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十三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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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下编 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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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命名问题。陈松长、刘绍刚、王树全合写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释文再补》一文[※注]根据帛书照片及原件，依据帛书残片的图文内容、字体风格、污痕情况、反印文字及图形等特点将一些帛书残片补入，在帛书拼接缀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文中还附有修订后的释文内容。王树全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列国云占”探考》一文[※注]则结合古籍中有关列国云气的描述，对于《天文气象杂占》中的云图与占语进行了讨论，颇多收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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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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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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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命名问题。顾铁符指出，这幅帛书的内容包括云、气（包括蜃气、晕、虹等）、星、彗等方面。总的看来，以占气的篇幅最大，其次是云，第三是彗，而星的分量最小。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一般说，一是研究日月五星，用以制历法；二是研究二十八宿、中宫、外宫，用以定节气；三是研究气象（古代对天文和气象并没有严格区分，气象亦归入天文），用以观察天气。这幅帛书是以气象占为主，穿插了天文范围内的彗，以及个别的星，因此称它为《天文气象杂占》可能比较妥当。
（2）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性质。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的占文，除了‘贤人动’、‘邦有女丧’、‘有使至’等一小部分占文之外，其余的都是‘客胜’、‘主败’、‘兵兴’、‘军疲’、‘城拨’、‘邦亡’、‘益地’、‘失地’等关系军事方面的。这和一同出土的《刑德》等一样，都是属于兵家阴阳，亦即军事迷信的书。”魏启鹏也说：“通过对《杂占》的整体观察和分析，可以肯定它是兵家所用的天文气象占验之书。”李学勤则言：《天文气象杂占》这种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应当划归数术类的天文家”，这一见解在具体分类上虽与顾先生小有差异，但实质是一样的。因为该书从内容上看，既可划归兵阴阳类，也可划归天文类。
（3）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成书时代及作者。对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抄写时代，顾铁符指出，“这幅帛书的字体，虽然已是隶书，但篆书的意味还相当浓厚。同时出土的许多帛书中，只有《老子》甲本和《战国纵横家书》和它比较接近。书中称所有国为邦，国君为邦君，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由此可见，这幅帛书的传抄，至迟不晚于西汉最初的几年；但亦不排除更早的可能。”对于这一看法，学者们没有太多的分歧。
至于帛书的成书年代，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中最有时代关系的，是101条至114条十四个国、族的云。其中有赵云、韩云、魏云，说明成书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后。其次如越、中山、宋，都是战国时期被灭掉的国（楚灭越在公元前345年，赵灭中山在公元前301年，齐灭宋在公元前286年），而各国云中还有这三个国。不过，古代人对地理名称的使用常有连续性，国亡后仍可能把国名作地名用”，“《天文气象杂占》成书的年代和《周礼》相去不远”。从这些论述来看，顾先生认为《天文气象杂占》是成书于公元前403年之后的战国时期。席泽宗也认为《天文气象杂占》的成书时间应在三家分晋和越灭亡这两个年代之间或稍后。
魏启鹏则认为，“古代天文学的观测、推算、占验，是需要若干代人接力进行的事业。帛书《杂占》集录的天文气象占验乃多家之言，上至战国之前，下至秦楚之际。”魏先生认为帛书中的“天出荧惑，天下相惑，甲兵尽出”、“鱼（渔）阳亡”等占辞具有秦楚之际的特征，其纂辑年代当为司马迁所称的秦楚之际。
至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作者，顾铁符指出，帛书中对于各国云的论述亦可见于一些典籍，但是排列顺序却有很大差别：“《开元占经》、《晋书·天文志》、《太平御览》引《兵书》等，都是从韩云开始，楚云排在第三，《乙巳占》中甚至没有楚云。独有这幅《天文气象杂占》以楚云排在最前面，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事。总的来看，《天文气象杂占》提到的历史事件很少，但四一六条提到吴伐楚的柏举之战，并且是以楚人的口气说的。”此外帛书中还有一些含有地域性的词语，因此很可能是出自楚人之手。席泽宗和李学勤也持同样的观点。
魏启鹏认为，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天文气象占验是若干代人接力进行的事业，文中所引材料的作者，也绝不限于帛书注明的任氏、北宫、赵□等人，而纂辑为《杂占》当为楚人。这又把帛书作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不过魏先生仍然肯定这件帛书最后成于楚人之手。
（4）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学术价值。顾铁符指出：“《天文气象杂占》里的云、气、星、彗四个部分，分量有多有少，论科学价值亦有很大悬殊。据我们初步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天文中的彗，其次是气象中晕的部分。”“《天文气象杂占》中关于彗星的二十九条，重点是在表示出各种彗星的形态。除了最后一条彗星之外，其余都分彗头、彗尾两个部分。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在六一九、六二○、六二三、六二八等图中，圆圈的中心又有一个小的圆圈或小圆点。这个小圆圈或小圆点，是否说明在当时已经见到在一团彗发的中心，有一个很小的彗核，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帛书所画的彗尾有直有弯，且有大小不同的弧度，可见当时观测彗星已经注意到了彗尾的形态差异。总之，“这二十九条彗星，很足以说明二千几百年前我国观测彗星已经有了出乎意料的成就。这一部分彗星图，是我国古代研究彗星的里程碑”。
席泽宗也从科技史的角度论述了帛书彗星内容的重大价值。陈奇猷则对帛书彗星图占作了新的考释，随后王胜利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些学者的工作使得对帛书中彗星内容的研究继续深入。
学者们对于帛书中彗星等部分内容特别重视，主要是从中国科技史的角度加以认识的，实际上如果从中国古代的数术传统及古文献研究的角度考虑，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还有更多的意义。这方面李学勤的文章给人们很多的启示。李先生主要讨论了《天文气象杂占》中有关白虹的占语“白虹出，邦君死之”，将之与荆轲刺秦王时“白虹贯日”联系起来并加以解释，还进而对《燕丹子》一书的情况作了讨论，这是对《天文气象杂占》研究思路与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开拓。
近些年来关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刘乐贤在《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对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篇也作了详尽的校注和考释，并对篇中的“北宫”的含义及楚地彗星占测传统作了讨论[※注]；陈松长也撰有多篇研究《天文气象杂占》的论文[※注]；陈松长、刘绍刚、王树全合写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释文再补》一文[※注]根据帛书照片及原件，依据帛书残片的图文内容、字体风格、污痕情况、反印文字及图形等特点将一些帛书残片补入，在帛书拼接缀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文中还附有修订后的释文内容。王树全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列国云占”探考》一文[※注]则结合古籍中有关列国云气的描述，对于《天文气象杂占》中的云图与占语进行了讨论，颇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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