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虽然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即已兴起，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一直处于低谷期，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得到复苏并走向繁荣，同时也由此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多种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成长历程虽然时间不长，但研究成果十分显著，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比较文学论文篇目超过1万余条，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收录1904—2005年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1200余种著作，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盛况，同时也对百年中国学术产生重要影响，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深受其益。

基于世纪之交前后交集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中国比较文学也与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诸多学术反思之作，[※注]并相继形成了以下三个学术史叙述框架，彼此可以相互参照。

1.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即法国比较文学代表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繁荣的第一阶段，美国比较文学代表了其欣欣向荣状态的第二阶段，中国比较文学是繁荣发展的第三阶段中的突出代表。追本溯源，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世界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创刊（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现为累进式的发展态势与“涟漪式”的理论结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但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说法国学派学科理论引发的危机是一种学科收缩的危机，或者说是“人为的设限”而形成的危机的话，那么，在批判法国学派中诞生的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则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便面对着扩张的危机，或者说是没有设限的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张的危机。显然，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已无法胜任这一使命，于是，一向重视跨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便历史性地承担起这个重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注]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持“三阶段论”的观点，认为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法国比较文学，开创了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和影响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代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美国比较文学，突破了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樊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2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它既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突破了法国比较文学与美国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能真正致力于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深入导向崭新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其根本特征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简而言之，第一阶段中的法国比较文学以传播研究与影响研究为主导，第二阶段中美国比较文学以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为主导，第三阶段中的中国比较文学则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既拥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和前沿性。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第三阶段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者，首先是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因而可以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再次，长期以来，历史上中国和印度、日本、波斯等国已有过深远的文化交往，近百年来，中国人更是对外国文化和外国语言勤奋学习，不断积累，这就使得中国比较文学有可能在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学研究这一新的时代高度，置身于建构新的比较文学体系的前沿；又次，中国比较文学以“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对各国比较文学的派别和成果兼收并蓄，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如此热心；最后，还应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文史哲不分，琴棋书画、舞蹈、戏剧相通，为跨学科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各种可能。[※注]2.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五阶段论。对于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总结，大致形成三、四、五阶段论三种观点。徐志啸划分为20世纪初（“五四”前）的肇始初兴期、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的发展与滞缓期、1978年以来的复兴与高潮期三个阶段。[※注]胡铁生、王延彬也主张三阶段论，认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历经了复兴、自由发展和规范创新三个主要历史阶段。[※注]陈梅英则主张四阶段论，即萌芽期（20世纪前20年）、初步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滞缓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繁荣期（1979年以后）。[※注]刘保安与杜萍皆持五阶段论，但彼此在划分时限与分期名称上多有不同。