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的平行研究就是探讨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是同中之异，或者是异中之同。与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强调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施受关系不同，平行研究所考察的研究对象之间不存在放送和接受的关系。因此，与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重实证方法不同，平行研究更重感悟理解，往往通过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感悟理解，探讨其间相同、相似和相异的本质和规律。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平行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如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1934）、梁宗岱《李白与哥德》（1934）、《诗与真》（1935）、《诗与真二集》（1936）等。新中国成立后，以钱锺书《管锥编》为先行者。钱钟书强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整体观，“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作者凭借其广泛的阅读量、惊人的记忆力，往往能于中西文学之间找寻出暗合或“相映成趣”的地方，显示了平行研究的突出成就。下面将重点讨论国别、文体、作家、作品四个方面的平行研究。其中作家、作品平行研究更受学界关注。

一 国别平行研究

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强调国别文学之间的施受关系，而平行研究的国别比较则不是着眼于这种施受关系，而是从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关系出发来探讨。

1.中印文学的平行研究。金克木《〈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是最早的中印平行研究，探讨了中印祭祀诗的异同性。刘守华《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就中印龙女报恩故事的渊源、流变、意涵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中印文学平行研究的重要论著。该书认为中印文学有共同点，即对整体主义的追求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文学表现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上，印度文学表现在梵我同一的观念上。同时中印文学又有相异点：中国文化强调入世精神，印度文化强调超越情怀；中国文化偏爱直觉思维，印度文化擅长体系建构；中国文学多有空灵意境，印度文学多有情味蕴意。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也多为平行研究论文。如《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正统论和战争观》《中国的重史轻文和印度的重文轻史》等。

2.中日文学的平行研究。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注]一书为论述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母题与日本古代戏曲“能”（谣曲）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下编讨论了王昭君故事、杨贵妃故事、《枕中记》故事的中日戏剧的母题，虽然这些故事在两国间有流传、影响的事实，但作者并不着重于文学关系的实证，而是以母题及其嬗变为中心作平行研究，阐发了古代中日戏曲独特的悲剧意味内蕴，指出日本戏曲比中国戏曲更具有幽玄美。张晓希《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收入了不少中日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论文。如《宫廷才女——上官婉儿与额田王》《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属于作家比较研究；《中日边塞诗歌的比较研究——以王昌龄和大伴家持的作品为中心》《中日隐逸文学的比较研究》属于文学题材比较研究；《中日日记与日记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日日记文学特色的研究——以〈吴船录〉与〈土佐日记〉为中心》属于文体比较研究。

3.中朝—韩文学的平行研究。苑利《“白马”、“白鸡”现瑞与“金马碧鸡”之谜——韩半岛新罗神话与中国白族神话现瑞母题的比较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金文学《中国日本韩国天鹅处女传说谱系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6期）、朱靖华《中韩两国的寓言传统》（《当代韩国》1996年第3期）、金宽雄《略论“弃老型”故事在中韩两国的流传》（《东疆学刊》2000年第2期）等对中朝—韩的神话传说、寓言等进行了平行比较。金东勋《朝汉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注]是一部朝汉民间故事平行比较的专著，从朝汉民间故事类型、朝汉民间故事源流和朝汉民间故事文化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李花《明清时期中朝小说比较研究——以婚恋为主》[※注]以婚恋题材小说为例，探讨了明清时期中朝小说的异同性及其文化渊源。赵杨《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韩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小说”为范本展开比较研究，以期全面、准确地勾勒出两国新小说的整体轮廓，把握两国新小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全景式的类同和差异点。作者认为，近代中韩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是它们架起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新小说也是韩国小说逐渐远离中国小说单一影响的发轫期，对中韩两国新小说的比较，不仅是要探求两国小说间的事实联系，更重要的是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寻求两者间内在的价值联系。[※注]朴英男《中韩古代文学返魂母题比较研究》重在考察中韩返魂小说的异同性的同时着力探讨韩国返魂小说的特色或创新点，探究返魂作品中共同的文化内涵，力图析出各自的民族文化心理、审美情趣、宗教因子，以助探明中韩“返魂”母题的文化或文学价值和意义。[※注]

4.中英文学的平行研究。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注]以西方文论中的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为框架，把中英两国相对应的诗学联系起来，以无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观和主观三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诗学二重性内涵，以主观和客观、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来展示英国诗学二重性内涵。朱徽《中英比较诗艺》[※注]分上下两编，上编比较了中英诗歌中的格律、修辞、描摹、通感、象征、张力、复义、意识流、用典、悖论、想象、移情、变异、突出等；下编主要是对中英重要诗人和作品个案进行比较，如汉乐府与英国民谣、李清照与白朗宁夫人等。王娟娟《中英文学爱情隐喻比较研究》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大量实例的分析，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隐喻的本质。这些隐喻的大量使用一方面说明了隐喻认识的普遍性和各民族认知存有的共性；同时，由于受自身民族、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些隐喻的运作中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饶有意味的是，《福建茶叶》曾在2016—2018年发起有关中英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比较研究。[※注]夏娇《中英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比较研究》一文谈到，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英国则是西方世界茶文化的代表，两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茶文化的书写和表达。从题材到体裁，茶在中英文学作品中都有丰富的呈现。但是由于中英的文化差异，使得茶文化在两国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达和内涵。所以研究中英文学作品中的茶文化便有利于找到中英文化的共同点，这对中英文化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注]此类研究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但有助于开阔视野和增添趣味。

二 文体平行研究

在文体平行研究中，神话是最为元初的文体，是后代所有文学体式的本源，所以置于文体比较研究之首加以讨论，然后延伸至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外文体的异同性比较。

1.神话平行研究。早在20世纪前期，从梁启超到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凌纯声、孙作云等学者都曾将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应用于文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在第七章《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第二节《古代文学的神话—原型批评》已有论述，这里将就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再略作分析。

中西比较神话研究是伴随比较文学的兴起而兴起的，就在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于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比较神话的讨论显得非常活跃，不断有人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比较神话的问题，有些过去涉猎尚少的领域，这次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谢选骏把神话与民族精神和文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不同民族精神之光的辐射下，“内在一致性”分化为：追求技术、知识力量的哲理热情（希腊式），以天命、道德为归宿的伦理意识（中国式）和矢志不移的一神信仰（希伯来式）；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聚合形式”，涌现了各自的“人格化的神话理想”，即希腊式的“超人”，中国式的“天子”，希伯来式的“弥赛亚”；超人有天神遗传的力，天子从天人合一的伟大奥秘中获取了创造性的灵感，弥赛亚有上帝恩赐的异能。次年，谢选骏进而著成《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以神话为纬，以民族精神为经，并且相互交织，展示了希腊、希伯来、中国等各民族神话系列的千姿百态；在揭示神话的奥秘中，从广阔的视野比较了各民族不同的精神倾向，探讨了原始文化、古典文化、现代文化在精神上的有机联系。[※注]

在本次盛会上还有多位学者提交了相关论文，叶绪民从原始思维的角度论证了英雄神话创造及其影响的思维模式。他从表层结构中的逻辑思维、底层结构中的原逻辑思维、深层结构中的潜意识等方面阐发了英雄神话的思维特征。蔡恒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西神话的四大差异：现存的中国上古神话比较零碎、片断，西方上古神话比较系统、完整；中国上古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远较西方上古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为小；中国上古神话美异于西方上古神话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影响了上古神话的保存与光大，西方神话学理造促进了上古神话的保存与光大。张紫晨就中、日开辟神话展开比较，认为中国神话给了日本神话以巨大的影响。但是，日本神话主要是产生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上，围绕日本的岛国及其皇统的中心展开的，并把神系与皇统结合在一起，使日本神话具有庄严与神圣的特点。中国神话多族多源，以部落神话为基础，题材面比较广泛，神话人物呈现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面貌。金宽雄则对中朝神话传说作了影响比较研究，认为朝鲜神话传说主要受中国神话传说的影响，使朝鲜神话传说在主题上包含着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和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内容，更多地还是与族源神话相联系的族祖创建国家的内容。[※注]从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复兴时期，此后陆续问世于80—90年代的相关论文有：戢斗勇《中西神话对哲学的影响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马东郭《中西古代宗教神话之比较》（《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6期），傅治平《神话与民族意识——中西神话比较浅探》（《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何文祯《神话的启示》（《天津文学》1994年第6期），戴安康《中西神话传说比较与民族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缑广飞《尽显英雄本色——中西神话英雄形象比较》（《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这些论文对原有的论题都有新的拓展。进入21世纪之后，更加趋于专题化与体系化，比如卢沁钰《从神话看中西文化异同——中西创世神话比较》（《新学术》2008年第3期）、郑向荣《基于Hofstede文化价值观维度的中西创世神话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李艳《中西神话创世母题比较》（《外国语文》2011年第S1期）、张定《中西创世神话之比较》（《学理论》2011年第4期）等论创世神话之比较；侯璐《中西“洪水”神话的文化内涵比较》（《外国语文论丛》2009年第2辑），杜涛《灾害与文明：中西洪水神话传播比较》（《前沿》2012年第16期），马小龙、郭郁烈《基于文化视野的中西洪水神话异同比较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等论洪水神话之比较，谢梅、陈华《中西海洋神话的趋同性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与郑蓉《论中国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及其影响——兼及中西女神比较》（《南昌高专学报》2009年第2期）等分别论海洋神话与论神话女神之比较，寇爱林《中西神话的谱系学比较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以谱系学方法对中西神话各自的特点、精神和历史命运，以及对各自传统文化精神的塑造等进行了比较，陈鹏程《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就先秦与古希腊民族神话中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中西文明的异同。

在神话比较研究领域，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萧兵与叶舒宪两位学者，两人的共同取向就是从本土神话阐释走向文学人类学的神话研究，因而具有比较神话学的视野。萧兵的神话比较研究广泛融汇于其神话学研究论著之中，但比较典型的神话比较之作则有：《雄虺、应龙和羽蛇——中国和美洲一个神话文学因子的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世界神话传说里的英雄弃子——比较文化学的一个实例分析》（《国外文学》1984年第3期）、《婚姻考验和谷种神话——比较神话学笔记》（《思想战线》1984年第3期）、《面具眼睛的辟邪御敌功能——从泛太平洋文化之视角看三苗、饕餮、吞口、蚩尤、方相以及三星堆“筒状目睛”神巫的类缘关系》（《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中亚羌种女王西王母——兼论华夏、羌戎与西域—中亚的血肉之情》（《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等。而叶舒宪则更加注重从神话比较到比较神话学的理论建构，为神话原型批评与文学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与谭佳合著的《比较神话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首部总结中国比较神话学发展的专著，在学术总结与理论建树两个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比较神话学反思”以追溯西方和中国比较神话学的发生为基点，系统总结新时期以来比较神话学研究总体情况，从而探究作为交叉学科的“比较神话学”是如何、为何在中国发展起来；下篇“比较神话学的新开拓”围绕中国比较神话学从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学术范式，能否以及如何在中西对话中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这一核心问题，从七大国际前沿理论尝试中国比较神话学的范式开拓与创新。书后附录《中国神话的特性之新诠释》《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可与正文相互参看。

2.诗歌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徐贲《中西诗歌内在人物性探异——兼谈诗歌的戏剧性》（《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论著重点探讨了中西诗歌艺术形式与传统的异同。徐文提出一个饶有意味的观点，认为诗歌是擅长于抒发感情的艺术，然而诗歌却并不纯粹是诗人的自我表现或个人感情的再现。诗歌内部的“说话者”可以是诗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是诗人借托别人的声音。所以，诗歌的情感抒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情感的现实；二是情感的主体，包括情感的动机和方式。换言之，诗歌除了能以强烈的情感打动读者之外，还能让读者了解说话者的个性心理特征。该文即以此为学术理路，围绕中西诗歌创作中内在人物性方面的经验各有一些什么特点、它对于有关的文学概念的形成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它和中西诗歌一般传统又有着一些什么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丰华瞻《中西诗歌比较》[※注]是一部论文集，从诗歌的题材、风格、语言、形象、典故、讽喻、立意、手法，以及诗歌与绘画、音乐等艺术的关系，对中西诗歌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注]也是一部论文集，注重从诗歌题材类型入手，把中西诗歌和诗人分为田园牧歌、隐逸诗人、游历诗歌、伤逝悼诗、表现童心和老境的诗、战争诗、婚恋题材的诗、赞颂女性的诗等。作者认为：“从一种文学题材、或一个个题材类型入手，找出中西作家的哲学思维、伦理观念、艺术表现、美学原则诸方面的异同之处，综合分析，寻求出作为文化总体的基本规律来，或更有社会效益。”可见该书主要是立足于中西文化来比较中西诗歌的。

