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我国出土简牍的总数约30万枚，通常将其分为简牍典籍和简牍文书两大类。其中简牍文书所占比例大约为80%，年代涵盖战国、秦、两汉及三国魏晋时期，内容涉及官府文书、律令、簿籍、案录、符券、检楬，以及书信、遗嘱、遣册等私文书。公私简牍文书在当时的国家行政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均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本章将对各地出土简牍文书的发现及著述情况略作介绍。[※注]

1.望山楚简

《文物》1966年第5期刊载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一文，详细介绍了这批竹简的内容，并公布部分竹简的照片和摹本。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望山楚简》一书，完整公布了这批竹简的照片和释文，以及简文考证。《战国楚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年版）和《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两书，均收录了这批竹简的内容。

2.包山楚简

1986年底1987年初，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在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包山岗发掘了9座墓葬，从2号楚墓出土竹简448枚，有字简278枚，竹牍1枚。竹简内容包括司法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册三大类。司法文书简见《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四个标题。《集箸》是关于查验名籍的记录；《集箸言》是关于名籍纠纷的诉讼；《受期》是受理、审理各种诉讼案件及初步判决结论的摘要记录；《疋狱》是关于起诉的简要记录。另有一些文书简未设标题，整理者将其分为三组：一组是有关官员奉楚王之命以黄金和砂金籴种的记录；一组是呈送给左尹的关于一些案件的案情与审理情况的报告；一组是各级司法官员经手审理或复查的诉讼案件的归档登记。

有关报道见《文物》1988年第5期刊载的荆沙铁路考古队《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文物》同期刊载包山墓地竹简整理小组《包山2号墓竹简概述》，介绍了该墓出土竹简的内容。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著《包山楚简》一书，详细介绍包山楚简的出土情况、简牍形制及主要内容，并公布了这批简的全部照片和释文，以及简文考释。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在考释竹简文字的基础上，对楚国制度作了较系统的分析。

3.长沙五里牌楚简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南调查发掘团在湖南省长沙市近郊五里牌406号战国楚墓发掘获得竹简38枚。内容为遣册。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撰写的《长沙发掘报告》一书中，公布了这批竹简的释文和照片。

4.长沙仰天湖楚简

1953年7月，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长沙市南门外仰天湖25号战国楚墓中掘获竹简43枚。内容为遣册。《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刊载的《长沙仰天湖第25号木椁墓》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该墓出土竹简的情况，公布了部分竹简照片。史树青《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香港上海出版社1957年版）两书，讨论了这批竹简的性质和内容。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了这批竹简的全部释文、照片、摹本。

5.长沙杨家湾楚简

1954年，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杨家湾6号战国楚墓获竹简72枚，其中54枚有文字。首次报道见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杨家湾M006号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刊载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撰写的《长沙出土三座大型木椁墓》一文，其中公布了杨家湾6号楚墓的发掘情况及部分竹简照片。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了这批竹简的全部释文、照片、摹本。

6.临澧九里1号楚墓竹简

1980年，湖南临澧县九里1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数十枚，内容为记录随葬物品的遣册。有关报道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7.信阳长台关楚简

1957年3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了位于河南信阳长台关小刘庄后岗的一座楚墓，获竹简148枚。内容为古佚书和遣册。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河南信阳楚墓图录》一书，公布了该墓出土文物及竹简的照片。同年，商承祚著《信阳出土楚竹简摹本》（晒蓝本），对这批楚简做了整理缀合及释文。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信阳楚墓》一书，完整公布了该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及竹简的照片、释文。

8.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楚简

1978年3月，湖北省文物工作者发掘了随州市郊擂鼓墩1号墓，出土竹简共240余枚。根据镈钟铭文，此墓墓主为曾侯乙，时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此时曾国已是楚国附庸，故通常把这批简视为楚简。竹简内容为记载用于葬礼的车马及车上配件、武器、甲胄、驾车官吏等。报道首见随县擂鼓墩1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编《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详细介绍了该墓出土文物及竹简的情况。

9.江陵藤店1号墓楚简

1973年，湖北江陵县藤店公社一座战国中期墓葬中出土竹简24枚，残损严重。详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县藤店1号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9期。

10.江陵天星观楚简

1978年1月至3月，荆州地区博物馆发掘了位于湖北江陵观音垱公社五山大队境内的天星观1号楚墓，获竹简70余枚。内容为卜筮记录和遣册。《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刊载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一文，介绍了该墓发掘及竹简的情况。

11.江陵九店楚简

1981年至1989年，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在江陵九店公社砖瓦厂发掘了596座东周墓，其中在56号楚墓发现竹简205枚，竹简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记载农作物的称谓和数量；二是日书、占卜书之类。在621号楚墓出土残简127枚，其中32枚字迹可辨，57枚字迹模糊，38枚无字。在411号楚墓出土竹简2枚。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荆州博物馆编《江陵九店东周墓》一书，全面报告了上述墓葬及简牍内容。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一书，公布了竹简照片和释文，并对简文内容作了详尽的考证。

12.江陵马山楚简

1982年，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发掘了江陵马山公社砖瓦厂1号楚墓，出土大批质地精良的丝绸和1枚竹简。竹简内容为随葬品清单。有关报告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砖瓦厂1号楚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陈跃均、张绪球《江陵马砖1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彭浩《江陵马砖1号墓所见葬俗述略》，皆刊载于《文物》1982年第10期。

13.德山夕阳坡楚简

1983年冬，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夕阳坡2号楚墓出土竹简2枚，共54字，字迹清晰，内容连贯，是一份完整的记事简。详见杨启乾《常德市德山夕阳坡二号楚墓竹简初探》，载《求索》1987年增刊《楚史与楚文化研究》。

14.江陵秦家嘴楚简

1986年至1987年，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在湖北江陵秦家嘴发掘了49座楚墓，其中1号墓出土竹简7枚，13号墓出土竹简18枚，内容为卜筮祭祷。99号墓出土竹简16枚，内容包括卜筮祭祷和遣册。荆沙铁路考古队《江陵秦家嘴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介绍了有关情况。

15.慈利石板村楚简

1987年5、6月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管所在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发掘一批战国、西汉墓。其中36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4557枚，无一完整。简文记载了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史事。有关报告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0年第9期。有关典籍方面的内容见本书上编。

16.河南新蔡葛陵楚简

1994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驻马店市新蔡县西李桥镇葛陵村对平夜君成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墓中出土竹简1500余枚，内容包括两类：一是墓主人平夜君成生前的占卜祭祷记录；一是记录随葬物品的遣册。

《文物》2002年第8期刊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介绍了该墓发掘及出土文物、竹简的情况，并公布了部分竹简的释文和照片。2003年，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一书，公布了这批竹简的全部照片和释文。

17.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简牍

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湖北襄樊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与兴隆镇乌金村以西一条低岗上的楚国贵族墓地（因岗脊上自北而南分布9座大中型墓冢，当地俗称“九连墩”）1、2号墓及其车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在2号墓出土竹简1359枚。竹简篾黄一面空白，篾青一面绘画。单元纹样为三角形变形凤鸟纹，若干三角形变形凤鸟纹构成一组四边纹饰中间素面的回形状画纹图案，一组图案需用竹简14—19枚，一般在16枚左右。整画由若干组重复的回形状画纹图案构成，画纹凸起呈黑色，似由生漆掺和黑色颜料绘成。绘画是在竹简编联成册后进行的，竹简上的上下两道编痕清晰可见。简册不见文字，又出自女性墓中，推测这些画有可能是乐谱、舞谱之类。《考古》2003年第7期刊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一文，公布了1、2号楚墓的发掘以及文物、竹简出土情况。

18.河南信阳长台关7号楚墓竹简

2002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南信阳平桥区长台关乡一座编号为M7的大型楚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该墓的北侧室发现了一组竹简，均为遣册，年代应为战国中期。《文物》2004年第3期刊载《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发掘以及文物出土情况。

19.湖南湘乡三眼井楚简

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涟水北岸湘乡市三眼井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一口古井中出土了700多枚竹简。这口古井残深1.73米，井内填充筒瓦、板瓦、陶器残片、竹木质物品等。陶器具有明确的战国晚期楚国文化特点，竹简长23厘米，为战国晚期楚国量制的1尺，文字形态则是典型的战国楚文字。陶器和简牍均表明这口井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遗留。综合各地考古发现与研究，此次出土的简牍、古井必定在当时的衙署之中。因此，三眼井遗址应为楚国晚期湘乡城邑所在，是湘乡区域政治中心。简牍内容为楚国衙署公文档案，记录战国晚期楚国的管理方式，尤其是县、乡、村邑等基层社会的具体运作。有关报道见李丹、明星《湖南考古发掘700多枚简牍记录楚国衙署公文》，载新华网2015年1月23日。

20.湖北老河口安岗楚墓竹简

1992年，湖北省襄阳市博物馆与老河口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湖北省老河口市仙人渡镇安岗村一号楚墓进行发掘。从东边箱清理出19枚竹简，整理后有21枚，内容为遣册。《文物》2017年第7期刊载襄阳市博物馆、老河口市博物馆《湖北老河口安岗一号楚墓发掘简报》介绍了墓葬发掘及简牍出土情况。同期刊载刘国胜、胡雅丽《湖北老河口安岗楚墓竹简概述》一文，公布了4枚竹简的黑白图版和释文，并作了一些解释。

21.荆州龙会河北岸墓地M324出土楚简

为配合207国道荆州段改扩建工程，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荆州博物馆在荆州秦家嘴、龙会河北岸墓地发掘古墓葬416座。其中，龙会河北岸墓地M324出土战国楚简324枚。根据竹简形制和文字风格，这批楚简可以初步分为两类。第一类简，较长，整简长约44厘米，字体为典型的楚文字。简文中有文王、成王、穆王、庄王、共王、康王、灵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12位楚王谥号，与《史记·楚世家》所载楚王世系相合。第二类简，稍短，整简长约41厘米。简文记载有周武王、周公旦相关事迹。如14号简“王若曰：旦！呜呼！敬哉！”这批楚简中的许多内容，过去从未见到，为佐证西周初年重大史实，研究楚国历史和政治军事思想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关报道见肖雨、祁慧《荆州新出楚汉简牍被公布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荆州新闻网，2019年5月7日。

22.云梦睡虎地11号墓秦简

1975年12月至1976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孝感地区和云梦县文化部门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竹简原藏棺内，经整理拼缀，计有1155枚，另有残片80枚，保存状况较好。根据简文，这批简抄写的年代当在秦始皇时期。墓主人名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始皇时期历任安陆御史、令史、鄢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或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享年46岁。

竹简内容包括十部分：《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日书》乙种。其中“语书”“效律”“封诊式”“日书”（乙种）是原简固有标题，其他为整理小组所拟定。

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简整理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8开线装本），书中收录了释文、图版及简注。1978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32开平装本《睡虎地秦墓竹简》，含释文、注释及现代语译，无图版。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编《云梦睡虎地秦墓》一书，详细报告了睡虎地11号秦墓的发掘情况及出土文物。1990年，文物出版社再次出版睡虎地秦简整理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8开精装本），书中收录了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简释文、图版、注释。2001年文物出版社再版此书。日书方面的内容见本书上编。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卷《睡虎地秦墓简牍》，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和红外图版。

23.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6月至9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发掘了14座古墓，其中13座秦墓，1座汉墓。共出土文物400余件，包括秦木板地图7块，以及西汉初年纸绘地图、竹简等重要文物。其中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木版地图4块，竹简460枚，内容分为《日书》甲、乙两种及《志怪故事》。《文物》1982年第2期刊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一文，报告了天水放马滩古墓群的情况。《文物》同期刊载的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一文，全面介绍了天水放马滩秦简的内容。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一书，公布了这批秦简的图版、释文。典籍方面的内容见本书上编。2013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孙占宇《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一书，对这批秦简进行了再整理，公布了红外图版、新校订的释文、集释，简序排列根据文字内容有较大调整。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四卷《放马滩秦墓简牍》，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和红外图版。

24.云梦龙岗秦简

1989年10月至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湖北省云梦县龙岗发掘了9座秦汉墓葬，其中6号秦墓出土木牍1枚、竹简150余枚。竹简内容主要是关于禁苑、驰道、弩道、甬道、马牛羊管理的规定，以及田赢赋税的法律。龙岗秦简的内容大多未见于睡虎地秦简。木牍内容为一份司法文书抄本，记述一名“辟死”者，曾被错判为城旦，经乞鞫重审后，免辟死为庶人，错判之官吏被论罪。

199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梁柱、刘信芳《云梦龙岗秦简》一书，公布了云梦龙岗秦简的全部释文及照片。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摹本、释文及考释。书后附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二卷《龙岗秦墓简牍》，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和红外图版。

25.江陵王家台秦简

1993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发掘清理了位于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的16座秦汉墓葬。其中王家台15号墓出土竹简800余枚，保存情况较差，主要内容为《归藏》《效律》《日书》《政事之常》《灾异占》等。另有竹牍1枚。《文物》1995年第1期刊发荆州地区博物馆撰《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一文，介绍了王家台秦墓出土文物及简牍的情况，公布少量竹简的释文和照片。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一文，详细介绍了该墓竹简的内容。

