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核心视角。在国内学术界，史学界比较关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国际政治学界比较关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其研究既有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作品，代表性作品有乐山主编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批判与反思》（以下简称《潜流》）以及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也有专著形式的作品，如王军《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以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研究议题的学者，其学科身份颇为多样，海外学者主要以汉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者（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为主，中国学者的学科身份更为复杂，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涉入其中。粗略勾勒，这些学者的研究进路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侧重从国内政治角度剖析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

诸多中国学者从政论的角度探讨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这些讨论更多的是试图为民族主义开出“药方”（Prescriptions），而不是来描述（descriptions）它，[※注]给人的印象是，长于论战而弱于学理辨析与历史呈现。

在政治学视野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部分自由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主义，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水火不相容，或对“极端民族主义”展开无情批评，《潜流》一书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何包钢与郭颖杰主编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与民主》一书亦认为，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方案与当代的民主方案在逻辑上是冲突的，他们希望通过民主化来解决国家认同问题。[※注]也有学者更为折中地指出，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可以融合，其政治旨趣在于，以自由民族主义的思路来解决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和中国问题。国内某网站列出倡导自由民族主义的文章，指明了部分学者的学术取向和价值取向。[※注]有意思的是，《潜流》一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批评极端民族主义的文集；但刘军宁在该书中撰文指出，民族主义只有程度的多寡，暗示了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契合之处；而秦晖更是力图直接阐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之处。更为吊诡的是，《潜流》一书不乏批评王小东这样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文章，但王小东却出人意表地认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不少共同之处，也就是说，王小东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了国际关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者有契合之处。[※注]

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同的角度来讨论民族主义，是政论类民族主义研究的另一重要话题。不少国外观察家与研究者认为，后冷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政府所控制或引导的，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下降或受到挑战的背景下，通过民族主义来加强国家认同，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与之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上述认识忽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样性，特别是民族主义者行动的自发性，他们并不是政府宣传之工具。

通过经验调查，金烨的《祖国有多远——中国朝鲜族的双重认同》分析了中国朝鲜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状况，她指出，朝鲜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可以分离的，而且它们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变化的。[※注]弗里德曼（Friedman）奇特地从地域的角度（从南方—北方二分法）来切割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他以中国南北经济发展与政治取向的差异为基础，认为中国南方的国家认同是一种开放性认同，而北方则是反帝国的、保守的、沙文主义的（chauvinistic），以及农民的（agrarian）认同。[※注]奥克斯（Tim Oakes）也从中国人的省区认同的角度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注]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注]

（二）侧重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

人们习惯于从战争、政治冲突和外交关系来考察民族主义的表现和作用机制，相对忽略民族主义所关涉的文化认同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也是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中常见的问题。对该问题，民族主义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即，面向不同的他者展现了本民族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彰显民族之认同。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清晰地显现，其“文明冲突论”具有深刻的国内民族主义根源。

在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同质压力、中国快速崛起加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挫折等因素刺激下，一度反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日益自信，不少人转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国家认同资源与发展资源。其中，康晓光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盛洪的《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蒋庆的《政治儒学》都表现出要重振儒学，以儒学拯救中国，乃至拯救世界的良好愿望。但是，也有朱学勤、薛涌、马勇等人对文化民族主义持怀疑或审慎态度。[※注]

（三）侧重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研讨中国的民族主义

在英语世界，不少当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关注的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及其特质。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自信的（confident），[※注]阿兰·怀汀（Allen Whiting）则使用过于自信（asserative）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注]赵穗生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不管是本土主义（nativism），还是反传统主义（anti-traditionalist），还是务实主义者（pragmatist），都有其独特的外交政策内涵，他用务实主义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的中国民族主义，并认为，它具有工具性（instrumental）、反应性（reactive）和国家领导（state-led）的特质。[※注]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基于历史分析宣称，中国政府为了不同目的而经常煽动仇外的民族主义，从早期的义和团运动到蒋介石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新法西斯主义宣言，再到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均是如此。[※注]

与上述研究路径不一样的是，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时，既强调中国民族主义的外部刺激因素（刺激与反应），又关注它的内生特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类型的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互动关系。陈志敏与简军波以民族主义为线索，分阶段地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变迁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即近代初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出现了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变，20世纪30—40年代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结合，50年代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民族主义，60年代是国际主义之中的民族主义，1972—1977年是超越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1978年以来是积极民族主义和相互依赖的平衡。其基本结论是，随着中华帝国在20世纪初的崩溃，民族主义走到了中国政策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层面。整个20世纪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形态表明，民族主义在理解中国国内政策与它与外国关系时十分重要。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中国政治精英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源泉。即使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下，民族主义也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和外交舞台。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表明，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甚至可能以国际主义的形式出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民族主义以积极民族主义形态表现出来。它的主旨是实现尚未完成的民族使命：经济发展、民族国家的建设、政治统一与独立，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说它是积极的：在于它采用国际化的战略，重视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于它不再宣扬革命以推翻现状；在于它在设计和实现中华民族的自身抱负时，强调对世界和地区普遍福利的贡献。[※注]整体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探讨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的关系时，虽然也对中国民族主义做了一些类型学的分析，但这些类型中，或侧重于文化、经济、政治民族主义等领域的分类，或侧重大众、知识分子或官方民族主义的差异（民族主义者身份的差异），它们都是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次级分类形式，从而忽略了中国族裔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之间的关系分析。

