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事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至90年代而大热。通过考察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的轨迹及其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译介、挪用、杂交、创建的轨迹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的。[※注]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由一开始的生搬硬套，到后期的得心应手，再到创建中国叙事学的新型研究范式，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有破有立的艰苦历程。可以说，叙事学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与发展最鲜明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涵化力与创造力。

一 古代文学与叙事学理论建构

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后，随着中国学者理论掌握的深入和本土意识的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叙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此时，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古典叙事形态几经碰撞，既显示出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实际的龃龉，也在冲突中呈现一些有价值的内核，很多研究者惊喜地发现中国古代关于叙事形式的阐述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散金碎玉随处可见。然而早期的叙事学研究多侧重于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介绍，而缺少根植于本土的理论建构，因而有的学者尖锐地概括为“冷”“热”不均的畸形现象：一方面，大量文章和专著用力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应用，形成一股颇为强劲的学习西方叙事学的“热”潮。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冷清。”[※注]而且即使那些有意于理论建构之作，也往往“是综合外国学者的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介绍、搬运阶段”[※注]，不同程度地带有先天不足的印迹。因为中国的叙事文学有别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叙事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语言与叙述方式，如李洁非就指出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叙事文学在叙事的起点、小说的早熟、叙述技巧等很多方面都有别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叙事文学，而“在这些差别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民族性情，看到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幻想方式，看到了他们运用叙述语言和虚构功能去建构独立于自然真实的‘另一种真实’的独特智慧”[※注]；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有关叙事的探讨多是感悟式、即兴式的，系统性的比较少见，总的说来缺乏一个像西方叙事学那样严整的理论和批评体系。

到了90年代，在传译西方叙事学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中西交融的理论建构，其中的早期代表作是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与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小说叙事学》在纵观中外小说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及当代西方叙事学说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和阐述，然后从叙事的本体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控制机制及修辞特征等方面展开叙事理论的探讨，并以对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分析为佐证，充分彰显了作者对叙事理论在总体上的贯通和把握。其中第一章第一节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并以“双子星座”指称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的两个核心“史传”与“诗骚”，以“三驾马车”指称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这三个古典小说评点大家，并以“四大范畴”概括中国叙事思想的白描、闲笔、虚写和传神。[※注]《叙事学》重点从叙述、故事、阅读这三个方面阐述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问题，作者力图将形式批评与意义阐释结合起来，强调文本的未完成性和可交流性，强调读者阅读过程中的自主性、参与性和创造性，以及对情节完整性的诘问和提出的“过程论”人物理论等，也都体现了作者对于变革和拓展经典叙事学的积极探索。其中也有专章讨论“金圣叹的叙事理论”，提出金圣叹的叙事理论存在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并从叙事角度、叙事顺序、叙述节奏、叙述频率等方面作了探讨，最终已触及中国叙事学的“文化密码”问题，提出“我国史传文学的发达为金圣叹叙事理论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叙事学导论》不仅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作品的接受等方面对叙事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同时也阐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的独特贡献。这一点在后来一些研究者如杨义、傅修延等倡导“中国叙事学”研究的论著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杨义先于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叙事学”这一命题，这是当代叙事学由输入西方理论转向本土化理论建构的重要标志。杨义对中国的叙事文学传统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西方叙事文学在观念、结构、表现方式诸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潜隐的圆形结构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具有广泛丰富的适应性和包罗万象的生活涵容力。以这个动态的圆为逻辑起点，中国叙事文学或截取圆形运行的片断，或捕捉众圆的交叉点，为正文叙事提供丰富的参数叙事。阴阳两极是圆形结构运转和破毁的内在驱动力，它们的空间位置有相离相对、相接相间、相含相蕴、相聚相斥四种形式，为叙事操作输入对立、冲突、中和、转化的活力，同时圆形结构和阴阳互动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叙事作品采取流动的视角，并具有流动多端和层面超越的特点。[※注]杨义此文不仅把建构中国叙事学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且把创建中国特色的叙事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魄力与胆气已经标志着中国叙事学真正进入了创建期。此后的三年，杨义出版了《中国叙事学》，正式敲响了中国叙事学创建的黄钟大吕。

杨义之于中国叙事学的创建，既包含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上溯文化之源的寻根意识，也包含了一个当代中国学人冲决西方话语体系、建立自己学术立足点的主体精神，为此，杨义爬梳剔抉，孜孜矻矻，耗时数载。先是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注]中对二千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作了抽样考察和细致剖析，提供了一整套中国化的叙事学的概念术语和解读方法，从而建构起独具个性的中国叙事学的操作规程，[※注]从而为1997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文本根基与丰富的批评实践。《中国叙事学》以“返回中国叙事本身”为立足点，杨义在“后记”中这样说：

随着中西对话的深入，我愈来愈感到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学理论，并不能涵盖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和文化智慧。中西文化是两个不同心的圆，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随着近代文化交流的增频和加深，两圆之间重叠之处日益扩大，但未能改变其不同心的状态。也就是说，中西文化可沟通，但不能全兼容，叙事学的世界性当存在于这种张力的对比推移、互动互补之中，从而使人类的叙事文化姚黄魏紫，多姿多彩。“现代的风后”设计的指南车，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指引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于此建立自己进退有据、与时俱进的学术立足点。

