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研究对象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研究的状况。[※注]六十多年来，伴随当代中国的成长特别是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中国外交研究也在持续成长，其间虽有重大波折，但仍弦歌不辍，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

一 中国外交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阶段

1.起步与初创：1949—1966年的中国外交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新外交的实践历程，也意味中国外交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随后的17年间（1949—1966年），中国外交研究在诸多方面均程度不同地取得进展，并与此前的中国外交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注]

首先，新型研究机构陆续建立。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翌年，中国人民大学立校，设外交系，并组建中国外交政策教研室。1955年，外交学院成立，并设立了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1956年，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注]196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1965年转属暨南大学）先后成立。1961年、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先后成立亚非研究所、[※注]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上述机构的建立，为中国外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次，新的学术平台形成。1959年之前，中国大陆的国际问题类学术期刊数量极少，更无专门的外交类学术期刊。涉及中国外交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世界知识》《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等期刊和《人民日报》上。1959年，《国际问题研究》创刊。到1966年为止，该刊共发表了有关中国外交研究的文章26篇，主题包括中日关系、中印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干涉、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就特定议题发表的官方声明及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注]

再次，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研究专著先后问世。其主题绝大部分是现实性问题，具有鲜明的政策取向，研究方法则以梳理和诠释为主。此外，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编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1840—194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57）》。它们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但只作为内部试用教材，并未公开出版。[※注]

最后，积累了一定的研究资料。比如，1957—196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10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献集》，其中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协议，重要照会，外交方面的重要讲话，并附有中国外交大事记。此外，创办于1936年的《世界知识手册》自1958年起更名为《世界知识年鉴》，其中载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资料。

2.重挫与徘徊：1966—1978年的中国外交研究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外交研究遭受巨大波折。其间：外交学院被解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涉外研究机构或被停办，或被撤销；《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知识》《东南亚研究资料》等纷纷停刊。研究环境的恶化、研究机构的急剧萎缩，直接导致研究成果乏善可陈。

3.发展与繁荣：1979—2013年的中国外交研究

1978年年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外交开启了新的征程。与之相呼应，中国外交研究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1）学术机构和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学术机构建设方面，自197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名为欧洲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名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原隶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苏联东欧研究所（现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也于1980年成立（现名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些地方社会科学院、知名高校以及中共中央党校也先后成立了国际问题类研究机构。1999年，具有半官方色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成立。进入21世纪以来，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察哈尔学会、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等民间智库悄然诞生。上述学术机构均将中国外交尤其是当代中国外交列为研究重点。

在学科建设方面，自1979年起，随着国内知名高校陆续复建国际政治类专业，中国外交研究的学科建设渐次展开。198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设立外交学学科。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设置国际政治本科专业的高校共有49所，设置外交学本科专业的有9所，还有一些高校根据自身科研工作的需要主动设置了其他国际政治类本科专业……获得一个以上国际政治类二级学科点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大约有20家，获得一个以上国际政治类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的单位有75家”[※注]。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外交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了机制和人才保障。

（2）一大批学术期刊创刊或复刊

1979—2013年的35年间，几十种与中国外交研究有关的国际问题类学术期刊先后创刊。其中：1970年年末有3种，《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阿拉伯世界》（现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1980年有9种，《西亚非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东欧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西欧研究》[※注]《外交学院学报》《国际政治研究》《南亚研究季刊》《今日东欧中亚》（现名为《俄罗斯研究》）；1990年有8种，《亚太研究》（现名为《当代亚太》）、《国际观察》《当代中国史研究》《太平洋学报》《政党与当代世界》（现名为《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论坛》《东北亚论坛》。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科学》《公共外交季刊》《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相继创刊。此外，《东南亚研究资料》（现名为《东南亚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先后于1979年、1981年复刊。举凡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都有了相应的专业研究期刊。

（3）研究资源日益丰富

由权威机构编纂的《周恩来外交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先后出版。《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也先后问世。

当代中国外交档案开始解密并向公众开放，民国时期的外交档案陆续出版。2004年1月、2006年5月、2008年11月，外交部分三次向公众开放了1949—1965年的外交档案，共计76748件。[※注]此举结束了以往中国研究者探讨中美、中俄（苏）关系时只能依靠美国或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学者对重大外交史实的话语权。此外，自1987年起，外交部每年编写出版一卷《中国外交》。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外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选编（第5辑，第1—3编）：外交》，为民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些外交当事人的回忆录出版。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唐家璇的《劲雨煦风》和李肇星的《说不尽的外交》。

官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问世。1988年，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面世，“这是第一本由官方编纂的外交史，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和框架”[※注]。之后，由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3卷陆续出版。由于这部外交史的主编裴坚章（第1卷）、王泰平（第2、3卷）为中国外交史研究专家，另有资深外交官参与其事，加之使用外交档案的便利，因此，它的权威性受到广泛肯定。

（4）学术交流日益活跃

2000年成立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其前身为1980年成立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2003年成立的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每年均举行年会。外交学科建设年会截至2014年4月已举办了12届。由清华大学发起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自2008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在上述学会团体举办的活动中，中国外交都是重要议题之一。其他全国或地方性的研究机构举办的与中国外交研究有关的学术活动更是不计其数。

在国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的同时，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中国研究者不断走出国门，或进修，或攻读学位，或访（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国外中国外交研究者也不断被请进来，举办专题讲座和参加学术会议；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被译成中文发表或出版。中外合作研究也不断取得新成果。[※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等主流期刊的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中均有数量不等的外籍专家。

上述交流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成果的数量大幅增加，研究主题更加丰富；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二）当前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队伍

目前，中国大陆的中国外交研究者主要分布在高校和智库两类机构中。

在中国大陆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是中国外交综合研究的重镇。吉林大学的东北亚研究，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南亚研究，西北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东研究，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也因特色鲜明而在学界享有盛誉。