90年代，江苏《淮阴师专学报》有意想在中西诗歌比较上有所建树，连续发表了陈冰《中西诗歌形式流变及其规律的文化意义》（《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中西诗歌的诗境呈现结构模式》（《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中西诗歌中“及时行乐”主题的文化背景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葛桂录《中西诗歌的想象运思结构模式》（《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中西诗歌形式系统研究论札》（《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中西诗歌的情感体验结构模式》（《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等文。陈冰《中西诗歌的诗境呈现结构模式》认为，有机整合作用、美学控制作用、美感生成作用是意象组合结构的功能效用，然后将中西诗境呈现概括为六种结构模式：点面式、递进/转折式、并正/对比式、发散/聚合式、引中式、连环式。葛桂录《中西诗歌的想象运思结构模式》则从中西时空观的文化规定角度，重新探讨了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直觉感悟式与逻辑分析式）的差异特征，以及这种差异性对中西诗歌形式构成的诸多影响，将中西诗歌的想象运思结构模式归纳为印象式、隐喻式、类比式、复合式想象四种类型。同时问世于90年代的相关论著尚有：谢思炜《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王小曼《中西诗歌精神差异辨言——从〈诗经〉与〈荷马史诗〉谈起》（《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陈松柏《中西诗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陶嘉炜《中西诗歌的情景差异》（《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朱徽《中英比较诗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应志《可说与不可说——简论中西诗歌审美特征的文化分途》（《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姜玉琴《“情象”：中西诗歌的交感化生》（《诗探索》2000年第Z1期）、陈志《中西诗歌本体论之比较》（《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等等。其中陈松柏《中西诗品》注重将各类诗歌题材类型的作品荟萃在一起来进行鉴赏性的比较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中西诗歌比较逐步趋于兴盛和深化，其间有数篇硕博士论文问世，从中可以明显感到研究选题取向的变化。吴笛的博士论文《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审视中西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力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反思人文精神，呼唤生态意识，通过对中西诗歌作品中的自然意象的考察，旨在引起人们在诗歌的审美愉悦之外关注生态意识的形成，使之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要素，对人们的道德情感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注]王云博士论文《西方前现代泛诗传统——以中国古代诗歌相关传统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以西方前现代的泛诗传统亦即西方绵延两千多年的泛诗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相关传统作为其参照系，从而构成了一个中西比较研究的语境，同时还尝试着对因泛诗而衍生的西方诗歌研究、中西诗歌比较研究和诗歌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种种问题提出自己新的思考和观点。[※注]赵霞的博士论文《思与诗——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则试图从思维方式入手，探寻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形成的思维路径，追溯中国古代诗学的运思方式和话语方式，从而揭示中国古代诗学内在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特色，为中国古代诗学价值的重估与当代文论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参照与借鉴作用。[※注]其他相关论文，主要从中西诗歌题旨与形式两个方向展开比较，前者如陈琳霞《宗教对中西诗歌死亡主题的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范云晶《中西诗魂融会的灵性之光——论日常主义诗歌的生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邹建军《民族性与当代性之二重建构——一个中西诗歌交融共生的话题》（《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刘包发《文化视域：中西悼亡诗的“爱”与“死”》（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09年），高皓玥《诗性隐喻论——中西诗歌差异背后的共同本质属性》（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等等；后者如刘岩《中西诗歌意象比较研究》（《东方丛刊》2004年第4辑），舒奇志《文化视域中的中西诗歌文体比较——以中国律绝和英国十四行诗为例》（《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赵奎英《从汉语的空间化看中西诗歌空间形式的同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王梦岚《中西诗歌中图形—背景的认知解读——以中国唐诗和英美意象派诗歌为例》（《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周兴泰《中西诗歌叙事传统比较论纲——兼及中国文学抒情叙事两大传统共生景象的探讨》（《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等。也有将两者融于一体，比如代迅《形态差别与文化渊源：中西诗歌爱情主题探究》（《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6期）、《美学风貌与文化差异：中西抒情诗主题探究》（《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白纯、赵琳琳《从英汉诗歌节奏及音韵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从不同维度丰富和深化了21世纪的中英诗歌比较研究。

3.小说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成果显著，学术专著方面，有白海珍、汪帆《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中西小说观念的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与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白海珍、汪帆《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从中西小说的“神话意识”“性爱意识”“哲学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结构意识”“文体意识”等方面展开比较。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从中西小说渊源和形成过程、观念、题材、主题、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结构和叙述模式、创作方法等七个方面进行比较。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认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使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与文体理念有同有异，各有自己生成、发展、变革的历史和特质。通过比较，可以辨明中西小说文体的异同，作者援用叙事学、文体学理论，对中西经典小说进行细读，将理论与个案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观照。学术论文方面，初期多重在整体性研究，诸如李万钧《略谈中西短篇小说发展的比较》（《福建论坛》1981年第2期）、何焕群《中西古代短篇小说几个问题的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徐于《中西古典小说比较》（《铁道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几乎都是如此。然后如朱水涌《隐秀与反讽——中西文学撞击中两类小说的叙述比较》（《福建论坛》1987年第5期）、刘奉光《中西妓女题材小说比较研究》（《齐鲁学刊》1987年第5期）、王海龙《十四—十七世纪中西短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易新农《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周小波《中西流浪儿小说的发展和比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则逐步走向更为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

90年代的中西小说平行研究在走向专题性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首先是饶芃子《中西小说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版，作者在此书的“前言”谈到她在1989年出版《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一书后，又着手撰写它的姐妹书《中西小说比较》。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从全书的框架到内部观点体系的建立，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终于告竣。该书重点探讨了中西小说中的七个主要问题：（1）中西小说渊源、形成过程比较；（2）中西小说观念比较：（3）中西小说题材比较；（4）中西小说主题比较；（5）中西小说人物形象与表现方法比较；（6）中西小说结构叙述模式比较；（7）中西小说创作方法比较。力图从宏观角度作尝试性的探索，希望借此推进中西小说比较的宏观研究。第八章还撰有中西小说名著比较，共选择了中西方10部名著，对它们的文化思想和艺术方法、技巧作比较研究，以挥索它们的异同，寻求中西小说创作的某些规律。这一方面是对前面各章宏观探求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课堂教学的需要。[※注]研究论文方面，在总体上呈多元发展态势，其中重在小说源流比较的有：李万钧《〈史记〉与荷马史诗——中西长篇小说源头比较》（《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傅金祥《中西长篇小说两个阶段之比较》（《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陈秋红《中西小说发生学比较研究》（《东方论坛》1999年第2期）等；重在小说观念理论比较的有：谭志图《中西古代小说理论比较》（《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郑敏《中西小说观念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胡日佳《中西历史小说观念比较——试论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走向》（《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等；重在小说主题比较的有：何焕群《中西小说主题比较》（《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等；重在小说结构模式比较的有：刘建军《中西长篇小说结构模式比较谈》（《北方论丛》1992年第1期）、张世君《中西小说庭园模式与旅程模式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2期）、张卫中《中西语言的句法特征与小说的结构》（《文艺研究》1995年第5期）等；重在小说文体比较的有：李忠昌《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及中西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李忠昌《历史演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及中西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何焕群《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等；重在中西小说形象比较的有：钱炜《中西古典小说僧侣形象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徐顺生《中西小说人物形象比较》（《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等。

进入21世纪之后，中西小说比较研究聚焦于文体学与叙事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因为小说与戏剧文体本质上是叙事文学，所以从广义上说，文体学研究也可以包容在叙事学研究之中。诚如赵学存《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构想》所言，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研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学界专门进行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的研究也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根据作者的梳理，中西叙事学比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为三类：第一类是具体的中西叙事概念研究，如张一平《中西叙事作品的时空表达差异》（《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1期）、张世君《中西叙事概念“脱卸”与“转换”辨析》（《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杨玲和王立《中西叙事学探微》[《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11期]、李晓莲《刍议中西叙事概念之异同》（《作家》2009年第2期）；第二类是中西叙事理论的特征、风格、渊源研究，如余虹《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吴文薇《寻求中西叙事理论的对话与沟通——关于建构中国当代叙事学的思考》（《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谋和刘艳《谈中西叙事理论》（《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三类是中西叙事文学各文体研究，如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注]先就学术专著而言，除了上述杨星映主编《中西小说文体比较》之外，还有杨星映《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永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杨星映两书皆重在文体学研究，其《中西小说文体形态》重点关注中西小说文体历时形态的研究，系统梳理了从古至今中西小说文体萌芽、形成、成熟、变革的历史，证明文体变革的根源在于社会文化的变迁，文体变革的结果表征着社会文化的新内涵，文体的变革因而成为文学史的重要内容。而其《中西小说文体比较》则重点阐述中西小说文体发展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色，社会文化传统对小说文体的决定作用，小说文体形态的文化机制，中西小说创作和理论的交流对小说文体变革的影响。认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使中西小说文体形态与文体理论有同有异，各有自己生成、发展、变革的历史和特质。通过比较，可以辩明中西小说文体的异同，深入挖掘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黄永林《中西通俗小说叙事：比较与阐释》与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皆为典型的叙事学比较研究，前书依次讨论了“通俗文学、精英文学与民间文学”“故事叙事与小说叙事”“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通俗小说的审美艺术”等论题，对通俗文学的现代品格与民族传统、精英小说、通俗小说及民间故事的分野与互动，故事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区别与联系、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审美特征等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科幻小说与幻想故事以及言情小说与性爱小说等在题材、情节、技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尤其在寻求中西文化契合之道，建构中西比较叙事学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后书专注于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重点从中西神话、戏剧、小说叙事学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最后归结于中西叙事学比较，包括叙事人称之比较、叙事聚焦之比较、叙事方式之比较。赵学存认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和深入需要一个构架来统摄，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对构想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建构研究体系的意识、各种文体研究与叙事理论研究的统一、跨异质文化意识、客观公允的中西态度等方面有重要示范作用。同时受《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的启示，赵学存进而根据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现状，在比较文学整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初步构想，其框架大体如下：（1）建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意义；（2）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原则；（3）中西各叙事文学文体的比较研究；（4）中西叙事文学类型模式研究；（5）中西叙事理论比较研究。为什么要将叙事文学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叙事文学比较占据比较文学的比重大，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差异性导致叙事文学的相对独立性，比较文学中的许多问题，有待于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突破来解决。[※注]相信赵学存这一构想对于总结和推进中西比较叙事学研究富有启示意义。

与上述专著相呼应，张鹤《中西古典小说自然描写模式之比较》（《求是学刊》2001年第2期）、孔聪《明清志怪小说和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叙事艺术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09年）、文彬彬与杨雪《中西古典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比较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杨志平《非主轩轾而力求特性——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断想》（《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2期）、李莉《基于语言结构的中西小说叙事模式差异分析》（《黑河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等，也都重在中西小说叙事学比较研究。孔文以明清志怪小说和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为范本，重点就两者在叙事艺术（叙事空间、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方面的异同展开探讨，从而彰显它们共同的审美特性及其各自的独特性与价值。杨文着重就如何推进和深化中西小说叙事传统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观点，认为一方面有必要将中西小说叙事传统视为独立对象进而加以横向考察，比较两者总体特征之异同，从整体上探讨两者的发生与演变。借此综合考察，可以呈现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相应的演进规律，也能够深度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差异性及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围绕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的若干突出现象，加以专题化审视比较，祛除有关中西小说叙事传统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进而切实有效地呈现中西小说叙事传统的差异性。但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论文也广泛关注其他相关论题，比如对于中西小说一些宏观性的比较论题依然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金祥《中西长篇小说的相契现象及发展阶段之比较》（《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庞希云《“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十四至十九世纪中西古典小说中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吴夜《直观的感悟与理性的分析——中西小说理论比较》（《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等文对此做出了新的探索。还有刘欣《中西小说缺类比较之乌托邦小说研究》（《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方汉文《历史语境视域：中西小说的文类学比较》（《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刘小满《中西教育小说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尉娜《中西经济小说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宋丽娟《中西小说翻译的双向比较及其文化阐释》（《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黄学军《Story的故事——中西文学比较视野下的短篇小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等关注中西小说文类之比较；张芙蓉《在中西比较中考察清代女性小说写作的社会意蕴》（《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罗怀宇《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塑造的独特艺术性：一个中西比较文论的视角》[《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8期]等关注中西小说形象之比较；而路英勇《论晚清中西小说论的审美趣味演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马菊青与刘永文《晚清时期中西小说比较观述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赵炎秋与刘白《近代中西小说比较中的想象西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6期）、吴智斌《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中的中西比较语境考察》（《新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等尤其关注近代中西小说之比较。较之上述四部学术专著，涉及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4.戏剧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戏剧平行研究，无论是盛况还是业绩都要超过诗歌与小说。王向远贯通20世纪首尾而为80—90年代中外戏剧比较研究作了这样的定位：近二十年来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与20世纪前二三十年比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中西戏剧比较，立足点是借西方文化来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借西方戏剧来否定中国戏曲，那么，近二十年来的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立足点则是弘扬、阐发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研究者对中西戏剧的态度与认识是客观的、科学的。和中外小说比较研究、中外诗歌比较研究相比，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著作最多，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注]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开始恢复。王向远《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中外戏剧比较研究》重点提到其间出现的六篇论文：（1）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2）李晓《中西开放结构的比较研究》（《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3）李万钧《从中西戏剧对比看我国戏曲发展的趋势》（《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4）夏写时《论中国演剧观的形成——兼论中西演剧观的主要差异》（《戏剧艺术》1985年第4期）;（5）饶芃子《中西戏剧起源、形成过程比较》（《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6）程朝翔《悲剧中的人物——中西悲剧英雄的比较》（《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注]其中除了第一篇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之外，其他五篇都属于中西古代戏剧比较研究。另有陆润棠《中西戏剧的起源比较》（《戏剧艺术》1986年第1期）、周旋《中西戏剧之比较》（《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杜隽《中西戏剧本体论历史流变及其比较论略》（《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朱光荣《略论中国戏曲艺术的民族特色——兼论中西古典主义戏剧艺术的比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也是早期致力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在学术著作方面，则有夏写时、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李晓《比较研究：古剧结构原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陆续问世。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是比较戏剧会议论文集，对中外戏剧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李晓《比较研究：古剧结构原理》对中西传统戏剧结构理论进行了研究。饶芃子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前六章是中西戏剧的专题性、综合性的平行研究，包括中西戏剧主题的比较、中西戏剧情节结构的比较、中西悲剧的比较、中西喜剧的比较。