刘保安五阶段分期如下：一为清末至1919年的萌芽阶段；二为1919年至40年代的发展阶段；三为50至70年代停滞不前阶段；四为1979年至1985年复兴和再发展阶段；五为1985年至今的蓬勃发展阶段。[※注]杜萍五阶段分期则为：一是晚清至20世纪初的发端期：开放本土的肇始初兴；二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模仿期：西学东渐之后的垦拓；三是1949—1978年的沉潜期：极“左”文化阻滞下的潜流；四是1979年至20世纪末的复兴期：开放争鸣中的积极探索；五是21世纪以来成熟期：提升创新之中的建构。[※注]以上两者比较，当以杜萍的分期与名称更为合理，但彼此都有不足之处，比如刘保安称清末至1919年为“萌芽阶段”，但当时问世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1909）、鲁迅《摩力诗力说》等不仅已是典型的比较文学之作，而且成为开创现代学术之先声，至今依然是不可多得的学术经典，所以还是以杜萍的“发端期”更为贴切一些。然而杜萍称第二阶段为模仿期，亦与当时胡适《西游记考证》（1923）、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钱钟书《谈艺录》（1948）等学术著作的实际成就与地位并不相符，倒不如用作者提到的“垦拓”之而直接名为“垦拓期”更为合适。关于第四阶段（1979—2000年）“复兴期”，需要强调一下的是，表面看来是1979年的突然爆发，其实则是此前沉潜期长期累积的结果，比如钱钟书《管锥编》于1979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一套四册，全书约130万字，引述古今中外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这部笔记体的巨著实际上是他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灌注大量心血而成的。同年9月，钱钟书所著《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 《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四篇文章，也同样著于动乱年代。就在1979年，还有杨绛《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范存忠《英国语言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79年版）与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等相继出版，也都是此前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杨著所载《艺术是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李渔论戏剧结构》皆为中西比较文学名篇，其中后文站在中西戏剧的高度比较分析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李渔与亚里斯多德在戏曲、戏剧结构理论认知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范著以语言文字为工具进行旁征博引，从哲学思想、园林、杂剧、小说、语言文字等各方面证实了中英文化间的渗透，在当时比较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王著既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又首次将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比较视野的拓展具有示范意义。在此后的80年代，又有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杨周翰《攻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等比较文学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上述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所录1904—2005年中国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1200余种著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成果，这足以印证80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走向复兴的新起点。与此同时，从建立比较文学学科、[※注]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注]编写比较文学教材，[※注]到建立比较文学机构、[※注]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注]创办比较文学刊物，[※注]再到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提升比较文学地位，[※注]也一同促进了本时期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并迅速发展为文学研究中的一门光大的“显学”。由于此前沉潜太久，所以才有如此惊人的爆发力。至于第五阶段，已超越了刘保安百年回顾的时限，杜萍归纳为“成熟期”可谓名实相符，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同人为之骄傲的盛举。在这次重点探讨文学与文化边缘性问题的大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的主题大会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而在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乐黛云明确指出当今欧洲比较文学渐趋萎缩，而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这是因为中国比较文学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在全球语境下生成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这与欧洲比较文学作为学院派学术是不同的。“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密切相关，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进入世界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地终结。”[※注]从世界比较文学发展视野中的“第三阶段”到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其实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新定位。与此同时，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走向成熟。其中曹顺庆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对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进行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阐述和界定，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宣言书，[※注]其理论创新与建构主要体现在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等三个方面，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对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诚如杜萍所言，中国比较文学的成熟期，换句话可以说即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成熟期。[※注]