中国大陆国际问题类（内部均有中国外交研究的机构或人员）智库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其中官方智库在数量、研究能力及影响力等方面均占压倒优势。在官方智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民间智库数量有限，但已有不俗的表现。比如，专司公共外交研究的察哈尔学会，在学界乃至政策部门的影响力都在不断上升；上海大观研究院发起的“中国外交系列对话”，也已引起学界的关注。

从学科归属看，中国外交研究横跨政治学、历史学两大一级学科。由于国务院学位办于2013年进行了学科目录调整，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仅保留了国际政治一个二级学科，因此目前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学者大多厕身其中。

由于所服务的机构和所在学科的差异，学者们在研究主题、重心、方法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说，智库内研究者更偏重于现状或对策研究[※注]；高校研究者更偏重于历史、理论或者战略研究。

（三）中国外交研究的基本类型

一是历史研究。由于中国外交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更偏向于历史学科，因此它主要是由历史学者完成的。鉴于此前已有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过较为系统和权威的综述，故本章不再涉及。[※注]

二是现状研究。这类研究既涉及双边外交，也涉及多边外交；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多个领域。

三是对策研究。一般是指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对“中国外交如何做”提出看法。它既可能涉及非常宏观的战略问题，也可能是非常具体的政策问题。

四是外交理论（思想）研究。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中国最高领导人、主要外交官员、知名理论家或思想家，关于中国外交的思想、观点的综述和分析；第二种是对中国外交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由于研究习惯等原因，中国外交研究者在很多时候把上述几种类型的研究置于同一篇（部）著述中，对策研究往往与现状研究相结合。这也增加了在学术史研究中对相关作品进行分类的难度。

二 中国外交研究的主题与基本观点

（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研究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状况，是制定中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基础。因此，这一主题历来为研究者们所高度关注。从学术角度看，相关研究涉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注]等多个方面。

1.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历史，涉及三个主题：一是古代中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关系。杨军认为，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与政治地理概念，华夏先民确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将与周边民族或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处理和其他地区间的关系；试图将方国、郡县、羁縻等国内的地方统治模式推广到整个东亚地区，至明清最终形成了宗藩关系。[※注]二是近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状况。代兵等将19世纪中叶国际体系形成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注]计秋枫等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体系与起源于西欧的近代国际体系迥异。在近代国际体系向东亚扩展的过程，两个体系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避免。中国经过惨淡抗争之后，逐渐从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加入近代国际体系。[※注]三是当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陈启懋认为，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反对到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历史性变化。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也是中国调整国际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对中国拓展对外关系有重大意义。[※注]

有学者引入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历程。朱立群认为，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巨大变迁的事实。这就需要转换研究视角，将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分析转换成自下而上的过程性分析，即转向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实践过程，借以形成了新的身份并反过来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仍以学习和遵约实践为主要特征，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共有知识和共有身份的形成。[※注]她与合作者还采取定量方法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状况。[※注]

关于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地位和作用，庞中英认为，中国正加速融入国际体系，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并未解决。他区分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内涵，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则尚未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注]

关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选择，学者们普遍认为，为实现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中国应做“尽责的利益攸关者”、负责任的大国，而不能做“搭便车者”。袁鹏指出，作为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力，中国应把握角色转换，并适时进行战略调整。[※注]李少军等认为，鉴于国际体系的多重属性，中国在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行战略选择时，应以观念建构为先导和铺垫，以制度合作为过程和手段，以实力建设为保障和底线。[※注]苏长和认为，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性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以及扩大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维持包容性的合作关系。[※注]

2.中国与国际制度（机制）的互动

国际制度（机制）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国际制度（机制）的互动。门洪华选取压力、认知和国际形象三个变量，将1949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程划分为相对孤立、消极参与、部分参与、全面参与四个阶段，并概述了每一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在他看来，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之间几经摇摆，但从未停止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注]焦世新认为，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中国基本上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在对中国加入国际机制的行为进行量与质的评估后，他得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最深刻的变化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这一重要结论。[※注]

苏长和把中国与国际制度放在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中国接受国际制度会对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并就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过程中的遵守和承诺问题提出了研究构想。[※注]他认为，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外交新思维”——主张在多边制度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已经形成，并产生了“中国新外交”——在新思维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其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个“自由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这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注]

3.中国与国际规范（规则）的互动

国际规范（规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也是国际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张小明认为，中国崛起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核心，在于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作为非西方大国，中国面临着国际规范变迁这一主要由西方构建出来的社会事实，因此不得不选择应对国际规范变迁的政策，而这又将极大地影响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注]

康晓发现，在内化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过程中，中国产生了掌握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权的诉求，形成了积极的国家利益认知，做出了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注]陈拯探究了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的互动问题，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还建议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与国际制度规范关联性问题时，应更多地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中心，从国内—国际互动的视角审视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这一历史性命题。[※注]

在探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还有学者阐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秦亚青认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意义深远的调整，包括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这些调整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推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注]

（二）中国外交的诸种观念形态研究

1.中国的外交思想

（1）中国古代外交思想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叶自成和阎学通。叶自成既系统探究并比较了春秋战国时期各流派的外交思想，[※注]也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外交思想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异同。他试图采用当代国际政治通用的话语来阐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以搭建一个可供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行对话的平台。[※注]阎学通等在编写《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基础上，出版了专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对其后至19世纪中叶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2）中国近代外交思想

中国近代外交思想是指1840—1911年在中国境内形成的外交思想。相关研究以个案为主。具体地说，就是研究曾国藩、李鸿章、曾纪泽、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等政治家、外交家的外交思想。还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中的均势观，认为西方均势观念的引入，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应对国际时局的要求，受到了部分参与内政外交的清朝官员士人的推崇，成为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总体说来，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学科。

