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首先是一个政治角色。从这个意义讲，国际政治就是指以国家为角色的互动，而国际政治学则是指对这种互动的学理研究。在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为了与外部世界打交道，都会进行这样的研究，但有这种研究不等于就有了国际政治学科。国际政治学科的确立有四个要素：（1）高校设立国际政治专业和学位点；（2）有专门的研究机构；（3）有专业的学术期刊；（4）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在这四个要素中，如果说前三个是学科的硬件，那么第四个则是学科的软件。就一个学科而言，学理性最终是体现在理论研究中。

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和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有一个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机构体制的发展，也包括学理研究的发展。本章对学科史的叙述是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但侧重评述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国际政治学科演进的历程。[※注]

一 研究的基本情况

新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与学科建设历程，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初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进入成熟期的初级阶段。

（一）初始阶段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初始阶段。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就设立了外交系，设有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政策教研室，开展了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成立的相关院校还有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后该所成为外交部直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高校成立的研究机构有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和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等。1959年创刊的《国际问题研究》和《东南亚研究》是中国最早的国际问题期刊。从总体来看，50年代中国有了初步的国际问题研究架构，开始了国际政治研究，但还没有国际政治学科点和专门的理论研究，因此还没有形成国际政治学科。

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在政治学系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政治学系，分别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与对外关系为学科方向。这些专业的设立，标志着国际政治研究进入了学科建设阶段。

在这一时期，国内先后建立了较多的研究机构，包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四川大学印度研究室、吉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等。在中联部之下，建立了亚非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等。在这一阶段创刊的期刊有《亚非纵横》和《日本情况》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遭到了破坏，大多数院校和研究所的研究都停止了，期刊也停刊了。在这期间只存在少数研究，如：辽宁大学的《日本研究》1972年创刊，黑龙江社科院的《西伯利亚研究》1974年创刊。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虽然学科的架子搭了起来，但刚刚进入学科建设阶段就被迫中止了。这段时间的研究特点是“动向应用研究多，基础理论研究少；专题和地区研究多，综合系统研究少；政策性问题研究多，学术性问题研究少。”涉及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研究革命导师和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入手进行探讨。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重心是世界革命理论，主要涉及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等问题；70年代的研究重心是“三个世界”理论，主要涉及时代、国际战略格局等方面。[※注]这些研究与当时中国的自身定位、所处国际环境以及所从事的国际斗争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学者所阐释的理论，并不是专门的国际政治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部分。

（二）发展阶段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全面建设和学术研究大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随着中国对世界整体形势判断的转变和战略重心的转移，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迫切需求也凸显出来。1980年12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前身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并首次研讨国际政治学科建设问题，可以看做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注]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所，包括（现在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美国所、欧洲所、西亚非洲所、拉丁美洲所、亚太所、日本所等。安全部成立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这一时期创刊的国际问题研究期刊有几十家。[※注]在高校，国际政治学科和学位点的建设有了重大进展，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继设立了国际政治及相关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这是国际政治学科确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背景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大调整。由于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世界革命为目标和以我为中心的理念，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对外政策，[※注]国际政治研究也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阶段，其标志之一就是研究的触角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伸展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也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注]

最早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1981年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和1982年的《国际关系基本方法》。[※注]最早的著作是1985年陈汉文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注]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评介性文章和著作（包括译著），[※注]介绍了西方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例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和《国际政治理论》、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基欧汉的《霸权之后》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被首次介绍到中国。[※注]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出现的主要学派和几次大争论，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争论，也有文章进行评述。[※注]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开始了与西方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进行交流，对美国学界当时的研究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例如了解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的有关讨论与观点。[※注]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包括两大类：一类为微观研究，主要涉及具体的国家间关系、重大事件和问题研究；另一类为宏观研究，主要涉及总体形势分析，例如探讨时代、格局、主要矛盾等问题。这种宏观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中国学者之所以比较重视这类研究，是因为有一种基本认识，即“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制订出正确的对内、对外战略和策略”[※注]。

在当时，有学者仍然坚持列宁的判断，也有学者提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进入新阶段，即已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注]关于格局，一种观点认为两极正向多极、多元和多中心发展，认为提出多极化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极有争霸、控制之意，以经济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的长期发展趋势将是无“极”世界。极的淡化和衰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学者应为逐步建立政治与经济新格局做出贡献。[※注]

