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春秋事语》的释文发表后，最早对《春秋事语》进行研究的是参与帛书整理工作的张政烺，他发表的《〈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是研究帛书《春秋事语》的一篇重要论文。张先生在文中首先指出了本篇帛书取名为《春秋事语》的缘由。这篇帛书存16章，没有篇题，每章各记一事，既不分国别，也不论年代先后，记事最早的是鲁隐公被杀，事在公元前712年，最晚的是韩赵魏三家灭智伯，事在公元前453年，可见其记事年代属于春秋时期。这16章的文字记事十分简略，而每章必记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这种体裁的书在春秋时期名叫“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语”这类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如刘向《战国策书录》在叙述他所根据的底本中，有一种就是《事语》。马王堆出土的这件帛书所记皆春秋时事而以语为主，因此帛书整理小组给它取了《春秋事语》这样一个书名。

对于帛书《春秋事语》的性质，张政烺认为它可能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张先生引用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的记载，认为《春秋事语》与《铎氏微》的性质是一致的[※注]。所不同者在编者文化水平的高低。铎椒的书有条理，企图体现“微言大义”，而《春秋事语》则显得分量轻，文章简短，编辑体例也很混乱，因此张先生认为它可能出自一位头脑冬烘的教学先生之手。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读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春秋》等书做准备。这和清代的启蒙书《鉴略》、《论史论略》、《幼学故事琼林》等书有些相似。

至于《春秋事语》的史料价值，张政烺指出本书这16章所记的16件事绝大部分见于《春秋》三传、《国语》和一些子书中，但还是可以互相补充参考。其中第二章《燕大夫章》所记不见于它书记载，该章文字虽然不多，却画龙点睛，增加了我们对于春秋时期燕国的认识。又如第五章说“晋献公欲得随会”，所记内容虽有不少史实上的错误，但也有一些不见于传世古籍的句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左传》和《韩非子》的相关记述。

至于《春秋事语》在校勘方面的价值，张政烺指出，考古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极其珍贵的文物，但由于底本和抄手的好坏不一，其价值也有所不同。“对古本的优劣不能绝对化，更不能迷信古本。这些古书的出现，只是增加了校勘的资料，而不是免除了我们校勘的劳动”。具体到《春秋事语》而言，既在校勘上有可贵的价值，也有不少错误之处。应该说，张先生的这些论述对于利用出土文献校勘古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张政烺还利用《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与《管子·大匡篇》作了对比研究，既指出了帛书的众多错字，也举出了帛书的一些地方可能校正《管子》之误，如：A.“今彭生二于君”，“二”当从帛书作“近”。B.“而腴行以戏我君”，“我”当从帛书作“阿”，“戏”字后加，当删。C.“又力成吾君之祸”，“祸”当从帛书作“过”。D.“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止”当从帛书作“正（贞）”。E.“无所归死”，“死”当从帛书作“怨”。

在张政烺的论文发表后，徐仁甫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朝代和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郑良树的《〈春秋事语〉校释》（《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李学勤的《〈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骈宇骞的《帛书〈春秋事语〉与〈管子〉》（《文献》1992年第2期）、吴荣曾的《读帛书本〈春秋事语〉》（《文物》1998年第2期）等文继续对帛书《春秋事语》加以探讨。

郑良树之文系对帛书《春秋事语》全篇加以详细校释，对《春秋事语》的史料价值颇有发明，很便于人们理解帛书内容。骈宇骞之文则在张政烺所述基础上，对于帛书《春秋事语》对《管子·大匡篇》的校勘作用又作了几点补充：（1）“文姜告齐侯”，帛书作“文姜以告齐侯”，义长。（2）“身得免焉”，当从帛书作“身得庇焉”，“庇”，庇护。《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3）“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开容昏生，无丑也”一句，当从帛书作“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也。亲间容昏，生□无慝也”。（4）“二月”，为后人所加，当删。（5）“无所归怨”前应从帛书加“恶于诸侯”四字。吴荣曾之文则举东汉画像石刻材料所见之“敏子愆”即“闵子愆”的材料，补证张先生所作推测的精确性”字。见《〈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一文。">[※注]。