于是，我初步拟定的学术战略思想是：返回中国原点，参照西方理论，贯通古今文献，整合以期创新。

正因为树立了整合创新的价值目标和高远立意，又有着中西涵融、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杨义才可以做到既扬弃西方叙事学的语言学模式，又以西方叙事学为烛照，采用文化学的思路来反观中国的文化思维方式，而“一旦采取文化学思路，采取不同于西方语言学思路的另一条通道，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天地之时，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极其基本的问题，需要从头进行认真的历史线索清理和现代意识的阐释。这与囫囵吞枣地搬用外来的现成观念，随意地给中国事例贴标签的做法，是迥然不同的。它需要更为复杂的、反复对行的、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并在其间投入中国式的智慧和眼光，用一种属于东方、也属于世界，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的声音和现代世界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以期为人类整体的叙事学智慧做出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贡献”。[※注]因为杨义运用“中国式的智慧和眼光”对中国叙事历史“从头进行”的线索清理和现代阐释，使得《中国叙事学》一书在话语体系的运用上，不仅具有一般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术语，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运用了一系列自中国历代叙事文学实际中抽象、归纳、提炼出来的语词，并将之升华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框架和结构原则，尤其是“意象篇”和“评点家篇”，完全立足于中国叙事文学实际与传统文学批评模式，而加以现代叙事学的理论抽绎与再度阐释，戛戛独造，自铸伟词，确乎营造出了“属于东方、也属于世界，属于历史、也属于现代的声音”，使得中国叙事学的构建在一开始就拥有了文化、理论与话语的三重原点。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其发展还越来越走向成熟和深化。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叙事学的发展可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前者主要体现在中国本土叙事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整理研究、新型学术范式中国叙事文化学的逐渐成熟；后者则表现在学者们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追溯中国特色叙事传统源头，发掘与探讨新的叙事现象。诸如黄霖、李桂奎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罗书华《中国叙事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都是着力另辟蹊径，尝试着以本土话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做出新的理论建构和学理阐释。其中傅修延《中国叙事学》是继杨义《中国叙事学》之后的同名著作，涉及神话、《山海经》、青铜、瓷以及契约、民间传说、赋等各类题材与体裁，从中国叙事的起源说起，梳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同时对视觉叙事、听觉叙事、地方叙事等也有涉及，力图为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系统解释。这些论著，显示出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已经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而且逐渐与文体学、符号学、心理学、修辞学等相结合，注重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审视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的形成与特质，而且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西方叙事学语言学模式的扬弃，并进而发展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与中国悠久深厚的叙事传统的血脉相连，不仅使学者所构建的理论有了坚实的文化根基，而且往往赋予这些论著以理论话语与批评话语的双重品格。同时，强烈主体精神的灌注又使得不同论者的论著具有不同的审美体验、价值判断、生命感悟与语言风格，相当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叙事学论著尤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论著干涩枯燥的面目。

与此同时，在探索与建构古代小说叙事学的亚理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听觉叙事”与“图像叙事”理论。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看”而忽略了“听”，中西方的叙事学研究都存在一种“失聪”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恢复视听平衡的呼吁愈益响亮，在其推动下对‘听’的关注成了整个人文学科的一种新趋势”（傅修延《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2015年12月25—27日，在江西南昌还专门召开了“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听觉叙事”是近年来新开垦的一个研究领地，相关论文有傅修延《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傅晓玲《关于听觉叙事的一个理论建构》（《学术论坛》2014年第9期）与“听觉叙事”相对应的是“图像叙事”。我国古代小说中数量众多的插图图像也有着浓厚的叙事意味，毛杰《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的叙事功能》（《求索》2014年第11期）、陆涛《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刘晓军《论古代小说图像研究的三个层面》（《复旦学报》2017年第5期）、赵宪章《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等论文研究了古代小说中的图像叙事（详见本章第五节）。“听觉叙事”与“图像叙事”理论的拓展与交融，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拓展与交融。

二 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兴盛

中国叙事学创建于90年代中晚期，这不仅得益于其主要创建者杨义个人的天才与勤奋，实际上也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换言之，这是时代机遇与个人努力的完美结合。就叙事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自80年代以后西方叙事学就开始与多种批评理论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学等相融合，本身已突破旧有的语言学模式，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这一点也不能不影响到一些思维敏锐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叙事学的评价与借鉴。考察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的轨迹及其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是沿着译介、挪用、杂交、创建的轨迹呈螺旋状上升发展的，1993年之前是起步期，1993—1998年是腾飞期，1999年至今是其高空翱翔期。[※注]