针对国际局势呈现出的缓和趋势，中国学者注意到了国际互动重心的改变，即政治和军事的优先地位正在下降，经济、科技的功能逐渐超过政治、军事的作用。由于在国与国的关系之中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已不是解决国际矛盾的有效途径，因此各种力量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向经济方面倾斜。[※注]这实际上是认识到了国际互动中高政治问题下降和低政治问题上升的问题。与此对应，学界的研究对相互依存问题多有涉及。在当时，中国学者就认识到了相互依存是普遍存在的，具有复杂性，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具有合作与冲突的不同属性，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它可以抑制战争、促进发展，但也可能推动军备竞赛。[※注]在认识相互依存的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权力政治与相互依存是并存的，即国际相互依存关系依然带有严重的权力政治性。[※注]针对形势发展的新变化，相关的讨论还涉及了西方一体化理论、哈斯的新功能主义以及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思想等。[※注]

与缓和趋势相关，一些学者讨论了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注]主要的争论点是战争是否可以避免。一些学者仍然坚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亦有学者提出在科技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战争已不再是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的手段，超级大国之间已不可能再发生全面战争，而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战争反而更加激烈。[※注]

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学者关注了苏联东欧发生的变革，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新安全观等问题有较多讨论。此外，研究还涉及大国（三角）关系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联合国问题以及各种国别问题等。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人权的研究，认为人权乃是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焦点，一方面反对“人权无国界”论，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人权规范已成为必须遵守的国际法的一部分。[※注]

在学科建设方面，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首次提出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注]相关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等。在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的问题，[※注]也有学者评价了西方学者进行体系分析的方法与观点，提出了进行体系分析的建议。[※注]在这一阶段，有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国际政治概论性质的著作问世，如张历历等著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张季良主编的《国际关系学概论》等。[※注]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是以开始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提出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特点。作为初始阶段，这些研究为“冷战”后学科的大发展做了准备。

（三）进入成熟期的初级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科快速发展的一个大阶段。在二十几年时间里，全国高等院校建立了一大批与国际政治学相关的院系和学位点，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设置国际政治本科专业的高校有49所，设置外交学本科专业的有9所，还有一些高校设置了其他国际政治类本科专业，如国际事务、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文化交流等。国际政治类学科点有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大约有20家，有硕士学位授权的单位有75家。[※注]从期刊来讲，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科学》《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美国研究》《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国际论坛》等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在这一时期有一些新的国际问题期刊陆续创刊，如《东北亚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等。

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基本完成了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工作。一方面，大部分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经典文献在国内有了中译本，时间差越来越短；另一方面，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派的研究和阐释达到了比较深入和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对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讨论，人们已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

在90年代初，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了《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出版了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伯顿的《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等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等。此后陆续出版的译丛包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注]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注]等。除了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原版影印丛书》。这些经典文献的出版，使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这对中国的国际政治专业教育和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了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各学派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诠释。例如，1991年薛龙根评介了西方的均势理论，认为均势有多种含义，既指状态，即格局；也指原则，即政策指导思想。他批评了全盘否定西方均势理论的观点，认为它是对客观现状的一种描述，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政策的启示，服务于国家利益。[※注]1993年刘小林评析了从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到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演进。[※注]1998年秦亚青阐释了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对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了反思。[※注]同年刘永涛阐释了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并进而说明了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世界政治是一种社会建构，国家的行为、利益以及对外政策优先选择的形成，不仅受制于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物质实力的分配，而且受到规范、认同及文化的深刻影响。[※注]除了论文之外，还出现了阐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性专著，如90年代出版的倪世雄、金应忠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和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等。[※注]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更加深入，基本上完成了对主要流派的梳理和评析工作，形成了对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论的定位和其他非主流学派的阐释。此后，中国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向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例如阐释各学派内部的不同分支，并且深入解读各学派的理论要素。

就相关的研讨会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召开的两次会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04年召开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其批评”研讨会上，唐小松的《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苏长和的《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和郭树勇的《试论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途》，系统地阐释了三大主义的发展、引发的争论以及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2005年召开的“国际关系理论‘非主流’学派研讨会”，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研讨了批判理论、英国学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对主流理论持批判态度的重要学派。会上，郭树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批判理论：渊源、理念及影响》、李滨的《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唐小松的《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章前明的《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刘永涛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基本考察》、庄礼伟的《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和李英桃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其发展前景》等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注]这两次研讨会，体现了中国学界全面阐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阶段性进展。

