文的走向专题化研究，常轩《中西戏剧美学比较》（《黄梅戏艺术》1990年第Z1期）、李青与苏竞《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陈龙《中西戏剧叙事美学特征比较》（《东方丛刊》1996年第3辑）等文侧重于中西戏剧美学之比较；周宁《叙述与代言；中西戏剧模式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杨文华《“情感高潮”与“情节高潮”——中西戏剧高潮比较》（《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与《中西传统戏剧中的双层结构比较》（《中华戏曲》1999年第1期）、许强《中西戏剧时空的比较》（《戏剧文学》1994年第10期）、张晓军《中西戏剧情节论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等侧重于中西戏剧形式之比较；周宁《迈向中西比较戏剧学的起点》（《戏剧艺术》1997年第1期）、施旭升《剧本·表演·剧场：中西戏剧文本观比较》（《艺术百家》1997年第1期）、董小玉《中西戏剧本体诗化的比较透视》（《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等侧重于中西戏剧本体之比较。许强《中西戏剧时空的比较》以戏剧时空观为肇始，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中西方戏剧形态不同的原因所在，并立足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中西方戏剧的比较中展示中国古典戏曲的特色与魅力。这在当下中国戏曲艺术舞台演出日益程式化、表演化，代之依靠舞台布景、高科技声光设备，最大限度增强舞台表现力，或许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宁《迈向中西比较戏剧学的起点》则反思中西戏剧比较的学理逻辑，认为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应该具有学科的整体性。在作者看来，叙述与展示两个概念强调戏剧交流内外系统不同的功能，是区别中西戏剧的核心概念及其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我们不仅能够解释两种戏剧传统中不同艺术特征的历史连续性与逻辑统一性，还能为系统研究确立基本范畴。再次，是举办有关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比如1987年，由夏写时、陆润棠发起组织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组举行香港比较戏剧学术研讨会，邀请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参加研讨。次年，夏写时、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上述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及此前已发表之相关比较戏剧文章20余篇。夏写时在为此书撰写的《前言》中正式提出了建立“比较戏剧学”问题，谓“近几年来，中外戏剧比较研究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科——比较戏剧学，经若干有识者的开拓，其轮廓已越来越明朗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80年代后我国比较戏剧的复兴及学科意识的强化。书中所收集的论文，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后至1987年我国比较戏剧研究的突出成果。[※注]再如1996年，蓝凡学术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出版之后，上海文学艺术院举办了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此书展开了热烈讨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作者从宏观上对中西两大戏剧体系的艺术形式、美学原理、观众审美心理、哲学根源诸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比较，显现并反映了中西戏剧从文学到舞台表演彼此的共同点和相异点，可以说是两大戏剧美学体系第一次全面的比较和探讨，把以往的中西戏剧比较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注]

进入21世纪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著作明显下降，主要有何辉斌《戏剧性戏剧与抒情性戏剧：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何著从话语模式、结构、情境、戏剧人物的意志与情感、戏剧的行动、结尾方式、视野、悬念等戏剧特征对中西戏剧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戏剧是抒情性戏剧，西方是戏剧性戏剧。邹著从陌生化理论来比较中西戏剧理论与艺术。但论文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这里仅就富有特色与新见的专题性研究论文做一简要评述。何辉斌《激变型的艺术与史传式的艺术——中西戏剧的结构比较》（《戏剧艺术》2001年第4期）、杨再红《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袁亮杰《简析中西戏剧文化差异及文化精神》（《理论观察》2016年第10期）、彭维芬《不同的“悲剧力量”——比较中西戏剧不同的悲剧美》（《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1期）、刘飞云《中西戏剧悲喜观比较》（《四川戏剧》2007年第5期）等侧重于中西戏剧主体特征之比较；叶树发《虚拟性和写实性——中西戏剧舞台结构原则比较》（《艺术百家》2004年第2期）、陈军《中西古典戏剧观众观之比较》（《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田颖与陈圣《中西戏剧艺术中间离效果的比较》（《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胡健生《中西古典戏剧中“预叙”艺术之比较——以元杂剧和古希腊戏剧为例》（《广东艺术》2009年第4期）、彭鲁迁《中西戏剧舞台表演中的美学性格比较》（《大舞台》2012年第7期）、俞航《中西戏曲戏剧语言与文体比较》（《学术交流》2016年第9期）等侧重于舞台演出之比较；冻凤秋《“后花园”与“阳台”——中西戏剧古典爱情意象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刘云霞与张丽花《中西古典戏剧悍妇型女性形象比较》（《名作欣赏》2013年第5期）、刘云霞与邢满《中西古典戏剧贤惠型女性形象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张广龙与温剑波《中西古典爱情戏剧中“红娘”形象比较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S1期）等侧重于戏剧形象之比较；张玉雁《中西古典戏剧宗教因素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史俊英《从中西思维方式看中西戏剧》（《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唐健清《中西灵感论的异同及其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基于柏拉图与陆机灵感论的比较》（《怀化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等侧重于文化元素之比较；杨文华《中西戏剧现代化进程比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赵迪奉《中西戏剧成因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曾玉冰《中西戏剧发展方向比较》（《四川戏剧》2005年第5期）、章旭清《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天府新论》2006年第5期）等则上升至中西戏剧本原问题的探索。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与问题，孙玫《戏剧比较研究再思考》通过探析形成戏剧比较研究中这种“中西”两极对照思维模式的历史原因，一是提出“中外戏剧比较研究”和“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二者之间不能混同，21世纪的戏剧比较研究，不应该再囿于传统的“中西”两极观，而应该逐步建立起多元的、全方位的世界戏剧观；二是指出戏剧比较研究并不等同于比较文学研究，它不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在戏剧研究领域内的延伸；三是回顾中国戏剧比较研究史上一些具代表意义的范例，阐发了它们对于当时的戏剧实践以及后续理论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四是质疑“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这一流行说法，并通过解析该个案，指出戏剧比较研究既要立足戏剧研究之本位，也要建立起跨文化、跨学科的宽广视野。[※注]

5.民间故事平行研究。在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于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也提交了中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论文，陈莫京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同1958年整理出来的傣族叙事爱情长诗《娥并与桑洛》进行了比较；张鸿年对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索；阎云翔提出纳西族和汉族龙故事的比较，认为东巴经的龙与汉族的龙基本相异是同源异流发展的结果，纳西族民间故事中的龙与汉族的龙基本相同则是受汉族影响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从事民间童话研究的刘守华研究重心转入了对民间故事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不仅在日本出版合编的论文集《日中昔话传承之现状》（1996）及《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2004），而且致力于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建构，先后出版《故事学纲要》《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故事学》等。如果说《故事学纲要》作为我国第一部民间故事的专门著作，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宏观框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故事学》更是从全面比较研究中来认识民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在民俗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高比较故事学的理论方法形成一个民俗文化中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体系，建构起一门独立的学科。澳籍华裔中国民间文学博士谭达先在《赞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的重大成就》一文中说：“《比较故事学》采用的是世界故事学大背景、中西方理论和材料相结合，多侧面多学科价值相渗透的宏观视角与微观实证相统一而和谐共存相互阐发的方略。此书既是刘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40年学术成果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和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化、深层次化发展的可喜收获。”[※注]其他如钱淑英《中西“灰姑娘故事型”的叙事比较——以段成式与贝洛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杨春艳《中西灰姑娘故事之比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就中西“灰姑娘故事型”叙事的比较；朱道卫《宗教情绪与人伦精神：中西蛇女故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李索与穆晶《扫帚成精故事的演化及中西文化比较》（《文化学刊》2012年第1期）分别对中西蛇女故事与扫帚成精故事的比较，但总体成果不著。

上述分体用研究之外，也有一些论著致力于包容各体的综合研究，比如李万钧《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前书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欧美文学史；第二部分是中西小说、中西戏剧的类型方面的比较，是国内有意识地用中西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关系史所作的一次尝试；后书就中西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诗学作了高瞻周览的比较研究。作者的研究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中西文体分述、中西文类比较、中西文学汇通“三部曲”，具有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同样体现了作者对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探索。

三 作家平行研究

中外作家的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作家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作家的生平身世、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精神境界、艺术追求等内容。由于中国古代作家众多，中外作家之间的平行研究不胜枚举。根据学界讨论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李渔等大家。

先秦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庄子与屈原。若就整个先秦诸子比较研究而论，主要集中于哲学、教育、法律、伦理乃至经济思想的比较，只有少数论文涉及文学比较，比如张群、凌茜《古希腊〈伊索寓言〉与先秦诸子寓言之比较》（《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冯之《先秦寓言与古希腊寓言比较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刘枫《先秦诸子寓言与〈伊索寓言〉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民族大学，2016年）等集中于先秦诸子寓言的比较研究。而就先秦诸子个体而言，则以庄子最具文学和美学特征，因而其比较研究也多从哲学走向美学与文学研究。据孙雪霞《〈庄子〉比较研究三十年之思考》一文的梳理，近三十年《庄子》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与柏拉图、卢梭、尼采、海德格尔等人身上。其中最早将庄子与柏拉图进行比较的学者是叶维廉，他以庄子和柏拉图为中西文化的两大源头来构建他的“比较诗学”。此后，庄子与柏拉图的异同不断得到学者的关注。平行比较是庄子与柏拉图比较研究中的重点，比较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两者的美学思想，包括美学本体论与美学体验论。卢梭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庄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其有着天然的契合，所以将两者进行比较自然成为庄子中西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认为两者思想理论的相似仅仅是表面的，而内容却大相径庭：卢梭的“回归自然人性”是主动、感性的，而庄子是被动、无情的；卢梭“回归原始大自然”是为了重建文明，而庄子是为了“绝圣弃智”。与海德格尔的比较是庄子比较研究中最受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在近三十年近三百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中，涉及海德格尔的将近一半。徐复观、刘若愚在各自的著作中已经将庄子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而真正将他们融通的仍是叶维廉，其《比较诗学》（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认为，庄子与海德格尔都设法恢复存在原有的根据地，庄子的“化”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种观点贯穿叶氏比较诗学研究的始终。大陆学者的比较研究始于1987年的戴冠青《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泉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此后，何芳在系列文章中从诗学的角度对庄子和海德格尔进行比较；钟华提出“生产性”对话的学术目标，在《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以影响研究为基础，平行比较为主干，为两者的生产性对话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注]近期问世的相关论文尚有：姚要武《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2年），钟华《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郭艳凤《海德格尔与庄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汪愫苇《比较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谈〈庄子〉与〈瓦尔登湖〉中的寓言》（《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辛羽《〈庄子〉与〈伊索寓言〉中的篇章隐喻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4年），马海婷《庄子与卡夫卡之梦意象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5期]，金铖《遥相应和的“风”——庄子〈逍遥游〉与布莱克〈咏春〉的一种比较》（《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等等。钟华博士论文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取“价值现象学”的立场，主要运用比较诗学中的“跨文化对话”方法，对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之间的事实联系和学理联系、一致性和差异性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深入的比较。

