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帛书研究

学者们除了在对楚帛书的文字考释工作不断深入之外，对于楚帛书的研究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楚帛书的结构；2.楚帛书的性质；3.楚帛书图像的考索；4.楚帛书所蕴涵的学术思想；5.对帛书残片的研究。下面我们分别加以概述：

1.楚帛书的结构

楚帛书虽然尺寸不大，但其结构却很特殊，它共由两组图像（十二神像及青、赤、白、黑四木）和三部分文字（《天象》、《四时》、《月忌》）组成。由于内层的《天象》及《四时》书写的顺序正好颠倒，而外层的《月忌》与十二神像相配，分列四方，每方三神像配以三段文字，随帛书边缘循回旋转，四隅分别绘以青、赤、白、黑四色树木，帛文布局和神像构图都别出心裁，用意耐人寻味。因为中间两段文字一顺写，一倒书，周边文字图像又循环周转，因此怎样放置楚帛书和按怎样的顺序读楚帛书，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

（1）以《四时》篇为正置图，按《四时》、《天象》、《月忌》顺序读图；

（2）以《天象》篇为正置图，按《天象》、《四时》、《月忌》顺序读图。

上述第一种意见始于蔡季襄的《考证》，采用蔡氏摆法的有蒋玄佁、陈槃、饶宗颐、林巳奈夫和高明诸位。第二种摆法始于董作宾，董氏根据东南西北四方之序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的传统，将蔡图倒置，改以《天象》篇为正。李学勤在50年代末因为辨识了帛书中同于《尔雅》的月名，亦认为应当以上冬下夏为正。随后赞同这种摆法的还有商承祚、严一萍、安志敏、陈公柔、李零诸位。由于蔡氏本人并没有说明其摆法和读法的依据，而董作宾、李学勤、商承祚、严一萍、李零等则从不同角度申述第二种摆法的理由，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第二种意见似乎一直占据了上风。

然而至1982年，《湖南考古辑刊》第一集发表了李学勤的《论楚帛书中的天象》一文，文中对帛书的放置方向和阅读顺序提出新解。李学勤通过整理马王堆帛书，发现“其古地图，《胎产书》中的《禹藏图》和几种阴阳五行家著作的图，均以南为上”，因此断定“这应该是古图，至少是楚地出现的古图的传统”，主张恢复蔡季襄的摆法，即以上夏下冬为正。这样，三篇文字的次序就成了《四时》、《天象》、《月忌》。随后饶宗颐写有《楚帛书之内涵及其性质试说》（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进一步阐明他向来主张以蔡氏的摆法为正的理由：“一、甲篇（按：指《四时》篇）起句以‘曰故’二字发端，有如《尚书·尧典·皋陶谟》言‘曰若稽古’，自当列首；二、乙篇（按：指《天象篇》）倒写，由于所论为王者失德，则月有赢绌，故作倒书，表示失正，无理由列于首位；三、帛书代表夏正五月之神像为三首神祝融，应当正南之位，是为楚先祖，故必以南方居上。”

李零最初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一书中主张帛书的摆放应当是上北下南，但后来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中改变了看法，指出，无论是上南下北抑或上北下南，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片面性，正确的理解是应当二者统一起来。他总结了古籍中有关方位的各种论述，认为当时的方位是两者兼存。“‘上北下南’主要是天文、时令所用，‘上南下北’主要是地形所用，它们来源都很早。上述概念，从根本上讲，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这一模式最充分地体现在古代‘日者’所用的工具即式上面。……天文图和时令图强调的是‘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淮南子·天文》），即以春、夏、秋、冬配东、南、西、北，所以是以上北下南为正；而地形图则强调的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汉书·艺文志》‘形法’类小序），是按中国所处纬度形成的日照方向来定阴阳向背，所以是以上南下北为正”。“关于帛书的方向，有一点本来很清楚。这就是既然帛书的边文是转圈读，中间两篇也方向相反，那么它自然就有两种方向。所谓“上南下北”说与“上北下南”说完全可以统一起来，这个问题与帛书的阅读顺序应有所区别”。至于帛书的阅读顺序，“古人把四时十二月看做阴阳消长，这是理解帛书图式的关键。而帛书既然是转圈读，就有一个由内向外转还是由外向内转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持保留态度，即认为两种可能都有”，经过分析，李零认为应采取由内向外转圈读。“这样转圈读，现在也有两种理解：（1）先读十三行（按：即《天象》），然后颠倒方向接读八行（按，即《四时》），再颠倒方向接读边文，里面转一圈，外面再转一圈，两圈作螺旋形，连在一起；（2）先读八行，然后颠倒方向接读十三行，再顺读边文，内外圈不衔接”。对此李零采取的是第一种读法。

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第10期发表了李零的《楚帛书的再认识》，该文将楚帛书与马王堆帛书的形制作了对比，指出，马王堆帛书的幅宽分别是24厘米的半幅帛和48厘米的整幅帛，后一数字与原来所说的楚帛书的横长47厘米十分接近，李零因而怀疑过去所说的“横长”实际是纵宽，后来他请专家目验原物的经纬，果然是如此。也就是说，通常按南北方向放置的“横长”才是真正的幅宽。李零因此而基本复原了帛书摆放的本来方向和原作者的书写顺序，并指出，这件帛书的幅宽，现在虽然只剩47厘米，但据破损情况修正，应与马王堆帛书的整幅帛相近，恐怕原来也有48厘米长。

2.楚帛书的性质

关于楚帛书的性质，学者们讨论很多，曾宪通曾将之概括为六种意见（见《楚帛书研究述要》，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1）文告说。此说始于蔡季襄，是早期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蔡氏第一个把楚帛书称为“缯书”，并根据汉代“缯书告神”的俗例，谓帛书即当时的“告神之缯”；缯上所书文字，则是“古代祠神之文告”。陈槃赞同蔡说，以帛书内容为“文纪祀神”。董作宾认为帛书主旨在于宣扬“天道福善祸淫”的遗训，所举为古帝王告诫后人敬慎之词。

（2）巫术品说。此说是郭沫若首先提出，见于《晚周缯画的考察》。郭氏在一注文中介绍帛书的图文布局之后，认为帛书“无疑是巫术性的东西”。安志敏、陈公柔两位也认为郭说比较可信。商承祚说帛书是“占卜式宗教迷信的东西”，其文辞则类似《诗》、《书》、《左传》和《楚辞》的风格。此外，饶宗颐说过帛书“为楚巫占验时月之用”，林巳奈夫以为帛书十二月名起源于楚国的巫名，而巫名又代表某一巫师集团，实际亦是将帛书看成巫术品一类的东西。周世荣更将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图形文字与楚帛书相比证，认为楚帛书应是一种巫术占验性的图文。

（3）月令说。陈梦家在《战国楚帛书考》一文中认为楚帛书的性质与公元前四百年间（战国中期至西汉以后）的若干文献很接近，如《管子·幼官》、《周礼·月令》（佚文）、《王居明堂礼》（佚文）、《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洪范五行传》（佚文）等，并将上述各篇与帛书作了细致的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月令一类的书。其中《幼官》（即玄宫）是齐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之首章是秦月令，其他各篇是汉代的月令，而帛书则是战国中期的楚月令。作者认为，帛书四周十二章就其方位排列与内容来看，应是较早形式的月令。严一萍《楚缯书新考》亦将帛书边文十二月纪事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诸篇对照，发现帛书所记十二个月行事以“戎”与“祀”为主，与十二纪、时则、月令等篇所记内容之广泛有很大不同，且行事之可与不可亦有相反的规定，因断言帛书纪事为另一系统，可能是当时楚国月令的一部分。曹锦炎更直接称帛书边文为《月令》篇。此外郭沫若认为楚帛书类于《管子》的《玄官图》或《五行篇》；俞伟超说“是一部相当于《明堂图》的楚国书籍”。杨宽在《战国史》增订本将楚帛书置于《月令五行相生说》一节加以论述，亦有类似的看法。

（4）历书、历忌说。历书是李棪在其所作帛书摹本的题名上的。他把摹本称为“写在帛书上的楚历书”（见郑德坤著《中国考古·周代》）。李零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详尽地论述帛书是一部与历忌之书有关的著作。他说帛书在大范围上与《管子·玄宫》、《玄宫图》、《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记·月令》、《逸周书·月令》、《淮南子·时则》以及《大戴礼·夏小正》等基本相同。帛书虽与月令性质相近，但形式上比月令原始，没有复杂的五行系统，内容上比较单一，没有月令诸书那种说礼色彩，只讲禁忌。因此，李零认为帛书当与古代历忌之书相近。从帛书有月无日看来，只能算是月忌之书，而且是这种书中较为简略的本子。

（5）阴阳数术家说。李学勤提出帛书的思想属于阴阳家，有明显的五行说色彩，在传世文献中接近于《洪范五行传》（《论楚帛书的天象》）；又说：阴阳家与数术家密不可分，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偏于理论的则《志》中列入阴阳家，专供实用的则列入数术家，帛书的《四时》、《天象》应归前者，《月令》则近于后者（《楚帛书通论》）。在《再论帛书十二神》一文中李学勤更明确指出：“总之，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是阴阳数术的佚书，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数术书。”

（6）天官书说。饶宗颐在《长沙楚墓时占图卷考释》中论及楚之天文学，谓楚之先世出于重黎，重黎即羲和氏，乃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后世阴阳家所从出。80年代读了李学勤、李零等的著述后，又写成专文《楚帛书之内涵及性质试说》，就帛书性质问题加以讨论。饶宗颐认为，《周礼·春官》冯相氏主常度，保章氏主变动，一常一变，职司各异。帛书甲篇（按：即《四时》）辨四时之序主常，乙篇（按：即《天象》篇）志天象之异主变，常、变异趣，反映古来天官即有此区别。他说帛书虽兼有兵阴阳家言，然于乙篇保存保章氏遗说特多，所言主体仍是楚人之天文杂占，故视为楚国天官书之佚篇自无不可。高明将帛书所载内容与古代天文学著作互相比较，发现二者所述虽繁简不同实质则大同小异，因此认为楚帛书是一篇比较原始的天文学著作[※注]。

3.楚帛书图像的考索

楚帛书的图像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位于四隅的四木；另一组是分居四方的十二神像。对于这些图像，学者们也做过不少探讨。

对于四木，蔡季襄在《晚周缯书考证》中认为“盖藉以指示所祀神之居勾方位，祭祀时使各有所凭依也”。这是由于蔡氏将帛书视作祀神的文告，十二神像为所祀之神，故以四隅之四木为指示所祀神之方位。

董作宾则将绘画的“四木”与帛书文字中的“五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帛书原有以五木表示五方的观念，“盖本有五木，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今止有四木，则中央黄木，既漫灭不见矣”（《先秦两汉帛书考》附记所录董作宾语）。但是陈槃对董作宾的方位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四木代表四方，“据理则应安置四边正方之处，今乃置之角间，则非东南西北之谓矣，此其义未闻”。

李学勤在《再论帛书十二神》一文中指出，帛书四木分别作青、赤、白、黑四色，“这显然与五行方位直接有关。《四时》篇提到‘青木、赤木、黄木、白木、黑木’，也可能与此相应。至于和文献中五木改火之说是否有关，还值得考虑”。

李零将楚帛书直接与式图联系起来，因而指出帛书四木是代表四维和太一所行（《楚帛书的再认识》）。

周边十二神图像自蔡季襄开始，即将所图奇诡神物与《山海经》、《淮南子》、《国语》等所描述的怪异神话相比附，认为帛书图写的就是当时所崇祀之山川五帝、人鬼物魅之形。后来由于李学勤辨识出神名首字与《尔雅》月名相同，人们从而认识到十二图像为十二月月神，但试图从古籍中索求解释帛书图像的做法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一些学者所热衷采用。其中以陈槃、安志敏、陈公柔诸位用力最多。根据各家考证的意见，如谓“取（陬）”月神为委蛇（安、陈二氏文），“余”月神为肥遗（饶文），“仓”月神为长角之兽（安、陈文）等等，但是，正如曾宪通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比证，其中有不少问题。

首先，图像的某些造型虽然与《山海经》等古代神话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就整个图像本身或某一具体细节而言，却很难与神话传说的记载完全吻合。

其次，各家根据不清晰的图片所描述的形象以及比证的结果，有的已被红外线照片证明是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

再次，个别的比证即使是有说服力的，但从整体看来，仍显得零散不成体系，不易令人信服（见《楚帛书研究述要》）。

因此，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二十七章《帛书、帛画》中指出，帛书十二神一类的神像并非楚地所特有，只是其他国的材料比较罕见罢了。这些神像于文献无徵，未必能用《楚辞》、《山海经》等古书去说明。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很值得深思的。

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来阐释帛书十二月神。

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十二神考》对于帛书十二月神的名目提出另外一种假设，认为帛书的十二月名起源于楚国的巫名，每一个巫名代表着一个巫师集团，由于这个巫师集团职司某月，便把这个集团的名称作为该月的月名。