在21世纪初，在引介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形成了研究建构主义的小高潮。2000年秦亚青翻译的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之后，国内又陆续出版了几本相关译著，包括袁正清翻译的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和秦亚青等翻译的卡赞斯坦等编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等。[※注]期刊也发表了较多的阐释建构主义的论文。几位青年学者以建构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的出版也推动了研究的深入。[※注]

在引进西方理论及观点的过程中，中国学界在90年代对冷战结束后西方热议的“霸权和平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以及新干涉主义等理论进行了评介。对于“霸权和平论”，资中筠认为，虽然美国是冷战后综合国力唯一遥遥领先的国家，但受各种条件制约，并不能为所欲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可能比冷战时期更小。[※注]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学者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注]王缉思编辑的《文明与国际政治》汇集了这一讨论的成果。[※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总体来看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阐释相关问题。例如，基于权力政治理论研究均势与霸权，研究单极、多极等不同国际格局以及安全困境等问题；基于国家利益理论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基于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国际合作与国际组织；基于治理理论研究全球问题；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国际规范等。二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探讨其内涵与组成部分，并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三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研究，探求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与意义，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化。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大体上形成了这样的学科认识，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源泉，中国学者需要运用规范的学科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进而发展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就国际形势的研究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的研究仍然是以宏观视角为主。时代特征、世界格局、主要矛盾、战争与和平等仍是主要议题。[※注]例如，夏安凌辨析了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格局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所有行为体的各种关系相互联系、制约所形成的整体，而后者是整体中主要力量的组合状态或结构态势。[※注]针对冷战后时局的变化，学界讨论了雅尔塔体系的瓦解。有观点认为，新格局与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和平发展将是时代主题，缓和是趋势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新旧争端所产生的紧张、动荡和冲突会对整个形势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不会引发世界大战。[※注]

对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学界注意到了国家主权所受到的影响，认为全球问题、经济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国际组织、意识形态、国家内部分裂都对主权提出了挑战。[※注]干涉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国际现象。[※注]在90年代学界还关注了人权与外交的问题。[※注]

对于安全理论与战略的研究，自90年代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子学科。学者阐释了安全的概念与理论，研究了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综合安全、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等重要的概念与理论。[※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新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的阐释，这对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参与全球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与安全相关的问题，学界还开展了对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注]、伊斯兰极端主义等的研究。

伴随着世界大战危险的消除和世界各国安全观的改变，冷战后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明显上升。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这一时期对联合国的研究增多了。人们探讨了联合国的作用与影响机制，特别是联合国的维和机制。学界注意到了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变化，即出现了赶超主权限制和实施强制维和、武装维和的趋势。[※注]对于联合国扩大影响和承担更多责任，中国学者多数持积极态度，但也有人持审慎态度甚至批评的立场。[※注]

关于学科建设，从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了创建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体系的努力，包括举行研讨会和撰写专著、教科书等。例如，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讨会有1991年召开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和1994年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等。[※注]在这些研讨中，对于是否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人们是有不同认识的。[※注]一种观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但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必然同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相结合，因而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特色的形成不能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实际上，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不需要画蛇添足。[※注]

再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国际政治研究方法。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另一种观点则强调要重视实证主义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学者强调“要特别重视实证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认为实证性的理论也称经验理论，指通过观察、实践等科学手段研究国际现象所获取的观点或思想体系，是“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应当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强权政治观点和所用的实证主义方法，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对于实证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才能辨别是非吸收合理的精华而批判其糟粕。[※注]

在90年代，学者撰写出了一批国际政治学概论性质的著作，包括程毅、杨宏禹主编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1991），冯特君、宋新宁主编的《国际政治概论》（1992），梁守德、洪银娴的《国际政治学概论》（1994），冯绍雷等的《国际关系新论》（1994），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俞正梁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1996）等。[※注]这些著作为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学者形成了倡导与反对两种主要观点。

秦亚青对于“中国学派”问题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二，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2000年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150多年的革命思想和实践以及27年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第三，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观念变化，使我们开始解决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归属困境。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注]