90年代，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兴盛，一方面体现在诸多学术专著的出版，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对中西戏剧艺术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凸显中国戏曲的民族特色及在世界戏剧艺术中的独特地位。该书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有戏剧舞台的表演特性和时空观、戏剧演唱风味、戏剧表演体系、戏剧导演风格、戏剧结构观念、戏剧语言性格、戏剧喜戏和悲剧论等。周宁《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比较了“叙述性的话语模式”和“展示性的话语模式”中西两种不同的戏剧话语模式。郭英德《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文化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起源与形成、戏剧观念、戏剧文体、戏剧形象、戏剧文类、戏剧传播、戏剧功能、戏剧交流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彭修银《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简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版）对戏剧美学角度比较研究了中西戏剧的异同性。刘彦君《东西方戏剧进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分“爱琴海的激情”“东方之光”“欧洲戏剧的复兴与全盛”“东方戏剧的绵延”“现代戏剧思潮涌起”五大部分展开东西方戏剧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评价。卢昂《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与融合——从舞台假定性的创造看民族戏剧的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专门从舞台艺术方面比较中西戏剧。另一方面则是众多论文的走向专题化研究，常轩《中西戏剧美学比较》（《黄梅戏艺术》1990年第Z1期）、李青与苏竞《中西戏剧美学思想比较》（《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陈龙《中西戏剧叙事美学特征比较》（《东方丛刊》1996年第3辑）等文侧重于中西戏剧美学之比较；周宁《叙述与代言；中西戏剧模式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杨文华《“情感高潮”与“情节高潮”——中西戏剧高潮比较》（《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与《中西传统戏剧中的双层结构比较》（《中华戏曲》1999年第1期）、许强《中西戏剧时空的比较》（《戏剧文学》1994年第10期）、张晓军《中西戏剧情节论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等侧重于中西戏剧形式之比较；周宁《迈向中西比较戏剧学的起点》（《戏剧艺术》1997年第1期）、施旭升《剧本·表演·剧场：中西戏剧文本观比较》（《艺术百家》1997年第1期）、董小玉《中西戏剧本体诗化的比较透视》（《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等侧重于中西戏剧本体之比较。许强《中西戏剧时空的比较》以戏剧时空观为肇始，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中西方戏剧形态不同的原因所在，并立足于中国古典戏曲，在中西方戏剧的比较中展示中国古典戏曲的特色与魅力。这在当下中国戏曲艺术舞台演出日益程式化、表演化，代之依靠舞台布景、高科技声光设备，最大限度增强舞台表现力，或许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周宁《迈向中西比较戏剧学的起点》则反思中西戏剧比较的学理逻辑，认为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应该具有学科的整体性。在作者看来，叙述与展示两个概念强调戏剧交流内外系统不同的功能，是区别中西戏剧的核心概念及其比较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我们不仅能够解释两种戏剧传统中不同艺术特征的历史连续性与逻辑统一性，还能为系统研究确立基本范畴。再次，是举办有关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比如1987年，由夏写时、陆润棠发起组织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组举行香港比较戏剧学术研讨会，邀请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参加研讨。次年，夏写时、陆润棠主编《比较戏剧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上述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及此前已发表之相关比较戏剧文章20余篇。夏写时在为此书撰写的《前言》中正式提出了建立“比较戏剧学”问题，谓“近几年来，中外戏剧比较研究渐成风气，一门新的学科——比较戏剧学，经若干有识者的开拓，其轮廓已越来越明朗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80年代后我国比较戏剧的复兴及学科意识的强化。书中所收集的论文，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后至1987年我国比较戏剧研究的突出成果。[※注]再如1996年，蓝凡学术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出版之后，上海文学艺术院举办了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此书展开了热烈讨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作者从宏观上对中西两大戏剧体系的艺术形式、美学原理、观众审美心理、哲学根源诸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比较，显现并反映了中西戏剧从文学到舞台表演彼此的共同点和相异点，可以说是两大戏剧美学体系第一次全面的比较和探讨，把以往的中西戏剧比较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注]

进入21世纪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著作明显下降，主要有何辉斌《戏剧性戏剧与抒情性戏剧：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何著从话语模式、结构、情境、戏剧人物的意志与情感、戏剧的行动、结尾方式、视野、悬念等戏剧特征对中西戏剧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戏剧是抒情性戏剧，西方是戏剧性戏剧。邹著从陌生化理论来比较中西戏剧理论与艺术。但论文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这里仅就富有特色与新见的专题性研究论文做一简要评述。何辉斌《激变型的艺术与史传式的艺术——中西戏剧的结构比较》（《戏剧艺术》2001年第4期）、杨再红《中国古典戏曲的悲剧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袁亮杰《简析中西戏剧文化差异及文化精神》（《理论观察》2016年第10期）、彭维芬《不同的“悲剧力量”——比较中西戏剧不同的悲剧美》（《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1期）、刘飞云《中西戏剧悲喜观比较》（《四川戏剧》2007年第5期）等侧重于中西戏剧主体特征之比较；叶树发《虚拟性和写实性——中西戏剧舞台结构原则比较》（《艺术百家》2004年第2期）、陈军《中西古典戏剧观众观之比较》（《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田颖与陈圣《中西戏剧艺术中间离效果的比较》（《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胡健生《中西古典戏剧中“预叙”艺术之比较——以元杂剧和古希腊戏剧为例》（《广东艺术》2009年第4期）、彭鲁迁《中西戏剧舞台表演中的美学性格比较》（《大舞台》2012年第7期）、俞航《中西戏曲戏剧语言与文体比较》（《学术交流》2016年第9期）等侧重于舞台演出之比较；冻凤秋《“后花园”与“阳台”——中西戏剧古典爱情意象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4年）、刘云霞与张丽花《中西古典戏剧悍妇型女性形象比较》（《名作欣赏》2013年第5期）、刘云霞与邢满《中西古典戏剧贤惠型女性形象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张广龙与温剑波《中西古典爱情戏剧中“红娘”形象比较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S1期）等侧重于戏剧形象之比较；张玉雁《中西古典戏剧宗教因素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史俊英《从中西思维方式看中西戏剧》（《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唐健清《中西灵感论的异同及其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基于柏拉图与陆机灵感论的比较》（《怀化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等侧重于文化元素之比较；杨文华《中西戏剧现代化进程比较》（《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6期）、赵迪奉《中西戏剧成因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曾玉冰《中西戏剧发展方向比较》（《四川戏剧》2005年第5期）、章旭清《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天府新论》2006年第5期）等则上升至中西戏剧本原问题的探索。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与问题，孙玫《戏剧比较研究再思考》通过探析形成戏剧比较研究中这种“中西”两极对照思维模式的历史原因，一是提出“中外戏剧比较研究”和“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二者之间不能混同，21世纪的戏剧比较研究，不应该再囿于传统的“中西”两极观，而应该逐步建立起多元的、全方位的世界戏剧观；二是指出戏剧比较研究并不等同于比较文学研究，它不应该是比较文学研究在戏剧研究领域内的延伸；三是回顾中国戏剧比较研究史上一些具代表意义的范例，阐发了它们对于当时的戏剧实践以及后续理论研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四是质疑“中国的莎士比亚汤显祖”这一流行说法，并通过解析该个案，指出戏剧比较研究既要立足戏剧研究之本位，也要建立起跨文化、跨学科的宽广视野。[※注]

5.民间故事平行研究。在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于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也提交了中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论文，陈莫京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同1958年整理出来的傣族叙事爱情长诗《娥并与桑洛》进行了比较；张鸿年对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索；阎云翔提出纳西族和汉族龙故事的比较，认为东巴经的龙与汉族的龙基本相异是同源异流发展的结果，纳西族民间故事中的龙与汉族的龙基本相同则是受汉族影响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从事民间童话研究的刘守华研究重心转入了对民间故事作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不仅在日本出版合编的论文集《日中昔话传承之现状》（1996）及《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2004），而且致力于民间故事学体系的建构，先后出版《故事学纲要》《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故事学》等。如果说《故事学纲要》作为我国第一部民间故事的专门著作，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民间故事学的宏观框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和《比较故事学》更是从全面比较研究中来认识民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历史影响，以及它在民俗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高比较故事学的理论方法形成一个民俗文化中的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体系，建构起一门独立的学科。澳籍华裔中国民间文学博士谭达先在《赞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的重大成就》一文中说：“《比较故事学》采用的是世界故事学大背景、中西方理论和材料相结合，多侧面多学科价值相渗透的宏观视角与微观实证相统一而和谐共存相互阐发的方略。此书既是刘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40年学术成果的扛鼎之作，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和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化、深层次化发展的可喜收获。”[※注]其他如钱淑英《中西“灰姑娘故事型”的叙事比较——以段成式与贝洛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杨春艳《中西灰姑娘故事之比较》（《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就中西“灰姑娘故事型”叙事的比较；朱道卫《宗教情绪与人伦精神：中西蛇女故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李索与穆晶《扫帚成精故事的演化及中西文化比较》（《文化学刊》2012年第1期）分别对中西蛇女故事与扫帚成精故事的比较，但总体成果不著。

上述分体用研究之外，也有一些论著致力于包容各体的综合研究，比如李万钧《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前书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欧美文学史；第二部分是中西小说、中西戏剧的类型方面的比较，是国内有意识地用中西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关系史所作的一次尝试；后书就中西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诗学作了高瞻周览的比较研究。作者的研究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中西文体分述、中西文类比较、中西文学汇通“三部曲”，具有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同样体现了作者对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探索。

三 作家平行研究

中外作家的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作家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作家的生平身世、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精神境界、艺术追求等内容。由于中国古代作家众多，中外作家之间的平行研究不胜枚举。根据学界讨论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李渔等大家。

先秦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庄子与屈原。若就整个先秦诸子比较研究而论，主要集中于哲学、教育、法律、伦理乃至经济思想的比较，只有少数论文涉及文学比较，比如张群、凌茜《古希腊〈伊索寓言〉与先秦诸子寓言之比较》（《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1期），冯之《先秦寓言与古希腊寓言比较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刘枫《先秦诸子寓言与〈伊索寓言〉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民族大学，2016年）等集中于先秦诸子寓言的比较研究。而就先秦诸子个体而言，则以庄子最具文学和美学特征，因而其比较研究也多从哲学走向美学与文学研究。据孙雪霞《〈庄子〉比较研究三十年之思考》一文的梳理，近三十年《庄子》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与柏拉图、卢梭、尼采、海德格尔等人身上。其中最早将庄子与柏拉图进行比较的学者是叶维廉，他以庄子和柏拉图为中西文化的两大源头来构建他的“比较诗学”。此后，庄子与柏拉图的异同不断得到学者的关注。平行比较是庄子与柏拉图比较研究中的重点，比较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两者的美学思想，包括美学本体论与美学体验论。卢梭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庄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其有着天然的契合，所以将两者进行比较自然成为庄子中西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认为两者思想理论的相似仅仅是表面的，而内容却大相径庭：卢梭的“回归自然人性”是主动、感性的，而庄子是被动、无情的；卢梭“回归原始大自然”是为了重建文明，而庄子是为了“绝圣弃智”。与海德格尔的比较是庄子比较研究中最受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在近三十年近三百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中，涉及海德格尔的将近一半。徐复观、刘若愚在各自的著作中已经将庄子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而真正将他们融通的仍是叶维廉，其《比较诗学》（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认为，庄子与海德格尔都设法恢复存在原有的根据地，庄子的“化”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有极大的相似之处，这种观点贯穿叶氏比较诗学研究的始终。大陆学者的比较研究始于1987年的戴冠青《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泉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此后，何芳在系列文章中从诗学的角度对庄子和海德格尔进行比较；钟华提出“生产性”对话的学术目标，在《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华龄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以影响研究为基础，平行比较为主干，为两者的生产性对话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注]近期问世的相关论文尚有：姚要武《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02年），钟华《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郭艳凤《海德格尔与庄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汪愫苇《比较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谈〈庄子〉与〈瓦尔登湖〉中的寓言》（《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辛羽《〈庄子〉与〈伊索寓言〉中的篇章隐喻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4年），马海婷《庄子与卡夫卡之梦意象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年第5期]，金铖《遥相应和的“风”——庄子〈逍遥游〉与布莱克〈咏春〉的一种比较》（《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等等。钟华博士论文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取“价值现象学”的立场，主要运用比较诗学中的“跨文化对话”方法，对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之间的事实联系和学理联系、一致性和差异性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深入的比较。

屈原的比较研究视野与路径比较开阔，其中的重点是与13世纪末意大利著名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先驱者但丁的比较，主要有：李玉斌《但丁、屈原之比较》（《青海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张立新《诗人之魂——论屈原与但丁》（《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李昌云、曾宪文《求诚与求真：屈原与但丁之比较》（《成都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屠毅力《灵魂之旅——但丁和屈原的比较》（《求实》2006年第S3期），王阳阳《相同的精神不同的命运——屈原与但丁代表作之比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常勤毅《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和屈原》（《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杨如月《屈原和但丁的情感表现艺术比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张一方《屈原〈离骚〉与但丁〈神曲〉比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等等，分别从综合性以及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美学视野、情感表达与代表作等不同方面展开比较。潘立勇《从屈原与浮士德求索意向比较看中西文化精神异同》（《东方丛刊》1996年第2辑）与沈有珠《上下求索 自强不息——屈原与浮士德形象比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以屈原与德国歌德的浮士德形象进行比较。王锡明《命运的思索与抗争——屈原与古希腊悲剧诗人悲剧精神之比较》（《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汤洪《屈原与约伯：生与死的不同抉择——〈离骚〉和〈约伯记〉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9年第3期）、郭梦君《屈原与尼采悲剧精神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1年）、王红莉《屈原与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比较》（《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等则分别拓展与古希腊神话、《圣经·约伯记》、苏格拉底以及尼采的比较研究。其他相关诗人及其作品的比较，还有徐志啸《屈原与普希金》（《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吴绍釚《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东疆学刊》2003年第5期），张志强《屈原〈橘颂〉与米尔恩Golden Fruit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李文斌《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周融《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长沙理工大学，2013年），徐冰《屈原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工业大学，2014年），陈慧《中西方怨恨情绪之比较——以屈原和莎士比亚及其代表作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丁珍薇、彭家海《屈原〈九歌〉和济慈“六颂”中的植物意象比较》（《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济慈〈夜莺颂〉和屈原〈远游〉的神话意象比较》[《疯狂英语》（理论版）2018年第4期]，等等。徐志啸《屈原与普希金》问世较早，重点探讨了屈原与俄国普希金两位作家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相似性，并从社会背景和身世遭遇分析了这种相似性的原因。周融《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比较研究》采用原型批评相关理论，从宏观上分析两位诗人作品中的神话原型意象，并在微观上对他们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进行比较，认为作为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屈原和布莱克均驰骋想象，勇于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社会的苦难与黑暗，摄取了绚丽深蕴的神话意象，建构了符合自己情感经验与心灵理想的神话国度。但布莱克侧重于创造神话意象，其神话色彩是鲜明的火红，屈原倾向于借用神话意象，其神话色彩是悲剧性的黯淡。