李学勤在《再论帛书十二神》指出，帛书的十二神可能与式法中的六壬十二神有相近之处，或许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一看法被学者们誉为是“帛书研究的又一突破”（李零：《中国方术考》第177页）。

李零在《楚帛书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要从图像的整体来解释其含义。他谈了自己的三点理解：（1）楚帛书的图像与文字是相互说明的。它的图、文结合比较紧密，难以分出主次。它的图像是按四方八位和十二度而划分，代表岁、时、月、日的阴阳消长，文字是讲顺令知岁，四时之产生，以及各月的宜忌。图像和文字二者是相互说明的关系。特别是它的文字，边文不仅是图注，还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代表斗建（斗行左旋），与帛书四木皆按逆时针方向排列，代表岁徙（岁行右旋）形成对照；中心的两篇文字处于北斗、太一所在的位置，颠倒书写，也是像其阴阳顺逆、转位加临，本身也是图的组成部分。故称图称书皆无不可。（2）楚帛书的图式是来源于式的图式。楚帛书以三个神物为一组分居四方，分别代表四时的孟、仲、季三月，古人把仲月所在叫“四正”，帛书四方的夹角还有青、赤、白、黑四木，是代表天地四维，古人叫“四隅”。二者合成“八位”。而帛书的十二神按斗行方向排列，则代表“十二位”。这都与式的图式安排十分相似。帛书中间没画太一、北斗，但两篇文字一正一反，正是象征“太一行九宫”或“斗建十二月”。古代数术，凡属时日选择或历忌、月令性质的古书都与式法有密切关系。《汉志·数术略》的五行类就是属于这一类古书。出土发现，像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刑德》都附有相关的式类图式，可见这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总之，从各方面看楚帛书的图式来源于式，这点是没有问题的。（3）楚帛书的十二神应与式的配神和演禽有关。楚帛书的十二神是十二月之神，由于楚帛书的图式是属于式的图式，那么从式法的角度想问题，很自然地会想到它与六壬式的十二神有些相似。古人表示十二辰位的名称有很多种，古书记载的两种六壬式十二神有不少名称都是取自天象。其他种类的式也都有许多复杂的配神。另外，古代的式法与演禽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古代的演禽也是以星象与动物相配，测算年命，其中比较简单的一种是“十二属相”或“十二生肖”。帛书十二神的图像很可能是楚地流行的一种配禽系统。李零的这些分析使我们对于帛书十二神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王志平的《楚帛书月名新探》（《华学》第三辑）则探讨了《楚帛书》各月月名与所对应的天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楚帛书月名中所蕴涵的天文学知识正在于它们实际上是对各月星象的描述。

4.楚帛书所蕴涵的学术思想

郑刚曾总结说：“楚帛书是一篇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出土文献，它提供了研究战国时代有关楚国人的世界观、神话和天文历法知识的珍贵材料，弥补了传世典籍材料的不足，对于思想史、学术史和历史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楚帛书中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简帛研究》第二辑）实际上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许多内容都已包括了众多对楚帛书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述，下面我们再把前面未提到的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著述介绍一下。

江林昌的《子弹库帛书“推步规天”与古代宇宙观》（《简帛研究》第三辑）认为《四时》篇的“推步规天”实际上是我国原始宇宙观的一种反映，隐含着丰富的内容。帛书说，包戏、帝俊、共工诸神“推步规天”，这些神灵实际上都是宇宙创世神，与日月岁时等天文历法有关。在《四时》篇里，宇宙的创造过程正是通过包戏、帝俊等日月诸神的“推步规天”而完成的。推步规天原是我国古代宇宙论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在其他书面文献里已零碎不全，而在帛书《四时》篇里则保存完整，颇值珍爱。连劭名的《长沙楚帛书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文物》1991年第2期）也对帛书《四时》篇与中国古代宇宙论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

曾宪通的《楚帛书神话系统试说》（“第二届中国古典文学国际研讨会——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1999年10月）则对帛书中所涉及的神话人物包戏、女娲等人进行了研究，并将之与“武梁祠画像”等材料进行了对比，对楚帛书中所见的神话体系进行了揭示。

郑刚的《楚帛书中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简帛研究》第二辑）一文则对楚帛书的历法背景和占星原理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郑刚认为，帛书《天象》篇的内容是一种在原始星岁纪年法背景下产生的早期岁星占，将历法缺陷带来的混乱用神话、宗教的方式加以解释是它的占星原理的主要来源，它是后代岁星占的雏形，但与星岁纪年法的联系更密切，岁星的中心地位更突出。《四时》篇从发生学和创世论的角度简述了世界的构成，《天象》则根据其星岁纪年背景和以岁星为中心的占星天文学来解释自然现象变乱的原理，并最终推向实用占星，《月忌》篇的选择术就是其应用的法则，虽然以十二个月为主导，但它也是星岁纪年体系和岁星占的一个部分。因而，在楚帛书的结构中，《天象》是一个枢纽，在它的星岁纪年法和岁星占的联系下，帛书的广泛内容才联为一体，它将《四时》的宇宙结构、《天象》的天文历法、《月忌》的选择联系起来。

5.对帛书残片的研究

上面我们介绍的都是对那件比较完整的楚帛书的研究情况（也有学者称之为“第一帛书”），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楚帛书不止一件，而是有若干件，只是其他帛书都已破碎而已。这些帛书碎片绝大部分也都收藏于赛克勒美术馆。从已经揭示的帛书残片来看，也都是属于阴阳数术一类的书籍。但是由于其材料至今尚未公布，人们还无法得知其详细情况。

帛书残片也有若干片保存在国内，后来归商承祚收藏，共14片，可惜其中有13块残片现已不知下落，仅存原物照片和摹本，另外还有一片最大的一片残帛还保存了下来。1992年商承祚的后人将这些公布后，饶宗颐、李学勤、伊世同和何琳仪等都作过研究[※注]，饶宗颐对最大的那片残帛作了释文，李学勤则对所有的残帛文字都作了隶定和考释，并指出，帛书残片是占书，应与完整的那件楚帛书一样划归数术类。天文家数术在战国时特为流行，楚国本有天文家之学，子弹库帛书存在星占，并非偶然。已知的这些楚帛书都属于数术一类，说明阴阳数术之学在楚国的盛行，这对于我们研究学术思想史及数术传统很有意义。伊世同和何琳仪的文中则认为最大那片残帛中的“坪”（饶宗颐释为“唇”）字即文献中的“平星”，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讨论。

二 帛书《周易》研究

马王堆帛书出土和陆续发表后，立即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学者们纷纷发表研究论著，从各个角度对帛书加以探讨。

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经有传，经文除个别字有残损外，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均完整无缺。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74年发表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中曾刊印了帛书《周易》的一部分照片，即含键（乾）、妇（否）、掾（遁）、礼（履）、讼、同人、无孟（妄）、狗（姤）、根（艮）、泰畜（大畜）、剥、损、蒙诸卦的帛书残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注]。参加帛书整理工作的于豪亮在1976年曾撰有《帛书〈周易〉》一文，但是当时未能公布，直至1984年才刊登于《文物》第3期上。而香港的饶宗颐则根据《发掘简报》刊登的这部分照片，写出了《略论马王堆易经写本》一文，1980年在成都举行古文字学会时，提出讨论，后收入《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该文根据帛书照片所见数卦的卦序，探讨这种卦序排列的内在规律，进而推测整个六十四卦各卦的排列次序，与后来公布的帛书经文密合无间。

与通行本比较，帛书《周易》经文在卦名、卦辞、爻辞的文字上都存在不少差异，于豪亮的《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一文曾列举出帛书卦名与汉石经及今本卦名的对照表，对于帛书本卦辞、爻辞与传世本的异同也作了讨论。于文还有一个很有创见之处在于，它指出了帛书的卦名有两个与《归藏》有关，一个是钦卦（即通行本的咸卦），一个是林卦（即通行本的临卦），《归藏》一书，自《周易正义》称之为“伪妄之书”后，学者多视之为伪书。于先生则指出帛书《周易》与《归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帛书《周易》在汉初已不传，从而推论《归藏》成书绝不晚于战国，可谓发前人所未发。饶宗颐及李学勤也有类似的意见[※注]。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中发现了秦代的《归藏》，证明三位先生的有关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除于先生外，还有很多学者在帛书《周易》经文的文字训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丁南《帛书〈周易〉别字谐声臆测》（《中华易学》1982年第2期）、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严灵峰《马王堆帛书〈易经〉的出土对校勘学的重大意义》（《无求备斋学术新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等，这些先生对于重新审视《周易》经文做出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不过，帛书《周易》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卦序。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分作上下两篇，上篇起于乾，终于离，共三十卦；下篇起于咸，终于未济，共三十四卦。其排列次序遵循“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然而在帛书《周易》中却是始于乾终于益，卦序完全不同。因此这两种卦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大致而言学者们主要有两种意见。A.认为帛书本卦序要早于今本的卦序。于豪亮在《帛书〈周易〉》一文中指出，“汉石经、《周易集解》和通行本，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相同，帛书却与之全然不同，因此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帛书可称为别本《周易》，它的卦序简单，可能是较早的本子”。刘大钧在《帛〈易〉初探》（《文史哲》1985年第4期）也指出，“帛本这种八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的方法，显然出自另一系统”，“今本六十四卦当初可能是以帛本八卦相重之法组成，只是在‘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下，多数卦又重新作了排列”。他还推测说：“春秋乃至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可能有几种不同系统的《周易》本子在社会上流传，这些本子由八卦排列到六十四卦顺序都有不同，其占筮的方法，可能也不相同，今本只是其中之一。《序卦》的写成，正说明当时传授今本《周易》的经学大师们，为宣扬与提高今本《周易》的位置，以区别于社会上别种编次的《周易》传本，因而作成《序卦》。目的是为今本《周易》的编次张目，以制造理论依据，扩大其声望。”对于这种看法后来还有一些学者表示支持[※注]。B.认为今本卦序要早于帛书本。张政烺指出：“汉唐石经和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次序一样，从‘十翼’和一些古书的引文看，知是旧本如此。帛书《六十四卦》大不相同，乃经人改动……筮人一般文化程度不高，为了实用，不求深解，按照当时通行的八卦次序机械地编造出帛书《六十四卦》这样一个呆板的形式，自然会便于检查，却把《易》学上的一些微言奥义置之不顾了。”（《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第3期）李学勤在《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中国哲学》第14辑）对于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指出：“帛书卦序不会早于传世本卦序。理由很简单，如果《周易》经文本来就有像帛书这样有严整规律的卦序，谁也不会打乱它，再改编为传世本那样没有规律的次第，而《序卦》传也用不着撰写了。事实只能是，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帛书本则是学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西晋时出土的汲冢书，内有《易经》两篇，与传世本同，其时代为战国中期，可为旁证。《序卦》的作者不敢触经文次第，帛书本则另寻出路，为了贯彻阴阳说的哲理，竟大胆地把经文重排了。”邢文在《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中篇《经文：帛书〈周易〉的卦序问题》对李先生的这一论述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指出，帛书六十四卦反映了汉易卦学的思想特征，“秦皇坑儒，《周易》以卜筮之书而幸存；汉代易学象数易的兴盛，当与此有关。帛书《周易》经文卦序的规律性及其对于阴阳思想的强调，或也是秦火之后易学术数倾向的反映，关涉帛书《周易》经文的成书时代；其卦序的重编，也许正是汉易重排卦序的滥觞。”

帛书《周易》有经有传，在帛书《周易》经文《六十四卦》的公布过程当中，对于整件帛书《周易》的结构存在不同的说法，随着帛书《易传》材料的逐渐公布，学者们的讨论也在不断深入。迄今为止，关于帛书《周易》结构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A.传文五种七篇说（于氏）。于豪亮在《帛书〈周易〉》一文中，把帛书《周易》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第二部分是《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分为五篇，前二篇是现在我们说的《二三子问》，后三篇是《要》、《缪和》、《昭力》；第三部分是《系辞》，分上下两篇。这就是说，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除经文外，有传文五种七篇。

B.传文六种六篇说（韩氏）。韩仲民在《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帛〈易〉概述》章中对帛书《周易》的结构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帛书确是两件，第一件帛书是《六十四卦》和《二三子问》，但后者只是一篇；第二件帛书是《系辞》与卷后几篇佚书，包括以“子曰易之义”开始的一篇，然后是《要》、《缪和》、《昭力》。这样，帛书《周易》除经文外，有传文六种六篇。

C.传文六种六篇说（傅、陈二氏）。与韩仲民帛书《周易》两件说不同，由傅举有、陈松长编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所附综述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们认为帛书《周易》仅为一件帛书，在经文后面的传文为《二三子问》、《系辞》、《子曰》（即《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计传文六种六篇。

