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一方面学界开始关注和讨论单极体系下的国家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沟通愈加频繁，尤其是一批经典的国际关系学著作得到引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新的研究方法。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了国际安全研究中，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议题研究都有了不少进展。

（一）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发展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对中国发展的评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主要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军事力量的增强，从而对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注]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出现时间学界并没有定论。这一说法较早出现在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于1990年8月在《诸君》月刊发表的《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中，他从国力的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随后，美日等国的新闻媒体对中国的评论中“中国威胁”的提法日益增多，这也逐渐影响到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整个90年代，“中国威胁论”盛行一时，使得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偏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学者对“中国威胁论”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阎学通认为，“担心中国崛起后会破坏世界稳定和安全的看法是简单的历史推论”，[※注]只依据他国的历史经验而不考虑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来推断中国的对外安全政策是危险的。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而且由于中美安全合作的开展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得以缓解，至此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环境的变化改善促使中国的安全利益重心由冷战时的生存安全转变为经济安全。另外，中国以自卫为目的的军事安全建设传统和使用武力的道德规范均对现在的安全战略产生影响。冷战后，中国为实行积极防御的对外安全战略而加强国防现代化，并开展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注]这些举措并不具有对外扩张的特征，是正当的安全防御，所以“中国威胁论”一说无从谈起。

罗元铮认为：“一国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并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怎样的对外政策。”[※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中国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军事上，中国军费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行列，中国既没在外国派驻军队，中国的国防建设也不针对任何国家。

李小华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对“中国威胁论”做出回应。中国的实际发展是“中国威胁论”的现实依据，而权力转移理论则是其理论依据。权力转移理论基本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权力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特征。在无政府状态下，追求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一国的基本目标。当一国实力不断增强时，它会产生强烈的行使权力的欲望，从而成为它实行对外冒险政策的强大推动力。当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发展时，他们很容易对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后发国家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与现有大国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挑战者可能会为了霸权地位不惜一战。

李小华引入相互依存概念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批判，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没有考虑到相互依存对国际体系的运作规则和其成员的影响。“在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国际体系中行为者的目标、国家的政策工具、议题的形成、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都与现实主义者有了本质的区别。”[※注]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战争已是国家的非理性选择。“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第一次有可能摆脱大国崛起、成熟、衰落引发新的霸权争夺战的霸权循环体制，而进入‘后霸权合作时代’。”[※注]另外，他还从历史的、现实的和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都不会走以前德国和日本的老路。因为历史上中国没有扩张的传统，现实中中国没有扩张的实力，未来中国也没有扩张的动机。所以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方面考虑，“中国威胁论”都站不住脚。[※注]

基于中国崛起的现实和外界对中国发展的不安，阎学通为中国的崛起道路提供了可能的选择。“90年代以来，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崛起一样引人注目。……冷战后新出现的东西矛盾是中国和日本崛起对美国挑战的反应。”[※注]阎学通认为，虽然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构成挑战，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仍将维持较长时间，且美国的军事力量远超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宜选择军事挑战的崛起战略，而应该选择参与的崛起战略。这样一方面不会导致“中国威胁论”的市场扩大，防止美国与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机会使现行的国际体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注]

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是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安全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此前，对国际安全的研究主要考察其他国家尤其是美苏的行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随着“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中国学界开始考虑中国的发展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安全研究维度开始更加丰富。

（二）围绕“民主和平论”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民主和平论”在西方学术界大受追捧。“民主和平论”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国内体制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由于这一理论本身的理论意义，也由于其命题与现实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外交关系密切，所以它在学界引起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随着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频繁，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理论动向，由此对“民主和平论”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展开了讨论。

李少军认为，尽管“民主和平论”有历史统计资料做佐证，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对于民主的界定东西方尚未存在定论，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就此达成共识；第二，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制度本身制约了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逻辑在此说不通。因为如果人民不愿打仗、不愿承担战争代价，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任何战争。民主制度的制约应具有普遍性。李少军认为，“民主和平论”是以理性为出发点的理想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但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国际政治中虽然存在合作的可能，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决定了国家在安全上的自助行为。国家为了生存而采取的自卫行为容易产生对他国的威胁。在现实主义看来，不论国家政体为何，国际体系都不能永久和平。[※注]