26.青川郝家坪秦牍

1979年至1980年，四川省博物馆和青川县文化馆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发掘了50号战国秦墓，出土木牍2枚。其中一枚字迹清晰，正面为秦王颁布的《为田律》命书，背面记载不除道日干支。另一枚木牍字迹漫漶，已无法确认。秦并天下后才称“命”为“制诏”，而简文尚称“命”，又秦王称“王”不称“皇帝”，不讳“正”字，知其年代为秦统一六国之前。《文物》1982年第1期刊载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秦墓发掘简报》一文，简略介绍了青川郝家坪战国秦墓的发掘及出土木牍情况。《文物》同期刊载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李昭和《青川出土木牍文字简考》二文，对木牍的内容做了研究。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二卷《郝家坪秦墓木牍》，收录了这2枚木牍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新校订的释文及集释。尤其是通过红外拍摄，使得另一枚肉眼无法辨识的木牍字迹依稀可见，正面似记述若干人不除道天数折合钱款之事。可见两枚木牍内容应有关联。

27.云梦睡虎地4号墓秦牍

1975年至1976年，湖北省博物馆等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的发掘中获木牍2枚。其中一枚保存完好，另一枚下段残缺。木牍皆两面书写，墨书隶体，内容为士卒黑夫和惊给家里的私信，叙述出征情况及索求衣物，其年代为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有关报告见湖北省孝感地区文物考古训练班《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6期。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一卷《睡虎地秦墓简牍》，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和红外图版。

28.江陵岳山秦墓木牍

1986年9月至10月，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江陵县岳山发掘46座古墓。其中36号秦墓出土木牍2枚，内容皆为日书。有关报道见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三卷《岳山秦墓木牍》，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和红外图版。

29.江陵杨家山秦简

1991年至1992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江陵县荆州镇黄山村杨家山一带发掘178座不同时期的古墓。其中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内容为记录随葬物品的遣册。《文物》1993年第8期刊载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发掘简报》，介绍了墓葬发掘及出土文物情况。

30.沙市周家台秦简

1993年6月，湖北省沙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发掘了位于荆州市沙市西北郊的周家台30号秦墓。墓中出土竹简381枚、木牍1方。竹简原置于棺椁北挡板间西南部的椁底板上，包裹在竹笥编席内。整理者根据简文内容将其分为三组：第一组拟名《历谱》，有竹简130枚（其中有空白简4枚）、木牍1方。竹简内容有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全年日干支和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木牍正、背面分别书有秦二世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该年十二月日干支等。第二组拟名《日书》，有竹简178枚（其中有空白简10枚），内容有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戎磨日占、五行占等。第三组拟名《病方及其他》，有竹简73枚，内容有医药病方、祝由术、择吉避凶占卜、农事等。

《文物》1999年第6期刊载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葬清理简报》一文，介绍了周家台秦墓的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一书，公布了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简牍的图版、释文及注解。书中附有《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以及张培瑜、彭锦华《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第三卷《周家台秦墓简牍》，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和红外图版。

31.里耶秦简

2002年4—6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龙山县文物管理所对龙山县里耶镇里耶战国—秦代古城遗址进行第一阶段的抢救性发掘，在城内的一号古井（编号为J1）中，清理出土简牍37000余枚，除少量战国楚简外，绝大多数为秦代简牍。楚简为竹质，秦简均为木质，形式多样，最常见的长度是23厘米，宽度1.4—8.5厘米不等，也有宽度达10厘米或46厘米以上的异型简牍。其宽窄是根据内容的多少决定的，一般一事一简，构成一件完整公文。有两道编绳或无编绳，均系先书写后编联。简牍所用木材绝大多数为杉木，也有一定数量的松木和其他树种的材料。

这批简牍是秦朝洞庭郡迁陵县政府档案，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简文所见纪年有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和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二年（公元前208年），因此这批简牍当是秦始皇及秦二世时期的遗物。此外，文字材料还有笥牌、封检、封泥等。里耶秦简的出土和整理，将极大地丰富对秦代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的认识。

《文物》2003年第1期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龙山县文物管理所《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该井的发掘及出土文物情况，并公布了部分简牍的照片和释文。《文物》同期刊发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一文，对秦简历朔、行文与文书格式、洞庭与迁陵等进行了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文中选择了37枚简牍材料予以公布，并进行了初步的释读和考释。2006年，岳麓书社出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全面介绍了2002—2006年在里耶一带的考古发掘成果，包括里耶古城遗址、麦茶战国墓地、清水坪西汉墓地、大板汉代墓地、魏家寨西汉城址、大板东汉遗址等，公布了部分里耶秦简的照片、释文及简注，包括简牍、封检、祠先农简、地名里程简、户籍简、封泥匣和笥牌等，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刊载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8—455号》，公布了里耶秦简8—455号木牍的释文及照片。《简帛》同辑刊载胡平生《里耶秦简8—455号木方性质刍议》，讨论了这方木牍的性质问题。

这批简牍预计分为五辑整理公布，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两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2012年），公布了里耶一号古井第五、六、八层出土的2627枚简牍的图版及释文。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贰）》（2017年），公布了里耶一号古井第九层出土简牍的图版及释文。2012年、201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对《里耶秦简（壹）》《里耶秦简（贰）》的释文进行了校补、注释和缀合。

32.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

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购藏一批竹简，经揭取共编号2098个，其中比较完整的简1300余枚，经国内有关专家鉴定，系十分珍贵的秦简。竹简内容包括律令、数书、占梦书、为吏治官及黔首、质日等。《文物》2009年第3期刊载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一文，对购藏秦简的内容、价值作了解说，并公布了部分秦简的图版和释文。《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刊载有关岳麓书院藏秦简整理与研究的系列文章，包括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令初论》，肖灿、朱汉民《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主要内容及历史价值》，朱汉民、肖灿《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看周秦之际的几何学成就》，肖永明《读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札记》，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同时新增公布部分秦简的图版和释文。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略说》（《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公布了《为吏治官及黔首》简的部分释文及照片，并对其定名、性质等问题做了探讨。

目前岳麓书院藏秦简已经整理公布了五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包括：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2010年），收录《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释文及简注；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2011年），收录《数》书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释文及简注；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2013年），收录司法文书《为狱等状四种》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释文及简注；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2015年），收录律令325枚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释文及简注；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2017年）收录律令337枚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释文及简注。

33.北京大学藏秦简

2010年初，北京大学购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秦简牍。共有竹简762枚（其中约300枚为双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1枚。从相关信息来看，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简牍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出土地很可能是今湖北省中部的江汉平原地区。这批简牍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从政之经》《善女子之方》《道里书》《制衣》《公子从军》《隐书》《泰原有死者》、数学文献、饮酒歌诗、数术方技类文献、记账文书等，为研究秦代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物》2012年第6期刊载系列文章对这批简牍的清理情况和主要内容作了介绍，包括：常怀颖等《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胡东波、常怀颖《简牍发掘方法浅说——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为例》，朱凤瀚、韩巍、陈侃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朱凤瀚《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述要》，李零《北大秦牍〈泰原有死者〉简介》，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亦刊载系列文章介绍了这批简牍中部分内容的整理与研究情况，包括：朱凤瀚《北大秦简〈公子从军〉的编联与初读》，李零《隐书》，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韩巍《北京大学藏〈算书〉土地面积算题初识》，田天《北大秦简〈祓除〉初识》。201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书迹选粹》刊载了部分简牍的照片和释文。《出土文献研究》第14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刊载朱凤瀚《三种“为吏之道”题材之秦简部分简文对读》、陈侃理《北京大学藏秦代佣作文书初释》、田天《北大藏秦简〈杂祝方〉简介》分别公布了《从政之经》、佣作文书、《杂祝方》释文和图版。

34.益阳兔子山简牍

2013年5—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益阳市文物管理处组成考古队对益阳市兔子山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其中16口古井中有11口出土了楚、秦、汉、三国时期的简牍，是研究战国秦汉史至三国时期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简牍记载的多是当时的司法文书、吏员管理等。其中，司法文书方面，多为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有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的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姓名等。地点涉及范围广泛，具体记录方式为郡、县、亭或郡、县、里，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等。官吏职位设置则包括守、相、令、长、佐、尉、中尉、亭长等。在一枚大型木牍上，记载了一位名叫勋的官员因贪污而被惩罚的经过。当时，益阳县每年都要向长沙郡上缴钱粮，勋却在赴长沙上缴钱粮的途中将钱粮贪污，被发现之后，他不仅被追回贪污所得，还被判监禁3个月。除此之外，这批简牍也记载了当时益阳县的吏员管理，包括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有关报道见龙军《湖南益阳出土5000简牍 兔子山遗址还藏着多少秘密？》（《光明日报》2013年7月23日）；张庆如等《一批承载历史的简牍》（《益阳日报》2013年7月30日）；石月《益阳兔子山考古出土简牍 全国首次发现楚国档案》（《长沙晚报》2013年11月24日）；何宇翔《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的秘密》（《中国文化报》2014年5月6日）等。

其中9号井出土有字简579枚，无字简201枚。简文内容大多为簿籍类文书，多数单面书写，人口登记的簿籍分栏书写。其中有一枚木牍文书是秦二世胡亥继位第一个月发布的诏书，对于研究秦二世和秦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事卒簿”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战国时期县级衙署的档案文书，是探讨楚国基层政府行政运作的宝贵资料，可资研究楚的县、乡、里等设置、官制、人口管理和历史地理等。张春龙、张兴国《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简牍概述》（《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介绍了九号井简牍的内容。张春龙等《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3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12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介绍了九号井的发掘及简牍出土情况。

35.敦煌前期汉简

甘肃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包括酒泉在内的疏勒河流域沿岸出土的汉代简牍，人们俗称为“敦煌汉简”。本段所述为20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敦煌汉简，故称“前期”，以区别于下半叶出土者。斯坦因始于1906年的第二次及始于1913年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曾深入甘肃西部地区，沿疏勒河流域考察并发掘了汉代长城遗址，获得1000余枚汉代简牍，其中有少量帛书及纸文书。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玉门关外的沙碛上发现木简17枚。1944年11月，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北发现无字木简2枚、有字残简4枚，在斯坦因编号敦17的遗址获简牍38枚，在敦23E的小屋遗址中发现木楬6枚，共获有字简牍48枚。

以上疏勒河流域出土的简牍，绝大部分为汉代遗物，所见最早年号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年号为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尚见西汉宣帝、元帝、成帝、平帝、孺子婴、新莽及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顺帝年号，有极少量简的用语及书法风格与汉简有别，疑为东汉以后的遗物。这些简牍大多处于鄣隧遗址，故其内容大多与屯戍活动有关。常见者有烽火品约、传递烽火的记录、传递邮书的记录、日迹符券、勤务统计、司法文书等。

敦煌前期汉简的整理过程较为漫长。斯坦因第二、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汉简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进行整理。其中第二次考察所见，发表于沙畹所撰《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中。第三次考察则因沙畹去世，继而由其高足马伯乐进行整理，迟至1953年才公布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中。1912年，侨居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得到沙畹所撰书，便据之进行再整理并做了详细考证，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流沙坠简》一书。书中的简牍图版和释文均按照文书性质进行分类排列，共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大类，除了文字考释，还对相关的汉晋制度进行考证，影响重大。1931年，张凤发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书中所录简牍有160余枚出自敦煌，其中有些是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未收录者。1984年，李均明和林梅村逐枚校读了上述除周炳南所获之外的敦煌汉简，纠正了前人在编号方面的错误。释文按出土地点由西向东、每一地点又按出土号由小到大排列，撰成《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胡平生、汪涛、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一书，公布了以往未刊载的残简图版及释文。

36.敦煌后期汉简

敦煌后期汉简乃相对于20世纪前期在敦煌附近地区发现的汉简而言，计有如下几批：1977年8月间，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汉代烽隧遗址中采集简牍91枚。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市博物馆在小方盘城以西11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以往考察遗漏的烽隧遗址，获简牍1217枚。1981年，敦煌市博物馆在酥油土汉代烽隧遗址中采得简牍76枚。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陆续采得汉简137枚。

这几批汉简中，以马圈湾遗址出土汉简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该遗址位于敦煌市西北95公里处，东距小方盘城11公里，西距后坑2.7公里，北距疏勒河8公里，由烽火台及房舍坞墙组合而成。出土简牍大多为木质，有16枚竹简，有1枚简以芦苇制成。

敦煌后期汉简的内容与敦煌前期相类，大多数为与屯戍相关的官私文书，包括下行、平行、上行文书及各式账本和名册，此外还有历谱、日书、九九术、《仓颉》《急就》、相马、相刀及药方等，绝大多数为西汉中期至新莽间物。其中马圈湾所出汉简，大量涉及玉门候官及大煎都候官事，为弄清这两个候官的规模及管辖范围提供了依据，也为确定玉门关的建制及位置提供了线索。尤其珍贵的是马圈湾出土简牍中，约有200枚记载新莽中期在西域进行的一场战争的情况。敦煌后期汉简中还有不少司法文书案卷。

