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帛书中，写在《老子》乙本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四篇，自整理发表之后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四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它们的研究兴趣始终不衰，成果斐然。

（1）对帛书《黄帝书》的性质和篇名的研究。帛书材料出土后，参加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的唐兰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指出，《老子》乙种本前面的这四篇古佚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黄帝四经》。后来，唐兰在《〈黄帝四经〉初探》、《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两篇文章中，又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了他的根据和理由：A.从内容上看，《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是一本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的。这四篇佚书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贯的，虽然它们体裁各别，但互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尤其是第二篇用很大篇幅来叙述关于黄帝的神话故事，说明这本书应该是黄帝之言。它一共四篇，也和《黄帝四经》符合。B.从抄写时代和历史背景来看，这本书是在文帝初期抄写的，文帝崇尚黄老，因此，《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有关黄帝之言，显然只有《黄帝四经》才能当之。《老子》当时已称为经，所以《黄帝四经》也称为经。不能想象在黄老盛行的时代，所抄的《老子》前面会冠以别的不相干的书。C.从传授源流来看，这本书也应该是《黄帝四经》。战国中、晚期的很多法家著作如《申子》、《慎子》、《管子》、《鹖冠子》、《韩非子》以及《国语·越语》等对此书都有引用。此书是战国中期以后流传的黄帝之言，《汉书·艺文志》道家37种中有关黄帝的书共5种：《黄帝四经》4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篇，《杂黄帝》58篇，《力牧》22篇。其中称为经的只有《黄帝四经》，而帛书的《经法》和《十大经》两篇就称为经，《称》和《道原》两篇也正是经的体裁。而且这些黄帝书中只有《黄帝四经》是四篇，从篇数说，与帛书四篇也正相符合。另外，《隋书·经籍志》的《道德部》又说：“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这里所说《黄帝》四篇，显然指《黄帝四经》。可见黄帝老子之言，是《黄帝》四篇、《老子》二篇。帛书四篇与《老子》抄在一起，正是黄老合卷的证明。应该说，唐先生的这些论证和理由是很有道理的，因此许多学者都采纳了唐先生的说法[※注]，直接称这四篇佚书为《黄帝四经》。一些学者还对唐先生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注]。

裘锡圭不赞同唐兰的说法，他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说：“这四篇书，内容有一定联系，至于它们本来是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我觉得还不能断定。”后来他发表了《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中国哲学》第二辑）、《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等文，指出，从形式上看，这四篇佚书体裁不同，篇幅长短悬殊；第二篇屡次提到黄帝，其他三篇一次不提，原来不像是一部书，更不像与《老子》齐名的《黄帝四经》。而且从内容来看，这四篇佚书的性质，是吸收了阴阳、儒、墨、名、法等家的驳杂的道家思想著作，反映出很强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同与《老子》一样主张“去健羡、处冲虚”（《隋书·经籍志》语）的《黄帝四经》显然没有关系。另外，古书中也有不少地方引用黄帝之言，这些引文绝大部分合乎“去健羡、处冲虚”之旨，应该有一部分是出自《黄帝四经》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但是这些引文在四篇佚书中却一条也没有出现。这些证据都可证明四篇佚书并非是《黄帝四经》。因此，裘先生建议仍称这四篇佚书为“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或“《经法》等四篇”。

罗福颐则认为帛书的第二篇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力牧》篇，其理由是，第二篇的全文都是黄帝与力黑、大山稽等的谈话。力黑就是力牧。《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中有《力牧》十五篇，第二篇帛书也是黄帝、阴阳家言，其文辞内容又分为十五个小题，多半是久已失传的《力牧》篇。

高亨等人则认为帛书的第二篇是《黄帝君臣》，其根据是《汉书·艺文志》道家一类有“《黄帝君臣》十篇”，而帛书题名《十大经》，当然也是十篇，篇数相合。帛书《十大经》分为十四篇，大概是传抄者追题篇名时弄错了。此外，《黄帝君臣》的题名，也与帛书记黄帝君臣的言行相合[※注]。

董英哲也反对唐兰的观点，提出这四篇佚书应是田骈的遗著《田子》二十五篇。他在《〈经法〉等佚书是田骈的遗著》一文中，认为这四篇帛书当出于齐国稷下的黄老学派之手。战国时期盛行的黄老之学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而在稷下学宫中，黄老之学实占优势。《汉书·艺文志》载有田骈的《田子》25篇，与帛书的篇数相合（董氏言《经法》9篇，《十六经》14篇，《称》、《道原》各1篇，合为25篇），而帛书言“道生法”，也与田骈的“尚法”思想一致。这些说明《经法》等篇确系田骈遗著。