关于《春秋事语》的成书、抄写年代。张政烺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抄写在秦末汉初”。这种观点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肯定。但徐仁甫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不避汉高帝刘邦之讳，而避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故称曰荆。这和《韩非子》一书‘凡言荆者，俱为楚之代名，以避秦讳改也’一样。那么《春秋事语》的成书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即公元前200年左右。”这种观点，其实是采用帛书整理小组的意见，但这段话中有两点不太正确。一是将帛书的抄写年代换成了“成书”年代。二是所言避秦始皇父楚讳的问题，李学勤指出：“古代最需要严格避讳的是‘今上’之名。……帛书第十三章确称楚为荆，但西周金文已有称楚作荆或楚荆之例。即使帛书此处确为讳字，也可能是传抄未改。帛书中不讳秦始皇名政，如第九章有‘后（苟）入我□，正（政）必宁氏之门出’，可见恐不抄于秦代。作为楚汉交争时期的写本，是最合理的。”现在看来，关于帛书成书及抄写年代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帛书《春秋事语》与《春秋》、《左传》的关系，也是许多学者很感兴趣的问题。徐仁甫在其论文中，从帛书的避讳，个别词语的有无以及《春秋事语》第十章与《左传》的比较来说明《春秋事语》所采原书的作者，一定没有见过《左传》这部书。因为《左传》对《春秋事语》所采原书的文字，有所增，又有所改；而且所增、所改，又比原书总要好些。因此，他认为：“《左传》的成书，在《春秋事语》之后——西汉时代；而其作者，决不是春秋时的左丘明，而是西汉末刘歆托之左丘明的。”这种观点也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李学勤认为：“《左传》之不同于帛书的，不只是文字语句，而且是史事内容。假如《左传》是袭用《春秋事语》，那么多出的那些事迹过程又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杜撰，如何能委曲尽理？如果别有所据，岂不是当时存在另一部《左传》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至于帛书内容有的与《左传》少有出入，这只能说是作者闻见有异，帛书的作者博采其他书籍，对《左传》作个别更改。这种现象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另外，帛书记载的上下限与《左传》相一致，帛书袭用《左传》之处甚多，帛书的文例也多同《左传》等等，都可证《左传》为《春秋事语》所本。李先生最后归纳说：“《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穀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又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

吴荣曾则对战国时期的《春秋》之学进行了讨论，指出，由于儒家对《春秋》的重视，战国时儒门弟子及其后学致力于《春秋》者不乏其人，子夏、曾子等人都是治《春秋》的大家。当时儒家研治或评说《春秋》已成为一种风气。流传到后世的作品，以《左传》、《公羊》、《穀梁》为最著。还有铎椒、虞卿以及西汉人提到的邹氏和夹氏的《春秋》，《公羊》、《穀梁》二书中引用的公羊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北宫子、女子、穀梁子、尸子，也都是诸子百家中擅长于《春秋》之学者。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说：“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吾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董仲舒把闵子骞和子贡等并列在一起，以为都是长于《春秋》者，但有关闵子骞的记载不见于传世古籍，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还可证明闵子骞亦是精于《春秋》的名家。战国时代《春秋》之学的特点是诸子学和史学的合流和相互渗透。当时《春秋》之学的盛行，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状况也为汉代所继承，故《公羊》、《穀梁》一直是两汉时的显学。

对于《春秋事语》的结构特点，吴荣曾也作了一些讨论。吴先生认为，此书的性质和《左传》比较近似，以纪事为主。书中所引人物的议论，有些可能是出于作者的假托，目的是借他们之口阐明自己的看法或主张。吴先生还专门用这些议论与《春秋》三传的议论作一比较，指出《公羊》、《穀梁》两书都致力于对“微言大义”的探讨和辩证，而《春秋事语》论史多从政治利害得失为着眼点，所以它和《左传》相近，和《公羊》、《穀梁》则相差较远。

近年来关于《春秋事语》也有一些学者撰写了研究论文[※注]，可见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