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言：“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说文》：“编，次简也。”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时竹简的编绳多数已经腐烂，竹简先后顺序也被打乱，因此研究出土文献中一项基础的工作，是对原本散乱无序的竹简进行编联。简文的编联，首先是按竹简的长度、形状、字体归类，这就是通常说的分篇或分卷；然后按竹简的简端、简尾、契口位置等因素对相关残简进行调整，称为“拼接”；再依照文义脉络、句式对仗、行文语气等因素将竹简排序，即是“编联”；最后得到一个尽可能与文本原貌符合的文本，就是“复原”。我们下面按此顺序依次讨论。

研究简牍的分篇、分卷，主要依靠的是形制、字体。李零说：“竹简整理，形制、字体的分类是第一步，内容的分类是第二步。我们分析简文是否属于同一类，首先是靠字体和形制，而不是内容。”[※注]李零先生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形制先于内容是一般的情况，但不要绝对化，有些字体简与其他简字体有所区别，但仍属同一篇，如郭店简《性自命出》。下面我们谈几个简牍研究中分篇的具体事例。

上博简《从政》原分为甲、乙两篇，甲篇有19支简，乙篇有6支简。陈剑指出本篇没有篇题、篇号，仅甲篇第19简这一支简的简末文句抄完后留有空白，表明其为一篇之末简；甲、乙两篇在简长、字体、编绳数目与位置等方面也看不出什么明显差别。整理者据以分篇的根据“两组竹简长度各异，编绳部位亦不相同”，其实相当薄弱。因为所谓乙篇中只有一支整简，即第1简。而此简长42.6厘米，跟甲篇的几支整简5、8、11、18长度完全相同。甲篇余下的三支整简第1、15简长42.5厘米，第19简长42.8厘米，也没有多少出入。所谓编绳的位置问题，细看图版，也很难看出两篇有什么不同。[※注]陈先生将二者编为一篇的做法是正确的，其最关键的证据就是竹简形制。

我们认为上博简《内礼》与《昔者君老》应合编为一篇[※注]，《昔者君老》所讲的太子之礼与《内礼》篇名“内礼”相符合。福田哲之还指出，《内礼》附简的字体与同篇其他简不同，似应归于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我们将《内礼》附简与《内礼》等其他篇目字体对比如下：

上博简《内礼》与《昔者君老》等篇简长对照：

上博简《内礼》中契口与下契口的距离是21厘米，《内礼》附简中契口与下契口的距离约为18.3厘米，《季康子问于孔子》中契口与下契口的距离约为18.2厘米。上博简《内礼》下契口距底端的距离是0.8—1.1厘米，《季康子问于孔子》下契口距底端约1.3厘米，《内礼》附简第三条编痕距底端约1.3厘米，上述下契口及第三条编痕距底端的距离，是决定《内礼》附简应归入《季康子问孔子》而不是归入《内礼》的关键性证据。上博简《内礼》附简讲的是与姑姊妹有关的礼仪，从内容上看与《内礼》近而与《季康子问于孔子》远，这也是整理者将《内礼》附简附于《内礼》篇的原因，但由于简长的差异和字体特征的不同，上博简《内礼》附简还是应归入《季康子问于孔子》。

《鲁邦大旱》《诗论》《子羔》的分篇问题，曾一度是学者讨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鲁邦大旱》6号简、《子羔》14号简有两个墨节符号，是篇章结束的标志，从而推断《诗论》简文，也应有一个标志篇章结束的符号。而经学者调整之后，《子羔》背部题有篇名“子羔”的5号简排在倒数第三的位置，从而论定《子羔》在这三部分简文里应排在最后。简牍形制中有很多例外现象，我们认为《鲁邦大旱》6号简、《子羔》14号简都有两个墨节符号，不能必然推出《诗论》有两个墨节符号。更为重要的是《诗论》首简“……行此者，其有不王者乎”是《子羔》前部分问三王之教的残留，取消了《子羔》排在三篇最后的可能性。实际上，李零主张《诗论》与《鲁邦大旱》《子羔》三者合为一篇，称为《子羔》，其主要依据是《子羔》与《诗论》的内容写在同一支简上。[※注]现在我们看放马滩秦简《日书》，也有不同篇内容写在一支简上的情况，虽然三篇形制、字体相同，都是孔子所言，但三篇思想内容有明显不同。我们认为目前三篇是否合为一篇尚不能论定。