D.传文六种七篇说（李氏）。李学勤对于帛书《周易》结构的介绍和认识，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引用于豪亮及韩仲民等的有关论述[※注]；随着传文有关材料的陆续公布，李先生在《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文物》1994年第1期）提出了新的意见。李先生详细分析了帛书的拼接缀合，结合《二三子问》与《易之义》的文献特征，指出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可以称作上下两卷，上卷包括经文和《二三子问》上下篇，下卷包括《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因此传文总共六种七篇。

E.五种七篇说（邢氏）。邢文在《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他基本同意李学勤对帛书结构的分析，但认为《缪和》与《昭力》两篇实为一种帛书，篇分为二，因此传文总共是五种七篇。

帛书《周易》的学派之辩，也是帛书《周易》出土之后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1989年第1期的《哲学研究》发表了陈鼓应的《〈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一文，列举了《系辞》中十三个重要概念、观点或学说，指证其渊源于原始道家，进而说明《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的著作。吕绍刚迅即反驳，认为“《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89年第8期），陈鼓应又发表《〈易传·系辞〉所受庄子之影响》（《哲学研究》1991年第4期）、《〈易传〉与楚学齐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周易研究》1992年第2期）、《马王堆出土〈系辞〉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哲学研究》1993年第2期）、《也谈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等，并将其论文结集为《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对于陈先生的这些论述，学术界有赞同者[※注]，有反对者[※注]，也有调和中立者[※注]。虽然这场争论没有最后的结果，但无疑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随着帛书《周易》经传材料的陆续公布，帛书《周易》的研究一直十分热烈。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帛书《周易》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作了研究，如李学勤对帛书《周易》作了众多的研究[※注]，相关的成果后来结集为《周易溯源》一书（巴蜀书社2006年版）；廖名春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帛书《周易》的整理研究，相关成果先后结集为《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和《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书；邢文著有《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梁韦弦著有《〈易〉学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化平著有《帛书〈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政烺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张先生当年参与帛书的整理工作，留下了一批珍贵资料。该书系将全部手稿予以彩色印刷，包括了帛书《六十四卦》《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各篇的释文与校注，并附以帛书的原始照片，可使研究者一览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全貌，极具资料价值。近年来研究帛书《周易》的论文也有很多[※注]，对此廖名春曾有《帛书〈易传〉研究论著目录》一文（见《帛书〈周易〉论集》一书所附），王化平则有《帛书〈易传〉研究综述》[※注]一文，对于相关的研究情况作了总结。

海外也有不少汉学家从事帛书《周易》的研究工作，如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著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百二十三册）等文，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出土了汉初的竹简本《周易》；1994年初，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亦有《周易》。许多学者将它们与帛书《周易》作了对比研究，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

三 帛书《春秋事语》研究

帛书《春秋事语》的释文发表后，最早对《春秋事语》进行研究的是参与帛书整理工作的张政烺，他发表的《〈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是研究帛书《春秋事语》的一篇重要论文。张先生在文中首先指出了本篇帛书取名为《春秋事语》的缘由。这篇帛书存16章，没有篇题，每章各记一事，既不分国别，也不论年代先后，记事最早的是鲁隐公被杀，事在公元前712年，最晚的是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事在公元前453年，可见其记事年代属于春秋时期。这16章的文字记事十分简略，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种体裁的书在春秋时期名叫“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语”这类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如刘向《战国策书录》在叙述他所根据的底本中，有一种就是《事语》。马王堆出土的这件帛书所记皆春秋时事而以语为主，因此帛书整理小组给它取了《春秋事语》这样一个书名。

对于帛书《春秋事语》的性质，张政烺认为它可能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张先生引用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的记载，认为《春秋事语》与《铎氏微》的性质是一致的[※注]。所不同者在编者文化水平的高低。铎椒的书有条理，企图体现“微言大义”，而《春秋事语》则显得分量轻，文章简短，编辑体例也很混乱，因此张先生认为它可能出自一位头脑冬烘的教学先生之手。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读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春秋》等书做准备。这和清代的启蒙书《鉴略》、《论史论略》、《幼学故事琼林》等书有些相似。

至于《春秋事语》的史料价值，张政烺指出本书这16章所记的16件事绝大部分见于《春秋》三传、《国语》和一些子书中，但还是可以互相补充参考。其中第二章《燕大夫章》所记不见于它书记载，该章文字虽然不多，却画龙点睛，增加了我们对于春秋时期燕国的认识。又如第五章说“晋献公欲得随会”，所记内容虽有不少史实上的错误，但也有一些不见于传世古籍的句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左传》和《韩非子》的相关记述。

至于《春秋事语》在校勘方面的价值，张政烺指出，考古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但由于底本和抄手的好坏不一，其价值也有所不同。“对古本的优劣不能绝对化，更不能迷信古本。这些古书的出现，只是增加了校勘的资料，而不是免除了我们校勘的劳动”。具体到《春秋事语》而言，既在校勘上有可贵的价值，也有不少错误之处。应该说，张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利用出土文献校勘古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张政烺还利用《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与《管子·大匡篇》作了对比研究，既指出了帛书的众多错字，也举出了帛书的一些地方可能校正《管子》之误，如：A.“今彭生二于君”，“二”当从帛书作“近”。B.“而腴行以戏我君”，“我”当从帛书作“阿”，“戏”字后加，当删。C.“又力成吾君之祸”，“祸”当从帛书作“过”。D.“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止”当从帛书作“正（贞）”。E.“无所归死”，“死”当从帛书作“怨”。

在张政烺的论文发表后，徐仁甫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朝代和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郑良树的《〈春秋事语〉校释》（《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李学勤的《〈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骈宇骞的《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文献》1992年第2期）、吴荣曾的《读帛书本〈春秋事语〉》（《文物》1998年第2期）等文继续对帛书《春秋事语》加以探讨。

郑良树之文系对帛书《春秋事语》全篇加以详细校释，对《春秋事语》的史料价值颇有发明，很便于人们理解帛书内容。骈宇骞之文则在张政烺所述基础上，对于帛书《春秋事语》对《管子·大匡篇》的校勘作用又作了几点补充：（1）“文姜告齐侯”，帛书作“文姜以告齐侯”，义长。（2）“身得免焉”，当从帛书作“身得庇焉”，“庇”，庇护。《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3）“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开容昏生，无丑也”一句，当从帛书作“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也。亲间容昏，生□无慝也”。（4）“二月”，为后人所加，当删。（5）“无所归怨”前应从帛书加“恶于诸侯”四字。吴荣曾之文则举东汉画像石刻材料所见之“敏子愆”即“闵子愆”的材料，补证张先生所作推测的精确性”字。见《〈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一文。">[※注]。

关于《春秋事语》的成书、抄写年代。张政烺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抄写在秦末汉初”。这种观点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肯定。但徐仁甫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不避汉高帝刘邦之讳，而避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故称曰荆。这和《韩非子》一书‘凡言荆者，俱为楚之代名，以避秦讳改也’一样。那么《春秋事语》的成书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即公元前200年左右。”这种观点，其实是采用帛书整理小组的意见，但这段话中有两点不太正确。一是将帛书的抄写年代换成了“成书”年代。二是所言避秦始皇父楚讳的问题，李学勤指出：“古代最需要严格避讳的是‘今上’之名。……帛书第十三章确称楚为荆，但西周金文已有称楚作荆或楚荆之例。即使帛书此处确为讳字，也可能是传抄未改。帛书中不讳秦始皇名政，如第九章有‘后（苟）入我□，正（政）必宁氏之门出’，可见恐不抄于秦代。作为楚汉交争时期的写本，是最合理的。”现在看来，关于帛书成书及抄写年代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帛书《春秋事语》与《春秋》、《左传》的关系，也是许多学者很感兴趣的问题。徐仁甫在其论文中，从帛书的避讳，个别词语的有无以及《春秋事语》第十章与《左传》的比较来说明《春秋事语》所采原书的作者，一定没有见过《左传》这部书。因为《左传》对《春秋事语》所采原书的文字，有所增，又有所改；而且所增、所改，又比原书总要好些。因此，他认为：“《左传》的成书，在《春秋事语》之后——西汉时代；而其作者，决不是春秋时的左丘明，而是西汉末刘歆托之左丘明的。”这种观点也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李学勤认为：“《左传》之不同于帛书的，不只是文字语句，而且是史事内容。假如《左传》是袭用《春秋事语》，那么多出的那些事迹过程又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杜撰，如何能委曲尽理？如果别有所据，岂不是当时存在另一部《左传》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至于帛书内容有的与《左传》少有出入，这只能说是作者闻见有异，帛书的作者博采其他书籍，对《左传》作个别更改。这种现象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另外，帛书记载的上下限与《左传》相一致，帛书袭用《左传》之处甚多，帛书的文例也多同《左传》等等，都可证《左传》为《春秋事语》所本。李先生最后归纳说：“《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穀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又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

吴荣曾则对战国时期的《春秋》之学进行了讨论，指出，由于儒家对《春秋》的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及其后学致力于《春秋》者不乏其人，子夏、曾子等人都是治《春秋》的大家。当时儒家研治或评说《春秋》已成为一种风气。流传到后世的作品，以《左传》、《公羊》、《穀梁》为最著。还有铎椒、虞卿以及西汉人提到的邹氏和夹氏的《春秋》，《公羊》、《穀梁》二书中引用的公羊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北宫子、女子、穀梁子、尸子，也都是诸子百家中擅长于《春秋》之学者。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说：“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吾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董仲舒把闵子骞和子贡等并列在一起，以为都是长于《春秋》者，但有关闵子骞的记载不见于传世古籍，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还可证明闵子骞亦是精于《春秋》的名家。战国时代《春秋》之学的特点是诸子学和史学的合流和相互渗透。当时《春秋》之学的盛行，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状况也为汉代所继承，故《公羊》、《穀梁》一直是两汉时的显学。

对于《春秋事语》的结构特点，吴荣曾也作了一些讨论。吴先生认为，此书的性质和《左传》比较近似，以纪事为主。书中所引人物的议论，有些可能是出于作者的假托，目的是借他们之口阐明自己的看法或主张。吴先生还专门用这些议论与《春秋》三传的议论作一比较，指出《公羊》、《穀梁》两书都致力于对“微言大义”的探讨和辩证，而《春秋事语》论史多从政治利害得失为着眼点，所以它和《左传》相近，和《公羊》、《穀梁》则相差较远。

近年来关于《春秋事语》也有一些学者撰写了研究论文[※注]，可见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走向深入。

四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研究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17000余字。这批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帛书的定名、分批、文字校勘、成书时代及史料价值的阐发等方面。

这件帛书原无篇名，关于本篇帛书的性质，帛书整理小组最早称这件帛书为帛书《战国策》，唐兰起初曾怀疑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里的《苏子》三十一篇[※注]。但大部分学者们还是同意帛书整理小组的定名，郑良树还在其《论帛书本〈战国策〉的分批及命名》一文中，对唐先生的论据逐一进行了商榷。后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把本篇帛书改题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为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个定名出来后，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对于本篇帛书材料的分批，学者们一般都把它分为三组。如杨宽言：“《战国纵横家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是从三种不同的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中辑录而成的：（1）从第一到第十四章，是苏秦游说资料。各章体例相同，内容相互有联系，编排也有次序，和以后各章编排杂乱的不同。所用的文字也有它的特点，例如‘赵’字多省作‘勺’，‘韩’字多作‘乾’等，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辑录出来的。……（2）从第十五到第十九章，该是从另一种记载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中辑录出来的。每章的结尾，都有个字数的统计，第十九章结尾除了有本章的字数‘三百’以外，接着有‘大凡二千八百七十’八个字。‘二千八百七十’正是这五章字数的总数。……（3）从第二十到第二十七章，应该是出于又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前五章，都见于今本《战国策》或《史记》。其中第二十到第二十二的三章也属于苏氏游说辞，却没有和开首十四章苏秦资料汇编在一起，应该是出于另一个来源的缘故。这三章所用文字，和开首十四章也不同，例如‘赵’都不作‘勺’，‘韩’都不作‘乾’，张仪的‘仪’作‘羛’。”对于这种三分法，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异议，但郑良树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充分肯定了杨宽等人对帛书第一、二部分的划分，但认为其中的第三组材料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一批，认为杨氏等人对第三部分的划分显得有些粗疏，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先生统计了各章主要人物的出现次数，将这八篇细分成了五个单元：“（1）第二十及二十一章没有提及任何人名，无法和其他篇章贯穿起来，而且，它们都是苏氏说辞，我们列为第一单元。（2）第二十二及二十四章所提及的人名完全雷同，应当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列入第二单元。（3）第二十五章出现的人物是文信侯和蔡鸟，与其他篇章无法连串，我们编为第三单元。（4）第二十三及二十七章虽然没有相同的人物出现，不过，它们所叙述的都是楚人楚事，我们归为第四个单元。（5）余下的第二十六章，我们归为第五个单元。”[※注]

郑良树还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帛书用字情况的统计，对整件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提出了两种新的划分方法，一种是四分法，即：（1）第一章至第十四章。（2）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3）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四章及第二十七章。（4）第二十五章及第二十六章。另一种是三分法，即：（1）第一章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章及第二十六章。（2）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3）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四章及第二十七章。