关于玉门花海烽隧遗址出土汉简，见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关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的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见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亦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汉简研究文集》。关于敦煌其他遗址采集的简牍，见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所获简牍释文》，载《文物》1991年第9期；又见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载《简帛研究》第1辑。199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汇编了上述简牍。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公布了上述诸简的图版及释文。2013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张德芳著《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吸收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释文做了校订，并附集释、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

37.敦煌悬泉汉简

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该遗址规模较大，主体及附属建筑占地约22500平方米，使用年代从西汉延续至魏晋。悬泉置为驿传遗址，出土遗物达7万余件，出土简牍达3.5万余枚，其中有字者2.3万余枚，以木质简牍为主，竹简很少，另有帛书、纸文书及墙壁题记。从形制上看，简牍中有简、两行、牍、觚、封检、楬、削衣等。简牍中现存册书50余册，皆以细麻绳编联，形式为二编或三编，有先编后书者，亦有先书后编者。编册时，有一色以简札编册者，有单纯以两行编册者，也有以简札与两行合编，或简札与木牍混编者。简牍中有明确纪年的达1.9万枚，较早者为西汉武帝时物，见“元鼎六年”“太始三年”“征和元年”等年号。西汉昭帝以后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简数量居多，年号基本可连续。建武二十六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亦可连续。最晚的年号为汉安帝“永初元年”。

简牍内容非常丰富，含有大量的诏书及各级官府的通行文书、律令、司法文书、簿籍、私信及典籍等。比如：简牍中有大量通行证件——传，从中可以看出其形式、用途、过往人员的身份及任务，亦可了解乘传人员按级别乘用传车的情况。凡乘传马者大多为官吏及西域诸国使者。驿置道里木牍2枚，其一记载悬泉距张掖、武威等地的距离，其二记载河西四郡部分县置及相距里程。官府文书中不仅有以往简牍中常见的郡、县、亭隧文书，还有以往未见或少见的督邮及乡、置文书。

悬泉简牍所见律令大多残断，司法文书则相对完整。律令简20余枚，大多未见律名，据内容考察当有贼律、田律、置吏律、盗律、令乙、兵令、仓令等。所见品式主要有烽火品约及驿置关于住宿、用车、膳食等方面的规定。司法文书中最常见的是爰书，其中与传车、驿马相关的爰书最多。再者为逮书——为追捕和羁押罪犯专设的文书，从中亦知悬泉置住有服役犯人，故效谷县派有狱吏常驻于此参加管理。此外还有劾状等诉状。

簿籍是常用的会计、统计账簿及名册，悬泉置常见簿之名目有田簿、入租簿、平籴租税簿、入钱簿、出钱簿、钱出入簿、入谷簿、出谷簿、谷出入簿、入米簿、出粟簿、出茭簿、兵簿、守御器簿、器物簿、传车簿、出传车簿、传车被具簿、传马出入簿、官牛车簿、日作簿、伐茭簿、任作簿、食鸡簿、长罗侯过置费用簿等。籍之名目有吏名籍、戍卒名籍、骑士名籍、驿卒名籍、户籍、罢卒复作名籍、官奴婢出入名籍、归义羌名籍、刑徒名籍、戍卒廪名籍等。档案之类名目有功劳案、计簿录、当食者案等。

典籍之类大多残损，内容有《仓颉》《急就章》《论语》、日书、相马经、医药方技、葬书及各式历谱等。

《文物》2000年第5期刊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公布了敦煌汉代悬泉遗址的发掘及部分简牍的情况。何双全《敦煌悬泉汉简释文修订》（《文物》2000年第12期）和张俊民《〈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校补》（《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对《释文选》中部分存在疑问和错误的释文重作考释和修正。

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合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书中刊布357件悬泉汉简（汉帛书、泥墙题记）的释文，并作校注。何双全《新出土元始五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考述》（《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1年第3号）对墨书题记的释文做了修订和注释。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书中收录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

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表与羌族活动及羌汉关系有关的86枚简的释文；《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发表悬泉汉简“三十二时称”木牍照片、释文，以及90枚有明确时称的简牍释文；《悬泉汉简中若干纪年问题考证》（《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发表有明确纪年的130枚简的释文；《悬泉汉简中的“传信简”考述》（《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发表52枚传信简的照片、释文及考证；《悬泉汉简中的“悬泉置”》（《简帛研究二〇〇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发表与悬泉置有关的115枚简的释文。2009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郝树声、张德芳著《悬泉汉简研究》一书，以悬泉汉简资料为主，从历史学、考古学、简牍学的角度研究了两汉时期的驿置机构，纪年与时称，民族与交通，汉与西域、中亚、罗马的关系，同时公布了部分相关悬泉汉简释文，并作了校释。

何双全所撰《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2年第4号，台北兰台出版社）、《汉与楼兰（鄯善）、车师（姑师）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二》（《国际简牍学会会刊》2002年第4号），以及张俊民所撰《悬泉置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丁卯鸡出入簿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敦煌悬泉置探方T0309出土简牍概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敦煌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敦煌悬泉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三）——以敦煌郡太守人名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悬泉汉简所见赦令文书初探》（《简帛研究二〇一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文，均发表部分相关悬泉汉简的释文。

38.居延前期汉简

居延汉简指今额济纳河流域鄣隧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这些鄣隧在汉代分属于居延都尉与肩水都尉。1927年，中瑞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后，团员黄文弼于额济纳河畔的葱都尔捡得汉简数枚，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再次进入额济纳河流域，瑞典籍团员贝格曼首先发现大批简牍。这次考察的范围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约250公里及布肯托尼至博罗松治约60公里间，共发掘32处遗址，开挖586个坑位，其中20处463个坑位出简、12处无简，获简总数达10000余枚。出土简牍较多的地点有大湾、地湾和破城子三处，计大湾1500枚、地湾2000枚、破城子5216枚。关于这次考察发掘的情况，详见1956—1958年间索马斯特勒姆（B.Sommarström）在瑞典出版的《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上、下册。

居延前期汉简的年代，绝大部分为西汉武帝末至东汉光武帝中期，亦见少量东汉中期简。所见最早纪年是太初二年（内容系追述），晚者见东汉和帝永元年号。

居延前期汉简的内涵非常丰富，就形制而言有简、牍、觚、封检、楬等。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仍与屯戍有关。数量最多的是来往公文，及用于统计、会计的各种账簿和名册，其他还有诏书、律令等。

这批简牍曾先后辗转中国北京、中国香港、美国、中国台湾等地，现藏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关于居延前期汉简的整理，首先是劳榦的系列成果，他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4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49年，《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印本。1957年，在台湾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60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书中的图版是依据反体照片翻拍的，释文和考证都有所修正和补充。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陈梦家的主持下，依据马衡保存的148版图版，约2500余枚简牍，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简甲编》的基础上，参考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及索马斯特勒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二书，编撰出版《居延汉简甲乙编》。1981年，台北简牍学会马先醒等在劳榦《居延汉简》图版及释文之部的基础上，对释文做了校订与补充，在《简牍学报》第9期以专刊的形式刊布《居延汉简新编》。1987年，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在《居延汉简甲乙编》的基础上做了释文校订，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198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简牍整理组，对藏于该所的居延汉简重新进行整理，工作中利用了红外阅读仪及电脑，1998年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居延汉简补编》，收录了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及考释之部未收或刊布不全的部分，还包括居延地区以外的一些简牍，计有：（1）劳榦未发表者。（2）劳书有释文，缺漏图版者。（3）台北图书馆所藏居延汉简。（4）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发现，现藏于该所的58枚罗布淖尔简。（5）1944年夏鼐和阎文儒在敦煌小方盘城北郭小丘上所掘，现藏于该所的76枚汉简。（6）1945年11月夏鼐和阎文儒于武威南山喇嘛湾所获，现藏于该所的7枚木简。

2014—2017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贰、叁、肆，收录史语所藏全部居延汉简的红外线图版及重新校订的释文。史语所藏汉代有书迹简牍与有书迹文物图版至此已全数收录。附录中还收录了一些机构收藏的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敦煌汉简、武威喇嘛湾汉简等其他简牍。

39.居延新简

居延新简乃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在额济纳河流域烽隧遗址出土的居延汉简而言。1972年，由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酒泉地区文教局、额济纳旗、金塔县、酒泉县、玉门市、安西县、敦煌县及当地驻军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居延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额济纳旗居延海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获大批简牍及实物。1973年至1974年，居延考古队分别对北部地区的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遗址、肩水金关遗址进行全面发掘，面积达4500平方米，出土简牍19000余枚、实物2300余件。1976年，该队又在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开展考古调查，获木简173枚。1982年，该队再赴甲渠候官遗址进行复查，又获简牍20枚。上述调查与发掘，先后历时十年，最重要的是1972年至1973年在甲渠候官等三处遗址的发掘。

甲渠候官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南24公里处的纳林、伊肯河之间的戈壁滩上，是汉代居延都尉西部防线甲渠塞候的治所。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此处发掘四个地点，出土简牍5200余枚、实物1230余件。70年代的发掘不仅包括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所挖地点，还扩大了发掘面积，共开挖68个探方，出土简牍8000余枚。

甲渠塞第四隧遗址位于甲渠候官南5.3公里的伊肯河西岸，与甲渠候官相隔三座烽火台，前西北科学考察团于此处仅发现1枚汉简，70年代的发掘共开挖两个探方，出土简牍195枚。

肩水金关遗址位于甘肃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处，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于此获简850余枚，70年代居延考古队于此获简11577枚、实物1311件，搞清了汉代关门的基本结构。

居延新简与旧简一样，大多数为木质，只有少量竹简，形制有简、两行、牍、觚、楬、检、削衣等。内容包括文书、书籍、历书等三大类。甲渠候官遗址及第四隧遗址出土的纪年简牍，上限不早于汉昭帝始元年间，最晚者见西晋武帝太康四年，汉昭帝至新莽间的纪年简达500枚左右，年号基本能连续，属于宣帝时期的最多，东汉光武帝以后的纪年简数量很少。新莽末至光武帝建武初年者，尚见更始帝刘玄的更始二年、三年及刘盆子政权的建世二年，还有割据陇西的隗嚣复汉元年及西汉平帝年号顺延的汉元始二十六年（相当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建武三年才奉东汉纪年正朔。

居延新简最显著的特点是出土了大量的简册，其中甲渠候官第22号房舍遗址保存的完整册书最多，而且都是当时的实用档案文件。据何双全的初步统计，居延新简中能编联的册书达340余册，其中完整者46册，不完整者218册，残缺较甚者80余册。主要简册如《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建武八年三月以令祠社稷》册、《塞上烽火品约》册、《罪人入钱赎品》册、《建武四年十一月甲渠候推辟验问》册、《相利善剑》册、《甲渠上言胡虏犯塞》册、《甲渠官吏迁补书》册、《居延都尉吏奉》册、《建武三年守候长移隧长病书》册、《甲渠塞诸部弦矢校簿》册、《省兵物录》册等。

有关报道首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文物》1978年第1期。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居延新简》32开平装本，公布甲渠候官和第四隧遗址出土简牍的释文，无图版。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8开精装本，公布了甲渠候官与第四隧遗址出土简牍的释文和图版，又增加1972年至1982年间在居延地区及复查甲渠候官遗址时所获简牍的释文和图版。

2011年至2016年，中西书局出版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壹）》（2011年）、《肩水金关汉简（贰）》（2012年）、《肩水金关汉简（叁）》（2013年）、《肩水金关汉简（肆）》（2015年）、《肩水金关汉简（伍）》（2016年），公布了肩水金关遗址出土全部简牍的释文和图版。

40.额济纳汉简

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共采获500余枚汉简，整理者将其命名为“额济纳汉简”。这是继1930年至1931年间发现第一批居延汉简及1972年至1982年间发现第二批居延汉简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其形制有简、两行、牍、觚、楬、封检等，存二较完整册书，其一尚系有编绳，保存了册书的原貌，尤为可贵。其时代以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者居多，最早纪年见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晚者见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若从字体考察或有极少东汉中期物。内容大体与以往出土的居延汉简类同，以行政文书居多，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诏书、分封单于诏书、行政条例等皆属首见；涉及历史地理的从泾阳到高平等地的驿置里程簿，可与前此所出居延汉简驿置里程相比对；有关名籍、债券契约等亦多异于旧简，具研究价值；此外尚见《晏子》《田章》及《仓颉》、医方、日书等残简。

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书中收录了相关发掘调查概况、实物及简牍图版、简牍释文、简牍内容考述、索引等。简牍释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中国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内蒙古师范大学白音查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合作完成。书中还附有魏坚《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调查与发掘述要》，白音查干、特日格勒《额济纳汉简概述》，谢桂华《初读额济纳汉简》，李均明《额济纳汉简法制史料考》等文。

41.罗布淖尔汉简

1927年，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30年2月，中方队员黄文弼在罗布淖尔的默得沙尔发现汉代木简71枚，最早的纪年为西汉宣帝黄龙年号，较晚的是西汉成帝元延年号，其内容涉及西域职官、各式通行文书及日记、器物簿、校士名籍、历谱等。详见黄文弼所撰《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大学1948年印）一书。李均明、林梅村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

42.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王杖十简”