由于古代小说作为叙事文体的本原特征，所以不仅成为叙事学研究的发端，同时也是其始终如一的重心之所在。1988年，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该书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基础，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注]，可谓开时代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学术传动与示范意义。1994年，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注]富有创意地拈出感事、咏事、含事、演事等术语，着力从叙事学的维度探讨小说如何成为一种独立文体的问题，被论者誉为“第一部从叙事角度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著”，开辟了研究中国小说的新思路。[※注]但毕竟尚未直接以“叙事学”为题，然后至《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进而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理论加以融会贯通。

通观在90年代迄今的诸多叙事学研究成果，同样也是以古代小说叙事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其中经典小说名著的叙事研究于90年代中期先行启动。早期先后问世的重要论著有：胡日佳《中西历史小说观念比较——试论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走向》（《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陶原珂《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叙事理论》（《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4期）、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版）、傅修延《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陈平原《英雄与历史：以民间叙事为根基——明代章回小说论略》（《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上、下）（《郑州大学学报》第5、6期）等，彼此承续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来，一同奠定了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经典叙事研究以及中西叙事比较研究之格局。

进入21世纪之后，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受到了学界空前的重视，并有一系列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其中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与黄霖、李桂奎等《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致力于古代小说叙事的整体研究。前书运用叙事学理论来全面分析、探讨、归纳、总结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涉及多个时代、多种类型、多部经典性的作品，在同一范畴中按时序逐次分析、论述，因而在从共时性研究通向历时性研究过程中而具有了“史”的性质和意义。最后归结于古代小说评点家的叙事理论研究。后书紧紧围绕“叙事”这一轴心，尝试从“时间”“空间”“节奏”这三个维度出发进行系统考察，着力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论的内部规律，突出“人”的生存之道和活动方式在叙事中的意义。作者既立足于本土哲学思想、文化特质和审美思维，又注意与现代对接，与西方对话，力求将民族传统与当代精神相融会，文本精读与理论阐释相结合，探索了一条融通古今中外的研究路径，总结了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古代小说论的逻辑体系。与上述两书不同，江守义《唐传奇叙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分别致力于唐代传奇、宋代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并构成三种代表性小说文体叙事学研究的完整序列。《唐传奇叙事》运用叙事学理论对唐传奇展开专题研究，力图多角度地阐发唐传奇的叙事魅力，其创见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对主体隐性介入的方式和意义进行探索；二是辨析传奇名称中隐含的虚构性特点；三是从转述语和称呼语入手来讨论视角问题；四是从故事的内容、发展、层次和小说构思多个方面来寻找传奇的叙事逻辑；五是对传奇结尾的主要模式进行总结。书中在进行叙事形式分析的同时，还注意到唐传奇叙事的历史文化内涵。《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也是结合文体学而展开对话本小说的叙事学分析，依次探讨了宋元话本职业化的叙事话语，“三言”:“文心”与“里耳”相谐的叙事典范，“二拍”：拟话本的成熟与衰落的开始、李渔的艺术人生与他的纯叙事方式等问题。《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认为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早已内化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创作时的一种下意识，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恰恰表现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叙事的基本元素：明清小说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话的叙事手段和修辞手段来进行艺术构思和修辞编码；他们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儒、道、释三教的叙事传统和叙事要素均自由驱遣于作家的笔端。鉴于此，作者重点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深入的、符合本民族传统的分析和解读，力图还原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民族精神。

在相关论文方面，显得更加丰富多彩，首先是传统研究论题的深化，比如墨白《简述神话以幻为真的叙事范型及古代志怪小说的叙事传统》（《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陈国安《明清小说评点与叙事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石慧《明清小说“时间倒错”问题试探》（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林沙欧《中国古代小说体叙事的历时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年），孙亚蕊《话本小说叙事节奏探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2年），杨志君《论明清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赖力行、杨志君《论明清历史小说的叙事节奏》（《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王委艳《论话本小说的叙事节奏》（《三峡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张曙光《叙事文学评点理论的现代阐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董定一《明清游历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3年），夏豫宁《论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当代嬗变》（《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5期），等等，大都可以归入此类。其次是新颖研究论题的提炼，比如葛永海《明清小说之季节叙事及其文化意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从明清小说的季节叙事的主要内容入手，探讨其以营构循环时序与聚焦时间刻度为主的叙事功能和以承继诗性传统、营造意境为特色的抒情功能。而葛永海、张莉《明清小说庭园叙事的空间解读——以〈金瓶梅〉与〈红楼梦〉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2期）则聚焦小说中的庭园空间，展现建筑实体与文本结构之间丰富而生动的互文关系，借助窥听视角深入理解庭园空间之间的过渡与渗透，进而揭橥庭园作为心灵栖居地、爱情理想国、死亡隐秘所等三重文化属性。其他如张恒与李俐《明清小说叙事与江南园林空间经营互文性研究》（《华侨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郭艳《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文化内涵》（《中州学刊》2018年第11期）等也都重在叙事空间研究。再次是边缘研究论题的开掘，即从超越于传统论题的不同视角切入，聚焦于一些被忽略的、新的叙事现象，边缘性人物的叙事功能，比如杨志平《明清小说功能性叙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及《论古代小说代指性人物的叙事功能及其文学意义——以王婆描写为中心》（《学术论坛》2016年第8期）、《明清小说中的包公身边公人及其叙事意味谫论》（《中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致力于明清小说功能性叙事以及边缘人物的叙事功能研究；董亚萍《闺阁叙事研究——以明清经典长篇世情小说为考察对象》（硕士学位论文，安庆师范学院，2012年）、万晴川《宗教信仰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分别重在闺阁、宗教与叙事关系研究。还有孔庆庆《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青岛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认为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冯鸽《论晚清小说中的戏拟叙事》（《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晚清小说对“戏拟”叙事手法的充分运用，表达出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的转变；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对叙事的控制》（《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认为回目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标志性特征，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于是通过回目探讨章回小说的叙事功能。此外，也有致力于中西小说叙事比较研究的，将再作论述，此略。