3.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李达三首先提出的学术构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苏的大陆比较文学界也积极参与了相关的理论探索与学科建设。2007年，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首先对接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以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进行学术定位，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预示比较文学已经突破了欧美学派的框架而呈现新的气象，标志着比较文学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作者通过追本溯源，在梳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源起与发展基础上，同时也对学界内部的歧见与争论做出了回应。[※注]两年后，曹顺庆、王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重点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源流作了系统梳理，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1971年7月中下旬在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胡辉恒等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出版了台湾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编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1977年10月，美国学者李达三在《中外文学》第6卷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宣告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建立。在此之后，大陆学界积极参与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术互动与理论建构，其学术发展脉络大致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从最初所关心的中国内部学科建设问题，发展到了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并进一步推进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设阶段。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必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注]

以上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五阶段论以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三阶段论之间，具有时段与学理上的内在关联，即第一个三段论的最后阶段与中间五段论的第二、三阶段以及第二个三段论在时段上是重合的，而在学理上皆以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为指归。

二 比较文学的借鉴与启示

从“比较文学”的兴盛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正式设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旨在整合中外文学—文化之资源，展开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其本身即包含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比较文学独具特色与优势的国际视野、前沿理论与新型范式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可以借此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1.比较文学国际视野的借鉴与启示。从学科起源与定位来看，诞生于19世纪的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即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学与文化，或者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新型边缘学科。跨文化性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与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就谈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从20世纪初梁启超“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自然不限于本国”[※注]的开放胸怀，王国维立足中国本土，以阔大的眼界吸收异域养料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到鲁迅对外来的东西进行理智的选择和充分的吸收，并融入自身文化和文学改造实践的基本态度，再到钱钟书以广阔的国际眼光和通晓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精神实质的学识来进行切实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以及朱光潜既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又以中国文学经验来补充西方理论的互证互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自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中国学者吸取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和教训，既不囿于“影响研究”的据实考证，也不满足于“平行研究”所引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比较研究，努力探索一种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文学比较，以达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理解和融通，并在相互的尊重、交流、对话中，认识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个性，进而探寻人类文学创作发展的规律。[※注]而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确立比较文学的更高目标与任务，是揭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所持有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乃至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歌德晚年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之后，直至今天更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跨学科组合，都充分印证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内在关联性。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曾经历过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来自比较文学界的王向远重点从比较文学与文学史关系的特定视角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意见，他在《试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一文中先是提出文学史研究按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可分为国别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三种类型。然后将其中的区域文学界定为“作为某一地区多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历史地看，在中世纪古典文学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大体形成了四大文学区域，即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学区域；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东南亚文学区域；以犹太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错综交叉为基础的中东文学区域；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洲文学区域。14世纪前后“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两大分野正逐渐趋于形成。世界近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东西方文学”两大体系并立的时期。在14—19世纪的东西方文学分途发展的五六百年中，由于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两大体系逐步趋于消解。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拉丁美洲地区、黑人非洲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各民族文学的兴起，也相应地形成了黑非洲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和澳洲文学等区域文学。[※注]由此可见，王向远在探讨文学史研究的三种类型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时所涉及世界文学体系中的区域划分问题依次可以归纳为“二分法”“四分法”与“七分法”。“二分法”意指“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两大区系；“四分法”意指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与欧洲文学区域；“七分法”则指以上四大区域加上拉丁美洲、黑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文学区域。[※注]这一世界文学版图的重塑，既是对中外“世界文学”讨论与争鸣的回应，同时也有益于比较文学跨国度、跨文化研究的全球推演，因而也有益于重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版图。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国际视野所获得的借鉴与启示，最为重要的是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如何重新定位。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古代文学研究长期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视域，比较文学研究国际视野的引入，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既可以探讨其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和影响，又可以比较其与外国文学的异同性，从而在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下进行文学的横向比较与研究；另一方面延伸了古代文学的当代学术研究之意义，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融入了当代世界文化交流的潮流中。当今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载体，其研究理应承担起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在比较研究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世界文学文化交流与研究的具体体现。

2.比较文学前沿理论的借鉴与启示。在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其理论探索一直未尝停止，这在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1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中国学派：比较文学三个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2期）等文中作了相当系统的探讨，其中的核心理论是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以及变异学。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曹顺庆出版于1988年的《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而后又有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饶芄子《比较诗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赖干坚《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刘介民《中国比较诗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杨乃乔《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史忠义《中西比较诗学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曹顺庆主编《中西比较诗学史》（巴蜀书社2008年版）相继问世，从而完成了中西比较诗学理论与学科史的建构；关于跨文明研究，曹顺庆在发表于1995年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体系初探》中明确论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跨文化研究，并指出跨文化研究（跨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源泉、立身之本与优势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注]后因鉴于“文化”一词概念所涉太过复杂，曹顺庆遂于2002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以便更清晰地划定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范围，并强调指出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对话，而交流和对话的前提即是二者的差异。“跨文明”研究的意义，即在于它突出了比较文学中的“对话性”;[※注]关于变异学，曹顺庆于2005年进而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概念，而其在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则进而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崭新视角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探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古今中外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为支持，同时也紧密结合当今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所强调的异质性探讨，重点聚焦于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也更为契合目前各学科发展的后现代趋势。[※注]变异学研究既能彰显自身特色，又具备世界眼光；既能推动理论原创，又能挽救学科危机；既能打破西方窠臼，又符合国际需求。变异学的研究正切中了当下的学术需求与话语需求。