上博简《武王践阼》发表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认为简文应分为两篇，“第1简到第10简为一部分，讲师尚父以丹书之言告武王，武王因而作铭；这部分下有脱简，并非全篇，其原貌当与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全篇近似。第11简到第15简为另一部分，讲太公望以丹书之言告武王，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前半段亦相近似，唯主名不同，也没有武王作铭的记载。简文这两部分的抄写风格不同，应为不同书手所抄，因此也可以视为甲乙本”。[※注]上博简《武王践阼》形制、字体相近，由于抄写风格、内容不同，所以分为甲、乙两本。郭店简《性自命出》简1、40、41的字体、字间距与其他简不同，但却属于一篇。因此形制、字体虽是判断分篇的最重要参照，但我们却要避免将此原则绝对化。

竹简的拼接首先要看简端、简尾和契口的位置，不仅要看茬口是否相合。两段残简拼合后的长度是否与整简的长度相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要看内容，上下文是否顺畅，语气是否通达，兼顾各个因素，是准确拼合的关键。

关于上博简《内礼》的编联，整理者认为，第6、7、8三支简可依次拼接，房振三、林素清等赞成其说。房振三认为，第6、第7简都是论述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孝子”，第8简虽有残缺，但整体上是阐述“孝子”应该如何立身行事的，整理者所排列的更近原文面貌。[※注]魏宜辉认为简序应是6+8+7，他说“君子事父母……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怜而任（简6）之，如从己起……（简8）”，这与《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的“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十分相近。[※注]董珊、曹建敦等赞成其说。[※注]简6“止之而不可，怜而任”与简8“之，如从己起”上下文相应，而且分别是父母之行中道、不中道的两个方面，所以残简6、8的拼接是正确的。

断简缀合是将全部残简集中整理，力争找到断失者，经拼接恢复到原有的长度，使其尽可能完整。这一工作遵循以下五个阶段六种方法进行。五个阶段即全面熟悉简牍的现存情况，包括出土地点、层位堆积、同地点同层位纪年简的保存现状和完整及残断程度、简牍内容和类别及各种简牍的基本特征、书写格式和书体特点、完整和残断简的比例等；以发掘出土单元为基本单位，将完整与残断简区别开来分析考察研究；将完整简提出，不完整者与本单元邻近相接的其他单元再进行缀合；逐步减少残断数量，扩大单元缀合范围，仍不完整者可与所有单元缀合；系统整理检验，肯定正确者，排除错误者和把握性不大者。具体缀合从六种角度开展研究，即简牍用料和残断特征、简牍残断情况分析、书法字体特征、简牍时代特征、文书类别判定、文书用语和文字分析。这五个阶段和六种方法是断简缀合工作的主要程序，五个阶段必须逐步进行，而六种方法必须同时使用，互相印证，最后确定。[※注]

简序编联是文献复原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展开的前提。李零曾对竹简的编联有一段生动的描述：“（编联）在简文整理中是基础工作。这一工作是最初步的工作，但也是最关键的工作。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工作有多麻烦。第一，整理者着手整理时，茫无头绪，一团乱麻，他们颠三倒四团团转，花去的时间比后来要多得多。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干好了没人夸，干坏了有人骂。人们记住的是结果，忘记的是过程，甚至就连结果都不过是后来的铺垫。第二，这种工作，整体性很强，连续性很强，不可能多头并进，时断时续，而只能由一两个人负责，在一段时间里，集中精力，连续作战，趁记忆清楚，趁联想还在，跟手剪贴，跟手调整，一次性完成。”[※注]

编次、编号、编绳、契口都是与竹简编联有关的几个重要因素。编次是简牍篇章前后的顺序，如武威汉简《仪礼》（甲本）简1背面写篇次“第八”，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篇首列五十二个小标题的名称，帛书《养生方》则将小标题附于篇末，这些信息的存在大大降低了编联的难度。

简册上的编号，又称叶数，是后世书籍页码的滥觞，有学者认为是书写者在书册编册后，为防止日后编绳朽断造成顺序混乱而标上的。[※注]简牍有先写后编的，如敦煌《永元兵物册》有些字迹被绳盖住，属先写后编。武威汉简《仪礼》编绳处留有空白，属先编后写。以此类推，我们怀疑编号也有先写好后抄写的可能性。编号一般写于简册下端，或写于正面，或写于背面。武威汉简《仪礼》甲本编号写在竹简正面下端，而《少牢》《有司》编号则写于简背。编号也有写在竹简上端的，如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慈利楚简页数或居简背上端，或居中，或居简末，单数有一、二、三、五、七、九，双数有十和廿、三十合文，还有它们组成的编码及×符号。[※注]

陈梦家根据武威出土《仪礼》叶数编法，归纳出有下列几类：一是一个顺序贯穿全篇，王家台秦简《灾异占》每简的简尾皆有数字，最大者为“百一”，最小者为“一”，这些数字表示的是竹简的顺序；二是前一部分有编号，后一部分没有编号。如武威汉简《仪礼·特牲》，可能是原有旧简二次利用的结果，后十三支简是新简，未统一编制页数[※注]；三是两个以上顺序并用，武威汉简《仪礼·少牢》编号先排至三十一，又从一重排至六，张显成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书手前后有变化；二是不同书手同时进行抄写，各自编排页数。[※注]我们怀疑与抄手关系不大，可能是抄写内容时，竹简不够用，不得不使用另外一些已编号的竹简。

