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来讲，IPE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这一主题有所侧重。冷战期间，由于东西方的割裂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处于较低层次，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制约成为关注的重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日益深入，IPE转而注重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诸如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与货币的政治经济学、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与援助的政治经济学、跨国人口和资本流动的政治经济学等议题逐步发展成为IPE的次领域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均有涉及，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贸易、货币金融、投资、区域一体化以及能源、气候等领域。

（一）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学界非常关注国际贸易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出版了许多相关论著，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分析框架与视角。例如，北京大学学者王勇突破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框架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为揭示国际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性质贡献了新的认识。[※注]关于国际贸易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贸易政策、贸易保护与贸易摩擦以及贸易规则及其谈判等方面。

（二）国际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

一直以来，货币与金融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支柱。金德尔伯格、弗雷德·希尔斯（Fred Hirsch）、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斯特兰奇等一大批国外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不断暴露以及中国金融实力的提升，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界日益重视对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汇率政策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进展。

（三）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利益集团、政党等政治因素在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这一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分配以及投资保护主义等方面。

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韩剑、高海红认为，发达市场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态度的变化是国内利益集团矛盾冲突与调和的结果，不同利益集团党派偏好和选举周期影响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因此应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构建反映新的实力分配的全球治理框架，从而寻找到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注]邝梅、张瑞对影响西方国家资本流动政策的利益集团和政党的政策偏好进行分析后发现，基于资本和劳动不同的要素禀赋，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关注通货膨胀的右翼政党倾向于资本自由流动政策，而关注失业和社会保障的左翼政党则倾向于实施资本管制。[※注]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分配，钟飞腾在考察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家间、国家内部流动时，从利益和制度两个变量来思考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认为投资流动导致的分配差异是政治博弈的原因，而政治博弈能否进行以及效果如何，则取决于管理投资流动的政策工具。[※注]

关于投资保护主义，翟东升和夏青以美国投资保护主义为例，认为投资保护与一国的战略目标和国内利益集团不无关联，并指出在体系层面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和“世界银行家”角色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在其国内出现不同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和思想流派围绕开放—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注]

（四）区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在区域一体化议题的研究上，强调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而在区域的选择上，出于一体化的影响与地缘因素，中国学者较为关注欧洲以及亚太尤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关于政治与经济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互动关系，中国较早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宋新宁在研究欧洲一体化时就提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而是政治经济一体交织并进、相互作用的过程，经济一体化中包含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注]陈玉刚的超国家治理视角，也为区域一体化对国际关系转型以及国际社会演进等方面的影响提供了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注]也有学者更为强调国内政治对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例如王正毅在提出国家是一个自立的角色以及国家利益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发展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从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来研究区域一体化。[※注]也有学者注意到发展中地区一体化的独特性，并提出内部—外部双层结构的分析框架。[※注]这些研究从理论与方法上为区域一体化研究提供了思路，但从具体的研究问题来看，中国学者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区域一体化的动因、区域一体化政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收益等方面。

关于区域一体化的动因，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强调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因素；二是强调政治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国际社会中的任何区域合作或者自由贸易安排都包含了参与方的政治考虑。对此，在国内学界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这使得那些专注于区域经济合作或经济一体化的学者，也不得忽视在此过程中政治力量的作用。张蕴岭在对当今世界的主要一体化进程进行研究和评估后指出：欧洲合作的初始动机和最终目标是政治，这主要源于战后欧洲必须通过合作、一体化与联合，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稳定、安全和发展的客观现实；美国签署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旨在实现政治目的；东南亚区域合作进程更是缘于政治上的强大推动力。[※注]而对于政治与市场的作用，这主要承袭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将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利益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驱动力。例如，李晓和丁一兵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动因进行考察后指出，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来自国际、国内政治关系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以各参与方尤其是欧洲大国之间的合作共识。[※注]

关于区域一体化政策，国内IPE学者对于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例如，曹亮根据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及特征，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政策决策的一般框架，认为本国政府机构、国内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机构的目标和行为特点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政策。[※注]有学者沿袭这一思路分析了英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决策，并认为，中央政府尤其是内阁的决策目标、政党和国内利益集团的立场和行动、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和立场等构成这一决策的制衡因素。[※注]

关于区域一体化的收益，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也进行了广泛讨论。孟夏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地缘利益和大国博弈等多重视角出发，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在这些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注]也有学者将政治收益作为区域一体化最为核心的利益考虑。[※注]例如，有学者认为，东亚区域合作能够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并能提升整个区域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注]

（五）能源和气候的政治经济学

能源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传统领域。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一道，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构成催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依据。[※注]与能源问题相连的气候问题，是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的新兴问题，也是大国博弈的主要领域。在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舞台以及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等双边合作平台上，能源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新议题，在能源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也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能源尤其是石油问题的成果颇丰，关注能源供应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能源短缺和价格波动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是其中的主流。而对于石油外交和石油安全的解读更能体现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优势。李若晶在梳理1945—1975年的美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演变历程后，提出公司主导政府、国内主导外交、利益主导安全、竞争主导合作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美国对中东石油外交政策与行动。[※注]查道炯从石油的上游和下游领域，即供应和运输层面，研究了中国面临的石油安全问题，并重点关注了中国与境外市场的互动以及这个互动过程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发展。[※注]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多年来的争论可以归结到科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三个层面上。[※注]关于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国内学者为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例如，崔大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国际关系理论、博弈论和环境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将国家利益、国际制度、信息与沟通、利益分配与利益选择、公共产品、外部性、“搭便车”和市场失灵等基本概念整合起来分析了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博弈机理，讨论了有关《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设计难题，为研究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较好的范例。[※注]而对于一国的气候政策，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因素仍是重要的解释变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