要之，以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与建构的重要突破，无疑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赖以成立的关键所在。[※注]比较文学的这些前沿理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中西比较诗学重在揭示中西古典文艺理论的不同特色和各自的理论价值，探寻中西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并阐发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借鉴之价值。从中西比较诗学到跨文明研究与变异学，是前者的具体展开，而且彼此具有相互交融、相互增值的内在关系。变异学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其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这对于突破渊源研究、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传统思维，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念创新尤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比较文学新型范式的借鉴与启示。虽然比较文学研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日趋丰富甚至庞杂，但其基本范式还是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然后逐步拓展至比较诗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以及变异学等。这些对古代文学研究都有范式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1）渊源研究。就是从当下文学文本着手，探求外来影响的可能渊源，以揭示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文学关系史的一部分，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注]古代文学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和艺术形式等的外来源头进行考证和分析。如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指出，人们熟知的“曹冲称象”故事源于北魏吉迦夜共昙曜所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有关称象的记载；人们心目中的神医华佗形象，又与佛经中所载神医耆域之事颇为相似。[※注]胡适《西游记考证》做出“大胆假设”，推测猴行者“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则“小心求证”，指出《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原型来自《贤愚经》,“猪八戒高家庄招亲”的原型出自义净译《根本记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流沙河收沙和尚为徒”故事源于《慈恩法师传》卷一。[※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对章回小说与弹词等文体的艺术形式的外来渊源进行了探讨：“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便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注]

（2）影响研究。即主要探究本土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或者说是对为域外文学借鉴、模仿、重述的历史境况之研究。如果说渊源学研究的焦点在于放送者，那么影响研究把研究引向接受者。[※注]如陈铨《中德文学研究》[※注]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力作，全书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和抒情诗在德国的翻译、改编与仿效，及其在德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该书还着力介绍评介了歌德受中国纯文学影响的情况，指出他是德国第一个认识中国小说价值者，也是第一个深入中国文化精华者；他对中国戏剧也颇感兴趣，曾试图改编《赵氏孤儿》；他的诗作《中德季日即景》即受到中国抒情诗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中国精神贯注其中。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注]认为中国唐代诗歌很可能影响到了欧亚地区的诗歌形式，如欧洲十四行诗与古代波斯的鲁拜体四行诗。作者认为，李白的古风体诗的形式完全符合意大利十四行诗体规律，因此李白可称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四行”诗体裁的鼻祖。唐代的绝句体与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在形式内容上也有相似处。因此，唐代诗歌可能对欧亚诗歌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通过西亚、中东、阿拉伯地区而传入欧洲（自然包括了波斯）。

（3）平行研究。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实质上都是探讨中外文学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只不过渊源研究探讨的是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影响研究探讨的是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两者只是施受关系的不同。平行研究则不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施受关系，没有谁影响谁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或者是兼而有之。因此，平行研究是对研究对象之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形式、创作思维、审美内涵以及文化背景等进行异同解读和比较，表面看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拉郎配”，实际上是在这种“拉郎配”的表象下寻找内在的异同本质，探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共通性和异质性。如郑振铎《中山狼故事的变异》[※注]把中国作家马中锡、康海、王九思作品的忘恩负义的狼形象，与欧洲列娜狐故事中的“蛇”、高丽故事中的“虎”、西伯利亚故事中的“蛇”作了对比，在忘恩负义的同一主题下对不同的艺术表达进行了探讨，是同中探异。梁宗岱《李白与歌德》（1934）以“艺术手腕”“宇宙意识”为中心，指出李白和歌德的宇宙意识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的大灵常常像两小无猜的游侣般呈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喁私语。所以他们笔底下常常展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注]这是异中探同。当然，由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同关系错综复杂，平行研究实质上就是无规律的表象下寻找有规律的本质。

诚然，当今的比较研究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文学关系史研究，而是以此为基型而逐步拓展至比较诗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以及变异学等，甚至融入了文学人类学、形象学、传播学、译介学以及宗教文学、华人流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相关新兴方向和领域、路径与方法。而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学术范式的融合、变革与丰富，首先是研究思维与工具的优化与进步，借此可以促进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拓展和深化，但同时对于拓展视野、创新理论也同样具有反哺作用。从20世纪初王国维的经典之作《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等的问世，即已充分证明了古代文学受益于比较文学的借鉴与启示，显然是视野、理论与范式三者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而且不管时空如何变化，依然普遍适用于当今及以后文学经典的意义重释。然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归结于比较文学的学术宗旨，正如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所强调的：“比较不是理由，只是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的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理论体系。”[※注]这里所言实际上包括比较文学的双重宗旨：一是比较文学自身的宗旨即是为了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理论体系；二是比较文学的服务宗旨，即比较是为了探求文学的本质和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学创作和研究。比较文学的这双重宗旨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