（3）中国现代外交思想

现代中国外交思想是指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间在中国出现和流行的外交思想。与近代外交思想研究类似，这方面的研究仍聚焦于著名外交家与知识精英。岳谦厚系统探讨了顾维钧外交思想的主要层面及对其外交行为的影响。[※注]罗珍、肖刚等较为细致地考查了胡适、蒋廷黻、张季鸾、王芸生以及“战国策派”等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外交思想。[※注]此外，熊志勇、李颖对孙中山的外交思想进行了概述。[※注]

中国现代外交思想研究的主体依然是史学工作者，国际关系学界在这方面的贡献较为有限。此外，这一研究的重大缺失，就是对蒋介石这一民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仅个别学者有所涉及，[※注]尚无专门作品问世。

（4）中国当代外交思想

中国当代外交思想是指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人物的外交思想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注]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因而他的外交思想自然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叶自成、宫力、刘建平、牛军等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作了程度不同的概括。[※注]华翔等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内经验中存在的官僚政治与群众运动的两难选择为线索，分析各个时期两者的关系对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的影响。[※注]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研究的重点之一。[※注]裴默农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分为传统文化的熏陶、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三个方面。[※注]隋新民则从外交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他认为，具有很强个性化特色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以传统文化内涵的哲理、和合精神为核心，兼容并蓄了异域思想之精华，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注]詹世亮认为，周恩来有关外交工作的精辟论述，为外交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理论渊源。[※注]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研究的重点。1996年，王泰平主编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出版。1999年，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编写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注]2004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也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主流期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叶自成认为，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方法：对其中仍然对今天的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和基本指导意义的必须继续坚持；对其中未能对新的形势进行分析和论述的，应当根据实践的情况加以深化和发展；对其中某些论述的特定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应当进行新的思考得出新的结论。[※注]曲星认为：邓小平关于时代特点的基本判断，为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我们不应该因为局部的战争、动荡和紧张而否定全局的和平、稳定与缓和；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注]此外，刘华秋等也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概括，对其形成背景及影响进行了阐释。[※注]

江泽民的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2004年，外交部组织编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外交理论学习纲要》，对江泽民的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释。2006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举办“江泽民外交风格”研讨会，与会学者梳理了在江泽民的领导下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及相关经验，并从理论、实践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

“和谐世界”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中国外交的新理念，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多。涉及的主题大体有：和谐世界的内涵、思想来源与基础；[※注]和谐世界与相关理念的比较分析；[※注]和谐世界与大国关系[※注]和地区秩序、[※注]中国外交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注]胡宗山认为，和谐世界理论与和平发展道路理论，与此前的和平外交理论共同组成以“和平外交、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关键词的“和”外交理论体系。它反映了中国大国品格、古国底蕴、发展中国家诉求和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引领中国走出了一条极富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道路。[※注]

除上述个案研究外，还有学者从整体上探讨了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比如，章百家认为，新中国外交60年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一个古老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过程，其中最能反映成长特征的是思想观念和认识方法的变化。[※注]任晓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外交理念发生了五个重要转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从意识形态主导到经济发展优先的转变；从反国际体系到融入国际体系的转变；从阵营外交到全方位外交的转变；从双边外交到双边与多边结合并日益突出多边外交作用的转变。[※注]

中国当代外交思想的研究者，既有国际关系学者，也有历史学者，但以前者为主。这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学者没有厘清外交思想与外交理论、国际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理论的关系。

2.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这一概念缘起于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外交学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2011年，时任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撰文指出，要把近年来的外交工作实践和创新及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注]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必要性与意义，秦亚青指出，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时刻，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已是迫切需要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解决中国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也使中国外交能够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理想服务。”[※注]王红续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中国视角，立足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外交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思想体系。它是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锐利武器。[※注]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秦亚青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来源，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坚实的实践基础。”[※注]杨洁勉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物质基础，主要指中国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积聚起来的物质力量；二是精神（即理论）基础，包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所总结的外交思想和理论，中国外交实践者和研究者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和引进。[※注]

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内容，杨洁勉认为，经过数代领导集体在外交理论上的发展以及丰富的外交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以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注]王红续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为指导，遵循由理解客观事物的本质（本体论）到把握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认识论）再到改造客观事物（过程论）的内在逻辑，将有关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有机地整合起来。要把宏观研究与微观、中观研究相结合，将理论阐释和实践分析紧密结合，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和外交过程三个基本维度构建这个理论体系。[※注]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杨洁勉认为，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具有凝聚中国特色、强化指导作用、增加世界意义三重历史使命。据此，中国外交理论创新也有三个相应的阶段。他预言，中国外交理论在“走出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将不断淡化中国的“特色”，不断增加世界的“共性”，借鉴和融合它国的外交理论，从而达到“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整体性。[※注]

3.中国的外交哲学

1998年春，《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喻希来、吴紫辰关于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问题的文章，[※注]旋即引出张睿壮的批评。[※注]稍后，喻希来、吴紫辰又对张睿壮的批评做了回应。[※注]上述文章争论的焦点有两：中国到底应该奉行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中国外交应该推崇和追逐权力和国家利益，还是应该强调中国固有的道德理念？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中国思想理论界就“对日新思维”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厕身其中的张睿壮再次强调了他一贯坚持的注重实力、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注]在此前后，国际关系学者对与中国外交哲学相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门洪华阐述了研究中国外交哲学的必要性与意义。他认为，要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等方面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结合等方面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具体表现，以求深刻把握中国外交的脉搏。[※注]

郭树勇概述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历程，认为中国对外关系从近代开始进入改良与自强、革命与战争年代，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随之发生历史性嬗变，“富强”成为核心目标。但中国的和平主义文化精髓始终不变，它与以主权原则为核心的现代制度一起，规定了中国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将始终奉行和平对外战略。[※注]门洪华指出，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情势下，强调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重、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协调的中国外交哲学正在形成。[※注]郭学堂则专门论述了“国际主义与中国的外交哲学”的关系，强调“和合”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外交哲学的重要意义。[※注]

