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献看，汉代不同书籍简册的长度是固定的，有着严格的规定。《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贾公彦疏：“郑作《论语序》说：‘《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六经都是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尧典》为《尚书》中的一篇，《尧典》二尺四寸，与六经同。《论衡·书解》：“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诸子书长一尺。《论衡·量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可知古代经传的重要性体现在简册的长度上，六经的长度要长于传记、诸子。

《史记·酷吏列传》：“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汉书·朱博传》：“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汉代法律类简牍长三尺，但也有二尺四寸的说法，《盐铁论·诏圣》：“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不管三尺也好，二尺四寸也好，《史记》《汉书》《盐铁论》都认为当时简牍的长度是统一的。

蔡邕《独断》：“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文字超过百字，要写在竹简上，竹简长两尺，短者长一尺，都有两道编绳，蔡邕《独断》称此为“《礼》曰”，可见当时已形成了固定的简牍制度。

在简牍出土之前，汪继培、徐养原《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等都曾对简牍的长度做过探究，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实物作参照，因此并无实质性进展。20世纪初，简牍出土之后，学者开始结合实物，对简牍的长度进行讨论，王国维先生说：“古策有长短，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而取一，其次三分取一，最短者四分取一……而五帝之书名‘典’，则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其来远矣。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牍则自三尺（椠），而二尺（檄），而尺五寸（传信），而一尺（牍），而五寸（门关之传）。一均为二十四之分数，一均为五之倍数，此皆信而可征者也。”[※注]王国维认为古代简册最长的为二尺四寸，其次为二分而取一，即一尺二寸，再次三分取一，即八寸，最短者四分取一，为六寸，简册的尊卑和长短有着密切的关联。

王国维的“倍分说”影响非常大，曾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钱存训说：“古代简牍的长度似有一定的规律，因其用途和重要性而异……汉代木牍的尺寸，皆为五寸的倍数，而战国竹简则为二尺四寸的分数。其不同的原因，大约是‘六’及其倍数为晚周及秦代的标准单位，而‘五’则为汉制。”[※注]但是随着出土简牍的增多，学者们发现简牍的长度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的“遣策”长70—75厘米，远长于汉代的六经及律令类简牍；《论衡·书解》记载诸子书一尺，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诸子著作长27.6厘米，也长于一尺，王国维的说法开始受到学者的怀疑。台湾学者马先醒先生说：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也说：

马先醒及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根据简牍实物，质疑王国维的说法，其证据是非常确凿的，王国维的“倍分说”今天已不被学者采信。刘洪石先生说：“古籍记载以及王国维根据文献所考证出来的并不确切，而从出土的实物来看，简牍长短、宽窄、厚薄不是绝对的，并没有固定的制度。有时，同时间、同性质、同内容的简牍，长短、宽窄、厚薄并不完全一样。”[※注]他认为“倍分说”不可信，进而怀疑简牍长度并没有制度可循。

虽然“倍分说”不可信，但仍有学者坚持王国维“简牍以长度别尊卑”是简牍制度的不二法则，黄盛璋说：“其一，为书之尊卑，如经与传记是也；其二，为用人之尊卑，如天子尺一牍与通用之尺度是也；其三，为用之事之隆杀，如尺五寸乘传之信与过关五寸之信是也。先秦两汉简牍应用，以斯说准之，固无往而不验也。”[※注]黄先生将“尊卑”细化为三个方面：书、人、事，并认为王国维“简牍以长度别尊卑”是简牍长度之定律，“无往而不验”。胡平生说：“战国楚墓遣册：以主之尊卑为策之大小；文书简册：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书籍类简：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律令类简：三尺法与一尺法。”[※注]胡平生与黄盛璋之说相近，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简牍分为“遣册、文书、书籍、律令”四类。张显成认为，简牍的长短形制从周秦到隋唐并无固定不变的尺寸常规，但其中也有一定的规律：表示内容意义重大者用长简，表示内容意义较轻者用短简，表示意义一般者用中等长度简，中等长度简为常规简。[※注]