阎学通对“中国学派”是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都是人类的公共产品，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没有国家性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创建者都是美国的学者，但这些理论的创建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是美国理论。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创建理论，我们无法确定何种理论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代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有能力创建有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借助先秦政治思想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是一种普世性的理论，而不是国别性的理论。现在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遇到的问题不是没能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而是没能创建出系统性强的理论。加强方法论、古代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三方面的学习，将有助于我们尽快创建系统性完整的理论。[※注]

从研究方法来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在逐步规范化。除了较多使用案例法（多带有副标题“以……为例”）之外，亦出现了更多运用定量法的研究。阎学通等著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运用事件数据分析方法，分别对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和德国的关系进行衡量，有了一些重要发现，并由此对未来中国与大国关系做出了推测。[※注]进行这样的研究，学者力图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这体现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可喜进步。

二 探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从内容来讲，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体系理论及相关概念的研究；二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三是基于经验事实的问题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一些不同认识和争论，特别是有关方法论的争论。

（一）对体系理论及相关概念的研究

“体系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的学统主体。”从体系的视角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把三大主义都定位于体系理论，并且从整体的视角对它们进行阐释，这是中国学者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特色。2005年出版的秦亚青的文集《权力·制度·文化》，就包括了作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沿革和三种体系理论的总体把握。该书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都是体系理论，但它们所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不同，分别为权力、制度与文化。这三种理论都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能建构国际政治理论，所以它们设定的体系单位都是国家。尽管这些理论对体系的设定有分歧，但它们都具有共时性特征、客观性特征和简约性特征。作者认为，这些体系理论对共时性特征的强调，抹杀了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和进化发展；强调客观性忽视了体系和行为体的互构；而简约性则容易使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单化。这种分析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把握，为解读各学派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宏观的知识背景。[※注]

针对不同体系理论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李少军从国际体系的属性的视角进行了解释，认为行为体有不同的问题和利益，就需要参与不同的国际互动，因而会构成不同的体系。因此从总体看，国际体系是一种多元的存在，并不是单一的体系。对于多元的体系，人们需要多元的解释，因而会形成多元的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义解释的其实是国际体系的不同属性。现实主义解释了权力政治，自由制度主义解释了制度合作，建构主义解释了观念互动。它们相互之间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由于这些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自己的对象，因此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应当以它们作为工具进行综合运用，形成综合解释的模式。[※注]

在对学派分支的研讨中，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家族”成员的关注较多，例如研究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注]针对学界各种不同的解释，2005年刘丰和张睿壮撰文，较全面地梳理了现实主义内部出现的不同分支，从分析层次、研究范围、对国家动机的假定以及对体系状态的理解几个方面，论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分类问题。文章区分了人性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和以体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三类。作者认为，新现实主义代表的是国际政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的是外交政策理论，而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则体现了国家动机的不同假定。[※注]这种梳理和分类，是对体系理论的更精细的研究。

在对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和假定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针对霸权稳定论的假定，即在霸权体系和国际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国力越强，国际社会就越稳定，国际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秦亚青运用统计模型的方法，进行了理论检验。通过回归和相关分析，作者发现霸权国国力与国际武装冲突频次之间的逆相关关系不能得到证实，而时间数列表明，在美国相对国力下降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国际冲突频数增加的现象。[※注]

针对冷战后美国为什么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制衡的事实，刘丰的《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一文从体系层次考察了结构变化对均势生成机制的影响。按照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会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刘丰的研究认为，随着国际结构的极数由多变少，联盟的可获得性会逐渐降低，同时制衡的实力门槛会逐渐增高，再加上霸权国霸权护持战略作用的加强，制衡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结构现实主义所遇到的反常现象，具有理论研究的新意。[※注]

在对规范体系的研究中，阎学通借鉴中国先秦“王、霸、强”的概念，论证了世界主导国与道义规范、双重标准规范和实力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主导国的性质决定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而其自身行为在国际规范演化中则起着样板作用。依据世界主导国的性质变化无既定方向的历史现象，该文推演出国际规范演化无既定方向的结论。根据对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预测，作者认为今后15年国际规范仍将依据美国的性质演化；而2025—2050年，国际规范的演化将主要受中国的性质的影响。[※注]