至于这几批帛书内容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也很不一致。马雍认为，帛书“编排次序杂乱无章，不按时间先后”。具体而言，第一组一至十四章“有密切的联系，内容集中，应作为一整体看待”，但是这十四章帛书“原来的编次非常淆乱，先后倒置，完全不按时间顺序”。第二组和第三组“各章之间无直接联系”。杨宽则言，帛书第一至十四章“编排很有条理，和十五章以后的杂乱无章不同”，可见杨先生认为第一组的编排很有次序，而第二、三组则是杂乱无章。

对于杨氏、马氏有关帛书各组次序的这些观点，王泽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同意杨宽的意见，认为帛书第一组的十四章原来的编排“有一定原则，首先，依据给燕王的书信和游说辞或给齐王的书信和游说辞分成两部分，即前七章和后七章，各部分内部基本上以时间先后排列；同时，两部分之间相互照应，总的遵循一个相同的时间次序。这个次序也体现了帛书所涉及事件的发展脉络”。对于第二组帛书，王泽文指出学者们过去多关注其每章末均有统计字数、第十九章末有这五章的总字数以及用字写法统一等特点，但他指出本组帛书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时间跨度，这组帛书反映的都是战国晚期的形势，均表现出秦对山东诸国（尤其是三晋及齐国）的咄咄攻势，且时间上均晚于第一组即前十四章。第二个特点是语言风格。这组帛书的语言有较鲜明的特色，如帛书十五章“须贾说穰侯”引《周书》“唯命不为常”，帛书十九章“谓穰侯”引《诗》“树德莫如兹（滋），除怨者莫如尽”，而且各章对游说者的智谋和高超技巧多有展现，与第一组相比，第二组帛书似较为侧重游说之术。至于第三组帛书，王泽文也认为其内容驳杂，但指出这八章似乎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偏重游说之术，且多谈祸福、存亡、安危、顺逆等矛盾的对立转化。

对于帛书编排的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与对各篇帛书的断代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第一组的十四章有关苏秦的帛书，学者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但对各章的断代却存在不同的认识，从而也直接影响了对苏秦生平事迹的勾勒。如马雍对这十四章的排列顺序是：

至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成书时代或汇编时代，学术界争论不大。马雍在《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中，对帛书27章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年代进行了逐章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这部帛书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属于战国后期的史料，大体上相当于齐闵王称帝到齐闵王亡国这一阶段。对帛书的汇编时代，杨宽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则认为“这部帛书的编成年代，当在秦汉之际”。唐兰则言“此书之编集在始皇二十二年以后，但总还是秦代编集的”，理由是有些材料“在秦以后就不易搜集了”，总之，把本件帛书定为秦汉之际编成的纵横家之言，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学者一直探讨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在对这件帛书作过初步研究之时，学者们就已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们可能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的《苏子》，另一种意见认为把它看做《战国策》的前身比较恰当。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刘向《战国策书叙》所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李学勤等曾据此指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注]。王泽文则进一步提出，“刘向所写传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曾有过散乱、残脱和再整理，与今本在有些篇章的分属和文字上或有出入。但是，其体例上最重要的一点，即整体上将各种说辞分系于不同国别，古今应当没有太大的变化。据此，再重新审视这二十七章帛书的篇章结构，便会有进一步的认识。”王氏指出，帛书前十四章“其中有两章见于今本《战国策》，即帛书四和帛书五，均系于《燕策》，我们今天若尝试依帛书的内容和体例定其余各章的国别归属，则一、二、三、六、七章应入《燕策》，八至十四章入《齐策》。如果这种判定可以接受，那么就表明，这组帛书是将十四章严格按照燕、齐两国而划分开的（当然，前后各有七章也许属巧合）。这十四章既有共同的主题，有一个中心人物贯穿始终，而且编排体例也有一定之规，先分国别，再大致依时间先后编辑；此外，行文也较质补，近于实录”，而第二组帛书从篇章结构上看，“这五章中，有四章见于今本《战国策》，帛书十五、十六属《魏策》，帛书十八属《赵策》，帛书十九属《秦策》。这四章之间的国别排列也是有序的，尤其同属《魏策》的十五、十六两章紧密相连，应当注意”。帛书十七章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如据其内容判定帛书十七章的国别归属，可能入《魏策》较为合理。“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就会发现，第二组帛书依国别排列得相当整齐，其篇章结构也有体例可寻。还有一点也应提到，即从国别的归系来看，第一组和第二组两部分是没有重合的”。第三组目前很难找出其编排的原则，但“同前两组相比，从国别的角度看，多出了可入楚、韩的内容。但仅此目前尚不足以得出更多的结论。”因此王氏总结说：“这样看来，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本身在结构上就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帛书出土于古长沙国，非中央政府所藏，足见其时有大量的类似材料在流传过程中，收集者或使用者依不同的目的和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的整理了。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战国策》一书的形成过程。通过帛书三部分的复杂构成，再结合上引书叙，可以想见，刘向当时所面对的大量材料的原始形态的多样性，而且更可以体会到，当日刘氏整理、纂辑文献的难度之大”，应该说，王氏的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至于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学者们已经作了大量阐述，特别是运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第一手材料重新探讨苏秦事迹，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唐兰曾总结说：“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重要历史价值，正在于它保存了已被埋没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根本性错误，又可以校正和补充这一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注]此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还为有关历史文献的校勘训诂提供了众多的材料，如裘锡圭在《“触詟说赵太后”章中的错字》一文中曾据帛书材料校正《战国策·赵策四》中的错误，他的另一篇文章《读〈战国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则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释文和注释作了一些商榷和补充。

近年来关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赵生群在《〈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为后人所托，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明了司马迁所说的“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秦丙坤则著有《〈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散文时事考辨》（《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4期）。

五 帛书《丧服图》研究

《丧服图》的材料迟至1992年才由《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刊布，曹学群的《马王堆汉墓“丧服图”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6期，1994年）一文曾对这件帛画作过讨论。该文对帛画的内容、文字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和考释，并参照明清家谱复原了《丧服图》的亲属关系网络图，认为这是一幅墓主生前五服之内的父党系亲属关系网络图。它的出土，填补了汉初丧服礼制记载的空白，是研究秦汉之际丧服礼制的宝贵资料。

六 帛书《老子》研究

帛书《老子》甲、乙本材料公布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

帛书《老子》甲、乙本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其顺序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传世《老子》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完全不同。对于帛书《老子》的这一现象，学者们作了很多讨论，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认为古本《老子》的次序应是先《德经》，后《道经》，这一看法最早由张政烺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提出[※注]。张先生还认为，传世的材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久不为人注意而已，如《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都是先“德”后“道”，西汉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开卷就是《德经》的“上德不德”篇，由于此书的《道经》部分已经佚失，有的版本称所存的《德经》部分是全书的后半部，但是该书的序文《说目》言全书的篇数是“七十有二首”，“上经四十”，“下经三十有二”，“阳道奇，阴道偶，故上经先而下经后”，这已经说明了把《德经》四十篇放在前面的理由。张先生的这一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有学者甚至还认为今本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直到唐玄宗时才正式固定下来[※注]。

（2）认为古本《老子》有两种次序：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高亨和池曦朝。他们在合撰的《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一文中说：“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是上篇，《道经》是下篇。这种编次是不是《老子》原书的编次？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无法论定。不过，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传本。《老子》本书论述道德，总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庄子》论述道德，也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例子很多，从略），便是明证。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传本。《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大概是道、法两家对于《老子》书各有所偏重。”但此文发表后不久，邱锡昉即发表了《〈老子〉在战国时可能只有一种道家传本》一文，对高、池二氏认为《老子》在战国时期可能有两种传本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注]。

（3）认为《老子》应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帛书本的次序应属后起。如饶宗颐言：“按《老子》本书，如下篇屡言：‘道生之，德畜之。’无不先道而后德。韩非《解老》，非论列全经，其先解《德经》首章，自是随手摘举，不足援之以证《老子》全书之必先德而后道也。或云以德列前，盖法家之《老子》本子如此（高亨说），不悟法家正本道以立法之体，故韩非书有《主道》、《守道》等篇，而不闻作《主德》、《守德》。……法由道而生，法家不特不贬道，而实尊道。法家之解老，自宜以道为先，岂有反以德居前之理？故知马王堆《老子》本之先德后道，殆写经者偶然之例，若持此以论法家本旨，弥见其龃龉而已。”李学勤在《严遵〈指归〉考辨》一文中，则对论者以为严遵《指归》一书先德经后道经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李先生指出，这种看法“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自《指归》见于著录，不知多少人亲见全书，却没有任何记载讲到《指归》是《德经》在前。《老子》从来称‘道德’，《史记》本传便说：‘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指归》若以‘德道’为序，何等奇异，怎么会无人提到呢？”他还进一步指出，从思想考察，《指归》书中的《说目》、《总序》可能皆是后人所作，未必出自严遵之手[※注]。这样，有些学者所说的“《道德指归》二经的排列法也是《德经》居上，《道经》处下，与帛书《老子》相合”[※注]的观点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据。

利用帛书本《老子》的内容与今本《老子》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很多学者都非常留意的一项工作。张松如曾以《老子校读》为题，采用帛书《老子》的资料，对《老子》重新加以校勘[※注]，高明曾以《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勘校札记》为题，将各种传世《老子》版本与帛书进行对勘，郑良树曾指出，帛书《老子》的出土，影响最大的还是有关《老子》的训诂、句读，并分别以“今本《老子》有衍文”、“今本《老子》有夺文”、“今本《老子》有错字”、“今本《老子》句读有误”、“帛书可澄清被误解之文字”、“帛书可解决聚讼多时的文字”等六方面加以阐述。许抗生著有《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等等，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有学者评价说：“这是帛书《老子》研究二十多年来的一部总结性的集大成的著作，其引证材料之丰富，注解之准确，都是其他著述所无法比拟的”[※注]。

关于帛书《老子》的研究著述还有很多，陈广忠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帛书〈老子〉的用韵问题》。从音韵学角度对帛书（老子）进行了研究。尹振环多年潜研帛书《老子》，著述宏富。港、台等地的学者严灵峰、徐复观、饶宗颐、刘殿爵等人都对帛书《老子》作了很多研究。

海外的汉学家们也对帛书《老子》作过不少研究。如日本学者金谷治、波多野太郎及美国学者韩禄伯等人都有研究成果面世，韩禄伯还将帛书《老子》译成了英文。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二号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本《老子》，其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将之与帛书《老子》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西汉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经过整理拼接后，估计可复原的完整竹简在2300枚以上。竹简保存情况良好，字迹清晰，抄写工整，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书写风格。通过简上的“孝景元年”字样，可知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简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当首推《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几乎堪称“完璧”。竹简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每章前均有分章符号，文字内容和篇章结构也与以往所见各种本子有所不同，对于《老子》校勘与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预见，这批材料发表后，又将会掀起一个简帛本《老子》研究的热潮。

七 帛书《黄帝书》研究

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帛书中，写在《老子》乙本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四篇，自整理发表之后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四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它们的研究兴趣始终不衰，成果斐然。

（1）对帛书《黄帝书》的性质和篇名的研究。帛书材料出土后，参加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的唐兰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指出，《老子》乙种本前面的这四篇古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黄帝四经》。后来，唐兰在《〈黄帝四经〉初探》、《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两篇文章中，又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了他的根据和理由：A.从内容上看，《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是一本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的。这四篇佚书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贯的，虽然它们体裁各别，但互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尤其是第二篇用很大篇幅来叙述关于黄帝的神话故事，说明这本书应该是黄帝之言。它一共四篇，也和《黄帝四经》符合。B.从抄写时代和历史背景来看，这本书是在文帝初期抄写的，文帝崇尚黄老，因此，《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有关黄帝之言，显然只有《黄帝四经》才能当之。《老子》当时已称为经，所以《黄帝四经》也称为经。不能想象在黄老盛行的时代，所抄的《老子》前面会冠以别的不相干的书。C.从传授源流来看，这本书也应该是《黄帝四经》。战国中、晚期的很多法家著作如《申子》、《慎子》、《管子》、《鹖冠子》、《韩非子》以及《国语·越语》等对此书都有引用。此书是战国中期以后流传的黄帝之言，《汉书·艺文志》道家37种中有关黄帝的书共5种：《黄帝四经》4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篇，《杂黄帝》58篇，《力牧》22篇。其中称为经的只有《黄帝四经》，而帛书的《经法》和《十大经》两篇就称为经，《称》和《道原》两篇也正是经的体裁。而且这些黄帝书中只有《黄帝四经》是四篇，从篇数说，与帛书四篇也正相符合。另外，《隋书·经籍志》的《道德部》又说：“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这里所说《黄帝》四篇，显然指《黄帝四经》。可见黄帝老子之言，是《黄帝》四篇、《老子》二篇。帛书四篇与《老子》抄在一起，正是黄老合卷的证明。应该说，唐先生的这些论证和理由是很有道理的，因此许多学者都采纳了唐先生的说法[※注]，直接称这四篇佚书为《黄帝四经》。一些学者还对唐先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注]。

