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是当时的事情，一旦完成便了然无痕迹，因此研究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是证据。我们知道，儒学发源于鲁地，而在鲁国以外其他地点大量儒家简牍出土，保留了特定时期儒学的思想面貌，成为研究儒学传播值得信赖的参照物，我们过去研究文化传播主要靠的是文献记载，而出土简牍构建了文献记载之外研究儒学传播的有益补充。

1.春秋末期儒学的传播

春秋末期，儒学在各国已有较大影响，当时儒学传播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弟子求学于孔子，学成之后分散各地；二是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鲁国贵族孟僖子陪昭公出使楚国，因为不懂相礼而十分羞愧，临死前嘱咐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要他们拜孔子为师，向孔子学礼。（《左传》昭公七年）据李启谦先生统计，孔子弟子中鲁国61人，齐国9人，卫国11人，楚国3人，陈国4人，秦国4人，晋国3人，宋国4人，吴国2人，蔡国2人，燕国1人[※注]。当时诸侯国林立，孔子弟子来自不同的国家，远及楚、秦，而且成分复杂，有贵族、商人、大盗、贫贱之士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学传播的兴盛。特别是到了孔子晚年，很多人从远方慕名而来，“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

《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燕国人慕名前来观礼，从子夏的话语中可知他对孔子了解不多，很可能不是孔子弟子。从上面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一是当时儒学的影响已远及燕国；二是当时各国慕名前来学习儒学的人很多，有的并不一定是孔子弟子。

春秋末期，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孔子积极从政，欲以王道治理天下，重建西周礼乐等级秩序。孔子在鲁国经历短暂的政治辉煌后，由于齐国离间，被迫出走。从公元前497年到前484年，孔子周游卫、曹、宋、陈、郑、楚、蔡等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注]。

传世文献中的这些记载可在出土文献中得到证实，河北定州八角廊《儒家者言》[※注]记载：“之匡，间（简）子欲杀阳虎，孔子似之”，阜阳1号木牍[※注]亦有“孔子之匡”，“中尼之楚至蔡”，“孔子将西游至宋”，“孔子见卫灵公”等记载，木牍背面有“孔子之楚有献鱼者”，“孔子之周观太庙”，“楚王召孔子”等标题，这些和传世文献中孔子周游列国的记载一致。还有一些标题，如“赵襄子谓中尼”，“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时”，“孔子见季康子”等，说明孔子当时与诸侯、士大夫交流频繁，虽然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狗”，终不能被各国聘用，但孔子周游列国，推动了儒学在卫、曹、宋、陈、郑、楚、蔡等国传播，扩大了儒学在各国的影响。

2.战国出土简牍与儒学的传播

孔子去世后，弟子散游天下，《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从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儒学传播的大体脉络，但由于古籍阙亡，孔子弟子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的详细情况已很难考证清楚。因此，我们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就是以新出土文献为依据，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来探讨战国时期儒学传播的状况。

《中山王鼎》铭文云：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旃，宁溺于渊。”[※注]而《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中有曰：

《中山王鼎》和《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有相同的语句，说明《中山王鼎》和《大戴礼记》一样，具有相近的儒学观，再细读平山三器铭文，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山王方壶》铭文云：

《中山王鼎》铭文又云：

中山国趁火打劫，把赤裸裸的掠夺说得冠冕堂皇，但铭文认为“臣主易位”有违道义；君臣禅让，不告诸侯，便是无礼；“为人臣而反臣其主”，不祥之极，这些都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思想非常契合。我们知道“仁”字在《尚书》、《诗经》中已经出现，但孔子以前对仁的理解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只是到孔子的时候，才“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注]铭文要求国君“亡不率仁，敬顺天德”，和孔子的“仁治”思想非常一致，这是儒学在中山国传播又一非常有力的证据。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楚地文化交流密切，学者来往频繁，典籍传播兴盛。儒学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传入楚地是很自然的。但由于文献阙如，儒学南传的线索一直晦暗不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郭店简、上博简相继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平台。

《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郑玄《三礼目录》也说《礼记·中庸》篇是子思所作，过去学术界曾对这一说法争论很大。1993年郭店楚墓出土儒书11种14篇，李学勤先生认为其中的《缁衣》、《五行》、《六德》、《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六篇是子思所作，是《子思子》的佚篇[※注]。李景林先生说：“除了《语丛》之外，郭店简儒家类著作应为子思一系作品。抄录于同一形制竹简的四篇文字《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为郭店简儒家类著作的中坚部分，表现了子思一系的‘性与天道’论。其余诸篇，有的较接近于孔子，当为子思绍述孔子思想之作，有的则近于孟子，当为子思后学所述。”[※注]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比较接近实际。《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现在郭店简《缁衣》和《鲁穆公问子思》同时出土，可证沈约所言不虚，史书记载子思作《中庸》是有一定根据的。上博简《从政》篇，据杨朝明先生研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保存在《礼记》中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相近相通，因此也是《子思子》中的佚篇[※注]。郭店简和上博简中《子思子》佚篇的发现，坐实了公元前300年以前子思学派的典籍已在楚地传播。

