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澂《伪书通考》说：“凡一书之全部分或一部分为伪造及发生伪造之疑问者，均列入；凡书本非伪，因误认撰人及时代，照所误认之撰人及时代论，即成伪书者，故亦列入。”[※注]《伪书通考》以一部分为伪则全书皆伪，致使1300多部古书打入伪书行列，使古书成为疑古思潮影响的“重灾区”。先秦诸子之书大多经过后世大规模的整理，这些文献的原貌已不得而知，简帛文献是未经改动的文本，保留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有助于扩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将古书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为研究古书真伪提供了可信的原始参照。

传统的说法认为先秦时期六经已经并称，秦代焚书，《乐经》亡佚，到汉代只有五经传世。《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多寓言类故事，《天运》为《庄子》外篇，更有晚出的嫌疑，于是有学者怀疑孔子只以“四经”教授弟子，六经在先秦时期尚未形成。郭店简《六德》：“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书》，□□□□者也。”郭店简《六德》将六经并称，且次序与《天运》篇完全一致，与《庄子·天运》篇相互印证，说明六经的形成至迟在战国中期。《天运》篇说孔子整理六经，郭店简《六德》证明六经形成于孟子之前，与《天运》篇尚有距离，而郭店简《语丛一》为摘抄类文献，其成书比郭店简《六德》更早一些，这就进一步拉近了六经与孔子的距离。

学者怀疑六经形成于先秦不可信，其原因在于怀疑《庄子》的晚出。张家山汉简存有《庄子·盗跖》篇，《盗跖》篇出土于张家山136号墓，年代约在汉文帝前元七年至十三年，44支简，简长30厘米，宽0.5厘米，以简文与传世本《庄子·盗跖》相比较，仅为传世本《盗跖》篇的第一章。今本《盗环》篇虽非《盗跖》篇原貌，但至少说明《庄子》“杂篇”的成书时代是相当早的[※注]。阜阳汉简存有《庄子·杂篇》，无书名、篇名，8支简，其中1支见传世本《庄子·则阳》篇，1支见《让王》篇，其余6支见于《外物》篇。简文与传世本文字出入较大，而简本较传世本精练简洁，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存世最早的《庄子》写本。汝阴侯夏侯灶墓是西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下葬的。庄子大约生活在前365年到前290年间，阜阳汉简《庄子》的随葬年代与庄子生活的年代相去仅125年到200年间，《庄子》杂篇，学者多认为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是他的门徒之作，阜简的发现证明《庄子·杂篇》的写作年代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注]。

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今人或主张《易经》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所作，或认为《易传》是汉代的作品，从根本上否认了《周易》经传与文王、孔子的关系。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证明孔子晚年喜易为当然之事实，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得到确认。上博简《周易》的出土，证明至少在战国中期，《易经》的文本已经定型。《尚书》中没有文王的训诰，《逸周书》中文王的训辞多与《周易》无关，清华简《保训》倡导中道，则明显拉近了文王与《易经》的关系，给我们一份意外的惊喜。

秦代焚书，使《尚书》许多篇章亡佚，今古文《尚书》问题成为学术史上最复杂、最难解决的公案。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作，清儒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罗列100多条证据，论证今传25篇非先秦《尚书》之旧，《古文尚书》为东晋人梅赜伪造似乎已成定论。郭店简《缁衣》引用《古文尚书》中《君牙》、《君陈》、《尹诰》三篇，其中《君陈》被引用两次，文意与今传本不相出入。《成之闻之》引用古文《咸有一德》篇，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桩学术公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廖名春先生将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和传统文献相结合，指出简中所引《尚书》确实存在，但不能据此断定古文《尚书》不伪，他怀疑古文《尚书》可能是后儒将传统文献中的佚《书》尽可能搜集起来，利用原有的篇名加工编成[※注]。

郭店简虽也引用《说命》、《大禹》等篇，但这些篇名和引文都不见于今古文《尚书》，也不被其他文献征引，对于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并无多大助益。清华简《尚书》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其中有些和传世本相同，如《金縢》、《康诰》、《顾命》等，而有些篇题、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如先秦不少文献称引的《说命》，清华简则作《傅说之命》，这为研究古文《尚书》的真伪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尚书·高宗肜日》篇曾受到金履祥质疑，他说《尚书表注》中认为“此篇首称高宗肜日，终言无丰于昵。高宗，庙貌也，似谓高宗之庙。昵，近庙也，似是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兼高宗名，臣不闻祖己乃训于王，似告幼君。”[※注]王国维以殷虚卜辞证之：“甲申卜，贞王宾大甲肜日，亡尤？”认为肜日为祭名，反驳金说不可信。上博简《竞建内之》说“昔高宗祭，有鴙鸣于前”[※注]，证明《尚书·高宗肜日》确有所本。

