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籍阙轶，考古者谓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造成这一学术困境的原因：一是当时统治者对古书的人为破坏；二是对古书成书年代的人为后置，使战国学术史后置为秦汉学术史。前者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而后者的影响是可以挽回的，大量简牍典籍的出土不仅扩充了古书的内涵，而且作为断代标尺，使一大批古书的成书年代得以重现确立，在学术史上确立了若干可以贯串起来的坐标点，因此将某一类型的古书（包括简帛本），如易学、诗学等，按照时间先后排列起来研究，就能大体上重现构建学术史的发展链环，重写早期学术史的新篇章。

大量简帛典籍的出土，直接影响是使学术史的重写成为可能。简牍典籍所处的时代主要在战国、秦汉时期，虽只处于学术史的前段，但前段与后段源流相连，是一个整体，如阜阳汉简证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而有清之际盛行一时的王肃伪造说自然得以平息，因此对简牍时代学术史的考察，是整个学术史重写的前提和基点。

《周易》是一部古老的典籍，从汉代开始，被尊为五经之首，六经之中，《史记》对易学传承的记载最为详尽，上博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周易》及楚简中“卜筮祭祷简”的出土，使易学研究的空间得以大大拓展，通过文本比勘，可使久思无解的经文获得新知。上博简《周易》有经无传，证明了易学中的“九六”之称，在先秦已经存在。夏有《连山》，商有《归藏》，西周有《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证明了辑本《归藏》的可信。马王堆帛书卦序与今本《周易》不同，卦名“钦”、“林”与《归藏》有关，但帛书《系辞》却与今本相近，呈现出《归藏》与《周易》复杂交融的状态，因此将不同时期的易学著作重新排队，考释《周易》经传的文本内涵，梳理《归藏》、《周易》传流脉络，就成为易学研究中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汉代诗学以毛、鲁、齐、韩四家最为有名，但出土简牍却与四家诗学并不相同。阜阳汉简《诗经》多通假字、假借字，与《毛诗》不是一个系统，也不是鲁、齐、韩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流传于楚地的诗学流派。《汉书·艺文志》说：“《诗》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汉书·儒林传》又提到“《鲁诗》有韦氏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代诗学蔚为大观的兴盛面貌。郭店简的出土，只是让我们看到了《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部分章句，而上博简《诗论》作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诗学理论著作，它的出土把《诗经》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阜阳汉简《诗经》中有“后妃献”、“风（讽）君”等3片残简，整理者认为应是阜阳汉简《诗经》的《诗序》残文，《毛诗序》的成书年代有战国、汉代、三国等不同说法，阜阳《诗经》的下限是汉文帝十五年，这为解决《毛诗序》的学术公案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佐证。汉代解诗，大都是从政治方面阐发《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而上博简《诗论》中孔子首先对《诗经》作整体论说，再依次对邦风、大夏（雅）、小夏（雅）各篇思想内容、特点逐一解说，并无《毛诗》的政治教化色彩，因此我们将上博简《诗论》、阜阳汉简《诗经》残本、《毛诗》及《孔丛子》中孔子论诗结合起来，考释今本《诗经》文句的本义，就会大大丰富我们对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认识，廓清早期诗学传播的脉络，推动和深化当前的《诗经》研究。

先秦儒学的三大坐标为孔、孟、荀，虽然彼此的思想框架基本相同，但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荀子，儒学却有很大发展变化，其间的变化轨迹，特别是孔孟之间的一百七十年，由于资料缺乏，一直晦暗不清。按《先秦诸子系年》，我们将孔孟之间重要谱系人物的生卒年代排列如下[※注]：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曾子约公元前505年—前436年

子思约公元前483年—前402年

子上约公元前429年—前383年

孟子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

孔子殁后，儒学继续向前发展，曾子、子夏、子游等为第一代，子思为第二代，子上为第三代，孟子为第四代，孔孟之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代。郭店儒简出土于湖北荆州市郭店1号楚墓，考古学界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推定此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即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儒简中有《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缁衣》等明确可以肯定属于子思学派，郭店儒简除《语丛》外的其他篇章，反映的是孔孟之间子思及其弟子生活时代的思想世界，代表了当时儒家心性之学所达到的水平与高度。