三 古代经典叙事研究的聚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经典研究的兴盛，也同样反映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经典叙事研究的兴盛同样对古代文学经典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经典叙事学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外学术界众说纷纭，存在颇多争议，例如过时说、超越说、复兴说、共存说等，也进一步促发了学理上的思考与探索。钟晓燕《叙事学的转型与互补：从经典到后经典》认为，叙事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两个明显的阶段，彼此是一种共生互补、相映成趣的关系，对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者关系的认识与研究有利于叙事理论史的研究，更有利于中外叙事理论批评形式框架的建构。[※注]虽然有学者认为在90年代后经典叙事学的冲击下，经典叙事学已势头大落，但纵观近几年叙事学的发展，依旧有大量学者运用经典叙事学的概念、方法来对作品进行分析，古代文学领域更是如此。总体而论，无论在传统的经典叙事学研究还是在所谓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做出了一系列实绩。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是《红楼梦》与明代“四大奇书”。

《红楼梦》的叙事研究成果，首先体现在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版）、王彬《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版）、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郑铁生《红楼梦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张平仁《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学术专著上，彼此各有不同取向、特点与创获。李著以现代小说叙事学为参照，结合中国小说艺术、小说美学的民族传统和特殊范畴，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王著旨在从中国古典文学既有的叙事传统出发，在中国传统考证方法的基础上，借用西方的叙事理论来厘清被过度阐释的文本，试图从文本叙事的角度还原《红楼梦》的原来面目。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进而拓展至《红楼梦》的叙事空间研究，并将《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层次分为实体的场景空间、虚化的香气空间和虚拟的梦幻空间，然后详细论述了“门”的叙事功能、香气的空间定势与韵调、梦幻对现实空间的颠覆作用等。郑著将《红楼梦》视为一个鲜活的艺术生命，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分析，然后归纳为：叙事结构的两种形态、叙事进程的三条意脉以及叙述内容的十个叙事单元。张平仁《红楼梦诗性叙事研究》认为“诗性叙事”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突出特点，中国古代小说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形式上都有鲜明的诗化色彩。作者选取古代小说中诗化程度最高的《红楼梦》为研究对象，从主题、结构、时间、视角等方面来论证《红楼梦》的诗性叙事。以上五书彼此各有不同取向、特点与创获。

而在相关论文方面，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重在叙事时空研究的如梅新林《红楼梦“契约”叙事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期）与梅新林、张倩《红楼梦季节叙事论》（《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5期）、权菲菲《〈红楼梦〉的庭园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8年）；重在人物形象叙事功能研究的如刘丽《背面敷粉 注此写彼——〈红楼梦〉人物形象描写的叙事策略》（《理论界》2006年第12期）、陈超《在场·聚焦·观照：论〈红楼梦〉“边缘”女性形象的叙事功能》（《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4辑）；重在叙事手法、节奏、视角研究的如唐涛《〈红楼梦〉对传统预言叙事手法的继承》（《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苗怀明《〈红楼梦〉的叙事节奏及其调节机制》（《曹雪芹研究》2017年第1期），王红《〈红楼梦〉多维叙事视角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5期）；重在追溯叙事源流研究的如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婚恋叙事“六一”模式述略——从〈李生六一天缘〉〈金瓶梅〉等到〈红楼梦〉》（《学术研究》2015年第9期），张萍《〈史记〉对〈红楼梦〉的叙事影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3期）；注重诗词意象叙事研究的何跃《〈红楼梦〉叙事中的诗词运用》（《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王人恩《意象叙事：〈红楼梦〉中的风筝描写》（《语文建设》2015年第19期》）；注重回目、评点叙事研究的如李英然《〈红楼梦〉的回目叙事策略》（《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1辑），刘玄《论陈其泰〈红楼梦〉评点中的叙事理论》（《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1辑），等等。还有如陈妍《〈红楼梦〉的声音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苏师范大学，2018年）、张同胜《从影子叙事看〈红楼梦〉的“自传说”》（《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重声音叙事、影子叙事研究，不一而足。这些都有助于深化《红楼梦》的叙事研究。