时殷弘认为，中国的外交哲学应当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或经过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的对外目的”。[※注]他还阐述了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和创新型国家两个“双重的自我认定取向”，并将其与“根本性的国家目标”——必须在既定的基本环境中追求实现和保持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并且争取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和“中国的世界态势”——对西方发达国家既有防范又有斗争也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总的来说应多于防范和斗争，并列为“中国在21世纪应有的外交哲学”。赵汀阳提出，中国的外交哲学应该超越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从理论上为中国外交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天下主义”视角，对未来中国外交哲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探索。[※注]

4.中国外交的价值观

对于中国外交有无价值观，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李北方认为，中国外交价值观尚不清晰，且未能很好地体现在外交实践中。由于缺乏价值观支持，中国外交只能依赖利益，因而难免被置于道德上的被动境地。[※注]宋国友强调，中国外交可以拒斥西方式价值观，但作为崛起大国，无论是基于消释外界疑惑的考量，还是就扩大影响力而言，都有必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价值观，而且越早越好。[※注]这等于含蓄地承认，尚不存在中国外交价值观。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王红续、李景治等认为，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思想，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交往的核心价值理念。[※注]

对于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内涵，学术界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有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发掘中国外交价值观。余潇枫认为，应把“和合主义”确立为中国外交伦理的价值取向。[※注]阎学通认为，中国应借鉴自身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注]有学者则试图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概述中国外交价值观。李景治、王红续认为，曾经引导着过去和现在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抉择的价值原则，将继续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决策指南。[※注]郭学堂则认为，新的形势要求中国外交必须选择国际主义政策，强调合作与多赢，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注]还有学者从执政党的政治报告中进行演绎。俞新天认为，中共十八大报告虽未直接使用“对外价值观”这一概念，但相关主张实质上属于价值观范畴，包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平发展。

在思考如何构建中国外交价值观的过程，学者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和观点：一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价值？石斌认为，中国外交实现价值创新的本土资源异常丰厚。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如“和为贵”、尊“王道”而反“霸道”、“天人合一”等，与人类根本需求是一致的。应当运用现代观念、现代化的表述方式和表现形式去阐释、“激活”传统。[※注]二是如何对待西方的外交价值观乃至国际社会的价值和规则？在张小明看来，尽管中国已经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但是，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认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与行为规则，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会表现为积极融入又被动适应、甚至试图改变现状的矛盾过程”[※注]。石斌认为，“对于西方的外交价值观，特别是对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所预设的条件，我们无疑只能是有选择的接受”[※注]。三是如何处理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关系？学者们大多认同“国内价值应与国际价值一致”的判断。牛军认为，中国外交中的伦理与价值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的伦理与价值，更不可能背道而驰。[※注]章百家指出，近代以来的最重要经验是，中国“伦理价值的取向要与世界潮流相一致，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善待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伦理价值遗产，并使之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和世界的潮流相结合”。[※注]四是如何处理国家利益和外交价值的关系？石斌认为，利益和价值并不矛盾。“物质利益与文化价值观往往交互作用，共同塑造外交政策。”[※注]金一南进一步指出，利益判断应该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和出发点。中国外交较多关注价值判断，但对具体的国家利益判断却不甚清晰。[※注]连玉如认为，中国外交价值与利益是可以统一的。[※注]

关于如何践行中国外交价值观，张春提出了三种战略选择：一是继承既有秩序中有着先进意义但很大程度上为既有秩序主导者所放弃的道德原则。二是拓展既有国际体系中逐渐为少数行为体所把持的俱乐部性质的道德原则，使其为更多国际行为体所共享。三是围绕当前国际生活中日新月异的新发展和新挑战，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展出新的、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道德原则。[※注]任晓主张占据道德高地，重视和善于推销自己，使我们道义上正确的事实广为人知。[※注]

（三）中国外交的制度形态研究

1.中国外交制度的整体状况

赵可金以合理性与合法性互动为主线，考察了新中国外交行为的制度基础，并试图发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他还从外交价值原则的确立、外交组织体制合理性的定位、外交运行机制合理性的定位以及外交制度合法性的挑战等层面，系统考察了新中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运动。[※注]白云真认为，外交制度的合理建构有助于促进中国外交健康且持续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有效且理性的塑造。为此，他尝试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诠释与理解中国外交制度的创建、发展及其创新，以历史的视角回顾与审视中国外交制度建设的进程。[※注]

2.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与影响因素

决策机制是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的重点。张历历、宫力等对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决策作了详细介绍。[※注]牛军结合冷战史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外交的决策体制。[※注]

有学者对中外外交决策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张历历认为，要深入理解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比较两国的外交决策机制。21世纪初期，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内出现了决策领域扩大等变化，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创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具有长期稳定、高端、保密、中国共产党起核心领导作用、决策核心突出有力等特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以总统为核心，具有庞大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军事和情报部门作用巨大、研究力量雄厚等特点。研究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可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完善提供借鉴。[※注]

关于影响中国外交决策诸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两类：一是整体性研究。王逸舟认为，影响当代中国外交的有结构性、器物性、体制性和个体性四类因子。[※注]而在郝雨凡看来，社会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国内因素中一个日益重要但关注不够的变量”。所谓社会因素，“指的是在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层以外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公众舆论、商业团体、智库型研究机构、媒体和学术界的专家等舆论塑造者、组织机构内部的技术官僚，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类似接触外部世界的次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等等”。[※注]王存刚认为，根据影响力大小，可以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行为体区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种力量，其中：核心力量包括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部及有关部委、军队系统；半边缘力量包括国有大型企业、省级地方政府；边缘力量包括智库、大众媒体和普通公众。[※注]二是专题性研究。具体地说，就是探讨多种分析单元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问题。王逸舟认为，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市民社会是推进中国外交转型的内部社会原因。[※注]齐建华、王军、蒋昌建和沈逸、王存刚等对中国的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政策）之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注]孙哲、陈广猛、陈志敏、苏长和则分别探讨了军队系统、智库、地方政府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注]赵宏、李欣则分析了利益集团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注]