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发掘了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获鸠杖1枚、木简10枚。从残留的痕迹看，这些木简当初捆在鸠杖上。墨书隶体，字迹清晰，设三道编绳，内容为王杖诏书抄录本，载有优待高年老人的规定及惩处不孝不敬、虐待老人的案例。

《考古》1960年第9期刊载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简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二文，介绍了墓葬发掘及木简内容。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武威汉简》一书，收录武威磨嘴子18号墓所出王杖十简的释文、图版及考证等。

43.武威“王杖诏书令”册

1981年9月，甘肃省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从该县新华乡农民手中收得一份简册，出土情况不明。经反复调查，考古工作者认为它当与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简”出自同一墓区。今见该册木简凡26枚，墨书隶体，字迹清晰，每简背面署编号“第一”至“第廿七”，但缺其中“第十五”，可见原册实有27枚。简长23.2—23.7厘米，宽0.9—1.1厘米，据绳痕，原册当设三道编绳，编绳通过处设有契口。简文记载有关尊敬高年老人，抚恤鳏寡孤独、残疾者，给高龄者赐王杖，惩处殴辱王杖主等内容的五份诏书，末简署“右王杖诏书令”。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公布了这份简册的照片、释文及考证。

44.武威旱滩坡东汉律令简

1989年8月，甘肃省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在武威柏树乡下五畦大队发掘旱滩坡东汉墓，获残简17枚。简文见“建武十九年”年号，知其为东汉初物。简文所载为诏书令的若干条款，所见令名有令乙、公令、御史挈令、兰台挈令、卫尉挈令、尉令、田令等。诏书残文与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及“王杖诏书令”大致相类。有关报道见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3年第10期。内容考述见李均明、刘军《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考述——兼论“挈令”》，亦载《文物》1993年第10期。

45.长沙马王堆汉墓简牍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发掘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于该墓东边箱北端发现竹简312枚。简文内容为随葬物品记录，所记物品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粮食、漆器、梳妆用具、衣物、竹器、木制与土制明器等。1号墓还出土木楬49枚，出土时有17枚仍系在竹笥上。楬书文字主要用于标明竹笥所盛物品的名称，所记物品与竹简所见相类。

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马王堆2号和3号汉墓。其中3号汉墓出土简牍600余枚，包含木牍6枚，其余为竹简。竹简中有400余枚为遣册，具体记载随葬物品的名称及数量，其中有关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及其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物，是1号墓简牍所未见的。另外220枚为医简，按内容划分包含四种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其中只有《天下至道谈》为原简所设标题，另外三种皆为整理者据内容拟名。医简所述主要为养生及房中术。

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编《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简报》，公布了1号墓的发掘情况。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刊登了1号汉墓发掘报告及出土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文物》1974年第7期刊载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介绍了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简牍情况。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四）》，书中收录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竹简本医书。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一）》，收录了相关简牍资料。典籍方面的介绍见本书上编。

46.江陵凤凰山汉简

1973年至1975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纪南城凤凰山古墓区发掘了一批汉墓，出土简牍情况如下所述。

8号墓出土竹简176枚，原置于头箱底部，完整简长22.4—23.8厘米、宽0.55—0.8厘米、厚约0.1厘米，简文载随葬品清单，计有衣物、奴婢俑、器皿等，小结简称为“籍”，见“耦人籍”“食器籍”“瓦器籍”“芥伤籍”等。

9号墓出土木牍3枚，所书为安陆守丞的上行文书。出土竹简约80枚，内容为随葬品清单。

10号墓出土竹简170枚、木牍6枚，原置于边箱竹笥内。竹简一般长23厘米、宽0.7厘米、厚0.15厘米，有两枚形制较大者长37.3厘米、宽2.9厘米、厚0.25厘米。木牍长23—23.5厘米、宽4.6—5.8厘米、厚0.3—0.4厘米。简牍内容丰富，其中有较多的乡里文书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167号墓出土木简174枚，简长23厘米、宽1—1.5厘米、厚0.2—0.3厘米，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所记有车马、御者、从事农业及家务劳动的奴婢俑、各种器皿、粮食及盛物袋和其他物品。出土木楬5枚，尚系在置于头箱的绢袋上，其上署粮食名称及数量。

168号墓出土竹牍1枚、竹简66枚、带字天平横杆1件、无字木牍6枚。其中竹牍长23.2厘米、宽4.1—4.4厘米，内容为江陵丞告地下丞文书，述墓主市阳里五大夫遂下葬事。竹简长24.2—24.7厘米、宽0.7—0.9厘米、厚0.1厘米，设两道编绳，内容为随葬品清单。天平横杆之正、背、侧三面皆有文字，正、反面连读，为市阳户人设权衡的文字及与之相关的律文，侧面署律名“□衡律”。

169号墓亦出土一批竹简，内容为随葬器物的清单。

有关上述简牍资料的公布情况如下：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介绍了8、9、10号墓的发掘情况。有关上述三墓出土简牍的详情及考证论著有：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年第6期），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年第6期）。

关于167号汉墓及竹简，见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凤凰山167号汉墓遣册考释》，二文皆载《文物》1976年第10期。

关于168号汉墓及简牍，见纪南城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月刊编辑部《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皆载《文物》1975年第9期。

关于169号汉墓，见俞伟超《古代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载《文物》1981年第5期；陈振裕《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载《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中华书局2013年版）集中公布了8、9、10、167、168、169号等六座汉墓所出全部634枚简牍的照片、摹本、释文和相关考古资料及研究资料。简牍内容涉及赋税、徭役、户籍、借贷、贸易等方面的经济文书，包括公文、账册、契约等，还有多份遣册，对研究西汉社会经济具有极高的价值。

47.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

197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共发掘178座汉墓，其中115号汉墓出土木简400余枚。该墓墓主名马良，时代为西汉晚期。木简内容包括三大类：一是兵法类，主要讲战守攻取的要点；二是军法、军令、军爵类，主要是根据兵法原则及当时朝廷的律令而制定的具体措施；三是篇题目录类。

《文物》1981年第2期刊载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一文，详细介绍该墓出土木简的情况。《文物》同期刊载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以及朱国炤《上孙家寨木简初探》。《考古》1983年第6期刊载李零《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对简文作了详细考释，认为这些简文并非兵法书籍，而是古代军法、军令一类的文书。198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书中全部公布了这批木简的照片和释文。

48.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江陵张家山发掘3座西汉初年古墓，分别编号为M247、M249、M258，共出土竹简1600余枚。M247号墓出简最多，达1236枚。简文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术书、历谱、遣册等。其中《汉律》竹简凡500余枚，原为一卷，其中一简背面书“二年律令”，当为标题。此外尚见“律令二十□种”“津关令”等篇题。见于简文的律令名称有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奴婢律、蛮夷律等。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所见相同。《奏谳书》简凡200枚左右，是有关疑难案件的报告。所述案例大部分属于汉高祖时期，所见历朔还有秦始皇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表明汉代法制对秦制的继承。另外还有春秋时期的两条案例，治狱者一为史（子鱼），一为柳下季，或与汉代以《春秋》决狱的风气有一定关系。

M249墓竹简内容为日书，M258号墓竹简内容为历谱。据简文所见推算，M249所出历谱年代在吕后至汉文帝初年，M258所出历谱年代在汉文帝前元五年或稍后。

《文物》1985年第1期刊载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二文，首次报告张家山汉墓的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200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简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公布了247号汉墓出土竹简的图版、释文及注释。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家山汉简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州博物馆、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一书，辑录各家意见，对《二年律令》和《奏谳书》的释文进行解读，并附有相关简牍的红外照片。有关《算数书》的介绍见本书上编。

49.沙市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

1992年底，湖北省沙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对萧家草场26号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竹简35枚，内容为遣册，所记随葬器物大部分与出土实物相合。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一书，公布了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的图版、释文及注解。书中附有《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

50.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

1993年2月至4月，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在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发掘6座汉墓。其中2号墓出土木牍1枚，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6号墓所出木牍记有“永始”“元延”年号，知其为西汉末成帝时物，墓葬年代当属西汉末期。根据木牍内容，可确定6号墓墓主姓师，名饶，字君兄，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2号墓出土新莽“大泉五十”108枚，又所出木牍衣物疏中“四”字写作“亖”，知其为新莽物，墓葬年代稍晚于6号墓，从木牍内容推测，墓主为女性。

上述二墓出土简牍数量虽不多，但文字写得很小，容字量很多，为以往所罕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集簿、东汉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赠钱名籍、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五月历谱、君兄衣物疏、名谒、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傅（赋）》等。

《文物》1996年第8期刊载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报告了尹湾汉墓的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文物》1996年第10期刊载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尹湾汉墓简牍初探》，对简牍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一书，公布了尹湾汉墓出土的所有简牍照片及释文，并附《尹湾汉墓发掘报告》及《简牍尺寸索引》等。有关《神乌赋》的介绍见本书上编。

51.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历年入藏简牍凡259枚，其中空白简11枚。按时代划分，绝大部分为汉简，只有10枚战国楚简及1枚东晋木牍。战国楚简所见当为古书，今已确知者有《缁衣》《周易》等，为迄今所见最早写本。汉简包括《日书》简109枚，遣册简11枚，奴婢廪食出入簿简69枚，“序宁”简牍14枚，“河堤”简26枚。晋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木牍1枚。

2001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一书，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的全部图版、释文及考证。

52.甘谷汉简

1971年12月，甘肃省文化局、甘肃省博物馆、天水地区和甘谷县的文教部门共同协作，在天水市甘谷县渭阳人民公社十字道生产大队刘家屲坪清理一座东汉墓，获松木简23枚，完整者仅8枚。设三道编绳，墨书隶体，正面书写正文，背面上端署编号“第一”至“第廿三”，但缺“第四”“第八”“第十三”“第十九”等序号。简册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二年宗正府卿刘柜上奏皇帝报告宗室受侵辱之事、皇帝的批示及下发诏书的行下文。简文揭示东汉中后期顺帝和桓帝之世刘姓宗室与州、郡、县地方豪绅之间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刘姓皇族的衰落及地方豪强的兴起。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合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公布了这批东汉简的照片、摹本、释文及考证。

53.贵县罗泊湾汉墓木牍

197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贵县化肥厂发掘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木牍5枚、木简10余枚、封检2枚。其中一枚木牍自名“从器志”，两面书写文字，墨书隶体，是一份完整的随葬物品清单。另一枚自名“东阳田器志”，两面书写文字，墨书隶体，所载为农具锸、锄之类。关于这批简牍的情况，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9期。又见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

54.连云港花果山云台汉墓简牍

1978年，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云台砖厂在爆破取土时发现一座汉墓，墓中出土竹木简牍13枚，实物未能保存，亦未见简牍照片。简牍内容涉及有关伤害罪的一系列刑事案件，当事人见荣成里徐谭、梁里徐竖、永昌里朱毋害等。另有数枚历日干支。《考古》1982年第5期刊载李洪甫《江苏连云港市花果山出土的汉代简牍》一文，介绍了这批简牍的情况。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

55.邗江胡场汉墓木牍

1980年，江苏省扬州市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发掘了邗江胡场5号汉墓，出土木牍13枚。其中6枚字迹尚存，7枚字迹未存。1枚记神灵名，1枚记行道日记，有2枚为广陵宫司空及丞告土主文书。木牍之外，还出土木楬6枚，上端圆头涂黑，下段署食品及金钱名称，末字皆为“笥”字，知木楬原系于盛装相应物品的竹笥上。封检7枚，上端尚存封泥槽，有的出土时还见封泥，且封泥上印有“王”字阳文，下段署“五种”“粱米”等粮食及布帛名称，末字皆为“橐”字，知其为封缄相应的口袋而设。

扬州市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5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介绍了邗江胡场5号汉墓的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并公布了部分简牍的图版和释文。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

56.西安汉未央宫遗址木简

1980年4—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发掘汉未央宫前殿A区遗址时出土木简115枚。木简因被火烧过，大多残损，墨书隶体。简文内容涉及田地禾稿、柏杏李榆、疾病梦状、鸣击钟磬、祭祀鬼神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按出土顺序公布了这批木简的图版、摹本及释文。2000年，邢义田发表《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大陆杂志》第100卷第6期）一文，对部分木简释文做了订正，指出这批木简的性质是关于祥瑞的记录，其时代属于王莽时期。2005年，胡平生发表《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对这批木简的释文逐一重作校释。

57.扬州仪征胥浦汉墓简牍

1984年，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出土竹简17枚、木牍2枚、封检1枚。竹简中有16枚长22.3厘米、宽1.2—1.9厘米，系一编墓主临终遗嘱的简册，由两份文件合成，自名为“先令券书”。另一枚竹简长36.1厘米、宽0.9厘米，记赐钱事。一枚木牍记取钱物账，另一枚记衣物账。封检上端有封泥槽，下段署赐钱数，或用以封缄钱橐。扬州市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介绍了这批简牍的情况。有关《先令券书》的研究，见陈平、王勤金《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文物》1987年第1期）；陈雍《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补释》（《文物》1988年第10期）；李解民《扬州仪征胥浦简书新考》（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这批简牍的释文。