上博简《缁衣》长54.3厘米，而上博简《周易》长44厘米，张家山汉简《庄子》长30厘米，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长约26厘米，上博简《缁衣》、张家山汉简《庄子》属于子书，而上博简《周易》、阜阳汉简《诗经》属于六经，上博简《缁衣》与上博简《周易》同出战国，而且是一批简，张家山汉简《庄子》与阜阳汉简《诗经》同出汉代，类似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一些，因此“简牍以长度别尊卑”直到目前，并未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

李学勤先生说：“现在从实物观察者，汉初还不能说存在系统的定制。”[※注]李先生认为汉初以前简牍并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林沄先生注意从实物论证简牍内容和长度的关系，他说汉代书写法律所用的简最长，达三尺，所以称为“三尺律令”，写有诏令目录的居延汉简长67.5厘米，正合汉尺三尺之数。书写儒家经典的简为二尺四寸（《论衡·谢短》《孝经钩命决》），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东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册，简长55.5—56.5厘米，正相符合。一般书籍用简长一尺，故称“尺书”（《论衡·书解》）或“短书”（《谢短》），现在已发现的大量汉简，长度大都和汉尺一尺（约23厘米）相当或相去不远，可以为证。为了突出皇帝诏书的地位，使用一尺一寸的简，故称“尺一诏”。林先生认为，汉代存在固定化的简牍制度，汉代简牍的长度因书写内容不同而有等差，简的长度从战国到东汉是逐渐缩短，逐步制度化的。[※注]

从文献记载看，汉代存在简牍制度，林先生只注重简牍长度与文献记载相合的一面，却忽视了文献记载与简牍实物不符的一面，他所说的简牍长度逐渐制度化，实际是在努力调和简牍长度与传世文献记载不一致的矛盾。高大伦先生认为经长二尺四寸是在汉武帝尊经之后才成为定制[※注]，我们认为，与专制王权相适应，简牍也应有相应的制度要求，汉代存在简牍制度是没有疑问的，但简牍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简牍制度不要拘泥的理解，文献所记的简牍长度，主要是指官方传抄的典籍、文书，对于民间抄写的典籍，其长度可能没有严格的规定。不同批次、不同种类的简牍之间似乎可比性不强，我们建议将简牍分为战国和秦汉两个时期，按文书、书籍两类，按不同的类别比较，如将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才能对简牍自身的规律有准确的把握。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简牍的容字是简牍制度的重要内容。程鹏万先生对简牍的容字作了统计，他说楚简上书写的是楚文字，字修长，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大，一般10厘米左右书写7—10字，30厘米左右的简容字20—25字，50厘米左右的简则容字40字左右，秦简一般10厘米左右书写11—15字，汉简一般单简容字在13—15字，比楚简单位距离容字要多。出土的简因时代不同，人们书写的习惯的不同，简上单位距离容字是有差别的。[※注]

程先生注意到简牍容字和时代、字体及写手的关系，对简牍的容字作了较好归纳。具体到某一篇，其字数大致相近，因此这是判断编联的重要参照，但具体到某一篇，有时字数相差较大，更需特别留意。如郭店简《性自命出》上半部分字数平均为25—26字，而下半篇为28—29字，字数对判断某些简牍是否为一篇有标尺作用，但又不能将它绝对化。

简牍要卷起来收藏，关于武威汉简收卷的方式，陈梦家先生说：

陈先生从篇题的次序到《燕礼》最后一简“毋自”二字的反书墨迹，对武威汉简的观察极为细致，判断非常准确，我们知道，竹简已经散乱，次序很难编联，陈先生对简牍形制的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其做法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有启发。但简牍的收卷，除了以最后一简为中轴，由后向前依次卷起，还有以第一简为轴，由前向后收卷的方式。

此外，钱存训先生认为简牍可以对折收卷：“古书的藏置，可能有两种不同形式：一为数简编成后卷成一捆；另一为折页形，每册简面相对，有如现今书籍的册页形式。”[※注]冯胜君先生以张家山M247《引书》支持钱先生的意见，他说：“钱氏所说的‘折页形’的存放方式，在出土实物中甚为罕见，钱氏书中亦未能举出实例。据我们观察张家山汉简《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其中《引书》一种，至少有部分简是以‘折页形’的方式来存放的。”[※注]张家山汉墓有积水，竹简《引书》在墓葬塌陷或其他重力作用下，位置可能移动、变形，因此我们认为钱先生的意见并未能得到张家山M247《引书》实质性印证，只是一种假说。