关于中国外交决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牛军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的发展有赖于多学科的相互交流，需要采用多种方法和视角，其中历史研究不可或缺。[※注]李少军认为，分析中国对外政策，需要考察中国的对外关系哲学、国家利益、国力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分析每一因素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以及相互关系。[※注]秦亚青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出现了国内国际的大互动。这就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必须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认知差异。[※注]张清敏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需要纳入国际比较外交政策研究之中。无论是建设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两者的结合都是必要的、有益的。[※注]

（四）中国外交的战略研究

1.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

直接以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为主题的著述并不多，相关成果散见于有关中国的国际战略、对外战略或者大战略等方面的作品中。

李忠杰认为，21世纪的中国应有自己的全球战略，其中心目标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他还从12个方面构想了中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内容，并说明了在制定和实施21世纪全球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战略策略原则。[※注]庄悦群认为，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位势，是当代中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点。[※注]

2.中国外交的地区战略研究

庞中英认为，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应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重点，中国在该地区应奉行灵活的多边主义。[※注]沈陈建议，中国应根据国力的许可，逐步增加和改善在亚洲的公共产品供给，把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看成是深化睦邻友好政策的有效方式。[※注]肖欢容指出，未来的中国外交应当奉行亚洲地区主义战略，这是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大国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手段。[※注]但在张蕴岭、唐世平看来，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和政治）都同时存在的唯一地区。由于同时追求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中国制定的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方式很难在其他任何地区使用。[※注]

在探讨中国对亚洲的外交战略中，学者们还思考了中国的亚洲次区域外交战略。比如，吴冰冰认为，由于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失衡只能通过战略性平衡重构来解决，中国应当顺势而为，坚持相互尊重、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对不同类型的中东国家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平衡发展与各类中东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还应当努力建构中、美、俄三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合作、协调和制衡机制。[※注]在中国的南亚外交战略、东亚外交战略、中亚外交战略等，也都有数量不等的相关成果问世。

关于中国对欧盟的外交战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专家建议，中国需要制定一项能够充分反映欧盟现有实力及其发展潜力的对欧长期战略，并以“联合声明”或“中国对欧关系报告”等形式公开发表，强调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国重视发展对欧关系并非权宜之计或打所谓“欧洲牌”，而是基于对欧盟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中国自身长远利益做出的重大决定。[※注]陈志敏等则勾勒了中国的欧盟政策的架构与重点。[※注]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对欧战略研究中，对中东欧的战略研究成果暂付阙如，仅有数量很少的政策建议[※注]。

关于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战略，吕晓莉认为，新时期的中非关系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进下健康发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来自西方大国的挑战。正视竞争、立足共赢、理性应对西方的挑战，应当成为新时期中国对非战略的重要任务。[※注]李安山提出，中国的非洲战略应注意以下方面：经济与政治要两手抓；加强中非战略合作，积极稳妥地支持非洲一体化；不要过于在意西方的批评而忽略自身优势；不要过于在乎大国关系却忽略其他因素；适当采取结盟方式以利于保护国家利益；不要过于在意部门利益而忽略国家利益；在加强对非援助的同时大力宣传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理念和经验。[※注]

关于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外交战略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3.中国外交的周边战略研究

周边对中国和平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周边外交战略的思考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演进历程，张颖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边倒”战略确保了中国北部边界的安全及总体国家安全环境的获得；政权基本稳固后，新中国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外交政策；日内瓦会议前后，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为标志，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战略。[※注]

关于未来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学者们给出不同的建议。沈丁立指出，中国在周边外交领域应奉行“双环战略”。第一环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与中国直接相接的20个国家。中国应在保持自身稳定的同时促进主要合作伙伴及周边的稳定，实现互利共赢。第二环区由第一环外与其直接接壤的亚洲国家组成，包括伊朗等国。中国宜采取“合作与扩展（expand）”的战略。在实施周边外交战略过程中，中国既要讲利益、讲价值、讲原则，又要塑造制度、塑造机制、塑造合作。[※注]钟飞腾等认为，中国需要根据自身和周边国家安全需求的层次性、阶段性等具体情况，来制定周边外交战略。中国可以把本国相关发展区域作为跨国安全合作的单位，与邻近国家进行安全合作，逐步超越美国的“雁行安全模式”。[※注]王俊生还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周边战略建构中的环境、目标、手段和能力等问题。[※注]祁怀高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周边战略需要在国内与周边的统筹、海权与陆权的并重、双边与多边的结合、相互认知与反应的调适、软硬两种实力的匹配等五个方面展现新思维。[※注]周方银认为，面对周边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需要以组合而非单一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政策手段上把坚持互利共赢、保持威慑、进行适度战略安抚三个方面有效结合起来。要平衡处理邻国关系，兼顾大国与中小国家的不同利益考虑。与此同时，还应分清不同战略方向的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手段的相互配合和优化组合。[※注]

在探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学界还就中国亚太战略、东亚战略，中国的中亚战略，中国的南亚战略，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

（五）中国外交的形式与内容研究

1.中国的地方外交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外交”（“非中央外交”“次中央外交”）兴起，并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外交’越是卓有成效”。[※注]这种“地方外交”对于中央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陈志敏指出：“通过将地方经济融入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努力，沿海省份帮助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注]苏长和认为，地方外交的兴起和发展“有助于中央政府采取更为开放的国际政策”。“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利益联系会对中央政府产生压力，以促使中央政府采取更多降低地方国际化交易成本的措施，也即建立统一的市场规范。”[※注]王存刚认为，省级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除了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外，更因为其主要负责人均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大直辖市和广东省的党委书记则为政治局委员，并且他们都有升任更高政治职位的可能。[※注]