钟肇鹏在《黄老帛书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认为：经中托为黄帝同力黑、果童等人的问答，显然是“黄帝之学”，而把这“黄帝之学”同《老子》抄在一起，正是黄老合卷的证明。因此，该文称之为《黄老帛书》。这一观点也为一些学者所采纳。

李学勤则同意唐兰的看法，他在《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注]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唐兰提出的几条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李学勤许多有关帛书的研究著述，并不使用《黄帝四经》的命名，而是称为“帛书《黄帝书》”，说明他在使用名称时是很谨慎的。

陈鼓应也认为《经法》等四篇是《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黄帝四经》，但他认为“汉代人称其为《黄帝四经》是否恰当，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黄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迹多为附加，而且在较早的记载中，黄帝的传说多和战争有关……《十大经》之依托黄帝，当与其主张通过战争来统一天下有关。但是，在《经法》等四篇中，这仅是部分内容。从哲学理论来看，它们基本上是从老子（及范蠡）出发，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文中虽未有标明是直接引用《老子》，但是整个四篇都可看出是已经融化了《老子》。这种依托黄帝，而又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作品，正是汉代人所说的黄老之言，从这来看，称《经法》等四篇为《黄老帛书》可能最为恰当。”[※注]

对于学者们所作的许多讨论，刘翔曾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研究评述》一文，该文总结了当时的各家观点，同时也指出，学者们关于帛书“黄帝书”的命名，都还尚有论证不足之嫌，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转眼间二十多年又过去了，但对于帛书《黄帝书》的书名，学者至今仍各执一说，或称为《黄帝四经》，或称为《黄老帛书》，意见尚不统一。由此可见，要给这四篇帛书确定一个确切的名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由于书缺有间，要硬把此书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某一本书等同起来，短期内恐怕很难有一致认识，不妨按李学勤或裘锡圭所说的那样，直接称这四篇帛书为《黄帝书》或《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或许更为妥当。本书中我们即称之为帛书《黄帝书》。

在研究帛书《黄帝书》的篇名方面，李学勤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正确地指出帛书第二篇名称是《经》而非《十大经》，“十大”是本篇帛书最后一章的名称，意为十句重要的话，所论十分精当，我们在前面已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2）帛书《黄帝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地望。这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帛书《黄帝书》的字体与乙本《老子》及《五星占》等材料非常一致，应当出自一人之手，而《五星占》有汉文帝三年的纪年，因此帛书《黄帝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的观点已经被大家所接受。但这件帛书究竟什么时候写成，学者们的意见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说法：A.战国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4世纪前后。唐兰主张此说，并提出两点证据。一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的申不害，曾做过韩昭侯之相，则其所本“黄老之言”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初已出现。又黄老之言是承《老子》而发展，《老子》书可能是杨朱所传。杨朱在孟子前墨子后。如此，帛书写作上限不超过杨朱时代，下限不晚于申不害时代。二是战国中、晚期的《慎子》、《韩非子》、《管子》、《鹖冠子》、《国语·越语》等材料都大量引用这件帛书，也可证其为公元前4世纪初作品。陈鼓应也认为帛书《黄帝书》“成书的年代相当早，应在战国中期之前”、“至迟作成于战国中期”，与唐兰的观点大致相似[※注]。李学勤发表了多篇有关帛书《黄帝书》的论文[※注]，也主张帛书《黄帝书》的成书年代不迟于战国中期[※注]。B.战国中期末。主此说者有魏启鹏、董英哲等。魏先生认为这四篇思想体系虽一致，但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而是由齐国稷下学者整理汇编而成；董先生则认为是田骈的作品。C.战国末期。钟肇鹏、葛荣晋等都认为帛书的写作年代当在《老子》之后，《韩非子》之前，是战国末年的作品。D.笼统地视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如高亨言：“两次出现‘黔首’一词，其著作年代当在战国时期。”袭锡圭亦言：“著作时代跟抄写时代无疑会有一段距离，所以它们大概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E.西汉初年。康立主张此说。认为帛书是汉初黄老思想盛行的产物。F.战国末期或汉代初期。此说是1980年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的出版说明中提出来的，代表了整理者的意见。