在明代“四大奇书”叙事研究中，傅修延《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旨在贯通明代四大奇书，试图通过对其叙事结构与功能的解剖，探析其中所蕴藏着的我们民族叙述艺术的许多奥秘。此后承此重在总论的有：林沙鸥《论明代“四大奇书”的叙事视角》（《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杜贵晨《章回小说叙事“中点”模式述论——〈三国演义〉等四部小说的一个艺术特征》（《学术研究》2015年第8期），余康妮《四大奇书听觉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7年），等等。杜文重点论述了章回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林兰香》四部小说意在“执中”的“中点”描写，认为彼此后先承衍，互有同异，共同构成统一而不乏变化出新的小说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使“中位”凸出，造就全书叙事“执中”之象；二是有“中分”之效，使全书叙事前后形成平衡美；三是使叙事的走向逆转，形成结构的往复美；四是合乎“太极生两仪”之道，为全书叙事“一分为二”数理机制的突出表征。章回小说叙事的“中点”模式是中国叙事艺术的一个创造。余康妮《四大奇书听觉叙事研究》另辟蹊径地从四大奇书“听觉叙事”入手，认为从听觉叙事角度对经典文本进行重读，可以发现其中有意味的声音，更好感知其中的音韵节奏与声音感官所蕴含的丰富韵味。明代“四大奇书”每部作品当中都或多或少地运用到了听觉叙事。因为各部作品在成书年代与题材内容上都存在差异，所以需要将每部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声音事件进行归类，详细分析听觉叙事在人物刻画、情节发展、营造氛围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全面地认识“四大奇书”当中的听觉叙事。

分而论之，“四大奇书”各自的叙事研究的论文不胜枚举，又以《金瓶梅》叙事研究最为兴盛，从20世纪90年代的陶原珂《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叙事理论》（《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4期）、万春与杨敏《从〈金瓶梅〉的叙事时间看作者的生命意识》（《人文杂志》1998年第5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日趋兴盛，主要有王平《〈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北方论丛》2002年第4期），阎秀萍、许建平《〈金瓶梅〉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王建科《论〈金瓶梅〉中西门家族的社交圈及其叙事张力》（《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郑铁生《〈金瓶梅〉第五年叙事结构张力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变数》（《北方论丛》2009年第4期），曾庆雨《论〈金瓶梅〉的叙事建构与叙说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等。然后至21世纪10年代，成果更为丰硕，其中硕博士论文有：孙志刚《〈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陈毓飞《身体、知识、叙事——〈金瓶梅词话〉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骆秧秧《神秘偶数与〈金瓶梅〉的叙事世界》（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师范学院，2014年）、赵嘉鸿《叙事学视域中的〈金瓶梅〉》（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年）等。其他尚有：张鹏飞《〈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范式的文化承续及艺术演进》（《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论世情小说名著〈金瓶梅〉对〈水浒传〉叙事体例的生命承传》（《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孙超、李桂奎《论〈金瓶梅〉的情色叙事模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邱露《论〈金瓶梅〉的死亡叙事》（《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曾庆雨《论〈金瓶梅〉多维叙事视角设置的功能特征及其意义》（《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刘紫云《论〈金瓶梅词话〉的物象选择与日常叙事形态》（《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董定一《夜幕下隐秘的欲望呈现——〈金瓶梅〉的“夜化”叙事初探》（《聊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周璐《窥听——〈金瓶梅〉中隐蔽的眼睛和耳朵》（《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0期），张石川《〈金瓶梅词话〉叙事时间的若干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庞娜娜、马君毅《〈金瓶梅〉图像及其图像叙事的变迁》（《爱尚美术》2017年第5期），陈东有《〈金瓶梅词话〉中的空间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等等，涉及《金瓶梅》的叙事时间、形态、结构、模式、隐喻以及与评点关系等问题。