《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刘向《别录》：“《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缥丝绳即编绳，《说文》《独断》说简牍编绳“二编”，但出土简牍的编绳数却是二道至五道都有，上博简多是三道编绳，武威《仪礼》甲本、乙本《丧服》四道编绳，武威《仪礼》丙本五道编绳。如何确定使用编绳数，似乎也没有定规，郭店楚简大多数是两道编绳，但其中最短的竹简使用了三道编绳。因此有些学者说“简册使用编绳数量与简的长短有关，简越长则编绳的数量越多”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晋书·束皙传》记载汲家出土的《穆天子传》以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述襄阳楚冢出土的《考工记》以青丝编，王家台秦简多为麻绳，信阳古书是以黄色丝线编联，杨家湾竹简用帛带编联，其他用丝纶。简牍由于出土时编绳多已朽坏，因此只能从残存的痕迹来推断编绳所用之质料。

编绳易滑脱和移动，于是在简侧雕刻三角形契口，用来固定编绳，契口的位置分三种情况：一是多数刻在简的右侧；二是刻在左侧；三是有的简刻在右侧，有的简刻在左侧，如上博简《曹沫之阵》，这种契口交叉固定，左右均衡，最为牢固。有论者契口与册叶书的鱼尾联系起来，提出“鱼尾起源于编绳契口”，并起到“检索文字提示符”的作用。[※注]由于编绳朽坏，在简牍照片上一般没有编绳痕迹。编联正确的残简，其契口与其他契口的位置相差无几，如果相差太多，就证明编联存有问题，因此契口就成为竹简编联的重要参照。

竹简编联的根据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因素来把握，所谓外在因素，大致包括竹简的形制如长度、宽度、编线的道数与间隔，书写风格如字体、密度某些特殊用字以及标识符号的采用，等等。而内在因素则是指词汇、句式、体裁和内容。只有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不断推敲，反复改进，才能取得比较合乎原初面貌的编联效果。[※注]

简牍复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者的不断努力，我们在简牍复原方面谈一下字迹的作用。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字形”“书体”的断代标准[※注]，后来有学者甚至把“字体”作为甲骨文分期的唯一标准[※注]，可见字体在甲骨文分期中的基石作用。受此影响，学者纷纷撰文凸显字体在简牍研究中的作用。

郭店简《语丛三》多格言类短语，复原缺乏参照，龙永芳提出通过字迹差异分类编联的方法。[※注]林素清根据字迹的情况，认为原被整理者分别发表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的《内礼》与《昔者君老》可以重新编联[※注]，此说得到日本学者井上亘响应。[※注]陈剑从“简长、字体、编绳与位置”等方面出发，将上博简《从政》甲、乙篇合编为一篇[※注]，对上博简《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两篇进行重编。[※注]

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简牍复原研究中，字体始终不能成为对简牍复原的“唯一”标准，必须和形制、内容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在甲骨文中，贞人虽不是抄手，但和抄手在生活时间上有重合，使贞人与字体有一定对应关系。但简牍文字与甲骨文不同，甲骨文没有底本可抄，而简牍往往有一个底本，这就可能使抄手受到底本的影响，在抄手文化水平低、对底本不熟的情况下尤其明显，因此很难建立抄手与字体之间明确无疑的对应关系，字体在简牍研究中的作用也明显逊于它在甲骨文研究中的基石作用。

我们将简牍文本整理分为分篇、拼合、编联、复原四个阶段，虽然它们有次序上的先后，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又是经常重合在一起的。陈剑认为竹书整理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竹简的分篇，需要关注竹简形制和书手字体；二是竹简的拼合，需要关注简长、契口和编绳痕迹以及拼合处茬口形状和残字；三是竹简的编联，关键在于注意行文脉络，寻找排比句式或相近的句式、前后反复出现的覆上之文、归纳之文等，同时还要注意排除两简连读处存在误字、衍文、倒文等的干扰；四是竹书全篇的复原，一般是先整理出若干个小的拼合编联组，然后再复原出全篇，其间要考虑全篇的行文特点及完整情况，由此可以决定复原到什么程度，以及各编联组有无连读的必然性的问题，还要重视篇题简、篇末简的作用。[※注]陈先生的学术经验，使人深受启发。简牍一经散乱，就很难回到原处状态，我们只有统筹兼顾、细心探求，凭坚强的证据、严谨的推理，使简牍的复原尽可能接近原貌。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在多数情况下，简牍的完全复原是达不到的，有的只是尽可能地接近。