裘锡圭不赞同唐兰的说法，他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说：“这四篇书，内容有一定联系，至于它们本来是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我觉得还不能断定。”后来他发表了《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中国哲学》第二辑）、《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等文，指出，从形式上看，这四篇佚书体裁不同，篇幅长短悬殊；第二篇屡次提到黄帝，其他三篇一次不提，原来不像是一部书，更不像与《老子》齐名的《黄帝四经》。而且从内容来看，这四篇佚书的性质，是吸收了阴阳、儒、墨、名、法等家的驳杂的道家思想著作，反映出很强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同与《老子》一样主张“去健羡、处冲虚”（《隋书·经籍志》语）的《黄帝四经》显然没有关系。另外，古书中也有不少地方引用黄帝之言，这些引文绝大部分合乎“去健羡、处冲虚”之旨，应该有一部分是出自《黄帝四经》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但是这些引文在四篇佚书中却一条也没有出现。这些证据都可证明四篇佚书并非是《黄帝四经》。因此，裘先生建议仍称这四篇佚书为“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或“《经法》等四篇”。

罗福颐则认为帛书的第二篇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力牧》篇，其理由是，第二篇的全文都是黄帝与力黑、大山稽等的谈话。力黑就是力牧。《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中有《力牧》十五篇，第二篇帛书也是黄帝、阴阳家言，其文辞内容又分为十五个小题，多半是久已失传的《力牧》篇。

高亨等人则认为帛书的第二篇是《黄帝君臣》，其根据是《汉书·艺文志》道家一类有“《黄帝君臣》十篇”，而帛书题名《十大经》，当然也是十篇，篇数相合。帛书《十大经》分为十四篇，大概是传抄者追题篇名时弄错了。此外，《黄帝君臣》的题名，也与帛书记黄帝君臣的言行相合[※注]。

董英哲也反对唐兰的观点，提出这四篇佚书应是田骈的遗著《田子》二十五篇。他在《〈经法〉等佚书是田骈的遗著》一文中，认为这四篇帛书当出于齐国稷下的黄老学派之手。战国时期盛行的黄老之学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而在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实占优势。《汉书·艺文志》载有田骈的《田子》25篇，与帛书的篇数相合（董氏言《经法》9篇，《十六经》14篇，《称》、《道原》各1篇，合为25篇），而帛书言“道生法”，也与田骈的“尚法”思想一致。这些说明《经法》等篇确系田骈遗著。

钟肇鹏在《黄老帛书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认为：经中托为黄帝同力黑、果童等人的问答，显然是“黄帝之学”，而把这“黄帝之学”同《老子》抄在一起，正是黄老合卷的证明。因此，该文称之为《黄老帛书》。这一观点也为一些学者所采纳。

李学勤则同意唐兰的看法，他在《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唐兰提出的几条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李学勤许多有关帛书的研究著述，并不使用《黄帝四经》的命名，而是称为“帛书《黄帝书》”，说明他在使用名称时是很谨慎的。

陈鼓应也认为《经法》等四篇是《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黄帝四经》，但他认为“汉代人称其为《黄帝四经》是否恰当，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黄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迹多为附加，而且在较早的记载中，黄帝的传说多和战争有关……《十大经》之依托黄帝，当与其主张通过战争来统一天下有关。但是，在《经法》等四篇中，这仅是部分内容。从哲学理论来看，它们基本上是从老子（及范蠡）出发，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文中虽未有标明是直接引用《老子》，但是整个四篇都可看出是已经融化了《老子》。这种依托黄帝，而又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作品，正是汉代人所说的黄老之言，从这来看，称《经法》等四篇为《黄老帛书》可能最为恰当。”[※注]

对于学者们所作的许多讨论，刘翔曾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研究评述》一文，该文总结了当时的各家观点，同时也指出，学者们关于帛书“黄帝书”的命名，都还尚有论证不足之嫌，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转眼间二十多年又过去了，但对于帛书《黄帝书》的书名，学者至今仍各执一说，或称为《黄帝四经》，或称为《黄老帛书》，意见尚不统一。由此可见，要给这四篇帛书确定一个确切的名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由于书缺有间，要硬把此书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某一本书等同起来，短期内恐怕很难有一致认识，不妨按李学勤或裘锡圭所说的那样，直接称这四篇帛书为《黄帝书》或《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或许更为妥当。本书中我们即称之为帛书《黄帝书》。

在研究帛书《黄帝书》的篇名方面，李学勤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正确地指出帛书第二篇名称是《经》而非《十大经》，“十大”是本篇帛书最后一章的名称，意为十句重要的话，所论十分精当，我们在前面已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2）帛书《黄帝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地望。这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帛书《黄帝书》的字体与乙本《老子》及《五星占》等材料非常一致，应当出自一人之手，而《五星占》有汉文帝三年的纪年，因此帛书《黄帝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的观点已经被大家所接受。但这件帛书究竟什么时候写成，学者们的意见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说法：A.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4世纪前后。唐兰主张此说，并提出两点证据。一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的申不害，曾做过韩昭侯之相，则其所本“黄老之言”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初已出现。又黄老之言是承《老子》而发展，《老子》书可能是杨朱所传。杨朱在孟子前墨子后。如此，帛书写作上限不超过杨朱时代，下限不晚于申不害时代。二是战国中、晚期的《慎子》、《韩非子》、《管子》、《鹖冠子》、《国语·越语》等材料都大量引用这件帛书，也可证其为公元前4世纪初作品。陈鼓应也认为帛书《黄帝书》“成书的年代相当早，应在战国中期之前”、“至迟作成于战国中期”，与唐兰的观点大致相似[※注]。李学勤发表了多篇有关帛书《黄帝书》的论文[※注]，也主张帛书《黄帝书》的成书年代不迟于战国中期[※注]。B.战国中期末。主此说者有魏启鹏、董英哲等。魏先生认为这四篇思想体系虽一致，但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而是由齐国稷下学者整理汇编而成；董先生则认为是田骈的作品。C.战国末期。钟肇鹏、葛荣晋等都认为帛书的写作年代当在《老子》之后，《韩非子》之前，是战国末年的作品。D.笼统地视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如高亨言：“两次出现‘黔首’一词，其著作年代当在战国时期。”袭锡圭亦言：“著作时代跟抄写时代无疑会有一段距离，所以它们大概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E.西汉初年。康立主张此说。认为帛书是汉初黄老思想盛行的产物。F.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此说是1980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的出版说明中提出来的，代表了整理者的意见。

至于对《黄帝书》作者的考订，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唐兰认为这部书是法家著作，并由此推定是郑国隐者所作。主张帛书《黄帝书》是齐国稷下学派学者所作的一些学者自然认为是齐人所作[※注]。龙晦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一文中也反对唐说，认为该书的“作者必是楚人”，龙先生在文中首先列举帛书中的楚言、楚谚，来证明其作者为楚人；其次他将帛书中的一些语句与《管子》、《国语·越语》、《淮南子》诸书进行比较，而后者的作者都是江淮楚地之人；最后龙先生从帛书《黄帝书》与《淮南子》的押韵情况来论证《黄帝书》的楚方言特点，从而说明其作者确为楚人。龙晦的这个看法，得到李学勤的肯定，李先生在他的一些文章里也认为帛书《黄帝书》是楚人的作品。李先生指出，汉初的长沙原为楚文化中心，马王堆帛书凡能推定作者地望的，大都是楚人的著作，《史记》记载《老子》的作者就是楚苦县人。马王堆帛书有两种抄本《老子》和《黄帝书》，也说明战国至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在楚国。帛书《黄帝书》中的文字很多类同于《越语》、《淮南子》，显然是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结晶。此外，《黄帝书》还有很多很多语句与《鹖冠子》相类似。鹖冠子是楚国的道家学者，这个学派以黄老刑名为本，又重视阴阳数术、兵家等学，这与帛书《黄帝书》作为整体所反映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龙晦与李学勤的这些论述互为补充，很有说服力，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除了上述这些看法之外，魏启鹏和王博则主张帛书的作者是越国人，如王博在《论〈黄帝四经〉产生的地域》一文中指出，帛书《黄帝书》与范蠡和孙武思想十分密切，吴越一带本有依托黄帝的传统，另外，从帛书《黄帝书》所使用的方言和出现的地名来看，作者应生活于淮南地区，而这一地区在战国的早中期时属于越国，因此，帛书《黄帝书》的作者应是越人。

至于帛书《黄帝书》的作者是一人还是多人，一般以为像先秦诸子的作品一样，多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有的学者则从《黄帝书》四篇思想的一贯性、整体的一致性和一些特殊概念、语句的复出互见等方面推论，帛书《黄帝书》四篇乃是一人一时之作[※注]。

（3）帛书《黄帝书》的思想内容。对帛书《黄帝书》思想内容的分析，大陆学者有一个认识的转变过程。帛书《黄帝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肇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政治上“批儒评法”运动的影响，学者们多视帛书《黄帝书》为法家著作，粉碎“四人帮”后，思想禁区得以解放，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开始深化，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指出帛书《黄帝书》的思想正是属于司马谈所论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黄老学派[※注]，帛书《黄帝书》的出土，使人们对黄老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规模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学者们多从研究黄老道家的角度来认识帛书《黄帝书》，除了众多论文外，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余明光的《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等专著亦得以出版。学者们大多认为，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二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讲“道生法”，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为一种人生境界[※注]。许多学者还对帛书《黄帝书》中“道”的思想、“无为”的思想、“气”的思想的内涵作了详细的讨论[※注]。

在帛书《黄帝书》的研究方面，李学勤发表了众多论文，其观点深受学术界瞩目。李先生指出，司马谈论阴阳、儒、墨、法、名五家合于道家的观点，在帛书文中可以找到，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其黄老之学本身特点所决定的。《经·观》言“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两句话，都被《史记》所引用，而且是当做“道家之言”来征引的。可见古人观念中的黄老之学，从来属于道家，不能由于其他学派曾接受吸收黄老思想因素而改变黄老学派的属性。李先生进一步指出，《老子》的作者和帛书的作者都是南方楚人，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将《老子》两种抄本和“黄帝书”随葬，表明他是黄老一派道家，也说明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实产生于楚国。帛书《黄帝书》与《鹖冠子》、《淮南子》等南方的作品，都是长沙流域楚文化的结晶。这就把帛书《黄帝书》的探讨与楚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学者们讨论帛书《黄帝书》的思想时，多集中在对《经法》、《经》两篇帛书的讨论上，对于《称》和《道原》，相对而言关注较少。李学勤为此又写了《〈称〉篇与〈周祝〉》（《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帛书〈道原〉研究》（《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等文，对于这两篇帛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将《称》篇与《逸周书·周祝》篇加以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的体裁相似，都是一种格言的汇篇，祝是专掌文辞的，他们在工作之中，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正是其职业的需要。祝史又彼此相通，故《老子》和《称》的格言体裁的特点实对道家出于史官之说有所印证。这些论述都很能发人深思。

对于帛书《黄帝书》中所蕴涵的军事思想、法律思想等，也有学者作了讨论[※注]。

帛书《黄帝书》也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学者金谷治、加拿大学者叶山（Bobin D.G.Yates）等人都有研究帛书《黄帝书》的著述。

近年来学者们仍在从事帛书《黄帝书》的研究，如魏启鹏著有《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林静茉著有《帛书〈黄帝书〉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为近年有关帛书《黄帝书》研究的新成果。

总起来说，虽然目前对于帛书《黄帝书》的认识还存在许多分歧，但对帛书《黄帝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加拿大学者叶山曾总结说：“学术界似乎一致肯定古佚书为早年失传的道家黄老派的代表作。道家曾在西汉早期宫廷中占主导地位，后于汉武帝时期被儒家取代。因此，古佚书的发现填补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思想史认识的空白。古佚书是极其宝贵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献。”[※注]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八 帛书《五行》研究

帛书《五行篇》抄于《老子》甲本之后，是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一篇著名的儒家经典。早在1974年，韩仲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一文中就已介绍说，该篇帛书“内容是宣扬儒家唯心主义思想的，文体与《大学》相近，鼓吹‘慎独’，主张‘性善’，词句中也套用《孟子》的话，可见作者是子思、孟轲学派的门徒”。帛书材料正式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庞朴先后发表了《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文物》1977年第10期）、《帛书〈五行〉篇校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7辑）、《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和《〈五行篇〉评述》（《文史哲》1988年第1期）等论著，这些论著除了对帛书《五行》加以校释外，还对帛书《五行》篇进行了系统研究。庞先生指出，整篇帛书可以分为“经”和“说”两部分，“说”的部分是对“经”的部分所提出的若干命题和基本原理加以解说。庞先生还对这篇帛书所蕴涵的丰富思想进行了探讨，并通过对比指出，《中庸》的“唯天下至圣”一段已经蕴涵“五行”的观点，帛书“闻君子道”一段的“八德”与《庄子·在宥》一段是对立的，从而将本篇帛书与《中庸》等书相联系起来。庞先生经过分析认为，帛书中的“五行”正是《荀子·非十二子》中猛烈抨击的“子思、孟轲”的五行学说，帛书最重要的意义即在于它给几千年来没有答案的子思、孟子五行说之谜提供了答案。这个五行，不是后人猜测已久的金木水火土，也不是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