对于国际规范的传播，杜娟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本土化问题。该文认为，国际规范传播有社会化和本土化两种结果。社会化是以规范的内化为特征，而本土化则是以对国际规范的重构和改造为特征。本土行为体对外来观念的积极建构，会使外来观念和本国的观念和实践达成一致。本土行为体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给外来的国际规范融入本土的传统和规范，最终会产生新的规范变异体，提高本土行为体和本土规范的地位和声望。[※注]

（二）关于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化

中国学者为建立本国理论而做的努力，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研究，探求新的解释；二是深入阐释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国际关系思想，说明对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三是基于国际学界的主流范式，融入中国元素，提出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理论。

1.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在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强调了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创新的过程中，既要反对“东教条”，也要反对“西教条”，要“警惕理论和意识形态中坚持固化、僵化和老化，抗拒变化，否定创新，阻止铸造特色的‘原教旨主义’现象”[※注]。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郭树勇认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至少有四个子系统：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崛起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现状，郭树勇认为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不强，一些人只是选择语录指导研究，未对全面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阐述，而且相关研究成果偏少。与国内情况相反，国外学者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科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这些研究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嬗变。[※注]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李滨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勃恩纳的观点，论证了具有包容性的四个标准：一是辩证方法，认为社会的失衡和随之产生的变革产生于社会的与政治的内在矛盾。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认为生产力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是历史变革的核心。三是把历史的辩证方法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四是致力于社会主义。[※注]基于这些标准。李滨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以下基本观点：（1）国际关系充满着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来源于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而不是给定的无政府结构；（2）目前这种冲突与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造成的；（3）社会主义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最终方案；（4）暴力革命并不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唯一方式，妥协与合作或其他形式的革命也可以促使国际矛盾与冲突得到解决。李滨认为，不应简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与斗争的含义；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国际关系时，要注意从具体的经济活动来分析矛盾与冲突。中国学者应该对世界生产过程、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系统研究，加大对国际正义与世界正义的伦理研究，避免以简单的大批判来代替理论上的说理。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能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注]

2.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当代启示

何方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撰文强调中国的理论必须具备“中国特色”。他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就流行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各种学说和流派。[※注]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叶自成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与西方思想的比较。他认为，2000多年前中国已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国际体系，即华夏体系，也有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春秋时期君主不等于国家的思想，表明国家是高于君主的。当时的国家包括统治权、社稷、领土、人口、军队，且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承认，已经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意义。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不能一谈起理想主义就只知道德国人康德和美国人威尔逊，而不知道中国孔孟的仁义观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不能一谈现实主义就只想起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或美国人摩根索，而不知道荀子、苏秦、韩非子的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观。也不能一谈起地缘政治，尽是德国人拉泽尔、英国人麦金德和美国人马汉，而不知有管子、孙子。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必比中国的《管子》或《左传》更加宏伟、深刻。谈到权谋和对权力的追求，《韩非子》一书中包含的思想也不比马基雅维利差。至于《老子》《孙子兵法》中深刻的战略思想，更是没有什么西方古典著作可以相比。他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起点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研究国际关系不能排斥我们的传统思想。[※注]

阎学通带领他的团队，以中国崛起为语境探讨了中国先秦国际政治思想的当代意义。其成果集中体现为《中国的古代思想与现代权力》（英文）一书。他们的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即研究先秦诸侯国家的政治思想可以为中国外交政策和世界提供指引。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了具有道义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性，认为政治领导是国力的关键，而道德是政治领导的基础。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对于按照道德规范行事的政治领导人来说是次要的，对于决定全球秩序的等级结构也同样是如此。阎学通认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他通过分析诸子的哲学思想，得出这样的启示：一是中国必须倚赖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护自己的和平环境；二是中国应主动建立国际安全制度和规范，并倡导世界和平的实现。[※注]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化的过程中，学界出现了较多的对“天下体系”的研究。康奈尔大学学者阿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评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国际观由“主权”向“天下”变化的过程。文章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主权基础之上，也以此理解国际体系。随着国际社会对主权看法的转变和经由国际组织而产生的“主权让渡”程度的加深，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评论外交领域过于强调“主权”在国际交往中的局限性。基于此，很多学者开始探求国际秩序观的“中国化”。他们试图用中国历史实践构筑国际秩序的中国观念，很多人都提到了源于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天下体系”。这是一个其他多国依附中心国家的国际体系，中心国家是超级大国，享有针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在这一体系中不存在民族主义和主权边界。按照这种中国化理论，“天下”不是平等的国际秩序，但却是善意的国际秩序，可以给依附国带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者认为，现实中的国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体系，反而会将这种说辞理解成一种威胁。“天下体系”作为理论争辩，有其理论趣味和思辨价值，但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尝试是否能真正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有疑问的。[※注]