58.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

1987年4月至8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工作队、大庸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古人堤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1号探方出土一批简牍，共计90枚，有牍、楬、封检，但残破严重，大多为不规整的木片。根据简牍文字中东汉永元、永初年号，以及简文书体，可知其为东汉时期的遗物。简文内容大致可分为汉律、医方、官府文书、书信及礼物谒、历日表、九九乘法表六类。

《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介绍了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中国历史文物》同期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公布了古人堤简牍的全部释文、注释及部分照片。

59.江陵高台18号汉墓木牍

1990年，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宜黄公路江陵段高台取土场先后清理30余座秦汉墓葬，其中4、5、18号墓出土了竹简和木牍。18号墓出土木牍4枚，编号为35甲、乙、丙、丁。出土时四枚木牍叠置，略有错位，尚见用丝绸捆缚的痕迹。甲、乙、丙牍所载内容为江陵龙氏丞移安都丞文书，涉及新安户人大女燕迁徙名数之事，丁牍为随葬器物清单。有关内容详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又见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0.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竹简

1999年6月至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墓中出土竹简1336枚（段）。内容包括三类：一是簿籍，记载西汉初年沅陵侯国的行政设置、吏员人数、户口人民、田亩赋税、大型牲畜、经济林木的数量，兵甲船只以及各项的增减和增减原因，还有道路交通、亭聚、往来长安的路线和水陆里程；二是日书，有自署篇名《阎氏五胜》（也作阎氏五生），作者为阎昭，所引书名有《红图之论》，均不见于文献记载；三是美食方，记载大约155种烹制食物的方法，名称为整理者所拟。

《文物》2003年第1期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详细介绍了墓葬发掘及出土竹简情况，公布了部分竹简的照片和释文。对该墓竹简的研究见郭伟民《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张春龙《沅陵虎溪山汉简选》（《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公布了阎氏五生简和美食方简的部分释文和照片。

61.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

2000年3月10—15日，湖北省随州市考古队在位于随州城关东北的孔家坡墓地一座编号为M8的汉墓中清理出土简牍近800枚。简牍出土时分两堆置于椁室头箱位置的两侧。按照两组简牍的内容，可分为《日书》简和《历日》简。《日书》简，出土于椁室头箱东北角，共700余枚，三道编绳，自左至右收卷用绢包裹，其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及放马滩秦简《日书》相类。《历日》简，出土于椁室头箱西北角，共计78枚，经推定系汉景帝后元二年的历日。与《历日》简同出的还有无字竹简7枚，无字木牍3枚，有字纪年木牍1枚，内容为告地策。

《古代文明通讯》2000年第6期刊载张昌平《随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简牍概述》（此文亦收入艾兰、邢文等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文物》2001年第9期刊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文物局撰写的《随州市孔家坡墓地M8发掘简报》，简要地介绍了孔家坡8号汉墓发掘与简牍出土等情况。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一书，公布了该墓所出全部简牍的图版、释文、注释及孔家坡汉墓发掘报告。

62.甘肃武都赵坪村汉简

2000年5月，甘肃省武都县琵琶乡赵坪村出土一批木质汉简，陕西博物馆征集得12枚。简多残断，厚度皆为0.2厘米以下，宽0.8—2厘米，完整者长23厘米左右。两面书写文字。内容涉及吏名籍、廪食发放、出入关、从军家属等。纪年有“阳朔元年十一月丙午”等。2001年6月，三秦出版社出版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寻觅散落的瑰宝——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精粹》一书作了简要介绍；《文物》2003年第4期刊载王子今、申秦雁合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武都汉简》一文，对这批木简释文进行了隶定、考释，并公布了木简照片。

63.湖北荆州印台汉简

2002年1月至2004年1月，荆州博物馆组织岳桥考古队对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岳桥村岳桥古墓群内的麻子塘墓地、印台墓地及岳家草场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相继在印台墓地9座西汉墓中出土竹木简2300余枚、木牍60余方，内容包括文书、卒簿、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以及遣策、器籍、告地书等。文书中有景帝前元二年临江国丞相收到中央政府丞相申屠嘉下达文书的记录。卒簿记载当地适龄丁卒的数量及服役、力田等状况。历谱分上、下栏书写，干支之下多有节气及某人行迹。编年记类似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编年记，所见有秦昭王、始皇帝和西汉初年的编年、史实，日书内容与睡虎地秦墓所出有类似之处。有的告地书记载了墓主下葬的绝对年代。

200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重要考古发现》，书中收录郑忠华《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一文，详细介绍了印台汉墓简牍出土情况，并公布了其中24枚汉简的照片。《文物》2009年第10期刊载刘乐贤《印台汉简〈日书〉初探》一文，对已公布的24枚印台汉简的简文作了释读和分析，认为其内容均属日书。

64.山东日照海曲汉墓简牍

2002年3—6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西郊西十里堡村西南的汉代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地之北约1公里，即为汉代海曲县城故址。其中M106号墓出土木牍4枚、竹简39枚。木牍为遣策。竹简上有“天汉二年成阳十一年”的明确纪年，经初步研究，这批应为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简。《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刊载何德亮等撰写《日照海曲汉代墓地考古的主要收获》、200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国家文物局主编《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以“山东日照海曲汉代墓地”为题，分别对海曲汉代墓地的发掘和出土文物、简牍等情况做了介绍。

《文物》2010年第1期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日照海曲西汉墓（M106）发掘简报》，详细介绍了M106号墓发掘及出土文物、简牍情况。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公布了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简的全部释文及部分照片。

65.湖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2003年11月6日至30日，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在位于长沙市中心走马楼街东侧湖南省供销社基建工地一口编号为J8的古井中，发掘清理一批竹简，总数达万余枚，其中有字简2100枚。形制分为三种：①长46厘米、宽1.8—2.1厘米，两行文书；②长23厘米、宽1.8—2.1厘米，两行文书；③长23厘米、宽0.8—0.9厘米，单行文书。根据简文中的历朔和简牍书体判断，其时代为西汉武帝元朔四年至元狩元年之间。

从内容来看，走马楼西汉简牍皆为当时实用的文书，绝大多数是官文书，包括下行、平行、上行等通行文种，大多涉及司法案卷。私人书信仅见1枚，文句格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及居延、敦煌汉简所见相类，涉及治狱事。

经初步考证，这批汉简是西汉武帝长沙国刘发之子刘庸（公元前128—前101年）在位时的行政文书，其性质大部分属于司法文书。涉及汉代当时的诉讼制度、法制改革、上计制度、交通邮驿制度及汉长沙国的历史、法律、职官、郡县、疆域等诸多方面。是继湖北荆州张家山汉代司法简书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有关报道首见《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18日第1版刊发曹砚农、宋少华、邱东联合撰《万余枚西汉简牍惊现长沙走马楼》一文。《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刊载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一文，介绍了这批汉简的出土情况及其内容，公布了其中两枚简的照片和释文；200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国家文物局主编《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以“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为题予以介绍，并附有其中5枚简的照片。《简帛研究二〇一八（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刊载陈松长《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的文字异写现象例说》、欧扬《走马楼西汉简刑制史料初探》、杨芬《读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札记——纪年与证律》、李洪财《走马楼西汉简的断代——兼谈草书的形成时间》等文，从不同角度对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做了初步研究。

66.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

2004年11月，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对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纪庄村M19号西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34枚木牍，保存较为完整，少数残缺，墨书隶体。木牍长22.2—22.3厘米、宽3.6—6.9厘米。内容有户口簿、算簿、书信、木刺、药方、礼单、账簿等。

《文物》2006年第11期刊载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详细介绍了M19号墓的发掘及出土文物、木牍情况，并公布了其中10枚木牍的彩色照片和释文。《光明日报》2007年6月15日发表卜宪群、蔡万进合撰《天长纪庄木牍及其价值》一文，全面阐述了天长纪庄木牍的学术价值。杨以平、乔国荣《天长西汉木牍述略》（《简帛研究二〇〇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文，分类考述了天长木牍的内容。

67.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简牍

2004年底，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对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松柏村4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M1号墓出土木牍63枚（其中6枚无字）、木简10枚。木牍内容包括以下几类：一是遣书，记录部分随葬器物的名称与数量；二是各类簿册，包括南郡及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等；三是叶（牒）书，记载秦昭襄王至汉武帝七年历代帝王在位的年数；四是令，主要是汉文帝颁布的部分法令；五是历谱，主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谱；六是周偃的功劳记录；七是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周偃的升迁记录及升调文书等公文抄件。木简内容与木牍有关，当为放置于各类木牍之后的标题，有“右方四年功书”“右方除书”“右方遣书”等。

根据简文及漆器铭文，该墓墓主人姓“周”，名“偃”，官职为“江陵西乡有秩啬夫”，爵位为“公乘”。墓葬的年代约为汉武帝早期。

《文物》2008年第4期刊载荆州博物馆杨开勇、朱江松所撰《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发掘及出土简牍情况，公布了35号木牍、5号木简的图版和释文。200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重要考古发现》，书中收录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一文，介绍松柏汉墓木牍出土情况，并新增公布4枚木牍的图版。袁延胜《荆州松柏木牍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对这批木牍进行了研究。

68.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木简

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一口南越国较早时期的水井（编号为J264）中，发掘清理出100余枚西汉南越国木简。简文内容主要是籍簿和法律文书。简文有“廿六年”的纪年，可知其为西汉南越国早期之物。南越国自汉高祖四年立国到武帝元鼎六年灭亡，计93年传五主，除赵佗在位67年外，其余四主在位最长16年，所以“廿六年”纪年，当为南越国赵佗纪年无疑。西汉南越国木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南越国史料。

《考古》2006年第3期刊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联合考古队撰写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公布了16枚木简的释文、注释和考证。200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黄展岳《先秦秦汉考古论丛》，书中收录33枚木简的释文。释文校订见胡平生《南越宫署出土简牍释文辨正》（《秦汉史论丛》第1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何有祖《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西汉木简考释》（《考古》2010年第1期）。

69.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简牍

2006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对云梦睡虎地M77号西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边箱的竹笥内发现简牍2137枚。据简文内容推知，该墓葬年代约在文景时期。简、牍分别成卷、成束纵向叠放于竹笥内，出土时基本上保持着原始的位置关系和编次状况，初步可分为22组。内容主要可分为质日、日书、书籍、算术、法律五大类，其中法律类简共计2卷（V和W）850枚，其中V组306枚，有盗、告、具、捕、亡律等16种律名；W组544枚，有金布、户、田、工作课、祠、葬律等24种律名。律名前均有墨块作为标记。这40种律名多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文献，但也有少数律名为首次出现，如《葬律》等。牍的材质有竹质和木质，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6组128枚，内容为司法文书和簿籍。

《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刊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介绍了这批简牍的出土情况，公布了部分简牍的图版照片。熊北生《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的清理与编联》（《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公布了J组书籍简的释文及部分照片。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江汉考古》2009年第4期）根据发掘简报提供的图版对竹简释文中的部分字、词作了解释，并对《葬律》的渊源、制定等问题做了探讨。文章指出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出土的《葬律》是新发现的西汉早期律章，已公布的5枚竹简编次相连，内容是对彻侯丧葬礼仪的规定。熊北生、陈伟、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文物》2018年第3期）指出，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2000余枚，全部存放在竹笥中。内容包括质日、官府文书、私人簿籍与律典、算术、书籍、日书等。质日简册大致包含汉文帝十年到后元七年的各年质日，除记各月大小和各日干支外，还记载有时令和墓主人的日常公务。律典、算术类可与张家山汉简对照，书籍类多见于《说苑》《新序》《韩非子》《列女传》等传世文献。这批简牍资料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历法、法律、基层官吏的日常公务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70.湖北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简牍

2007年11月20—30日，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对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谢家桥村一座编号为M1的汉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竹简208枚、竹牍3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竹简内容为遣册，竹牍内容为告地策。据简文，该墓下葬于西汉吕后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墓主人为女性，名恚。

《文物》2009年第4期刊载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简要介绍了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及简牍出土情况，公布了3枚竹简、1枚竹牍的照片和释文。200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收录杨开勇《谢家桥1号汉墓》一文，新增公布12枚竹简、2枚竹牍的照片。刘国胜《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对该墓所出3枚《告地书》竹牍的文字释读、文义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曾剑华《谢家桥一号汉墓简牍概述》（《长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指出，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了211枚简牍，保存完好。竹简的内容为遣策，记载了随葬物品名称、数量及质地。其中11枚竹简为分类小结，197枚竹简记录具体的随葬物品，另有3枚竹牍的内容为告地书，是比照现实社会通行公文的格式，为死者开列的前往阴间的“通行证”。这些简牍对于研究汉代的户籍制度、丧葬习俗、名物制度及社会生活习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1.甘肃永昌水泉子汉简

2008年8月至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甘肃省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其中编号M5的墓葬中出土大量木简。木简原本放置于木棺内，因木椁盖板坍塌，将棺盖板压塌，令木简断裂，加上墓地地下水位较高，墓室十分潮湿，出土时木简较为残断，有1400余枚，其中较为完整者700余枚。木简全部为松木材质。内容大致包括两部分，一为日书，一为字书。另外，还发现“本始二年”简1枚。

