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刑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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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0 \ 中编 简牍文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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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包山楚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大批法律简牍资料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战国秦汉法制史料。罗鸿瑛主编《简牍文书法制研究》[※注]，孙家洲主编《秦汉法律文化研究》[※注]，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刘海年、杨升南、吴九龙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一册《甲骨文金文简牍法律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注]，李力《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注]，等等。这里仅就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隶臣妾及刑期问题、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秦汉律令体系、刑罚体系、司法诉讼制度等略作综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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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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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 臣妾 隶臣妾 二年律令 汉简 文书 刑期 法律 刑罚 劳役 简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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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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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年《秦律刑罚的适用原则》[※注]认为秦国统治阶级为确保其刑罚的实施，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适用刑罚的各种原则。对于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各人在犯罪活动中不同作用，不同犯罪行为的不同社会后果，以及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等，是加以区别对待的。秦律刑罚的适用原则包括：第一，区分犯罪人的身份和地位；第二，实行连坐；第三，区分共同犯罪与非共同犯罪；第四，区分故意和过失，对某些行为还考虑有无犯罪意识；第五，区分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第六，考虑行为人对待罪行的态度；第七，规定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第八，数罪并罚；第九，不追究赦前罪；第十，适用比、例。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适用刑罚原则》[※注]归纳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所见的汉初适用刑罚的若干原则：以罪刑相应、维护特权为基础，实行故意从重、过失从轻，严惩团伙、重判再犯，从严治吏、宽宥老幼，自出减刑、立功赎罪，诬告反坐、故纵同罪，亲亲相匿、重科不孝等原则。罪刑相应、维护特权的原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可衡量性，其中既包含罪刑法定的因素，依法律条款定罪，注重犯罪动机、犯罪形态及危害结果，严格区分已遂与未遂；又存在收孥连坐、维护特权的规定，表明其罪刑相应只是相对、不彻底的。维护特权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员、有爵者可在一定条件下减、免刑罚。南玉泉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所见刑罚原则》[※注]指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的法律辑录，这批简文对刑事责任年龄、故意与过失、数罪的处罚等都有较细密的规定。其他刑罚原则有诬告反坐原则、证言不实反坐原则、连坐原则、上诉不实加刑原则等。汉律在定罪量刑时，充分考虑皇权和尊长的地位，对于触犯皇权和尊长都要从重处罚。此外，对于触犯人伦、群盗犯罪以及官吏犯罪也予以重惩，而对于自首和犯罪后自动减轻犯罪后果等则采取从轻处罚的原则。汉初的刑罚原则与秦律所载刑罚原则基本相同，西汉武帝以后在具体的操作细节和适用标准方面有所改变。谭卫元《从张家山汉简〈具律〉看汉初“爵论”制度》[※注]认为爵位是汉代法律量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爵位有无高低决定着量刑的减免与否。
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注]根据史籍和云梦睡虎地秦简律文的记载，将秦的刑罚分为死刑、肉刑、徒刑、笞刑、髡耐刑、迁刑、赀、赎刑、废、谇、收等十一类，对各类刑罚的等级以及处罚方式分别作了考述和辨析。指出这十一种刑罚不仅轻重不同，在同一种刑罚内，又按处死的方式、对肢体残害的部位、鞭笞的多少、刑期长短、迁徙远近和赀罚金钱数目等，分为不同的等级。秦律还规定，各种刑罚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甚至三种结合使用。这样，不同刑种的排列组合，就在秦的司法实践中，使本来种类已相当多的刑罚更加名目繁多，使本来已很残酷的形制更加残酷。张铭新《关于〈秦律〉中的“居”》[※注]指出，《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居”即“居作”，值得商榷。“居”在《秦律》中无疑是一种劳役形式，有居赎、居债（居偿债），“居”并不是对犯罪的直接惩罚方式，它没有特定的期限，不是一个刑种，它是一种有代价的抵偿劳役。与“居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黎明钊《秦代什伍连坐制度的渊源问题》[※注]讨论有关什伍连坐制度的渊源问题，结论有四。第一，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相牧司连坐的居民组织是总结国内经验：包括曾经在文公、武公施行的夷三族之法，献公时的“户籍相伍”；列国经验：包括族刑、夷三族的连坐精神。第二，《周礼》上记载以血缘为中心的地方组织是五家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周、相宾的，在征战时则会万民而为卒伍；商鞅把告奸连坐之法加之于和谐淳朴的地方组织，使之一变而成为“相牧司”、“相纠发”、“相连坐”的苛刻制度。第三，先秦时代齐以管仲为相时曾推行“五人为伍”的社会组织，郑国子产执政亦行“庐井有伍”，战国时代各国为征召军队都曾清查户口，整顿户籍，闾里以下遍布什伍的组织，这是一种战斗的策略，商鞅变法是吸收这种政策，并且更强调连坐的法家精神。第四，秦代什伍连坐制也是一种军事编制民事化的制度。第五，临沂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中有“五人为伍，十人为连”，或许就是与商君什伍制不同名称的制度。至于大通汉简、居延汉简所载什伍制度，一部分是兵制，一部分是戍卒名籍，把他们结合《汉书》及《后汉书》的史料观察，汉代曾推行什伍制度也是无疑问的。
彭年《对西汉收孥法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商榷》[※注]认为：第一，西汉二百年间，除文帝在位的二十多年外，一直施行收孥法。第二，收孥法渊源于奴隶制国家国君对被征服民族的“奴役”，后来演变成对本族罪犯及其家属的“罪罚”。第三，收孥法的施行及其在刑法上的地位，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广大、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趋势。陈乃华《秦汉族刑考》[※注]认为，在秦汉时代，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范围的族刑系统：其一，用来处罚谋反罪的“夷三族”，也叫“夷宗族”或“夷其族”，罪及五世；其二，用来处罚非谋反的“大逆无道”罪的“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也叫“族家”），罪及三世。丁相顺、霍存福《“失期，法皆斩吗？”》[※注]指出，《史记·陈涉世家》有“失期，法皆斩”等语，有学者据此认定秦末对徭戍失期者的处罚法律规范为“法皆斩”，但据《睡虎地秦简》中有关徭戍失期的规定，以及考察秦末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比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就会发现“失期，并非法皆斩”，失期罪的主体是官吏，徒众不会被“法皆斩”，囚徒逃亡无死刑，谪戍之众不应“法皆斩”。张建国《论西汉初期的赎》[※注]指出汉初的赎刑分为六个等级，既可以作为实刑的换刑，适用于特定的人和事（疑罪），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一个刑罚级别，并推测正是疑罪从赎的存在构成汉初赎刑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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