王军也考察了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接受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线性解释模式，而是重点分析中国不同时间段、不同民族主义类型与其他“主义”相结合进而影响中国外交。在他看来，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底色。但由于民族主义缺乏体系性理论，它总是在不同时空环境下与其他“主义”和思潮相结合，进而影响一国之内政与外交。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但它在话语上受到批评，而是以爱国主义等方式存在于中国政治话语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淡化与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政治与外交中的核心地位，政府的国家民族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了。毛泽东时代，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国际体系挑战者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民族主义放弃了体系挑战者的角色，强调自己是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大国，其防守性特征明显。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与大众的民族主义高度重合，只有些许案例说明两者存在着张力，但它们也影响到了中国外交。邓小平时代，基本取消了政府组织的针对外国的大众民族主义示威游行，大众民族主义运动鲜有突出表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崛起，它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上。由于中国社会性力量加速成长、社会力量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已经很难控制大众民族主义，大众民族主义呈现出多元性、自主性、网络内外互动、温和与极端话语并存，建设性与破坏性兼具等特征，并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变量。[※注]

近年来，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都比较关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新趋势、新变化与新议题，其中网络民族主义是重点的分析对象，部分学者以“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来标识它。[※注]在英语世界，较早就有一些学者以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如托德·穆森（Todd Munson）分析了中国官方旅游网站上所显示的文化民族主义，并证明这一民族主义具有杜赞奇所说的“流动”的特征，这一说法暗示官方的民族主义似乎比大众民族主义出现的更早，也更加隐秘。一些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愤青”是中国政府的工具，但也有香港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他们探讨了中国网民（包括网络民族主义者）是如何挑战精英的民族观，进而驳斥了“工具论”的网络民族主义观，并强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注]格里斯是美国学界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经常以互联网上大众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并侧重从国际体系变迁以及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注]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中国对日的网络民族主义。有学者发现，目前西方学界有关互联网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影响的讨论，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其二则是互联网对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影响，而他试图将两种思路结合起来分析。理论上，他辩论的对象是奥尔森，[※注]他以2005年中国网络中的反日示威为例，认为互联网促成了跨国公共空间，而无助于大陆市民社会的成长。在他的逻辑中，中国网民的网络民族主义是政府激化和利用的对象。华裔学者吴旭2007年出版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注]一书是目前英语世界最为系统、详细地分析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著作。该书从网络民族主义演进、基本概念和反思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从学科背景上讲，作者是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展开论述的，缺乏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也对国内的民族主义网站、论坛、博客和BBS（Bulletin Board Service公告服务牌）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调查。

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它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侧重从青年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是房宁。房宁等人所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八章论述了互联网上的民族情绪，侧重探讨互联网上中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针对不同问题所引发的不同类型的国家民族意识。林晓珊的文章《另一种声音：从互联网看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也属于这一范畴。[※注]上述作品有两个聚焦点：（1）是青年人，（2）是青年人在网络空间下的国家意识和他国观。第二，侧重网络民族主义的词源和语义分析。罗迪与毛玉西在《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上发表了《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一文，主要探讨了“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术语出现过程及其内涵变化。第三，侧重从新闻与传播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吴旭、闵大洪、郭良等人是从信息沟通技术（ICT）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侧重点在传播过程。第四，侧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影响的分析。这一类型的文章更多见诸非专业类杂志、报刊和互联网中。此外，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王小东教授也在若干文章中谈到或讨论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为了反驳西方学界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批评和“歧视”，他还呼吁研究美国的网络民族主义。第五，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网络民族主义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洪浚浩的《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决策》一文初步分析了包括民族主义舆论在内的网络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但他对于网络舆论影响外交决策的机制和途径分析甚少。林甦的《中国对外政策公共讨论空间及影响》一文也部分论及了网络民族主义所形成的公共讨论空间。但这两篇文章并不是以网络民族主义为分析对象，且论述比较简单。[※注]

王军的《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一书是中文世界有关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第一本专著，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该书分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从一般意义上探讨网络民族主义形成的技术背景和社会背景，进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与类型。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的中国经验与历史，即以网络空间下不同类型的中国民族主义为案例（涉美网络民族主义的演进及其特征，涉日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变迁，以汉服运动为例探讨网络空间下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阐述民族主义“愤青”现象和群体，剖析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下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以中华网军事论坛为案例研讨民族主义论坛），考察涉日民族主义网站和汉民族主义网站的成立、运行和影响。第三部分侧重梳理和阐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流行的原因，总结和归纳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动员机理，阐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之间的作用机制。[※注]这书的分析的特点是，将民族主义纳入国家—社会—国际的互动框架中，重视定量资料的生成与意义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