汉魏六朝的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陶渊明，新时期以来逐步形成不同级次的重点，一是与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比较研究。从80年代率先发表的徐志啸《自然诗人：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王晓秦《华兹华斯和陶渊明的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到90年代问世的周昭宜《田园寓深情 平淡显奇美——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诗歌比较谈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张叉《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静”中之“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李增《主体的消融与主体的张扬——论陶渊明和华兹华斯的归隐自然之路》（《外国语》1999年第2期）、郑长天《心性自然与神性自然：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之比较》（《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等文都是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依然是比较研究的重点，其中徐瑞祥《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王春秀《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歌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两篇硕士论文重在综合性比较研究；池大红《静谧的田园与躁动的诗魂——陶渊明、华兹华斯对自然和田园生活体认的比较》（《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陈爱梅《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处世理念与作品风格比较谈》（《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程小玲与王智华《恬静悠远的生态诗——陶渊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思想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许辉《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死观之比较》（《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进而向专题性比较研究开掘；还有如李晓佳《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自然观的比较分析——以〈丁登寺旁〉和〈归园田居〉为例》（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4年）则属于个案性比较研究。二是与法国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亨利·戴维·梭罗的比较研究，同时也不时交织着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比较，主要见于王萍《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比较陶渊明与梭罗》（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5年），李雁劫《两位“诗意的栖居”者——陶渊明和梭罗比较研究》[《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年第3期]，王国喜《中西文人归隐行为的文化阐释——陶渊明与梭罗之归隐行为比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吴进珍《再论超验主义——梭罗与陶渊明的自然观之比较》[《疯狂英语》（教师版）2010年第3期]，王永霞《在自然的沉思中相遇——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观比较论》（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年），鲁枢元、马治军《元问题：人与自然——关于陶渊明与卢梭、梭罗的比较陈述》（《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阳芬《回归自然——卢梭与陶渊明自然观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外语学院，2011年），林雪花《诗意的栖居者：梭罗与陶渊明的生态思想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商学院，2011年），等等。鲁枢元、马治军之文认为，“人与自然”问题是一个“元问题”。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美国诗人兼学者梭罗，三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哲人，面对“人与自然”这一元问题，却给出相近的答案：热爱自然，顺应自然，珍惜人的天性，像大自然一般自然地生活，在与自然的交流融汇中享受天地间至高的精神愉悦。该文即以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为背景在对三位诗哲的比较陈述中，探究“人与自然”的当代意义。三是与美国传奇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比较。胡月增《狄金森与陶渊明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比较》（《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孙叶红《艾米莉·狄金森与陶渊明死亡诗歌意蕴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3期]、彭静《穿越千年的精神对话——狄金森与陶渊明死亡诗之比较》[《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1期]等文侧重于死亡意识的比较，陈颂《隐逸主题下陶渊明与艾米丽·狄金森诗歌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交通大学，2015年）则侧重于诗歌意象的比较。此外，还广泛涉及与以下著名文学家的比较研究，包括与德国诗人马丁·海德格尔、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美国思想家与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俄罗斯田园派诗人叶塞宁，法国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自然诗人弗朗西斯·耶麦，挪威著名诗人奥拉夫·豪格以及朝鲜金富轼、许筠、李仁老的比较研究。[※注]

唐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李白与李贺。关于李白的比较研究，杨铁原《李白诗歌崇高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求索》1983年第3期）在新时期初率先定位于与西方艺术崇高美的比较视野中分析彼此之异同。此后，又有古莉娜《论李白与欧玛尔·海亚姆的思想及生平》（《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成松柳《忧患意识：个体和群体——从李白、拜伦诗的比较看中西诗人的不同心态》（《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葛景春《东方诗仙与西方诗魔——李白与拜伦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葛雷《兰波之梦——兰波诗与李白诗的比较》（《国外文学》1992年第2期）、林贞玉《李白与李奎报对月亮的审美意识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等文相继问世。进入21世纪之后，比较研究路径又有新的拓展，王凯《“悲”与“乐”的辩证统一：从一个角度比较李白和莎士比亚》选择“悲”与“乐”辩证统一的特定视角展开比较研究，认为“悲愤”是两位诗人诗作中共同的旋律，但彼此并没有在“悲愤”中消沉下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自强不息的高贵气节，坚信诗歌创作的伟大力量，这种信念又进一步升华成一种崇高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的诗作充满了对人生无限的热情。这种看似矛盾的“悲”与“乐”其实正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他们统一于化悲为乐的开阔胸襟之中。这种开阔胸襟需要宏大的理想，艰苦卓绝的毅力和磅礴的浪漫主义气势。另一方面，这种辩证关系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规律性。[※注]基于李白诗歌的特点，酒的因素在比较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王笑妍《东方盛世下的酒中诗情——李白与艾布·努瓦斯咏酒诗比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孟松《李白、海亚姆饮酒诗之比较》（《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张广兴《酒里人生——李白饮酒诗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孟松《李白、海亚姆饮酒诗之比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侯延爽、于桂丽《李白与哈菲兹“酒诗艺术”之比较研究》（《齐鲁艺苑》2017年第6期）等都是侧重于饮酒诗的比较研究。其他尚有：寇加《一样的月光 别样的观照——李白与D.H.劳伦斯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比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陈璁《李白与华兹华斯诗歌创作特点比较研究》（《社科纵横》2007年第3期），杨妮、张小花《李白与多恩诗歌中“及时行乐”主体的比较》[《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年第1期]，刘翠湘《李白与惠特曼比较》（《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王国彪《古代朝鲜诗人车天辂与李白诗歌浪漫境界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伍钢《李白与布莱克的诗歌比较研究》[《文学教育》（下）2017年第2期]，曾宏《比较视域下的东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特质——以李白和李斯特为例》（《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这些论文观广泛涉及李白与不同国籍的作家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

李贺诗歌成就远不如李杜，但比较研究成果依然可观。吴伏生《李贺与济慈》（《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徐志啸《两个天才而又短命的浪漫诗人——论李贺与济慈》（《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李梅《浪漫主义视野中的李贺诗歌——兼与济慈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王永慧《李贺与济慈诗歌艺术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李长霞《李贺和济慈悲情意象建构的诗学品格比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重在与济慈的比较研究；郑松锟《“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邓庆生《中西方“怪杰”——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等重在与波特莱尔的比较研究；王晶《李贺与爱伦·坡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比较》（《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赵娱《两种诗意人生 一个诗象世界——比较李贺与爱伦·坡的死亡主题诗歌》（《语文学刊》2012年第4期）等重在与爱伦·坡的比较研究。其他如郭伟、李玉华《跨越时空的“夹缝人”——李贺与叶赛宁的比较解读》（《美与时代》2003年第11期）、曲爱丽《狄金森与李贺诗歌的死亡主题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3年）、任贺贺《约翰·邓恩与李贺诗歌比较研究初探》（《名作欣赏》2016年第6期）、苏文睿《艺术表现灵魂：兰波和李贺奇特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等文体现了李贺比较研究的广度。

宋代作家的比较研究集中于苏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首先聚焦于与德国戏剧家、文艺批评家和美学家莱辛的比较研究，李向阳《苏轼与莱辛诗画观之比较》（《乐山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提出这一比较论题之后，陈冰、葛桂录《“诗画同律”与“诗画异质”——苏轼和莱辛诗画观的历史文化内涵比较》（《淮阴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作了新的探索和总结，认为在诗与画对比关系上，苏轼倾向于“诗画同律”说，莱辛则强调“诗画异质”说。中西方这两种传统的诗画对比观的提出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中西艺术实践及其传统理论、主客体关系上各自强调侧重点的差异，以及对诗画媒介符号与时空观的不同理解，都是造成两种诗画对比观文化内涵不同的重要原因。弄清楚这种差异的内在实质，以求相互借鉴，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此后，何慧斌《苏轼与莱辛诗画关系论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王瑞《莱辛与苏轼诗画理论之比较》（《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徐若冰《分离与融合——莱辛、苏轼诗画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等文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同程度的深化。至于以下诸文：陈训明《两个多才多艺的文化巨人——苏轼与普希金比较研究》（《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1期）、孙金杰《抚存悼亡 感今怀昔——苏轼与弥尔顿悼亡诗比较》（《昌潍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金艺铃《略论苏轼与尹善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李志坚《横看成岭侧成峰 世间真情总相同——哈代与苏轼的悼亡妻诗之比较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16期）、康梅林《悼亡深处见真情——苏轼〈江城子〉与托马斯·哈代的“爱玛组诗”比较》（《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李哲《消解异化——对苏轼与罗伯特诗歌主题相似点的探索》（《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卢迪《泰戈尔与苏轼诗歌宗教思想比较分析》（《长春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则是对上述与莱辛比较研究的中心的进一步拓展。

元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关汉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以与莎士比亚比较为重心，从张安国《试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Z1期）、杨莉娥《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文化影响比较》（《咸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到惠继东《中西悲剧中的复仇鬼魂——〈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都是如此。延续至21世纪，又有一批相关论文陆续问世，主要有：王渊《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悲剧艺术之比较》（《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刘雪滢《悲剧结局与民族心理——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一点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付云《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戏剧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建明、曹必文《企盼清官与张扬人的自由——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艺术百家》2009年第S1期），郑丽华《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悲剧创作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南民族大学，2010年），李树江《比较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戏剧之家》（上半月）2012年第8期]等。郑丽华硕士论文以文本的解读为基石，通过对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悲剧冲突、悲剧结局的比较研究来分析中西悲剧的异同，目的是挖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精神，来完善中国悲剧理论，也借此来反观西方悲剧理论的缺失，以便通过相互反照来达到中西悲剧理论的互补。该文最后还就关汉卿和莎士比亚悲剧结局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结局带给人的是灵魂的净化作用，关汉卿悲剧结局则起着道义感化作用，两者都起到了精神抚慰的作用。另一个维度是与日本戏剧家的比较，比如贾林华《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周萍萍《关汉卿“士妓恋”作品与近松门左卫门“町妓恋”作品之比较》（《日本研究》2010年第3期），王佳硕《元杂剧与日本能乐的艺术特征比较研究——以关汉卿和世阿弥的作品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等。关汉卿和近松门左卫门在中国和日本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莎士比亚在英国戏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等同，他们两人在戏剧创作技巧和内容取材上也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周文主要通过对关剧的“士妓恋”和近松门剧的“町妓恋”题材的分析和比较，揭示在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命运抗争主体以及结局处理方式等方面，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异同。而王文则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以关汉卿和世阿弥的作品创作为中心，比较二者在艺术特征方面的异同。此外，徐子方《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史上是集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迦梨陀娑、莎士比亚和狄德罗、博马舍等人成就于一身的戏剧艺术大师，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与关汉卿相比。这样具有多重身份的戏剧大师，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戏剧与文学史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我们所寻找的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关汉卿。[※注]这种世界戏剧史上的定位实际上也属于比较研究。