郭店简《六德》曰：

郭店简《语丛一》曰：

郭店简《缁衣》引用孔子的话和《论语》中基本相同，是借《易》强调君子品格的培养；《六德》明确提到了《易》，认为《易》体现了君臣父子的礼治思想；《语丛》是对当时流行楚地语录的摘抄，说明《易》注重天道与人道的相通，这些与易学有关记载虽然是只言片语，但有学者在楚地传播《易》学已得到证实。

1994年，上博简从香港购回，经有关专家测定，上博简距今大约2257±65年，上博简的具体出土地点不详，但据推测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注]，文献的著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因此它反映的是战国中期以前儒学的传播情况。曾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多达七十多人，上博简《内礼》篇和《曾子立孝》内容基本相同，说明战国中期以前曾子学派的著作已流传到了南方楚地。

子贡对儒学传播有着特殊的贡献。孔子死后，面对别人对孔子学说的误解诽谤，子贡总是挺身而出，极力维护孔子形象[※注]。不仅如此，子贡还以商人的特殊身份宣传孔子思想，“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有学者认为：子贡“似乎既没有聚徒讲学，也没有著书立说，他所做的不过是布扬孔子之名而已。”[※注]我们认为孔子晚年时，子贡经常陪在身边，从上博简《鲁邦大旱》、马王堆帛书《要》篇看，他经常和孔子探讨相关问题，对孔子学说理解较为深刻。《春秋繁露·俞序》说：“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可见子贡也擅长《春秋》之学，如果仅是布扬孔子之名，没有对孔子学说的深刻理解作支持，别人是很难信服的。

关于上博简《诗论》的作者，李零先生认为《诗论》中“……行此者，岂有不王乎”一句是该篇可与《子羔》属于同一篇的可靠证据，坚持《诗论》为子羔所作[※注]。《鲁邦大旱》与这两篇形制、字体相同，但如何解释它与《子羔》篇在内容上无任何联系呢？因此我们赞同《诗论》的作者是子夏的说法[※注]。子夏在魏国传《诗》，弟子李克曾在中山国传诗[※注]，弟子曾申传《诗》于邹鲁地区[※注]，他的传《诗》之作——《诗论》又在南方楚地出土，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子夏诗学已传播到北起魏国、中山，南到楚国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退一步讲，《诗论》即使不是子夏所作，《诗论》的出土证实了在战国中期以前孔门诗学已在楚国传播，那么孔门诗学在上述范围内的传播也是可以肯定的。

郭店简、上博简中儒书种类繁多，而且相同篇目又有不同传本[※注]，这说明它们的流传过程是很复杂的。据研究，郭店简不是单由楚国文字写成，更多的保留了多个国家文字的形体结构和书法风格[※注]，而且战国初期，鲁、楚相距较远，中间有其他诸侯国存在，因此，我们推测郭店简、上博简很可能不是由鲁国直接传到楚国，而是辗转传播于多个诸侯国，最后才形成了今天传本不同、字体各异的复杂面貌。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出土印证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典籍已在楚地广为流行，这其中包括了人们最为相信的《论语》[※注]。郭店简、上博简不见于史志记载，因埋藏于楚墓才得以保存下来，它们是战国时期儒家典籍南传的明证，因为墓葬典籍仅是当时流传典籍的很少一部分，所以它们又是战国时期儒学传播的一个缩影。以前学者探讨影响楚文化的因素时，对儒家文化鲜有提及，现在结合出土文献，我们对这一问题需要重新估价。

3.西汉前期出土简牍与儒学传播

秦代焚书坑儒和《挟书律》的颁布，对儒学的发展来说，是重大的打击。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从目前出土的《挟书律》施行期内的墓葬书籍均未超出《挟书律》的范围来看，《挟书律》的施行是很严格的，刘歆是古文经学家，他的说法虽有夸大成分，但秦代儒学确实经历了一场浩劫。此后是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汉初的统治者大都信奉黄老之学，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因此从秦代到汉初，文化、学术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大的发展。因此，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汉初的竹简帛书种种佚籍，大多是自先秦幸存下来的书籍的抄本，所以它们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的面貌，而且可以由之上溯先秦学术，关系到学术史上的好多重大问题。”[※注]