屈原的比较研究视野与路径比较开阔，其中的重点是与13世纪末意大利著名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先驱者但丁的比较，主要有：李玉斌《但丁、屈原之比较》（《青海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张立新《诗人之魂——论屈原与但丁》（《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李昌云、曾宪文《求诚与求真：屈原与但丁之比较》（《成都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屠毅力《灵魂之旅——但丁和屈原的比较》（《求实》2006年第S3期），王阳阳《相同的精神不同的命运——屈原与但丁代表作之比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常勤毅《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杨如月《屈原和但丁的情感表现艺术比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张一方《屈原〈离骚〉与但丁〈神曲〉比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等，分别从综合性以及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美学视野、情感表达与代表作等不同方面展开比较。潘立勇《从屈原与浮士德求索意向比较看中西文化精神异同》（《东方丛刊》1996年第2辑）与沈有珠《上下求索 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以屈原与德国歌德的浮士德形象进行比较。王锡明《命运的思索与抗争——屈原与古希腊悲剧诗人悲剧精神之比较》（《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汤洪《屈原与约伯：生与死的不同抉择——〈离骚〉和〈约伯记〉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郭梦君《屈原与尼采悲剧精神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王红莉《屈原与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比较》（《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等则分别拓展与古希腊神话、《圣经·约伯记》、苏格拉底以及尼采的比较研究。其他相关诗人及其作品的比较，还有徐志啸《屈原与普希金》（《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吴绍釚《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东疆学刊》2003年第5期），张志强《屈原〈橘颂〉与米尔恩Golden Fruit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李文斌《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周融《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沙理工大学，2013年），徐冰《屈原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工业大学，2014年），陈慧《中西方怨恨情绪之比较——以屈原和莎士比亚及其代表作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丁珍薇、彭家海《屈原〈九歌〉和济慈“六颂”中的植物意象比较》（《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济慈〈夜莺颂〉和屈原〈远游〉的神话意象比较》[《疯狂英语》（理论版）2018年第4期]，等等。徐志啸《屈原与普希金》问世较早，重点探讨了屈原与俄国普希金两位作家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相似性，并从社会背景和身世遭遇分析了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周融《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比较研究》采用原型批评相关理论，从宏观上分析两位诗人作品中的神话原型意象，并在微观上对他们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进行比较，认为作为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屈原和布莱克均驰骋想象，勇于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社会的苦难与黑暗，摄取了绚丽深蕴的神话意象，建构了符合自己情感经验与心灵理想的神话国度。但布莱克侧重于创造神话意象，其神话色彩是鲜明的火红，屈原倾向于借用神话意象，其神话色彩是悲剧性的黯淡。

汉魏六朝的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陶渊明，新时期以来逐步形成不同级次的重点，一是与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比较研究。从80年代率先发表的徐志啸《自然诗人：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王晓秦《华兹华斯和陶渊明的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到90年代问世的周昭宜《田园寓深情 平淡显奇美——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诗歌比较谈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李增《主体的消融与主体的张扬——论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归隐自然之路》（《外国语》1999年第2期）、郑长天《心性自然与神性自然：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之比较》（《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等文都是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依然是比较研究的重点，其中徐瑞祥《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王春秀《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歌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两篇硕士论文重在综合性比较研究；池大红《静谧的田园与躁动的诗魂——陶渊明、华兹华斯对自然和田园生活体认的比较》（《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陈爱梅《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处世理念与作品风格比较谈》（《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程小玲与王智华《恬静悠远的生态诗——陶渊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思想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许辉《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死观之比较》（《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进而向专题性比较研究开掘；还有如李晓佳《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自然观的比较分析——以〈丁登寺旁〉和〈归园田居〉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4年）则属于个案性比较研究。二是与法国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亨利·戴维·梭罗的比较研究，同时也不时交织着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比较，主要见于王萍《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比较陶渊明与梭罗》（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5年），李雁劫《两位“诗意的栖居”者——陶渊明和梭罗比较研究》[《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年第3期]，王国喜《中西文人归隐行为的文化阐释——陶渊明与梭罗之归隐行为比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吴进珍《再论超验主义——梭罗与陶渊明的自然观之比较》[《疯狂英语》（教师版）2010年第3期]，王永霞《在自然的沉思中相遇——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观比较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年），鲁枢元、马治军《元问题：人与自然——关于陶渊明与卢梭、梭罗的比较陈述》（《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阳芬《回归自然——卢梭与陶渊明自然观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外语学院，2011年），林雪花《诗意的栖居者：梭罗与陶渊明的生态思想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商学院，2011年），等等。鲁枢元、马治军之文认为，“人与自然”问题是一个“元问题”。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美国诗人兼学者梭罗，三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哲人，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却给出相近的答案：热爱自然，顺应自然，珍惜人的天性，像大自然一般自然地生活，在与自然的交流融汇中享受天地间至高的精神愉悦。该文即以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为背景在对三位诗哲的比较陈述中，探究“人与自然”的当代意义。三是与美国传奇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比较。胡月增《狄金森与陶渊明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比较》（《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孙叶红《艾米莉·狄金森与陶渊明死亡诗歌意蕴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3期]、彭静《穿越千年的精神对话——狄金森与陶渊明死亡诗之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等文侧重于死亡意识的比较，陈颂《隐逸主题下陶渊明与艾米丽·狄金森诗歌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交通大学，2015年）则侧重于诗歌意象的比较。此外，还广泛涉及与以下著名文学家的比较研究，包括与德国诗人马丁·海德格尔、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美国思想家与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俄罗斯田园派诗人叶塞宁，法国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自然诗人弗朗西斯·耶麦，挪威著名诗人奥拉夫·豪格以及朝鲜金富轼、许筠、李仁老的比较研究。[※注]

唐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李白与李贺。关于李白的比较研究，杨铁原《李白诗歌崇高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求索》1983年第3期）在新时期初率先定位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视野中分析彼此之异同。此后，又有古莉娜《论李白与欧玛尔·海亚姆的思想及生平》（《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成松柳《忧患意识：个体和群体——从李白、拜伦诗的比较看中西诗人的不同心态》（《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葛景春《东方诗仙与西方诗魔——李白与拜伦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葛雷《兰波之梦——兰波诗与李白诗的比较》（《国外文学》1992年第2期）、林贞玉《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等文相继问世。进入21世纪之后，比较研究路径又有新的拓展，王凯《“悲”与“乐”的辩证统一：从一个角度比较李白和莎士比亚》选择“悲”与“乐”辩证统一的特定视角展开比较研究，认为“悲愤”是两位诗人诗作中共同的旋律，但彼此并没有在“悲愤”中消沉下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自强不息的高贵气节，坚信诗歌创作的伟大力量，这种信念又进一步升华成一种崇高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的诗作充满了对人生无限的热情。这种看似矛盾的“悲”与“乐”其实正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他们统一于化悲为乐的开阔胸襟之中。这种开阔胸襟需要宏大的理想，艰苦卓绝的毅力和磅礴的浪漫主义气势。另一方面，这种辩证关系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律性。[※注]基于李白诗歌的特点，酒的因素在比较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王笑妍《东方盛世下的酒中诗情——李白与艾布·努瓦斯咏酒诗比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孟松《李白、海亚姆饮酒诗之比较》（《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张广兴《酒里人生——李白饮酒诗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孟松《李白、海亚姆饮酒诗之比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侯延爽、于桂丽《李白与哈菲兹“酒诗艺术”之比较研究》（《齐鲁艺苑》2017年第6期）等都是侧重于饮酒诗的比较研究。其他尚有：寇加《一样的月光 别样的观照——李白与D.H.劳伦斯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比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陈璁《李白与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特点比较研究》（《社科纵横》2007年第3期），杨妮、张小花《李白与多恩诗歌中“及时行乐”主体的比较》[《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年第1期]，刘翠湘《李白与惠特曼比较》（《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王国彪《古代朝鲜诗人车天辂与李白诗歌浪漫境界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伍钢《李白与布莱克的诗歌比较研究》[《文学教育》（下）2017年第2期]，曾宏《比较视域下的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特质——以李白和李斯特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这些论文观广泛涉及李白与不同国籍的作家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李贺诗歌成就远不如李杜，但比较研究成果依然可观。吴伏生《李贺与济慈》（《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徐志啸《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浪漫诗人——论李贺与济慈》（《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李梅《浪漫主义视野中的李贺诗歌——兼与济慈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王永慧《李贺与济慈诗歌艺术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李长霞《李贺和济慈悲情意象建构的诗学品格比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重在与济慈的比较研究；郑松锟《“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邓庆生《中西方“怪杰”——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等重在与波特莱尔的比较研究；王晶《李贺与爱伦·坡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比较》（《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赵娱《两种诗意人生 一个诗象世界——比较李贺与爱伦·坡的死亡主题诗歌》（《语文学刊》2012年第4期）等重在与爱伦·坡的比较研究。其他如郭伟、李玉华《跨越时空的“夹缝人”——李贺与叶赛宁的比较解读》（《美与时代》2003年第11期）、曲爱丽《狄金森与李贺诗歌的死亡主题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3年）、任贺贺《约翰·邓恩与李贺诗歌比较研究初探》（《名作欣赏》2016年第6期）、苏文睿《艺术表现灵魂：兰波和李贺奇特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等文体现了李贺比较研究的广度。

宋代作家的比较研究集中于苏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首先聚焦于与德国戏剧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莱辛的比较研究，李向阳《苏轼与莱辛诗画观之比较》（《乐山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提出这一比较论题之后，陈冰、葛桂录《“诗画同律”与“诗画异质”——苏轼和莱辛诗画观的历史文化内涵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作了新的探索和总结，认为在诗与画对比关系上，苏轼倾向于“诗画同律”说，莱辛则强调“诗画异质”说。中西方这两种传统的诗画对比观的提出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中西艺术实践及其传统理论、主客体关系上各自强调侧重点的差异，以及对诗画媒介符号与时空观的不同理解，都是造成两种诗画对比观文化内涵不同的重要原因。弄清楚这种差异的内在实质，以求相互借鉴，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此后，何慧斌《苏轼与莱辛诗画关系论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王瑞《莱辛与苏轼诗画理论之比较》（《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徐若冰《分离与融合——莱辛、苏轼诗画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等文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同程度的深化。至于以下诸文：陈训明《两个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苏轼与普希金比较研究》（《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1期）、孙金杰《抚存悼亡 感今怀昔——苏轼与弥尔顿悼亡诗比较》（《昌潍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金艺铃《略论苏轼与尹善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李志坚《横看成岭侧成峰 世间真情总相同——哈代与苏轼的悼亡妻诗之比较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16期）、康梅林《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哲《消解异化——对苏轼与罗伯特诗歌主题相似点的探索》（《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卢迪《泰戈尔与苏轼诗歌宗教思想比较分析》（《长春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则是对上述与莱辛比较研究的中心的进一步拓展。

元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关汉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以与莎士比亚比较为重心，从张安国《试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Z1期）、杨莉娥《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文化影响比较》（《咸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到惠继东《中西悲剧中的复仇鬼魂——〈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都是如此。延续至21世纪，又有一批相关论文陆续问世，主要有：王渊《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悲剧艺术之比较》（《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刘雪滢《悲剧结局与民族心理——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一点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付云《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建明、曹必文《企盼清官与张扬人的自由——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艺术百家》2009年第S1期），郑丽华《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悲剧创作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李树江《比较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年第8期]等。郑丽华硕士论文以文本的解读为基石，通过对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的比较研究来分析中西悲剧的异同，目的是挖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精神，来完善中国悲剧理论，也借此来反观西方悲剧理论的缺失，以便通过相互反照来达到中西悲剧理论的互补。该文最后还就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悲剧结局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结局带给人的是灵魂的净化作用，关汉卿悲剧结局则起着道义感化作用，两者都起到了精神抚慰的作用。另一个维度是与日本戏剧家的比较，比如贾林华《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周萍萍《关汉卿“士妓恋”作品与近松门左卫门“町妓恋”作品之比较》（《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王佳硕《元杂剧与日本能乐的艺术特征比较研究——以关汉卿和世阿弥的作品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等。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在中国和日本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莎士比亚在英国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等同，他们两人在戏剧创作技巧和内容取材上也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周文主要通过对关剧的“士妓恋”和近松门剧的“町妓恋”题材的分析和比较，揭示在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命运抗争主体以及结局处理方式等方面，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异同。而王文则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关汉卿和世阿弥的作品创作为中心，比较二者在艺术特征方面的异同。此外，徐子方《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史上是集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迦梨陀娑、莎士比亚和狄德罗、博马舍等人成就于一身的戏剧艺术大师，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与关汉卿相比。这样具有多重身份的戏剧大师，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戏剧与文学史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关汉卿。[※注]这种世界戏剧史上的定位实际上也属于比较研究。