至于对《黄帝书》作者的考订，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唐兰认为这部书是法家著作，并由此推定是郑国隐者所作。主张帛书《黄帝书》是齐国稷下学派学者所作的一些学者自然认为是齐人所作[※注]。龙晦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一文中也反对唐说，认为该书的“作者必是楚人”，龙先生在文中首先列举帛书中的楚言、楚谚，来证明其作者为楚人；其次他将帛书中的一些语句与《管子》、《国语·越语》、《淮南子》诸书进行比较，而后者的作者都是江淮楚地之人；最后龙先生从帛书《黄帝书》与《淮南子》的押韵情况来论证《黄帝书》的楚方言特点，从而说明其作者确为楚人。龙晦的这个看法，得到李学勤的肯定，李先生在他的一些文章里也认为帛书《黄帝书》是楚人的作品。李先生指出，汉初的长沙原为楚文化中心，马王堆帛书凡能推定作者地望的，大都是楚人的著作，《史记》记载《老子》的作者就是楚苦县人。马王堆帛书有两种抄本《老子》和《黄帝书》，也说明战国至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在楚国。帛书《黄帝书》中的文字很多类同于《越语》、《淮南子》，显然是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结晶。此外，《黄帝书》还有很多很多语句与《鹖冠子》相类似。鹖冠子是楚国的道家学者，这个学派以黄老刑名为本，又重视阴阳数术、兵家等学，这与帛书《黄帝书》作为整体所反映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龙晦与李学勤的这些论述互为补充，很有说服力，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除了上述这些看法之外，魏启鹏和王博则主张帛书的作者是越国人，如王博在《论〈黄帝四经〉产生的地域》一文中指出，帛书《黄帝书》与范蠡和孙武思想十分密切，吴越一带本有依托黄帝的传统，另外，从帛书《黄帝书》所使用的方言和出现的地名来看，作者应生活于淮南地区，而这一地区在战国的早中期时属于越国，因此，帛书《黄帝书》的作者应是越人。

至于帛书《黄帝书》的作者是一人还是多人，一般以为像先秦诸子的作品一样，多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有的学者则从《黄帝书》四篇思想的一贯性、整体的一致性和一些特殊概念、语句的复出互见等方面推论，帛书《黄帝书》四篇乃是一人一时之作[※注]。

（3）帛书《黄帝书》的思想内容。对帛书《黄帝书》思想内容的分析，大陆学者有一个认识的转变过程。帛书《黄帝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肇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政治上“批儒评法”运动的影响，学者们多视帛书《黄帝书》为法家著作，粉碎“四人帮”后，思想禁区得以解放，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开始深化，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指出帛书《黄帝书》的思想正是属于司马谈所论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黄老学派[※注]，帛书《黄帝书》的出土，使人们对黄老思想发展的脉络与规模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学者们多从研究黄老道家的角度来认识帛书《黄帝书》，除了众多论文外，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余明光的《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等专著亦得以出版。学者们大多认为，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二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讲“道生法”，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为一种人生境界[※注]。许多学者还对帛书《黄帝书》中“道”的思想、“无为”的思想、“气”的思想的内涵作了详细的讨论[※注]。

在帛书《黄帝书》的研究方面，李学勤发表了众多论文，其观点深受学术界瞩目。李先生指出，司马谈论阴阳、儒、墨、法、名五家合于道家的观点，在帛书文中可以找到，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其黄老之学本身特点所决定的。《经·观》言“圣人不巧，时反是守”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两句话，都被《史记》所引用，而且是当做“道家之言”来征引的。可见古人观念中的黄老之学，从来属于道家，不能由于其他学派曾接受吸收黄老思想因素而改变黄老学派的属性。李先生进一步指出，《老子》的作者和帛书的作者都是南方楚人，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将《老子》两种抄本和“黄帝书”随葬，表明他是黄老一派道家，也说明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实产生于楚国。帛书《黄帝书》与《鹖冠子》、《淮南子》等南方的作品，都是长沙流域楚文化的结晶。这就把帛书《黄帝书》的探讨与楚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学者们讨论帛书《黄帝书》的思想时，多集中在对《经法》、《经》两篇帛书的讨论上，对于《称》和《道原》，相对而言关注较少。李学勤为此又写了《〈称〉篇与〈周祝〉》（《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帛书〈道原〉研究》（《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等文，对于这两篇帛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将《称》篇与《逸周书·周祝》篇加以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的体裁相似，都是一种格言的汇篇，祝是专掌文辞的，他们在工作之中，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正是其职业的需要。祝史又彼此相通，故《老子》和《称》的格言体裁的特点实对道家出于史官之说有所印证。这些论述都很能发人深思。

对于帛书《黄帝书》中所蕴涵的军事思想、法律思想等，也有学者作了讨论[※注]。

帛书《黄帝书》也受到海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学者金谷治、加拿大学者叶山（Bobin D.G.Yates）等人都有研究帛书《黄帝书》的著述。

近年来学者们仍在从事帛书《黄帝书》的研究，如魏启鹏著有《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林静茉著有《帛书〈黄帝书〉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为近年有关帛书《黄帝书》研究的新成果。

总起来说，虽然目前对于帛书《黄帝书》的认识还存在许多分歧，但对帛书《黄帝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加拿大学者叶山曾总结说：“学术界似乎一致肯定古佚书为早年失传的道家黄老派的代表作。道家曾在西汉早期宫廷中占主导地位，后于汉武帝时期被儒家取代。因此，古佚书的发现填补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思想史认识的空白。古佚书是极其宝贵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献。”[※注]这一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