在其余三大奇书中，《三国演义》叙事研究的代表作是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从三国演义整体艺术特色和成就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其叙事结构、人物叙事、战争叙事、成书过程、回目创立、诗词演化和罗贯中艺术创造的总体特征。其他论文尚有：李艳蕾《〈三国演义〉的空间叙事》（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3年），韩晓、魏明《论“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余岱宗《〈三国演义〉：小说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李化来、崔永模《对偶与对称：毛伦、毛宗岗论〈三国演义〉叙事结构》（《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石麟《毛批〈三国〉的叙事理论》（《三峡论坛》2010年第4期），常舒雅《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叙事之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宋鹏飞《〈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战争叙事的继承与发展》（《九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王凌《〈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互文”美学》（《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徐明华《神秘数字“三”与〈三国演义〉的叙事世界》（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师范学院，2014年），谭金柳《“三国叙事”中的神话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湖北民族学院，2016年），陈婧玥《〈三国演义〉预叙叙事探微》（《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李万营《曹操故事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天中学刊》2018年第1期），朱湘铭、谢江涛《清代〈三国志演义〉插图的图像叙事特色等的绣像插图叙事》（《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朱向红《〈三国演义〉梦境的叙事作用》（《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等。《水浒传》叙事研究主要有：段江丽《论〈水浒传〉的叙事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崔茂新《论小说叙事的诗性结构：以〈水浒传〉为例》（《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吴子林《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解立红《〈水浒传〉的空间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李桂奎《〈水浒传〉时间设置的“夜化”与叙事效果的强化》（《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耿庆芝《论节日在〈水浒传〉中的叙事意义》（《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吴光正《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宗教叙事及其悖论》（《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颜彦《古籍中图像空间叙事的表现方式和意义：〈水浒传〉插图“酒肆空间”的多向度解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冯兴华《民间水浒传说叙事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3年），许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叙事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汪一辰《容与堂本〈水浒传〉插图叙事与“语—图”关系研究》（《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5期），杨志平《论〈水浒传〉的功能性人物叙事》（《水浒争鸣》2018年第17辑）等。《西游记》叙事研究主要有：乐云《论〈西游记〉的叙事结构》（《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王学钧《〈西游记〉与道教：世俗与叙事观点》（《学术交流》2006年第11期），吴光正《〈西游记〉的宗教叙事与孙悟空的三种身份》（《学术交流》2007年第11期），赵苗《身份叙事研究——以〈西游记〉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9年），徐倩《〈西游记〉空间叙事探究》（《河池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万润保、陈艳化《〈西游补〉的反〈西游记〉叙事》（《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陈娜《神秘数字和〈西游记〉的叙事世界》（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师范学院，2012年），张彦红《〈西游记〉韵文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3年），郑冰华、卞良君《〈西游记〉的“饥饿”叙事及其文化解读》（《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王雅宁《论〈西游记〉“八十一难”的叙事模式与宗教意味》（硕士学位论文，青海师范大学，2016年），崔小敬《食色：〈西游记〉的叙事焦点与反讽策略》（《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4期），李贝贝《论〈西游记〉前七回的叙事空间及文化意蕴》（《九江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陈晓曦《试论〈西游记〉叙事中建构与消解兼容的翕辟结构》（《淮海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等等。

上述四大奇书之外，还广泛涉及其他小说经典叙事研究，举其要者有：陶明玉《器物叙事：〈古镜记〉艺术新探》（《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张金梅、郭志梦《〈南柯太守传〉叙事时间分析》（《西部学刊》2017年第9期），宋鹏飞《〈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战争叙事的继承与发展》（《九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秦闻《明刊插图本〈剪灯余话〉图像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苏师范大学，2017年），侯亚肖《“三言二拍”中诗词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6年），王娟《〈儒林外史〉的叙事视角研究》（《太原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高莉《〈镜花缘〉的空间叙事》（《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等。至于小说之外的戏曲、诗词、史传的经典叙事则在下文再作探讨。

四 古代文学叙事研究的拓展

90年代以来以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为发端与重心的叙事学研究的拓展方向，除了下文将要重点论述的经典聚焦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溯源与重释。中国本有一个与西方迥异的叙事系统，一些学者呼吁在运用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叙事文学的独特性，要发掘中国叙事传统。“传统是无法断绝的，任何企图摆脱传统的努力几乎都属徒劳”[※注],“在以西方成果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的历史文化中开拓思路”。[※注]1998年，《中国文学研究》以“挖掘叙事学的中国之源”为题组织笔谈，认为“运用当代叙事学原理，对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不仅对于继承中国古代文艺思想，而且对于发展、完善中国当代叙事乃至文学理论体系，都有重要意义”。[※注]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致力于研究先秦时期诉诸各种传播媒介——甲骨青铜、卦爻歌辞、神话史传、诸子言论、民间文艺与宗教祭祀等——的叙事形态，通过寻找叙事行为发生、成长与壮大的痕迹，以及观察传世典籍的贡献与影响，勾勒出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之初的基本轮廓。傅修延的另一力作《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涉及神话、《山海经》、青铜、瓷以及契约、民间传说、赋等各类题材与体裁，从中国叙事的起源说起，梳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同时对视觉叙事、听觉叙事、地方叙事等也有涉及，力图为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系统解释。赵炎秋主持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丛书以西方叙事理论作为参照和理论背景，依据中国古代相关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丛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先秦两汉叙事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由熊江梅撰写，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源头神话、史传文学、杂史杂传以及叙事诗的叙事特点、叙事技巧、叙事思想以及它们对后来叙事思想及叙事文学的影响，提出“诗化”和“史化”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二卷《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由李作霖撰写，主要研究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的新发展及其原因，探讨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的叙事特点、叙事技巧、叙事思想以及它们对后来叙事思想及叙事文学的影响，探讨本时期批评家的叙事思想。第三卷《明清叙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由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合撰，主要探讨明清时期叙事思想的发展、特点与基本内容。作者从明清小说的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探讨这一时期的重要叙事学理论家如王国维、梁启超等的叙事思想，梳理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以《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为例分析了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有感于中国文学史中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研究程度的不平衡，提出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同样悠久而深厚，两大传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作者以文学研究的叙事视角发现、清理并描绘出这两种传统在中国文学史里的存在状态及其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全面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各类文体中的叙事色彩，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概括。按照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溯源与重释的既有路径，通常会重点溯源于史传，但从上文的相关成果来看，实际上已不再局限于史传，而广泛涉及先秦以降的各种叙事因素包括主流与非主流、文字与非文字。比如张泽兵《谶纬叙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将谶纬纳入中国叙事传统中进行考察，利用叙事学理论来透视和理解汉代谶纬文学，总结谶纬叙事规律，认为谶纬叙事提供了叙事的元结构，促进“经纬为文”叙事观念的形成，并探讨它对文学叙事思维、叙事心理、叙事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此类研究路径与成果，在理念上与《中国文学研究》倡导的“挖掘叙事学的中国之源”以及赵炎秋主持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是一致的。