帛书《系辞》有“易有大恒”句，有学者认为这属于道家思维。其实已有学者指出“大恒”是对“太极”的误抄[※注]。判断帛书《易传》的学派属性关键要抓住其思想主旨。帛书《要》篇：

孔子以前，古人把《周易》作为卜筮之用，而孔子却从中求其德义，“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集中反映了孔子由史巫的“赞”、“数”到德义涵养的转进，体现了孔子晚年的易学观。孔子谈易，注重义理的阐发，“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这不仅是帛书《要》篇，而且是整部帛书《易传》的根本所在，因此，帛书《易传》属于儒家是没有问题的。

郭店简中有易学的内容，荀子曾在兰陵传易[※注]，马王堆帛书出土于长沙，通过这些文献记载和残存的简帛，我们就可以看出楚地易学流传的面貌，如果再考虑到北方的易学传承，那么战国时期易学的广泛传播，是不难想象的。

帛书《五行》出土以后，学者大多认为它宣扬儒家唯心主义，文体与《大学》相近，鼓吹“慎独”，主张“性善”，应该是思孟学派门徒的作品[※注]。1993年郭店楚简《五行》再次出土，使《五行》为子思所作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公认。帛书《五行》中多出“说”这一部分，而且其中两次引用“世子曰”，我们认为帛书《五行》“说”这一部分肯定与世子之学有密切联系[※注]。

裘锡圭先生说《春秋事语》虽然记有《左传》所没有的事，并且所引用的议论也往往与《左传》不同，但是所记的有关历史事实则大部与《左传》相合，因此认为它很可能是《铎氏微》一类的书[※注]。虽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注]，考虑到《春秋事语》中闵子骞出现了三次，闵子骞长于《春秋》学[※注]，可证“帛书的作者当与他有某种传承的关系”[※注]。再考虑到《春秋事语》叙事上起公元前712年鲁隐公被杀，下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其叙事的时间下限较早，基本和《左传》相当，因此，我们认为《春秋事语》成书应在战国时期。

看到郭店简，不要以为南方只有子思一派作品在流传，其实上博简记载了颜回、仲弓、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等多个弟子，马王堆汉墓既有子思的作品，又与子贡、闵子骞、世子之学联系密切，所以当时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多个孔门弟子思想流传的情景。又据《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儒家类文献可知，曾子、子思、漆雕子、宓子、景子、世子都有著作传世，这些著作在不同的诸侯国中传播，可知他们对早期儒学的传播做出了较大贡献。

1977年，阜阳木牍发掘于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根据该墓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十一年”等资料，可以确定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该墓的时间下限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65年。阜阳木牍共有三块，其中一号木牍保存最完好，正反两面都有字，每面分为上、中、下三栏，现存章题47个（其中一个字迹模糊，无法释读）。

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成书应在战国时期[※注]，胡平生先生认为阜阳双古堆汉墓的一号、二号木牍和《说类》简应当是一种书，而不是两种或多种书。理由有三：一是两块木牍与残简字体大小、书写风格相同；二是两块木牍形制、格式一样；三是双古堆二号木牍也不是完全没有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注]。阜阳一号木牍绝大部分记录孔门师徒的言行，应为儒家典籍，二号木牍篇题约40个，其中与孔门师徒相关的只有3条，其他各章都不涉及孔门师徒，虽然木牍形制、书写风格一样，但从内容角度出发，我们主张一号木牍与二号木牍有别，是单独的一种书。

1973年，八角廊汉墓中出土大批竹简，在整理出的八种文献中，有一种是《儒家者言》，共二十七章，其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最多，有二十二章。《儒家者言》叙事上起商汤、周文王，下至乐正子春，所记多为孔子的事迹和对忠孝仁义等道德的阐发。

何直刚先生将《儒家者言·周文王作灵台》章“（长一家者，）一家之主也，长一国者，一国（之主）也，长天下者，天下（之主）也”和《吕氏春秋》的相应段落作了对比，认为“《吕氏春秋》的作者见于‘长一家’的世卿已早不存在，而将它删掉了，简文却保存了此句”，推测《儒家者言》的成书年代应在战国晚期[※注]。我们补充两条证据：一是《儒家者言》二十四章：“肤受诸父母曾子……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乐正子指的是乐正子春，《儒家者言》现存二十七章内容中有三章谈到曾子，内容相对较多，而且尊称曾参、乐正子春为“子”，作者很可能是乐正子春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二是《儒家者言》内容散见于《晏子春秋》、《荀子》、《吕氏春秋》，同样可证其成书不会太晚。