明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汤显祖。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谈到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里第一次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然后以两人代表不同空间中的两种文化展开比较，[※注]对于此后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正如刘文辉《“汤”（显祖）、“莎”（士比亚）比较在中国：历史与路向》所言，在中国，“汤”“莎”比较不单是一个比较文学学术命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文化命题，所以无论是学术根基还是社会影响，实为其他作家所不及。根据该文的梳理，从“泛比较”层面上看，“汤”“莎”比较在中国自20世纪初期就已经萌芽。20世纪中期，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在中国的拓展和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深入，“汤”“莎”比较正式进入学理层面，成为专门的学术论题。据张允和日记记述，她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俞平伯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时，还是非常喜欢用比较的方法研习中国昆曲，曾撰写《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专题文章，比较分析汤、莎所著的《牡丹亭》与《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发掘汤显祖剧作的审美特征。[※注]1959年6月，《北京日报》刊发了《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一文，采用比较方法剖析汤显祖剧作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注]但当时整体上重在社会学的意义重释与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后，“汤”“莎”比较研究真正兴起，并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新的拓展，不仅“汤”“莎”比较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而且在比较方法上也开始从“平行比较”向“间性比较”转型。其中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改变了前人在比较中一味“求同”，以“汤显祖”比附“莎士比亚”的思维惯性，通过对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比分析，同中求异，揭示汤、莎剧作在语言、情节、结构、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就此做出全新的价值判断，凸显和张扬了汤显祖戏剧的独特价值，把“汤”“莎”比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同时也由此拉开了新时期“汤”“莎”比较研究兴起的历史序幕。在徐文的带动下，汤、莎比较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相继有张隆溪《也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文艺学研究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陈瘦竹《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楼宇烈主编《汤显祖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余三定《同中见异·异中有同——试比较朱丽叶与杜丽娘的形象》（《岳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夏茵英《真实与奇幻的统一：也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研究生学报》（华中师大）1985年第3期]等10余篇论文致力于汤、莎比较研究的专题性论文。另有马美信在80年代初完成了硕士论文《晚明文学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比较研究》，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进行了专门的对比分析，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解释了汤、莎戏剧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深层原因，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初步展示出“平行比较”方法在汤、莎比较研究中所取得的历史实绩。90年代以后，随着比较文学及比较戏剧学在中国的广泛兴起，汤、莎比较研究逐渐成为比较文学及比较戏剧学领域的“热点”与“亮点”。中国知网全文搜索显示，涉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论文就有4000多篇，以汤、莎比较为专题的论文不下1000篇，以汤、莎比较研究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大量涌现，博士论文也已经出现，比如陈茂庆《戏剧中的梦幻——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张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诗学视角下的汤莎人文思想比较》（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6年）都基于独特视角对汤显祖、莎士比亚及其剧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完整的汤、莎比较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中西戏剧比较的论文、专著及教材也广泛地选用汤、莎作为经典个案开展比较论证。汤、莎比较在幅度、广度、深度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拓展。总体而论，一是平行比较的对象更加细化，比较的“深度”得到拓展；二是平行比较延伸的“幅度”更加宽泛；三是平行比较的方法更加灵活多元。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文化浪潮推动中西文化的“比较”再次走向泛化。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汤、莎比较研究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象征资本”，成为一种具有潜在组织意味的现实文化实践。2016年堪称中国文化的“汤显祖年”。在政府与学界的联合推动下，从年初到年末，在上海、遂昌、徐闻、抚州、南京等地召开了近10场旨在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汤、莎比较是贯穿始终的会议主题之一（浙江遂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干脆把名称定为“2016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的当代生命国际高峰学术论坛”）。伴随着汤、莎纪念热潮的出现，学术界关于“汤”“莎”之间需不需要比较，可不可以比较，怎样比较的争议再次出现。学界在汤、莎比较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也做出了新的探索，陈靝沅《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种戏剧文化的全球视野》明确提出全球化背景下汤、莎比较应具备“全球视野”。[※注]廖奔《比较文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倡导汤、莎比较研究要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从他们的剧作共同关心人类情感和命运的角度，体味其经典作品的深刻人文内涵，重新认识人类智慧和人类情感的本源，也品味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各自审美特征，了解我们共同和不同的历史传统，把握中西戏剧不同的样式品性与美学原则，从而确立人类文化艺术丰富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识”。[※注]在比较方法上，提出从“平行研究”走向“间性研究”，使“建立在本质主义实在论假设上的比较研究被建立在间性哲学基础上的‘跨文学空间’问题所取代”。[※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适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2016年这一关键节点，从戏剧界到学术界，与相关地方政府合作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相关学术研究逐步臻于高潮。其间还有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与张玲、付瑛瑛所著《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部学术专著同年问世，前书采取平行比较的方法来解读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经历和人格、政治热情和政治意识、爱情主题、女性形象、浪漫主义、悲剧意识、梦境意象、幽默感与喜剧性、死亡意识、诗性意味、基本价值图景等角度，比较两位戏剧大师的同异，进而揭示东西方文化在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共同性。[※注]后书为“汤显祖研究书系”之一，涉及汤、莎总体比较，汤、莎戏剧的海外传播，汤、莎戏剧中的人物形象，英语国家的汤显祖研究和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汤、莎剧演出比较，汤、莎剧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比较，汤、莎剧的神话比较，汤、莎剧的梦境比较以及汤、莎剧的改编比较等。[※注]此外，除了上文提到的陈茂庆《戏剧中的梦幻——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与张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诗学视角下的汤莎人文思想比较》两篇博士论文之外，还出现了数篇硕士论文，包括孙海西《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观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4年）、陈丽勤《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的自然场景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年）、朱熙《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4年）、付芳丽《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情与理冲突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7年）等。至于21世纪以来的相关论文，大体从综合性与专题性两个方向推进，其中周锡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伟大艺术成就的总体比较和评论》颇具学术总论性质，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艺术成就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以中国文艺理论对文艺作品评判的四个最高要求和一个重大特色，即用中国的理论话语，观照和评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艺术成就，可总结为笔补造化、艺进乎道、悲天悯人和大器晚成；其共同的重大艺术特色是喜欢运用神秘现实主义和神秘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取得动人的艺术效果。[※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的高度专一与繁荣，的确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迥然有别。

清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李渔，其学术盛势仅次于汤显祖，但其在比较对象上的不断扩容，正与汤显祖始终重在与莎士比亚比较的专注性形成鲜明对比。1979年，杨绛《春泥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李渔论戏剧结构》借与亚里斯多德戏剧理论的比较来讨论李渔结构论，具有比较研究之性质。冉东平曾以此为理论视角探讨李渔与亚理斯多德戏剧结构理论的比较，从三个部分评述了李渔和亚理斯多德在戏剧结构问题上存在着表面相似而实际上却有巨大差异的现象，中国戏曲的“开放式戏剧结构”和西方戏剧的“锁闭式戏剧结构”产生的文化基础，以及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和西方戏剧的写实性对中西戏剧在处理戏剧冲突、时空安排等方面有深刻影响。[※注]到了80年代，陈雷《相似、差异、创新：李渔和亚理斯多德戏剧理论比较》（《戏友》1985年第2期）、杜卫《李渔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思想比较》[《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傅秋敏《论“选剧第一”——李渔与斯坦尼导演学比较研究之一》（《艺术百家》1987年第2期）等文的陆续问世，标志着李渔的比较研究正式启动。陈雷、杜卫两文承续杨绛《李渔论戏剧结构》而开展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后至90年代，李渔比较研究日趋兴盛，比较的对象也日趋广泛，张晓军《李渔与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之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李燃青《李渔和狄德罗的戏剧美学——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宁波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重在李渔与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之比较；张振钧《莎士比亚与李渔比较研究二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马弦与马焯荣《李渔·莎士比亚比较偶数思维与戏剧创作》（《艺海》1995年第2期）重在与莎士比亚之比较；姚文放《李渔与歌德关于戏剧舞台性的论述之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董小玉《中西古典戏剧结构美学的历史性双向调节——高乃依、李渔比较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陈菡蓉《机智的故事：薄伽丘与李渔小说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重在与斯坦尼、高乃依、薄伽丘之比较。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比较研究，以李万钧《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戏剧理论的价值》（《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李渔和西方戏剧理论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两文为代表，皆重在比较文学视角的理论价值评判与阐释。前文从比较文学角度探讨和总结了李渔戏剧理论六个层面的国际价值和现代价值；后文则以李渔的《闲情偶寄》（1671）与以布瓦洛《诗的艺术》（1674）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理论进行比较，从四个层面作了理论总结和阐释。进入21世纪之后，既有对以往比较论题的继续深化[※注]，也有对比较对象的继续扩容，后者诸如：张哲、王为群《人性的启蒙：古典戏剧通俗化倾向的美学特征——莱辛与李渔戏剧美学比较之三》（《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冈晴夫《李渔与平贺源内——日中“戏作（Gesaku）”之比较》（《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学艺术的对话与共生”中国文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中国会议），朱源《李渔与德莱顿戏剧理论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彭洲飞、李佳裔《“日常生活”与“闲情偶寄”——列斐伏尔和李渔“日常生活世界”之比较》（《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代迅《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费瑟斯通和李渔美学思想比较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分别拓展至与莱辛、平贺源内、德莱顿、列斐伏尔、费瑟斯通等的比较研究。朱源博士论文以共时与历时、微观与宏观的综合方式与视野，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与英国古典话剧理论史中各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理论家李渔与德莱顿的戏剧理论文本与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以“求同存异”的基本态度，试图发掘与阐释中英戏剧理论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达到认识他人与自我、互相交流的目的，从而将本论题推向了新的学术高度。

可以说，在平行研究思维的驱动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与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凸显。

四 作品平行研究

中外作品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文化内蕴等。作品比较研究聚焦于名著和名篇的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都有相应的比较研究论著问世。现重点回顾和讨论一下小说与戏剧名著的比较研究。

1.小说名著的平行研究。聚焦于“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与清代小说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同时还涉及《镜花缘》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都有相应平行研究的成果，其中《红楼梦》是重中之重，在小说作品比较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

（1）《三国演义》平行研究。以与日本信浓前司行长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家物语》的比较论文最多，其中硕士论文即有：黄健平《〈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6年），李芳《〈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武人群像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王茜《〈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人物形象之比较研究——从造型理念之差异谈起》（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张淼《〈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无常观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葛利及《〈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生死观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吴岚南《〈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的英雄观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5年），分别就儒家文化、武人群像、人物形象以及无常观、生死观、英雄观等开展比较。另有李树果《〈平家物语〉和〈三国演义〉——战记物语和演义小说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李英武《〈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艺术特色之比较》（《东北亚论坛》1996年第1期）分别侧重于两书文体与艺术特色之比较。涉及与日本文学作品比较的，还有胡秋香《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八犬传〉的忠义观》（《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曲朝霞《〈三国演义〉与〈德川家康〉中的爱情之比较》（《电影文学》2010年第15期），分别与《八犬传》和《德川家康》在忠义观与爱情观方面展开比较。进而言之，在东亚文化圈的比较中，尚有母秀丹《〈三国演义〉与〈兴武王演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的与朝鲜《兴武王演义》的比较研究；和建伟《〈摩诃婆罗多〉与〈三国演义〉情节结构比较》（《学理论》2009年第27期）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比较研究；徐杰舜、陆凌霄《越南〈皇黎一统志〉与中国〈三国演义〉之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与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的比较研究。《三国演义》与欧洲作品比较的重点是希腊神话与史诗，主要有：赵成林《交相辉映的两部民族战争史诗——〈三国演义〉与〈伊利亚特〉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殷茜《〈三国演义〉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理工学院，2011年），陈鹏录《〈三国演义〉与〈伊利亚特〉战争描写比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1期），雷敏《中希“民族英雄忠义主义”历史文化内涵比较研究——以〈三国演义〉和〈希腊神话〉为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此外，易新农《〈战争与和平〉和〈三国演义〉史诗风格比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彭定安《两种民族心态、文学气质与接受意识——〈三国演义〉与〈战争与和平〉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重在与俄国小说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比较；卢盈秀《男性社谊、欲望、弔诡：〈三国演义〉及〈亚瑟王之死〉的跨文化比较（英文）》[《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春季号）2015年第1期]重在与英国托马斯·马洛礼《亚瑟王之死》的跨文化比较；而宋培宪《〈三国演义〉在世界小说座标中的定位与描述——兼及中西方同类型小说之比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的视野更为开阔，提出如果将《三国演义》放在世界小说发展流程上来考察，那么，就鸿篇巨制成熟的时间看，它比欧洲早近两个世纪；而作为历史小说高潮的到来，中国比西欧提前了四五百年，特别是由于文化背景与文学观念上的差别，中西方历史小说则更是异中见同，同中显异。要之，《三国演义》是世界小说史上成熟最早、成就较高、影响广泛的一部历史小说巨著。[※注]