明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汤显祖。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谈到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里第一次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然后以两人代表不同空间中的两种文化展开比较，[※注]对于此后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正如刘文辉《“汤”（显祖）、“莎”（士比亚）比较在中国：历史与路向》所言，在中国，“汤”“莎”比较不单是一个比较文学学术命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文化命题，所以无论是学术根基还是社会影响，实为其他作家所不及。根据该文的梳理，从“泛比较”层面上看，“汤”“莎”比较在中国自20世纪初期就已经萌芽。20世纪中期，伴随着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在中国的拓展和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深入，“汤”“莎”比较正式进入学理层面，成为专门的学术论题。据张允和日记记述，她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俞平伯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时，还是非常喜欢用比较的方法研习中国昆曲，曾撰写《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专题文章，比较分析汤、莎所著的《牡丹亭》与《铸情》（《罗密欧与朱丽叶》），发掘汤显祖剧作的审美特征。[※注]1959年6月，《北京日报》刊发了《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伟大戏剧家——汤显祖》一文，采用比较方法剖析汤显祖剧作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注]但当时整体上重在社会学的意义重释与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后，“汤”“莎”比较研究真正兴起，并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新的拓展，不仅“汤”“莎”比较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而且在比较方法上也开始从“平行比较”向“间性比较”转型。其中徐朔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改变了前人在比较中一味“求同”，以“汤显祖”比附“莎士比亚”的思维惯性，通过对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比分析，同中求异，揭示汤、莎剧作在语言、情节、结构、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就此做出全新的价值判断，凸显和张扬了汤显祖戏剧的独特价值，把“汤”“莎”比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同时也由此拉开了新时期“汤”“莎”比较研究兴起的历史序幕。在徐文的带动下，汤、莎比较研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相继有张隆溪《也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文艺学研究论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陈瘦竹《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楼宇烈主编《汤显祖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余三定《同中见异·异中有同——试比较朱丽叶与杜丽娘的形象》（《岳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夏茵英《真实与奇幻的统一：也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研究生学报》（华中师大）1985年第3期]等10余篇论文致力于汤、莎比较研究的专题性论文。另有马美信在80年代初完成了硕士论文《晚明文学思潮与欧洲文艺复兴的比较研究》，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进行了专门的对比分析，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解释了汤、莎戏剧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深层原因，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初步展示出“平行比较”方法在汤、莎比较研究中所取得的历史实绩。90年代以后，随着比较文学及比较戏剧学在中国的广泛兴起，汤、莎比较研究逐渐成为比较文学及比较戏剧学领域的“热点”与“亮点”。中国知网全文搜索显示，涉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论文就有4000多篇，以汤、莎比较为专题的论文不下1000篇，以汤、莎比较研究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大量涌现，博士论文也已经出现，比如陈茂庆《戏剧中的梦幻——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张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诗学视角下的汤莎人文思想比较》（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6年）都基于独特视角对汤显祖、莎士比亚及其剧作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完整的汤、莎比较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中西戏剧比较的论文、专著及教材也广泛地选用汤、莎作为经典个案开展比较论证。汤、莎比较在幅度、广度、深度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拓展。总体而论，一是平行比较的对象更加细化，比较的“深度”得到拓展；二是平行比较延伸的“幅度”更加宽泛；三是平行比较的方法更加灵活多元。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文化浪潮推动中西文化的“比较”再次走向泛化。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汤、莎比较研究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象征资本”，成为一种具有潜在组织意味的现实文化实践。2016年堪称中国文化的“汤显祖年”。在政府与学界的联合推动下，从年初到年末，在上海、遂昌、徐闻、抚州、南京等地召开了近10场旨在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汤、莎比较是贯穿始终的会议主题之一（浙江遂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干脆把名称定为“2016汤显祖—莎士比亚文化的当代生命国际高峰学术论坛”）。伴随着汤、莎纪念热潮的出现，学术界关于“汤”“莎”之间需不需要比较，可不可以比较，怎样比较的争议再次出现。学界在汤、莎比较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也做出了新的探索，陈靝沅《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种戏剧文化的全球视野》明确提出全球化背景下汤、莎比较应具备“全球视野”。[※注]廖奔《比较文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倡导汤、莎比较研究要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从他们的剧作共同关心人类情感和命运的角度，体味其经典作品的深刻人文内涵，重新认识人类智慧和人类情感的本源，也品味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各自审美特征，了解我们共同和不同的历史传统，把握中西戏剧不同的样式品性与美学原则，从而确立人类文化艺术丰富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识”。[※注]在比较方法上，提出从“平行研究”走向“间性研究”，使“建立在本质主义实在论假设上的比较研究被建立在间性哲学基础上的‘跨文学空间’问题所取代”。[※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适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2016年这一关键节点，从戏剧界到学术界，与相关地方政府合作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相关学术研究逐步臻于高潮。其间还有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与张玲、付瑛瑛所著《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部学术专著同年问世，前书采取平行比较的方法来解读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经历和人格、政治热情和政治意识、爱情主题、女性形象、浪漫主义、悲剧意识、梦境意象、幽默感与喜剧性、死亡意识、诗性意味、基本价值图景等角度，比较两位戏剧大师的同异，进而揭示东西方文化在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共同性。[※注]后书为“汤显祖研究书系”之一，涉及汤、莎总体比较，汤、莎戏剧的海外传播，汤、莎戏剧中的人物形象，英语国家的汤显祖研究和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汤、莎剧演出比较，汤、莎剧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比较，汤、莎剧的神话比较，汤、莎剧的梦境比较以及汤、莎剧的改编比较等。[※注]此外，除了上文提到的陈茂庆《戏剧中的梦幻——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与张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性别诗学视角下的汤莎人文思想比较》两篇博士论文之外，还出现了数篇硕士论文，包括孙海西《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观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4年）、陈丽勤《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的自然场景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6年）、朱熙《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意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4年）、付芳丽《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情与理冲突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7年）等。至于21世纪以来的相关论文，大体从综合性与专题性两个方向推进，其中周锡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伟大艺术成就的总体比较和评论》颇具学术总论性质，认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艺术成就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以中国文艺理论对文艺作品评判的四个最高要求和一个重大特色，即用中国的理论话语，观照和评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艺术成就，可总结为笔补造化、艺进乎道、悲天悯人和大器晚成；其共同的重大艺术特色是喜欢运用神秘现实主义和神秘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取得动人的艺术效果。[※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比较研究的高度专一与繁荣，的确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迥然有别。

清代作家比较研究集中于李渔，其学术盛势仅次于汤显祖，但其在比较对象上的不断扩容，正与汤显祖始终重在与莎士比亚比较的专注性形成鲜明对比。1979年，杨绛《春泥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的《李渔论戏剧结构》借与亚里斯多德戏剧理论的比较来讨论李渔结构论，具有比较研究之性质。冉东平曾以此为理论视角探讨李渔与亚理斯多德戏剧结构理论的比较，从三个部分评述了李渔和亚理斯多德在戏剧结构问题上存在着表面相似而实际上却有巨大差异的现象，中国戏曲的“开放式戏剧结构”和西方戏剧的“锁闭式戏剧结构”产生的文化基础，以及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和西方戏剧的写实性对中西戏剧在处理戏剧冲突、时空安排等方面有深刻影响。[※注]到了80年代，陈雷《相似、差异、创新：李渔和亚理斯多德戏剧理论比较》（《戏友》1985年第2期）、杜卫《李渔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思想比较》[《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傅秋敏《论“选剧第一”——李渔与斯坦尼导演学比较研究之一》（《艺术百家》1987年第2期）等文的陆续问世，标志着李渔的比较研究正式启动。陈雷、杜卫两文承续杨绛《李渔论戏剧结构》而开展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美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后至90年代，李渔比较研究日趋兴盛，比较的对象也日趋广泛，张晓军《李渔与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之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李燃青《李渔和狄德罗的戏剧美学——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宁波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重在李渔与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之比较；张振钧《莎士比亚与李渔比较研究二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马弦与马焯荣《李渔·莎士比亚比较偶数思维与戏剧创作》（《艺海》1995年第2期）重在与莎士比亚之比较；姚文放《李渔与歌德关于戏剧舞台性的论述之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董小玉《中西古典戏剧结构美学的历史性双向调节——高乃依、李渔比较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陈菡蓉《机智的故事：薄伽丘与李渔小说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重在与斯坦尼、高乃依、薄伽丘之比较。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比较研究，以李万钧《从比较文学角度看李渔戏剧理论的价值》（《文艺研究》1996年第1期）、《李渔和西方戏剧理论的对话》（《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两文为代表，皆重在比较文学视角的理论价值评判与阐释。前文从比较文学角度探讨和总结了李渔戏剧理论六个层面的国际价值和现代价值；后文则以李渔的《闲情偶寄》（1671）与以布瓦洛《诗的艺术》（1674）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理论进行比较，从四个层面作了理论总结和阐释。进入21世纪之后，既有对以往比较论题的继续深化[※注]，也有对比较对象的继续扩容，后者诸如：张哲、王为群《人性的启蒙：古典戏剧通俗化倾向的美学特征——莱辛与李渔戏剧美学比较之三》（《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冈晴夫《李渔与平贺源内——日中“戏作（Gesaku）”之比较》（《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学艺术的对话与共生”中国文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中国会议），朱源《李渔与德莱顿戏剧理论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彭洲飞、李佳裔《“日常生活”与“闲情偶寄”——列斐伏尔和李渔“日常生活世界”之比较》（《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代迅《西方理论与中国文本：费瑟斯通和李渔美学思想比较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等，分别拓展至与莱辛、平贺源内、德莱顿、列斐伏尔、费瑟斯通等的比较研究。朱源博士论文以共时与历时、微观与宏观的综合方式与视野，对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与英国古典话剧理论史中各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理论家李渔与德莱顿的戏剧理论文本与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并以“求同存异”的基本态度，试图发掘与阐释中英戏剧理论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达到认识他人与自我、互相交流的目的，从而将本论题推向了新的学术高度。

可以说，在平行研究思维的驱动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在与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凸显。

四 作品平行研究

中外作品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文化内蕴等。作品比较研究聚焦于名著和名篇的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都有相应的比较研究论著问世。现重点回顾和讨论一下小说与戏剧名著的比较研究。

1.小说名著的平行研究。聚焦于“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与清代小说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同时还涉及《镜花缘》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都有相应平行研究的成果，其中《红楼梦》是重中之重，在小说作品比较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

（1）《三国演义》平行研究。以与日本信浓前司行长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家物语》的比较论文最多，其中硕士论文即有：黄健平《〈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6年），李芳《〈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武人群像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7年），王茜《〈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人物形象之比较研究——从造型理念之差异谈起》（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张淼《〈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无常观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葛利及《〈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生死观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吴岚南《〈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的英雄观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5年），分别就儒家文化、武人群像、人物形象以及无常观、生死观、英雄观等开展比较。另有李树果《〈平家物语〉和〈三国演义〉——战记物语和演义小说的比较》（《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李英武《〈三国演义〉与〈平家物语〉艺术特色之比较》（《东北亚论坛》1996年第1期）分别侧重于两书文体与艺术特色之比较。涉及与日本文学作品比较的，还有胡秋香《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八犬传〉的忠义观》（《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曲朝霞《〈三国演义〉与〈德川家康〉中的爱情之比较》（《电影文学》2010年第15期），分别与《八犬传》和《德川家康》在忠义观与爱情观方面展开比较。进而言之，在东亚文化圈的比较中，尚有母秀丹《〈三国演义〉与〈兴武王演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的与朝鲜《兴武王演义》的比较研究；和建伟《〈摩诃婆罗多〉与〈三国演义〉情节结构比较》（《学理论》2009年第27期）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比较研究；徐杰舜、陆凌霄《越南〈皇黎一统志〉与中国〈三国演义〉之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与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皇黎一统志》的比较研究。《三国演义》与欧洲作品比较的重点是希腊神话与史诗，主要有：赵成林《交相辉映的两部民族战争史诗——〈三国演义〉与〈伊利亚特〉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殷茜《〈三国演义〉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理工学院，2011年），陈鹏录《〈三国演义〉与〈伊利亚特〉战争描写比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1期），雷敏《中希“民族英雄忠义主义”历史文化内涵比较研究——以〈三国演义〉和〈希腊神话〉为例》（《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此外，易新农《〈战争与和平〉和〈三国演义〉史诗风格比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彭定安《两种民族心态、文学气质与接受意识——〈三国演义〉与〈战争与和平〉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重在与俄国小说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比较；卢盈秀《男性社谊、欲望、弔诡：〈三国演义〉及〈亚瑟王之死〉的跨文化比较（英文）》[《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春季号）2015年第1期]重在与英国托马斯·马洛礼《亚瑟王之死》的跨文化比较；而宋培宪《〈三国演义〉在世界小说座标中的定位与描述——兼及中西方同类型小说之比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的视野更为开阔，提出如果将《三国演义》放在世界小说发展流程上来考察，那么，就鸿篇巨制成熟的时间看，它比欧洲早近两个世纪；而作为历史小说高潮的到来，中国比西欧提前了四五百年，特别是由于文化背景与文学观念上的差别，中西方历史小说则更是异中见同，同中显异。要之，《三国演义》是世界小说史上成熟最早、成就较高、影响广泛的一部历史小说巨著。[※注]

（2）《水浒传》平行研究。重点是与英国民间故事《罗宾汉传奇》的比较。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古代英雄，因不满封建统治者的暴虐统治而聚众结伙，深居绿林，仗义行侠，爱憎分明，充满人格力量，与中国宋朝的梁山好汉相媲美，故而彼此具有“可比性”。从陈才宇《〈水浒传〉与罗宾汉谣曲比较》（《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之后，至21世纪出现了多篇论文，包括张叉《〈水浒传〉和〈罗宾汉传奇〉中的英雄人物比较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刘清华《绿林豪杰的颂歌 英雄传奇的丰碑——〈水浒传〉与〈绿林英雄罗宾汉〉之比较研究》（《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和俊《从〈罗宾汉〉与〈水浒传〉的比较中看中西文化差异》（《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单宝凤《〈水浒传〉与〈侠盗罗宾汉〉叙事艺术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业大学，2010年），尹广娜《宋江与罗宾汉形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1年），等等。其中单宝凤与尹广娜两篇硕士论文分别就叙事艺术与人物形象作了比较研究。另有陈春莲《甜梦与恶魇——论比较〈红字〉中海丝特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英文）》（《咸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王晓玲《相同的追求 不同的命运——〈红字〉中海斯特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比较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董清宇《〈红字〉与〈水浒传〉部分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重在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字》的比较；田美丽《〈水浒传〉和〈亚瑟王之死〉中英雄情爱观之比较》（《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石松《〈水浒传〉中王进和〈亚瑟王之死〉中魔灵叙事作用的比较》（《水浒争鸣》2009年第11辑）重在与英国托马斯·马洛礼《亚瑟王之死》的比较；李东军《〈水浒传〉美刺说与〈南总里见八犬传〉劝惩说之比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邱岭《〈水浒传〉人物设定比较谈——与〈南总里见八犬传〉相较》（《2005年全国〈水浒〉与明清小说研讨会暨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专辑》）、胡秋香《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八犬传〉的忠义观》（《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重在与日本小说《八犬传》的比较；李俐《〈洪吉童传〉和〈水浒传〉的社会观与人物观比较》（《现代交际》2014年第8期）重在与朝鲜小说《洪吉童传》的比较；塔娜《〈江格尔〉和〈水浒传〉英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1年）、王文华《〈江格尔〉与〈水浒传〉之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重在与蒙古民族史诗《江格尔》的比较。其他如汪俊文《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与中国明代小说——以〈雨月物语〉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以及高原《“泛农民趣味”的颂歌——从中西方社会文化形态之比较看〈水浒传〉主题》（《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等，也都涉及《水浒传》的中日、中西比较。