对于学界以今溯古、以西套中的诠释方式，有批评意见认为，目前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某种程度的误读，如将今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国家间”关系等同于先秦以西周为代表的贵族血缘氏族集团之下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将“天下”理解为“国际”，将当今的民族国家等同于西周分封制下的“国家”。[※注]

3.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

秦亚青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都忽视对国际体系过程和国际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研究。对此，他借鉴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他将过程定义为运动中的关系，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动力和过程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过程的核心是关系。如果说西方社会的核心理念是“理性”，那么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则是“关系”。将这一理念进行概念化处理，就可以确立过程建构主义“关系本位”的基本假定，即国际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确定国家身份并孕化国际权力。这种理论是体系层次的进化理论，分析重点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强调过程的自在性以及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建构作用。[※注]

唐世平认为，我们一直使用的系统的而非进化论的大理论是不能解释整个国际政治历史的。他通过揭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化背后的机制，说明了国际政治系统一直是一个进化的系统。他提出，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来自并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不同时期，而不同的国际政治时代实际上需要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应该成为真正的进化论科学，或“给达尔文应有的地位”。[※注]他在英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中，演绎出了一个来自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原创性的“社会演化范式”，用以说明国际政治的系统性转型，即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从1648年到1945年转变成一个比较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而1945年后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成更加规则化的与和平的世界。该书批判性地同国际政治的主要大理论交锋，对这些理论间的某些“大争论”提出了简洁的解法。[※注]

（三）基于经验事实的问题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界的国际问题研究，随着中青年学者在方法运用上的进一步规范化，出现了日益增多基于经验事实的问题研究。这类研究更接地气，其明显特点就是作者能够通过观察事实，提出比较明确的核心观点，并且能用规范的方法对核心观点进行解释与论证。

在这类研究中，多数属于定性研究。例如，杨恕认为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及动因，既有原生因素，也有内外部的次生因素，具体包括地理环境封闭、文化差异、中央权威不足或衰落以及外部势力介入等。精英势力作为分裂主义的驱动因素，为了谋求国内和国际支持的最大化，利用和操纵领土认同、共有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最终推动了分裂主义的产生、发展乃至于走向国际化。他提出，为了应对分裂主义，必须针对推动分裂主义产生的四个前提因素做相应的工作。[※注]

再如，孙德刚对“准联盟”问题的研究提出，准联盟战略是政治领导人运用次级安全管理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战略理念、机制和行为。这种战略是联盟战略与中立战略之间的“灰色地带”，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隐性选项之一。准联盟战略的实施者试图在“被牵连”与“被抛弃”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既加强安全合作，又避免卷入冲突。与联盟战略主要依靠法律约束力（硬约束）不同，准联盟战略主要依靠的是道德约束力（软约束）。实施准联盟战略有四个主要特征：解决任务的选择性、合作手段的灵活性、战略指向的模糊性和主权让渡的有限性。由于在后冷战时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敌友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联盟战略效力下降，因此准联盟战略日益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注]

在基于事实的研究中，研究者重视对自己的发现进行解释。例如，郎平论述贸易与和平的关系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贸易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和平，取决于两国贸易在国家利益中的定位，即贸易与安全利益的排序。冲突所涉及的安全利益不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贸易才有可能推动和平。[※注]

又如，张春对国际调解进行论证时提出：国际调解的供给方存在能力与意愿不一致的情形，出于自身利益，可能对冲突进行筛选；而需求方对有潜力的供给方可能不接受甚至持反对态度。这种情况导致了供需的不平衡。为解决这种不平衡，应发挥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注]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能够通过统计分析阐释自己的重要发现。例如，薛庆、王震对全球石油行业的国有化进程进行定量研究发现，油价冲击和资源国的民主化程度对国有化概率有显著影响。油价正向偏离其长期趋势的程度越高，资源国就越可能发生国有化进程；而资源国民主化程度越低，则越可能发生国有化进程。基于这一发现，作者认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选择投资目标时要警惕在高油价冲击时期资源国发生再次国有化，并且要谨慎对待在民主化程度落后地区的投资，建立有效的预警和应对机制。[※注]

