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信芳《包山楚简司法术语考释》[※注]采用典籍与秦律互证的方法，对包山楚简中重要的司法术语一一作了考释。“集箸”即登记汇集名籍；“玉府之典”的“玉府”是收藏户籍及其他典籍之所；“溺典”指“没有正式户籍的人口典册”；“藏王之墨”的“墨”，指书写副本；“陈豫之典”的“陈豫”是纪年“齐客陈豫贺王之岁”的省称；“集箸言”即有关名籍方面的争议，也就是诉讼；“受正”即接受狱讼裁决；“受期”就是接受诉讼的期约；“详”即法庭调查；“阩门又败”的“阩门”是楚司法官府名，“阩门又败”犹言败坏法庭；“盟”、“盟证”，即盟誓作证，是当时法庭调查取证的重要程序；“对”谓查对，“对告”即要求查对其住址、身份、名字、氏族并呈报上级官府，“分对”谓分别对状；“疋狱”即“疏狱”，分条记录狱讼之辞；“发节”即发书辅以节为信，“复节”即复命辅以节为信，“反节”即以节复命，“捋节”即取节交换相合以作凭证；“反官自诉”即翻案上诉的法律行为；“成”谓狱讼之平；“傅”谓拘捕犯人；“剠”乃“黥”字异体；“拘”谓拘禁；“敔”读如“圄”，意即牢狱；“诘”指诉状；“謄等”即官府在接到诉状后，根据诉状及初步调查的情况移录为官方司法文书；“谳”指复审议案；“政”读如“征”，指征收赋税；“敚”读如“税”，指征收赋税；“戉阝异”，官府名，应是楚特设的救灾机构；“量”谓裁量其大小，称量其轻重；“贝叕田”读如“畷田”，即重修田间之道而正封疆；“后”为继承。

刘海年《秦的现场勘查与法医检验的规定》[※注]对云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涉及案件现场勘查与法医检验的五个式例即《贼死》、《经死》、《穴盗》、《疠》、《出子》分别作了解读，认为秦国的治安、司法机构对现场勘查与法医检验已总结了一套办法，并形成了一定制度：第一，司法检验有专人负责；第二，对专门问题由专门知识的人作出鉴定；第三，注意痕迹检验；第四，现场勘查认真仔细；第五，检验时由家属或基层负责人到场。

刘海年《秦的诉讼制度》[※注]从司法机构、案件管辖、诉讼的提出、告诉的限制、强制措施、证据的种类、案件审讯、判决与上诉、判决的执行、法官的责任等方面，对秦代的诉讼制度作了全面考述，并讨论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张建国《汉简〈奏谳书〉和秦汉刑事诉讼程序初探》[※注]不同意整理小组关于《奏谳书》是“议罪案例的汇集”的看法，认为《奏谳书》基本是奏书和谳书的汇集，奏书不存在基层审判机关在定罪量刑方面的疑难之处，事情已经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向上级奏请为的是获得批准，是法定的例行公事。谳书是上报疑案，上报的目的，是要求上级解答疑问。上级接到谳书后要回答该案适用什么罪名或什么刑罚。《奏谳书》表明秦汉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是告、劾、讯、鞫、论、报，而讯鞫论是其中的审判程序。“告劾”即提起刑事诉讼，“讯”相当于法庭调查，“鞫”是审判人员对案件调查的结果，也就是对审理得出的犯罪过程与事实加以简明的归纳总结，“论”相当于判决，“报”通常指奏报上级机关。阎晓军《秦汉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注]，结合《急就篇》及相关文献与云梦秦简《封诊式》、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具体审判记录，研究秦汉时期的司法制度。通过对比拼合，复原出秦汉时期案件一般的诉讼审理程序，一般要经过报案、侦破、讯问、诘问、验问、读鞫、乞鞫、议罪、论、报、执行等重要程序和环节。李均明《简牍所反映的汉代诉讼关系》[※注]从涉讼各方、告劾、逮捕、讯鞫、论报、奏谳、乞鞫、执行等方面考察汉代诉讼关系，揭示了汉代诉讼过程的基本轮廓。陈晓枫《两汉“鞫狱”正释》[※注]对通常认为两汉“鞫狱”是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的看法提出了反驳，认为在汉代，认定罪行与决定刑罚，分由不同官狱负责，主审官狱为确保认定的罪行凿定无疑，必将验治的结果——狱书向被告宣读，被告有权申请复核，这便是“鞫狱”。进而指出“鞫”在两汉，是认定被告所有犯罪事实的司法文书，“读鞫”是官吏宣告本案已认定的被告全部罪行，“乞鞫”是被告认为官府所认定的犯罪与案件真实情况有出入，乞求重新复核查证。因此“鞫狱”是判决拟定之前，一审程序中的一个诉讼阶段，而不是再审程序。

刘海年《秦汉诉讼中的“爰书”》[※注]认为“爰书”并不仅仅是“录囚辞的文书”，其内容要广泛得多。它是战国秦汉司法机关通行的一种文书形式。其内容是关于诉讼案件的诉词、口供、证词、现场勘查、法医检验的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诉讼的情况报告。“传爰书”则是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制度。籾山明《爰书新探——兼论汉代诉讼》[※注]指出，居延汉简中所见到的爰书种类，称谓明了的有七类：自证爰书、吏卒相牵证任爰书、秋射爰书、病死（病诊）爰书、死马爰书、殴杀爰书、贳卖爰书，另有三类称谓不明。其书写格式的共同特色，是在开头冠以“爰书”二字，末尾作“它如爰书”或“如爰书”。但并不是所有的爰书都两者兼备，特别是缺佚开头的爰书很多。从汉简来看，爰书具有公证书的功能。换言之，主管官吏为了公证某件事的事实而作成的文书，就是爰书。因为它与证明的事实有关，所以在诉讼时能成为证据（如自证爰书），另一方面，它有时又与诉讼完全无关（如秋射爰书），因此不能将爰书仅仅限定于与诉讼有关。