（2）《水浒传》平行研究。重点是与英国民间故事《罗宾汉传奇》的比较。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古代英雄，因不满封建统治者的暴虐统治而聚众结伙，深居绿林，仗义行侠，爱憎分明，充满人格力量，与中国宋朝的梁山好汉相媲美，故而彼此具有“可比性”。从陈才宇《〈水浒传〉与罗宾汉谣曲比较》（《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之后，至21世纪出现了多篇论文，包括张叉《〈水浒传〉和〈罗宾汉传奇〉中的英雄人物比较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刘清华《绿林豪杰的颂歌 英雄传奇的丰碑——〈水浒传〉与〈绿林英雄罗宾汉〉之比较研究》（《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和俊《从〈罗宾汉〉与〈水浒传〉的比较中看中西文化差异》（《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单宝凤《〈水浒传〉与〈侠盗罗宾汉〉叙事艺术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业大学，2010年），尹广娜《宋江与罗宾汉形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其中单宝凤与尹广娜两篇硕士论文分别就叙事艺术与人物形象作了比较研究。另有陈春莲《甜梦与恶魇——论比较〈红字〉中海丝特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英文）》（《咸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王晓玲《相同的追求 不同的命运——〈红字〉中海斯特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比较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董清宇《〈红字〉与〈水浒传〉部分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重在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字》的比较；田美丽《〈水浒传〉和〈亚瑟王之死〉中英雄情爱观之比较》（《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石松《〈水浒传〉中王进和〈亚瑟王之死〉中魔灵叙事作用的比较》（《水浒争鸣》2009年第11辑）重在与英国托马斯·马洛礼《亚瑟王之死》的比较；李东军《〈水浒传〉美刺说与〈南总里见八犬传〉劝惩说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邱岭《〈水浒传〉人物设定比较谈——与〈南总里见八犬传〉相较》（《2005年全国〈水浒〉与明清小说研讨会暨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专辑》）、胡秋香《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八犬传〉的忠义观》（《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重在与日本小说《八犬传》的比较；李俐《〈洪吉童传〉和〈水浒传〉的社会观与人物观比较》（《现代交际》2014年第8期）重在与朝鲜小说《洪吉童传》的比较；塔娜《〈江格尔〉和〈水浒传〉英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1年）、王文华《〈江格尔〉与〈水浒传〉之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重在与蒙古民族史诗《江格尔》的比较。其他如汪俊文《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与中国明代小说——以〈雨月物语〉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以及高原《“泛农民趣味”的颂歌——从中西方社会文化形态之比较看〈水浒传〉主题》（《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也都涉及《水浒传》的中日、中西比较。

（3）《西游记》平行研究。较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成果更为丰硕，其中与印度的比较研究系从渊源研究发展而来，或彼此含有某种内在关联，主要见之于：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上、下）——〈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一》（《南亚研究》1986年第1、2期）、《论中国的献人供妖与义士除害型故事——〈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二》（《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和建伟、武抒祖《人性的复杂与自我超越——〈摩诃婆罗多〉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比较》（《内蒙古电大学刊》2006年第5期）等。在与西方文学作品的比较中，重点是与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的比较，除了顾云飞《〈天路历程〉与〈西游记〉主题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王琦《〈天路历程〉与〈西游记〉的宗教元素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外国语学院，2011年）、申招娣《〈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叙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三篇硕士论文之外，尚有林琳《〈天路历程〉与〈西游记〉的精神共鸣——两部小说宗教特征和批判精神比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陈明洁《〈天路历程〉与〈西游记〉之平行比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宋文玲《〈西游记〉与〈天路历程〉意象比较》（《科技信息》2010年第6期），刘颖《殊途同归的心路历程——〈西游记〉与〈天路历程〉之比较》（《科技信息》2010年第35期），肖跃玲《历史、宗教语境下的创作——〈西游记〉与〈天路历程〉差异性比较》[《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11期]，等等。其他广泛涉及与希腊神话史诗[※注]、但丁《神曲》[※注]、米尔顿《失乐园》、[※注]歌德《浮士德》、[※注]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注]《巴黎圣母院》、[※注]西方流浪汉小说、[※注]《格列佛游记》以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的比较。[※注]饶有意味的是，在《西游记》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不少论文拓展至当代作品的比较，比如与英国作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创作的长篇奇幻小说《霍比特人》（1937）及其续作《魔戒》（1954—1955，又称《指环王》）的比较，相关论文有：赵澍《原型理论分析比较〈霍比特人〉和〈西游记〉》（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8年），石松《人类的本能恶欲和向善追求——〈指环王〉与〈西游记〉的哲学思想比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苏学芬《跨越时空的回响：〈指环王〉与〈西游记〉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理工大学，2008年），赵淑莉《相似之下的不同价值观与软硬实力——〈指环王〉与〈西游记〉的比较》（《电影文学》2011年第13期），杨莹《〈西游记〉与〈最游记〉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11年），贺双燕《〈魔戒〉与〈西游记〉的文化诗学比较——以霍夫斯泰德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维度为分析视角》（《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陈义伊《追寻路上的救赎——〈西游记〉与〈魔戒〉的比较》[《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5年第3期]，吕舒贺《〈西游记〉与〈魔戒〉旅行文学特质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8年），等等。此外，还有与《奥兹国的巫师》《哈利·波特》《越狱》《动物庄园》、《西行取经记》，亨利·哈格德的成名作《所罗门王的宝藏》《地心游记》《最游记》等的比较，[※注]其中丁璠等《关于〈西游记〉与〈哈利·波特〉商业价值比较的调查报告》通过实地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的方式，重点对中国传统神话名著《西游记》和风靡世界的英国魔幻文学《哈利·波特》目前在商业价值上存在的差异进行简单比较，同时对《西游记》潜在消费人群和未来发展目标提出了一些见解，与一般的比较研究有所不同。

（4）《金瓶梅》平行研究。焦点问题是性描写、性道德，所以首先聚焦于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比较，但彼此的视角各不相同，陈昌恒《〈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词话〉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吴红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初探》（《襄樊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于东新《〈金瓶梅〉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之比较》（《红河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重在综合性比较；徐锡安《论性描写及其对性文化的超越与认同——〈金瓶梅〉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比较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黄永林《〈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性描写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等重在性描写比较；梁福根《文化的衰亡和再生的深沉探索——〈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试比较》（《河池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肖丽君与胡和平《主观表现与客观模仿——〈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之二》（《中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分别是文化衰亡和再生探索、主观表现与客观模仿的比较。其次是与《十日谈》比较，比如包遵信《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读书》1985年第10期）、董芳《异曲同工的挽歌——〈金瓶梅〉与〈十日谈〉中僧侣形象之比较》（《许昌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沈湛华《退回过去与走向未来——〈金瓶梅〉与〈十日谈〉性道德观念之比较》（《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第2期）、姚作舟《〈金瓶梅〉与〈十日谈〉女性观比较》（《凯里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涉及色情、性道德、女性观、僧侣形象等不同层面的比较。此外，刘琴《性、伦理、禁忌——〈金瓶梅〉与〈洛丽塔〉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王若凡《萨德的〈贞洁的厄运〉和〈金瓶梅〉异同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唐敏莉《〈金瓶梅〉与〈帕罗赋〉中泰封建制下的女性意识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等侧重于性伦理与女性意识的比较；何孟良《解读爱情与欲望——〈安娜·卡列尼娜〉和〈金瓶梅〉女主人公形象比较》（《名作欣赏》2003年第12期），戴承元《〈金瓶梅〉与〈唐吉诃德〉“戏拟”叙事之比较》（《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贾舒颖《〈金瓶梅〉与〈源氏物语〉人物形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冯军《为爱情献身的两个不幸男人——〈金瓶梅〉中武大郎与〈巴黎圣母院〉中伽西莫多形象比较分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侧重于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

（5）《红楼梦》平行研究。《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在中外作品比较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苏琴琴《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红楼梦〉悲剧解读——论现代学者对〈红楼梦〉之悲剧价值的世界经典定位》（《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5辑）一文曾对20世纪前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红楼梦》悲剧解读作了梳理与探讨，由此彰显现代学者对《红楼梦》之悲剧价值的世界经典定位。[※注]在进入新时期的80—90年代，红学界首先聚焦于与日本《源氏物语》的比较研究，如温祖荫《〈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国外文学》1985年第6期）、王浩明《〈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比较研究》（《镇江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赵连元《〈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再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然后又逐步向西方经典比较研究拓展，张闳《〈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和爱的文化观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顾朴光《青春的赞歌和青春的挽歌——〈战争与和平〉与〈红楼梦〉比较谈片》（《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婉瑜《〈安娜·卡列宁娜〉和〈红楼梦〉人物形象之类型学比较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9年第S1期]等重在与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之比较；李达武《〈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3期）、单世联《叛逆的爱情——〈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等重在与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之比较；维斌《〈红楼梦〉与〈飘〉的爱情悲剧院主题之比较》（《池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王琨《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万直纯《从〈红楼梦〉和〈百年孤独〉看文学预言现象的生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君怡《试论〈红楼梦〉和〈老人与海〉的寓言式结构》（《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等则分别展开与玛格丽特·米契尔《飘》、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西亚·马尔克《百年孤独》以及海明威《老人与海》之比较。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红楼梦》平行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容，比较分析的内涵也有所深化。其中既有如韩小龙《〈红楼梦〉与〈飘〉生命美学比较研究》（《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付明端《梦幻与超越——〈飘〉与〈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等继续与《飘》的比较研究；马娅《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赵秋棉《东西方现实主义的撞击与融合——谈谈〈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异同》（《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吴祖明《〈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预言和对称型结构比较》（《人文论谭》2009年第00期）等继续与《百年孤独》的比较研究。但更多的是新的拓展，广泛涉及与《俄狄浦斯王》《神曲》《红字》《哈姆雷特》《高老头》《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老人与海》《德伯家的苔丝》《白痴》《纯真年代》《简·爱》《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等的比较，主要见之于：俞晓红《永远的天性——〈红楼梦〉与〈红字〉象征意象比较谈》（《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王浚波《〈红字〉与〈红楼梦〉比较谈》（《太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殷亚敏、吴文忠《〈红楼梦〉与〈红字〉中的“红色意象”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易淑琼《〈红楼梦〉与〈德伯家的苔丝〉女性人物肖像刻画的对比分析》（《暨南学报》2003年第2期），唐璇、朱慧芳《〈德伯家的苔丝〉与〈红楼梦〉比较初探》（《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张美云《〈红楼梦〉与〈神曲〉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之比较》[《文学教育》（上）2008年第8期]，杜娟《〈红楼梦〉与〈浮士德〉灵肉母题的文本对话》（《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吴春红《审美意象的隐喻性构建与理解——关于〈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意象比较》（《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张艳《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灵魂——梅什金公爵与贾宝玉之比较》（《孝感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何劲虹《象征美学的发展与创新——〈红楼梦〉与〈高老头〉的象征美学之比较》（《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霍锋利《性格·情感·命运——〈红楼梦〉和〈纯真年代〉的主要人物形象比较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赵光平《利益冲突的外化——〈红楼梦〉和〈红与黑〉父子冲突比较》（《电影文学》2008年第12期），邓娜《〈简·爱〉与〈红楼梦〉女主人公形象的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互观中的简·爱与林黛玉》（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王建仓《〈俄狄浦斯王〉与〈红楼梦〉结构诗学及生命哲学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胡翠琴《歌德与曹雪芹作品比较研究——〈少年维特之烦恼〉与〈红楼梦〉比较》（《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9期），赵淑萍《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西方婚恋观——以〈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施瑞《从〈红楼梦〉〈巴黎圣母院〉中比较中西建筑文化》（《建筑》2010年第19期），等等。