魏启鹏也对帛书《五行》篇作过研究，魏先生发表了《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该文认为，思孟的以“仁义礼智圣”五者为德行，系“案往旧造说”，借鉴和发行了原始数术观念中的“五声昭和”说，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向原始数术观念拜倒，而是以“礼乐生于仁义”的新观点，对西周思想文化遗产予以继承和改造。此外，魏先生还撰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版）一书，该书除对帛书全文加以校释外，还把帛书《五行》（魏启鹏称为《德行》）置于思孟学派发展的轨迹上来加以全面考察，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李学勤曾评论说，这部书的优点，“在于能比较全面地把握帛书基本思想，指出其在儒学思想史上所居的位置。这不仅对于帛书研究，对整个古代儒学的探索也是一个贡献”（《对古代学术史的重新思考——读魏启鹏〈马王堆帛书汉墓帛书德行校释〉》，《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李学勤也对帛书《五行》作过许多研究，写有《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再认识》（收入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等文，李先生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思孟所言“五行”仁义礼智圣和传统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无关的看法，指出，这篇佚书所反映的未必是思孟“五行”说的全部，因为如果思孟的“五行”仅是五种德行，而与金木水火土无关，就不会引起荀子的激烈反对，因为这种思想和荀子没有明显的矛盾。子思创其五行说，所依据的思想资料应是《尚书·洪范》。《洪范》有五行、五事，帛书《五行》中的“圣”，尤为远本《洪范》的确证。《洪范》与古代数术传统有密切关系，其论卜筮等项，很可能是继承了商代的统治思想，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子思加以推演，遂将神秘理论导入儒家学说，为数术与儒学的融合开了先河。帛书《五行》有经有传、与《大学》的体裁也是完全一致的。帛书《五行》的传文应系世子或其门人所作，而经文部分则很可能是子思的作品。帛书《五行》的出现，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学的流传线索凸显出来。

近年来关于帛书《五行》的成果还有不少，如李景林《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陈来《“慎独”与帛书五行思想》（《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等等。

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战国时期的楚简《五行》。在很短的期间内两次发现这一佚书，不仅是考古学史上的美谈，也说明《五行》在当时的流行。郭店简《五行》出版后[※注]，已有不少学者将简本《五行》与帛书《五行》作了对比研究[※注]，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海外的许多学者也一直在从事对帛书《五行》篇的研究，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曾于1993年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一书，对帛书《五行》篇作了系统研究[※注]，另有多篇论文面世，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收录了他部分研究帛书《五行》篇的成果；影山辉国、浅野裕一等学者也撰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

九 帛书《伊尹·九主》研究

帛书《伊尹·九主》出土后，李家浩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即已指出，文中所说的“专授之君二、劳君一、半君一、寄主一、破邦之主二、灭社之主二，凡与法君为九主”一段，可以用以校正《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刘向《别录》的文字错误。李学勤在《试论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11期）中对本篇帛书加以讲疏，并指出，本篇帛书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五十一篇的佚篇，属黄老形名之学，其著成年代约是在战国中叶或者略晚一些的时期，但很早即已亡佚，《史记集解》已不能用《九主》原文纠正误字，唐人则对“九主”本义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可见此帛书弥足珍贵，有重要学术意义。

在李先生发表此文之后，长时间内未见有讨论本篇帛书的著述。至90年代，魏启鹏发表了《前黄老形名之学的珍贵佚籍》（《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余明光作《帛书〈伊尹·九主〉与黄老之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连劭名有《帛书〈伊尹·九主〉与古代思想》（《文献》1993年第3期），才使讨论重新趋于活跃。这些先生除了对本篇帛书的文字、内容多有探讨之外，对于帛书的写作年代也提出了不少见解。如余明光赞同李学勤的意见，认为帛书确系战国中期黄老学派的著作，并补充了一些证据，连劭名亦言“《九主》中的主要内容，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伊尹思想的认识”，并指出“道家思想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商人有关”，“帛书〈九主〉中借商汤与伊尹两位商代著名人物来讨论‘九主’之事，正与《荀子·正名》中‘刑名从商’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而魏启鹏则认为，帛书《伊尹·九主》的重要概念和用语，可与西周金文、《国语》、《左传》相印证，故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春秋末期，而不排除其成书更早的可能”。黄老刑名之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天道、执一无为，而伊尹学派则以商周天命观为理论依据，故魏先生称之为“前黄老形名之学”。近年来，陈松长还对帛书“九主图残片”作了研究[※注]。这些讨论，显然有助于将帛书《伊尹·九主》篇的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十 帛书《刑德》研究

帛书《刑德》共分甲、乙、丙三篇，其中的甲、乙两篇较为完整，内容亦基本一致，丙篇则因残泐太甚，有学者认为已经无法复原[※注]。1992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公布了《刑德》乙篇的图版和释文，该书出版后，学者们随即对《刑德》乙篇作了热烈的讨论[※注]。

首先是对文字的释读。帛书《刑德》是失传已久的珍贵文献，没有传世之本可供印证，加上内容晦涩难懂，理解起来有很大的困难。《马王堆汉墓文物》的释文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也还存在不少错误之处，有鉴于此，学者们进行了精心的订误工作，马克、刘乐贤及陈松长在这些方面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马克的论文主要集中讨论了《刑德》乙篇第1行至第13行的文字，刘乐贤的论文则对第62—96行的文字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和断句。后来陈松长在马文和刘文的基础上又对《马王堆汉墓文物》的释文重新加以订补，施谢捷的文章中也对《刑德》乙篇的两处释文作了讨论。经过这些学者对释文的重新梳理，《刑德》乙篇的不少文字和断句问题业已得到解决。

其次是对全篇帛书的结构分析。帛书《刑德》乙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位于帛书右上部的“刑德九宫图”；第二部分是与“九宫图”并列，位于其左的刑德运行干支表；第三部分则是文字，其内容是关于刑德运行规律（1—61行）和一些星占内容的文献（62—96行），对于两部分文字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还不太一致。陈松长认为这两部分的文字应是一个整体，属于同一篇帛书，但刘乐贤等学者则认为第62—96行的文字“所述似与刑德无关，而与星占文献相近”，并将之命名为“星占书”。

第三是对帛书内容的研究。马克最早根据《刑德》乙篇探讨刑德的运行规律，他将帛书《刑德》与传世的《尉缭子》、《淮南子·兵略》等篇的论述相对照，指出，帛书《刑德》乙篇所讲的刑德是兵家用以判断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手段。帛书《刑德》中刑德的移动可以分为两种，即刑德大游和刑德小游。他还进一步对刑德的这两种移动规律加以总结。刘乐贤则对《刑德》篇中有关星占的内容多有讨论，他引用《开元占经》、《史记·天官书》等典籍，对于帛书中的许多内容进行了疏证。陈松长则将《刑德》甲篇与《刑德》乙篇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研究，颇有收获。

至于帛书《刑德》丙篇，陈松长在《简帛研究》第三辑中发表了《帛书〈刑德〉丙篇试探》一文，首次披露了《刑德》丙篇的一些情况，并进行了初步研究。

2001年，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陈松长的《马王堆帛书〈刑德〉研究论稿》，书中收录了《刑德》甲、乙、丙篇的照片，并对帛书《刑德》三篇做了系统的论述。刘乐贤的《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一书[※注]则以《〈日月风雨云气占〉甲篇考释》为题，对于《刑德》甲篇中有关星占部分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校释。

十一 帛书古医书研究

马王堆医书资料发表后，在医学界立即掀起了研究马王堆医书的热潮，几乎每年都有大量研究马王堆医书的成果面世。另外，1980年1月及1981年2月，以湖南中医学院和湖南省博物馆的部分学者为主体，组成了马王堆医书研究小组，在《湖南中医学院学报》上相继出了两期《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1981年9月及1984年6月在湖南衡山及长沙分别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马王堆医书研究学术报告会”，并相应成立了“长沙马王堆医书研究会”；1990年9月在长沙又召开了“马王堆医书研究学术研讨会”，国内很多医药科技方面的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论文，其内容包括文字训释、养生导引、药物方剂、病理诊断、临床医疗等方面，范围十分广泛。另外，在1992年举办的“中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学者们提交了众多研究马王堆医书的论文，中外学者相互切磋研讨，促进了各自研究的深入，这些活动都对马王堆医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以下我们分几个方面简单总结一下马王堆医书研究的情况。

（1）马王堆医书的篇题及抄写时代。关于马王堆医书的篇题，学者们一般都采用了帛书整理小组的命名，也有个别学者对于医书的部分篇题提出质疑，如何宗禹认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篇的篇名不够妥帖，建议改名为《足臂脉》和《阴阳脉》，或者《足臂阴阳脉》的甲、乙两种文本（《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第2期）；傅芳在《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中国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中，曾认为《五十二病方》的命名欠妥，建议命名为《金创疭瘛方》，不过总的来看，这些建议在学术界并无太大反响。

至于马王堆医书的抄写时代，帛书整理小组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四）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和《五十二病方》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汉之际；而帛书《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的抄写年代约在汉初。至于《胎产书》，整理小组指出其字体接近云梦睡虎地秦简，估计成书较早。可见不同的帛书其抄录时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对医书原文的校释。对于马王堆古医书的原文，帛书整理小组做了精心的考释工作，其成果体现在1985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四）中，对于学者们理解医书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从事对医书文字的考释工作，如周一谋和萧佐桃主编的《马王堆医书考注》于1988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1992年，成都出版社出版了魏启鹏、胡翔骅撰著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二）两册。随后，在同年11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又推出了马继兴积十余年之功撰著的《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这些著作都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好评，特别是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一书，被学者们誉为是“这批古佚医书释读的集大成者，代表着这批出土文献释读的最高水平，是一部极有分量的佳作”[※注]。此外，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的考释文章也有不少[※注]。

（3）药物学成就的研究。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等记载了很多方药，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如马继兴、李学勤在《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对于《五十二病方》中所记的疾病作了简要介绍，并将《五十二病方》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书作了对比研究，阐述了《五十二病方》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周一谋的《帛书〈养生方〉及〈杂疗方〉中的方药》（《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则对帛书《养生方》及《杂疗方》中的方药作了论述。另外，谈宇文的《〈五十二病方〉制剂琐谈》（《中国医史杂志》1985年第4期）、赵有臣的《〈五十二病方〉中几种药物的考释》（《中华医史研究》1985年第2期）等都有一些相关论述。而在1997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一书，则对简帛医籍中的药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五十二病方》等帛书中还有许多通过祝由治病的记载。对此也有很多学者作了讨论。如张丽君在《〈五十二病方〉祝由之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第3期）中对《五十二病方》所载的三十多条巫祝术进行归类分析，进而论述该法是上古巫文化对早期医学的渗透，并考证“祝由”源于《五十二病方》中的“祝尤”，义为用巫祝术治病，后来发展为《素问》中移精变气说，其实质是从精神上对病人进行安慰与激励，是一种心理疗法。喻燕姣在《浅谈马王堆医书祝由疗法》（《华夏文化》1995年第6期）、《马王堆医书祝由术研究四则》（《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两文中也对祝由术作了讨论。

（4）养生学研究。马王堆医书中的《导引图》、《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及《十问》等四种竹木简都涉及古代的养生学问题，不少学者都作了研究。如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文物》1975年第6期）对于《导引图》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此后还有众多研究《导引图》的著述发表[※注]，而唐兰的《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考〉》）（《文物》1975年第6期）、胡翔骅的《帛书〈却谷食气〉义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魏启鹏的《帛书〈却谷食气〉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则分别对帛书《却谷食气》作了细致研究；此外，饶宗颐的《马王堆医书所见“阳陵子明经”佚说》（《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考证帛书《却谷食气》所述食六气之法即《阳陵子明经》佚说，而李零的《中国方术考》第六章《出土行气、导引文献概说》则对出土的各种行气、导引文献进行了综述。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文献，其中的《引书》与马王堆《导引图》关系极为密切。《导引图》有图和图题，但没有文字说明；《引书》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但没有图，两者可以相互发明的地方很多。《引书》材料业已发表[※注]，已有不少学者将之与帛书《导引图》进行了对比研究[※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朱越利等学者则对马王堆帛书的房中术内容作了研究[※注]。房中术也是古代养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王堆帛书中的《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及《十问》等竹木简都与房中术有关，对此也有许多学者作过研究，其中李零所做的工作最为出色，他在《马王堆房中书研究》（收入《中国方术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分析了马王堆房中书的术语系统，并将之与后代的房中书加以对比，指出它们无论早晚，都保持着术语和体系的一致性，文中还对房中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作了讨论。李零的另一篇论文《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则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中国房中术的得失进行了讨论，并把马王堆房中书纳入房中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而证明中国的房中术是一个连贯不息的传统。