（3）《西游记》平行研究。较之《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成果更为丰硕，其中与印度的比较研究系从渊源研究发展而来，或彼此含有某种内在关联，主要见之于：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上、下）——〈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一》（《南亚研究》1986年第1、2期）、《论中国的献人供妖与义士除害型故事——〈西游记〉与印度文学比较研究之二》（《南亚研究》1986年第4期），和建伟、武抒祖《人性的复杂与自我超越——〈摩诃婆罗多〉与〈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比较》（《内蒙古电大学刊》2006年第5期）等。在与西方文学作品的比较中，重点是与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的比较，除了顾云飞《〈天路历程〉与〈西游记〉主题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王琦《〈天路历程〉与〈西游记〉的宗教元素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外国语学院，2011年）、申招娣《〈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叙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5年）三篇硕士论文之外，尚有林琳《〈天路历程〉与〈西游记〉的精神共鸣——两部小说宗教特征和批判精神比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陈明洁《〈天路历程〉与〈西游记〉之平行比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宋文玲《〈西游记〉与〈天路历程〉意象比较》（《科技信息》2010年第6期），刘颖《殊途同归的心路历程——〈西游记〉与〈天路历程〉之比较》（《科技信息》2010年第35期），肖跃玲《历史、宗教语境下的创作——〈西游记〉与〈天路历程〉差异性比较》[《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年第11期]，等等。其他广泛涉及与希腊神话史诗[※注]、但丁《神曲》[※注]、米尔顿《失乐园》、[※注]歌德《浮士德》、[※注]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注]《巴黎圣母院》、[※注]西方流浪汉小说、[※注]《格列佛游记》以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的比较。[※注]饶有意味的是，在《西游记》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不少论文拓展至当代作品的比较，比如与英国作家、牛津大学教授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创作的长篇奇幻小说《霍比特人》（1937）及其续作《魔戒》（1954—1955，又称《指环王》）的比较，相关论文有：赵澍《原型理论分析比较〈霍比特人〉和〈西游记〉》（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8年），石松《人类的本能恶欲和向善追求——〈指环王〉与〈西游记〉的哲学思想比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苏学芬《跨越时空的回响：〈指环王〉与〈西游记〉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理工大学，2008年），赵淑莉《相似之下的不同价值观与软硬实力——〈指环王〉与〈西游记〉的比较》（《电影文学》2011年第13期），杨莹《〈西游记〉与〈最游记〉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2011年），贺双燕《〈魔戒〉与〈西游记〉的文化诗学比较——以霍夫斯泰德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维度为分析视角》（《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陈义伊《追寻路上的救赎——〈西游记〉与〈魔戒〉的比较》[《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5年第3期]，吕舒贺《〈西游记〉与〈魔戒〉旅行文学特质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8年），等等。此外，还有与《奥兹国的巫师》《哈利·波特》《越狱》《动物庄园》、《西行取经记》，亨利·哈格德的成名作《所罗门王的宝藏》《地心游记》《最游记》等的比较，[※注]其中丁璠等《关于〈西游记〉与〈哈利·波特〉商业价值比较的调查报告》通过实地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的方式，重点对中国传统神话名著《西游记》和风靡世界的英国魔幻文学《哈利·波特》目前在商业价值上存在的差异进行简单比较，同时对《西游记》潜在消费人群和未来发展目标提出了一些见解，与一般的比较研究有所不同。

（4）《金瓶梅》平行研究。焦点问题是性描写、性道德，所以首先聚焦于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比较，但彼此的视角各不相同，陈昌恒《〈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词话〉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吴红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初探》（《襄樊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于东新《〈金瓶梅〉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之比较》（《红河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等重在综合性比较；徐锡安《论性描写及其对性文化的超越与认同——〈金瓶梅〉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比较研究系列论文之一》（《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黄永林《〈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性描写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等重在性描写比较；梁福根《文化的衰亡和再生的深沉探索——〈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试比较》（《河池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肖丽君与胡和平《主观表现与客观模仿——〈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之二》（《中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分别是文化衰亡和再生探索、主观表现与客观模仿的比较。其次是与《十日谈》比较，比如包遵信《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读书》1985年第10期）、董芳《异曲同工的挽歌——〈金瓶梅〉与〈十日谈〉中僧侣形象之比较》（《许昌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沈湛华《退回过去与走向未来——〈金瓶梅〉与〈十日谈〉性道德观念之比较》（《内蒙古电大学刊》1994年第2期）、姚作舟《〈金瓶梅〉与〈十日谈〉女性观比较》（《凯里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等，涉及色情、性道德、女性观、僧侣形象等不同层面的比较。此外，刘琴《性、伦理、禁忌——〈金瓶梅〉与〈洛丽塔〉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王若凡《萨德的〈贞洁的厄运〉和〈金瓶梅〉异同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唐敏莉《〈金瓶梅〉与〈帕罗赋〉中泰封建制下的女性意识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等侧重于性伦理与女性意识的比较；何孟良《解读爱情与欲望——〈安娜·卡列尼娜〉和〈金瓶梅〉女主人公形象比较》（《名作欣赏》2003年第12期），戴承元《〈金瓶梅〉与〈唐吉诃德〉“戏拟”叙事之比较》（《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贾舒颖《〈金瓶梅〉与〈源氏物语〉人物形象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冯军《为爱情献身的两个不幸男人——〈金瓶梅〉中武大郎与〈巴黎圣母院〉中伽西莫多形象比较分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侧重于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

（5）《红楼梦》平行研究。《红楼梦》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在中外作品比较研究成果最为突出。苏琴琴《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红楼梦〉悲剧解读——论现代学者对〈红楼梦〉之悲剧价值的世界经典定位》（《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5辑）一文曾对20世纪前期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红楼梦》悲剧解读作了梳理与探讨，由此彰显现代学者对《红楼梦》之悲剧价值的世界经典定位。[※注]在进入新时期的80—90年代，红学界首先聚焦于与日本《源氏物语》的比较研究，如温祖荫《〈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国外文学》1985年第6期）、王浩明《〈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之比较研究》（《镇江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赵连元《〈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美学比较再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然后又逐步向西方经典比较研究拓展，张闳《〈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和爱的文化观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3期）、顾朴光《青春的赞歌和青春的挽歌——〈战争与和平〉与〈红楼梦〉比较谈片》（《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婉瑜《〈安娜·卡列宁娜〉和〈红楼梦〉人物形象之类型学比较初探》[《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9年第S1期]等重在与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之比较；李达武《〈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比较》（《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3期）、单世联《叛逆的爱情——〈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等重在与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之比较；维斌《〈红楼梦〉与〈飘〉的爱情悲剧院主题之比较》（《池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王琨《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万直纯《从〈红楼梦〉和〈百年孤独〉看文学预言现象的生成》（《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君怡《试论〈红楼梦〉和〈老人与海〉的寓言式结构》（《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等则分别展开与玛格丽特·米契尔《飘》、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西亚·马尔克《百年孤独》以及海明威《老人与海》之比较。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红楼梦》平行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容，比较分析的内涵也有所深化。其中既有如韩小龙《〈红楼梦〉与〈飘〉生命美学比较研究》（《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付明端《梦幻与超越——〈飘〉与〈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等继续与《飘》的比较研究；马娅《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赵秋棉《东西方现实主义的撞击与融合——谈谈〈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异同》（《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吴祖明《〈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预言和对称型结构比较》（《人文论谭》2009年第00期）等继续与《百年孤独》的比较研究。但更多的是新的拓展，广泛涉及与《俄狄浦斯王》《神曲》《红字》《哈姆雷特》《高老头》《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老人与海》《德伯家的苔丝》《白痴》《纯真年代》《简·爱》《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等的比较，主要见之于：俞晓红《永远的天性——〈红楼梦〉与〈红字〉象征意象比较谈》（《国外文学》2003年第1期），王浚波《〈红字〉与〈红楼梦〉比较谈》（《太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殷亚敏、吴文忠《〈红楼梦〉与〈红字〉中的“红色意象”比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易淑琼《〈红楼梦〉与〈德伯家的苔丝〉女性人物肖像刻画的对比分析》（《暨南学报》2003年第2期），唐璇、朱慧芳《〈德伯家的苔丝〉与〈红楼梦〉比较初探》（《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张美云《〈红楼梦〉与〈神曲〉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之比较》[《文学教育》（上）2008年第8期]，杜娟《〈红楼梦〉与〈浮士德〉灵肉母题的文本对话》（《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吴春红《审美意象的隐喻性构建与理解——关于〈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意象比较》（《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张艳《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灵魂——梅什金公爵与贾宝玉之比较》（《孝感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何劲虹《象征美学的发展与创新——〈红楼梦〉与〈高老头〉的象征美学之比较》（《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霍锋利《性格·情感·命运——〈红楼梦〉和〈纯真年代〉的主要人物形象比较研究》（《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赵光平《利益冲突的外化——〈红楼梦〉和〈红与黑〉父子冲突比较》（《电影文学》2008年第12期），邓娜《〈简·爱〉与〈红楼梦〉女主人公形象的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互观中的简·爱与林黛玉》（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王建仓《〈俄狄浦斯王〉与〈红楼梦〉结构诗学及生命哲学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胡翠琴《歌德与曹雪芹作品比较研究——〈少年维特之烦恼〉与〈红楼梦〉比较》（《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9期），赵淑萍《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中西方婚恋观——以〈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施瑞《从〈红楼梦〉〈巴黎圣母院〉中比较中西建筑文化》（《建筑》2010年第19期），等等。

张慧敏《近十年〈红楼梦〉与西方小说之比较研究综述》将21世纪前十年的《红楼梦》比较研究论文大致归为时代背景的比较、人物形象比较与象征意象比较三类，然后分别考察其比较的思路和方法，以期为今后在这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注]2010年以来，有关《红楼梦》的平行研究，可谓是旧题深化与新题发掘同时并进，其间的重要成果是有一批硕博士论文问世，包括罗丽文《社会性别视野下〈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0年），曹淑媛《〈红楼梦〉与〈伊瑙〉思想艺术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欧阳多根《白居易诗歌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影响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苏麒《〈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佛教影响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胡欣《〈源氏物语〉与〈红楼梦〉小说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韩梅《〈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女性悲剧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2年），佟玉鑫《〈红楼梦〉与〈红字〉中的象征意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海事大学，2013年），董娜《〈红楼梦〉与〈呼啸山庄〉文化意蕴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温州大学，2014年），王若冲《〈源氏物语〉夕颜与〈红楼梦〉林黛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年），杨舒雯《〈红楼梦〉与〈百年孤独〉诸原型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侯玲《〈红楼梦〉与简·奥斯丁作品中的女性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吕纷芳《〈红楼梦〉与〈曼斯菲尔德庄园〉婚恋观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7年），曹娅娜《〈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家族制度下女性命运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8年），等等，为数相当可观，也有一些新的开拓。至于其他论文，也同样呈现为旧题新做[※注]与新题发掘两种情形，而就后者而言，其重心在欧洲，美国次之，俄国又次之。[※注]总体而论，以上“开疆拓土”成果显著，但深度还是有所欠缺。

（6）《聊斋志异》平行研究。相关成果比较突出而且相当丰富，与《儒林外史》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朱振武、谢秀娟《〈聊斋志异〉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三十年》的梳理与总结，吴德铎于1979年2月28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聊斋志异〉与华盛顿·欧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将《聊斋》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的文章，也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聊斋》跨文化比较之作。此后的平行研究聚焦于《聊斋·促织》和卡夫卡《变形记》 “异化”主题的比较上，其中方平《对于〈促织〉的新思考——比较文学也是思考的文学》（《读书》1982年第11期）带有对平行研究的反思，王枝忠《〈对于〈促织〉的新思考〉引起的思考》（《读书》1983年第6期）对此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但80年代的学术取向比较传统，重在思想主题、女性人物、艺术特征之比较[※注]。到了90年代，《聊斋志异》的平行研究更受学界的重视，内容也有所深化。大体囊括了总体性比较、作家比较以及作品的思想主题、创作题材、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的比较等六种类型。第一类总体性比较以何木英《蒲松龄志怪小说与爱伦·坡哥特式小说之比较》（《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为代表；第二类作家比较，主要有陈钦武《从〈见闻录〉中的“志怪”看华盛顿·欧文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国外文学》1996年第1期），向维民《人鬼狐妖的天地与魔魇孤独的世界——蒲松龄与卡夫卡之比较》（《郧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等；第三类是思想主题的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王立《美狄亚复仇的超越性意义——〈聊斋〉复仇主题片论》（《蒲松龄研究》1996年第1期）；第四类是创作题材的比较，如周均美的《谈中外“画中人”的形神关系》（《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段晴《西方鬼的故事：晚皮尔的传说》（《国外文学》1992年第3期），钟明奇《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聊斋志异〉与〈十日谈〉爱情观之比较》（《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五类是人物形象的比较，涉及的几篇论文多为女性形象的比较，如林植峰《中外文学名著中的悍妇形象——从〈驯悍记〉到〈聊斋志异〉、〈红楼梦〉》（《衡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吴瑞裘《〈十日谈〉与〈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悲剧人格比较》（《龙岩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黄桂凤《女性、情爱、性爱、文化——〈聊斋志异〉与〈十日谈〉之比较》（《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等；第六类是艺术手法的比较，如聂世闻《莫泊桑小说创作品格与中国文人艺术思维》（《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邹颖萍《文坛怪杰之绘心艺术——蒲松龄和爱伦·坡小说之比较》（《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李文方《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超异美的异同比较》（《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5期）等[※注]。进入21世纪之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更为兴盛，视野更为开阔，内涵更为丰富。仅以比较论题的硕士论文为例，即有：张忠喜《人鬼同行，唯美最真——〈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与〈聊斋志异〉叙事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周英瑛《蒲松龄志怪小说与爱伦·坡哥特式小说爱情主题中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金明《〈聊斋志异〉与〈金鳌新话〉中女鬼形象之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刘浩凯《〈聊斋志异〉与佛经比较研究——以疾病观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7年），周曼青《〈聊斋志异〉与〈变形记〉自然观及其生态意义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8年），李帅《对自我的不断追寻——吸血鬼编年史系列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8年）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深化了《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