再如，刘昌义通过对各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减排成本对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减排成本越高，减排承诺和行动水平就越低。相比之下，环境脆弱性和国内民主制度都是次要影响因素。民主变量虽然对各国减排承诺影响显著，但对实际减排行动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言行不一现象，也表明“民主—环境”这一假说并不适用于气候变化问题。[※注]

（四）关于方法的争论

研究方法运用是否规范，是评估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就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而言，也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传统，例如坚持运用对立统一、两重性、内因与外因、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必然与偶然、否定之否定等范畴。[※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与国际学界的研究接轨之后，一些学者针对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然混同于政策研究和基本无方法论可言的状态，开始强调应以科学方法推进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对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论。2003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召开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国际政治学界重视方法的一个体现。

在会议上，一种观点强调要普及科学方法。阎学通认为，现代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更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其他方法相比较，科学方法更强调客观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两个环节，这种方法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要保证研究过程与结论都可以公开检验，因此科学方法要求以共同规则确定标准，而没有相同标准就无法做任何检验。普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改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要提高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准确程度，现在还没有比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方法。目前，有关方法论的教材中，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成系统，其他的研究方法还不成系统。[※注]

另一种观点则比较青睐传统的方法即历史或哲学方法。任晓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不太赞成过分拔高“科学”作用的观点，而更愿意提倡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他认为，方法论上的多样与宽容，会促进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繁荣。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和理论缺一不可。理论得以构建的思想材料不是来自现实，就是来自历史。忽视了历史和理论而进行的研究，能取得成功的实不多见。[※注]

第三种观点主张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结合。秦亚青提出，我们面对着两种事实即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如何对待这两种事实，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涂尔干采取的把社会事实转化为接近于自然事实的方法，其表现形式是实证主义。另一种是韦伯传统，强调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不可混淆，其表现形式是与实证主义不同的解释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实证主义和解释学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认为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人们没有办法发现规律，只能理解意义。实际上，科学派和人文派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可以整合的。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研究开始接受解释学的一些理念，因此也就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融合提供了机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目前应该加强，但不能形成科学神话，不能排斥包括解释学方法在内的其他方法。在方法论上应该提倡多元精神，可以把实证主义、理解学派结合起来，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道路：人文与科学的契合。[※注]

在对国际关系方法论的研究中，李少军从哲学视角阐释了多元方法的合理性。其核心观点是：国际关系事实无论是行为体、行为体的行为还是一定行为所造就的现状与过程，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都具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都包含人的意图在内，具有不可以观察的内在意义。国际关系事实具有的两重性，决定国际关系研究既需要解释外在现象，也需要解释内在意义。进行前一种研究需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后一种研究则需要运用非实证方法。由于这两种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这样的理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方法除了国际学界流行的属于实证方法范畴的案例法、定量法与形式方法之外，还应该包括研究事实的社会意义的诠释方法。把这两类方法结合起来，国际关系研究才能得出更恰当的结论。[※注]

三 基本评价与总结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至今已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其具体表现包括：高校形成了系统的国际政治专业设置与学科点；众多研究机构有了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和较完善的研究方向配置；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构成了学科发展的平台；学术研究和战略对策研究已有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与知识积累。从总体看，学科建设在体制、队伍和研究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

不过，作为新兴学科，它的发展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对它的一个最突出的批评就是中国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批评的含义就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缺乏创新。用此前一些学科评估报告的说法就是，中国目前基本具备了进行独立理论创新的环境，但创新成果少得可怜。[※注]中国学者的研究要么是“尾随西方”，要么就是领导人点题，中国学者自己确立的研究主题非常少。[※注]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不成熟性体现在理论研究的贫困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学科化程度还很低，基本概念的理论抽象性还不够，概括和表达能力比较差。[※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没有元理论创新，中层或微观层面的理论创新也是凤毛麟角。[※注]