张慧敏《近十年〈红楼梦〉与西方小说之比较研究综述》将21世纪前十年的《红楼梦》比较研究论文大致归为时代背景的比较、人物形象比较与象征意象比较三类，然后分别考察其比较的思路和方法，以期为今后在这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注]2010年以来，有关《红楼梦》的平行研究，可谓是旧题深化与新题发掘同时并进，其间的重要成果是有一批硕博士论文问世，包括罗丽文《社会性别视野下〈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0年），曹淑媛《〈红楼梦〉与〈伊瑙〉思想艺术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欧阳多根《白居易诗歌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影响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苏麒《〈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佛教影响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胡欣《〈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小说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韩梅《〈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女性悲剧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2年），佟玉鑫《〈红楼梦〉与〈红字〉中的象征意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海事大学，2013年），董娜《〈红楼梦〉与〈呼啸山庄〉文化意蕴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2014年），王若冲《〈源氏物语〉夕颜与〈红楼梦〉林黛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杨舒雯《〈红楼梦〉与〈百年孤独〉诸原型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侯玲《〈红楼梦〉与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女性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吕纷芳《〈红楼梦〉与〈曼斯菲尔德庄园〉婚恋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7年），曹娅娜《〈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家族制度下女性命运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8年），等等，为数相当可观，也有一些新的开拓。至于其他论文，也同样呈现为旧题新做[※注]与新题发掘两种情形，而就后者而言，其重心在欧洲，美国次之，俄国又次之。[※注]总体而论，以上“开疆拓土”成果显著，但深度还是有所欠缺。

（6）《聊斋志异》平行研究。相关成果比较突出而且相当丰富，与《儒林外史》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朱振武、谢秀娟《〈聊斋志异〉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三十年》的梳理与总结，吴德铎于1979年2月28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聊斋志异〉与华盛顿·欧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将《聊斋》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的文章，也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聊斋》跨文化比较之作。此后的平行研究聚焦于《聊斋·促织》和卡夫卡《变形记》 “异化”主题的比较上，其中方平《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读书》1982年第11期）带有对平行研究的反思，王枝忠《〈对于〈促织〉的新思考〉引起的思考》（《读书》1983年第6期）对此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但80年代的学术取向比较传统，重在思想主题、女性人物、艺术特征之比较[※注]。到了90年代，《聊斋志异》的平行研究更受学界的重视，内容也有所深化。大体囊括了总体性比较、作家比较以及作品的思想主题、创作题材、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的比较等六种类型。第一类总体性比较以何木英《蒲松龄志怪小说与爱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为代表；第二类作家比较，主要有陈钦武《从〈见闻录〉中的“志怪”看华盛顿·欧文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国外文学》1996年第1期），向维民《人鬼狐妖的天地与魔魇孤独的世界——蒲松龄与卡夫卡之比较》（《郧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等；第三类是思想主题的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王立《美狄亚复仇的超越性意义——〈聊斋〉复仇主题片论》（《蒲松龄研究》1996年第1期）；第四类是创作题材的比较，如周均美的《谈中外“画中人”的形神关系》（《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段晴《西方鬼的故事：晚皮尔的传说》（《国外文学》1992年第3期），钟明奇《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聊斋志异〉与〈十日谈〉爱情观之比较》（《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五类是人物形象的比较，涉及的几篇论文多为女性形象的比较，如林植峰《中外文学名著中的悍妇形象——从〈驯悍记〉到〈聊斋志异〉、〈红楼梦〉》（《衡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吴瑞裘《〈十日谈〉与〈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悲剧人格比较》（《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黄桂凤《女性、情爱、性爱、文化——〈聊斋志异〉与〈十日谈〉之比较》（《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等；第六类是艺术手法的比较，如聂世闻《莫泊桑小说创作品格与中国文人艺术思维》（《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邹颖萍《文坛怪杰之绘心艺术——蒲松龄和爱伦·坡小说之比较》（《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李文方《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超异美的异同比较》（《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5期）等[※注]。进入21世纪之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更为兴盛，视野更为开阔，内涵更为丰富。仅以比较论题的硕士论文为例，即有：张忠喜《人鬼同行，唯美最真——〈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与〈聊斋志异〉叙事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周英瑛《蒲松龄志怪小说与爱伦·坡哥特式小说爱情主题中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金明《〈聊斋志异〉与〈金鳌新话〉中女鬼形象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刘浩凯《〈聊斋志异〉与佛经比较研究——以疾病观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7年），周曼青《〈聊斋志异〉与〈变形记〉自然观及其生态意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8年），李帅《对自我的不断追寻——吸血鬼编年史系列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深化了《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

（7）《镜花缘》平行研究。除以上名著之外，《镜花缘》的比较研究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重点是与《格列佛游记》比较，据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梳理和统计，其间陆续问世的相关论文为13篇，其中的代表作有：王捷《〈镜花缘〉〈格列佛游记〉比较简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叶胜年《试比较〈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的创作动机和表现手法》（《镇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王向辉和王丽丽《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周岩壁《〈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在前文学遗产继承上的比较》（《南都学坛》1996年第1期）等。诸多论文对这两部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小说在主题倾向、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比较，其中王向辉、王丽丽二人所撰之文从海外旅行的目的、对海外国家的描绘方式、对海外国家社会问题的看法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试图发掘潜隐于两部小说相似的表现手法之后的不相似的文化差别。[※注]21世纪以来，《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比较论题依然在延续，相继问世的论文有：蒋玉兰《从儿童文学视角比较〈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贾晓霞《融现实于幻想 寄愤懑于讽刺——〈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之比较》（《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6年第4辑），刘莉莉《〈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信阳师范学院，2013年），等等，但总体来看显得比较单调，需要在广度与深度上加以拓展。至于有关《镜花缘》比较的路径与方法，陈桂声《关于新世纪〈镜花缘〉研究的几点思考》谈到，比较中外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并非一定要寻找出二者相近或相似处，方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在比较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时，更需在注重中外不同文化背景特点的基础上，剖分与指明中外文学各自之独特风貌，以帮助我们换一种方式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之个性与价值，或许更富学术意义。[※注]

（8）“三言二拍”平行研究。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三言二拍”，具体呈现为“三言二拍”的整体比较与“三言”独立的比较研究两种形态。先就“三言二拍”的整体比较研究而论，其中的重点是“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的比较研究，孙逊《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三言”、“二拍”和〈十日谈〉》（《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率先从启蒙文学先驱的特定视角为“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的比较研究重新定位，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我国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创作）迎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期。这时期产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堪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相媲美，彼此之间无论是题材还是思想倾向，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代表了当时世界进步潮流的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我们在《十日谈》和“三言”“二拍”中所看到的，正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专制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具有现代性爱色彩的萌芽。与此学术理路相近的是林曼《〈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文淑慧《相同时代精神的不同内涵——〈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殷都学刊》1992年第4期），魏崇新《〈十日谈〉与“三言”、“二拍”文学精神之比较》（《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等。而偏重于情感欲望方面比较的则有：宋子俊、张帆《张扬个性异曲同工——〈十日谈〉与“三言”、“二拍”中爱情故事比较》（《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杨文胜与周卫红《从〈十日谈〉和“三言二拍”谈资本主义萌芽期爱情观、妇女观的变革》（《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杨娴《“三言二拍”与〈十日谈〉偷情故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另有付江涛《〈十日谈〉和〈三言〉、〈二拍〉之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3年）选取了《十日谈》和“三言” “二拍”小说文本进行若干母题的对比分析，最终肯定了作为意大利和明代文艺复兴期作品的《十日谈》和“三言”“二拍”着实强调了市民文化对于小说的推动作用。其他如王若茜《“三言二拍”与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之文化比较——以中日市民道德意识异同为中心》（《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2、3期）、《作家命运与文学观——试论“三言二拍”与西鹤的“好色物”比较研究》（《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5期）、汪俊文《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与中国明代小说——以〈雨月物语〉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重在与日本文学之比较；韩效静《“三言”与朝鲜后期爱情小说中女性自杀母题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重在与朝鲜文学之比较；朱湘莲、曾光《“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苏静《“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的信仰观比较》（《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4期）重在与《一千零一夜》之比较；马燕《人本主义的深切关怀——比较〈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年）、李洁《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分别重在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鲁宾逊漂流记》之比较。再就“三言”的比较研究而论，其重点依然还是与《十日谈》比较研究，除了刘勇强《“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艺术比较论》（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1年）、郭秀媛《〈三言〉与〈十日谈〉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等硕博士论文之外，尚有黄永林《〈三言〉和〈十日谈〉中爱情婚姻故事的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刘勇强、杨庆茹《“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北方论丛》2006年第4期），陈潇潇《比较“三言”与〈十日谈〉中的商家女子》（《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尹晨《肯定人性需要和张扬个体权益——“三言”与〈十日谈〉的叙事声音比较》（《菏泽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等。至于“三言”中的名篇比较研究，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最受学界关注，有何文林《〈杜十娘〉与〈舞女〉》（《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小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茶花女〉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亢淑平《从深层结构关系探寻文本深层含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杀人者〉的对比》（《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2.戏剧名著的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元代关汉卿《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王实甫《西厢记》以及清代洪升《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重中之重是《牡丹亭》，彼此都有相应平行研究的成果。

（1）《窦娥冤》平行研究。早期论文的代表作是林风《写出理想的光辉：试谈〈窦娥冤〉与〈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尾》，旨在通过《窦娥冤》与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结局的对比探讨中西不同的悲剧观，认为《哈姆莱特》是西方古典悲剧的典型，表现为大毁灭；而《窦娥冤》作为中国传统悲剧之祖，让观众既看到善良人们的不幸和痛苦，更能看到他们的反抗和希望。“总之，《哈姆莱特》表现了美好的追求被扼杀，理想遭毁灭。《窦娥冤》突出了人民，看到了‘人心’，写出了理想的光辉。”[※注]此后，《窦娥冤》与《哈姆莱特》的比较即成为其平行研究的重心所在，从发表于90年代的张丽生《〈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形象比较》（《盐城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仝祥民《〈窦娥冤〉与〈哈姆雷特〉“鬼魂”描写之比较》（《名作欣赏》1995年第2期）、俞晓红《横云断山异曲同工——〈窦娥冤〉与〈哈姆雷特〉“鬼魂诉冤”情节比较谈》（《语文月刊》1996年第4期）、从丛《相映生辉的悲剧性格塑造——〈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研究新探》（《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惠继东《中西悲剧中的复仇鬼魂——〈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一直延续至21世纪以后，依然有大批论文陆续问世，并逐步走向专题研究的深化，除了陈少辉《冤：悲剧美的震撼与撞击——〈哈姆雷特〉与〈窦娥冤〉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黎林《命运观成就中西悲剧精神差异——〈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之比较》（《华侨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孟菲《中西古典悲剧任务的塑造异同——〈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之比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重在悲剧精神之比较外，韩玉《中英“冤魂复仇”剧鬼魂形象比较研究——以〈窦娥冤〉、〈哈姆雷特〉为中心》以类型化的视角切入，选取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冤魂复仇”类剧作中的鬼魂形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平行研究、文本细读、社会历史研究、精神分析等批评方法，尝试对二者间的共通性、差异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然后从文化、艺术、心理等角度进一步挖掘差异性产生的深层根源；[※注]陈园《〈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死亡叙事的比较研究》在确定《哈姆雷特》与《窦娥冤》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将两部戏剧的死亡叙事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选择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从而在比较中总结出中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生死观的异同；[※注]陈红玉《〈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的“反权力中心观念”比较阐释》认为蕴含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反权力中心”观念，其实正与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的“俗世话语”对抗文化权力的观念互为表里。这种中西戏剧阐释的契机，同样在两剧的叙事方式中的“结构”与“情节”的区分、在宏大叙事的“民族寓言”与“博大话语”等范畴中存在，中西戏剧不但可以形成对话，而且也在对讽寓叙事的阐释中建构了新的话语。[※注]在与《哈姆雷特》比较之外的拓展方向则主要有：张红旺《〈窦娥冤〉与〈俄狄浦斯王〉比较之我见》（《山西师大学报》2009年第S1期）、由锋《文化差异下中西古典悲剧比较解读——以〈窦娥冤〉和〈俄狄浦斯王〉为例》（《语文建设》2018年第33期）重在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之比较；罗婷《〈美狄亚〉与〈窦娥冤〉情节结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8年）、宋南南与陈祎满《比较〈美狄亚〉与〈窦娥冤〉的悲剧模式及中西审美观念的差异》（《现代语文》2016年第12期）重在与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之比较；高建为《中西悲剧表现手法的差异——〈安提戈涅〉与〈窦娥冤〉之比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张曦与金晶《〈安提戈涅〉与〈窦娥冤〉悲剧冲突比较研究》（《安康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重在与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之比较；何辉斌《〈麦克白〉与〈窦娥冤〉的谋杀比较》（《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吴永平《〈窦娥冤〉与〈奥瑟罗〉之比较阅读》（《科技资讯》2007年第1期）重在与莎士比亚《麦克白》《奥瑟罗》之比较；刘淑君《〈苏珊娜传〉与〈窦娥冤〉中的神判母题比较研究》（《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刘建树《诅咒情节在戏剧中的魅力——〈沙恭达罗〉诅咒情节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兼与〈窦娥冤〉的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6期）、任红燕《〈春香传〉与〈窦娥冤〉的矛盾比较研究》（《安徽文学》2016年第8期）分别与《圣经次经》的犹太小说《苏珊娜传》、印度戏剧《沙恭达罗》、韩国经典名著《春香传》展开比较研究。