《文物》2009年第10期刊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报告了水泉子汉墓群的发掘以及M5号墓出土木简的情况。《文物》同期刊载张存良、吴荭《水泉子汉简初识》一文，公布了部分木简的照片及释文。张存良《水泉子七言本〈仓颉篇〉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公布了《仓颉》简的照片、释文及考释。

《考古》2017年第12期刊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2012年发掘简报》，介绍了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M8出土竹木简的基本情况。该墓出土简牍35枚，其中34枚为有字简，内容为“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历日。

72.江苏扬州出土汉广陵王豢狗木牍

2015年，为配合万科房地产项目建设，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建设用地范围清理了一座西汉中期墓葬。出土13枚木牍，其中有3枚是侍中“遂”向“王”呈报的关于一只名为“麋”的狗先后两次走失事件的奏疏及处理情况，是目前已知出土文献中关于汉代诸侯王豢狗情况的唯一官文书。根据出土器物和纪年，可知这3枚木牍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其记载的“王”即西汉广陵王刘胥，说明其有豢狗的习好，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张朝阳、闫璘《秦汉时代的狗——以扬州新出土西汉寻狗案为中心》（《史林》2018年第2期）引录了有关寻狗案的文书内容。闫璘、许红梅《扬州新出汉广陵王豢狗木牍详考与再研究》（《简帛研究2018年（春夏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和闫璘、张朝阳《扬州新出汉广陵王豢狗木牍释考》（《出土文物的世界——第六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中西书局2018年版）公布了3枚豢狗木牍奏疏的图版和释文。

73.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出土木楬

望城坡古坟垸西汉渔阳墓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咸嘉湖西侧，198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渔阳墓，1993年初进行基本建设时将其封土推毁。1993年2月至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采用“题凑”之制，属于汉代天子、诸侯王级别的高规格葬制。根据该墓出土“长沙后府”封泥、书写“陛下赠物”与“王裞”的木楬等材料，并与其他墓葬相比较，可以确认该墓的墓主应为汉初吴氏长沙国的某一代王后。随葬漆器上多处刻写“渔阳”题记，按汉时制度，当为物主自属用品。黄展岳《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墓主推考》（《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考证认为，墓主可能是汉皇室的某位公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而适长沙王，“渔阳”乃墓主所食封邑之称。墓葬年代上限约在文帝时期，下限可至景帝初年。在东藏室、南藏室、棺室分别清理出木楬、签牌、封泥匣等100余件，字数达2000字以上，为研究汉代葬具名实、丧葬礼俗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大多残断，材质经鉴定为杉木。其中木楬均呈长方形，上圆下方，首部涂黑，有二穿用来系悬。木签牌呈长方形，下端两侧各有一缺口，用来系绳。封泥匣均为长方块，中间下凹以填封泥，纵断面呈“凹”字形。

有关报道见宋少华、李鄂权《三次被盗掘的王后墓——长沙“渔阳”墓》[《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0—1993）》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曹砚农、宋少华《长沙发掘西汉长沙王室墓》（《中国文物报》1993年8月22日第1版）。《文物》2010年第4期刊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的发掘及出土文物情况。

74.连云港陶湾黄石崖西郭宝墓出土简牍

1985年4月23日，有人报告说陶湾村社员在黄石崖附近取土，发现古代墓葬。连云港市文管会、博物馆闻讯立即派员前往调查。黄石崖位于连云港市新浦南8公里，南距二涧村新石器时代至汉遗址300米。发现的墓葬在黄石崖下的山麓台地上，由于当地社员出售山土，致使古代墓葬遭受严重破坏。这次被挖的墓有四座，其中三座已被破坏。这三座墓均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出土的器物有汉重圈铭文昭明镜、铁剑、铜刷柄、漆器残片、五铢钱等。从保存尚好的另一座墓中清理出土器物50余件，发现简牍6枚，其中2枚名谒，2枚衣物疏，2枚竹简。根据所出名谒和印章可知，该墓的墓主人为东海郡太守西郭宝。墓葬年代可推定为西汉中晚期。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陶湾黄石崖西汉西郭宝墓》（《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介绍了该墓发掘和简牍文物出土情况。马怡《西郭宝墓衣物疏所见汉代名物杂考》（《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对墓中所出衣物疏进行了考释。

75.敦煌一棵树汉代烽隧遗址出土简牍

一棵树烽隧遗址位于敦煌小方盘城遗址西南65公里处。2004年8月，敦煌市博物馆在检查小方盘遗址西段长城烽隧时首次发现该烽隧遗址，之后博物馆又多次进行勘察保护，并采集到数枚汉简。由于长期风蚀的作用，往往有器物和简牍暴露。2008年12月，敦煌市博物馆决定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拾获简牍16枚。全为木质，多以当地所产胡杨、红柳为材料。经初步整理，内容有檄书、日常屯戍簿册、私人书启及其他，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丝绸之路在敦煌的具体路线以及大煎都候官作为通往西域重要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封检、削衣等。简牍文书的字体有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纪年简2枚，为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和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其中一枚封检保存完整，正面上半部中央挖有封泥凹槽。凹槽上、下两端书写，上端书写三行，下端书写五行，左下角题写纪年，字迹清晰。封泥保存亦完整，呈暗红色，上有篆书阳刻钤印，惜字迹模糊不清，凹槽底部横刻三道小槽，为封泥结绳头处，三道缠书麻绳亦保存完好。这是敦煌历年调查长城烽隧首次发现最完整的一件封检。杨俊《敦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对这批简牍做了介绍。相关研究还有李正宇《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汉简初识》（《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李岩云《敦煌西湖一棵树烽燧遗址新获简牍之考释》（《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石明秀《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简牍释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等。

76.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

1986年9月至1987年5月，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出土了64305件骨签，皆为西汉皇室遗物。其中有刻字的骨签57644件，总字数近百万，其内容与中央、皇室有着直接关系，属于中央、皇室档案。这批骨签上限在西汉初年，下限在西汉末年，以西汉中后期为多；有纪年的骨签，最早者为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始元、元凤时期数量最多。主要内容是设在地方的中央工官向皇室和中央上缴各种产品的记录，第一种为物品代号、编号、数量、名称、规格等；第二种为年代、工官或官署名称及其相关各级官吏、工匠之名。这批骨签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具有保存、备查、使用功能的国家级“档案”，收藏这些骨签的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国家级档案建筑遗址。这批骨签以动物骨骼制作而成，其中以牛骨为原料的占绝大多数。骨签刻文内容涉及年代学、古文字学、职官制度、汉代手工业史、兵器史、档案史、书法史、“国家通用文字”使用与发展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一书，共90册，全面公布了这批骨签。书中首列考古发掘报告及骨签研究，对出土情况、骨签所呈现的历史信息，做了充分的揭示和系统研究；次为骨签照片、释文、摹本、登记表；最后编制骨签文字编，对这批骨签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77.成都天回老官山汉墓医简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大量漆木器、陶器，以及少量铜器和铁器等珍贵器物。首次发现大量西汉时期简牍，出土9部书，其中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出土的完整的人体经穴俑，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与墓葬出土经脉医书相对照，对揭开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4部织机模型应是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对于研究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1号墓出土50枚木牍，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其中官府文书涉及内容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3号墓出土医学竹简920枚，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枚（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一部之外，皆无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等，部分医书确认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敝昔医论》讲五色脉，论述五色脉与脏腑和疾病的关系；《脉死侯》讲脉象与疾病以及死亡的关系；《六十病方》有药方60条，所涉病名包括了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疾病；《病源》则涉及病理学；《诸病症候》共268枚简，涉及大量的药方和医病理论；《经脉书》与经脉有关；《归脉数》反映“疾病归脉”的经穴数；《尺简》内容大致与法律有关；《病源论》与传统中医理论中的“病源”有关；《五色脉脏论》讨论五色脉与脏腑和精神的关系。编号M3-137共184枚（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同时，3号墓还出土了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该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人像身体上用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并在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小字。该经穴髹漆人与大量医学典籍一同出土，说明这些遗物并非随葬明器，而可能是墓主生前行医、教学中使用过的，应是我国发现的迄今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对解开中华医学经脉针灸理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证明在西汉早期中国的中医针灸学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谢涛等《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2014年第7期）、王军等《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公布了该墓发掘及简牍文物出土情况。《文物》2017年第12期刊载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整理简报和初步研究成果（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整理简报》；柳长华、顾漫、周琦、刘阳、罗琼《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整理者根据竹简的形制和内容，将出土竹简分别定名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刾数》《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天回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于西汉高后至文帝时期，《脉书·上经》所见残文中出现“敝昔曰”，医书主要内容与仓公所传古医经相类，可证明天回医简所载医书传自扁鹊、仓公。

78.地湾汉简

1986年9月23日至10月24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中对地湾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出土汉简778枚。简牍所见年号集中于公元前81年至公元27年，属昭帝至光武帝时期，是肩水候官的各种原始文书档案，记录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日常勤务的日迹记录、邮件传递记录、守御器簿、戍卒被兵簿、钱出入簿、吏受奉名籍、谷出入簿、吏卒廪名籍、出入关的记录等，为研究汉代的社会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与居延汉简、金关汉简、悬泉汉简等，共同构成了西北汉简的资料宝库。2017年，中西书局出版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分中心编著《地湾汉简》一书，该书收录了1986年甘肃金塔地湾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778枚汉简以及当年在肩水金关遗址采集的25枚散简的彩色图版、红外图版及简牍释文，并附有发掘经过、遗址情况的说明。

79.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简牍

海昏侯墓位于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墎墩山上。2011年3月23日，墎墩山上一座古墓遭到盗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立即派员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2011年4月6日，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论证，同意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考古勘探和发掘证实，该墓系西汉海昏侯墓。2011年，对被盗墓葬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并对海昏侯墓及其周围墓园进行重点钻探。2012—2013年，对海昏侯墓园进行发掘。2014—2016年，完成对主墓即1号墓的发掘清理。发现木牍约200枚，包括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竹简5200余枚，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五色食胜》等。其中《悼亡赋》有描写冢墓的文字。《论语》中发现《知道》篇，很可能属于《齐论》版本。《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自《彖》以下的内容与《日书》类似，虽然排序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内容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所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记述的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的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

简牍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包括《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等。海昏简本《诗经》现存竹简1200余枚。简文内容分为篇目与诗文，可以见到“《诗经》三百〇五篇”“《颂》卅篇”“《大雅》卅一篇”“《国》百六十篇”等记载篇目数量的内容。海昏简本《诗经》的总章数记载为“凡千七十六章”（1076章），与今本1142章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海昏简本《诗经》的发现，不仅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更提供了汉代《鲁诗》的可能面貌。

海昏简本《论语》500余枚。保存有“智（知）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表明此本应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齐论》。简本《论语》与今本用字习惯亦不尽同，如今本的“知”字在此本中皆作“智”，“政”皆作“正”，“能”皆作“耐”，“室”皆作“窒”，“旧”皆作“臼”；今本中表示反问的“焉”，简本皆作“安”。

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穀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还有少量文句不见于今本大小戴《礼记》和《论语》，究竟属于《礼记》佚篇抑或《论语》佚篇尚难确定。海昏简牍中的《礼记》类文献包括形制、书体各异的多个简本，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可能表示《礼记》类文献直到汉宣帝时期仍处于“单篇别行”的状态。

海昏侯简中还包括“六博”棋的行棋口诀，有1000余枚，为研究汉代的社会风尚乃至兵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六博”简文有篇题，篇题之下记述形式以“青”“白”指代双方棋子，依序落在相应行棋位置（棋道）之上，根据不同棋局走势，末尾圆点后均有“青不胜”或“白不胜”的判定。简文所记棋道名称，可与《西京杂记》所记许博昌所传“行棋口诀”、尹湾汉简《博局占》、北大汉简《六博》等以往所见“六博”类文献基本对应。

杨军、徐长青《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介绍了海昏侯墓发掘及简牍文物出土情况。王意乐、徐长青《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奏牍》（《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介绍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奏牍的基本情况。奏牍被单独放在一个漆箱内，漆箱大部已朽，奏牍外可能有丝织物包裹。奏牍编为58个号，其中49枚基本完整，9枚残碎，可辨识出文字的有34枚，释文已全部公布，内容涉及西汉的列侯朝请制度和刘贺的朝请活动。《研究人员在海昏侯墓简牍中发现多种儒家典籍失传版本》（中国青年网，2019年2月3日）、《海昏简牍中发现千余枚汉代“六博”棋谱》（新华网，2019年3月12日）报道了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整理的最新进展。

80.湖北随州周家寨汉墓简牍

周家寨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周家寨村八组、九组及孔家坡社区一组。为配合当地工程建设，2014年9—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联合组队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汉墓24座。其中M8号墓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漆木器和简牍，包括竹简1卷（566枚），其中完整简约360枚，另有部分有字残片和无字残简，内容为日书；同出木牍1枚，内容为告地书；竹签牌3枚，上书奴婢名字。日书的内容与邻近孔家坡墓地出土日书最为接近，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篇章有“建除”“星”“生子”“艮山”“禹须臾所以见人日”“嫁女”“入官”“反支”“死失”“置室门”“岁”等，另有不见于其他日书文献的“五龙”篇等。根据木牍纪年和内容推断，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或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墓主人为桃侯国都乡高里人路平，其爵为公乘。从随葬的笔、砚、六博盘和竹简来看，墓主有一定的文化，且掌握大量数术知识，精通择日之术。