由于理论研究在任何学科的建设中都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缺失”的命题就成了进行学科评估必须讨论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需要思考：一是怎样解读“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概念；二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即中国是不是真的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三是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里首先涉及怎样理解“理论”的界定。按照词义，理论是指由一组命题构成的、针对一定对象的系统说明。对于任何学科来说，都需要确立这样的东西。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理论就是由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组命题构成的、针对国际互动的系统说明。如果用这样的界定来解读“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在学科研究中应该存在很多，或者说是存在具有不同层次和功能的理论。人们通常所说的国际关系“大理论”，是指体系层次的理论，它是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解释。与这种宏观理论相对的是解释具体互动的中层或微观层次的理论。如果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指可媲美西方大理论的中国的大理论，那么这样的理论现在肯定是没有的。国内具有新意的体系理论研究要得到学术界较广泛的认可还有一个过程。但如果是指中国学者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解释具体互动的中层或微观层次的有创新性的系统说明，那肯定是有的。如果否认这一点，那等于说中国学者这几十年的研究根本不具有学理性。

对于中国国关学者所撰写的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人们之所以感觉存在理论研究缺失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研究创新不够。在这里有两个事实可以表明这一点。

第一，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程中，任何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都伴随着大争论。然而，在中国学界却不存在这样的争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没有提出可以引起争论的东西。尽管学界在有关中国学派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观点，也有少量的学术批评，但这些都不关乎实质的理论创新。

第二，博士论文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创新性。然而，中国的一些博士论文却存在明显的“理论评介式”倾向，主要定位于对西方理论进行介绍和评述，而不是基于经验层面上的问题进行理论创新。[※注]这种情形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缺乏创新的现状。

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学界有较多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对马克思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研究已奠定了理论发展和形成中国学派的坚实基础。但学科研究现状的事实表明，仅有这些来源是不够的。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正确对待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经验。他认为，一方面，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思维。中国学者所做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但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其二，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注]

回顾过去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理论研究进程，可以发现，不论是前30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还是后30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研究，大多数成果都是诠释性，即在理解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包括把一些零散的思想系统化，纠正一些理解上的错误，也包括阐释出原著的一些新的意义。这些研究成果虽然都是理论性成果，但从创新的角度讲情况却不理想。就这种性质的研究而言，要有所创新，就要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解释，而要提出这样的东西，仅仅从概念到概念是不行的。研究者只有联系实际，才有可能发现原有理论的不足乃至错误，并进而创立新理论。在这里，基于经验事实进行论证乃是关键。观察此前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研究缺乏实证精神，理论与事实相脱节，很多研究只是进行笼统、空泛的概念阐释。正是这种缺失，严重阻碍了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创新。

对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的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有相关的批评与讨论。资中筠强调，二十多年的引进，已有了足够的积累。要食洋而化，作为自己的营养，然后把它撇开，自己直接面对现实，跟实践打交道，得出自己的结论来。[※注]

“直接面对现实”，这应该是进行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的精髓就是要把研究建立在扎实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它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对待世界的哲学观念。张睿壮指出，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陈旧，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哲学和历史方法上，仍处于“前实证”阶段。大量的规范研究，使得我们的学术论坛充满了“我认为”“你认为”的主观见解和主张的各自表述，而鲜有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科学理论；思辨的分析因各人角度不同而“见仁见智”，无法形成对话；纵有少量以历史归纳方法去总结规律的研究，也受到了传统方法不够严密的局限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因果逻辑的削弱。这种情况使得我国国际关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著述中充满了大而空因而无法操作的概念、未经排伪的因果结论和不可证伪的理论命题。[※注]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要有所创新，研究者只有通过对事实的观察，才有可能发现疑惑，并提出针对疑惑的有新意的观点与思想。研究者针对疑惑进行综述，才能表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多年来，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强调要有“问题”意识。实际上，创新并不是体现在问题上，而是体现在对问题的回答上。由于强调问题意识，现在多数论文都有了“问题”，但却未必有疑惑，没有疑惑就不可能作出有新意的回答，当然不可能有创新。所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需要实实在在地解决好方法论问题。

总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缺乏的不是理论诠释能力，而是观察与解释事实的能力。要解决方法落后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找到新的理论源泉，而在于掌握观察事实、提出观点的方法，通过切实的发现开辟理论创新之路。即使是用诠释方法研究事实的社会意义，也不能脱离事实。只有直面国际互动的丰富而生动的事实，中国学者才能找到创立自己的理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