我们知道，孔孟之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只靠郭店简“一个驿站”并不能填平孔孟之间的思想“沟壑”，上博简《内礼》的出土，证明前人关于《曾子》十篇晚出的种种怀疑均不能成立，《曾子》十篇的成书时间和曾子及其二、三代弟子的生活年代相当，因此我们将《曾子》十篇与郭店简串联起来，就能进一步把孔孟之间的研究推向深入。

孔子去世后，曾子成为早期儒家学说的主要传播者，《韩非子·显学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家八派中有四派与曾子有密切关联（李学勤先生语），因此《曾子》十篇和郭店儒简同处孔孟之间，是先后相承的两个学术枢纽，把握了《曾子十篇》与郭店简的内容关联，实际就是把握了孔孟之间思想演变的主线。

《荀子·非十二子》指责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荀子也是儒家，笃信仁义，没有批判仁义礼智信的理由，因此近人多不信杨说。也有学者怀疑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但却在思孟著作中找不到踪迹，以致思孟“五行”竟成为学界千年不解之谜。简帛本《五行》的出土，始知思孟“五行”乃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而非“木、火、土、金、水”阴阳五行，五行之谜涣然冰释，为研究由子思五行到孟子四行的哲理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证据。

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训格为至，认为自己必须切近外物才能穷尽事物之理，训致为推极，训知为识，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日积月累，瞬间自会豁然开朗，穷尽万物之理。王阳明青年时代，为求得圣人之道，依朱子“致物穷理”之说，去亭前格竹子之理，到七日，“劳思致疾”，遂叹曰“圣贤是做不得的”[※注]。

《性自命出》和《大学》同处孔孟之间，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结合《性自命出》对《大学》“格物致知”章进行新的诠释。《性自命出》说：“凡见者之谓物”，“格”应按照郑玄注，训为来，“物格”就是物或事出现。《性自命出》的“性”是会意字，从生从目，性生而具有视物的能力，“致知”的意思是外物出现就会被人发现，被性感知[※注]。这里的关键是对诚意的理解，明白了诚分为圣人之诚和人之诚两种。在哲理上，人可以通过圣人上达天道，实现天人贯通。在实际生活中，人能在圣人《诗》、《书》、《礼》乐经典中感悟到成贤成圣的真理，不会再犯王阳明“格竹子”的错误了。

郭店儒简的出土，使孔孟之间一时成为学术的热点，但不要忘记，出土文献是使整个早期儒学浮出水面，荀子的性恶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好恶，性也”有一定关联，荀子的天人相分理论可以在郭店简《穷达以时》中找到渊源，荀子对思孟的批判可以在郭店简《五行》中找到支点，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韵文八首格式、用韵都与《荀子·成相篇》非常相似，证明《荀子·成相篇》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郭店简的出现，不仅孔孟之间，而且孔荀之间，也不再遥远。

《老子》以道作为自己的哲学本体，不少地方讲“一”，却不讲“太一”，不以太一作为自己的学说本体。《老子》说“上善若水”，推崇水之德，却从不以水作为化生万物的载体，也不讲“太一藏于水”。《太一生水》以太一为本体，以水、天地、阴阳、四时等的相辅相成作为宇宙生成的途径，描绘了宇宙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战国道家宇宙生成论重视气化学说，《太一生水》的问世，使我们得知在“尚气”理论外，还有一个尚水的理论体系[※注]。作为重要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宇宙生成模式与《老子》的理路迥异，也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太一生水》“水生”不同，《亘先》重“气化”，以亘先为人事名言建构的最初，不强调母子关系，重视宇宙演进先后。《太一生水》与《亘先》反映了战国时期道家的宇宙生成理论上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郭店简《老子》没有反儒倾向，到马王堆帛书《老子》反儒倾向的强化，因此老学自身的演变就很值得探究。郭店简《老子》的出土，证明《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前，李学勤先生《孔孟与老庄之间》指出《亘先》的一串术语“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因此《亘先》可以看做《老子》到庄学的桥梁。