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仪礼》简469支，内容包括《士相见之礼》、《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丧服》等九篇，简本《仪礼》不同于郑注本《仪礼》，与大戴、小戴本的编次也不同，简本《仪礼》是我们未曾见过的一个新版本。其中《服传》颇异于今本，是两汉时期离《礼经》全经别行，又与《丧服》单经并行的《丧服》单传。简本《仪礼》的发现，对于研究礼经传习和古书形成十分重要[※注]。

古书成书的下限是非常难确定的。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大、小戴《礼记》的成书时间被有意后置，它们被认为是秦汉之际儒者的作品，造成了七十子思想材料的人为缺失。郭店简、上博简各有《缁衣》一篇，与《礼记·缁衣》内容一致，只是章序不同。上博简《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是流传中形成的不同传本，上博简《武王践祚》、《内礼》分别和《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祚》、《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内容有着密切的关联，印证了大、小戴《礼记》若干篇章的真实性，为早期儒家礼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境界。《孔子家语》向来被视为伪书中的“伪书”，阜阳汉墓出土一枚与《孔子家语》内容相近的木牍，证明《孔子家语》有着较早来源，而上博简《民之父母》与《孔子家语·论礼》内容接近，标志着《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破产。

由于《史记》语焉不详，老子其人其书同样受到质疑，顾颉刚断言“《老子》一书，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时之作，而由若干时代的积累而成”，认为《老子》的集结年代与《荀子》、《淮南子》接近。郭店简存有《老子》甲、乙、丙三组，是目前所见《老子》最早的传本，虽然我们不能证成《老子》确为春秋末期老聃所作，但至少说明战国中期《老子》已经存在。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与通行本相反，甲本以黑点作为分章标志，乙本不分章，北大汉简《老子》已与今本基本一致，通过这些版本的比照，为研究《老子》版本的演进提供了实物佐证。

文献记载孙武、孙膑都有兵法传世，《史记·孙吴列传》记载孙武著兵法13篇，又说孙膑有兵法传世，《汉书·艺文志》兵家类著《吴孙子》、《齐孙子》两部《孙子兵法》，但后世只流传一部《孙子兵法》。宋代叶适因《左传》未记载孙武事迹，因而怀疑孙武其人其事，后世因之怀疑《孙子兵法》为“伪托”或“真伪相杂”，争论的焦点是《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1972年，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证明《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说的不可信，《孙膑兵法》比《孙子兵法》篇幅多，而且又有所发展，在战争和战术的论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两部兵书的出土，澄清了笼罩在孙武、孙膑其人其书的迷雾，证实了孙武、孙膑的存在，并各有兵法传世，使聚讼千年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学术公案得以解决[※注]。

《汉书·艺文志》著录《尉缭子》31篇，属兵形势家，郑樵、马端临、姚际恒等皆怀疑《尉缭子》是后人伪托。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其中6篇与今本文字相合，证明《尉缭子》汉初已经流行，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战国，后人伪托说是不可信的。今本《晏子》、《六韬》都曾被怀疑为伪书，这些书的部分篇章同样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文字虽与今本有些差异，但至少肯定这些书都有较早的来源。《六韬》的面世，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太公的思想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注]。

今本《文子》与《淮南子》有相似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说“似依托者也”，唐代柳宗元说“（《文子》）多窃取他书以合之”，怀疑《文子》抄袭《淮南子》而成。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出土了竹简《文子》残本，有6章与今本基本相同，只是简本中的文子与平王，被今本改成了老子与文子，《文子》的本来面目得以部分恢复。由于被怀疑，《鹖冠子》一度滑出思想史研究的视野，马王堆汉墓《老子》乙本卷前佚书有不少跟《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内容，《鹖冠子·王铁》将县令称为啬夫，裘锡圭先生指出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啬夫[※注]，因此《鹖冠子》的学术价值需要学界重新审视。

《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从战国到汉代，学者对它的成书年代一直有不同的说法。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书《王兵》篇，文字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诸篇，整理小组认为《王兵》篇当时不一定被看成是《管子》书，但它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关系密切，对我们研究《管子》的源流和沿革提供了重要线索[※注]。

1972年银雀山汉简出土，其中《晏子》102支，内容分为十六章，无篇题，散见于今本八篇中的十八章，学者通过简本与今本的对照，证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最晚不会晚于秦统一六国，从书中的内容及书中的语言用字来看，很可能还会更早一些[※注]。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西汉竹简《儒家者言》中有两章与晏子有关的内容，一章记崔杼弑庄公威胁晏子；一章记晏子聘于鲁，孔子赞其知礼[※注]。1977年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篇题木牍中，有“晏子聘于鲁”一题，整理者推测其具体内容大概与八角廊汉简所记相去不远[※注]。上博简与《晏子春秋》相关的材料：一是上博二《鲁邦大旱》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第十五”章；二是上博四《昭王毁室》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路寝台成逢于何愿合葬晏子谏而许第二十”，在《晏子》书的流传过程中，为了刻画晏子的光辉形象，或踵事增华，或附会神化，不一而足[※注]，但晏子一类故事早在战国中期已经广为流传，《晏子》书有着较早渊源是毋庸置疑的。