部分学者对中国地方外交进行个案研究。王子昌在研究广东的具体情况后发现，在中国现行的行政架构下，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了一个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大方向和重点，而地方的发展需要则决定了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频率。在现行的政企关系中：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仍是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主体；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延续主要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地方领导人的更替可能会影响到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成效，但不会影响地方对外经济交往的方向和重点。[※注]

2.中国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近年来中国领域外交研究的一个热点。2010年，察哈尔学会编辑出版《公共外交季刊》，并组建了一支由国内外知名公共外交学者组成的专业研究团队。2011年，该学会又推出了中国第一本公共外交教材《公共外交概论》。

钟龙彪等认为，中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虽未正式使用“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但有相关实践。在经过了宣传新中国与支持世界革命、促进改革开放与维护世界和平、介绍说明中国与倡导和平发展三个阶段之后，中国公共外交日渐摆脱传统的“宣传”观念的影响，越来越接近现代公共外交理念。[※注]曲星认为，内外并重、追求共赢是新时期中国公共外交的两大特色。[※注]

唐小松指出，中国公共外交存在“合作”与“竞争”两条战线。目前中国在竞争性公共外交战线处于被动局面，在合作性公共外交战线则成效显著。未来中国必须针对竞争性公共外交对象进行设计；提升公共外交的战略地位，对其增加投入；淡化政府身份，多以非政府形式操作；不纠缠话语信息的是非曲直，以行动服人；与对手建立民间利益共生体。[※注]曹玮等认为，应将增强政府合法性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首要追求目标。[※注]檀有志认为，中国公共外交应着眼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行精巧的顶层设计。[※注]黄忠等认为，中国应主动设置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外交话语权，倡导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等概念，阐明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注]李志永认为，中国在重视政府公共外交的同时，急需拓展涵盖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立体公共外交局面，尤其是拓展企业公共外交，以弥补政府公共外交的不足。[※注]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孔子学院、上海世博会、华人华侨等对中国公共外交的意义；檀有志、周厚虎则从提升软实力角度论述了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注]

学者们还探讨了中国公共外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之道。郑华认为，当下的中国公共外交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议题，如：以何种方式整合公共外交的研究选题？在公共外交中，“精英路线”和“平民浪潮”二者何为先？在“垂直化”和“网络化”并行的二元实施结构中，外交官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团体”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精英为首要、平民为基础”的目标群体双轨并行模式，加大外交官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培训力度。[※注]莫盛凯也认为，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热情，又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注]

3.中国的经济外交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外交研究受到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先后成立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外交学院主办了首届经济外交论坛演讲会。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分别发布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多本经济外交教科书先后出版。[※注]

何中顺探讨了新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注]薛磊概括了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外交的新特点，认为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谈判进程、推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开展能源外交及实施“走出去”战略等方式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框架下影响国际经济规则。[※注]吴白乙等认为，近年来中国更加强调外交工作“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出现了观念更新、制度改进、决策多元和形式多样化等显著转变。[※注]此外，王树春探讨了经济外交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注]

江瑞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外交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全球化受挫增大经济外交需求、多极化演进扩展经济外交空间、区域化发展拓宽经济外交平台、开放度提高凸现经济外交地位、影响力增强提升经济外交能力。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全球经济风险逐渐增大、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国际金融失衡日趋严重、能源资源瓶颈再度凸显、气候环保压力空前强化。如何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对于确保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多层面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至关重要。[※注]薛磊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兼顾海外直接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全球配置，从原先侧重于贸易、投资等局部性、领域性问题向体系层面的建构和协调发展，立足东亚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协同化进程，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向更为公平、稳定、平衡的方向发展。[※注]

4.中国的文化外交

缪开金在总结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状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文化外交作为中国国际战略选择的具体运用及其对中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文化外交作为一种战略手段，肩负着塑造新时期中国国际形象、培育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使命。[※注]张清敏认为，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内容包括：对内巩固传统文化，丰富中国文化；对外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推动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并在国际上主张文化多样性，开展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正丰富和充实着中国的总体外交，并赋予其更多的中国特色。[※注]

张志洲认为，中国文化外交与文化“走出去”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在文化与软实力关系上存在认识误区，简单化地将文化“走出去”等同于赢得软实力；二是相比于西方，当今中国文化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本身存在多元价值冲突，因而在如何选择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外交上存在困境。要化解存在的问题：一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二要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注]

5.中国的军事外交

按照郭新宁的理解，军事外交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国防部门及武装力量旨在增进和实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尤其是国防安全目标，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进行的交往、交涉和活动。它具有六大功能：国家利益实现过程的保障功能、谋局布势的塑造功能、纾解“安全困境”的增信功能、遏制现实和潜在对手战争企图的威慑功能、促进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服务功能及辅助战略决策的情报功能。[※注]

关友飞、赵景芳等对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历史、特点和经验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注]韩献栋等将军事外交分为普遍性、交流性和合作性三种类型，认为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强化了普遍性军事外交和交流性军事外交。[※注]何奇松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军事外交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态势，增加了军事透明度，起到了增信释疑作用，拓展了军队职能，增加了军事软实力，配合了中国软实力发展，有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对外军事交往中，中国军队增强了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为更好地消除“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军队在许多方面仍需继续努力，包括建立军事发言人制度、创建中国特色的军事外交理论等。[※注]

肖刚等比较了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和中国的军事外交。他们认为：前者的核心内涵是“强制”，表现为“强制外交”；后者则突出“交往”，加强互信、促进真正的和平是其根本目的。前者建立在人性恶和权力政治两大基础之上，具有很强的胁迫性；后者则是建立在“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基础上，具有多样性、平等性、互利性、合作性和预防性等特点。前者试图通过军事交往达到了解并最终控制对手的目的；后者则试图通过交流和合作，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共同发展。[※注]