李少军《评“民主和平论”》一文写成之后，曾在一些学者之间传阅。《欧洲》期刊在该文发表之际，组织了一个关于“民主和平论”的主题讨论会。在《欧洲》发表此文的同时也刊出了几份有代表性的发言，以推动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讨论可以大致分为两派，支持者和质疑者。在支持者中，刘军宁认为，民主政治是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这是因为：首先，民主政治中通过选举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机制等表明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和平政治。其次，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其中博爱是对暴力的直接否定。再次，民主政治带来的安定、自由的环境使人爱好和平，有利于人们财富的增加。幸福、富足的生活也会增加人们对和平的渴望。最后，民主国家间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由普世价值产生的认同使得这些国家不再为信仰而战。[※注]

在质疑者中，刘北成指出“民主和平论”于苏东解体前提出，其正面依据是二战后几十年间的“西线无战事”的历史。但是根据西方的民主标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都不是民主国家。所以，“民主阵营”中也包括非民主国家。而且他认为，“民主和平论”作为一种全球安全模式，其现实含义就是“新干涉主义”。[※注]金灿荣认为，“民主和平论”只是未经证实的一个大胆假设。导致国家间战争或冲突发生的原因可以从国际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民主的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国内因素，它对战争现象的抑制作用即使有用也肯定是有限的”。[※注]相应的，防止战争爆发的途径也应该是多元的，比如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共同利益的倡导等。王逸舟列举出多个事例来说明民主基本上不是和平的充分条件，在某些场合甚至不是必要条件，比如和平可能是政府间合作及相关制度创新的结果、可能是地区内部高水平的经济活动和各国间相互依存的结果等。他同样认为，国际和平取决于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多种因素，“‘民主和平论’仅仅给出了一个变量，而忽略了其他许多（有的无关紧要、有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论出于什么考虑，这种忽略损害了其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注]

民主和平论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意味着学界的关注不再仅仅关注安全形势的评估等现实问题，研究的兴趣和方向开始向理论化发展，研究的议题更加多样，也是较早的理论研究领域。

（三）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判断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学者们逐渐开始评估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总体上说，世界安全形势缓解，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下降，但地区武装冲突仍将持续。[※注]王逸舟从总体的国际态势和中国周边的安全状况两方面探讨中国的安全环境，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警惕着潜在的威胁。整体而言，随着苏联的解体，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明显降低，“人类居住的星球将是战后以来最安全的”[※注]。但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局部的冲突和竞争可能扩大。由于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随着共同的安全威胁消失而降低，并且对中亚、东欧等苏联国家的权力真空的争夺会导致西方国家的竞争、冲突扩大。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将以各种旧的和新的形势突出和激化。经济的集团化、国际化要求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但冷战后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分裂预示着未来几年地区局势的动荡。就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而言，有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其一，俄罗斯的动荡不定和持续式微；其二，亚太地区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但同时，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所带来的威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台独问题、东南亚国家的“逆裁军”[※注]、南亚大陆的宗教种族争端以及印巴两国的军备竞赛、中亚国家的“泛伊斯兰化”现象等是我国周边环境不容乐观的表现。[※注]

阎学通从安全、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来考察一国崛起的环境。“崛起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有利，主要是看其卷入战争或军事冲突风险的大小。”[※注]苏联解体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安全环境，不仅中国卷入世界大战的危险下降，而且中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性得到好转。但是综合考察中国崛起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环境，阎学通认为，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缺乏稳定性，但是中国崛起的环境在未来几年也不会降至很不利的情况。[※注]

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讨论中，由于两极格局的瓦解，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然而学界对安全环境的评估和判断大多基于同一个出发点，即周边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四）区域安全研究

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对地区安全的研究和预测逐渐增多。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后几十年的和平局面结束，“欧洲成了世界上冲突热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不安全感有增无减”[※注]。影响欧洲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1）长期以来被美苏两极格局掩盖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种族冲突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失去控制，迅速激化，这是欧洲动乱的直接原因。（2）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不明的发展前景，以及核武器在苏联东欧国家的扩散给欧洲地区的安全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3）移民问题、恐怖主义、极右势力的抬头等社会问题是导致欧洲不安全的另一重要因素。

相对于激烈动荡的欧洲而言，亚太地区相对稳定，但也包含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首先，该地区的大国关系相对稳定，但美日的经贸摩擦、中美的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利于地区稳定。其次，美苏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不复存在，但一些亚太国家“逆裁军”的行为可能打破地区的力量平衡，给地区的安全稳定投下阴影。再次，该地区存在的领土争端、民族和宗教矛盾等很可能导致新的武装冲突。[※注]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区域大国的战略关系相对稳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等，“亚太地区安全的趋势有利于地区安全的因素是主流，这有助于中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周边环境”。[※注]