《胎产书》主要讲养胎、埋胞和求子之法，与产科的知识有关，但在古代亦属房中书的研究范围。学者们已经指出，这篇帛书字体较早，很可能抄于秦代，内容应是先秦作品，然而本篇帛书开首一大段托名为禹问、幼频答的内容却存于隋唐著作《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只是语句略有改易，却被说成是北齐名医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注]，在对《胎产书》的研究方面，喻燕姣的《浅谈〈胎产书〉在现代优生学上的价值》（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对于《胎产书》在优生学上的意义作了讨论，而刘乐贤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则将帛书中的“人字图”与日书“人字篇”加以对比研究，指出“人字图”是一种依据胎儿出生预卜其一生命运的占卜方法，并将之与至今流行于香港年历上的“轩辕黄帝四季诗”等材料加以对照，形象地说明了这一传统的源远流长。

还有一些学者对马王堆帛书中的其他养生问题进行了研究，如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的呼吸养生法》（《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对于马王堆帛书中涉及的三种呼吸养生法进行了讨论。

（5）经脉学说的研究。马王堆帛书中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等篇都与中国古代的经脉学说密切相关。在传世的《灵枢·经脉》等文献中记载的都是十二经脉，然而在马王堆帛书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中，所论的都是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主病和治则，所论虽与《灵枢·经脉篇》极为相近，但缺少了“手厥阴”脉，而且所述各脉循行方向与径路，以及主病病症，不仅比《经脉篇》简略，甚至有相悖之处，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大多都同意，由于《足臂十一脉灸经》论述较简，《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论述稍详，因此认为《足臂》成书于《阴阳》之前，又因二者均没有《经脉篇》那样完整的经脉系统理论，故将此三部古医书看做经脉学说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由不完备到成为完整的经络学说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不过也有学者反对这一序列，如姚纯发在《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82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足臂十一脉灸经》所论述的内容可能不是十二正经，而是经脉系统中的一个筋肉系统，即后来的十二经筋，该篇应是《灵枢·经筋篇》的早期著作，且二者的成书年代相距不太远，只有《阴阳十一脉灸经》才是《经枢·经脉篇》的原始形式，且《阴阳十一脉灸经》的成书远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之前。此说提出后，毛良、何宗禹等都提出商榷意见，反对姚说[※注]。

余自汉的《帛书〈阴阳脉死候〉和〈灵枢·经脉篇〉》（《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4期）则指出帛书《阴阳脉死候》对《灵枢》的成书，尤其是对《经脉篇》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并认为《阴阳脉死候》中关于“□□五死”的描述奠定了祖国医学脏象学说的基础。马继兴和毛良则对《脉法》篇作了细致的研究[※注]。

此外，杜正胜的《试论传统经脉体系之形成——兼论马王堆脉书的历史地位》（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讨论了传统医学经脉体系的形成过程，并说明马王堆出土脉书的历史地位；而韩健平的《马王堆古脉书研究》一书则对马王堆古脉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1983年年底至1984年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的《脉书》相当于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种。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帛书中有关经脉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海外也有众多学者从事马王堆医书的研究工作，如日本学者赤堀昭《〈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东方学报》第53册）、坂出祥伸《导引考》（《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美国学者夏德安的《五十二病方与越方》（《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等等。这些著述对于马王堆医书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十二 帛书《五星占》研究

帛书《五星占》材料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特别是天文学史的专家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帛书《五星占》的重大科学价值。席泽宗在《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一文中指出，帛书《五星占》末尾三部分列出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凡七十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描述了这三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它向我们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在利用速度乘时间等于距离这个公式把行星动态的研究和位置的推算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比战国时代甘、石零星的探讨前进了一步，而成为后代历法中‘步五星’工作的先声”。《五星占》的成书时间比《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天官书》都要早，然而书中关于金星、土星会合周期等数据都远较后二者精确；另外，帛书《五星占》的占文中还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书的一部分，其中甘氏的尤多。“因此，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书，在天文史的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一文则根据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七十年间三颗大行星运行的观测记录，推测当时已经用浑仪一类的仪器（徐先生称之为“先秦浑仪”）从事天文观测活动，并且这种浑仪相当准确地测定了大行星的视运动规律。陈久金的《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则指出，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讨论中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2）帛书《五星占》后三章有关秦汉时期的天象记录是否为实际观测的结果。这一问题大部分研究天文学史的专家都予以了肯定的回答，如席泽宗指出，“帛书中关于金星的七十年的位置表是符合天象的，而秦始皇元年的必须是实际观测”（《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但是何幼琦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注]，何先生认为，帛书《五星占》的前六章是战国时的占书佚文，至于学者们认为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后三章，也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天文学的成果，但是星占术士在利用这些资料时，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编造出“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岁星相与营室晨出东方”、“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填星〔相〕与营室晨出东方”、“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太白与营室晨出东方”等事情，这些都是不符合天象实际的。至于秦以后逐年的年数，也应该是这一派的后学世世补充起来的。这样，何先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它们是秦汉时期天象记录的观点。

（3）帛书《五星占》的天象观测时代和作者。帛书《五星占》的天象记录一直到汉文帝三年为止，而马王堆三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二年，因此帛书抄写于汉文帝时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这件帛书中天象观测的年代，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有四种观点：

A.秦始皇元年说（或秦始皇时期说）。如席泽宗认为“帛书中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七十年位置表是根据秦始皇元年的实测记录，利用秦汉之际的已知周期排列出来的，可能就是颛顼历的行星资料”（《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陈久金、陈美东两位也认为“这批资料为秦始皇元年至统一中国期间实测，以后年份的资料，是推算出来的”（《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问题》）。

B.战国中期说。这是何幼琦提出来的观点。何先生认为，帛书《五星占》前六章中的星占内容反映的都是一些战国的景象，属战国中期的作品。后三章的大部分星象材料也是在战国中期观测、制定的，却被星占学家硬套到秦汉时期。

C.汉初高祖至吕后期间说。王胜利在《星岁纪年管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5集，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中认为，“《五星占》中的大量资料很难认为是秦始皇元年至秦统一中国期间所实测，《五星占》所载的纪年法也不会是根据这一期间的实际天象创制的”，“汉高帝元年和代皇元年的木星实际位置是与《五星占》的记载相吻合的。这说明《五星占》中的木星资料很可能是以汉初的实际天象为基础而编排出来的，其所载的纪年法也是以汉初的实测资料为依据制定的”。

D.秦始皇元年至汉文帝三年说。这是刘彬徽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中提出来的见解。这个说法显然是对第三种看法的时间加以前后延伸。

至于帛书《五星占》的作者，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是楚人的作品，但是何幼琦在《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何先生认为《五星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帛书《五星占》的占辞中有“荆”而无“楚”，“荆是周、鲁等中原国家加给楚国的谤辞，楚人从来不自称为‘荆’，所以《五星占》决不是楚人的作品”。何先生进而提出，“《五星占》大抵是三晋、周、鲁天文家的著作”。

（4）《五星占》与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问题。帛书《五星占》发表后，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它在研究中国古代星岁纪年方面的重要价值，如陈久金在《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古代岁星纪年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作，由于资料缺乏，年代不清楚，好些问题得不到明确一致的答案。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大部分文章都涉及了这一领域。不过学者们之间见仁见智，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大致而言，学者们主要有以下观点：

A.《五星占》纪年法为颛顼历纪年法。陈久金在《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一文中说：“秦始皇元年就是当时所行用的历法颛顼历的实测历元。秦至汉初岁星纪年方法与颛顼历一齐创制，成为颛顼历的一个组成部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不但解决了秦及汉初岁星纪年问题，而且使得纪年法能明确与具体年分一一对应起来”，“太初历纪年法与颛顼历纪年法都属同一类型，即保持太岁在寅，岁星在亥的关系”。

B.何幼琦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帛书《五星占》是在战国中期观测制定的，《五星占》的材料应来源于战国中期第一个摄提格岁（公元前363年）。何先生认为，战国至秦汉只有两种历法，相应地有两种纪年法，即后人所说的人正和天正，人正用太岁纪年法，天正用太阴（岁阴）纪年法。那个时期再也没有别的历法和纪年法。太初改历，不只是一般的历法改革，而是我国历史上的首次历法斗争，是天正派复辟和人正派拨乱反正的公开较量。

C.《五星占》所载的纪年法为太初历纪年法。王胜利在《星岁纪年管见》（《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中不同意五星占纪年法就是颛顼历纪年法的观点，指出：“颛顼历的测制者根据当时的实际天象，是制定不出比甘石纪年法的岁星位置超越二次的、与太初历纪年类类型相同的颛顼历纪年法的……颛顼历所使用的可能仍然是战国时期各国通行的甘石纪年法。”

D.《五星占》所载纪年法是与甘石纪年法、太初纪年法不同的一个新类型。刘彬徽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研究》（《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一文中提出一个新的看法，认为《五星占》的十二次范围与太初历的十二次范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是早于太初历的早期划分法，也许可早到战国时期，与甘石纪年法、太初历纪年法均不相同，刘先生将之命名为五星占纪年法。

近年来关于帛书《五星占》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当属刘乐贤的《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一书。该书专门有《〈五星占〉考释》一章，由“原文”、“校注”、“疏证”三部分组成：“原文”部分是据帛书照片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所写定的释文；“校注”部分是对释文进行文字校正，并对难懂的字词予以解释；“疏证”部分是对天文书的数术内涵进行疏解，特别注重征引传世文献与帛书对读。刘氏的相关考释是目前对帛书《五星占》最系统、最详尽的整理校释工作，不仅如此，他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帛书《五星占》原来的拼缀方案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有必要加以调整。具体来说，帛书《五星占》前面74行讲五星占测的那一部分中，帛书的上半截是由四块帛片拼合起来的，如果按自右至左的顺序将它们分别称为A、B、C、D，其中的C和B两块帛片位置需要调换，正确顺序应是A、C、B、D。调整后的帛书顺序不仅更为合理，而且B和D两块帛片可以直接拼合。这一调整对于深入研究帛书《五星占》的内容将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注]。

十三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命名问题。顾铁符指出，这幅帛书的内容包括云、气（包括蜃气、晕、虹等）、星、彗等方面。总的看来，以占气的篇幅最大，其次是云，第三是彗，而星的分量最小。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一般说，一是研究日月五星，用以制历法；二是研究二十八宿、中宫、外宫，用以定节气；三是研究气象（古代对天文和气象并没有严格区分，气象亦归入天文），用以观察天气。这幅帛书是以气象占为主，穿插了天文范围内的彗，以及个别的星，因此称它为《天文气象杂占》可能比较妥当。

（2）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性质。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的占文，除了‘贤人动’、‘邦有女丧’、‘有使至’等一小部分占文之外，其余的都是‘客胜’、‘主败’、‘兵兴’、‘军疲’、‘城拨’、‘邦亡’、‘益地’、‘失地’等关系军事方面的。这和一同出土的《刑德》等一样，都是属于兵家阴阳，亦即军事迷信的书。”魏启鹏也说：“通过对《杂占》的整体观察和分析，可以肯定它是兵家所用的天文气象占验之书。”李学勤则言：《天文气象杂占》这种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应当划归数术类的天文家”，这一见解在具体分类上虽与顾先生小有差异，但实质是一样的。因为该书从内容上看，既可划归兵阴阳类，也可划归天文类。

（3）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成书时代及作者。对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抄写时代，顾铁符指出，“这幅帛书的字体，虽然已是隶书，但篆书的意味还相当浓厚。同时出土的许多帛书中，只有《老子》甲本和《战国纵横家书》和它比较接近。书中称所有国为邦，国君为邦君，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由此可见，这幅帛书的传抄，至迟不晚于西汉最初的几年；但亦不排除更早的可能。”对于这一看法，学者们没有太多的分歧。

至于帛书的成书年代，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中最有时代关系的，是101条至114条十四个国、族的云。其中有赵云、韩云、魏云，说明成书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后。其次如越、中山、宋，都是战国时期被灭掉的国（楚灭越在公元前345年，赵灭中山在公元前301年，齐灭宋在公元前286年），而各国云中还有这三个国。不过，古代人对地理名称的使用常有连续性，国亡后仍可能把国名作地名用”，“《天文气象杂占》成书的年代和《周礼》相去不远”。从这些论述来看，顾先生认为《天文气象杂占》是成书于公元前403年之后的战国时期。席泽宗也认为《天文气象杂占》的成书时间应在三家分晋和越灭亡这两个年代之间或稍后。