6.中国的多边外交

当代中国虽有开展多边外交的实践，但使用“多边外交”这一概念只有十年左右的历史。庞森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强化了多边外交的意识和实践。[※注]王建伟认为，中国的多边外交经历了一个从疑虑、抵触，到回应、采纳和加入乃至倡导的学习过程。中国日益表现出建立以普遍化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意愿。[※注]王明进从认知变化的角度阐释中国对多边外交认识的变化。[※注]

学者们还对中国多边外交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汤炜认为，拓展多边外交的渐进性、多边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参与多边外交的有限性和多边外交对双边外交的依赖性，是1949—1989年中国多边外交的基本特点。[※注]张清敏认为，在规模和程度上具有全面但明显的不平衡性，在原则上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特点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和身份，是冷战后中国多边外交的新特点。[※注]

刘宏松通过对国际机制的理论探讨，结合中国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利益，推导出中国多边外交具有盛誉、责任和公正三种需求。他认为，追求公正的多边外交，需要从原则议定、决策程序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维护国际机制的公正性。[※注]

在关于中国外交的形式和内容的研究中，除了上述研究主题外，还有学者涉及中国的民间外交、援助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体育外交等。

（六）中国外交的调整（转型）

1.中国外交调整（转型）的必要性与历程

王逸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处于持续而重大的转型之中。中国外交转型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线性思维到多维度观念、由传统的斗争哲学到新时期的“以两手对两手”“和而不同”等复杂战略的转换过程，是中国从国际体制外的自我封闭者甚至对抗者到进入国际体制内和大国关系结构中的重大利益攸关方的提升过程。[※注]赵可金认为，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外交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其核心是从屈辱外交向革命外交转型，目的是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第二次转型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核心是从革命外交向发展外交转型，目的是为中国现代化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当下的中国外交需要启动第三次转型，其核心是从发展外交向领导外交转型。[※注]

刘胜湘通过考察1919年以来中国90年的外交历程发现，中国外交调整具有周期性，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这种周期性变化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联动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更迭均有密切的关联。[※注]王存刚认为，由于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内政对于一国外交的优先地位，因此应当从观察国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影响入手，解释中国外交调整的根本动因，思考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等具体内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使得外交调整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注]

2.中国外交调整（转型）的方向、内容和目标

中国外交调整（转型）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间涉及中国外交方略、外交原则等重要问题。

对于是否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略问题，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从未间断，并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显著升温。一部分学者明确主张淡化甚至放弃韬光养晦，侧重有所作为或谋求更大作为。比如，叶自成就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邓小平针对特定历史环境提出来的，不能作为长期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思想。[※注]邢悦等也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以“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作为建构国家形象的战略基础有其局限性，很可能招致更多误解。[※注]与上述学者相反，曲星坚持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没有过时，应当韬“意识形态”之光，养“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晦。[※注]王缉思指出，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应当准确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关系，重新思考“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韬光养晦”，使其精神实质得以延续。[※注]

关于是否需要改变“不结盟”外交原则问题，学术界同样存在争论。阎学通认为，固守不结盟原则对于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构成障碍。[※注]他明确主张，中国应建立尽可能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注]张文木认为，考虑中俄结盟的目的不是反美，而是为了捍卫基于雅尔塔体制的远东和平。[※注]与上述两位学者的主张相反，张惠东认为，总结历史经验，结盟对中国得不偿失。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不结盟战略，以更加自主和自由的姿态在国际舞台上处理问题。[※注]姜毅坦言，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完全不现实；中俄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注]

不干涉内政，是当代中国外交恪守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展，一些国家内部所发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有效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王逸舟提出“创造性介入”这一崭新概念。其要旨有三：一是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中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二是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中国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三是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这些既是对“韬光养晦”姿态及做法的扬弃，又绝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符合中国新的大国位置、国情国力和文化传统的新选择。[※注]王逸舟的上述观点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有学者还据此提出了中国解决相关问题的新思路。[※注]

王存刚认为，为了因应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中国外交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和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善于经济外交的新型外交官，不断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努力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注]

三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缺失

（一）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成就

1.研究成果的数量日益丰硕，质量总体上不断提升

研究成果数量的日益丰硕可以从统计数据上很直观地看出来。比如，以“中国外交”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1979—1999年为1283条；1999—2013年为7454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外交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在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在不断上升。仅就学术规范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绝大部分研究中国外交的学术论文缺少起码的文献综述，没有研究方法的介绍，注释数量及资料来源均十分有限。而翻阅近年来国内国际问题类主流期刊，不难发现，这种状况已有根本改观。

2.研究主题、视角、路径和方法日益多样化

关于研究主题的多样化，前文已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举凡中国外交涉及的层次和领域，均有学者涉及，只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差别而已。

研究视角和路径日益多样化，也是学者们的普遍感受。白云真曾将中国外交研究概括为结构中心、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三种分析视角；[※注]王栋等则将其概括为外交史研究、外交学与外交政策分析以及地区与问题研究三大知识传统。[※注]尽管这些概括不无可议之处，但都反映出中国外交研究视角和路径的丰富性。

就研究方法而言：除了常见并被广泛使用的历史研究、文本诠释等人文主义方法以外，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尝试采用科学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外交。案例方法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定量方法逐步受到重视；形式模式方法也被一些学者采用。还有学者尝试将形式模式与定量研究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注]

研究主题、视角、路径和方法的丰富性，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有关。首先，国外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成果被大量引进，并逐渐为国内研究者们所熟知和仿效。其次，主流学术期刊的大力推动。比如，自2005年起，《国际政治研究》曾举办三次中国外交研讨会，主题分别为：社会变迁与中国外交，中国外交中的价值与伦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外交评论》也曾举办主题为“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历史与前景”的研讨会。会议主题的重要性、与会者的学术影响力，使得上述研讨会的内容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注]最后，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积极努力。以研究方法为例，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均多次举办研究方法讲习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先后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牛铭实等国外知名专家举办方法论讲习班。阎学通、李少军等学者撰写的研究方法教材，被国内多所高校的国际关系类专业采用。