二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升与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自己的力量为它添砖加瓦。中国叙事文化学借鉴了西方主题学和叙事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型学术范式”。[※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开炎就在他的《文化与叙事》（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中率先提出“文化叙事学”这一理论构想。2009年，学者谭君强、陈芳的论文《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中，使用了“文化叙事学”概念。宁稼雨在他的两篇论文《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和《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中，也提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个概念。《天中学刊》2012年第3期和第4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专栏还刊出了郭英德《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理依据》、陈文新《叙事文化学有助于拓展中西会通之路》、张国风《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新视角——简评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何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一》等文章，他们充分肯定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探索，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各自的意见。此外，与此相关的个案研究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产生了数量丰富的研究论文。《天中学刊》自2012年开始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专栏，近年来刊发了不少有关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文章。如李春燕《唐明皇游月宫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2013年第6期），张雪《木兰故事的孝文化演变及其文化内涵》（2014年第6期），齐凤楠《钱镠故事的文本演变与割据称雄主题》（2015年第6期），刘杰《汉武帝故事研究现状与展望——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观照背景》（2016年第6期），王林飞《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中的包公故事研究述论》（2017年第6期），郭茜《中国叙事文化学视域下的东坡故事研究》（2018年第3期），等等。

三是古代戏曲、诗歌、史传文体的叙事研究。这种超越小说之外文体的叙事研究，有助于丰富与拓展本土叙事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其一是古代戏曲的叙事研究。戏曲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在中国文论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学界的叙事学研究却晚于小说文体。20世纪90年代，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将“叙事理论”纳入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学术范畴。由此“叙事理论”正式进入古典戏曲理论的研究领域。[※注]苏永旭主编《戏剧叙事学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重在戏剧叙事学理论的总体研究、戏剧艺术的显在叙述方式研究、戏剧艺术的潜在叙述方式研究等，以戏剧的“文本叙述”和“舞台叙述”这样一种双重叙述为理论基点，提炼并重点论述了“潜在的戏剧叙述”“显在的戏剧叙述”和“反戏剧式的意象性叙述”三种基本叙述方式，由此建构别具一格的理论构架。对此，作者本人归结为五个方面的突破与建树。[※注]其他相关论文尚有：章利成《从〈史记〉到〈冻苏秦衣锦还乡〉看叙事焦点的转移》（《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郭晓宁《明刊〈西厢记〉插图的图像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杨绪容《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叙事论》（《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张颖《中国古代戏曲叙事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新世纪剧坛》2015年第6期）、刘二永《古典戏曲叙事详略观念探微》（《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范辉《王骥德〈曲律〉戏曲叙事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5年）、李国栋《论〈桃花扇〉的叙事结构》（《四川戏剧》2015年第12期）、王琦《汤显祖戏曲文本叙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17年）、张浩宇《李渔“一人一事”叙事理论的透视》（《视听》2018年第5期）等。

其二是古代诗歌的叙事研究。相比之下，古代诗歌通常被认为重抒情少叙事，但“以《诗经》（部分篇章）、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唐代排律等为主要代表样式的叙事诗歌也蔚为大观”。[※注]另外，以屈原楚骚为代表的南方诗歌传统也同样具有丰富的叙事资源，所以古代诗歌的叙事研究亦以诗骚为本原。郑晓峰《周的史诗：〈大雅〉“五诗”的叙事特质》（《北方论丛》2018年第6期）认为《大雅》“五诗”集中体现了周的史诗或诗史的叙事性质，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史诗带有强烈抒情色彩的叙事性、片段组接的完整性，以及精神意识中的民族性，是历史的诗化；孔鹏音《屈原〈九歌〉的叙事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认为诗歌文体从诞生之际就和记事、记史密切相关，是叙事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九歌》作为先秦时期优秀的富于叙事性特征的诗歌，文化背景神秘、人物角色众多、戏剧色彩浓厚，是叙事学研究的良好文本。所以两文分别引入叙事理论与方法对《大雅》“五诗”与屈原《九歌》进行叙事学分析，旨在为诗歌叙事学研究提供新的案例与成果。其余值得关注的还有彭红卫、杜娟《楚辞中女性叙事视角及成因探析》（《三峡论坛》2018年第5期）、陈瑾《论“元白”五言百韵诗的叙事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其中陈文从叙事内容、叙事技巧分析了“元白”五言百韵诗的叙事性及其成因。此外，也出现了一些重在学理思考与探索的论文，李鸿雁、曹书杰《中国古典叙事诗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整理了学界有关古典叙事学的研究。抒情诗的叙事性一般很少被人关注，谭君强《论抒情诗的叙事动力结构——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例》（《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6期）认为抒情诗与叙事文本一样有推进叙事进程的叙事动力。抒情文本中的叙事动力结构可以在时间、逻辑与空间关系这三种关系中表现出来，它们所形成的叙事动力与读者动力相结合，共同推进抒情诗的叙事进程。