《考古》2017年第8期刊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发掘简报》，介绍了该墓发掘和出土竹简的基本情况。同期还刊载了李天虹、凡国栋、蔡丹《随州孔家坡与周家寨汉简〈日书〉“嫁女”篇的编次与缀合》，对该墓所出竹简日书“嫁女”篇的编次与缀合做了初步研究。

81.山东青岛黄岛区土山屯墓群简牍

土山屯墓地位于青岛市黄岛区张家楼镇土山屯村东北约1公里的山岭上。墓地原有15座封土，其中1座被破坏。2011年4—5月，为配合胶南市（现黄岛区）“东西大通道”路政工程建设，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胶南市博物馆（现黄岛区博物馆）对工程涉及的遗址保护范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13座墓，其中M6、M8号墓保存最好，出土遗物最丰富，在两座墓中各发现木牍1枚，两面均有墨书隶体文字，记载随葬器物，应属于遣册。两座墓葬的年代推定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2017年3—11月，又清理了汉魏墓葬60余座，发现“祭台”性质的砖构平台、“人”字形椁顶、“堂寝”椁室结构等重要遗迹，出土温明、玉席和遣册、简牍等珍贵文物。其中M147、M157、M177号墓保存最为完好，出土遗物丰富，共发现木牍23枚，竹简约10枚。其中M147号墓棺内南侧发现1枚遣册木牍，自题为“堂邑令刘君衣物名”，记载72件随葬品，包括“唐邑户口簿一”。还发现竹笥一件，内有梳篦、双管毛笔、板研、削刀和10枚木牍。10枚木牍中，有2枚为空白木牍，有2枚为尚未使用的“名刺”，分两行墨书“堂邑令赐再拜谒”，有6枚为“上计”文书性质的公文木牍，内容包括“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元寿二年十一月见钱及逋簿”“诸曹要员集簿”“堂邑盗贼命簿”“囚簿”“堂邑元寿二年库兵要完坚簿”以及县民疾疫和治疗情况。这批上计文书木牍是继尹湾汉简、天长纪庄汉简和松柏汉简之后，墓葬内出土的第四批上计公文木牍，也是墓葬内发掘出土的第一批完整的汉代县级上计公文木牍，对研究汉代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介绍了土山屯墓地M6、M8号墓的发掘及文物出土情况。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彭峪等《青岛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获重要新发现——发现祭台、“人”字形椁顶等重要遗迹，出土温明、玉席和遣册、公文木牍等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22日第4版）介绍了M147、M157、M177号墓发掘及简牍文物出土情况。

82.山西太原东山汉墓简牍

83.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出土汉代简牍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城坝村，201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2014年至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清理包括墓葬、水井、灰坑、城墙、城门、房址、沟、窑等各类遗迹400余处，首次全面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其中，有几口水井的“年龄”超过2000岁，当地人从汉代一直使用到今天。此次发掘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最为难得的是发现了15枚汉代竹木简牍，总字数近200字，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平二年”“竞宁元年”等明确年代记载。这批竹木简牍内容丰富，不仅有当时的法律文书、书信等，还有汉代的启蒙识字课本《仓颉》。这是继青川战国木牍、老官山汉墓“扁鹊”医简之后，四川地区第三次发现竹木简牍，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在城坝遗址发现了“宕渠”文字瓦当，表明城坝遗址即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的“宕渠”城所在地。有关报道见戴竺芯《城坝遗址首现千年竹木简牍》（《华西都市报》2018年9月27日）、童芳《四川渠县出土汉代竹木简牍》（新华社2018年9月18日）。

84.荆州胡家草场墓地M12出土西汉简牍

为配合荆州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项目建设，2018年底，荆州博物馆对胡家草场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葬18座。其中，M12出土一批西汉简牍，可以分为竹简、木简、木牍三种，总数量4546枚，主要内容有：历谱、编年记、律令、经方、遣册、日书等。

历谱简有两种，分别在其首简的简背上书写有篇题《历》和《日至》。《历》简100余枚，记载了从汉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起，下推至公元前64年之间的每月朔日干支。《日至》简102枚，记载了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起，下推至公元前41年之间的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之日的干支。所见《历》简以十月为首，《日至》简以冬至为首，据此推测，这两种简的编订应在汉武帝颁行《太初历》（公元前104年）之前。

编年记简70枚，记载秦昭王至汉文帝时期的国家大事，每年一简。所记内容与传世文献记载基本相符，有少量歧异。如19号简“卅二年，行在楬石”，《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简文“楬”，《史记》作“碣”。又如，45号简“廿九年，正月，大索七日，行过比阳，掠瑯琊”；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该年“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简文“七日”与《史记》“十日”之异，应是隶书“七”与“十”形近讹误所致。

律令简1500余枚，均有目录和篇题。目前所见律名有：盗律、囚律、关市律、效律、告律、捕律、兴律、厩律、亡律、复律、钱律、贼律、具律、襍律；令名有：禁苑令、户令丙等。

经方简1000余枚，记录了45种传统方技，包括治病、保健、育儿、种植、养殖等。如767号简名为“令齿白方”，记载“以美桂靡之百日，而齿白矣”，这是古人使用中药桂枝或桂皮，让牙齿变白的方法。又如，833号简名为“肥牛”，提出“煮豆，斗以鸟喙一果，而盐豆，日盐二升；茸食如常养牛方，茹以甘刍、善骚，靡以秫米二斗”，是说要想使牛养得肥壮，则要注重调配饲料成分及比例。

这批简牍数量众多，保存良好，内容丰富，对于战国史、汉代历史和中医药发展史等各方面的研究皆具有重大价值。有关报道见肖雨、祁慧《荆州新出楚汉简牍被公布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荆州新闻网，2019年5月7日。

85.湖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

2004年4—6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的东牌楼建筑工地内的古井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编号为J7的古井内清理出426枚东汉简牍，其中有字简206枚，无字简220枚。均为木质简牍，材质大多为杉木。形制类别较多，可分为木简、木牍、封检、签牌以及名刺、异型简六类，其中尤以木牍和封检居多。简牍所见有汉灵帝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四个纪年，最早为建宁四年，最晚为中平三年，因此这批简牍的年代当为东汉灵帝时期。东牌楼东汉简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公文、私信、杂文书、习字及残简五大类。其中杂文书又包括事目、户籍、名簿、名刺、券书、签牌、杂账等小类。

《文物》2005年第12期刊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东牌楼7号（J7）古井发掘简报》，介绍了J7发掘和出土简牍情况。《文物》同期刊载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公布了部分简牍的释文；刘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书体及书法史料价值》，考察了东牌楼简牍所见书体及其书法史料价值。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一书，全部公布了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照片、释文及注释；书中附有《长沙东牌楼七号古井发掘报告》《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概述》《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分别对这批简牍的出土情况、简牍的内容、形制、年代及其价值作了详细介绍。

86.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2010年6—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长沙市地铁二号线建设，于五一广场站地下水管改迁施工中，在编号为1号的窖内出土了一批东汉简牍，总数6862枚，材质包括木质和竹质两大类。简牍形制多样，包括木牍、两行、简札、封检、封泥匣、签牌、竹简、竹牍、削衣、异型简等十大类。简牍纪年有章和、永元、元兴、延平、永初等东汉时期的年号，表明该批简牍形成于东汉中期偏早，时代在东汉早中期和帝至安帝间。其中大部分为官文书，有少量用于封缄文书的封检及函封、标识文书内容的楬等，也有部分名籍及私人信函。简牍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尤其是大量当时使用的行政公文，具有时效性，主要是长沙郡及门下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临湘县、临湘县下属诸乡和亭的上行文书，以及与外郡县的往来文书。公文涉及的地域广泛，从中可了解当时的行政区划及管理体系。所见郡名有长沙郡、南阳郡、武陵郡。县名有临湘、酃、连道、南昌、临沅、安陆、攸、邔等。乡、里、丘的名称众多，其中不少名称也见于走马楼三国吴简，说明某些体制一直沿用至三国时期。文书的责任人或撰写者多为各级官吏，简文所见职官名目繁多，是研究东汉官僚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简牍中有大量与司法相关的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对研究东汉法制史具有重大价值。这批纪年明确、保存较好、形制规整、字迹清楚、数量众多的官府档案文书简牍，弥补了以往东汉早中期简牍出土较少的缺环。

《文物》2013年第6期刊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介绍了这批简牍的出土情况。2015年中西书局出版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公布了176枚简牍的图版及释文。2018年中西书局出版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每卷各收录简牍400枚，包括彩色及红外线原大图版、释文注释等。

87.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

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九龙仓（长沙）置业有限公司兴建的长沙市尚德街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大批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建筑基址、护城河、城墙、古井等遗迹。在其中的九口古井中出土了257枚简牍，残断较为严重，其中有字简和有墨迹的简牍171枚，无字简86枚。均为木质，形制包括木牍、小木简、两行简、封检、人形简、签牌、封泥匣、名刺、异型简及削衣等；内容包括诏书律令、官府公文、杂账、名簿、药方、私人书信、习字等；书体包括隶书、行书、草书和楷书等；时代为东汉中晚期至三国孙吴早中期，以东汉中晚期为主。为研究东汉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增添了重要的资料。2016年，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一书，该书上编为《长沙尚德街出土简牍古井发掘报告》，下编为《长沙尚德街出土东汉简牍及释文》，公布了这批简牍的彩色图版、黑白图版及释文。

88.散见汉简

除了成批出土之外，各地尚有零星简牍发现，撮其要者，大致有如下数种。

1951年至1952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203号西汉墓发现木牍9枚，在长沙市杨家大山401号汉墓获木牍1枚。详见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51年至1952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北郊五家岭201号西汉墓获封检9枚，在长沙东郊徐家湾401号西汉墓获木楬1枚。详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附录》，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陕县刘家湾23号汉墓获木简2枚。详见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一九五六年河南陕县刘家湾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1962年，南京博物馆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纲疃庄焦山东汉初期墓获木牍1枚，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详见南京博物馆《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纲疃庄汉木椁墓》，载《考古》1963年第6期。

1963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获木牍1枚，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详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盐城三羊墩汉墓清理报告》，载《考古》1964年第8期。

1972年，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文化局、云梦县文教局、云梦县文化馆联合发掘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木牍1枚，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详见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文化局、云梦县文化馆《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3年第9期。

1973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光化县五座坟发掘一座西汉墓，出土竹简30余枚，其中仅5枚存字，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详见湖北省博物馆《光化五座西汉墓》，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973年，南京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联合清理连云港市海州西汉霍贺墓，出土木牍7枚，仅1枚存字。详见南京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载《考古》1974年第3期。

1973年底，南京市博物馆发掘连云港市海州区南门大队纲疃庄西汉侍其繇夫妻合葬墓，出土木牍2枚，仅1枚存字，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详见南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侍其繇墓》，载《考古》1975年第5期。

1974年，北京市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丰台区发掘大葆台1号汉墓和2号汉墓。其中1号墓出土竹简1枚。详见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6期。

1975年，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在灵台县发掘马泉西汉墓，获竹简残片3枚，字迹漫漶。详见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马泉西汉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79年第2期。

1978年，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在临沂金雀山发掘11号、13号汉墓，出土竹牍残片8枚，字迹无法辨认，可能是随葬品清单。详见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1979年，南京市博物馆清理了江苏盱眙东阳1号汉墓至7号汉墓，在7号墓中发现木牍1枚，内容为人们向神灵祈福之词。详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盱眙东汉墓》，载《考古》1975年第5期。

1983年，江苏省扬州市博物馆在扬州市平山养殖场发掘3号汉墓，获木楬3枚，内容为随葬食品清单。详见扬州市博物馆《扬州平山养殖场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87年第1期。

1983年底，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发掘临沂金雀山28号汉墓时，获木牍1枚，字迹漫漶不识。详见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载《文物》1989年第1期。

198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威市韩佐乡五坝山3号汉墓时，获木牍1枚，内容为墓主死事文告。详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996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安顺宁古汉代遗址中的龙泉寺遗址时，获木牍1枚，残存13字，内容可能与司法文书有关。详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安顺市宁谷汉代遗址与墓葬的发掘》，载《考古》2004年第6期；杨林洁《安顺宁古木牍试释》，载《大众文艺》2018年第11期。

2000年，天津市考古队在蓟县发掘18口战国及两汉时期的古井，其中刘家坝乡大安宅村一口古井中出土1枚道教方术木牍。《中国文物报》2000年9月24日刊载梅运鹏等撰写《蓟县出土国内首见道教木牍文书》一文，详细报道了这次考古发现的全部文物情况。

2001年6月至7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对甘肃高台骆驼城遗址及墓葬区进行了发掘清理，其中5号墓出土“升平十三年”（公元369年，前凉末代王张天锡年号）木牍1枚，内容为死者衣物疏。《考古》2003年第6期刊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介绍该墓发掘和出土木牍情况，并公布了该木牍释文。