马王堆帛书的问世，使我们看到了黄老之学的真实面貌，黄老学派将老子与黄帝之学结合起来，其在政治上的有为与庄子一派迥然有别，并在汉初政治舞台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黄老之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重要转变。楚简《太一生水》、《恒先》、《三德》为早期道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而《慎子》、《鹖冠子》、《尹文子》、《文子》等文献本来面目的重现，使早期道学史也面临重写的问题。

《史记》记载庞涓兵败，自杀于马陵，《孙膑兵法·禽庞涓》记载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为考证庞涓的军事经历提供了新的文献依据。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使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及《六韬》等书的本来面貌得以恢复。战国时期，车战已逐渐退出军事舞台，而上博简《曹沫之阵》仍以车战为主，且主要人物是曹刿与鲁庄公，因此上博简《曹沫之阵》实际是反映了春秋早期兵法谋略，而《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期，《孙膑兵法》、《尉缭子》为战国时期，张家山汉简《盖庐》为亡佚已久的兵阴阳家的著作，《六韬》的成书时间则相对晚些，因此将不同时期的兵学文献联系起来，就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兵家军事思想及战略、战术的转变开辟了新的境界。

过去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精英阶层文化，即《汉书·艺文志》中前三类——六艺、诸子、诗赋，而忽略后三类——兵书、术数、方技。出土简牍、帛书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术数”、“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筮、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在实际生活中占了很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很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的阴阳五行的技术操作方法，与古代中国人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念有关；医药学中的很多知识，也与古代中国人的感觉体验有关；而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可以说，考古发现的大量术数、方技类简帛文献，促进了对于中国古代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注]。

大、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雷斐德（Robert Redfield）1956年首先提出的概念，他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一书中说，“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是指社会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是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即“雅文化”，而“小传统”（1ittle tradition）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也称“俗文化”。相互依存而相互影响，是大小传统的基本规律。我们这里借用雷斐德的概念，所谓“大传统”是指《汉书·艺文志》中前四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即流行于社会上层的经典文化。所谓“小传统”是指《汉志》的后两类——术数、方技。所谓“小传统”是指流行于社会下层的民间文化。

小传统的特点是实用性、稳定性、隐蔽性，实用性是指和民生紧密相关，稳定性是指民间是其扎根的土壤，长时间在民间流传，隐蔽性是指在《汉志》之后，正史的记载逐渐减少，甚至在正史中不见其生存的痕迹。简牍帛书中出土大量的数术、方技类古籍，促使我们对“小传统”价值进行重新的审视，李零《中国方术考》、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都是成功的例证。

今天我们所说的重构，不是单指大、小传统的研究，是指通过简牍来研究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古代数术、方技，保存了较多原始的资料和信息，是精英文化的渊薮，大传统的宇宙论、人性论等哲学命题，往往来自对这些小传统的继承与归纳。民间流行的数术、方技，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大传统的影响与改造，今天主流意识排斥数术、方技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但问题是如何从学术层面来研究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吸收、相互影响，这才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任务与方向。

大量简牍典籍的出土，使20世纪的学术面貌获得巨大改观，简牍材料的大量出现，固然令人惊喜，但我们的“消化”能力却非常有限，真正“吃透”这些出土典籍，恐怕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21世纪必定是一个简帛时代。出土文献也是文献，我们处于21世纪的开端，现在的研究，多是字词、版本、源流等方面一个个小问题的考证，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可能认为今天的学问主要是“小学”，今天的学者只是“小学家”，但我们相信，随着简牍研究的深入，对学术基本认识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学术理论的重构，简牍对考据与义理的双重作用，站在21世纪末尾，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