魏启鹏则认为，“古代天文学的观测、推算、占验，是需要若干代人接力进行的事业。帛书《杂占》集录的天文气象占验乃多家之言，上至战国之前，下至秦楚之际。”魏先生认为帛书中的“天出荧惑，天下相惑，甲兵尽出”、“鱼（渔）阳亡”等占辞具有秦楚之际的特征，其纂辑年代当为司马迁所称的秦楚之际。

至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作者，顾铁符指出，帛书中对于各国云的论述亦可见于一些典籍，但是排列顺序却有很大差别：“《开元占经》、《晋书·天文志》、《太平御览》引《兵书》等，都是从韩云开始，楚云排在第三，《乙巳占》中甚至没有楚云。独有这幅《天文气象杂占》以楚云排在最前面，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总的来看，《天文气象杂占》提到的历史事件很少，但四一六条提到吴伐楚的柏举之战，并且是以楚人的口气说的。”此外帛书中还有一些含有地域性的词语，因此很可能是出自楚人之手。席泽宗和李学勤也持同样的观点。

魏启鹏认为，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天文气象占验是若干代人接力进行的事业，文中所引材料的作者，也绝不限于帛书注明的任氏、北宫、赵□等人，而纂辑为《杂占》当为楚人。这又把帛书作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不过魏先生仍然肯定这件帛书最后成于楚人之手。

（4）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学术价值。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里的云、气、星、彗四个部分，分量有多有少，论科学价值亦有很大悬殊。据我们初步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天文中的彗，其次是气象中晕的部分。”“《天文气象杂占》中关于彗星的二十九条，重点是在表示出各种彗星的形态。除了最后一条彗星之外，其余都分彗头、彗尾两个部分。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在六一九、六二○、六二三、六二八等图中，圆圈的中心又有一个小的圆圈或小圆点。这个小圆圈或小圆点，是否说明在当时已经见到在一团彗发的中心，有一个很小的彗核，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帛书所画的彗尾有直有弯，且有大小不同的弧度，可见当时观测彗星已经注意到了彗尾的形态差异。总之，“这二十九条彗星，很足以说明二千几百年前我国观测彗星已经有了出乎意料的成就。这一部分彗星图，是我国古代研究彗星的里程碑”。

席泽宗也从科技史的角度论述了帛书彗星内容的重大价值。陈奇猷则对帛书彗星图占作了新的考释，随后王胜利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些学者的工作使得对帛书中彗星内容的研究继续深入。

学者们对于帛书中彗星等部分内容特别重视，主要是从中国科技史的角度加以认识的，实际上如果从中国古代的数术传统及古文献研究的角度考虑，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还有更多的意义。这方面李学勤的文章给人们很多的启示。李先生主要讨论了《天文气象杂占》中有关白虹的占语“白虹出，邦君死之”，将之与荆轲刺秦王时“白虹贯日”联系起来并加以解释，还进而对《燕丹子》一书的情况作了讨论，这是对《天文气象杂占》研究思路与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开拓。

近些年来关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刘乐贤在《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对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篇也作了详尽的校注和考释，并对篇中的“北宫”的含义及楚地彗星占测传统作了讨论[※注]；陈松长也撰有多篇研究《天文气象杂占》的论文[※注]；陈松长、刘绍刚、王树全合写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释文再补》一文[※注]根据帛书照片及原件，依据帛书残片的图文内容、字体风格、污痕情况、反印文字及图形等特点将一些帛书残片补入，在帛书拼接缀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文中还附有修订后的释文内容。王树全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列国云占”探考》一文[※注]则结合古籍中有关列国云气的描述，对于《天文气象杂占》中的云图与占语进行了讨论，颇多收获。

十四 帛书《相马经》研究

帛书《相马经》的释文发表于1977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上，同期还发表了谢成侠的研究文章《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的探讨》。谢先生在该文中指出，“这部关于古代相马的帛书，可以肯定抄录自早已失传的《相马经》，虽则它抄得很不完整，未能从中窥知古代相马法的全豹，但它对研究中国畜牧史提供了历史文献从来所未见的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谢先生还分“帛书《相马经》的时代背景和来历”、“帛书《相马经》内容分析”、“《相马经》的科学历史意义”三个部分对帛书《相马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在谢先生的文章之后，国内长时间内未见有人发表有关帛书《相马经》的文章。从80年代末开始，赵逵夫分别发表了《藻辞谲喻，意蕴宏深——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马王堆出土〈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发微》（《文献》1989年第4期）等三篇论文，其中第一篇文章对于帛书所反映的楚语乃至楚文化特征作了陈述，第二、第三篇文章则对帛书《相马经》的结构和内容作了集中阐述。作者指出，帛书《相马经》并不是学者们所认为的全部为《相马经》之经文，而是包括“经”、“传”、“故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即从第1行至第22行是《相马经》的本文。第二部分是“传”，即从第23行至第44行的“处之，多气”，是通摄经文大意，阐发精要的文字。它不是按“经”的行文、章法依次解释字句、加以串讲，而是摆脱原文的外部形式，或寻绎文意、综合归纳，或广征博引、自由发挥的文字。第三部分则是“故训”，即从第44行“有月出其上，半矣而未明者”至帛书末尾，它们完全是对第一部分经文的解释，其中一些重要文字，不过是为了解释的方便先引录了经文有关文字而已。帛书“经”的部分只是《相马经》的《大光破章》，讲的是相马眼睛的学问，“大光”即指眼而言，“破”为解析、识透之义。因此，这篇帛书似可定名为《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帛书“经”、“传”、“故训”这三部分的作者和成书时代也是不一致的，“传”同“故训”两部分有可能同出一人之手，但经文同“传”、“故训”，非同一作者所作，且非同一时期的作品，其中“经”当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前，而“传”与“故训”则要迟一些。这些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帛书《相马经》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国外的汉学家们也很注意帛书《相马经》，据李学勤介绍，美国的一位学者曾对《相马经》作了思想史的分析。他完全没有从养马的技术方面看待这篇帛书，而是把它看做哲学思想的资料。他一一分析《相马经》里关于马体各部位相术的叙述，怎样是良马的标志，怎样是驽马的标志，认为在这些相术中包含着一些普遍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模式是与当时流行的象数的世界观一致的。这些思维模式可以用来判断马的良劣，也可以适用于宇宙和人事的各个方面，是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注]。

十五 帛书《“太一将行”图》研究

出土后冷落了近二十年的马王堆汉墓《“太一将行”图》（或称“社神图”、“太岁避兵图”、“神祇图”、“太一出行图”），自1990年周世荣撰文介绍及研究后，接着李学勤、李零、陈松长、李家浩、饶宗颐等都有专文讨论[※注]，下面我们把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作一番综述。

（1）帛画的命名。对于这件帛画，学者们对它的命名可谓五花八门。周世荣曾将其称为“社神图”，后又改称为“神祇图”；尔后，李零认为此图应属“避兵图”；李家浩则认为应称之为“太一避兵图”；陈松长则直接据题记文字称之为“太一将行”图，饶宗颐则称其为“太一出行”图。

（2）帛画的性质。李零、李家浩认为是避兵图，李建毛认为是一种护身符，陈松长认为是一种避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的避邪工具，饶宗颐认为是图诗、图赞之属，其主题是用兵而不是避兵。

（3）帛画的时代和作者。李家浩提出“该图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学者们未见有太大的异议。

十六 帛书古地图研究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共出土了三幅帛质古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或称“园寝图”），由于“城邑图”上没有文字，因此我们不过多予以讨论。

地形图和驻军图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断裂破碎，专家们经过精心努力，终于将它们修补复原。其具体情况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发表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1期）中有详细的论述。

“地形图”和“驻军图”发表之后，学者们对其作了很多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论文，主要是围绕下列主要问题展开讨论的。

（1）关于古地图的定名问题

“地形图”和“驻军图”本身并没有题名。帛书整理小组发表这两幅古地图时，指出前者“属于地形图”，后者为“驻军图”，随后学者们对这两幅地图的准确命名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于第一幅地图，谭其骧认为就是汉代通常所谓的舆地图，根据地图内容，谭先生建议定名为“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古地图》，《文物》1975年第2期），吴承国则认为“马王堆地形图系秦代江图”[※注]，周世荣等人则支持帛书整理小组的命名（《马王堆帛书古地图不是秦代江图》，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

至于《驻军图》的命名，学者们也存在一些分歧。詹立波认为，这幅地图“反映了汉初长沙诸侯国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属于军事要图，可称为‘守备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称“驻军图”或“守备图”并没有质的区别[※注]，称“驻军”，比较侧重在其军队的建制和防区的分布，称“守备”则强调防守装备布局方面。不过学术界一般都认同“驻军图”的定名。

（2）关于古地图的绘制年代

马王堆古地图发表之后，对古地图绘制年代的意见一直是众说纷纭。对于“驻军图”，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早到汉高祖或惠帝初年[※注]，有的学者认为定在高后末年为宜[※注]，也有的学者认为应是文帝初年[※注]，还有一些学者则将“驻军图”的绘制时期笼统地定在高后七年（前181年）至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之间[※注]。

至于“地形图”的绘制年代，进行讨论的学者相对比较少。曹学群在《论马王堆三地图的绘制年代》一文中将“驻军图”与“地形图”的内容加以比较，认为“地形图”的绘制年代应相对早于“驻军图”，可以确定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至高后七年（前181年）之间，而很可能是在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以后至高后七年这段时期之内[※注]。

（3）对古地图内容的认识和研究

对古地图内容的认识和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古地图上所标出的特殊地理名称及古代区域地名的考释，一方面则是对古地图绘制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

在对古地图地名的研究方面，周世荣做了很多工作。周先生曾运用出土的汉印资料，将之与古地图进行了对比研究，还亲自对古地图上所绘的城邑要塞进行了实地调查[※注]。《地形图》中标明的八个大城，除桂阳可能被近代建筑湮没外，其余七个古城遗址周先生都发现了眉目，从而使两千年前神奇古老地图中的奥秘终于略见端倪。

对于古地图绘制方面的情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如关于“地形图”，帛书整理小组指出，这幅地图所包括的范围大致为：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地跨今湖南、广东两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图的主区包括当时长沙国的南部，即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其邻区为西汉诸侯南越王赵佗的辖地。地图主区部分内容比较详细，邻区比较粗略。这件帛书的主区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在1/17万—1/19万之间，如按当时的度量制，约相当于一寸折十里地图。地图上表示的主要内容既包括作为自然地理要素的山脉、河流，又表示了作为社会经济要素的居民地、道路等，而地貌、水系、居民地、交通网四大要素，正是现代地形图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幅相当于现代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图。从地图内容要素的表示来看，该图绘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例如河流的粗细变化，自然弯曲表示得相当生动，河口处没有通常易于错绘的倒流现象，道路的绘画几乎是一笔绘成，看不出有换笔的接头，描绘居民地的圈形符号的圆度很好（如深平），显示出该图较高的绘制技术水平。在绘制方面，看来当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制图原则”，例如：对地图内容的分类分级、化简取舍，地图符号的设计，以及“主区详邻区略”等，有些至今还在应用。因此，该图的出土确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一大发现，表明了我国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地图科学的蓬勃发展和测绘技术的高度水平，由此说明了晋朝的裴秀关于“汉代舆地及括地诸杂图……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的说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注]。至于“驻军图”，帛书整理小组指出，这幅地图的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在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方圆约五百里，它所包括的范围，仅仅是同它一起出土的“地形图”中的部分地区。主区北部绘得比较详细，而南部地带比较简略。其主区的比例大致是1/8万—1/10万，图上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比例不太一致，较“地形图”约大一倍。“驻军图”的基本内容不只一般地表示山脉、河流等普通地图要素，而且根据它的专门用途而突出表示了九支驻军的布防和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该图把驻军内容突出表示于第一层平面，而把河流等地理基础用浅色表示于第二层平面，这与现代专门地图的两层平面表示法是一致的。这幅“驻军图”是用三色彩绘的军事要图，主题鲜明，层次清楚，表现了我国古代高度的地图测绘水平。总览全貌，大多数河流和一些与驻军有关的山头均注有具体名称，居民地有的还旁注户数，尤其突出地表示了各支军队的名称、驻地，显示出各军事要素与周围地形的关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驻军图”必定是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绘制的。同时，由于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长沙诸侯国在军事上的驻防备战形势，所以它又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军事、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佐证[※注]。后来谭其骧、张修桂等还继续就这两幅古地图的绘制特点及所反映的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注]。

对于马王堆古地图的研究，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李均明在《关于〈驻军图〉军事要素的比较研究》（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一文中，运用丰富的汉简资料，将《驻军图》所示防区与居延防区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对比；王子今则将“地形图”和“驻军图”与甘肃放马滩秦墓古地图进行对比研究，指出它们之间在突出标示交通路线方面有某种继承关系，而其内容又可补充史籍对于南楚交通记载之不足，因而有助于对汉代交通史的认识[※注]；刘晓路的《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图看墓主官职》（《文物》1994年第6期）则综合考察了“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的内容，认为墓主人生前的官职应是长沙相。很显然，这些对比研究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王堆古地图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