同时，学界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表现出了较强的兴趣，尤其是对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区域的安全形势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例如，宋德星认为，东北亚形势“一方面地区各国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尖锐对抗走向国家民族利益的竞争……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地区安全环境也在起伏中趋于缓和。另一方面，冷战思维仍在作祟，朝鲜半岛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均对地区形势产生了负面影响”。[※注]王纯银讨论了冷战后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他认为，由于韩朝之间关系的改善，半岛局势也在走向缓和，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例如朝鲜国内问题较为严重、韩国局势动荡以及双方的军事对峙等。[※注]在对东南亚安全形式的讨论中，全毅认为，由于冷战结束后，美苏在东南亚对峙的结束、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以及地区内国家关系的改善，使得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随之改善，但是影响东南亚安全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也在发展，使得该地区的安全形势问题依然复杂。[※注]孙士海讨论了南亚的安全形势，他认为，南亚地区内部冲突根源依然没有解决，包括领土与边界争端、民族与宗教问题、跨国移民纠纷等，使得南亚地区内部的安全形势仍处于紧张状态，但是区域外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改善，因为美苏对峙的结束让南亚国家得以摆脱大国的控制，加上印度与南亚邻国关系的改善，减轻了外部的安全压力，也降低了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注]持类似观点的王虹认为，“美国、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对抗基本消失，冷战时期形成的巴美联盟抗衡印苏联盟的格局不复存在，南亚国家在独立之后第一次面临由自己来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局面”，外部环境的缓和、内部国家关系的改善以及各国发展经济的目标都有利于营造和平的安全环境，但是区域内国家政局不稳、印巴矛盾、民族和宗教矛盾的存在使得该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注]也有学者认为，“南亚地区外交格局中的美、印、巴关系既存在相对的稳定性，又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隐患……这种变化并未带来安全形势的改善，相反由于近年核军备竞赛突出，南亚安全形势比过去更为严峻”。[※注]此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中亚安全问题。

对这些地区的国际安全议题展开研究，体现了学界对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形势的关注，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地区性大国地位。

（五）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扩大，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各领域的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随着时代与国情、国际环境的发展，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相对发生某些变化，对安全的需求和具体目标也将随之有所调整。”[※注]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安全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环境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日益突出。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具有多元性、多边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一国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单一的、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造成这种安全威胁的既有国家角色，也有非国家角色，既有可能是单一国家，也有来自地区和多边范围，其影响可能极具破坏性和毁灭性。”[※注]

“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注]新安全观顺应时代的变化，不仅综合了传统安全和全球化背景下多发的非传统安全，并且把安全涉及的领域从国家扩大到地区甚至全球，考虑到多边安全机制，有利于新形势下安全问题的解决。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需要更多的关注和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展，包括资源安全、市场安全、运输线安全、投资流向和投资环境的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利益对于我国的发展已经至关重要。在实际中，我国的经济安全仍面临以下威胁：一是我国的经济资源将大量依赖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制于人；二是我国与东亚国家经济结构趋同，发展速度几乎同步，在资金、技术、市场、配额、劳务等方面不得不与之竞争；三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将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破坏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注]

在这一时期，王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讨论了包括生态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恐怖主义等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作者认为：“全球化使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即军事安全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的地位上升，生态安全变得更加严峻。”“全球化趋势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国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可能促使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减少，从而使军事安全状况有所改善。全球化带来的急剧社会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恶化，文化全球化趋势使一些地方的文化认同遇到重大挑战，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激起武装冲突”。[※注]

随着冷战结束，这一时期国际安全学者主要关注美国霸权对世界和平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尤其是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认识到，美国的霸权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因此，学界开始关注安全机制的构建与全球安全的维护。此外，非传统安全开始进入学界视野。而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国际安全研究开始与国际对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科的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

这一阶段，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苏联东欧集团崩溃，两极格局变成了单极世界。因此，国际安全的内容也由美苏之间的安全迅速转变为更加多元的国际安全。随着国际安全决定因素的变化，学界开始关注国际安全中被冷战所掩盖下的国际安全威胁，中国学界开始讨论民主和评论以及非传统安全等全新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战略的转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以及区域安全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面对“中国威胁论”，学界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安全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