《儒家者言》和阜阳一号木牍的出土，证明了《孔子家语》一书并非王肃伪造。上博简《民之父母》与《孔子家语·论礼》篇基本相同，进一步证明《孔子家语》有着久远的渊源。据《孔子家语·孔序》[※注]记载，荀子曾把《孔子家语》带到秦国，可见它的传播范围也是相当可观。

阜阳汉墓有一块木牍，篇题甚简短，内容有“乐论”、“智（知）遇”等，学者认为它“与《荀子》等儒家学派有关”[※注]，河北八角廊出土汉简《哀公问五义》也与荀学有关[※注]，这些出土文献和《史记·吕不韦列传》“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记载相互印证，可知从战国中期到汉初，荀子一系的著作也曾广为流传。

马王堆汉墓、定州汉墓、阜阳汉墓中有不少儒家典籍出土，这些墓葬的下葬年代都在西汉前期，根据书籍的著作年代一定会早于下葬年代，可以肯定它们的成书不会晚于汉初。我们知道，古书的形成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秦汉之际儒学发展缺少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认为其中的典籍多成书于战国时期，有的甚至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这些儒家典籍既是汉代的抄本，同时也是战国学术发展的孑遗，它们仅是当时流传典籍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战国时期儒学传播的面貌。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史料的大量亡佚，此时儒学传播的详细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河北中山王墓、定州汉墓处于我国的北方，郭店简、上博简所属的楚墓与马王堆汉墓、阜阳汉墓处于我国的南方，这些墓葬的发掘使“儒家的影响所及实不出邹鲁及邻国的范围”的观点不攻自破，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联系、相互印证的，它们不仅从空间上印证了早期儒学南起楚国、北到中山的广大传播区域，而且从时间上印证了春秋末期以来，早期儒学不断向北方、南方传播的面貌。

4.对早期儒道关系的重新审视

在郭店简出土前后，学界对早期儒道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郭店简出土前，学者一般认为早期儒、道两家势若水火，冰炭难容，此说的主要根据是司马迁的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而郭店楚墓中儒道两家典籍并存，透露出早期儒、道两家和平共处、同源相济的信息，学者仔细对比，发现今本《老子》很多与儒家截然对立的内容，在郭店简《老子》中并不存在，因此不少学者主张应重新审视早期儒道关系。

今本《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仁义是儒家的核心内容，今本《老子》反对仁义，与儒家针锋相对。但简本《老子》说：“绝智弃卞（辨），民利百杯（倍）。绝欢（巧）弃利，舰（盗）侧（贼）亡又（有）。绝伪（伪）弃虑，民复季子（孝慈）。”今本《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在简本中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虑”，简本《老子》中没有今本《老子》强烈反对仁义的倾向。

今本《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简本《老子》：“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在简本《老子》看来，仁义是大道，孝慈可以和睦六亲，正臣可以安定国家，与今本《老子》贬斥仁义、孝慈、忠臣明显不同。

《庄子·胠箧》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而郭店简《语丛四》却作：“窃钩者诛，窃邦者侯，诸侯之门，义士所存。”可以看出，义士并非专指儒家，《庄子》将孔子列入所贬斥的“义士”之内，是对郭店简《语丛四》的语句有所改编。

除了对比简本与今本《老子》外，学者还将孔老关系、孟庄关系进行了对比。《史记·老子庄子列传》孔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对老子非常敬重。孟子与庄子大约同时，孟子以好辩著称，但《孟子》一书中从未斥责老子、庄子，于是学者得出结论：简本《老子》反儒倾向不明显，早期儒、道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激烈和尖锐[※注]。

那《史记·老庄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是怎么回事呢？学者解释说“世之学老子者”是指老子以后的道家传人，与老子无关，儒道对立与紧张是从战国时开始的，儒道关系势同水火只是老庄后学形成的，儒道两家在早期互有涵化，兼容并包，从互相兼容到互相排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注]。

在郭店简出土前，学者通常认为早期儒道两家截然对立，势同水火，郭店简出土后，它所透露的儒道两家早期一些和平共处的信息，使学者认识到儒道两家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而战国中期以前，儒道同根互济，旨趣贯通，老子对儒家遵奉的圣、仁、礼、义、孝、慈等的态度是肯定的，早期儒道关系经历从和平相处到截然对立的演变过程。正是由于郭店简的出现，才使学界重新估定早期儒道关系，早期儒道关系史才得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