（2）《赵氏孤儿》平行研究。刁生虎、胡乃文《〈赵氏孤儿〉研究六十年（1958—2018年）》将《赵氏孤儿》的比较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与《麦克白》比较。徐裕豪《〈赵氏孤儿〉与〈麦克白〉》（《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二者在取材角度、主题提炼、人物塑造及剧作结构等方面呈现出相似面貌；梁晨霞《〈赵氏孤儿〉与〈麦克白斯〉》（《文艺报》2007年5月29日）指出二者最根本的不同是悲剧冲突及人物的不同。二是与《哈姆雷特》比较。姚文振《同一样的复仇 不一样的悲剧：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比较》（《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认为二者在主人公形象、悲剧思想和故事冲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杨捷《中西方古代复仇文学之比较：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阐释了两剧复仇过程描写、主体心理及结果的不同；荣蕾《中西方价值观的对比：读〈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大众文艺》2015年第17期）认为这种差别显示出中西方认知的差异；魏欢《中西戏剧悲剧观比较研究：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戏剧文学》2018年第5期）从悲剧人物选择、悲剧结局比较及悲剧精神差异三方面解析了中西悲剧观念之分歧；朱彬《中西方复仇题材悲剧差异研究：以〈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为例》（《长沙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则由差异性出发，指出中国“大团圆式”悲剧也应是世界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与《美狄亚》比较。李颖《中西悲剧〈美狄亚〉与〈赵氏孤儿〉比较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比较了两剧中爱与责、爱与仇的不同态度；张莉《从〈美狄亚〉与〈赵氏孤儿〉的复仇心理刻画看中西文化传统》（《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则由二者心理分析指出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四是与日本戏剧比较。王燕《中日戏剧的双璧：〈赵氏孤儿〉与〈菅原传授手习鉴〉》（《戏剧》2006年第2期）对比了《赵氏孤儿》与日本《菅原传授手习鉴》，指出二者精神主旨颇为相似，但价值取向差异较大；周萍萍、李刚《中日复仇文学作品比较：以〈赵氏孤儿〉与〈忠臣藏〉为例》（《日本研究》2007年第2期）比较了《赵氏孤儿》与日本歌舞伎《忠臣藏》，分析了中日传统文化相似表象下迥异的内核；张静《中日戏剧创作之美学观比较：以〈赵氏孤儿〉和〈忠臣藏〉为例》（《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这反映出中日美学观念的差异性；徐琼《论〈赵氏孤儿〉与〈山椒大夫〉的不同结局处理》（《山花》2012年第18期）则对比了《赵氏孤儿》与《山椒大夫》文本及电影不同的结局处理。此外，杜扬《古典主义与儒家美学：对〈熙德〉与〈赵氏孤儿〉创作思想的分析》（《贵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以《赵氏孤儿》与高乃依的《熙德》为例，阐释了中国儒家美学传统与法国古典主义的相似之处；楚歌《〈贺拉斯〉与〈赵氏孤儿〉中的英雄主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比较分析了《赵氏孤儿》与《贺拉斯》中的英雄主义审美价值；卢旻烨《〈赵氏孤儿〉和〈奥瑞斯提亚〉之比较：浅析中西复仇悲剧差异及其成因》（《邢台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指出了《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在情节表现、人物刻画及主旨精神的不同；陈海燕《〈基督山伯爵〉和〈赵氏孤儿〉复仇主题的异同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比较了《赵氏孤儿》与《基度山伯爵》在复仇动机、复仇者心理及复仇主题等方面的异同；杨鹭《复仇与时代：浅析〈赵氏孤儿〉与〈俄瑞斯忒亚〉》（《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阐发了《赵氏孤儿》与《俄瑞斯忒亚》中的人物形象做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原因。该文以为，未来可以继续对其他译本《中国孤儿》与世界复仇文学作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比较。[※注]

在此，再补充几个重点论题：其一是因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为《中国孤儿》，遂有两个版本渊源研究之外的比较研究，郑永吉、安莉《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严晓蓉《时间的岛屿——从〈赵氏孤儿〉的中西方改编谈文化记忆的文本映射》（《当代电影》2014年第12期）对此作了别有新意的追溯，而张智庭《〈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人物的符号学比较》（《当代电影》1991年第5期）、张雯《试比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唐果《中法古典悲剧中暴力美学的比较研究——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为例》（《法国研究》2014年第3期）等文则就两种《赵氏孤儿》展开比较研究。其二是《赵氏孤儿》专题比较研究形成“悲剧”与“复仇”两大论题。常颖《中西复仇时间观念的差异——〈哈姆莱特〉与〈赵氏孤儿〉的比较》（《陇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肖凌与陈方《被欲望泯灭的人性——从〈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复仇情节窥视人性世界》（《名作欣赏》2011年第30期）、刘英《父权制下的“血亲复仇”——〈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戏剧比较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等文重在“复仇”论题之比较；郗念念《〈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比较》（《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吴海月《从悲剧的角度看〈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的异同》（《戏剧之家》2017年第18期）、魏欢《中西戏剧悲剧观比较研究——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戏剧文学》2018年第5期）等重在“悲剧”论题之比较；而吴丽芳《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之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黄际超《〈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2年）等则同时兼具两者，后文认为《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是中西戏剧史上著名的以“复仇”为主题的两出悲剧，在中西方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因此选取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代表，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传统来研读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其三是比较研究文化视野的拓展。齐悦然《人文精神与集体意志的碰撞——〈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内在价值观比较》（《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期）、卢迪《从顺应论分析〈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卜庆雯与刘畅《文化对行动的影响——〈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比较》（《戏剧之家》2016年第10期）、董晔与武文君《悲剧视野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比较为例》（《四川戏剧》2017年第2期）皆在中西文化差异中探讨彼此内在精神的异同。

（3）《西厢记》平行研究。重点是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由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黄秉生《情感的表达与文学的民族特色——从〈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桑敏健《〈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的比较》（《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两文率先奠定基础，然后至90年代，又有张佑周《〈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龙岩师专学报》1994年第1、2期）、田春与孙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行动元比较》（《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董斌《〈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墙文化原型比较》（《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等文相继问世。进入21世纪以后，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热度明显下降，仅有刘佳坤《中西戏剧比较视野下的新生力量的成长——〈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文学界》（理论版）2013年第1期]、顾成瑾《〈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观之比较》（《安徽文学》2015年第8期）等数篇论文问世。至于与莎士比亚其他作品的比较，除了黄垠大《〈西厢记〉和〈维洛那二绅士〉的比较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等少量论文之外，集中于与《仲夏夜之梦》的比较，比如范正君《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仲夏夜之梦〉与〈西厢记〉结构比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高璐与潘惠霞《爱情赞歌，异曲同工——〈仲夏夜之梦〉与〈西厢记〉之比较》（《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唐英《东方的金榜题名与西方的神灵相助——〈西厢记〉与〈仲夏夜之梦〉之比较》（《高等函授学报》2004年第3期）、苏舒《〈西厢记〉与〈仲夏夜之梦〉人物语言之比较》（《北方文学》2010年第6期）等，意味着与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自身以及向其他名家经典比较对象的转移，主要有陈朝霞《“礼文化”与“罪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西厢记〉和〈红与黑〉的女主人公形象比较》（《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章莉《中西文化环境下〈简·爱〉和〈西厢记〉的女性意识比较》（《喀什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王修齐《穿越时空的遥契——对〈西厢记〉中红娘与〈伪君子〉中桃丽娜的比较研究》（《文教资料》2016年第36期）等的中西比较；高银河《〈西厢记〉与〈春香传〉传演中韩的爱情经典》（《戏剧之家》2003年第1期）的中韩比较；郭燕《对元杂剧和日本谣曲的叙事学研究——以〈西厢记〉和〈井筒〉为代表》（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的中日比较。

（4）《牡丹亭》平行研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比较研究已见于上文作家研究部分，可谓盛况空前，《牡丹亭》的比较研究也同样如此。王燕飞《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综述》有论20世纪《牡丹亭》的比较研究，其重心在于与英国戏剧的比较，而与英国戏剧的比较的重心又在《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比较，与此相关论文主要有：吴林抒《汤氏与莎翁东西相辉映——兼论〈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2期），杨亦军《〈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人物之比较》（《四川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表现与再现——〈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形式美之比较》（《乐山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陈荣霞《中西剧坛的双璧——试析〈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戏曲艺术》1994年第4期）、薛如林《两峰并峙 双水分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黄江玲《女性双形象 辉耀东西方——戏剧人物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3期），李枝盛《〈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人生哲学比较究》（《学术论坛》2000年第1期）等，以综合性与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为主体。其中陈荣霞一文从作家的哲学思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创作手法的运用分析了两部作品的文化品格，并从两剧的结局处理来看待中西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差异，认为从哲学角度来看待作品的爱情主题，作品所“揭示的则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层的哲学沉思，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爱情本身”。[※注]上述论文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专题研究及深度有所欠缺。这里要补充一下王文未曾谈及的谢裕忠、郑松锟《〈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结构之比较》（《国外文学》1990年第3、4期合刊）在彼此结构比较研究中的探索，认为不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是《牡丹亭》，都突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理论“三一律”的框框，并就“时间、空间、情节”、悲喜混杂的悲剧结构、结局：大悲与“大团圆”三个论题作了重点讨论。此外，王燕飞一文还提到了（美）西里尔·白芝《〈冬天的故事〉和〈牡丹亭〉》（《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洪忠煌《意象比较：〈冬天的故事〉与〈牡丹亭〉》（《戏剧》1993年第1期）、穆欣欣《关于〈牡丹亭〉和〈安提戈涅〉》（《戏剧文学》1998年第4期）、徐顺生《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中的情与理——〈牡丹亭〉与〈欧那尼〉比较》（《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陈玉辉《东方戏剧史上的双璧——〈沙恭达罗〉与〈牡丹亭〉》（《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等文，西里尔·白芝认为两剧都是“以诗的形式再现当时人写的散文故事”,“在结构上都是悲喜剧的结合”；洪文认为两剧的意象“都富于诗的魅力和抒情的特质，富于审美的表现性”，区别在于《冬天的故事》意象表现为“再现中的表现”（侧重哲理的表现），而《牡丹亭》则为“表现中的再现”（侧重世俗的再现）。徐文认为两部作品均为中西浪漫主义戏剧的巅峰之作，它们以人性之“情”反对封建主义之“理”，并分别冲破了古典主义僵化的内形式的拘束和引发汤沈关于外形式的争论。但又呈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形态。陈文认为两位东方作家的思想面貌接近，作品都是诗剧，悲喜掺和，也都塑造了性格近似的东方古典女性；但作品的文风不同，戏剧冲突不同，女主人公的深层内涵也大不相同。这些论文都在不同层面丰富了《牡丹亭》的比较研究。[※注]