其三是古代史传的叙事研究。此与上文所论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溯源与重释息息相关，虽有不少学者从更为广泛的传统资源寻找和发掘富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传统，但史传显然是最为直接、最为丰厚的叙事渊源，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叙事范型。倪爱珍《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刘云春《明清小说与历史叙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都对此作了系统的探讨，前书对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发展脉络做出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勾勒，援引叙事学理论对其内涵进行概括、提升，总结在史传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特点，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它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后书借鉴东西方文史理论，主要探讨明清小说与传统历史叙事的关系，从文史互文、叙事技巧、叙事伦理、文体演变等角度探讨史传传统与明清小说的关系。林沙欧《中国古代小说体叙事的历时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年）将中国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梳理为历史叙事—六朝志怪—唐传奇—话本小说—“四大奇书”的脉络，从这一发展脉络入手，在文体的传承和文体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观念、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等五个叙事范畴作具体的考察，进而从这一考察中，来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体叙事的历时性变化的特点。归根到底，还是远溯至先秦史传叙事传统，以先秦史传叙事作为中国叙事学的渊源与发端。至于葛鑫《〈史记〉对四大名著的叙事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何悦玲《章回小说叙事的〈春秋〉渊源》（《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邹文贵、李英霞《〈左传〉叙事模式简论》（《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文，则具体聚焦于特定史传经典的溯源与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西方叙事学传入中国，迄今不过30余年。通常来说，一种新的思维、理论从传入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总是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一方面，研究者要对新的东西进行消化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允许走弯路、犯错误乃至食洋不化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外来思维、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还需要选择新的话语形式。不管是名词术语的确定，还是单纯文字的表述，都应该允许有一个尝试、失败、再尝试到最后优胜劣汰的过程，最终产生为研究者所共同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但与其他诸多外来理论相比，中西叙事学的相互交融以及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构都是相当成功的，这一方面足以印证叙事学在中西文学中的共通性，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本土学界为此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尽管历时不长，但成果粲然可观，而且前景广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引自西方的叙事学的种子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上，经过几代人的灌溉和精心养育而逐渐繁茂。就理论发展而言，我们不再一味地使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来套中国的作品，我们把根伸向土地更深处，去找寻属于自己的叙事传统，甚至建立起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理论，从中国传统的角度切入使得中国的叙事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就研究对象而言，涉及神话、青铜铭文、史传散文、先唐志怪、诗词笔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戏曲等方方面面。就研究视角而言，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切入，找到一些诸如图像叙事、听觉叙事等以往被忽略的叙事现象。就研究维度而言，既有纵向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接受影响研究，也有横向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对比研究。中国叙事学以博大的胸襟借鉴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实际的西方理论，兼收并蓄中西方叙事研究成果，同时不忘中国叙事传统，尊重中国传统中的叙事方法、叙事特点和叙事诉求，构建起颇具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

当然，中国叙事学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中国本土化叙事理论虽然在不断建构，但无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来说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要形成一个能与西方叙事理论相抗衡的叙事话语体系还有待时日。同时，中国叙事学的研究范畴虽然也在逐渐扩大，涉及神话、青铜铭文、史传散文、先唐志怪、诗词笔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戏曲等方方面面，但还是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热度较高的依然是《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诸如戏曲等方面的研究依然不多。新兴的插图叙事、听觉叙事正值开荒拓土之际，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案例研究还不够成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倾注心力。假如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与西方叙事学中国化相反相成的是中国叙事学的世界化，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叙事学理论更高的使命。早在2004年12月，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策划组织了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会议重点议题之一即探讨叙事学怎样中国化，中国叙事学研究如何与世界叙事学研究接轨。[※注]而本次会议之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即以《叙事学的中国之路：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注]为名，也显示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建构依然任重而道远。傅修延《叙事学勃兴与中国叙事传统》，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也都站在新世纪的学术制高点上对此作了新的反思和建议，刘文指出叙事学对于古代小说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变了以往小说艺术分析的单一思路。20世纪统摄于思想内容之下的艺术分析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而叙事学之于小说研究则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它赋予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野，表现出了它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适应性、有效性。随着叙事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普遍运用，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它已形成了某种套式，缺乏价值判断，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并难以与古代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协调。如何发掘古代小说在叙事上的创新，同时又能兼顾小说艺术的整体评价，使叙事学具有价值评判的维度，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为了切实推进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努力探寻适合古代小说的叙事学命题既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则是一个可以充分激活的资源。[※注]傅文则提出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理论与叙事学，让中国叙事艺术在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是目前叙事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注]两文都富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