在《楚辞》研究中，对除屈原之外的楚辞作家及作品的考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唐勒与景差，《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说唐勒有赋四篇，但是却没有流传下来。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却发现了唐勒赋的残篇。此文的发现，不但证明了《史记》、《汉书》记载的真实性，也填补学术史缺失的珍贵佚籍，让我们了解了唐勒赋的艺术特点。而汤漳平、谭家健通过对其的研究，证明了宋玉的大部分赋作都是可靠的[※注]。

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胡小石怀疑为“方士道流所伪托”，顾颉刚认为“逃不了误信、臆造、传讹的三项规律”，两书古文字的特异写法，多与郭店简、上博简相同或近似，李学勤先生认为《汗简》是有根据的，确本于古《老子》、古《尚书》[※注]。

李零先生说简帛古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订正，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古书，年代最早的古书，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书的创作、古书的构成、古书的阅读、古书的解释，古书的选取和淘汰，古书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注]。简帛典籍为我们提供了早期书籍制度的实物，展现了早期文献编纂与流传的真实图景，尤其是出土的大量战国至汉晋的简帛书籍，使我们看到了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引发我们对传统的伪书观念及辨伪的方法重新审视，促使我们开始了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注]。竹简帛书的出土，无疑将重新鉴定被怀疑及被否定的古籍的真伪，同时也将考验千多年来辨伪学成绩[※注]。

近代以来，古代黄金世界的光环陨落于地，经典被平移到学术研究的平台，在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中，古史辨派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们疑古过勇，造成了古书的许多冤假错案，出土的简帛典籍证明过去受到怀疑的许多古书其实并不伪，古书是很难用真伪来界定的，疑古学派的辨伪方法也大都不能成立。疑古学派古书辨伪最大的误区，在于以今例古，用现代图书的形成模式来衡量古书，认为汉代以前的古书，一经写定，就不再修改，不知道早期古书的形成依靠口耳相传，师徒相因，其间自然难免增删修改。

目前，学界对古书成书规律方面已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古书多单篇流行，篇卷内容分合不定，不同传本往往有着不同的面貌；古人没有著作权的概念，著作不署作者姓名；古书的成书每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只有篇名，书名是后起的；古代子书多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先秦产生某一思想的作者，不一定是将同一思想记之于竹帛的编者；先秦古书多不是伪书，不同古书之间存在“重文”现象。

古书在传抄过程中，错字、衍字、脱字等现象在所难免，简牍帛书的发现，不仅是古书辨伪的重要标尺，而且对于校勘古籍、阐明词义、修正古书注疏的解释，也有重要的价值。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中说，《诗经·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的“授衣”二字颇有争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解为“此诗授衣，亦授冬衣使为之”，即“让人制作衣服”；高亨《诗经今注》说是“拿衣月熨洽人穿，农奴的衣服由奴隶主发给”；裴溥言《诗经评注读本》认为“九月霜始降，制寒衣以授家人”。余培林《诗经正话》释作“指由国家发给衣服”。这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差别很大，到底哪一种最切合本义呢？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秦律十八种·金布律》中有关于“受（授）衣”的法律条文：

整理者注意到秦律与《诗经·七月》的联系：“‘九月授衣’，传：‘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与简文相合”[※注]。台湾学者季旭异据此又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这虽是秦国的韦峻，但平王东迁以后赐秦襄公以岐以西之地，所以风俗制度与西周旧习相同，这是很合理的。至于衣服既然是国家发给的，为何还会有‘无衣无褐’的情况发生呢？可能是衣服虽然是由国家发给的，但人民还是付钱的”[※注]。

简牍典籍校勘古书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通篇或同书之间，如郭店简《老子》、马王堆帛书《老子》、北大汉简《老子》，它们的内容可以直接与今本比照，也可将简帛本比照；二是内容虽不一定相同，但部分内容与现存古书有密切关系，如银雀山汉简《王兵》篇，内容与《管子》中的《七法》、《地图》、《兵法》等篇相近，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部分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各章相合，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的《经法》等篇的内容散见于《管子》、《鹖冠子》、《慎子》、《淮南子》等书，这就为不同古书之间的校勘提供了便利条件。

对于简牍在校勘古书方面的价值，我们借用郑良树的话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纠正古书的错字夺句；二是纠正古书句读的误读误分；三是为解释古书难懂文句提供参照；四是为长期难以解决的文句提供新解。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我们相信，简牍在古书辨伪与校勘方面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