进入21世纪之后，《牡丹亭》的比较研究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与《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比较依然还是研究重心之所在，但更加注重于专题性的比较研究，李志忠《死而复生与生而复死——〈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结局比较》（《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盖芸杰《成全还是毁灭——〈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局之比较》（《名作欣赏》2015年第27期）重在戏剧结局之比较；乔丽《〈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冲突之比较》（《艺术百家》2005年第3期）、郑维萍《〈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冲突之比较》（《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重在戏剧冲突之比较；佟迅《〈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美学特征之比较》（《电影评介》2010年第12期）、谭玉华《悲怆与伤怀——〈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因素之比较》（《福建论坛》2013年第7期）重在悲剧美学之比较；段奡卉《人文思想关照下的汤莎女性题材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时代文学》2010年第9期）、杨深林《〈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语言特点之比较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徐鹏《〈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创作之比较》（《焦作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孔亚楠《〈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关于“还魂”的比较》（《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3期）等分别以女性题材、语言特点、戏剧创作、关键情节等展开比较；而邹自振《丽娘何如朱丽叶 不让莎翁有故村——〈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欢《中西文化互观下的〈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张露《论〈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情趣理”的冲突》（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等文则更加趋于宏观综合的学理比较。邹文认为，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出现在16世纪90年代，相差只有三年。两个剧本在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与节奏、悲剧风格与结局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对这两个剧本的对比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汤显祖戏曲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异同，也有助于探讨东西方古典戏剧的特点和规律。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名著比较研究的扩容与拓展，重点是与莎士比亚其他名作的比较研究，骆蔓《论两个“梦”意象构成的浪漫剧及其象征追求——〈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比较》（《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张磊与杨亚东《解析梦幻爱情世界中的情与理矛盾——〈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的比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冯王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作品梦幻背后的能指和所指之比较——以〈仲夏夜之梦〉与〈牡丹亭〉为例》（《大众文艺》2014年第2期）重在与《仲夏夜之梦》之比较；张帆《〈牡丹亭〉与〈哈姆雷特〉鬼魂形象比较》（《大众文艺》2014年第21期）、伊长璟《从〈牡丹亭〉和〈哈姆雷特〉的灵魂形象比较来看中西文化之差异》（《戏剧之家》2017年第13期）重在与〈哈姆雷特〉之比较；刘钱凤、张智义《欲望的舒缓 人性的张扬——〈牡丹亭〉和〈麦克白〉两剧主题比较研究》（《四川戏剧》2008年第5期）、莫代春与方晓梅《一样的庭审，不一样的法律文化——〈牡丹亭〉和〈威尼斯商人〉庭审比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分别就与《麦克白》《威尼斯商人》展开比较；池洁《两部为情还魂的旷世杰作——汤显祖〈牡丹亭〉与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之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蒋锐航《呼啸而过的中国情结——〈呼啸山庄〉与〈牡丹亭〉比较谈》（《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年第34期）分别就与《奥菲欧与尤丽狄茜》《呼啸山庄》展开比较；欧婧《从精神分析角度比较〈牡丹亭·惊梦〉与〈源氏物语·葵姬〉的女性人物心理》（《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则与《源氏物语·葵姬》展开比较。然而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需要有更多也更为厚重的学术论著问世。

（5）《长生殿》平行研究。与元代《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以及明代《牡丹亭》相比，清代《长生殿》以及下文将要论述的《桃花扇》的比较成果显然要薄弱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长生殿》平行研究起步于与亚洲相关作品的比较，唐皑《〈沙恭达罗〉与〈长生殿〉创作方法之比较》鉴于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描写的是国王豆扇陀和净修女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而清代戏曲家洪升的传奇剧《长生殿》反映的是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曲折，彼此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于是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比较，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共同之处，其中的各个艺术因素都是从属于这种统一与完整的风格特色的，彼此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果说，《沙恭达罗》的美是一种清丽柔婉的优美，它绘出一幅光彩夺目的诗画，那么，《长生殿》的美却是一种凄苦悲象的壮美，它唱出一曲缠绵哀怨的挽歌。[※注]翁敏华《〈长生殿〉系列与系列外的〈杨贵妃〉——兼比较中日之中世戏剧》有对《长生殿》与日本诞生于十五世纪中叶的能乐剧本《杨贵妃》的比较，与《长生殿》的主体之争不同，《杨贵妃》主题为明确的歌颂忠贞不渝、超越生死之爱。只有像日本能乐这样的处理，才彻底改变了杨贵妃美女加荡妇、美女加祸水的形象，而成为一种纯爱的化身，也因此才彻底解决了中国的这一作品系列的主题矛盾或谓双重主题的问题，从中可见中日政治—文学结合与分离的不同价值取向。[※注]此后，《长生殿》平行研究逐步向与西方戏剧比较拓展，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与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比较，包括段春旭《两种文化熏陶下的爱情故事——〈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福建论坛》1999年第4期）、马建华《真情的追求与人性的复归——〈长生殿〉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戏曲研究》2000年第55期）、赵喆《真情的追求与人性的复归——〈长生殿〉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安顺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王泽宇《爱情与政治的悲剧——〈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德拉〉之比较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等。另有乔平《于〈麦克白〉与〈长生殿〉之比较中看中西悲剧的审美》（《福建艺术》1999年第4期），则是与莎士比亚另一名著的《麦克白》比较，借此审视中西悲剧审美之异同。

（6）《桃花扇》平行研究。早期论文有周明燕《从〈桃花扇〉和〈羊脂球〉看孔尚任和莫泊桑的创作倾向》（《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此后有孔菊兰、唐孟生《乌尔都语长篇小说〈名妓〉与〈桃花扇〉、〈茶花女〉之比较研究》（《国外文学》1990年第3、4期合刊）、孟昭毅《〈桃花扇〉与〈熙德〉的悲剧美》（《国外文学》1990年第3、4期合刊）、熊元义《中国悲剧的另一形态——〈桃花扇〉与〈哈姆雷特〉比较》（《戏剧文学》1998年第7期）等。熊文认为，中国悲剧人物和西方悲剧人物都有主动放弃的行动，然而中国悲剧人物的放弃和拒绝是继续斗争，是继续抗争，西方悲剧人物的放弃是退让还是自我否定。然而西方悲剧人物在自我反省中主动承担责任很是值得中国悲剧吸收和发扬。进入21世纪后，或延承世纪之前的论题，如刘晓峰《〈桃花扇〉与〈羊脂球〉之比较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依然是与莫泊桑短篇小说《羊脂球》之比较；赵秋棉《冥冥中的“撕碎”——〈桃花扇〉与〈哈姆雷特〉之比较》（《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郑媛眉《〈桃花扇〉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艺术手法比较》（《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依然是与莎士比亚名著之比较。但另一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如陈敬容《〈桃花扇〉和〈春香传〉的比较研究》（《文学教育》2014年第2期）、张文博《〈桃花扇〉与〈春香传〉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6年）两文重在与韩国《春香传》之比较。张文认为，将《桃花扇》和《春香传》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在比较中发现二者在诸多方面的同与不同，发现二者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特点，同时也可以扩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丰富中韩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

与渊源与影响研究不同，平行研究主要运用于不同国度或民族文学之间具有某种“类似性”与“可比性”的对话与比较，并在对话与比较中实现相互启迪、相互重释、相互增殖。孔许友《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得失与变异学维度的提出》一文认为，引自美国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理论的形成与成熟凝结了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的心血，其优点与功绩在于：一是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功绩；二是平行研究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三是平行研究逐渐关注可比性问题；四是平行研究向科际综合研究的更大范围拓展。[※注]然而由于平行研究的“类似性”与“可比性”只是一种主观认定，表面看来似乎具有无限的自由度与可比性，但实际上往往因为缺乏相应的对象与边界的清晰界定，以致不时出现“拉郎配”现象，所以孔许友认为有必要提出“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维度，重新考察和界定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差异、变化和变异，从而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学间的对话。[※注]

第五节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趋势，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也影响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争鸣和讨论，既有肯定者，也有批评者。但作为一种学术新趋势，比较文化介入比较文学当中，产生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既有结合文化批评进行文学比较研究，也有完全溢出文学研究而进行文化比较研究。

一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理论探讨

对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利弊得失，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大力倡导，积极推动，认为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的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脱离了文学本体，是泛文化研究；也有的则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希望通过彼此交融而扬长避短。

乐黛云、曹顺庆、叶舒宪等学者都是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乐黛云长期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她对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的积极主导和推动，主要基于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理定位，正如她在《比较文学——在名实之间》一文中所指出的：“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宽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注]乐黛云又在与王向远合作撰写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科学。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的深刻差异在于它一开始就奠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跨越了东西方文化，致力于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同时明确提出中国比较文学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继法国、美国之后的第三阶段，必将在消减帝国文化霸权、改善现代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等方面起到独特的重要作用。因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宗旨就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为实现跨文化沟通，维护多元文化，建设一个多极均衡的世界而努力。[※注]此后，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一文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全球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其基本精神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平等对话；它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始终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为实现跨文化和跨学科沟通，维护多元文化，建设一个多极均衡的世界而共同努力。[※注]乐黛云还在《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一文中再次申述其核心观点：中国比较文学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一开始就是以跨文化为其特点的，阐发研究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无论是20世纪初期西方小说的翻译和研究，还是汇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巨匠王国维和鲁迅，都充分说明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不是舶来之物，而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当前，面临世界的大变局，中西方学者密切关注文化的自觉和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化发展等问题，提倡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百年来中国文学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不断演进，以跨文化文学研究为主轴的比较文学精神必将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格局。[※注]总之，在乐黛云的上述重要论文及其《跨文化之桥》[※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注]两书中，都是力主比较文学是跨文化对话研究，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树立全球意识，维护并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这实际上是同时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以及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进行理论定位。

曹顺庆对于比较文学跨文化对话的积极推动，更强烈地表现为理论自觉意识。早在1995年，曹顺庆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而“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的具体化和延伸”。这个方法论体系包括“阐发法”“异同比较法”“文化模子寻根法”“对话研究”和“整合与建构研究”等五大方法论。[※注]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并得到充分的肯定。次年，曹顺庆在《“泛文化”：危机与歧途，“跨文化”：转机与坦途》一文中进而提出：“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到并正确处理文学与文化的这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那么，文化研究不但不会淹没比较文学，相反，它将大大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将比较文学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注]然后至2001年，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中进而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三阶段”论，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经历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三大发展阶段，形成了“涟漪式”的理论结构。中国学派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将会使比较文学研究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同时对上文提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认为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东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强调。所谓的异质性，就是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在如今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我们特别强调文化的异质性问题，可以使比较文学研究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人为制造的一个个圈子中超脱出来，使之成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眼光与胸怀的学术研究。首先，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突破了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次，跨异质文化的比较研究拓宽了异质文化间文学比较的路径；再次，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利于新文学观念的建构。总之，只有进行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霸权话语一家“独白”的局面，使比较文学成为异质文化间平等的、开放的和有“交换性”的对话。[※注]尽管鉴于“文化”概念的歧义，曹顺庆后来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并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文明冲突”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等文中作了系统阐释，但其本质内涵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另外曹顺庆由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而发展为相对系统的“变异学”，则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跨文化”或“跨文明”对话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叶舒宪也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契机”而不是“危机”。他在发表于1995年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一文中，比任何人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主张，并作了相应的学理论证。鉴于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总阵营中最为敏锐求新也最为活跃多变的一翼，由于它处于多种语言文化和学科交汇要津的位置，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理论信息较快也较易，所以往往能够先于一般的研究而走在学科探索变异的前沿，早一步预示出文学研究总体的某种变革前兆和发展趋向；从另一方面看，比较文学本身也常常充当跨越传统樊篱、探闯学术禁区的先锋角色。所以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难免会引发“契机”还是“危机”的歧见与争论。在叶舒宪看来，“‘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而是利而非弊，它带来的将是新的‘契机’而非新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也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应视为比较文学之大幸，而不是不幸。”“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靠拢，应理解为它的新生契机而不是危机。”[※注]