卷好的简牍，可以放在书箧、木笥中收藏，阜阳双古堆汉简、八角廊汉简、张家山汉简都存放在竹笥之内[※注]，清华简也伴有一木笥出土，学者怀疑木笥不是存放简牍的，原因有二：一是清华简最长达47厘米左右，竹简的长度要大于木笥的内长度；二是木笥上附有一枚残简，残简粘贴在木笥外面，而不是里面。但清华简中也有十几厘米的竹简，在墓葬积水浮力的作用下，竹简游离于木笥之外，也是可能的。河北定县M40炭化的竹简放在炭化的竹笥中，因此可以明确判定竹笥的作用，清华简是非科学发掘品，木笥与竹简的位置不可知，是否有其他木笥伴随出土，也不可知，因此对于清华简伴存木笥的作用，学界还未能有定论。

在简牍书写之前，要进行形制的修治，使简牍长宽整齐，简面光滑、平整，利于书写、查阅。在竹简修治过程中，杀青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风俗通》：“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明代姚福《清溪暇笔》不同意此说，他说：“古者著书以竹，初稿写于汗青。汗青者，竹皮滑如汗，以其易于改抹，既正则杀青于竹素。杀，削也，言去其青皮而书竹白，不可改易也。”姚福认为简牍的抄写要经过两次，首先抄写于竹青面，竹青面光滑如汗，易于涂改，等改好后，将有字的竹青面刮去，写正文于竹黄面，他所理解的杀青就是将竹青面的初稿文字及青皮一同刮去。

马先醒先生说：“汗青、杀青虽同为治简方法，但二者之方式与作用当有不同，前者系以火炙之令汗，旨在使免虫蠹；后者系以刀削出青皮，旨在免皮滑改抹。”[※注]马先生认为“汗青”与“杀青”是两回事，汗青是使简牍受热出汗，杀青是用刀刮削简牍的青皮。程鹏万先生以仰天湖M25和马王堆M1、M3出土的竹简为例，简册的背面如果不书写则不用刮去青皮，他认为“杀青”指去掉竹子水分的过程。“杀青”是为了达到易书不蠹的目的。用火烤过的竹简不但利于保存，而且还能起到定型的作用。[※注]程先生以简牍实物为据，证明《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风俗通》可信，是非常可取的。

随着出土简牍实物的增加，学者逐渐认识到汗青与杀青其实是一回事。商承祚先生曾对“杀青”的过程有过推测，他说：“竹简制造过程，首先杀青。所谓杀青，是将圆竹用火烘烤，使青皮油面焦化，然后刮去焦面，剖制成简，避免日后被虫蛀蚀。”[※注]高大伦先生认为汗青不是使简牍“青皮油面焦化”，而是用火炙烤竹黄一面，当背向火的竹青一面都被烤出汁（汗）了，即说明烤干烤透，不会被虫蛀，可以用作书写材料了，竹青面出汗是当竹子炙烤到一定程度时呈现出的一个现象，以此为准，可以判别是否达到了要求。[※注]1957年，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工具箱中装有竹刀，但竹刀是修改墨写字迹之用，并非用来刮削简牍青皮。高先生之说更为近真。

陈梦家先生说：“出土木简（引者注：武威汉简）表面有光亮，似涂胶质者。”[※注]陈先生最先注意到武威汉简表面似乎涂有胶质，但不敢肯定。石雪万先生在尹湾木牍的脱水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他说因胶体比重比醇液大，故在醇替代脱水时发现了沉积玻璃夹片底部颜色较深的胶体，经采集干燥后成胶片状，已有南京文保所分析鉴定，所以木牍的制作过程中，也有类似竹简的制作过程，并比竹简多一道上一层胶液的工序。[※注]石雪万先生认为木牍比竹简的制作多一道涂油的工序，但考古发现证明，竹简也有这道涂油的工序[※注]，因此涂油可能是简牍修治的一道工序，但并不是所有的简牍都涂过油，至于涂的油是何种油，具体工序如何操作，这都是需要学者继续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