（7）《镜花缘》平行研究。除以上名著之外，《镜花缘》的比较研究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重点是与《格列佛游记》比较，据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梳理和统计，其间陆续问世的相关论文为13篇，其中的代表作有：王捷《〈镜花缘〉〈格列佛游记〉比较简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叶胜年《试比较〈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的创作动机和表现手法》（《镇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王向辉和王丽丽《从〈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2期）、周岩壁《〈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在前文学遗产继承上的比较》（《南都学坛》1996年第1期）等。诸多论文对这两部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小说在主题倾向、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比较，其中王向辉、王丽丽二人所撰之文从海外旅行的目的、对海外国家的描绘方式、对海外国家社会问题的看法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试图发掘潜隐于两部小说相似的表现手法之后的不相似的文化差别。[※注]21世纪以来，《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比较论题依然在延续，相继问世的论文有：蒋玉兰《从儿童文学视角比较〈镜花缘〉和〈格列佛游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贾晓霞《融现实于幻想 寄愤懑于讽刺——〈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之比较》（《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6年第4辑），刘莉莉《〈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信阳师范学院，2013年），等等，但总体来看显得比较单调，需要在广度与深度上加以拓展。至于有关《镜花缘》比较的路径与方法，陈桂声《关于新世纪〈镜花缘〉研究的几点思考》谈到，比较中外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并非一定要寻找出二者相近或相似处，方有学术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在比较中外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时，更需在注重中外不同文化背景特点的基础上，剖分与指明中外文学各自之独特风貌，以帮助我们换一种方式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之个性与价值，或许更富学术意义。[※注]

（8）“三言二拍”平行研究。短篇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三言二拍”，具体呈现为“三言二拍”的整体比较与“三言”独立的比较研究两种形态。先就“三言二拍”的整体比较研究而论，其中的重点是“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的比较研究，孙逊《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三言”、“二拍”和〈十日谈〉》（《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率先从启蒙文学先驱的特定视角为“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的比较研究重新定位，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我国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创作）迎来了一个空前辉煌的时期。这时期产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堪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相媲美，彼此之间无论是题材还是思想倾向，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代表了当时世界进步潮流的东西方启蒙文学的先驱。我们在《十日谈》和“三言”“二拍”中所看到的，正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专制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具有现代性爱色彩的萌芽。与此学术理路相近的是林曼《〈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文淑慧《相同时代精神的不同内涵——〈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殷都学刊》1992年第4期），魏崇新《〈十日谈〉与“三言”、“二拍”文学精神之比较》（《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等。而偏重于情感欲望方面比较的则有：宋子俊、张帆《张扬个性异曲同工——〈十日谈〉与“三言”、“二拍”中爱情故事比较》（《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杨文胜与周卫红《从〈十日谈〉和“三言二拍”谈资本主义萌芽期爱情观、妇女观的变革》（《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杨娴《“三言二拍”与〈十日谈〉偷情故事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另有付江涛《〈十日谈〉和〈三言〉、〈二拍〉之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3年）选取了《十日谈》和“三言” “二拍”小说文本进行若干母题的对比分析，最终肯定了作为意大利和明代文艺复兴期作品的《十日谈》和“三言”“二拍”着实强调了市民文化对于小说的推动作用。其他如王若茜《“三言二拍”与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之文化比较——以中日市民道德意识异同为中心》（《现代日本经济》1995年第2、3期）、《作家命运与文学观——试论“三言二拍”与西鹤的“好色物”比较研究》（《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5期）、汪俊文《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与中国明代小说——以〈雨月物语〉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重在与日本文学之比较；韩效静《“三言”与朝鲜后期爱情小说中女性自杀母题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6年）重在与朝鲜文学之比较；朱湘莲、曾光《“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商人形象之比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苏静《“三言二拍”与〈一千零一夜〉的信仰观比较》（《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年第4期）重在与《一千零一夜》之比较；马燕《人本主义的深切关怀——比较〈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年）、李洁《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分别重在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鲁宾逊漂流记》之比较。再就“三言”的比较研究而论，其重点依然还是与《十日谈》比较研究，除了刘勇强《“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艺术比较论》（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01年）、郭秀媛《〈三言〉与〈十日谈〉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等硕博士论文之外，尚有黄永林《〈三言〉和〈十日谈〉中爱情婚姻故事的比较》（《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刘勇强、杨庆茹《“三言”与〈十日谈〉叙述语式与语体比较》（《北方论丛》2006年第4期），陈潇潇《比较“三言”与〈十日谈〉中的商家女子》（《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尹晨《肯定人性需要和张扬个体权益——“三言”与〈十日谈〉的叙事声音比较》（《菏泽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等。至于“三言”中的名篇比较研究，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最受学界关注，有何文林《〈杜十娘〉与〈舞女〉》（《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小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茶花女〉之比较》（《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亢淑平《从深层结构关系探寻文本深层含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杀人者〉的对比》（《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2.戏剧名著的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元代关汉卿《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王实甫《西厢记》以及清代洪升《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重中之重是《牡丹亭》，彼此都有相应平行研究的成果。

（1）《窦娥冤》平行研究。早期论文的代表作是林风《写出理想的光辉：试谈〈窦娥冤〉与〈哈姆莱特〉的悲剧结尾》，旨在通过《窦娥冤》与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结局的对比探讨中西不同的悲剧观，认为《哈姆莱特》是西方古典悲剧的典型，表现为大毁灭；而《窦娥冤》作为中国传统悲剧之祖，让观众既看到善良人们的不幸和痛苦，更能看到他们的反抗和希望。“总之，《哈姆莱特》表现了美好的追求被扼杀，理想遭毁灭。《窦娥冤》突出了人民，看到了‘人心’，写出了理想的光辉。”[※注]此后，《窦娥冤》与《哈姆莱特》的比较即成为其平行研究的重心所在，从发表于90年代的张丽生《〈窦娥冤〉和〈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形象比较》（《盐城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仝祥民《〈窦娥冤〉与〈哈姆雷特〉“鬼魂”描写之比较》（《名作欣赏》1995年第2期）、俞晓红《横云断山异曲同工——〈窦娥冤〉与〈哈姆雷特〉“鬼魂诉冤”情节比较谈》（《语文月刊》1996年第4期）、从丛《相映生辉的悲剧性格塑造——〈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研究新探》（《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惠继东《中西悲剧中的复仇鬼魂——〈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一直延续至21世纪以后，依然有大批论文陆续问世，并逐步走向专题研究的深化，除了陈少辉《冤：悲剧美的震撼与撞击——〈哈姆雷特〉与〈窦娥冤〉比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黎林《命运观成就中西悲剧精神差异——〈哈姆雷特〉和〈窦娥冤〉之比较》（《华侨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孟菲《中西古典悲剧任务的塑造异同——〈窦娥冤〉与〈哈姆雷特〉之比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重在悲剧精神之比较外，韩玉《中英“冤魂复仇”剧鬼魂形象比较研究——以〈窦娥冤〉、〈哈姆雷特〉为中心》以类型化的视角切入，选取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冤魂复仇”类剧作中的鬼魂形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平行研究、文本细读、社会历史研究、精神分析等批评方法，尝试对二者间的共通性、差异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然后从文化、艺术、心理等角度进一步挖掘差异性产生的深层根源；[※注]陈园《〈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死亡叙事的比较研究》在确定《哈姆雷特》与《窦娥冤》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将两部戏剧的死亡叙事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选择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从而在比较中总结出中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下的生死观的异同；[※注]陈红玉《〈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中的“反权力中心观念”比较阐释》认为蕴含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反权力中心”观念，其实正与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的“俗世话语”对抗文化权力的观念互为表里。这种中西戏剧阐释的契机，同样在两剧的叙事方式中的“结构”与“情节”的区分、在宏大叙事的“民族寓言”与“博大话语”等范畴中存在，中西戏剧不但可以形成对话，而且也在对讽寓叙事的阐释中建构了新的话语。[※注]在与《哈姆雷特》比较之外的拓展方向则主要有：张红旺《〈窦娥冤〉与〈俄狄浦斯王〉比较之我见》（《山西师大学报》2009年第S1期）、由锋《文化差异下中西古典悲剧比较解读——以〈窦娥冤〉和〈俄狄浦斯王〉为例》（《语文建设》2018年第33期）重在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之比较；罗婷《〈美狄亚〉与〈窦娥冤〉情节结构比较》（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8年）、宋南南与陈祎满《比较〈美狄亚〉与〈窦娥冤〉的悲剧模式及中西审美观念的差异》（《现代语文》2016年第12期）重在与古希腊悲剧〈美狄亚〉之比较；高建为《中西悲剧表现手法的差异——〈安提戈涅〉与〈窦娥冤〉之比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张曦与金晶《〈安提戈涅〉与〈窦娥冤〉悲剧冲突比较研究》（《安康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重在与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之比较；何辉斌《〈麦克白〉与〈窦娥冤〉的谋杀比较》（《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吴永平《〈窦娥冤〉与〈奥瑟罗〉之比较阅读》（《科技资讯》2007年第1期）重在与莎士比亚《麦克白》《奥瑟罗》之比较；刘淑君《〈苏珊娜传〉与〈窦娥冤〉中的神判母题比较研究》（《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刘建树《诅咒情节在戏剧中的魅力——〈沙恭达罗〉诅咒情节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兼与〈窦娥冤〉的比较》（《民族艺术研究》2012年第6期）、任红燕《〈春香传〉与〈窦娥冤〉的矛盾比较研究》（《安徽文学》2016年第8期）分别与《圣经次经》的犹太小说《苏珊娜传》、印度戏剧《沙恭达罗》、韩国经典名著《春香传》展开比较研究。

（2）《赵氏孤儿》平行研究。刁生虎、胡乃文《〈赵氏孤儿〉研究六十年（1958—2018年）》将《赵氏孤儿》的比较研究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与《麦克白》比较。徐裕豪《〈赵氏孤儿〉与〈麦克白〉》（《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二者在取材角度、主题提炼、人物塑造及剧作结构等方面呈现出相似面貌；梁晨霞《〈赵氏孤儿〉与〈麦克白斯〉》（《文艺报》2007年5月29日）指出二者最根本的不同是悲剧冲突及人物的不同。二是与《哈姆雷特》比较。姚文振《同一样的复仇 不一样的悲剧：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比较》（《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认为二者在主人公形象、悲剧思想和故事冲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杨捷《中西方古代复仇文学之比较：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阐释了两剧复仇过程描写、主体心理及结果的不同；荣蕾《中西方价值观的对比：读〈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大众文艺》2015年第17期）认为这种差别显示出中西方认知的差异；魏欢《中西戏剧悲剧观比较研究：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戏剧文学》2018年第5期）从悲剧人物选择、悲剧结局比较及悲剧精神差异三方面解析了中西悲剧观念之分歧；朱彬《中西方复仇题材悲剧差异研究：以〈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为例》（《长沙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则由差异性出发，指出中国“大团圆式”悲剧也应是世界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与《美狄亚》比较。李颖《中西悲剧〈美狄亚〉与〈赵氏孤儿〉比较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比较了两剧中爱与责、爱与仇的不同态度；张莉《从〈美狄亚〉与〈赵氏孤儿〉的复仇心理刻画看中西文化传统》（《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则由二者心理分析指出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四是与日本戏剧比较。王燕《中日戏剧的双璧：〈赵氏孤儿〉与〈菅原传授手习鉴〉》（《戏剧》2006年第2期）对比了《赵氏孤儿》与日本《菅原传授手习鉴》，指出二者精神主旨颇为相似，但价值取向差异较大；周萍萍、李刚《中日复仇文学作品比较：以〈赵氏孤儿〉与〈忠臣藏〉为例》（《日本研究》2007年第2期）比较了《赵氏孤儿》与日本歌舞伎《忠臣藏》，分析了中日传统文化相似表象下迥异的内核；张静《中日戏剧创作之美学观比较：以〈赵氏孤儿〉和〈忠臣藏〉为例》（《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这反映出中日美学观念的差异性；徐琼《论〈赵氏孤儿〉与〈山椒大夫〉的不同结局处理》（《山花》2012年第18期）则对比了《赵氏孤儿》与《山椒大夫》文本及电影不同的结局处理。此外，杜扬《古典主义与儒家美学：对〈熙德〉与〈赵氏孤儿〉创作思想的分析》（《贵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以《赵氏孤儿》与高乃依的《熙德》为例，阐释了中国儒家美学传统与法国古典主义的相似之处；楚歌《〈贺拉斯〉与〈赵氏孤儿〉中的英雄主义》（《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比较分析了《赵氏孤儿》与《贺拉斯》中的英雄主义审美价值；卢旻烨《〈赵氏孤儿〉和〈奥瑞斯提亚〉之比较：浅析中西复仇悲剧差异及其成因》（《邢台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指出了《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在情节表现、人物刻画及主旨精神的不同；陈海燕《〈基督山伯爵〉和〈赵氏孤儿〉复仇主题的异同比较》（《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比较了《赵氏孤儿》与《基度山伯爵》在复仇动机、复仇者心理及复仇主题等方面的异同；杨鹭《复仇与时代：浅析〈赵氏孤儿〉与〈俄瑞斯忒亚〉》（《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阐发了《赵氏孤儿》与《俄瑞斯忒亚》中的人物形象做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原因。该文以为，未来可以继续对其他译本《中国孤儿》与世界复仇文学作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比较。[※注]

在此，再补充几个重点论题：其一是因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为《中国孤儿》，遂有两个版本渊源研究之外的比较研究，郑永吉、安莉《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严晓蓉《时间的岛屿——从〈赵氏孤儿〉的中西方改编谈文化记忆的文本映射》（《当代电影》2014年第12期）对此作了别有新意的追溯，而张智庭《〈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人物的符号学比较》（《当代电影》1991年第5期）、张雯《试比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唐果《中法古典悲剧中暴力美学的比较研究——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为例》（《法国研究》2014年第3期）等文则就两种《赵氏孤儿》展开比较研究。其二是《赵氏孤儿》专题比较研究形成“悲剧”与“复仇”两大论题。常颖《中西复仇时间观念的差异——〈哈姆莱特〉与〈赵氏孤儿〉的比较》（《陇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肖凌与陈方《被欲望泯灭的人性——从〈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复仇情节窥视人性世界》（《名作欣赏》2011年第30期）、刘英《父权制下的“血亲复仇”——〈赵氏孤儿〉与〈奥瑞斯提亚〉戏剧比较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等文重在“复仇”论题之比较；郗念念《〈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比较》（《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吴海月《从悲剧的角度看〈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的异同》（《戏剧之家》2017年第18期）、魏欢《中西戏剧悲剧观比较研究——以〈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为例》（《戏剧文学》2018年第5期）等重在“悲剧”论题之比较；而吴丽芳《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之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黄际超《〈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2012年）等则同时兼具两者，后文认为《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是中西戏剧史上著名的以“复仇”为主题的两出悲剧，在中西方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因此选取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代表，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传统来研读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其三是比较研究文化视野的拓展。齐悦然《人文精神与集体意志的碰撞——〈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内在价值观比较》（《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期）、卢迪《从顺应论分析〈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卜庆雯与刘畅《文化对行动的影响——〈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比较》（《戏剧之家》2016年第10期）、董晔与武文君《悲剧视野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比较为例》（《四川戏剧》2017年第2期）皆在中西文化差异中探讨彼此内在精神的异同。