诚然，在比较文学界内部对此的意见也明显存在分歧。刘象愚、徐京安等学者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实则是“泛文化化”和“玄化”的取向，丧失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属性和本位。刘象愚说：“研究者关心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语言学、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人类学、种族学、社会科学等种种文化层面的问题，比较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我把这种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淹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尽管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具有合理性。”[※注]徐京安则指出：“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由于近年来注重文化研究而显得突出了，在几次国际会议期间都有人戏言比较文学成为‘玄学’事，所以比较文学—理论性—文化性—文学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讨一下了。……忽视文学本身的无限制地‘拓宽’和‘玄’化，泛理论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机呢？”[※注]

谢天振则对上述问题作了一分为二的辩证理解。他说：“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化’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地非此即彼。现在的问题恐怕是，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的位置？”谢天振首先肯定了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这一新趋向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他指出：“从根本上而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本来就是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独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给比较文学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利于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的发展。事实上，有些文学现象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可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随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化，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家会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包括文化理论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比较文学研究者由于其所受的训练和已经具备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知识装备，他们更宜于从事跨文化的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术优势。”但同时他又对这一新趋向表示了担忧：“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也引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本体的失落。”“比较文学研究似乎正在演变成比较历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比较社会学研究……”因此，他提出比较文化研究应该为比较文学研究服务。他说：“应该承认，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比较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较文学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文学。比较文学离不开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以文学文本为依据的各种批评和阐述，离不开对文学现象的探讨和研究。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淡化甚至‘淹没’比较文学自身的研究。同理，比较文学学者对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主义’的研究，也应该是致力于指导和促进比较文学的研究，否则，它就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了。”[※注]

应该说，谢天振一分为二的态度更具辩证思维，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学术研究的趋势，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性，但同时文化研究应该服务于文学研究，这样才能不丧失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所以曹顺庆又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又不退回保守和封闭的‘文学中心论’。我们不应当反对文化研究介入于文学中，而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注]

二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结合文化比较来进行文学比较研究，另一种是完全溢出比较文学而成为比较文化研究。近年来，比较文化研究的范围更为宽广，已经远超出比较文学的范围。如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义《中西文化比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祥云《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新柳《东西方文化比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范明生和陈超南主编《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都属于比较文化研究，而与比较文学研究相涉不深。所以，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需要回到论题本身的学理逻辑，即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是一种“跨文化对话”的比较文学，是根植于比较文学而非离开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对话”。在此，犹有必要对学界所作的相关讨论与实践加以认真梳理与总结。下面拟按时间为序简要介绍一下若干批评实践的典型案例，以便使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此书首具比较文化研究色彩，讨论了中西不同文化精神或者说宗教哲学精神，指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注]，比较了西方基督教精神和中国儒道精神，论述了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该书内容庞杂，不仅涉及了中西美学的比较，还广泛论及文化、宗教、哲学、思想各个领域比较，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国内较早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注]

（2）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此书从本体论和语言论的高度对东西方诗学做了体系上的比较。作者认为东方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的哲学本体为“经”和“道”，以别于西方哲学本体的“逻各斯”；儒家诗学意在“立言”，追求不朽，而道家诗学旨在“立意”，追求“言外之意”和“得意妄言”，详细剖析了两者的对立和互补。作者在论述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时，时刻与西方诗学的语言论做出比较，指出西方诗学栖居的拼音语境是写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而东方儒道诗学所用的汉语是写意语言，是书写使意义出场。

（3）曹顺庆《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收录作者25篇论文，分为“跨文化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跨文化比较诗学”“中国古代文论与东方文论”“中西诗学对话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等6辑。作者在“绪论”中概括总结出了五条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一是双向阐发法（或称阐发研究），其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二是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其主要特征是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三是文化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即认清文化模子的各种不同方式；四是对话研究其基本目的在于沟通，包括话语问题、平等或对等问题两个研究层次；五是整合与建构研究（简称建构法），主要指理论和文学观念的建构。正文七章即依据上述理论框架，全面介绍并比较了世界各大文化圈的神话、英雄史诗、抒情诗、散文、戏剧、小说、文学理论，从中可以获得系统的跨文化比较的中外文学知识及全面而深入的中外文学概况及中外文学比较或对比，同时兼具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意义。

（4）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文学与文化人类学间的融合与创新，探讨文学创作人类学想象的历史轨迹，阐发当代学科整合与重构的前景，为文学、文化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对文学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及发展前景做出描述，并为本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拓展，做出展望，被称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学术价值与意义，首先在于建立有关文学研究的“人类观念”，使文学研究从狭隘的“我族主义、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文化整体观”，从而使文学研究放在一个真正客观的、全球的、人类共通的意义上。其次，文学人类学的“破学科”观念，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再次，“三重证据”法的创立，为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本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路径。[※注]

（5）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此书通过“现代语言论”和“现代生存论”为基点，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中西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儒家文论和柏拉图主义诗学，它们两者都以‘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且其正统样式都持理性主义立场，其异端样式持感性（情性）主义立场。而中西传统的非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道家文论和前柏拉图诗思。道家文论入思的模式是‘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关系，前柏拉图诗思的入思模式是‘神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注]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叙事论、抒情论、形而上论、审美论等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异同性。

（6）张隆溪《道与逻各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以寻找东西文化的共同规律为主题，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文学阐释学传统、语言反讽、阐释多元主义等富有创见和独特的理论观点。作者认为《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字，就含有思与言的双重含义，结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说法，将中国“道”与西方的“Logos”作了对比，明确提出：“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上等级制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并非仅仅主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是构成了思维方式本身。”[※注]这一观点是直接针对德里达对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言论而做出的。

（7）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此书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曾有一股无视文化差异的生搬硬套：屈原、李白为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为现实主义之类，作者认为生搬硬套的“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注]。因此该书意在穿越异质文化差异的鸿沟，建立一个系统的中西比较文学架构，寻找中西之间的共同话语，以为研究的契合点，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其收录的《从史传与史诗概念的沟通看中西文学的共通点》《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中国文学的世俗自然与西方文学的宗教澄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模式》等论文，都是这一学理思想的体现。

（8）蔡镇楚、龙宿莽《比较诗话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作者认为所谓比较诗话学，就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诗话进行文化分析与阐释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诗话学与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互相整合的一种新的交叉学科”。该书将诗话、诗学与文化学研究融为一体，特别有新意的是把“诗话之崛起与繁荣发展乃至长盛不衰当作一种历史存在的诗学文化现象来考察”。[※注]全书对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国的诗话进行了比较，并深入探讨了诗话中的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子，还以整体的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印度梵语诗学作了比较，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和方法论自觉，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9）汪涛《中西诗学源头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全书共四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探讨了西方和中国诗学的源头，第四章比较两者诗学的源头，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中西诗学源头及其各自的影响、衍变作了比较。作者指出在本体论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而西方则是主客（神人）二分思维，停留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思辨；方法论上中国重感悟直觉，而西方重逻辑认识。

（10）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运用形象学理论与方法，不仅分析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认为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中，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从而深入揭示了蕴含其中的那种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趋向于类型甚至原型的文化程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研究中国形象，探讨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自我的“他者”参与建构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解释中国形象生成的潜在动机与意向结构。在此书出版之前，作者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论及形象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两个学科领域的内在关系。[※注]

上述10个案例从不同层面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成果，同时富有方法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未来的学术发展犹有三个方向可以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一是人类学研究。这里的人类学研究是指由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结合，而建构为文学人类学，以此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由于神话原型批评的长期积累，叶舒宪积极倡导文学人类学的神话研究，不仅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上取得了系列性学术成果，而且为中国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谈到，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硕果，是“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延伸，也是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活力的一个新领域。自1991年至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共800余万字相继出版，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对包括《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说文解字》《中庸》《山海经》等这些难解的上古经典作了极有创见的文学和人类学现代诠释。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一文中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的可行路径与广阔前景。

二是民族学研究。比较文学在其诞生之初，即定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学的比较研究。然而，1985年10月与11月之交在深圳大学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上，当季羡林发表了他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注重民族与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应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这样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应该定义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对此，大家颇有同感，深表赞许。[※注]21世纪初，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其中的四境之一即是“民族学”，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提出，中国文学地图之重绘，是在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其中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即中原文学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更多还原中国文化发展成今天的多民族多元一体的宏伟结构，绝不是汉文化或汉语文学孤立封闭衍变的结果。甚至连它的文化生命力历数千年不断，也是由于多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重组而激发的文化思变思强的活性所致。因此考察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融合，就成了解释中国文化、包括它的文学的生命动力和生命形态的关键，也成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必须着重用力之处。这里有两个要点值得重视：一是中原文化的巨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缺乏这一点，文化间的碰撞就会造成耗散离析；二是边地民族文化的巨大的多样性“边缘的活力”，缺少这一点，文化间的封闭就会形成一潭死水。二者交互作用，使文化间的非同质、非均质的碰头，竟成了在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共谋和共创。它们在谱写着中国的命运。[※注]在此，杨义主张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版图，并提出“边缘活力”的重要概念，虽然并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但对比较文学的民族学研究富有借鉴与启示意义。而至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则已转换为比较文学的论题，作者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三重霸权压迫之下，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强多民族文学研究，批判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共生，恢复历史原貌，形成多民族文化互补互融，促进民族文学生态的正常化，进一步发挥多民族文学杂交优势，迎来中国文学之新生。[※注]从跨国度到跨民族，等于将比较文学的路向与领域做进一步的拓展，同样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与前景。

三是形象学研究。“形象学”（imagologie）作为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旨在研究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所蕴含的意义，以及通过文学中的形象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观察、互相表述和互相塑造，重点关注和研究“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这一核心问题。可见形象学的“形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形象”，而是特指“异国形象”，具有跨种族、跨文化的性质。上文提到《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作者周宁在“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中曾就形象学研究的学科归属、理论前提、研究对象、研究范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形象学研究涉及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领域，它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在比较文学视野内，这方面的研究有时显得领域过宽，因为对异国形象的分析，总离不开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研究观念与方法也不限于文学；在比较文化视野内，它的疆域往往又显得过窄，因为异国形象作为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不同类型的文本是相互参照印证、共同生成的，又不能仅限于文学。这就必然涉及形象学的学科本位及其内涵与外延问题，正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相对应。乐黛云倾向于将“形象学”纳入比较文学体系之中，她曾在《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一文中谈到，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注]目前学界对此的探索主要聚焦于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西方形象两个层面展开，并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根据孟华研究中国的西方形象的体会，其中涉及描述和解释两个层次：中国是如何描述西方的，又如何解释这种描述，中国的西方形象既是一个文化他者的幻象，是中国自我想象、自我书写的方式，同时也是一面墨镜，他与其说是西方的文明的真实，不如说是中国文化的真实以及两种文明接触与交流过程中的理解与误解、接受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反过来，这也同样适合于观察和解释西方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演变与意义，彼此的学理逻辑是相通的。正是基于上述的学理思考，孟华在其所著《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展开了一次成功的尝试和探索，同时也努力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力图避免走向泛文化之之弊。由此展望未来，形象学研究的学术前景可谓无可限量，但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在中西形象的互观中逐步走向更为深入、更为系统、更具特色的理论辨思与建构。

总之，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比较研究的新态势和新趋向，体现了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融合和贯通，这种融通显然是有利于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化和延展，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基于文学的学科立场，应该坚持文学本位，适度吸收借鉴文化比较研究成果，而不要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