3.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首先是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国外知名学者在有关中国外交的著述中大量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予以积极、正面的评价；一些作品还被列入高层次研究班的阅读书目。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外交研究状况的关注度也在提高。美国福特基金会曾资助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分别撰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评估报告，两份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中国外交研究。此外，王缉思、秦亚青、贾庆国、阎学通等知名学者还被聘为国外著名的中国外交研究类期刊的编委。

其次是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当下中国外交倡导的不少新理念，如国家利益观、新安全观、开放地区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等，都是首先由学者们提出或加以讨论的。张宇燕、秦亚青等知名学者走进中南海，向中国最高决策层阐述对与中国外交有关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主要领导人有时候甚至会主动就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咨询相关研究者。比如，1997年江泽民出访美国前夕，曾与专家们一起认真讨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有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注]

（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要缺失

1.研究主题很不平衡

首先是理论研究与现状研究、对策研究很不平衡。具体地说，就是理论研究的比重甚小，而现状研究、对策研究的比重过大。在理论研究中，一些难点问题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国外交伦理和价值的研究就是如此。大部分对策研究要么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要么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因而显得大而化之、无的放矢。

其次是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对策研究不平衡。具体地说，就是历史研究偏少，而现状研究、对策研究偏多。在国内知名的中国外交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数量有限，有不少学者对历史不熟悉，对历史研究成果不关注。

再次是现状研究中存在诸多不平衡。比如，在双边关系研究，中美关系研究与其他双边关系研究严重不平衡。笔者以“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结果是：中美关系为13879条；中日关系为9009条；中俄关系为2645条。[※注]显而易见，中美关系研究的论著数量占绝对优势，事实上存在着“美国重心”的倾向。而中国与诸多中小国家关系的研究，要么成果数量少得可怜，要么干脆暂付阙如。即使是南非、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兴大国，我们也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

2.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能力仍有待提高，研究视角和路径有待进一步拓展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外交研究者的学术规范意识整体上有所提高，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能力整体上也有所增强，一些年轻学人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科学主义方法。但总体而言，无论是秉持人文主义的方法，还是使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抑或是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中国外交研究者的能力均有待提升。此外，一些学者并非出于学术目的，不恰当地抬高或者贬低科学方法的价值和地位的言论，对年轻学人构成了一定的困扰。

3.理论研究十分薄弱

与大量的现状和对策研究以及数量可观的历史研究相比，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对中国外交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数量极为有限，原创性尤为匮乏。由此导致相关研究或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而形同新闻报道，或虽使用理论（主要是源自欧美国家的理论）、探讨理论问题，但存在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确有历史和政治层面的原因。十余年前，资中筠就曾写道：“我国当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被认为只是有关政府部门的事，而‘理论’这样的大事只能由党的领导，甚至是唯一的领袖提出，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资料于先，撰文诠释于后，谈不到独立思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并由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大加强，逐步有了一些突破，但“理论上的开放比实践要滞后得多”，“在实践中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就会触及诸多禁忌”。[※注]但学界并不能因此规避自身的问题。两位年轻学人就曾尖锐地指出，“学界思想上的惰性以及治学理念的相对陈旧，甚至理论创新能力低下以及意识的滞后”，也是阻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当然包括中国外交研究——理论创造的主观原因。[※注]

中国外交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已经引起外交实践者的忧虑。钱其琛曾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外交是走了一条新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有了很多的创新。外交实践往前走了，外交理论往往滞后。理论源于实践，研究外交案例，便于我们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这样，会有利于逐渐改变中国外交理论远远落后于外交实践的局面。”[※注]这段话非常值得中国外交研究者深思。

4.中国外交研究者的海外学术影响力仍有待提高

衡量中国大陆学者的中国外交研究成果的海外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他们在外文期刊特别是重要期刊的发表能力。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除王缉思、秦亚青、阎学通、吴心伯、唐世平、苏长和等少数学者外，绝大部分中国外交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记录。这方面的缺憾，既与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有关，更是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所致。

四 关于中国外交研究未来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特别是新型大国外交实践的逐步展开，加之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预计未来中国外交研究会有较大发展。在此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并应努力做好的。

（一）强化对中国外交研究现实性的认识，切实把相关事实搞清楚

中国外交研究虽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敏感性，但首先是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只有把相关事实搞清楚，准确、系统、深入三者兼备，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而要搞清楚相关事实，既要提高现状研究的质量，更要高质量地做好历史研究。为此应当扎实做好调研工作，包括文本调研和田野调查。在文本调研中，既要加强对外交档案的重视和利用，进一步提高档案使用能力，也要强化对当下中国外交官方文本的使用意识，透辟地理解其中的意涵与逻辑。在田野调研中，既要做好国内调研，更要做好国外调研；既要做静态、基础性的调研，更要做动态、前瞻性的调研；既要注意与官方、智库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打交道，还要特别关注和接触基层民众。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丰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为高质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发掘新的研究路径，进一步提高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能力

通观学术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往往会引致研究水平上的跃升。为此，应当在继续借鉴国外中国外交研究成果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注]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大幅度提升创新能力。要打破学科壁垒，纠正学术偏见，积极推进实现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注]、历史研究、中国国史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互动，大力加强跨学科研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中国外交研究的方法肯定会有较大变化。过去认为不可能进行的研究，今后可能会比较容易展开。为此，中国外交研究者应当提高使用大数据的能力。

（三）在扎实的具体问题研究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国外交理论研究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外交理论。但也应当承认，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构建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形式规范的中国外交理论尚需时日。为此，应当强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并切实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在外交理论方面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扎实的具体问题研究，并注意其间的逻辑关联，以期在持续的量的积累的基础上实现质的突破。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应当切实注意主题的平衡和资源的合理使用，特别是要适应中国外交调整的需要，加强对中国与中小国家关系的研究。应当切实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前瞻性，提升研究成果对决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