2001年8月，陕西西安杜陵陵区内一座汉代墓葬中出土1枚木牍，内容为《日书》，有始田良日、禾良日及粟、豆、麦、稻良日等，与睡虎地简《日书》“农事篇”相近。张铭洽、王育龙《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9辑、《国际简帛学会会刊》第4号）一文，公布了木牍内容。

2002年5—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疏勒河移民安置区今玉门花海乡上回庄西北约2公里的毕家滩对一处五凉十六国时期的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小型竖穴土坑墓55座，出土衣物疏木牍9枚，内容为记录随葬品衣物清单，两面分栏书写，而记录埋葬时间、墓主人名称与道家用语的文字则全部没有分栏书写。衣物疏中纪年最早为建元十六年，最晚为庚子四年和麟嘉十五年。有关介绍见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

2002年7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在连云港市海州区双龙村建设工地发掘清理了M1号西汉墓，在北椁室2号棺内出土一批木简，主要是名谒，记载河南太守、河南都尉、弘农太守曾派属下拜谒墓主的事实；在北椁室3号棺内出土1枚衣物疏木牍。有关报道见2002年7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

2002年11月至2003年1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宿迁市文化局、泗阳县广播电视文化局等单位对位于泗阳县城西北15公里处三庄乡夫庙村的大青墩汉墓进行发掘。墓中出土数十枚木牍。根据正南外藏椁盖板上烙印的“泗水王冢”，结合出土器物及文献资料，初步判定墓主为西汉泗水国的第四代王刘综或第五代王刘骏。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以“泗阳县大青墩汉墓”为题对此予以报道。

2002年，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对位于重庆云阳县旧汉坪的汉朐忍县城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简牍20余支，内容为记事等，2002年8月16日《中国文物报》予以报道。

2003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西县布隆乡九上村一处汉代烽隧遗址发掘清理木简33枚，竹简2枚，2005年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有介绍。

2007年9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考古人员联合对广南县牡宜村M1号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5枚汉文竹简残片，内容为记录随葬品的遣册。2008年，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书中收录该墓的清理报告，公布了竹简残片的图版和摹本。

2008年5—6月，湖北省宜昌博物馆在宜都市陆城镇中笔村一座编号为M1的西汉墓中发掘出土木牍1枚，长46.6厘米、宽6厘米、厚0.6厘米，内容为遣册。有关报道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8月29日第5版《宜都中笔墓地一号墓发掘收获》。

2009年1月，荆州博物馆对荆州高台墓地M46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9枚木牍，保存较差，缺字较多，内容多与钱数有关，应为账簿。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高台墓地M46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介绍了墓葬发掘及出土木牍情况，公布了木牍释文。

2009年9月19日，株洲市考古队在醴陵市城区解放路邓公塘发现一处汉晋时期遗址，找到两口汉晋时期的古井和两处灰坑（生活垃圾池）遗址，并出土一枚竹简和大量破损陶罐、青瓷等物品。其中，古井和竹简在株洲市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竹简上用墨迹书写的字体清晰可辨。考古人员初步研究认为，竹简记录的大概是阴阳五行之类的内容，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沈晓《醴陵邓公塘古井发掘汉晋简牍》（林小军主编《株洲年鉴2010》，方志出版社2010年版）简要介绍了相关情况。

89.南昌东吴高荣墓简牍

1979年6月，江西省南昌市文物工作者在南昌市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东吴早期高荣墓，出土木质名刺21枚、木牍2枚。木牍内容为随葬物品清单。详见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载《考古》1980年第3期。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该墓简牍释文。

90.湖北鄂城1号东吴墓木刺

1980年，湖北省鄂城县博物馆在鄂城水泥厂1号东吴早期墓获木刺6枚。详见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四座吴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82年第3期。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了木刺内容。

91.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木刺、木谒

1984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共同发掘马鞍山雨山乡的一座古墓，墓主人为三国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该墓出土名刺14枚，木谒3枚。详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年第3期。

92.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1996年7月至12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西南侧的平和堂商贸大厦建设工地的古井窖群进行发掘清理，共发掘古井50余口，在其中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大批三国时期的简牍，总计有10万余枚，其中有字简7.2万余枚，带字痕简3万余枚，另有4万余枚无字。已整理部分所见最早年号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最晚年号为吴孙权嘉禾六年，其中建安年号顺延至二十七。唯有一枚年号为“中平二年”。形制有简、牍、木楬、封检等。竹木简牍多残留编痕，原当编联成册，一般设二道编绳。简牍长宽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类：大木简形制特别，长49.8—56厘米、宽2.6—5.5厘米；小木简长24.2厘米左右、宽1.5—1.9厘米；竹简长22.2—29厘米、宽1.2—1.5厘米；木牍长23—24.5厘米、宽6—9.6厘米；木楬长7.5—11.2厘米、宽3.3厘米；封检长12—17.5厘米、宽5—6厘米。这批简牍大部分属于孙吴临湘县或侯国的文书。从目前已整理的情况看，其内容以户籍、各种名籍和赋税簿籍为主，也有官府的往来文书，涉及司法调查、军粮督运、借贷还债、征讨叛乱等事项，还有私人信件、名刺、封检等。

《文物》1999年第5期刊载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初步介绍了古井窖清理发掘及部分简牍的情况。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嘉禾吏民田家莂》，公布了第一批整理出来的大木简2141枚。莂为可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今见田家莂皆于上端大书“同”字或其变形，一侧或两侧有被剖分的痕迹。“嘉禾吏民田家莂”所记为嘉禾四年与五年收取租税事，文书写成于次年初。简文所记内容大体有三项：第一项记佃家情况，包括所在丘名、佃家身份、姓名、佃田地块数、佃田面积；第二项记佃家收成未收成的田亩数、交付米布钱的数额；第三项是田户曹史的审核签署，含日期及田户曹史姓名，末字署“校”。竹简目前已整理公布八卷，即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由文物出版社分别于2003、2007、2008、2011、2019、2017、2013、2015年出版。

93.湖南郴州三国吴简、西晋简

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对郴州市苏仙桥建设工地的11口汉代至宋元时期的古井进行考古发掘。在J4号古井中清理出三国吴简140枚，在J10号古井中出土西晋木简900余枚。

J4所出三国吴简，多残断，整简长23—25厘米、宽1.4—2.1厘米。简文中的明确纪年有赤乌二年、五年、六年，简文内容可分为簿籍类、文书书信类、记事类、纪年简、习字简及其他。《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全面公布了这批三国吴简的照片及释文。

J10所出西晋简，大多数是木质，仅见竹简两枚。长24厘米、宽2.2—4.1厘米、厚0.2—0.3厘米，另有封检和木楬各一。共909枚（含残简），其中无字简5枚。简文有明确的纪年，所见年号有元康、永康、太安等，均属晋惠帝司马衷。简文内容为西晋桂阳郡郡府文书档案，记事详细到年月日，内容涉及桂阳郡和辖下各县的概况、县城的规模和吏员设置、数量登记，桂阳郡辖区内的地理、道路邮驿、政府建筑物登记、人口、土地、物产、赋税、矿产资源、人文掌故，以及诏书政令或桂阳郡的上奏文书，祭祀社稷之神和先农，改火的记录等。《湖南考古集刊》第8集（岳麓书社2009年版）刊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公布了这批晋简的部分释文和照片。

94.南京新出孙吴、西晋简牍

2004年4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今南京城南的皇册家园建设工地发掘清理出40余枚木质简牍，简文纪年有孙吴赤乌元年、赤乌十三年、永安四年，以及西晋建兴三年。简牍种类有木简、名刺、签牌、符券、封检等，内容主要涉及米粮缴纳、道教符咒等，对当时经济、宗教以及地名、职官的研究、考订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法丛刊》2005年第3期简单介绍了木简的出土情况，并公布了部分木简的图版。

95.楼兰尼雅出土简牍

楼兰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沿岸，地当古丝绸之路孔道，魏晋时期为西域长史所在，一直沿袭到十六国前凉时期。尼雅遗址位于新疆民丰县北约150公里外的尼雅河下游，东汉魏晋间为鄯善精绝国属地。前凉海头城遗址位于楼兰遗址西南50公里处，西域长史后期治所，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入楼兰地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及考察队纷纷进入楼兰、尼雅地区进行发掘考察，主要有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美国人亨廷顿、日本大谷考察队的橘瑞超、瑞典人伯格曼等。他们在楼兰、尼雅遗址中共发现魏晋简牍及汉文纸文书728件，包括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楼兰所获277件，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在楼兰所获349件、在尼雅所获58件，橘瑞超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海头故城所获44件。

楼兰、尼雅遗址出土简牍与纸文书绝大部分为魏晋时期物。所见纪年以曹魏嘉平四年的残纸为最早，以前凉建兴十八年的木简为最晚，此外还有曹魏元帝的景元、咸熙，西晋武帝的泰始、怀帝的永嘉年号等。尼雅遗址所出木简见以工整汉隶书写者，或属东汉墨迹。楼兰、尼雅出土木简与残纸文书主要是魏晋时期西域长史统辖西域，进行屯戍活动时的公私文书；此外还有《左传》《战国策》《孝经》《急就章》、九九术等古籍及各式医方、历谱的残篇断简。

楼兰、尼雅出土简牍与纸文书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主要成果如下：斯文赫定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木简及纸文书见德国学者孔好古（August Conrady）《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1920年）；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分别见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丹丹乌里克、尼雅、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载《古代和阗》，1907年）、《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见马伯乐（Henri Maspero）《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953年）；橘瑞超所获见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1915年）。1914年，我国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王国维在此书《补遗》中考释了斯坦因在尼雅所获汉文文书，在《附录》中考释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海头所获“李柏文书”。1925年，我国留法学者张凤回国后依据从马伯乐处得到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照片及沙畹《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所附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所获简牍的照片，进行整理与释文，于1931年发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版）一书。1985年，林梅村综合上述成果，把各家刊布的文书编号与原报告出土号逐一核对，纠正其中的错误，将原著录一号多件者分成一件一号，对原整理的释文重新进行校订，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

96.新疆各地出土的佉卢文简牍

佉卢文简牍的应用时期与中原汉晋时期相当，亦为简、纸并用，通行于于阗、鄯善等塔里木盆地诸国。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获得佉卢文简牍及纸文书约1000件，其中721件出自尼雅遗址，48件出自楼兰遗址，6件出自安迪尔遗址，3件出自敦煌汉长城遗址。上述资料的整理及解读见波叶尔、拉普逊、塞纳、诺布尔等人所著《斯坦因爵士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佉卢文书集校》。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之初在尼雅遗址发掘出18枚佉卢文木牍，有关释读见巴罗《尼雅新出佉卢文书》，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院刊》。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枚佉卢文木牍，1件汉文纸文书背面写有佉卢文。

1905年，美国地质学考察队亨廷顿等人在尼雅获6枚佉卢文文书。

1907年1月，法国考察队伯希和在新疆库车苏巴什遗址掘获一批龟兹变体的佉卢文资料。

1902年至1914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掘获不少佉卢文文书。

1902年至1914年，德国探险队格伦韦德尔和勒柯勒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北部发掘大批佉卢文文书。

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尼雅遗址获66件佉卢文文书，同年在新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发现1枚佉卢文木牍。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河西走廊沙漠考察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发现数百枚佉卢文木牍露出地表，仅拣回40余枚作植物标本。

1980年4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罗布泊地区获1枚佉卢文木牍及写有佉卢文的织锦。

1981年，兰州大学吴景山在尼雅遗址获佉卢文木牍1枚。同年，新疆民丰县李学华、新疆博物馆和田地区文管所联合考察队分别获一批佉卢文木牍。

林梅村系统整理了新疆地区出土的佉卢文资料，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所撰《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97.武昌任家湾六朝木刺

1955年4月，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武昌任家湾清理一座六朝初期墓葬发现木质名刺3枚，其中仅1枚可见墨迹“道士郑丑再拜”字样。有关报道见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时期墓葬清理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98.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古城木简

1959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南疆考古发掘队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一带进行发掘和征集文物时，先后获得有字古代木简20枚，以及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纸片150余件，皆为魏晋以后之物。详见新疆博物馆《新疆巴楚县脱库孜沙来古城发现的古代木简带文字纸片等文物》，载《文物》1959年第7期。

99.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3号晋墓木简

1966年至196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群53号晋墓掘获泰始九年木简1枚，内容为买棺契约。详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1期。

100.南昌东湖区1号晋墓简牍

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街清理1号晋墓，获名刺5枚、木牍1枚。木牍内容为随葬衣物清单。详见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载《考古》1974年第7期。

101.武威旱滩坡19号晋墓木牍

198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威市松树乡上畦大队旱滩坡19号晋墓，出土木牍5枚。木牍文字见“升平十三年”纪年，知其为东晋武威地方政权前凉王张氏时期之物，内容包括墓主记事文书和随葬物品清单等。详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02.张掖高台常封晋墓木牍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张掖地区高台县罗城乡常封村调查时获木牍1枚，据书体及同出文物考察，当为晋代之物，文字漫漶，内容或为书信。详见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03.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雷焯墓木刺

2006年3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火车站站前广场施工工地发掘一座东晋墓，墓葬年代约为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墓主人为男性，名雷焯，字仲处。该墓出土木刺2件。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以“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雷焯墓”为题作了报道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