李均明《居延汉简债务文书述略》[※注]指出，由于债务的发生、变化与消灭的原因不尽相同，因此债务文书亦呈多种形式。常见的有（1）债名籍（一般分上下两栏，上栏书债权人姓名、身份，下栏书债务人姓名、身份、债的内容），（2）负债名籍（亦分两栏，所载序列恰与债名籍相反），（3）债券（记有债发生的时间，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姓名、身份，债的标的物及其价格，清偿期限、证人的姓名、身份等），（4）行道贳卖名籍，（5）与债务有关的吏俸赋名籍，（6）与债务有关的现钱出入账，（7）催收债书，（8）与债务有关的发文记录，（9）与债务有关的司法文书。从以上所列的债的文书可以看出，在汉代，民法意义上的借贷关系是明显的，其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关于债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即因契约、因侵犯他人财产、因不当得利而发生债。文章还讨论了债务担保、债的变化与消灭、债务的履行、债务的偿清等问题。另文《居延汉简诉讼文书二种》[※注]讨论了劾状和名捕诏书两种诉讼文书，指出移送劾状文书的程式为：（1）劾状呈文，含起诉时间（年、月、朔干支、日干支）、起诉人（所在机构、职务、姓名）及关于所呈文书性质与数量的说明。（2）劾状本文，主要内容是被告的犯罪事实和原告的调查意见。（3）处理劾状的呈文，包含时间和处理方式。（4）劾状的再抄件，由原告的上级制成，含对原告身份的证明及劾状的抄件。（5）原告上级关于批转文书的呈文。名捕诏书是由皇帝签发的通缉令，除写明被通缉者的姓名、年龄外，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罪犯的身体特征及着装、主要罪行等。如罪犯的身份一时未能查明，亦尽可能详述案件发生的经过。名捕诏书通常逐级下达，然后又逐级上报其执行情况。

徐世虹《汉劾制管窥》[※注]指出，在汉代告与劾是两个适用对象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告行为的发生者往往是民，而劾行为的发生者往往是官。换言之，民对民、民对官或官对民的起诉行为称告，而官僚系统内部的彼此起诉行为称劾，二者一般不混淆适用。根据出土简牍所见的原始劾文书资料来看，先案后劾的程序特点十分明显。即劾是程序法中的重要环节，它的完成是以案为基础的。案而后劾，劾而后讯鞫论报，或许正是适用于汉代官僚行政系统的诉讼程序。对于劾的程序，法律上有相关限定，劾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通常只能逐级劾而不能越级劾。在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并存的边境地区，诉讼活动通常是在郡、县、乡这个行政系统中进行的，即使是军吏，其诉讼活动也要被纳入地方行政的司法权限之内。县廷是受理劾的官署，二千石官所统辖的郡太守府是受理各种劾的最高审级。

徐世虹《汉代民事诉讼程序考述》[※注]，从民事诉讼的称谓、受理、提出、验问、判决、执行等方面，探讨了汉代民事诉讼的实际状况。指出汉代的民事诉讼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有较明显的实态。讼之所及，多为租税、财货乃至田产，表明人们在概念上已经有所区分，人们因民事纠纷而“诣乡县讼”，可知民事审判是地方官吏的基本职能之一。又以出土汉简及传世文献见之，民事诉讼的程序化已相当明显，由此反映了汉代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建国《居延新简“粟君债寇恩”民事诉讼个案研究》[※注]从案件的性质、文书的类别、各文书的相互关系、文书所反映的案件在诉讼程序中所处的阶段、案件当事人争议的内容即诉讼标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与理由以及案件所反映的相关问题等方面，对居延新简中“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作了详细的分析、考辨。认为简册中实际上包含了四篇文书：初三日（乙卯日）寇恩自证爰书、十六日（戊辰日）寇恩自证爰书、十九日（辛未日）乡啬夫报县文书、二十七日（己卯日）居延县移甲渠候官文书。初三日爰书和十六日爰书，是不同情况下的作品，不能互校。初三日寇恩的第一次自证爰书，已经在本案中被十六日寇恩的第二次自证爰书所取代，因此在解决本案时失去法律效力，最多只具有参考价值。而十六日爰书、十九日乡文书和二十七日县文书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反映了有关的案情及诉讼程序：居延县廷收到甲渠候粟君的起诉书后，在立案的同时，将起诉书移送给被告所在的都乡，并在公文中指令乡啬夫收到文书后用自证爰书的文书方式验问被告（寇恩），和按规定写治决言。都乡第一次上报的文书被县里退回，县廷同时发给都乡第二份文书，要求就可疑之处向寇恩再次验问，记录在爰书上。接到县廷的第二次指令文书后，都乡啬夫于十六日重新验问并记录寇恩的证词，制作爰书。在十九日文书中接着便写到治决言，即验问的结果。中间时隔三天，正好符合“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的法律规定。县廷收到都乡报来的两份文书后，于二十七日呈文移送甲渠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