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
秦亚青与“过程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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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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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和阎学通是中国学界两位致力于理论创新的领军人物，而两人的创新路径亦有所不同。秦亚青致力于将建构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结合起来，试图创建出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过程建构主义”。而阎学通率领一批学人一头扎进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典籍)当中,试图通过挖掘中国古代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与实践，为中国学者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本土资源。进入尝试理论创新阶段后,相关学术会议像以前那样或开风气之先，或发出号召的作用已经丧失，现在更需要的是学者耐住寂寞、扎实苦干，通过论文和书籍来体现创新的成果。张锋称阎学通为“道义现实主义者”，并预言这种道义现实主义不仅有理论潜力，也有政策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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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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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 现实主义 政治思想 主义 团队 国际关系理论 战略 国际体系 效用 政治 学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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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与“过程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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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均忽视对国际体系过程和国际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研究。因此，他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注]按照秦亚青的设想，过程建构主义，首先，是体系层次理论，是讨论国际体系层面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单位的行为的，并且认为，这些体系因素是无法还原到单位层面的。其次，过程建构主义主张社会本体论，关注重点是非物质性的社会因素，强调的是行为体互主行为的意义生产过程。再次，过程建构主义相信社会进化原则，认为国际社会具有社会的基本特征，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的期冀的方向发展。体系层次、社会本体和社会进化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注]
所谓过程，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过程建构主义的过程有三个主要特征：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共同参与并进行着社会化实践；过程建构主体间性；过程逻辑包含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过程还具有自在性，即过程可以独立于结果，甚至不产生预期结果。因此将过程自身置于研究重心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过程的自在性还导致过程可以产生自身的动力。处于过程之中的行为体会以整合和被整合，其身份也会得以塑造和再塑造，利益也就会得以定义和再定义。这种不断的运动，不断的塑造和被塑造，就成为产生动力的源泉。但产生的这种动力是不能还原到个体行为体的，因为关系本身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建构的，它必然是相互性存在。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过程通过互主性实践关系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和催生集体认同。[※注]
由于过程的核心是关系，而关系又是与西方社会性质的核心理念“理性”截然不同的理念。因此，秦亚青将“关系”这一中式理念进行概念化处理，从而确立了过程建构主义“关系本位”的基本假定：关系本位的假定；关系确定身份的假定；关系孕化权力的假定。[※注]
关于关系性这个中式概念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秦亚青指出，具有局部地缘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理论能够升华到具有普适意义的层面。比如从西方社会中产生的理性主义抓住了人类的利己通性，使之成为社会理论的硬核和具有普适意义的核心概念。理性成为主导概念之后，便不自觉地压抑了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使得理性成为唯一的元概念。无论理性概念多么重要，它都无法也无力承担起“唯一”的重负。关系性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突出概念，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经验，无论是常人的实践活动还是思想家的思考论述，往往是将关系置于核心位置。在任何社会中，关系性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社会必须定义为一种关系。虽然不同社会对关系性的解读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以关系性作为自己的定义性特征。正是因为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有着普适性的潜力，所以，这一理论模式也就可能产生普适性的意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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