（3）《西厢记》平行研究。重点是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由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黄秉生《情感的表达与文学的民族特色——从〈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桑敏健《〈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的比较》（《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两文率先奠定基础，然后至90年代，又有张佑周《〈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龙岩师专学报》1994年第1、2期）、田春与孙辉《〈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行动元比较》（《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董斌《〈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墙文化原型比较》（《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等文相继问世。进入21世纪以后，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热度明显下降，仅有刘佳坤《中西戏剧比较视野下的新生力量的成长——〈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文学界》（理论版）2013年第1期]、顾成瑾《〈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爱情观之比较》（《安徽文学》2015年第8期）等数篇论文问世。至于与莎士比亚其他作品的比较，除了黄垠大《〈西厢记〉和〈维洛那二绅士〉的比较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等少量论文之外，集中于与《仲夏夜之梦》的比较，比如范正君《同中有异，异曲同工——〈仲夏夜之梦〉与〈西厢记〉结构比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高璐与潘惠霞《爱情赞歌，异曲同工——〈仲夏夜之梦〉与〈西厢记〉之比较》（《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唐英《东方的金榜题名与西方的神灵相助——〈西厢记〉与〈仲夏夜之梦〉之比较》（《高等函授学报》2004年第3期）、苏舒《〈西厢记〉与〈仲夏夜之梦〉人物语言之比较》（《北方文学》2010年第6期）等，意味着与莎士比亚经典名著自身以及向其他名家经典比较对象的转移，主要有陈朝霞《“礼文化”与“罪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西厢记〉和〈红与黑〉的女主人公形象比较》（《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章莉《中西文化环境下〈简·爱〉和〈西厢记〉的女性意识比较》（《喀什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王修齐《穿越时空的遥契——对〈西厢记〉中红娘与〈伪君子〉中桃丽娜的比较研究》（《文教资料》2016年第36期）等的中西比较；高银河《〈西厢记〉与〈春香传〉传演中韩的爱情经典》（《戏剧之家》2003年第1期）的中韩比较；郭燕《对元杂剧和日本谣曲的叙事学研究——以〈西厢记〉和〈井筒〉为代表》（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的中日比较。

（4）《牡丹亭》平行研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比较研究已见于上文作家研究部分，可谓盛况空前，《牡丹亭》的比较研究也同样如此。王燕飞《二十世纪〈牡丹亭〉研究综述》有论20世纪《牡丹亭》的比较研究，其重心在于与英国戏剧的比较，而与英国戏剧的比较的重心又在《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之间的比较，与此相关论文主要有：吴林抒《汤氏与莎翁东西相辉映——兼论〈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2期），杨亦军《〈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人物之比较》（《四川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表现与再现——〈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形式美之比较》（《乐山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陈荣霞《中西剧坛的双璧——试析〈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戏曲艺术》1994年第4期）、薛如林《两峰并峙 双水分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黄江玲《女性双形象 辉耀东西方——戏剧人物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3期），李枝盛《〈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人生哲学比较究》（《学术论坛》2000年第1期）等，以综合性与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为主体。其中陈荣霞一文从作家的哲学思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创作手法的运用分析了两部作品的文化品格，并从两剧的结局处理来看待中西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差异，认为从哲学角度来看待作品的爱情主题，作品所“揭示的则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层的哲学沉思，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爱情本身”。[※注]上述论文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专题研究及深度有所欠缺。这里要补充一下王文未曾谈及的谢裕忠、郑松锟《〈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结构之比较》（《国外文学》1990年第3、4期合刊）在彼此结构比较研究中的探索，认为不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是《牡丹亭》，都突破了古典主义戏剧理论“三一律”的框框，并就“时间、空间、情节”、悲喜混杂的悲剧结构、结局：大悲与“大团圆”三个论题作了重点讨论。此外，王燕飞一文还提到了（美）西里尔·白芝《〈冬天的故事〉和〈牡丹亭〉》（《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洪忠煌《意象比较：〈冬天的故事〉与〈牡丹亭〉》（《戏剧》1993年第1期）、穆欣欣《关于〈牡丹亭〉和〈安提戈涅〉》（《戏剧文学》1998年第4期）、徐顺生《中西浪漫主义戏剧中的情与理——〈牡丹亭〉与〈欧那尼〉比较》（《学术研究》1998年第9期）、陈玉辉《东方戏剧史上的双璧——〈沙恭达罗〉与〈牡丹亭〉》（《国外文学》1999年第2期）等文，西里尔·白芝认为两剧都是“以诗的形式再现当时人写的散文故事”,“在结构上都是悲喜剧的结合”；洪文认为两剧的意象“都富于诗的魅力和抒情的特质，富于审美的表现性”，区别在于《冬天的故事》意象表现为“再现中的表现”（侧重哲理的表现），而《牡丹亭》则为“表现中的再现”（侧重世俗的再现）。徐文认为两部作品均为中西浪漫主义戏剧的巅峰之作，它们以人性之“情”反对封建主义之“理”，并分别冲破了古典主义僵化的内形式的拘束和引发汤沈关于外形式的争论。但又呈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形态。陈文认为两位东方作家的思想面貌接近，作品都是诗剧，悲喜掺和，也都塑造了性格近似的东方古典女性；但作品的文风不同，戏剧冲突不同，女主人公的深层内涵也大不相同。这些论文都在不同层面丰富了《牡丹亭》的比较研究。[※注]

进入21世纪之后，《牡丹亭》的比较研究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与《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比较依然还是研究重心之所在，但更加注重于专题性的比较研究，李志忠《死而复生与生而复死——〈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结局比较》（《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盖芸杰《成全还是毁灭——〈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局之比较》（《名作欣赏》2015年第27期）重在戏剧结局之比较；乔丽《〈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冲突之比较》（《艺术百家》2005年第3期）、郑维萍《〈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冲突之比较》（《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重在戏剧冲突之比较；佟迅《〈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美学特征之比较》（《电影评介》2010年第12期）、谭玉华《悲怆与伤怀——〈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因素之比较》（《福建论坛》2013年第7期）重在悲剧美学之比较；段奡卉《人文思想关照下的汤莎女性题材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时代文学》2010年第9期）、杨深林《〈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语言特点之比较研究》（《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徐鹏《〈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创作之比较》（《焦作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孔亚楠《〈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关于“还魂”的比较》（《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3期）等分别以女性题材、语言特点、戏剧创作、关键情节等展开比较；而邹自振《丽娘何如朱丽叶 不让莎翁有故村——〈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欢《中西文化互观下的〈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张露《论〈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情趣理”的冲突》（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等文则更加趋于宏观综合的学理比较。邹文认为，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出现在16世纪90年代，相差只有三年。两个剧本在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戏剧结构、戏剧冲突与节奏、悲剧风格与结局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对这两个剧本的对比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汤显祖戏曲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异同，也有助于探讨东西方古典戏剧的特点和规律。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名著比较研究的扩容与拓展，重点是与莎士比亚其他名作的比较研究，骆蔓《论两个“梦”意象构成的浪漫剧及其象征追求——〈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比较》（《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张磊与杨亚东《解析梦幻爱情世界中的情与理矛盾——〈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的比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冯王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作品梦幻背后的能指和所指之比较——以〈仲夏夜之梦〉与〈牡丹亭〉为例》（《大众文艺》2014年第2期）重在与《仲夏夜之梦》之比较；张帆《〈牡丹亭〉与〈哈姆雷特〉鬼魂形象比较》（《大众文艺》2014年第21期）、伊长璟《从〈牡丹亭〉和〈哈姆雷特〉的灵魂形象比较来看中西文化之差异》（《戏剧之家》2017年第13期）重在与〈哈姆雷特〉之比较；刘钱凤、张智义《欲望的舒缓 人性的张扬——〈牡丹亭〉和〈麦克白〉两剧主题比较研究》（《四川戏剧》2008年第5期）、莫代春与方晓梅《一样的庭审，不一样的法律文化——〈牡丹亭〉和〈威尼斯商人〉庭审比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分别就与《麦克白》《威尼斯商人》展开比较；池洁《两部为情还魂的旷世杰作——汤显祖〈牡丹亭〉与格鲁克〈奥菲欧与尤丽狄茜〉之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蒋锐航《呼啸而过的中国情结——〈呼啸山庄〉与〈牡丹亭〉比较谈》（《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年第34期）分别就与《奥菲欧与尤丽狄茜》《呼啸山庄》展开比较；欧婧《从精神分析角度比较〈牡丹亭·惊梦〉与〈源氏物语·葵姬〉的女性人物心理》（《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则与《源氏物语·葵姬》展开比较。然而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需要有更多也更为厚重的学术论著问世。

（5）《长生殿》平行研究。与元代《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以及明代《牡丹亭》相比，清代《长生殿》以及下文将要论述的《桃花扇》的比较成果显然要薄弱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长生殿》平行研究起步于与亚洲相关作品的比较，唐皑《〈沙恭达罗〉与〈长生殿〉创作方法之比较》鉴于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描写的是国王豆扇陀和净修女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而清代戏曲家洪升的传奇剧《长生殿》反映的是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曲折，彼此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于是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比较，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共同之处，其中的各个艺术因素都是从属于这种统一与完整的风格特色的，彼此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如果说，《沙恭达罗》的美是一种清丽柔婉的优美，它绘出一幅光彩夺目的诗画，那么，《长生殿》的美却是一种凄苦悲象的壮美，它唱出一曲缠绵哀怨的挽歌。[※注]翁敏华《〈长生殿〉系列与系列外的〈杨贵妃〉——兼比较中日之中世戏剧》有对《长生殿》与日本诞生于十五世纪中叶的能乐剧本《杨贵妃》的比较，与《长生殿》的主体之争不同，《杨贵妃》主题为明确的歌颂忠贞不渝、超越生死之爱。只有像日本能乐这样的处理，才彻底改变了杨贵妃美女加荡妇、美女加祸水的形象，而成为一种纯爱的化身，也因此才彻底解决了中国的这一作品系列的主题矛盾或谓双重主题的问题，从中可见中日政治—文学结合与分离的不同价值取向。[※注]此后，《长生殿》平行研究逐步向与西方戏剧比较拓展，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与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比较，包括段春旭《两种文化熏陶下的爱情故事——〈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福建论坛》1999年第4期）、马建华《真情的追求与人性的复归——〈长生殿〉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戏曲研究》2000年第55期）、赵喆《真情的追求与人性的复归——〈长生殿〉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安顺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王泽宇《爱情与政治的悲剧——〈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德拉〉之比较研究》（《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等等。另有乔平《于〈麦克白〉与〈长生殿〉之比较中看中西悲剧的审美》（《福建艺术》1999年第4期），则是与莎士比亚另一名著的《麦克白》比较，借此审视中西悲剧审美之异同。

（6）《桃花扇》平行研究。早期论文有周明燕《从〈桃花扇〉和〈羊脂球〉看孔尚任和莫泊桑的创作倾向》（《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此后有孔菊兰、唐孟生《乌尔都语长篇小说〈名妓〉与〈桃花扇〉、〈茶花女〉之比较研究》（《国外文学》1990年第3、4期合刊）、孟昭毅《〈桃花扇〉与〈熙德〉的悲剧美》（《国外文学》1990年第3、4期合刊）、熊元义《中国悲剧的另一形态——〈桃花扇〉与〈哈姆雷特〉比较》（《戏剧文学》1998年第7期）等。熊文认为，中国悲剧人物和西方悲剧人物都有主动放弃的行动，然而中国悲剧人物的放弃和拒绝是继续斗争，是继续抗争，西方悲剧人物的放弃是退让还是自我否定。然而西方悲剧人物在自我反省中主动承担责任很是值得中国悲剧吸收和发扬。进入21世纪后，或延承世纪之前的论题，如刘晓峰《〈桃花扇〉与〈羊脂球〉之比较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依然是与莫泊桑短篇小说《羊脂球》之比较；赵秋棉《冥冥中的“撕碎”——〈桃花扇〉与〈哈姆雷特〉之比较》（《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郑媛眉《〈桃花扇〉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艺术手法比较》（《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依然是与莎士比亚名著之比较。但另一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如陈敬容《〈桃花扇〉和〈春香传〉的比较研究》（《文学教育》2014年第2期）、张文博《〈桃花扇〉与〈春香传〉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6年）两文重在与韩国《春香传》之比较。张文认为，将《桃花扇》和《春香传》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在比较中发现二者在诸多方面的同与不同，发现二者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特点，同时也可以扩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丰富中韩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

与渊源与影响研究不同，平行研究主要运用于不同国度或民族文学之间具有某种“类似性”与“可比性”的对话与比较，并在对话与比较中实现相互启迪、相互重释、相互增殖。孔许友《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得失与变异学维度的提出》一文认为，引自美国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理论的形成与成熟凝结了一大批比较文学学者的心血，其优点与功绩在于：一是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这是平行研究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功绩；二是平行研究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三是平行研究逐渐关注可比性问题；四是平行研究向科际综合研究的更大范围拓展。[※注]然而由于平行研究的“类似性”与“可比性”只是一种主观认定，表面看来似乎具有无限的自由度与可比性，但实际上往往因为缺乏相应的对象与边界的清晰界定，以致不时出现“拉郎配”现象，所以孔许友认为有必要提出“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维度，重新考察和界定不同文明体系中文学现象的差异、变化和变异，从而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学间的对话。[※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